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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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衍（978年－1057年），北宋仁宗时同平章事兼枢密使、集贤殿大学士。字世昌，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擢进士甲科，补扬州（今属江苏）观察推官。历仕州郡，明断冤狱。徙河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转运副使、陕西（治所在今陕西西安市）转运使。召为三司户部副使。河北（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县东）乏军费，为都转运使。迁工部郎中，不增赋于民而用足，除枢密直学士。求补外，以右谏议大夫知天雄军（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县），为政缜密，治理有方。召为御史中丞，兼判吏部流内铨，措置有方，治事严明，属吏不能为奸利。改知审官院，其裁制如判铨时。历知永兴军（治所在今陕西西安市）、并州（今属山西）。西夏攻宋，以太原为要冲，加龙图阁学士。宝元二年（1039），迁刑部侍郎，复知永兴军。时方用兵，民苦调发，吏因缘为奸。他区处计划，量道里远近，宽其期会，使民得次第输官。召还，权知开封府（今属河南），持身谨严，治事有方，权近莫敢干以私。康定元年（1040），拜同知枢密院事，改枢密副使。庆历三年（1043），除吏部侍郎、枢密使。次年，拜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支持“庆历新政”。新政失败，被指为朋党。五年，罢出，以尚书左丞知兖州（今属山东）。七年，以太子少师致仕。嘉祐二年（1057），卒，赠司徒兼侍中，谥号“正献”。好荐引贤士而沮止侥幸，清介不殖私产。

在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多年中，真宗、仁宗之世为北宋王朝的鼎盛时期。而仁宗在位的四十年间，所任二十多位宰臣中，李迪、王曾、张知白、杜衍皆被称之为“宋之贤相”。杜衍与张知白齐名，史称其“劲正清约，靳惜名器，裁抑侥悻，凛然有大臣之气概焉。”

杜衍，字世昌，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出生于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他的父亲杜遂良，曾任尚书度支员外郎。

杜衍自幼力学，胸怀大志，孜孜以求，锲而不舍，获真宗大中祥符进士甲科，初补扬州观察推官，又以秘书省著作佐郎改知平遥县（今属山西）。杜衍虽年不及三十，但为政处事已很老练沉稳，朝廷所遣特使至其境视察，见其兴利除弊，除暴安良，颇有治绩，遂将其举荐于朝，改任晋州（治今山西临汾）通判。不久，复以“良吏”被荐，再擢知乾州（治今陕西乾县）。

陕西安抚使陈尧咨到乾州巡察，对杜衍的才干、为人尤为欣赏。按宋朝制度，朝廷钦差大臣到地方视察，可代表皇帝奖赏地方官。为此，陈尧咨特以朝廷名义在藩府举行盛大宴会，以表彰杜衍，人以为殊荣。同时，杜衍再得陈尧咨的推荐，改权知凤翔府（治今陕西凤翔）。

及凤翔府任满，杜衍赴京改任，凤翔府吏民遮道挽留，并集体签名上书朝廷，说“为什么要夺走我们的贤太守”，要求让杜衍继续留任。杜衍遂以太常博士擢升提点河东路刑狱，继迁官尚书祠部员外郎。杜衍按行至潞州（今山西长治），平反冤狱，甄别是非，大获人心。知潞州王曙为此作《辨狱记》，刻石记其事迹。

知石州（治今山西离石）高继升被人告发暗通蕃部图谋叛变，被捕系狱，却又因证据不足，狱案久拖不决。杜衍对高案极为重视，仔细复审高案，最后弄清是其宿敌故意陷害他，遂上书朝廷，为其辨诬雪冤，并对诬告者严惩以法。

又有宁化军（治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守将逮捕“违法”之人，并定以死罪。杜衍复审此案，发现是错判，提出应予以改正。但这位守将不服，将此案上诉朝廷。执掌朝政的真宗皇后刘太后谕刑部立案复查。经审查，此案果然属于错判，使该案最后得以改正。之后，杜衍改任提点京西路刑狱，又徙知扬州府。由于他的认真负责，使许多冤假错案多所辨正，杜衍由此声誉鹊起。有关部门的大臣又再向朝廷举荐他，说他办狱得法，应予重赏。于是杜衍迁官刑部员外郎。

