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彻

0

刘彻（前156年—前87年），即汉武帝，汉景帝中子，初封为胶东王，后立为太子，十六岁即皇帝位，是为汉孝武皇帝，在位五十四年（前140—前87）。武帝以即位三年为建元元年，始创帝王年号。

汉武帝刘彻，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按次序排列，他是西汉第四代、第五个皇帝，在位期间（前140—前87年），掌政共五十四年。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毛泽东同志在《沁园春·雪》一首词里，曾把他和秦始皇相媲美：“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的确，他是继始皇帝后一位杰出的有作为的政治家。

汉武帝从小就表现出聪明才智。他幼年的老师卫绾，是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学者，精通儒学和文学，还懂得修车驾车等一套技术，曾辅导过河间王刘德，使刘德成为有真才实学的学问家。大约从汉武帝七岁时，卫绾就被任命为太子太傅（皇太子的老师），正式成为汉武帝刘彻的老师。幼年时的刘彻很喜欢学习，儒学经典、骑射、文学，他都有很大的兴趣。他读到当时著名文学家枚乘的赋，非常佩服，一直很想见到枚乘本人。后来汉武帝做了皇帝，枚乘已经年老了，汉武帝为了表示尊崇他，还以最隆重的仪式，专派了安车蒲轮把他接到京城。因为汉武帝从小受到文学的熏陶，他自己的诗赋底子很好，至今还留下了好几首写得很优美的诗篇。比如有一首传说是他写的《秋风辞》，有几句描写道：“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就很有情致。其他还有《瓠子歌》《天马歌》《李夫人歌》，都传说是他写的。此外，《汉书·佞幸传》还提到汉武帝幼年时一位同学韩嫣，曾和他一起学习《尚书》和骑射。这都说明汉武帝幼年时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

幼年的汉武帝是聪慧的。有一篇笔记小说《汉武帝内传》说，他小时候受到姑母长公主（皇帝的姐姐）刘嫖的喜爱。刘嫖有一次当着景帝的面问他，要不要她的女儿陈阿娇做妻子，小小的刘彻竟然聪明地回答：“如果能娶阿娇为妻，我一定要建造一所金屋子给她住”，这使得长公主和汉景帝都十分高兴。这个事实，就是后来“金屋藏娇”一句成语的来历。长公主刘嫖在景帝一朝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政界人物，能对弟弟景帝施加重要影响，这对汉武帝后来被立为太子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汉武帝被立为皇太子在前元七年（前150年），这时他刚刚七岁。立太子事件本身是一场争夺激烈的政治斗争。本来，皇太子轮不到刘彻。因为汉景帝共有十三个皇子，刘彻上有几个哥哥，下有几个弟弟，按照封建社会传位给嫡长子的规定，他只可能被封为王。所以刘彻四岁时本被封为胶东王，他的大哥刘荣被立为皇太子。但是刘荣虽为长子，也并非皇后所嫡生，他的母亲栗姬和汉武帝刘彻的母亲王夫人同为一般妃嫔，栗姬又不识大体，景帝很不喜欢她。长公主刘嫖便利用机会向景帝说了栗姬的坏话，景帝终于下决心废去了刘荣皇太子的名位，而改立刘彻为太子。刘荣被废以后，惹起另一些刘姓诸侯王对皇位的觊觎。例如，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就曾乘机大肆活动，企图夺得皇位继承人的位置。事情不成以后，刘武竟然下毒手暗杀了反对他继承皇位的几位朝廷大臣。

上述皇位继承的几次斗争，说明了当时西汉皇室内部尚存在许多矛盾，这种斗争后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武帝时期的政局和他的政策。

汉武帝在十六岁那年（前140年）即位做皇帝。因为他还比较年轻，所以实际上在他上面还有两位实权的掌握者：一位是他的母亲王太后（即王美人，武帝立为太子后被封为皇后），另一位是他的祖母、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这两位太后，尤其是窦太后，在武帝一朝初期的政治中，影响很大。

但是，年轻的汉武帝毕竟是锐意进取的，在刚即位的几年，即试图进行改革。从武帝建元元年至建元二年，从现有史籍看，汉武帝共做了下面几件事。第一，下诏书给丞相御史列侯太守等，号召他们推荐人才，叫作“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结果，全国各地推举上来一百多名人才，其中有品德优良的称为“贤良”，以文词见长的叫作“文学”。汉武帝命令这些人在长安笔试，合格者又经过汉武帝面试。这一次考核得到第一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董仲舒。他的“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就是这次汉武帝面试对策中提出来的。①第二，严格法制，要求臣下检举那些行为不轨的皇亲国戚，罪行核实后给予贬谪。为了缩小这些王侯的权限，还下令要求住在京城的王侯迁回自己的封地。第三，对百姓施行一些减轻负担的措施。如省去“转置迎送”的卫士两万人中的一万人，罢去苑马的喂养，把苑地赐给贫民刍牧采樵等。此外，武帝还及时处理了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的积案，命令把那些因吴楚叛乱罪而没为官奴婢者，全部给予赦免。

