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 十六岁
4月27日，同盟会举行广州起义，七十二人殉难。起义震动全国。 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各地纷纷响应，两个月内，十四省宣布独立。 12月16日，袁世凯就任清廷总理大臣。18日，袁世凯派唐绍仪与南方革命军政府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开始谈判。25日，孙中山回国。29日，十七省代表于南京开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1日，各省代表据孙中山提议，议决采用公历纪元，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正月一日。
是年，詹姆斯《哲学诸问题》（遗稿）出版。
年初 考取中州公学中学班。[1]同班同学有张仲鲁、张遂青等。学监为暴式甫。《自序》记此校云：“这个中州公学，确实是当时河南的一些比较进步的绅士所办的。它除了法政班之外，还设有中学班。中学班恰好在年假后招新生。高小毕业，或有同等学力的人，都可以报考。伯父决定叫四哥去报考。大哥、二哥向我母亲说，说我也应该去。母亲也同意了。……中州公学的中学班，设在开封南关外，据说是从前的一个书院。考试又分为初试和复试两次。我初试考了第二名，复试第一名。四哥和其他高小毕业的人都落在后边。当时我自己也有点惊奇。中州公学的监督是杨源懋，他的官衔是翰林院编修，在开封以绅士资格办中州公学。他不常到学校来，也没有和学生讲过话。不过所请的教员都是有比较进步的思想的人，据说有些人还是同盟会的人。当时我感觉，这个中州公学，好像是同盟会在河南的一个机关，因此学生们对于他都很敬佩。”（《全集》第一卷，第29—30页）
暑期 回唐河，与吴太夫人之侄女吴淑贞结婚。
9月 返校开学。《自序》云：“暑假过后再来，才知道杨源懋在暑假中病逝。同学们都很惋惜。在他的灵柩上火车回原籍的时候，全体学生都跟在灵柩后边，哭着送到车站。听见旁边过路的人说，这是谁？有这么些孝子！”（《全集》第一卷，第30页）
10月 武昌起义后。学校停课，先生与堂兄大哥培兰、二哥瀛兰、四哥湘兰（均为云异公之子）雇马车沿京汉铁路回唐河。《自序》记此云：“我倒很愿意这样走，因为想看看铁路通以前人们旅行的情况。……车走到汝坟桥，住在一个店里，墙上都题满了诗。……我听说我父亲在汝坟桥的一家店内，在墙上写了几首诗，当时很传诵，我就在我们这个店里墙上找，事有凑巧，他住的果然就是这家客店。我一找就找着了他的题壁诗……这些诗大概是己丑至戊戌年间，父亲会试落第回家过汝坟桥，在客舍写的。”（《全集》第一卷，第31—33页）是时吴太夫人应县教育局长、族弟吴简斋之请在唐河老君庙街西姚宅任端本女学学监。吴夫人淑贞、先生之胞妹恭兰即在此女学就读。“我到女学里去见母亲，母亲谈起了办学经过。她说，她自己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吴清芝，还印了名片。这是她第一次走出家庭的范围，到社会上办事。她本来是一个极有才干的人，有机会到社会上做一点事，自然很高兴，心情很舒畅。但是她教学生的宗旨，仍然是贤妻良母。她对我说，她向学生们说，旧规矩还是要遵守的，叫你们来上学，是教你们学一点新知识、新本领，并不是叫你们用新知识、新本领代替旧规矩。这正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全集》第一卷，第33页）“先妣尝曰：‘吾办学校无他长，惟使师生间和而已。’”（《行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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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州公学办于1907年，由河南省教育总会长李时灿在开封南关外繁塔寺旁明道书院的旧址上建成。杨勉斋任监督时期该校成为同盟会人员从事革命活动的基地。1913年改名为河南农业专科学校，1927年并入河南大学农科。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壬子） 十七岁
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同日，中华书局在上海成立。3日，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2月12日，清帝溥仪逊位。次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3月10日，袁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5月3日，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严复任校长。 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开成立大会，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主张实行政党政治，成立责任内阁。 10月7日，康有为、梁鼎芬等在上海成立孔教会。24日，教育部颁布《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是年，詹姆斯《彻底的经验论》（遗稿）出版。
是年 春节前，唐河光复。先生于春节后回开封中州公学上学。后转学入武昌中华学校。是年冬，至上海入中国公学预科。《自序》云：“中华民国成立了。我于民国元年春天又到开封中州公学上学，可是从杨源懋去世以后，学校大不如前，教师的阵容也不整齐。湖北有个绅士名叫陈时，说他奉父命捐款在武昌办了一所学校，叫‘中华学校’，以黎元洪为校长。当时黎元洪的威望很高。我想转到武昌上学，写信回去同母亲商量。大概是因为武昌是旧游之地吧，一说母亲就同意了。我到武昌上了中华学校。校舍是原来的粮道衙门。这所学校后来改名为中华大学，出了一个有名的学生，就是恽代英。我在中华学校不久，又听说上海中国公学要招生了。这所学校倒有一段光荣历史。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一次不满意日本政府对中国学生的待遇，集体回国，自办学校，名为‘中国公学’。创办的时候，也出了一个有名的学生，就是胡适。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中国公学也停办了。这时候，中国公学又恢复招生，推举黄兴为校长。用黄兴的名义向各省发出电报，叫各省选派学生。河南省很重视这件事，决定选拔二十名学生，到上海中国公学上学，每人每年发官费二百两银子。河南省决定以后，发出通告在开封招考。我同几个同学回到开封应试，被录取了，我就于民国元年的冬天同其余十九人一起到上海，进中国公学。……校舍在吴凇炮台湾。校舍是一座按当时标准说相当漂亮的洋楼，单独地建筑在炮台湾车站附近，四周并无居民。”（《全集》第一卷，第35页）
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癸丑） 十八岁
