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作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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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作宾（1884年3月4日-1942年12月24日），字雨岩，湖北应城人，生于1884年3月4日（清光绪十年二月初七），其父以“务农为生”。蒋作宾幼时在家乡就塾，十五岁时考取秀才。1902年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与宋教仁等同舍，经常议论时政，萌发革命思想。1905年毕业后被选拔为官费留日学生入东京振武学校。8月，加入同盟会。1907年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期步兵科，翌年7月毕业返国，由清政府派任保定军官速成学校教习，1909年参加清政府举行的陆军留学毕业生考试，获优等第二名，调陆军部军衡司任科长。他在为陆军部接管北洋六镇、排斥袁世凯的势力中发挥作用，受到陆军部大臣荫昌的信任，1911年擢升军衡司司长。

1911年武昌首义爆发后，驻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与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等电促清廷立宪，清政府大为震惊，急派蒋作宾等往滦州对张部进行所谓宣抚。蒋到滦州后极力策划张绍曾与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趁清军大举南下之际，举兵夺取北京。事为清廷侦知，时任清廷钦差大臣、湖广总督袁世凯指派周符麟前往石家庄收买吴的卫队长马步周，11月17日吴禄贞遭马步周暗杀，张绍曾随之被调职，其计划夭折。蒋便往沈阳谋与蓝天蔚在奉天举兵独立，行至山海关，闻蓝已败。他感到在清政府势力强厚的北方不能有所成功，遂南下到了武昌。此时，革命军在汉阳作战受挫。蒋急往九江请援兵，到浔后被推为九江都督府代参谋长。蒋即派江西民军两队往湖北广济、黄冈一带牵制清军，诱其东移，缓和了武昌的局势。年底，蒋受黄兴电邀赴上海，参加临时政府筹备工作。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蒋作宾被任命为陆军部次长。他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陆军部总长黄兴提出建立南京、武汉、北京三重点的计划，在此三处建立由革命党人切实掌握的军事力量。他的建议被采纳后，即在南京参与编练第八师的工作，同时收容保定军官速成学校学生成立南京军官学校。他又往武昌向黎元洪建议多用同盟会员，改练湖北新军。

南北和议告成，唐绍仪组织民国第一届责任内阁。蒋随唐北上，仍任陆军部次长，总长为段祺瑞。蒋作宾打算在北京建立第二个军事重点，并计划将第八师调驻北京或热河，由于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防范，而未能实现。6月，唐绍仪辞国务总理职，袁命陆徵祥组阁，提名蒋作宾任工商总长，但由于参议院中同盟会员的抵制，而未能通过。

1913年“二次革命”反袁失败，蒋作宾在南京建立的军事基础遭瓦解。他在北京无所作为，于袁世凯酝酿帝制时称病离职，后被幽禁西山。至西南各省起而护国讨袁，袁世凯为利用蒋拉拢黎元洪帮助挽回危局，才将他解禁。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北京政府的实权则掌握在段祺瑞手里。段挽蒋作宾出任参谋本部次长。蒋在黎、段矛盾冲突中居间做了一些调和工作。由于黎、段间的矛盾冲突加剧，翌年张勋复辟，在危急中蒋作宾帮助黎元洪逃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避难。不久段重任国务总理，为拉拢蒋作宾，授为翊威将军，派汤化龙前往挽留。蒋深知段难以共事，乃拒绝，于7月间南下到上海。9月经孙中山同意出国考察国际局势，先后到美国、法国、东欧巴尔干及土耳其、希腊等地。

1919年2月，蒋作宾由欧洲回国到广州。当时护法军政府在桂系军阀把持下名存实亡。蒋为实现孙中山打倒桂系军阀、夺取广东和统一南方的计划，与孔庚、何成濬、夏斗寅等人一起筹划先夺取武汉。当时武汉为湖北督军、两湖巡阅使王占元所盘踞，王在湖北的残酷统治早已激起人民的愤懑。1921年7月，倒王运动主持人李书城联络湘军赵恒惕攻鄂，主张“湖北自治”，蒋作宾参与这一行动，并被推为湖北自治政府临时总监。兵至蒲圻，王占元弃职潜逃天津。王虽然被驱逐，但盘踞河南的吴佩孚以新任两湖巡阅使名义率北军南下，顺收渔人之利，使上述计划未能实现，蒋便偕孔庚返粤。此时孙中山正准备在桂林组织大本营，挥师入湘进行北伐。蒋作宾被任为大本营参议，参与军事计划的制订。年底，师次桂林，正待出兵之时，受到留守广东的陈炯明暗中掣肘。1922年孙回师广东，改道北伐，设大本营于韶关，蒋也随之前往。正当北伐军向江西胜利进展的时候，陈炯明公然发动叛变，炮轰总统府。蒋在叛军杨坤如部围困中逃出韶关，到广州时又遭叛军叶举围捕，蒋乘港轮脱逃，到永丰舰与孙中山会面。旋奉孙中山之命，到沪联络松沪护军使何丰林、浙江督军卢永祥，酝酿建立反直三角同盟，以打倒陈炯明勾结的直系军阀。蒋除在上海、杭州一带活动外，又往沈阳参加姜登选等人建立反直军事力量的活动。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段祺瑞电邀北上，蒋作宾到京随侍左右。翌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蒋滞留北京观察形势变化。是年冬至次年春先后往河南、江西动员岳维峻、方本仁等响应北伐，但因广州方面动作迟缓而未收效，蒋复返广州。