上述这些政策和措施，几乎都是在公元前1　40年一年之内颁布和推行的，这说明汉武帝改革心情的迫切。这是因为，汉初经过七十多年的经济恢复阶段，国家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国库充盈，正如班固在《汉书》里所说：“今上（指汉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城乡）廪庾（仓库）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积累）巨万。”但是，同时也暴露了一些不好的苗头。因为汉初几十年的“黄老无为”政策，一方面对农民采取缓和措施，另一方面也对豪强大族采取了纵容态度，打击不力，所以上自皇亲国戚王侯，下至地方不法豪强，也乘机兼并土地，欺压人民，“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以权势在地方主断曲直，称霸一方）”。针对上述这些情况，为了进一步把国家搞好，尤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王侯和豪强地主的控制，汉武帝即位后，迫不及待地颁布了上述措施。而且从他即位之初就要求“举贤良方正”来看，汉武帝也急于希望得到一批为他的政策服务的人才。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里说，当时汉武帝“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不）及”。

但是，汉武帝第一次初露锋芒的政治改革失败了。主要原因是他触犯了有权有势的皇亲国戚们的利益。这些皇亲国戚找到了他们的总后台窦太后那里告状，《汉书·田蚡传》说，当时许多外戚被封为列侯，而这些列侯又都是公主驸马，他们的势力在京城盘根错节，都不愿意到封地去，因此他们不断到窦太后那里诽谤新政，窦太后早就不满了。加上在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御史大夫（副宰相）赵绾又上奏章给汉武帝，建议他以后不要再让窦太后干预国事，这等于取消窦太后的特权。这自然引起了窦太后的极大愤怒，在她的干预下，不仅汉武帝的新政皆被废除了，而且协助武帝改革的丞相窦婴、太尉田蚡也被罢免，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被关押后在狱中自杀。

用人制度的改革

从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新政暂时失败，到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病死的四年时间，汉朝国家政治一时掌握在窦太后一派手中，窦太后安排他的亲信石建、庄青翟等为正、副丞相，汉武帝帝位一度形同虚设。但年轻有为的汉武帝并不因此俯首帖耳，而是在周围不断发现人才，培植自己的势力，　等待时机，　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例如，后来成为汉武一代名臣的韩长孺（安国）、汲黯、公孙弘，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东方朔，以及在开拓东南、西南立下汗马功劳的西汉杰出的谋略家唐蒙、庄助，都是汉武帝在这一时期所发现的人才并开始委以重任的。比如，被司马迁誉为“为人多大略，智足以当世取舍”的韩安国，便在此时始被武帝任为北地都尉，后又任为大司农，窦太后死的那年，再升为副丞相。在地方任官期间做出杰出成绩，任太守岁余而“东海（今山东郯城）大治”的汲黯，也在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被任命为主管列侯的主爵都尉。司马相如早就被汉武帝所赏识，建元年间（前14—前135年）从四川把他聘请到京城长安做郎官，从事审核和润色政府重要文告的工作。建元六年，又让他以天子使节的名义，出使西南夷，抚慰那里的少数民族。唐蒙、庄助则在建元时期降服夜郎和东瓯时建立了功勋。

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病死，汉武帝摆脱了束缚，完全可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了。他立刻罢免了窦太后安插在朝廷的所有党羽亲信，重新任命曾经协助他革新的他的舅父田蚡为丞相，把韩安国提拔为御史大夫。