2月4日，国会选举，国民党获胜。 3月20日，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22日，康有为主编《不忍》杂志在上海创刊，主张尊孔复辟。 6月，袁世凯下令恢复学校祭孔典礼。 7月，江西等地宣布独立并组织讨袁军，史称“二次革命”，不久失败。 9月27日，孔教会在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袁世凯派代表参加。 10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故宫太和殿就任正式大总统。 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26日，袁世凯接见孔子后裔衍圣公孔令贻，授予一等嘉禾章。
上半年 开始在中国公学上学。不久，即由对逻辑的兴趣萌生学哲学的志向。“到了民国二年春天，终于开学了。……闲了到江边走走，倒也觉得有点像世外桃源。我只是喜欢到河南路棋盘街那一带，那里书店很多，我喜欢买书，那二百两银子花不完就买书，也买了一些大部头的书，如‘廿四史’之类。”（《全集》第一卷，第35—36页）“无论如何，我总算是免于学习做传统的八股文，开始读一些从西洋的报刊上翻译过来的文章，学了一点当时所谓新学或西学。学的目的还是‘学而优则仕’。……我有一门课程是逻辑，所用的课本，是耶芳斯的《逻辑要义》。先来了一位先生，他公开地把这本书当一本英文读本来教。……后来又换了一位先生。他倒是有意要讲点逻辑，可是他实在不懂什么是逻辑。我当时对逻辑很有兴趣，就自己学习。这本书的后面有很多练习题，我就自己做练习。有一道题，实在做不下来了，我就去问这位先生，他想了一会儿说：‘等下一次告诉你。’可是，他以后就再不来了。……当时在中国，稍微懂得一点逻辑的人实在是很少有。……我学逻辑，虽然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但是这个开始引起了我学哲学的兴趣。我决心以后要学哲学。对于逻辑的兴趣，很自然地使我特别想学西方哲学。”（《全集》第一卷，第168—169页）
暑期 回唐河度假，方知吴夫人淑贞已病故——恐影响在外求学，吴太夫人未将噩耗函告先生。“先妣亦不令照顾家中事务，盖恐分其为学治事之心……计自友兰等十余岁出外游学……从未接一招归之谕，或言家事困难之书。”（《行状》）
9月某日 脱李董邨蛙图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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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画今存三松堂。李董邨，生平事迹不详。
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乙卯） 二十岁
1月，任鸿隽等筹办之《科学》杂志在上海创刊，该刊倡言民权与科学并重，首创汉字横排版，采用西式标点符号。 5月9日，袁世凯接受日本所提“二十一条”，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各地出现抵制日货高潮。全国教育联合会规定各学校以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 8月，杨度、严复、刘师培等成立“筹安会”，公开鼓吹恢复帝制。 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陈独秀于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是月，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出版。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改明年为洪宪元年。25日，蔡锷等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声讨袁世凯。各地纷纷响应，宣布独立。
上半年 经中国公学同学金松岑介绍，与任载坤女士订婚。任载坤，字叔明，河南新蔡人。生于光绪二十年二月二十二日（1894年3月28日）。时年二十一，正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
下半年 毕业于中国公学，在上海考入北京大学。原报考法科。入学后转入文科哲学门，开始学中国哲学。同班同学有孙本文、黄芬、胡鸣盛、李相因、谷源瑞、陆达节、唐伟、嵇明（即嵇文甫）等十二人。在马神庙上课，在中老胡同住宿——与同学合租一四合院，每人一间。“当时的北京大学，有文、理、法、工四科，报考文科的预科毕业生很少，因为文科毕业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出路，只可当个‘教书匠’。于是当局就为文科大开方便之门，规定报考文科不要预科毕业文凭，只要有同等学力就行。我有大学预科毕业文凭，在当时说，也是一种资格。我在上海北京大学招考办事处报名的时候，说的是要报考文科。那位办事处的人大为惊异，他说：‘你既然有文凭，为什么不报考法科呢？法科毕业后出路好。’我坚持要报考文科。那位先生说：‘好吧，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还是先报考法科，等到入学的时候，如果你还是要上文科，可以申请改科，由法科改文科，那是没有不准的。如果你现在就报文科，将来你再想改到法科，那就非常困难了，你会后悔莫及的。’我听了他的话，就写上报考法科。等到9月间入学的时候，我还是申请改入文科，果然一申请就准。……但是并没有达到我原来要学习西方哲学的目的。当时的北京大学，照章程上说，有三个哲学门：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门和印度哲学门。实际上是印度哲学门压根就没人提。西洋哲学门，本来说是要在1915年开的，可是只找到了一位教授，名叫周慕西，不久他就去世，所以也开不成了。已经开的只有中国哲学门，这个学门已经有了比我高的一班，我们这班算是这个学门的第二班。……我虽然没有达到学习西方哲学的目的，但是在中国哲学这一方面，我却是大开眼界。我开始知道，那些八股、策论、试帖诗之类的东西，不过是应付科举、骗取功名的一种工具，并不是学问；我虽然读了一些古书，但是对于真正的学问还没有入门，也不知道门在哪里，现在总算是摸着一点门路了。……中国哲学门里有三门主要的课程。一门课程是中国哲学史，讲二年。还有诸子学和宋学，这是两门断代哲学史。‘宋学’就是宋明哲学史……此外还有些专家和专题的功课。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位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当时的教授先生们所有的哲学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全集》第一卷，第169—171页）“在北京，在中国文学方面，深受章太炎弟子的影响；在中国哲学方面，深受陈介石的影响。”（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附录之《履历》）“马叙伦（夷初）给我们开了一门课，叫‘宋学’。上了一个学期，他因为反对袁世凯准备称帝，辞职回南方去了。临行时哲学门的学生们开会送行，照了一张相片，他在照片上写了长篇题词。”（《全集》第一卷，第269页）入北大前，曾往谒张嘉谋，请为保证人。“民国四年友兰入都，将肄业于北京大学，先生是时为众议院议员。乃始谒先生于象坊桥草厂寓庐，请为保证人。承先生亲送入学。在大学中又获交先生嗣君文涛，因以过从益密。”[1]