1926年7月，北伐开始，蒋被国民政府派为湖北宣抚使，8月11日随蒋介石到达长沙，对鄂赣境内的军阀部队做了一些争取工作。17日，又奉派往沈阳劝说张作霖不要帮助吴佩孚南下。南返时，武汉、南昌已为北伐军光复。

蒋作宾到达武汉后，被任为广州国民政府委员。随着武汉革命阵营与蒋介石斗争的白热化，蒋作宾于1927年1月潜往南昌。他向蒋介石诬称“共产党在武汉另有企图，国民党同志变节者甚众”，建议蒋介石招降孙传芳所部陈调元，先期夺取安徽，然后取南京。这一建议正合蒋介石的意图。他随即被蒋介石派往安庆，时陈调元已经易帜，便偕陈至南昌，与蒋介石筹划进取南京之策后，前往安庆组织省政府。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蒋作宾被任为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8年4月，蒋介石继续北伐，蒋作宾担任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委员，随军北上。“济南惨案”发生后，蒋介石率军撤出济南。蒋作宾随后于5月9日从济南突围而出，随蒋介石绕道北进。6月，到达北京，不久战地政务委员会解散，蒋作宾转任北平政治分会委员。

是年10月，蒋作宾由国民政府任命为驻德国公使兼驻奥地利公使，11月前往柏林赴任，首次与德外长斯特莱斯曼会晤时，提出德国应与中、苏连成一气的主张，颇受德国朝野的重视。他还取得德国同意，派前任参谋总长塞克特等来华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翌年3月，蒋代表中国政府出席日内瓦国联军缩会议，在大会上首次用中文发表演讲，引起震动，不少与会者视为中国的光荣。会议期间，苏联人民外交委员季维诺夫主动向蒋作宾提议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为将来复交行动铺路，蒋虽十分赞同，但未得国民政府的同意。1931年春，蒋辞公使职，途经苏联考察后回国。

蒋作宾回国后，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即将侵占中国东北，他力主对日直接交涉，向国民政府提出设立中日交涉委员会的建议。他的主张符合国民政府内一部分人的愿望，8月底遂被任为驻日公使。就在他赴任途中，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控诉，幻想国联制裁日本，避免与日直接谈判。蒋抵日后，迭电外交部不要寄希望于国联，并立即与日本外相币原谈判，条件是先由中国允许给予日人土地商租权以交换日本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然后再作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具体谈判。但他的这一建议，由于一方面受到国民政府的阻止，另方面亦因币原受军国主义分子的排挤去职而落了空。接踵而来的是日本侵略的进一步扩大，蒋作宾只能是遵照国民政府的训令，向日本政府提交一些书面照会，在抑止其侵略上毫无作为。1933年3月上旬日军侵占热河后蒋被召回国。9月蒋介石召开牯岭谈话会，确定改善对日关系，10月蒋作宾以“携有解决中日问题之有效训令，当以此尽力于中日友谊之改善”的“使命”返任。

1934年4月，日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发表妄图独占中国的“四一七声明”，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蒋作宾遵循国民政府的旨意，于4月26日访晤日本外相广田，向广田保证中国并没有准备任何行动以抵抗日本的侵略。广田则得寸进尺地向蒋要挟：今后国际对华援助，中国必须事前商诸日本。

1935年1月，广田高唱“中日亲善”的调子，蒋介石、汪精卫采取了一系列讨好日本的措施。5月，中日双方公使馆升格，蒋作宾被任为首任驻日大使。6月，国民政府颁布“邦交敦睦令”，蒋作宾再次回国，向蒋介石、汪精卫请示进一步“亲善”办法。他向记者表示不因当时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这些不愉快的事件而变更改善中日国交的政策”。9月，蒋作宾返东京任所后立即会晤广田，提出中日亲善三条基本前提条件：（一）中日两国平等享有与遵守国际法规定之独立国家权利与义务；（二）中日两国对于一切非友谊行为不得再行发生；（三）中日邦交回复正轨，两国间一切事件循和平外交手段以求解决。并向广田说明中国虽然不能承认“满洲国”独立，但可以置之不问。10月7日广田召见蒋作宾反提三原则，大要为：（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二）中国事实上承认“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满共同防共。声称这是中日提携的绝对必要条件，中国政府如能完全同意，日本就可逐步商议中国所提三原则。蒋向广田当面表示：取缔排日言行已有事实表现；承认伪满需请示政府再行答复；对共同防共的方法和地域可以研究。广田希望蒋作宾回国后能担任外交部长。

由于当时日军策动华北“自治”达到高潮，全国抗日情绪更加高涨，加之国际政治斗争形势的演变，蒋与广田的谈判没有能继续发展。同年12月国民政府改组，蒋介石继汪精卫任行政院长职，蒋作宾的驻日大使也随之被免职，改任内政部部长。

1936年12月初，蒋作宾往西安视察，适西安事变发生，被幽禁。迨事变和平解决后回南京，担任国民大会全国代表总选举事务所主任。

“七七”抗战爆发后，蒋作宾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上任仅两个多月即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接替。随后往重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0年冬任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政务组主任。1942年元旦，高血压发作，卸职休养。同年12月24日因肺炎并发心力衰竭在重庆病故。1943年6月12日国民政府追赠蒋作宾为陆军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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