汉武帝从用人制度开始改革。他继续推行由郡国推举贤良方正的政策，为地主阶级各个阶层尽量多地开辟广阔的仕途，使更多的有用之才不至于因为出身和资历的限制而被埋没。史称，当时各地由推荐或自荐上书建言政治得失者，多至千数，武帝按其才能大小授官。自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那次全国大推举之后，于元光元年（前134年）、元封五年（前106年）等，又几次要求郡国推举孝廉、贤良方正、茂材，他下诏书表示要将这些“有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破格任为“将相”或“使绝国者”（出使远方国家）。汉武帝以这种用人标准，破格录用了主父偃和朱买臣。主父偃出身贫寒，长期怀才不遇，游历齐、燕、赵、中山诸国，但不为各诸侯王所用，元朔元年（前128年）他下定决心来到长安，直接向汉武帝上书九条，有八条谈及律令，一条谈讨伐匈奴之事。这两件事正是汉武帝所密切关心的大事，见到主父偃的上书后，十分赞赏，对主父偃以及与之同时上书的徐乐、严安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随即拜主父偃等为郎中。以后主父偃不断给汉武帝出谋划策，武帝接连提拔他，一年内升官四次。后来主父偃是“推恩令”政策的主要谋划者，为汉武帝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做出了贡献。朱买臣也出身低微，“常艾薪樵卖以给食”，也主动给武帝上书言政，借庄助之力为武帝“说春秋，言楚辞”，受到欣赏，拜为中大夫，后又因击破东越之功，升任主爵都尉，列为九卿之一。此外，武帝还从牧羊人中提拔了卜式，从商贾中擢升了桑弘羊，在奴隶群中发现了大将卫青，在降虏中任用了金日磾（音jīn mì dī）。加上公孙弘、董仲舒、韩安国、郑当时、张骞、苏武、司马迁、司马相如、霍去病、霍光等，构成了整整一代辅佐之臣，开拓将领，“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用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

汉武帝用人制度的创新，还表现在他在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建议下，在长安设立太学，选拔郡国优秀青年来长安受业，通过考试，从中发现治国人才。

上述用人制度的改革，使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不受各种人为的限制，可以凭真本事进入中央或各级地方做官。尤其是不计流品，大胆任用了一批开拓型的人才，帮助汉武帝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为后代史评家所赞口不绝。清代史论家赵翼说：“武帝长驾远驭，所用皆跅弛（音tuò　chí，放荡不羁之意）之士，不计流品也……史称雄才大略，固不虚也。”（《廿二史札记》卷2）正因为有这样一批文才武将，在汉武帝一代，才形成我国封建时期一个辉煌时代。

削弱诸侯王和打击豪强

汉武帝亲政以后，　首先面临的是如何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国家统治的问题。西汉王朝建立七十多年来，虽经高祖、吕后及文、景对异姓王和同姓王的不断打击和削弱，但郡国王侯仍然有不小势力。比如，汉武帝的叔叔梁王刘武，出行完全和天子一样的威风，千乘万骑，“出称警，　入言跸”　。他还“　招延四方豪杰，　自山东游士莫不至”。他自作弩弓数千万，府库金银“　且百钜万”　，　“　珠玉宝器，　多于京师”　（　《汉书·文三王传》）。这些诸侯王有的在地方上为非作歹，横行霸道，例如，汉武帝的异母兄弟江都王刘非，“好气力，治宫馆，招四方豪杰，骄奢甚”，他的儿子刘建看上了邯郸梁蚡的女儿，与父亲刘非争风吃醋，结果刘建霸占了梁女，还派人杀死梁蚡，汉王朝管司法的廷尉不敢治理这一案件（《汉书·景十三王传》）。很明显，这些独霸一方的诸侯王仍是西汉中央政权不小的威胁，同时他们的横行不法，也给各地百姓带来巨大灾难。因此，为巩固西汉政权，缓和阶级矛盾，继续对诸侯王进行打击和削弱，仍为汉武帝政治上的一项重要任务。

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意见，利用颁布“推恩令”的巧妙办法，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还可以推恩将自己的封地再分封给其他子弟，由皇帝制定封号。结果许多大诸侯王国，都被分割成一个一个由郡来管辖的小侯国，这些侯国不再享有政治上的权限，只能收租税。这样，便很自然地使许多有权有势有实力的诸侯王国大大削弱了。如梁国，被分为五，长沙国分为十六，菑川国分为十七，等等。这一法令颁布后，立刻遭到强有力的诸侯国的极力反抗，以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为首的一些王勾结起来，“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畔逆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准备联合向京城进攻，篡夺汉武帝的帝位。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他们的阴谋暴露，汉武帝经过朝廷大臣和诸侯王的联席廷议，决定逮捕刘安，刘安闻风自杀。淮南国和衡山国因此被废除，改为直接由中央管辖的郡。此后，汉武帝又制定了“附益法”和“阿党法”，专门打击那些对朝廷不忠而一味和诸侯王结成逆党的分子。从此以后，诸侯王的势力一落千丈，对中央王权造成的威胁被根本解除了。元鼎五年，汉武帝又一次借故列侯所献助祭的酎（音zhòu）金（古代诸侯献给皇帝的贡金）成色和分量不足，夺爵一百零六人。以后连侯国也越来越少了。