是年 与景兰先生合编台异公遗作《复斋遗集》。“我同弟景兰于民国初年收集其遗著，编为《复斋遗集》七卷，第一至第二卷，判牍；第三卷，《勘川汉铁路记》；第四卷，诗；第五卷，文；第六卷，杂著；第七卷，附录。”（《〈梅村诗集·梅花窗诗草·复斋遗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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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先生之《梅溪文钞（稿）序》。张嘉谋（1873—1941年），字中孚，号梅溪，河南南阳人。1897年中举，曾任清内阁中书。戊戌变法后全力办新式学堂，献身河南教育事业。曾任河南省图书馆馆长、河南古迹研究会主任委员，主持重修《南阳县志》，参加编纂《河南通志》，任《河南疆域沿革考》撰修。
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丙辰） 二十一岁
3月22日，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号，仍自称大总统。 5月9日，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 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声讨声中忧惧而死。 8月1日，黎元洪就任大总统。 9月起，《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 12月26日，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
5月至7月，梁漱溟在《东方杂志》连载《究元决疑论》。10月，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分三编，第一编上古哲学史（古代及儒家，道墨诸家及秦代），第二编中古哲学史（两汉，魏晋六朝隋唐），第三编近世哲学（宋元，明清）。是年，杜威《实验逻辑学》出版。
是年，罗依斯去世（1855年生）。
是年 仍在北大哲学门求学，任班长。
暑期 回唐河省亲，为胞妹恭兰讲古代诗文。“当时北大中文系有一位很叫座的名教授，叫黄侃。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我也常去听讲。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从前连名字也不知道。黄侃善于念诗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高声念一遍，听起来抑扬顿挫，很好听。他念的时候，下边的听众都高声跟着念，当时称为‘黄调’。……黄侃也常出题叫学生做诗。有一个本系的学生不会做诗，就叫我替他做。我做了几首拟古诗十九首的诗，他抄好送给黄侃，黄也居然加圈加点，还写了赞赏的批语。我的这种课外学习，倒是在我家里发生了作用，那就是：我把我的一知半解传授给我的妹妹沅君，引导她走上了文学的道路。自从我们从崇阳回老家以后，沅君就不上学了。我从北大放假回家，在家中也常念诗念文章，沅君听了很爱慕，就叫我教她。我照着黄侃的路数，选了些诗文，给她讲，教她念。她真是聪明绝顶，在一个暑假的很短时间内就学会了，不但会讲会念，而且会写，居然能写出像六朝小赋那样的小品文章。”（《全集》第一卷，第36—37页）
约是年 应张广舆之邀加入清华天人学会。“在清华上学的张广舆（张仲鲁）原是我在开封上中学时候的同学。他同我说，美国大学中有一种兄弟会，在清华他们也组织了一个，叫‘天人学会’，希望我也入会。我同意了。到清华开了一次会，每人发了一个本子，其中载有会员名录。我记得会员有吴宓（现在重庆华西师范学院）、吴芳吉（已故）、汤用彤、曹理卿（曹明銮）、张广舆等。”[1]
是年夏 景兰先生考入北大工科地质门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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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先生1968年2月15日所写《再补充交待》。
1917年（中华民国六年丁巳） 二十二岁
1月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1]实行大学改制，倡导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并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因此由上海迁到北京。是月，胡适于《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2月，陈独秀于《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 7月1日，张勋在北京发动兵变，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12日，段祺瑞所部进入北京，张勋逃入荷兰使馆。17日，段祺瑞解散国会，废弃《临时约法》。孙中山开始倡导“护法运动”，复辟破产。冯国璋继黎元洪为大总统。 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孙中山宣言“根除奸凶，恢复约法”。 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
9月，胡适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任教，讲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等。10月，梁漱溟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任教，讲印度哲学，声明“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是年，杜威《创造的智慧》出版。
1月9日 先生与全校其他同学一起，听蔡元培训词，[2]训词略谓学生应抱定宗旨（指读书为研究高深学问，不为做官发财），砥砺德行，敬爱师友。“1915年的北京大学还基本上是封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学校。蔡元培于1916年（当作‘1917年’——蔡按）底到北大当校长，作了一系列的改组和改造，才使北京大学开始转变为资产阶级思想占统治地位，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开始传播。这就是五四运动在北大的开始。当时我们身在其中的学生，觉得心胸一天一天地开朗，眼界一天一天地广阔。”（《全集》第一卷，第171页）
2月18日 购得谢无量《中国哲学史》。
3月3日 购得释德清《庄子内篇注》（光绪十四年金陵刻经处本）。
6月 与孙本文等开会送别哲学门毕业班同学陈钟凡等并合影。[3]
暑期 仍回唐河，为恭兰讲古代诗文，并支持恭兰考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报考时，恭兰已改名叔兰。“等到我第二次暑假回家，沅君的学问就更大了。北京传来消息，说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要招国文专修科。……我们都主张沅君去应考。沅君也坚决要去……在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母亲就毅然决然，不顾别人议论，让我和景兰、沅君三人一同进京。到北京报考，果然考上了，于是沅君就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道路。”（《全集》第一卷，第37—38页）