后刘太后派安抚使视察淮南，安抚使还京汇报视察状况，太后第一句话就是问“杜衍怎么样？他可好？”安抚使以其在扬州的政绩奏答，太后不尽赞叹说：“是啊！我早就知道杜衍是个人才。”

此后几年中，杜衍先由河东转运副使迁陕西转运使，又召为三司户部副使，再擢为天章阁待制，欲任命为知江南重镇江陵府时，朝廷复以当时河北地区军费严重缺乏，遂改任杜衍为工部郎中、河北路都转运使，全权措置河北财政。杜衍不负重托，以其卓越的理财才能，筹划经费，致使民不加赋而用度充足。刘太后召还他欲任为枢密直学士，他仍求外官，即以右谏议大夫知天雄军（治今河北大名）。

杜衍为政谨密，从不以威刑督责其属下，然属下又都敬畏他的清严。天雄军任满，亲政的仁宗特召任他为御史中丞。

自乾兴元年（1022）真宗病死、年幼的仁宗即位，国家大政即由垂帘听政的刘太后执掌。最初仁宗仅每逢初一、十五与太后一起接见大臣，后改为每逢三、五与太后共同御承明殿听政。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病卒后，仁宗亲政，却仍沿袭旧例逢单日接见大臣。为此，杜衍上书仁宗说：“中书枢密两府大臣，皆为皇帝股肱，自古以来所谓坐而论道者也。现在陛下仅单日召见他们，怎能及时尽知天下事呢？臣下认为，陛下不应仍拘于旧例，而应经常召见他们，赐坐于便殿，让他们尽言陈述所发生的大事及其他们对处理这些事的意见，与陛下共商大计。除军政大事外，日常之政则宜放手由他们处理，则事事不必皆烦陛下视听，如此不难达到天下大治，国泰民安。”

他又上书论常平法说；“自古以来，岁有丰凶，谷有贵贱，官府立法以平均之，则老百姓家有余粮，民不被害。但臣发现，如今一些富商大贾，乘时贱收，操纵市场，遇水旱之时，则屯积居奇，静候物价飞涨，然后抛售，谋取暴利，使贫穷民户倍受困苦。为此臣下建议，请朝廷按州县远近，户口多寡，遍设常平仓，定立严格的赏罚制度，督责官吏按时出纳，增损库存，平抑市价，及时做好粮物收储，严厉打击那些以各种借口套购官库粮物的不法商贩。若州郡缺少备用钱，则请朝廷由国家财政支拨。如此可防天灾人祸，荒时暴月，使民安乐业。否则的话，一旦天年不济，即使再爱民的官员，去一家一户地抚恤赈济，也无济于事。”对这些建议，仁宗都一一采纳，下诏实行。

不久，杜衍又受命兼任吏部流内铨，掌管朝廷文职官员以及幕职州县官员的铨选注拟、对换差遣、磨勘功过等项事务。这是一项复杂而又涉及面广的工作。特别是当时宋政府所定官员选补科格繁杂冗长，流内铨官员常常对这些条例不能全部知晓熟悉，致使下属吏人有机会收受贿赂，弄虚作假，欺上瞒下，除授不公，流内铨的诸项事务因此常取决于这些吏人的好恶恩怨。杜衍兼任流内铨的职责后，很快就熟悉了铨法的主要内容。有一次，他让书吏起草一份铨法文件，文件编成后，他问书吏：“有关内容都包罗详尽了吗？”书吏回答说：“全都编进去了，不会有遗漏。”杜衍浏览了一下，却马上说出还有什么什么条例没有编进去，本末曲直，说得头头是道，令那些老书吏听得目瞪口呆。第二天，他又对所需处理的事，一一当堂亲加决断，不让书吏越俎代庖，只令各房书吏听令行事，亦震惊了书吏们。从此，书吏们在处理铨内事务时，都不敢高下其手，从中作弊了。