削弱诸侯王的同时，汉武帝对不法的地方豪强也进行了打击。汉初七十年间，因为禁网疏漏，地主豪强势力得到了很大发展，他们有的勾结诸侯王，有的结党拉帮，形成一股很不易对付的势力。《汉书·游侠列传》说武帝即位以前，一方面是诸侯王，“皆招宾客以千数”，另一方面就是这些“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这种现象，显然不利于中央集权的统治，危害国家政策的进行和社会的安定。汉武帝毫不留情地对这帮社会势力进行了严厉打击，他派出许多严于执法的官吏（《汉书》上称为“酷吏”）锄诛不法豪强。例如，王温舒任为河内太守，审讯郡中豪强，把这些盘根错节的豪族，连根锄掉，共株连千余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产全部没收。经过这次打击，河内治安大有好转，“郡中无犬吠之盗”。汉武帝对号称“游侠”的豪强势力是毫不手软的。有这样一个故事：曾经“臧命作奸”“所杀甚众”的不法游侠郭解，到汉武帝徙各地豪强到长安附近的茂陵时，他通过大将军卫青说情，说他家贫势弱，不够迁徙的条件。汉武帝对卫青说：“郭解一个普通百姓，无官无职，竟然能劳驾一个大将军给他说情，也说明他在地方上的势力了。”仍坚持把他迁徙到京。郭解至京后，仍所为不法，结交私党，终于被汉武帝下令诛杀。汉武帝还往全国派出一批刺史，专门检察各地方豪强的情况，限制“强宗豪雄”的不法行动。经过这些措施，地方豪强势力受到了遏制，社会治安比从前安定多了。

此外，汉武帝还在兵制和中央行政制度各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割据势力，使国家从政治上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强盛的保证。

加强对全国经济的控制

在经济上，汉武帝一方面继续采取汉初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另一方面在财政方面采取许多新措施，加强中央对全国经济的控制，从经济上削夺诸侯王和地方豪强势力的基础。

汉武帝一朝在水利方面的兴建是大量的。关中地区许多有名的灌溉渠道，都是建成于这一时期。汉武帝起用著名水利工程家徐伯主持漕渠的工程，渠长三百多里。渠成后不仅缩短了关东到长安的漕运时间和路程，而且使沿渠万余顷土地得到灌溉。汉武帝时期还在郑国渠附近开凿了六辅渠和白渠，各灌田数万顷。当时人民编起歌谣来赞扬这一工程的兴建：“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汉书·沟洫志》）意思是：在什么地方耕种最好呢？池阳（今陕西泾阳西）一带最为理想。前有郑国渠，后有白渠。开垦者的铁锹多如云，渠水像甘霖一样滋润。流经的泾水，既可用以灌溉，淤泥又可作粪肥，催我的禾苗生长。京师亿万人的吃粮穿衣，全靠这条水啊！汉武帝还下了很大决心，比较有效地治理了黄河。

汉武帝进一步把财权收归中央，从四个方面进行财政革新。第一，改革币制，把铸币权收归中央。这是对贵族官僚和富商大贾们的一场重要的经济斗争。原来汉初几十年间，由于币制混乱，铸币权都被控制在诸侯王和地方豪族手中，例如，景帝时七国之乱的首谋吴王刘濞，就利用了铸钱、煮盐的巨大经济力量。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下令宣布禁止郡国铸钱，销毁各地私铸的钱币，在全国成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统一审查钱币的成色、轻重、式样，称为五铢钱或三官钱。这种钱重如其文，质量很高，自武帝中叶以后到隋朝止的六七百年间，五铢钱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统一使用的标准货币。第二，由国家统一经营盐铁事业。这也是武帝从经济上向地方豪强争夺财力的一种斗争。原来豪强大族、富商大贾霸占着国家的山林川泽，“专山泽之饶”，不仅使国家大量财源流入私家腰包，而且也助长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汉武帝从元狩三年（前120年）开始，把开采生产和销售盐铁的大权收归中央，并且制定了严厉的法律，规定“敢私铸铁器煮盐者，砍掉左趾，没收其器物”（《史记·平准书》）。这一措施，一方面加强了中央对经济的管理权，削弱了地方割据力量，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据当时著名财政改革家桑弘羊说：盐铁官营后，政府增加收入达亿万之费，当时四方征讨的费用，全仗“盐铁之福也”。第三，推行均输平准政策，即由国家统一调剂全国的运输和物价，并由国家组织专人负责租赋、财物的运输，经营官营商业。国家手中掌握了大批物资，就可以“贵则卖之，贱则买之”，调剂有无，保持物价平衡，以防止富商大贾从中渔利。这一政策，既增加了国家收入，又可免去普通老百姓再受富商大贾的一层剥削。第四，实行算缗、告缗。所谓“算缗”，是指由国家向大商人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缗”，指用绳子串起来的铜钱，一千钱一串，称为一缗。汉武帝时规定，凡商贾每二千钱抽二十钱，称为一算，这叫“算缗”。汉政府还规定，有产不报或自报不实，鼓励知情者告发。揭发属实，即没收被告者全部财产，而告发者可得被没收财产之半，这叫“告缗”。汉武帝任用杨可主管告缗事务，一时告缗之风，遍及全国，这种办法固然使政府又发了一笔横财，打击了一部分不法大商人，但同时也使一批小有资产的老百姓遭到了破产的厄运。