暑期后 升入三年级。课程有：中国哲学（马夷初），六学时；中国哲学史（陈伯弢），三学时；印度哲学概论（许季上。12月5日后，由梁漱溟代），三学时。[4]
11月17日 下午二时至校长室出席哲学门研究所会议，商讨研究工作进行事宜，指定所愿研究之科目。先生选定研究三项：欧美最近哲学之趋势，导师胡适（选此项者还有哲学门上届学生张嵩年及唐伟）；逻辑学史，导师章士钊（选此项者还有哲学门上届学生陈钟凡、黄建中、李光宇、张嵩年，国文门学生范文澜，以及李相因）；中国名学钩沉，导师胡适（选此项者还有李光宇、张嵩年、胡鸣盛、谷源瑞、唐伟、嵇明）。[5]此后各研究科目每周活动一次。
12月3日 晚七时在校长室出席哲学门研究所成立后第一次月会，听蔡元培讲哲学与科学之关系，参加者有哲学门各教授及研究员。
12月17日 下午二时在法科大讲堂出席北京大学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演说会，听蔡元培致开会词，前教育总长范源廉及北大法科学长王长信，教授胡千之、章士钊、陶孟和等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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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序》云：“1916年年底，蔡元培来北大担任校长”（见《全集》第一卷，第270页），误。
[2] 此据《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见《蔡元培全集》第三卷。《自序》以为蔡元培“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亦误。
[3]陈钟凡《陈独秀先生印象记》：“那年夏，我们哲学门三年级同学十余人毕业。……二年级同学孙时哲（本文）、冯芝生（友兰）诸兄又开送别会，会毕摄影。”
[4] 《北京大学日刊》（以下简称《日刊》）十二号、二十号。
[5]《日刊》二号、十二号。
1918年（中华民国七年戊午） 二十三岁
1月，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5月，鲁迅于《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 11月10日，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月刊》撰《发刊词》，认为大学是“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主张大学应遵循“思想自由之原则”，行“兼容并收之主义”。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举办庆祝协约国胜利演讲会，蔡元培讲《劳工神圣》，李大钊讲《庶民的胜利》。19日，傅斯年、罗家伦等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新潮杂志社，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种问题为职司”。
12月22日，李大钊、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
上半年 仍在北京大学哲学门上课。课程有：中国哲学（马夷初），六学时；中国哲学史（陈伯弢），三学时，印度哲学概论（梁漱溟），三学时；语言学概论（沈步洲），三学时；经济学原理（顾梦渔），三学时；社会哲学（李石曾），二学时。[1]
1月24日 晚七时，在校长室出席哲学门研究所第二次月会，听陶孟和讲《心理学应用方面之发展》，出席者还有教员陈大齐、韩述祖、梁漱溟，研究员谷源瑞、胡春林、王德嶐、陈钟凡、黄建中、张崧年、李光宇。[2]
年初 先生致函河南省教育厅，呈请将河南留学欧美官费缺额定为文科。2月间，河南教育厅有咨文到北京大学，谓应照选派留学外国学生规程之规定，由教育部议定此事，省教育厅不得擅自更改。[3]
是年春 因弟景兰参加河南省教育厅组织之选派留美学生考试，需北京大学肄业证明，先生曾往校长室请蔡元培签字。不久，又曾为向章士钊请教有关《墨经》的问题，去校长室一次。“那时候，章士钊（行严）在北大，给一年级讲逻辑。我去旁听过两次。他原来讲的不是逻辑，而是中国哲学史——墨经。我有几个问题，写信给章士钊，请他解答。他回我一封信，叫我在某一天晚上到校长室等他。我按时到了校长室，他还没有到。……最后，章士钊到了……同我说了几句话，也没有解答问题。我看要开会，就退出来了。”（《全集》第一卷，第270—271页）
3月 与陈钟凡、黄建中、姜绍祖、孙本文、黄文弼、胡鸣盛、李相因、陆焕、谷源瑞、陆达节、李光宇、嵇明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哲学会，“以商榷东西诸家哲学，瀹启新知为宗旨”。会址在二道桥哲学门研究所内。4日，晚七时在理科第七教室出席成立会，讨论哲学会简章。到会二十人。[4]
5月21日 上午参加北京大学全体学生集会，抗议北洋军阀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与日本缔结《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协定使日本取得训练中国陆海军等权益），并不顾校长蔡元培劝阻，前往总统府请愿。途中秩序井然。至目的地后，学生派代表数人进总统府交涉。北洋军阀政府总统冯国璋接见代表，将协定各条诵读一遍，并作解释后，学生整队返校。[5]
6月18日至20日 与国文门三年级同学胡吉甫、王倬汉、计然、李宗裕，哲学门三年级同学孙本文、李相因，理科同学贾念曾、高维岳等一起乘毕业考试余暇，至后四库京师公立第四中学、郎家胡同京师公立第一中学、正志中学、求实中学及石驸马大街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参观。参观完毕后，受上述诸同学委托，撰《参观北京中等学校记》。
6月25日至28日《参观北京中等学校记》刊于《北京大学日刊》一七一至一七四号。文中分别介绍各校教授、管理、设备、经费、家长、学生社团组织及学生毕业后之状况，并有余论，谓“总观以上各校，可得其同异之点。以经费而论，除在正志别有来源而外，第一、第四之经费均十分之八九支配于教职员之薪俸，以之维持现状则有余，以之整顿经营则不足，求实岌岌，更无待论，教育何由发达哉！”又论及各校学生皆以富贵子弟为多，平民为少，“据此可见，贫贱之人，求学之机会极少，将使贫者益贫，富者益富，贵者益贵，贱者益贱，研究教育问题者于此，宜三致意焉”。
6月下旬某日 和同班同学一起与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及马叙伦、梁漱溟等师长摄影留念。
6月底 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任载坤先生同时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教育公报》第六年第三期刊出北京大学各科毕业生成绩单，其中有文科哲学门13人，前一名为孙本文，86.9分；第二名为先生，86.1分。