杜衍判流内铨仅几个月，朝野上下都知道他廉干清明，富于才智。随后，杜衍改知审官院，仍如在流内铨，又将审官院彻底整顿了一番，更声动京师。这时，宋夏关系开始紧张，杜衍遂迁尚书工部侍郎，出知永兴军（治今陕西西安），受命经营西部边防事务。

杜衍至永兴军不久，辖境内便接连发生一宗宗刑事案件：有一民家的妇女大白天突然失踪，遍寻不见。在此前后，另有两家的民妇也不知去向。杜衍推断，这些案子很可能是同一罪犯或同一伙罪犯所为。于是他立即组织侦察搜捕。

杜衍巧设方略，引鱼上钩，很快将罪犯捉获。果如其所料，先后发生的多起失踪民妇案确系一人所为。此罪犯是一名流氓成性的惯犯，就是他将多名民家妇女奸杀掩埋。民妇失踪案的破获，使杜衍一时名震关中。

西夏党项政权这时不断发兵侵宋，骚扰陕西、河东沿边地区，宋政府以太原地区为宋夏接触的要冲地带，在杜衍莅任永兴军不久，又加其龙图阁学士，令改知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宝元二年（1039），再迁刑部侍郎，复回知永兴军。杜衍每到一地，皆积极布署，采取防范西夏入侵的措施。

宝元二年十一月，西夏军大举进攻陕西，兵锋直指延州（治今陕西延安）。宋政府又紧急诏令陕西、河东所属州郡，加紧整饬军备，并调军加强各重镇的军事防御力量。但这样一来，又加重了民户运输运送军需的负担，加上一些贪官污吏趁机发国难财，使陕西人民困于调发。为此，杜衍建议朝廷，改革民户输纳制度，他根据前线所需粮粟等物的总量，民户所处道里远近，民户财力物力大小等，将民户分为等第，定立不同的期限，让民户向官府输纳钱物粮粟。结果，不仅所需军需按期运至，且运费也减少了一半。

仁宗非常欣赏杜衍的干练与智谋，又下诏将其召回，先委任以权知开封府事，继擢为同知枢密院事，再改枢密副使，让他直接参予和主持当时最为迫切的军政事务。

康定元年（1040）二月，西夏方面出动十余万大军再次大规模侵宋，先攻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因宋军防备松懈，措手不及，使拥兵十万、号称“铁壁相公”的宋将李士彬不敌夏军的猛烈攻势，战败被擒。夏军即乘胜攻陷安塞、塞门、永平等地，直抵延州（今陕西延安）城下。

延州城中这时只有守将卢守勤及部下数百人，卢守勤自知寡不敌众，州城难守，便急向巡察在外的知州范雍报告求救。范雍檄令屯驻庆州（今甘肃庆阳）的宋军救援，又令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和鄜延副总管刘平率所部军狙击夏军。石元孙和刘平率军在三川口（今延安西北西河口）遭遇发生恶战。鏖战中，刘平被夏军射中左耳右颈，监军黄德和又畏敌先逃，主帅一伤一逃，使宋军军心大乱，一溃而不可止。夏军乘胜掩杀，宋军大败，刘平等人被擒。夏军进而围攻延州。适逢天气变冷，寒风骤起，大雪降至，夏军围攻七日，缺乏衣物而退兵，延州得免兵燹。但自此以后，宋夏边境横山以南至延州一带却尽为西夏所得，宋朝西北屏障尽失，门户洞开，使夏军随时而至。