上述这些经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限制和打击诸侯王、贵族豪强、富商大贾的效果，增加了西汉政府的收入，从经济上加强了中央集权，使西汉国家暂时富裕和强盛起来。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在政治、经济方面加强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同时，在思想文化方面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一直经历将近两千年而不衰。

其实，儒家思想和儒家学派的逐渐抬头，是自汉初就已开始了。儒家虽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但在秦汉之际，他们的代表人物已经日趋活跃。孔鲋负籍积极参加陈胜吴广的反秦斗争，陆贾为刘邦献马下治国策，叔孙通为西汉王朝制定成套的礼仪，都说明儒术不仅积极干预社会，而且逐渐为统治阶级所欣赏，认为这种思想、这种学派对封建统治的确有利，可以成为巩固自己统治的工具。

到汉武帝即位初年，儒家学派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上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年轻的汉武帝初试锋芒的改革，就是在儒家人物窦婴、田蚡和赵绾、王臧等人的协助策划下进行的。但是一方面由于当时汉武帝还十分年轻（年方十六七岁），太皇太后窦氏还是执掌大局的实权派，另一方面，当时黄老无为的道家学派尚有很大势力，前面说的后来谋叛反对汉武帝的淮南王刘安，就是一个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招致网罗了一批门客，集体编著了一部集黄老无为和孔、墨、申、韩大成的《淮南鸿烈》，大力提倡阴阳之学和道家之术，作为和汉武帝进行政争的舆论工具。此时，窦太后是站在黄老学派一边的，她十分不满于汉武帝利用儒家人物进行革新，因此借赵绾之故把武帝周围主张改革的儒家人物全部黜退。但是，当窦太后死后，汉武帝又全部将这些儒家起用，着手他的建立大一统的宏伟帝国的赫赫大业。

儒家思想和儒家学派在汉武帝时期独成一尊，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同时也由于儒家学术具有它自己有利的为其他学派所不及的条件。经过汉初七十年的恢复，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国力富强了，统治者的欲望也增强了。因此汉朝高、惠、文、景时期那种“无为而治”的思想已经不符合最高统治阶级的要求，他们需要一种进取精神较强的统治思想来代替黄老的无为思想。同时，西汉王朝发展到武帝时，经过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之后，王国势力受到了极大削弱，所以为大力加强中央皇权，奠定了基本的条件。另外，从儒家思想本身来讲，它的博大精深，它的含有政治、哲学、文采、教育、伦理各个方面丰富内容的包罗万象的特点，它的“仁政”为核心的政治观和道德观，也使它便于被封建统治者所全面利用，尤其是在升平时代作为一种控制人民的思想观念，比其他各家思想都更有适应性。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思潮的代表人物为董仲舒，他既是当时儒派的领袖，又是提出“独尊儒术”的发端者。《汉书·董仲舒传》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指魏其侯窦婴）、武安（指武安侯田蚡）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子，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董仲舒很受汉武帝的推崇，自建元元年（前140年）贤良对策为武帝所欣赏后，他被武帝派到武帝哥哥江都易王刘非那里当国相，以后又一度被丞相公孙弘推举为胶西王刘端的国相。五十八岁以后，居家著作，但朝廷还不断派人向他请教，“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汉书·董仲舒传》）。张汤是汉武帝特别重用的司法官，后来张汤把询问董仲舒的部分材料，整理成为《春秋决狱》一书。可见，老年的董仲舒，实际上仍是西汉王朝政治上的重要顾问。董仲舒于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病故，汉武帝有一次经过他的墓地，还专门下马，对这位知名大儒表示敬意，后来把他的墓叫作“下马陵”。这些都可见汉武帝对董仲舒的尊重。

汉武帝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第一，独尊儒术，统一思想。这一点是窦婴、田蚡于武帝初即位协助改革时就提出来的主张，当时由丞相卫绾出面提出：“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就是说，除儒家外，法家纵横家首先归入罢黜之列。其后窦婴、田蚡等又提出“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把道家也贬入罢黜的行列。是时，董仲舒于贤良对策的第三策中，更系统地提出“抑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认为“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绝不利于政治的统一，“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里董仲舒把孔子六艺之外的各家，皆一概贬为“邪辟之说”，建议“皆绝其道”，这样就可以使法纪统一，人民统一在儒家的思想中，所以说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配合政治上的统一而追求思想上的统一。