6月30日 先生与任载坤先生同返河南开封。
暑期 在开封与任载坤先生结婚。“在1918年，我和任载坤结婚。载坤字叔明，是辛亥革命的前辈任芝铭先生的第三个女儿。任芝铭先生是清朝的举人，但是他反对清朝，在他的本县新蔡县反抗县官，还组织人劫狱，因此他的举人被革了，还受通缉，长期不能回家。他没有儿子，只有六个女儿。他在河南最先提倡妇女解放，叫他的女儿们都放脚，并送她们到外边上学。他的大女儿馥坤、二女儿纬坤（后改名任锐），都在清朝末年就在北京进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任纬坤当时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在进步报馆里做事，和孙炳文相识。孙炳文是四川人，当时在北京京师大学堂预科上学。他们二人，不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恋爱，自由结婚，在当时是一种创举，也受到许多的诽谤。后来孙炳文烈士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时牺牲。任载坤于民国初年进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我在上海上学的时候，有个同学是任芝铭先生的学生，介绍我与载坤订婚。……这样，我们两家订了亲。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等载坤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以后才能结婚。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设本科……只收未婚学生，如果中途结婚，就要中途退学。当时在北京，北京大学是男子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是女子最高学府，我们两个人各居一个最高学府。恰好我们都是在1918年毕业。我们同时毕业以后，就在开封结婚了。……我的岳父家里，是有革命传统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岳父亲自送他的第六个女儿，也是最小的女儿任平坤（后改名任均）到延安参加革命。我和叔明结婚以后，也从他们家里接触到一些革命气息，得到一些革命的消息。”（《全集》第一卷，第47—48页）婚后曾与任夫人同返唐河省亲。
9月起 先生任河南第一工业学校[6]语文、修身教员，任夫人任河南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算术教员。景兰先生赴美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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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日刊》三十八号。
[2]据《日刊》六十五号。
[3] 据《日刊》七十九号。
[4] 据《日刊》八十一、八十四号。
[5]据《日刊》一四八号。
[6] 该校建于1904年，校址在今开封第二中学校园。
1919年（中华民国八年己未） 二十四岁
1月1日，《新潮》月刊创刊。傅斯年、罗家伦、周作人等先后任该刊主编。15日，陈独秀于《新青年》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明确提出民主、科学两大宗旨。是月，巴黎和会否决中国关于取消“二十一条”以及列强在华特权的要求。 3月18日，《公言报》发表《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近状》，并附林琴南致蔡元培函，谓陈独秀、胡适等“毁斥伦常，诋排孔、孟”，“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蔡元培当即作《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予以辩驳，并声明两种主张，即对于学说“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20日，刘师培、黄侃创办《国故》月刊，声明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 5月4日，北京五千余学生集会游行，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要求“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各地纷纷响应，五四运动爆发。 7月20日，胡适于《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8月，李大钊于同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展开“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10月，中国国民党正式成立，孙中山任总理。其规则曰“本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是年，燕京大学成立，司徒雷登为第一任校长。
2月，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先秦部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计划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述古代哲学，自为一册。中卷述中古哲学，下卷述近世哲学，合为一册。蔡元培为之作序，认为其特长在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4月15日，胡适于《新青年》发表《实验主义》。30日，杜威应胡适等邀请来华讲学，抵达上海。是年，罗依斯《现代观念论讲义》出版，柏格森《精神力》出版。
1月 与开封第二中学教师韩席卿等创办《心声》杂志。“《心声》的主要组织者是当时在第二中学工作的韩席卿（殿珍）。……成员有韩席卿、嵇文甫（明）、魏烈臣、马戢武、王柄程（怡柯）、王芸青、冯友兰等十来个人，后来又加入徐旭生、徐侍峰等。每人每月捐款五元作为出版刊物的经费。因为我当时的功课比较少，所以就由我负责编辑、发行等一切杂事。社址也跟我的寓所在一起。我先住在开封老府门，后来迁到青云街。杂志社也跟着迁移。”[1]
是月《心声》创刊号出版。[2]其《发刊词》为先生所撰，略谓：“凡社会之进步，必有少数之人立于大多数之前，为真理而战，以打破老套。……破老套而促进化，此本杂志之所以作也。……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之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
创刊号刊有先生之论文《新学生与旧学生》及旧诗《戊午中秋偕内子龙亭步月八首》。前者认为新学生专心研究学问，旧学生专心读书；新学生注意现在与将来，旧学生注意过去；新学生之生活为群众的，旧学生之生活为单独的；新学生注重实际，旧学生注重空谈。其末云：“今日世界之情势一日万变，他人之进步一日千里，我前途最有希望之学生，其将随顺潮流，为‘新世界’中之新学生耶？抑将违逆大势，为‘古物陈列所’中之旧学生耶？是在有志者自决之。”创刊号还刊有冯淑兰旧诗《秋雨感怀》一首、孙炳文旧诗《行路难》一首，先生于后者加附识云：“孙君四川名士，诗文均有奇气，恭列姻娅，时得拜观，不敢自秘，以公同好。”