仁宗召廷臣商讨对策，并派翰林学士晁宗悫去陕西，与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夏竦、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韩琦等人面晤，集议对西夏的攻守战略。夏竦和范仲淹主守，主张应步步为营，作持久防御。韩琦与朝中宰臣则主张攻，认为应主动出击，并速战速决。仁宗本人也一改过去对西夏软弱求和的态度，倾向于战，急于求成。杜衍则认为夏竦、范仲淹身居前线，对宋夏双方的力量与情势有较准确的估计，因而明确站在夏、范一边，支持他们“主守”的意见，并劝谏仁宗说：“若期望侥悻取胜，实非万全之策。”但战守双方各执一端，久争不决。对此，身为枢密副使、对军务负有直接责任的杜衍见徒争无益，只会贻误战机，遂要求辞职。仁宗不许，仍赐手诏勉励他克尽职责。仁宗并就攻守之策作出裁断，决定取“攻”策。然后诏开封府、京东西、河东诸州县括驴五万头以备军用，定以明年正月为出师之期。

但夏竦、范仲淹等人又对出兵日期持有异议，宋廷再陷无休止的争论之中。正当仁宗君臣进兵之议未决之时，西夏则再次倾兵入侵，集中兵力向宋朝边防重镇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发动攻势。韩琦立即调动军队狙击夏军，范仲淹在鄜延路亦加强布防，占据险要。夏军遂以主力攻打韩琦所辖的泾原路。

康定二年（1041）春，夏军以十万之众，不顾天寒地冻，进入渭州（治今甘肃平凉）境。泾原主帅韩琦得悉夏军已至怀远（今甘肃平凉北），急调一万八千人马，命环庆总管任福与泾远路驻泊都监桑怿带领，前往迎敌。这年二月十一日，宋夏军战于张家堡（今宁夏隆德）。至傍晚，宋军收兵屯驻于好水川（今隆德东二里）。次日，夏军丢弃羊马橐驼，佯作北撤。任福不知是夏军的诱兵之计，带兵猛追，直至六盘山下（今隆德与固原交界处），夏军伏兵四起，围攻宋军。任福自知中计，退兵已晚，麾军与战。无奈宋军劳兵三日，疲惫不堪，不敌夏军攻势，将士多战死，导致宋夏交战以来宋军最大的一次惨败。

仁宗以韩琦指挥有误，罢其陕西经略安抚使之职，贬知秦州（今甘肃天水）。又以范仲淹救援不力，贬知耀州（治今陕西耀县）。其他陕西方面的将帅也逐一贬降，然后任命杜衍为河东宣抚使，全权调配加强陕西、河东地区的防务。西夏亦暂时停止进攻宋境。

庆历三年（1043）四月，杜衍又被诏入京，擢任吏部侍郎、枢密使，主掌军政枢务。次年五月，宋夏双方达成和议休兵。这年十月，夏与辽又发生战争，双方战于黄河边。新任参知政事范仲淹受命宣抚河东地区，欲带兵从行。杜衍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宋夏刚刚议和，夏辽又正兴兵交战，宋朝的任何举动这时对夏辽双方都很敏感，宋军的行动会直接影响宋与夏、辽的关系。

但是范仲淹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在仁宗面前诋毁杜衍胆小怕事。范仲淹比杜衍小九岁，两人共事于朝，杜衍对他很器重，因此并不与他计较。这年九月，仁宗采纳范仲淹和枢密副使富弼以及欧阳修、余靖、韩琦等人的改革建议，先后实行通选转运使，更定磨勘、荫子法，实行明黜陟、抑侥悻、均公田、精贡举、兴学校、减徭役等一系列措施，号称新政。杜衍对新政积极支持，使新政迅速发展开来。

但新政也触及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一些高官勋贵加上某些贪官污吏，沆瀣一气，首先发难，毁谤新政，使仁宗对改革由疑虑变为动摇，最后竟决意牺牲革新派、妥协反对派，起用中间派，平息事端。于是仁宗以陕西备边为名，罢范仲淹参知政事，命其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以富弼为河北宣抚使，宰相晏殊也罢知颍州。

晏殊罢相后，杜衍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擢任为相，与章得象共同执政。时为庆历四年（1044）九月。