第二，尊崇孔子的儒术，为了证明天子至尊，为“强干弱枝”寻找理论上的根据。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中说：“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不得致天子之赋，不得适天子之贵”，这就从理论上论证了诸侯必须完全受皇帝的支配，不得自尊自专。董仲舒认为春秋大一统思想，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因此“尊儒”学说另一要点便在于：“立义以明尊卑之分，强干弱枝以明大小之职。”这是完全为汉武帝的政治上大一统和加强中央集权作舆论宣传的。

第三，提倡儒家的仁政。在董仲舒的对策中，提出了许多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儒家反对用严刑对待人民，严厉谴责法家任刑而不尚德所造成的“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董仲舒还提出了“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限民名田”以“塞并兼之路”来防止过分贫富分化，避免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儒家代表董仲舒提出的这些主张，是从封建统治者长远利益考虑提出来的改革方案，清醒的封建政治家是会看到这一点的。锐意进取的、希望能使西汉王朝长治久安的汉武帝，选中儒家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是很自然的。

第四，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儒学教育体制，用儒家思想来培养封建地主阶级的接班人，也是“独尊儒术”的内容之一。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建议，兴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正式的大学——太学，第一批置博士弟子（太学学生）五十人。这所大学全用儒家五经作为课程，教师全部聘请精通儒学的博士担任，武帝时始设七人，到宣帝时增加到十四人。到西汉末年，太学学生增加到一万人，东汉末，更增至三万人左右。这批完全用儒家思想培养起来的人才，成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最得力的维护者。除中央兴办太学外，汉武帝还提倡在郡国兴办地方学校，如当时蜀郡太守文翁，即“修起学宫于成都市中”，以后为武帝号召推广于全国。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为社会历史发展之必然，是为了封建统治者长远利益的需要。汉武帝的这一文化教育政策与他的经济政治集权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巩固与发展多民族统一国家

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更表现在他在巩固和发展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方面做出的贡献。在他统治的五十四年里，他平定了闽越和南越的叛乱，稳定了对西南夷地区的统治，开拓了东北和西北边疆，使今新疆和甘肃西部开始进入祖国的版图，东北地区的疆域则从今辽东半岛一直扩大到浑江、鸭绿江流域。汉武帝还对北方强悍的匈奴奴隶主贵族进行了正义的反击战争，解除了北方游牧民族对汉王朝的巨大威胁，保障了山西北部、河北一带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西汉时期的闽越，包括今福建和浙江一带，这一地区从秦始皇时就已经是中央王朝的一部分。秦末农民战争期间，其地又出现了以温州为中心的东瓯和以福州为中心的闽越国两股割据势力。闽越国实力雄厚，“甲卒不下数十万”。闽越王凭恃自己的实力，根本不把西汉王朝放在眼里，所谓“名为藩臣，贡酎之奉不输，一卒之用不给”，而且还经常派兵向西汉政府挑衅，或焚烧汉军的楼船，或用兵在汉境骚扰。吴楚七国之乱被平定后，闽越王让吴王刘濞的儿子去到他那里避难，还企图共同蓄谋反汉。闽越王还不断出兵向北边的东瓯和南边的南越进攻。这些活动不仅严重影响着西汉王朝在全国的统治，而且给人民带来许多战乱之苦。汉武帝决心消除这一祸患。

汉武帝和闽越的交锋前后共有三次：一次在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派兵攻打东瓯，东瓯君向西汉王朝求援。汉武帝这时刚刚即位两年，年方一十九岁，但他毅然决定帮助东瓯，解除闽越的威胁，派出了严助（即庄助）带领会稽（今江苏苏州）郡兵从海上救援东瓯。结果闽越退了兵，东瓯王带领四万军民迁到江淮地区。第二次在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又出兵进攻南越，汉武帝派出王恢和韩安国两路大军支援南越，东进闽越。由于闽越内部政变，闽越王的弟弟余善杀死了国王，向汉将王恢表示归降，汉武帝才下令罢兵。第三次在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闽越王余善又一次起兵直接向汉王朝进攻，把进攻汉兵的大将号为“吞汉将军”，并自行刻制玉玺，准备称帝，与西汉王朝分庭抗礼。汉武帝派了大将韩说、杨仆、王温舒、朱买臣等五路水陆大军南进闽越。汉军势如破竹，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闽越内部又一次严重内讧，部将杀死余善投降。汉武帝平息了这次叛乱后，为防止后患，把闽越的贵族臣民统统迁徙到江淮之间。此后闽越地区一直较为安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