2月 张广舆赠相片一帧。
5月7日（农历四月八日） 长女锺琏出生。
5月 参加河南省教育厅选派留美学生考试。致函《新潮》杂志社，对该刊一卷三号（5月1日出版）刊出之陈嘉蔼《因明浅说》提出质疑。[3]
6月 赴北京参加教育部组织之选派留美学生考试复试。在京期间，曾为选择留美学校事访胡适。“我要往美国去留学的时候，我找胡适，问美国哲学界的情况，学哲学上哪个大学比较好。他说，美国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都是有名的，但是哈佛的哲学是旧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是新的。”曾访《新潮》杂志社，遇傅斯年、罗家伦。原拟与陈嘉蔼面谈，未遇。
9月 由开封至上海。在沪购得再版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一本，商务印书馆印行之《民国九年学校日记》一本。
11月《心声》第八、九、十号合刊出版。其“新文艺”栏刊出先生之白话诗《湖边看月》；“讨论”栏刊出《冯友兰致〈新潮〉杂志社书》、陈嘉蔼《因明答净》、《冯友兰答陈嘉蔼〈因明答净〉》；“随感录”栏刊出先生之随感录二则，一论“教育界的‘瞎马’”，一论“教育界的‘功狗’”。后者认为“中国所以衰弱要亡，就是因为学术思想不及人家”。
12月 乘中国邮船公司“南京”号邮轮由上海抵纽约。“我觉得在北大的三年收获很大。这三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我开始知道，在八股文、试帖诗和策论之外，还有真正的学问，这就像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在第二阶段，我开始知道，于那个新天地之外，还有一个更新的天地。……这两个天地是有矛盾的，这是两种文化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与中国历史的近代和现代。……从1919年，我考上了公费留学，于同年冬到美国，次年初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当研究生。我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也可以说是带着中国的实际去的。当时我想，现在有了一个继续学哲学的机会，要着重从哲学上解答这个问题。这就是我的哲学活动的开始。”（《全集》第一卷，第171—172页）
是年 做旧诗《一九一九年夜过黄河铁桥》一首：“夜过黄河风怒号，烟波暗淡月轮高。挟沙走石来千里，横绝中流是此桥。”
* * *
[1] 引自先生1979年4月致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庞守信书。
[2] 《心声》为半月刊，1919年共出十期。社址在开封青云路中间街西。
[3]陈嘉蔼，时为北京大学哲学门学生。
1920年（中华民国九年庚申） 二十五岁
1月1日，李大钊于《新青年》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3月，梁启超发表《欧游心影录》，引发东西文化论战。胡适《尝试集》出版。 4月，《共产党宣言》由陈望道翻译在上海出版。 7月，陈独秀于《新青年》再发《新青年宣言》，明确拥护马克思主义，陈独秀与胡适因主张不同分手。 9月，《新青年》编辑部迁到上海，开始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 10月12日，罗素来华讲学。 11月6日，张东荪于《时事新报》宣传罗素关于“中国第一宜讲教育，使无知识的有知识，使有知识的更进一层。第二是开发实业救济物质生活。至于社会主义，不妨迟迟”的主张，受到李达、陈望道、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批评，从此开始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讨论。 12月1日，李大钊于《新青年》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秋，梁漱溟于北京大学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是年，杜威《哲学的改造》出版。
1 月
1日 在纽约自学。从Farber学英语一小时。看俄国小说Lazure，觉其中所说与佛教变相观空之说相合。看英文哲学史中关于柏拉图之学说，又觉其idea与matter颇似真如无明。因谓“人之思想，绝对相类”。日记云：“几年来日记时记时辍，犹可诿曰人事牵掣也。今离父母，别妻子，远来此异邦，为求学也，宜勇猛精进，艰苦卓绝，持之以恒。此本日记即为练习有恒之心之一端，此本日记若不记完，非人也。”
2日 八时半起。看英文哲学史。学英文一小时。看文法。得景兰信，致中国驻纽约领事馆朱领事信。十一时就寝。日记云：“近日看书不能看一点钟，真是心不静之过，可叹！”
3日 自学如常。看电影。得汤用彤[1]信。发家书一通，编为约字二号。
4日 学英文。十二时外出，经中央公园，至美术博物馆参观，日记云：“馆中中国古物约十分之一，如玉册御宝之类，皆在中国所未见。古物流出亦为古物之幸，不然在中国或为兵燹所毁，或为收藏家所珍秘，得日日受人钦仰耶？”
5日 自学如常。作英文一篇。得孙警亚信。日记云：“上午看哲学史时，忽有人来看房东之房子，心遂乱，不能读书。可恨！本拟自今日起实行节食办法，不往饭馆吃饭，乃为朋友所拉，又在饭馆中吃。今日教英语之Farber先生问中国宗教，当时未能详答，晚作文即以之为题而论之。”
6日 自学如常。得林士模[2]函，复林士模、汤用彤、曹理卿[3]各一函。晚看《元曲选》。此日未到饭馆用餐。日记云：“早起看Ruskin文，尚能静心。”
7日 自学如常。得安石如、曹理卿函。又得景兰先生转来之家书。日记云：“下午在图书馆看中国报，归接七弟转来叔明信，阅之，颇为所动，作词一首，此为吾依调填词之第一次。节食办法昨行一天，觉难行，今又到饭馆矣。不过为省钱，以后决定除特别情形外，只到Cafeteria吃饭，以省赏钱。”
8日 自学如常。作英文一篇。日记云：“早饭后往图书馆去一遍，归来心大不静，竟至不能看书。今日做事最少，可恨！”
9日 自学如常。作辩论辞一篇。日记云：“早起过晚，十点始起，至上午未做一事，可恨！”
10日 学英文。看杂志，日记云：“吃早饭后往图书馆看杂志，以诗歌杂志为最佳，中有歌谣一篇，读之不觉泪下。亦翻有中国诗，并盛赞中国诗。惜吾英文太坏，不然当多翻中国诗赠之。”
11日 上午与杨振声、刘英士同游勃朗克斯公园。归后访邓以蛰，晤谈甚欢。日记云：“到此已五礼拜，所做何事？思之愧人。晚写信，深愧不能对家人也。”
12日 上午在图书馆自学。下午访邓以蛰，与之谈新诗无韵之不可行。日记云：“邓君谓宜将中国自来之诗体汇列比较而造出一杂体。大概吾辈极承认现在应有一种新诗出现，但其体裁应如何改变，则实尚需极力研究耳。”致景兰信，致牛实甫信。
13日 学英文。上午往纽约125街旧书铺，“费时两三点钟，一书未购而归，终日似未做一事，然可欢之至”（日记语）。
14日 学英文一小时。看莫泊桑小说。得牛实甫信。
15日 学英文一小时。继续看莫泊桑小说。在图书馆中看The Monist杂志，发现有“The Logic of Science”一篇，拟译出以寄《心声》。