宋辽自澶渊之盟后，虽时有矛盾冲突，甚至还有军事接触，但基本上维持了和平共处的友好关系。这时，辽圣宗的女婿刘三嘏与妻子八哥公主关系不和，由此得罪了圣宗。刘三嘏因怕圣宗降罪而逃至宋朝，要求避难。对如何处置此事，宋廷诸臣意见不一，有的主张礼待刘三嘏，给其宅第、官职，作为宋朝将来与辽朝作某些交涉的条件，有的则持反对意见。仁宗犹疑不决，便召问杜衍。杜衍说：“我朝素主忠信，先与辽朝定有誓约，双方勿纳亡叛。若留三嘏，则我朝理屈。刘三嘏是契丹皇帝的近亲，他能背叛其主南来，则其为人如何昭然，怎能靠这样的人来谋划国家大事呢，故臣下认为，留纳三嘏不仅没有多少益处，反而会有害于宋辽关系，莫若遣回。”仁宗颔首称道：“言之有理。”遂遣还刘三嘏返辽。

杜衍为相后，大力荐引贤能，唯才是举，量才录用，而阻止侥悻，由此招致一些人的不快。杜衍的女婿苏舜钦，自少文章出众，议论恢宏，为人刚直，触犯了某些权贵，他任监奏院时，循例在举行祭神典礼时，以伎乐招待来宾，另杜衍所荐用的集贤校理王益柔曾戏作《傲歌》。这些都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诋毁攻击杜衍的借口。于是御史台就有人上书弹劾苏舜钦和王益柔，以此来动摇杜衍的地位。

范仲淹、富弼等此前力行改革，推行新政，杜衍持积极态度。新政罢废后，范、富等被贬时，杜衍又极力为之说话。因此，这时又有人上书，指责杜衍与范、富等人朋比为党。仁宗素忌“朋党”，既有人指责杜衍“朋比”，便引起仁宗的疑心。杜衍见疑，遂激流勇退，上书辞职，庆历五年（1045）正月，遂以尚书左丞罢相，出知兖州（今属山东）。杜衍为相前后仅四个月。

庆历七年（1047），杜衍年及70岁，又上书乞还印绶，乃以太子少师致仕，寓居南京应天。杜衍辞官家居后，以诗赋、书法并教授学生为乐，但仍不忘国事。每当听说朝廷进用何人，罢黜何人，都会引起他的喜与忧。他即对门生说：“吾虽说已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但吾不能忘记国事。”有一次在与门生的闲谈中，有一门生说道：“先生前居相位，未期年而出，使天下人未能尽被先生恩泽，天下甚有郁望。”杜衍摇摇头说：“衍以非才，久妨贤路，虽说很快解除相位，但吾心甚安。惟有一事之恨。”门生忙问：“先生之恨何事？”杜衍慢慢地说道：“吾早就听说某人贤而有才，可为大用，但未来得及荐用，故久久放心不下。此吾之恨事也。”

杜衍一生清介为人，不置家产，他退官后居私第十年，第室简陋，无花园亭榭之奢。出入仅门生数人相随，穿戴更为俭朴，乌帽、皂绨袍、革带，从不用轿舆车辆。有人以其曾是当朝宰相，致仕后又加官太子太保，劝他至少也要穿戴通行的“居士服”，他却回答道：“吾老而谢事，何敢窃居高士之名！”他退休后的第三年，仁宗特诏他入京陪祀明堂，并令应天府敦促他成行，还令沿途驿亭设帐具几仗招待他，杜衍力辞不就。仁宗感叹他的为人，又特进其官太子太傅。赐其子同进士出身。复再进太子太师，封祁国公。

嘉祜二年（1057），杜衍染疾病重，仁宗特派内侍宦官并太医为之诊疗治病，但仁宗所派的人还没到，杜衍即病卒，享年80。赠司徒兼侍中，赐谥正献。临死前，嘱其子发丧不要铺张，只要一枕一席、小圹庳冢敛葬即可。又亲作遗嘱说：“吾死无憾，惟愿朝廷毋以久安而忽边防，毋以既富而轻财用，宜早建储副以安人心！”却无一言语及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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