汉武帝平定南越的战争，发生在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汉初，南越王赵佗和汉高祖刘邦关系很好，汉武帝时又帮助赵佗解除了闽越的进攻威胁，使之更加感恩戴德，曾把自己的儿子赵婴齐送到长安做武帝的侍从。但是后来南越统治者内部发生了矛盾，丞相吕嘉势力逐渐强大，与南越王太后发生争执，甚至在朝廷中动武，吕嘉逃出。几个月后吕嘉发动政变，杀掉南越王和王太后，同时也杀死了汉朝派去的使节，公开叛乱。汉武帝派遣了十多万军队分五路进攻南越，在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攻下番禺（今广东广州）。这时汉武帝本人正在山西黄河东巡视，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立刻把该地改名闻喜，后来走到河南汲县（今河南卫辉西南）西时，又听到吕嘉被俘获的消息，便又把当地叫作获嘉，这是今天山西闻喜县和河南获嘉县名称的由来。南越平定以后，汉武帝在该地区建立了九郡，其中六郡在今广东、广西境内，三个郡在今越南北部。

西南夷是指今天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和西藏昌都一带地区。西汉时，这一地区有许多少数民族建立的小国，较大的有今贵州北部一带的夜郎，今云南昆明一带的滇和今四川阿坝地区的冉駹（音máng）等。汉武帝时陆续把这些地区归入西汉版图。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左右，由唐蒙带领一千人进入夜郎，建犍为郡，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派兵入滇，迫使滇王请降，在其地置益州郡。从此云贵地区正式成为中央王朝的郡县。其后，汉武帝又继续把西南夷地区全部归入西汉版图，在那里新置了牂牁（音zāng　kē）、越巂（音yuè　xī）等六郡。

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汉武帝通过战争，降服了东北地区的高句丽等部，在那里设置玄菟（郡治在今辽宁新宾西）、乐浪（郡治在今朝鲜平壤）、真番、临屯（皆在今朝鲜境内）四郡。

在西边，汉武帝通过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大大加强了中央和新疆一带各民族的联系。其后，汉武帝又通过和亲，加强了和西域大国乌孙（在今我国新疆西部和中亚一带）的联盟，使匈奴在这一带无法再从事活动，这就是历史上所谓“断匈奴右臂”。同时汉武帝派兵攻破西域通道上的楼兰（今新疆若羌一带）和姑师（今新疆吐鲁番、乌鲁木齐一带），控制了重要咽喉地带。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汉武帝再派大将李广利西征大宛（今中亚安集延一带），威迫大宛重立亲汉的贵族为王。西汉在大宛得胜后，威震西域诸国。第二年，许多国家派王子王弟来汉朝见汉武帝，表示臣服。汉武帝为了使西域通道畅通无阻，在从玉门关直到罗布泊沿线，修建了许多亭障，派专兵把守，还组织人民在那里屯田。从此，丝绸之路繁荣起来。到汉宣帝统治时期的神爵二年（前60年），汉政府在西域地区设置了西域都护，整个西域成了西汉帝国的版图。西域各民族和中原的关系大大加强。中原的冶铁技术在新疆各地得到推广，丝织品和许多工艺品也流入西域地区。西域的特产也源源不断地传到中原，如葡萄、胡瓜等逐渐在内地栽培。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融合大大加强了。

汉武帝在武功方面的最大贡献，是阻遏了北方匈奴贵族对北方的骚扰。匈奴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长期游牧在蒙古草原，汉初时尚处在落后的奴隶制社会阶段。他们凭恃骑兵的优势，从汉高祖刘邦以来，经常南下到北方农业地区进扰，掠夺和屠杀人民，践踏农田，给陕西、山西、河北一带汉境人民，造成严重的损失。汉初因为经济凋敝，国力不足，不可能对匈奴进行正当的反击，采取了退让和亲的政策。经过汉初七十年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时，已经有了足够的人力、物力对匈奴进行反击了。从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始，至武帝天汉四年（前97年），汉武帝一共对匈奴进行了十五次战争，最重要的战役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和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三次。这三次战役，汉武帝都任用历史名将卫青、霍去病作为主要统帅，取得了战争的巨大胜利。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一次，卫青夺回了被匈奴占据的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获得了匈奴牛羊百余万头，汉政府在河南地置朔方和五原郡，从内地迁了十万人到那里定居。经过这次战役，匈奴骑兵对汉都长安的威胁基本解除了，匈奴的单于王庭（中央政权）被迫迁至蒙古大沙漠以北。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一次，霍去病率万人骑兵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河东）千余里，缴获了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匈奴的浑邪王降汉，随他来降的还有匈奴四万部众。汉政府在这次战役后在甘肃走廊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把大批内地贫民迁到那里，保证了汉至西域的通道。第三次大战役在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这次战役汉将霍去病取得了巨大胜利，一直进军到瀚海（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而还。匈奴伤亡达八九万人。经过这次打击，匈奴一蹶不振，不再有力量对中原进行骚扰了。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制止了匈奴贵族的野蛮掠夺，维护了汉朝边郡的先进的农业生产，是符合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