16日 学英文一小时。继续看莫泊桑小说。作英文。上午再往图书馆，拟译昨日所见之文，因头脑昏沉而作罢。致函张仲鲁，请彼为《心声》作文。日记云：“但未知吾在此数月，终日无事，为《心声》作何文来？思之赧然。”
17日 学英文一小时。作英文。晚于张奚若[4]处约定于22日往哥伦比亚大学注册。发致张仲鲁、牛实甫信。
18日 十一时起。学英文一小时。看报。日记云：“早起大晚。晚间又恍惚不想看书，可恨！”
19日 学英文一小时。看小说。看《新青年》所载朱遂先译日本厨川白村《文艺进化》一文，颇感兴趣，作摘要。
20日 看中文书。《心声》第二卷第一号出版，其中有先生之白话诗《留别同社诸君》、《中秋别内子将往美洲》及《随感录》一则。《留别同社诸君》说：“我便要泛舟太平洋／适彼岸，共和邦／也是想贩些食物，救这饥荒”，意即留学是为输入新思想，以救国民精神饥荒。《随感录》分析学生毕业无事做之社会原因。《心声》自第二卷起改为月刊，其第一号发表改组宣言曰：“同人所主张的道德，以自由为启行点，以平等为经由路，以博爱为目的地，达此目的地之手段为互助。……同人深信想要世界进化，必须全人类知识发达，想要真正的知识，必须依科学的规律。还有一种万不可少的条件，就是自由讨论。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承认有不许讨论的天经地义，这种不许讨论的天经地义，是宗教的，非科学的。社会中间无论什么偶像，我们总要把他拿来，用平等心去自由讨论。有妨碍这类自由的，我们认为人类的公敌，当设法消除他。”
21日 饭后往杨振声处，本拟赴市中心购书，以天阴未果。返寓后身体不适，未能看外文书，乃看《圆觉经》。
22日 上午与张奚若往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入学处办理入学手续，“毫无困难，入学处一闻系北京大学，即时允许”（日记）。学英文一小时。晚，做诗一首，并修改7日所填词。
23日 上午往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见Coss教授，商议选课事情，“渠见我英语不甚流利，即略为迟疑，后又打电话问Dean Woodbridge，始将所选研究院之功课批准。又往见Extension Teaching之主任Dr. Patteson，又批准近代史及比较文学”（日记）。得景兰、沅君、任芝铭先生三函。日记云：“四妹信中有云：‘不能将母亲一生在乡间得贤良名誉坏在不肖儿女手里’，真孝子之言。”寄函给沅君。
24日 往见本科主任Hank，获准修科学方法课。修学英文一小时。读杜威《思维术》。发家书（纽约5号），致曹理卿一函。
25日 继续读杜威《思维术》。与杨振声、刘英士、周炳琳同游纽约中国城。寄景兰信。日记云：“终日未做一事，思之可叹。”
29日 继续读杜威《思维术》。看托尔斯泰小说。日记云：“功课本已定规矣。今日又有疑虑，费去三四点钟之时候，犹未解决。不能决断是我一大短处。”
31日 上午与杨振声等同往哥伦比亚大学注册。日记云：“离家将半年，到今日始能入学，可叹！”继续读杜威《思维术》。看托尔斯泰小说。
2 月
1日 下午邓以蛰来晤谈。又同往邓以蛰处，午夜始归。
2日 往哥伦比亚大学交学费，并在哲学讲堂阅览室定一抽屉。
4日 上生物学课。继续读杜威《思维术》。
5日 上科学要义、现代诗、历史课。日记云：“所选功课今日已全上完，大为失望。盖多肤浅普通，非我所宜。晚决定改选：（一）哲学史，（二）美学，（三）形上学，（四）欧洲思想史。”得景兰信。
6日 上哲学史课。读《新唯实论》。
7日 看英文哲学史，以西方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相比较。日记列有一表：
并云：“清儒考据之方法，实与科学相符，不过所研究之对象不同耳，然其精神不可磨也。”又，日记有英文摘录，极有价值，其译文如下：“希腊哲学是一个失败，希腊的探索却有重大成果。种种方法都试过了，抛弃了，才为真正的方法作出伟大的准备（刘易士：《传记体哲学史》卷一，第337页）。吾于清儒亦云。”
8日 看英文哲学史，日记记心得云：“凡事之起，必有一定之原因。耶教未入欧洲以前，欧洲无确定之宗教。佛道未兴以前，中国无确定之宗教。自希腊怀疑派推翻哲学以后，人心以为理性不足恃，归于信仰，而耶教乘机以起；西汉（疑为“两汉”之误——蔡按），训诂琐碎，亦足以碍人之理性而归信仰，于是佛道乘机以兴。此中颇有相同之点，列表如下：
希腊哲学最盛时代………………………战国哲学最盛时代
怀疑派推翻哲学………………………秦皇焚书使世无哲学，汉儒咬文嚼字使世厌哲学
耶教兴………………………佛道二教兴”
12日 听讲演法国文学。得景兰信、沅君信、安石如信。
13日 晚参加学生会聚会，欢迎中国教育参观团，听教育部次长袁希涛等讲演。
14日 看《培根文集》。又看《心理学》，日记云：“见所讲learning发达之程序与杜威How We Think中所说思想如出一手，真叹杜威之哲学为科学的哲学，必要盛行，可无疑义。”
18日 看罗素《神秘主义与逻辑》，觉其中论进化之人生观一节极有趣味。
21日 与邓以蛰晤谈，以为“若Renaissance（文艺复兴）之精神为主张哲学独立，排斥佛教（疑为‘宗教’之误——蔡按），则韩愈李翱之徒可谓中国Renaissance中之健将矣”（日记）。
22日 看《历史心理学》。日记云：“午间同友人往吃饭，至三点余钟始归，方执书欲观，而睡魔来矣。昏昏沉沉，无论何书皆不能看，净耽搁三点余钟之时间。噫！到此何谓留学？混而已矣！”
23日 看《心理学》、《新唯实论》。外出助杨振声搬家。
24日 仍看《心理学》、《新唯实论》。又看笛卡尔《方法论》，觉其中“有数言与阳明知行合一之旨相合”（日记）。得张仲鲁信，又得景兰信、任芝铭先生信。
26日 听讲演法国文学。晚，看《新青年》数本。
27日 日记云：“早起想起来现代Dewey（杜威）之工具主义及Bergson（柏格森）之philosophy of change（变化哲学）皆证明佛法所谓之诸法无自性。又依进化论说，则上溯生物及天地之起皆极细微，即谓一念不觉起于无明，有无明故种种皆生，亦无不可。不过佛法以无明为恶，现世为苦，其实转而念之，无明亦何尝恶，现世亦何尝苦？”
3 月
8日 日记云：“自上礼拜六有病未出，日记一礼拜不记矣。”
10日 看休谟书。
11日 日记云：“今日看报，见云中国大乱，心中不宁，看书不入。”
12日 日记云：“近几日来心神不宁，有时大乱，皆为决定考不考而起。自礼拜一心理学课宣布于今日考试，即往见Prof.Coss，据（说）哲学门中得学位时有考试，各单课无考试，遂决不考心理学，而心中定矣。及礼拜六哲学史课又有宣布，当时未听清，心中又乱。今日下午见Dr.Edmau问之，言系下礼拜考试，吾果考不考乎？心中又大乱，至晚八点钟决定不考，乃定。当心中大乱之时，胡思乱想，看书一字不入。不决断，好疑心，是我大病。”
15日 日记云：“近几日看Höffding之《近代哲学史》，颇有会心。此哲学（史）注重科学影响之处，觉中国哲学皆moral philosophy（道德哲学），而缺少natural philosophy（自然哲学），缺少培根之discovery（发现），control（控制），progress（进化）诸观念。”
17日 听哲学史、心理学、形上学课，日记云：“哲学史课谈及空间、时间二事。窃以为二者皆起于无明，以其动故。”继续读休谟书。
18日 日记又记心得云：“中国哲学无control, discovery, progress诸观念，可于儒家所谓乐天知命、道家所谓随遇而安见之。有人谓中国一切皆easy-going（闲适），是极。”
19日 得杨荫榆信。日记云：“今日本为哲学史考试之期，以前决定不考，故未去。晚心又觉其不对而反悔，而大乱，看书不成。不得已置书而写信。噫，我心之欠涵养如此！”