轮台之诏

汉武帝北伐匈奴，西通西域，南平闽越、南越，于西南夷地区置郡，这都是开边兴利、继往开来、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具有巨大意义的事件，也是他对我国千秋万代做出的贡献。所以班固称汉武帝为有“雄才大略”的皇帝。

但是，在封建社会，大凡有作为的皇帝，一般又都急功好利，好大喜功。在他们为历史、为民族做出杰出贡献的同时，又常常伴随着对人民的极大骚扰，造成人力、财力方面的巨大浪费。汉武帝便是这样一位皇帝。历史对他是有鲜明的是非、功过的评价的。比如，《史记》中说，他即位之初，本来“人给家足”，府藏皆满，但是经过武帝对外连续进行三十二年战争后，变成为“海内虚耗”。到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更是险象丛生，关东流民达到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尚有四十万。社会矛盾因之日益严重，终于酿成了天汉年间（前100—前97年）的农民起义，这时“天下骚动”，起义遍及关东地区，大者数千人，小群数百人，攻城邑，掠乡里。另外，由于武帝政治上处理不当，也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卫太子的巫蛊案件便是这种矛盾激化的表现。卫太子是武帝的卫皇后生的儿子，大将卫青之甥，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立为太子，因为政见不合（卫太子公然反对武帝“征伐四夷”的政策），于征和二年（前91年）终于和武帝之间的矛盾激化，于是出现了巫蛊之狱。有人告发太子用巫蛊（一种迷信方式）咒诅武帝，因而被武帝废黜自杀。这一案件涉及了许多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包括卫皇后和他的家族、武帝宠爱的李夫人及其家族以及丞相公孙贺一家，“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这一案件到第二年被认为是冤狱，卫太子受到了昭雪。但对武帝来说，内心震动是相当大的，他深感到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过去几十年的政策。

一个是社会阶级矛盾的深化，一个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尖锐化，这两点使汉武帝发出了“轮台之诏”。轮台诏是一份悔过的诏书，这是中国古代帝王罪己以收民心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也说明汉武帝毕竟还是一位有见识的政治家，在自己统治的最后关头（在他死前二年），终于能看到自己过去政策中的失误，向人民表示忏悔，这在古代封建帝王中是不多见的。

轮台之诏下于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在此以前，武帝在自己多次讲话和诏令中已经逐渐在检讨自己的过错。比如在这一年的三月，有一天他走到今山东的广饶县，看到农民在辛勤地劳动，不禁想起对不住人民的地方，一边亲自拿着耒耜到田里参加劳动，一边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不久，大臣田千秋请求汉武帝斥退方士，不要再搞求神求仙的事，武帝也十分同意，说：“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他后悔自己过去劳民伤财，但已无法挽回了。到这年六月，当搜粟都尉（管理粮食的官）桑弘羊又请求武帝派人到轮台修筑堡垒、驻扎军队时，武帝便下诏说：此前曾有人请求按人口增加三十钱作为边用，这实际上是加重老弱孤独者的困苦。是“扰劳天下”的行为，“朕不忍闻”。今后的政策应当“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这就是所谓“轮台悔过”的诏书。这是汉武帝一生政策的一大转折，此后他表示要着重在“思富养民”方面多下功夫。他任命田千秋做宰相，并特封为“富民侯”，还任命农业家赵过为搜粟都尉，让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先进的“代田法”，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以后赵过又改进很多“田器”（农业生产工具），由中原逐渐推广到边区。经过两年的经济恢复和减少赋税措施的实行，西汉社会又趋向安定了。

但是，汉武帝已经精疲力尽，终于在后元二年（前87年）一病不起。在临死前，他把小儿子刘弗陵托付给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和车骑将军金日磾，对霍光说：“我要请你做周公，让小儿子刘弗陵做成王。”汉武帝死后，葬在长安西北的茂陵，在他的陵墓东北有霍去病和卫青的墓，东南有霍光墓。这位杰出皇帝就这样终结了自己的一生。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