20日 继续读《新唯实论》。下午与杨振声等同看希腊展览会，日记云：“此为希腊政府所开，自巴黎移此者。他人皆知为自己国家登广告，中国何如？发家书、致景兰信。得沅君信。”
23日 看卢梭《民约论》。
25日 景兰转来沅君信，日记云：“言其终身大事不满意，令我设法。于是万感咸集，上午不能看书，下午写信发之，晚心仍不静。”得张文涛信。发家书（纽约9号），复张文涛信。
27日 日记云：“见开封第二中学学生所出《青年》半月刊，有问候《心声》之言，《心声》大概关门矣！”
4 月
3日 看康德书。
9日 读毕Höffding《近代哲学史》。
10日 开始读罗依斯《近代哲学之精神》。发家书，致景兰信，致沅君信，致张文涛信。
12日 开始读费希特《人之职业》。
14日 开始读柏格森《形上学》。
16日 读柏格森《形上学》毕。日记云：“此书主张直觉，反对分析，谓由直觉至分析则可，由分析至直觉则不可。而直觉之先亦必先集材料以为观察之资，则与科学方法所谓‘观察’、‘假定’、‘证实’者同，假定之能以设立，全在心中一线灵机，是即所谓直觉也。”
18日 看泰戈尔诗《终点》、《礼物》等，为其亲子之情所动，至于涕泪俱集。
20日 读毕《近代哲学之精神》，开始读《现代德国哲学》。
22日 读洛克《人类理智论》。拟作形上学论文《中国之怀疑派》，以庄子为代表；哲学史论文《中国之浪漫派》，以魏晋诸家为代表。苦于无《庄子》译本。
24日 继续读《人类理智论》。得家书。
26日 继续读《新唯实论》，觉甚有趣味。
28日 开始读桑塔延纳书。
30日 开始读柏克莱《人类知识原理》。
是月《新潮》二卷三期“本社特别启事”宣布先生为新潮社成员。
5 月
2日 读毕洛克《人类理智论》、柏克莱《人类知识原理》。开始看杜威之《德国哲学与政治》。
3日 读毕《德国哲学与政治》。
4日 开始读Flournoy《詹姆斯的哲学》。
5日 日记云：“看《少年中国》学报，周太玄言‘此次出国为末一次入烘炉，再无成就，此生已矣’，阅之惊心动魄。”
6日 读毕Flournoy《詹姆斯的哲学》。
7日 看两种讲柏格森的书。
8日 开始读詹姆士《实用主义》。发致张仲鲁信。
9日 读詹姆士《实用主义》毕。
12日 开始读J.Watson《康德哲学》。
13日 得张仲鲁信、汤用彤信。
15日 读摩尔根《进化论批判》。
16日 读《进化论批判》毕。杨振声来，示以罗家伦信，知罗于《新潮》二卷三号表示请先生加入新潮社。
17日 读Lévy-Bruhl《法国现代哲学史》。
18日 读伍德布里奇《历史的意志》。
19日 下午与杨振声、邓以蛰、刘叔和、赵太侔同游新泽西，“快活之极”。
23日 下午一时至纽约125街车站，乘纽约中心火车沿哈得逊河西行，觉风景极佳。
24日 上午七时至克利夫兰换车，下午五时抵芝加哥。
26日 上午七时半到丹佛，景兰与张文涛至车站接先生至金城矿业学校。与孙警亚晤谈。
27日 景兰上山测量，先生与之同往。
6 月
13日 下午与景兰、张文涛坐电车至丹佛后分手，景兰等往铁厂工作，先生往科罗拉多进州立暑期学校学英、法、德文。晚，寄沅君信。
19日 晚作英文一篇，略谓“西洋村庄与中国村庄大同，唯城市异耳，犹之乎小孩初生之哭声同，而长大后言语不同，可见人性相同”（日记）。
7 月
15日至17日 课余读H.Wildon Carr《柏格森的变的哲学》，觉大有所得，以为“中国庄周派皆竭力提倡instinct（本能），而反对intellectual（理智）者也，吾以前拟称之谓‘消极’，今觉不对”（日记）。
8 月
14日 早上五时起床，六时坐电车至丹佛，再坐火车，十时回金城。
24日 同景兰沿河入山谷内行十里，至晚而归。
28日 晚同景兰登山望月，至十时始归。
9 月
2日 日记记关于中国哲学史之心得云：“中国原始三大学派：甲，直觉派——庄（即杨朱）；乙，分析派——墨；丙，折中派——孔。甲乙二派之分别甚显明：以本体论言之，甲主无人格之自然，乙主人格之天；以伦理学言之，甲主为我，乙主为人。”又云：“自战国以后之政治纯为法家之霸道所统治，而法家则道、孔二家所合成者也。三代以后行王道之人只二人，一王莽，二王安石是也，但皆失败。”
中旬 返纽约。
10 月
8日 下午迁至纽约118街370号，与张文涛同住。[5]
11 月
30日 往旅馆见正在纽约访问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请教关于东西文明比较问题。
12 月
6日 写成《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观）》，并寄给罗家伦。
10日 得罗家伦复信。为《与印度泰戈尔谈话》写“再记”。
31日 写成《柏格森的哲学方法》。“这个大学的哲学系果然没有‘旧’哲学家。教授中间有实用主义者，也有新实在主义者，我的哲学思想也就是在这两派中间，倒过来倒过去。不过在我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最初一年左右，我所喜的还不是实用主义或新实在主义，而是柏格森的哲学。”[6]
是 年
加入河南留美学会，并于学会主办之《河南留美学生年报》民国九年第一期发表《对于河南选派留学办法之意见》、《中国的官气与美国的商气》。前者一方面建议“省政府及省议会，现在就该定一种实业计划，等学生回去之时，马上就用他们办省有的事业。这么一办，第一，利源开发，政府得利了，社会受益了。第二，学生回去，不致英雄无用武之地，或所用非所学了。第三，重要实业都为政府所有，将来可以没有大资本家发生，欧美将来所必不能免的社会革命，我们或者可以避免了”，一方面又认为“西洋所见长的，就只是物质方面；至于精神方面的东西，或是丝毫不要紧，或是中国早就有了”之说是一种谬见，“这个谬见之谬，要在二年以前很难同一般人讲清楚。现在倒不必细辩，只请有这些谬见的人，睁开眼看看近二年国内新潮的影响就得了！我并不是不主张提倡实业；不过我以为实业不是万能的东西；社会的组织同人的组织一样，各部分要平均发达，才能保持健康。所以本省选派留学的单行法，应该把限制学习实业这条取消”。后者认为，中国“无论什么东西都是带官气的”，“顶害中国的，就是那种官气”，“美国无论什么事，都是带点商业性质，他总生法叫对手的人觉得非常便利而且舒服”，“现在的青年，要想有用，第一要……不带官气”。又于同期该刊发表《哥伦比亚大学河南学生纪事》一则，旧体诗三首（《自金城赴纽约别七弟》、《此行七弟用四妹秋夜赋意作寒满江皋图相送，为题五律二首示七弟并寄四妹》）。
是年冬，写成论文“Why China Has No Science——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
是年在纽约交往者还有段锡朋、罗家伦、周炳琳等。“在我去美国的时候，北京大学的‘五大臣’也到美国了。……北大选出了五个人：段锡朋、罗家伦、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段锡朋和周炳琳都在纽约上了哥伦比亚研究院。罗家伦上了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两下距离不远，罗家伦一有空就到纽约来。”（《全集》第一卷，第52页）
* * *
[1] 汤用彤，时为哈佛大学研究院学生。
[2] 林士模，时为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物理系学生。
[3]曹理卿，河南人，清华大学毕业，时亦在美留学。
[4] 张奚若，时即将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政治学系。
[5] 6月至10月8日前日记时记时辍，10月8日后再无日记。直到“文革”思想改造时又曾记过一段日记。
[6]根据先生1922年致梁漱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