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润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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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润庠（1890年7月31日-1961年6月13日），浙江镇海人，生于1890年7月31日（清光绪十六年六月十五日）。其父系清朝举人，于金润庠八岁时去世。母沙完珍，出身于书香门第，能诗善文，兼通医理，曾在宁波举办女塾，开浙东女学之先。

金润庠有弟妹三人，以家中食指繁多，于1904年小学毕业后，即到汉口立昌生海味号当学徒，业余自学英语。几年后，经其母舅沙咏源介绍，至上海华通保险公司当办事员。金博闻敏慧，工于心计，颇得经理青睐，1909年升任华通烟台分公司经理，后改任华通杭州分公司经理。不久进上海美商德泰洋行当买办，又任英商光耀桅灯厂中方经理。与此同时，金以私资开设润丰恒商行，并在英人办的法律事务所学习法律。

1911年，上海发生信托公司和交易所倒闭风潮，金润庠与竺梅先两人分别代表自己的商行，参加五洲交易所财产清理案件，显示了各自的才能，互相钦佩，渐成知交。在1925年张宗昌盘踞山东时，金润庠协助竺梅先在上海为张宗昌军采办面粉。以后，两人继续合作，积资日丰。金与竺于1927年冬，鉴于造纸工业有利可图，以28万元之代价，盘进嘉兴禾丰造纸厂；1931年又以29。05万元的标价，购进杭州武林造纸厂。他们将两厂改名民丰、华丰，设立董事会，竺梅先任经理，金润庠任协理，开始经营造纸工业。

30年代的中国民族资本造纸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全国不到二十家纸厂，外国纸品充斥市场。竺、金两人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卷烟、胶鞋等轻工业发展较快，包装的纸版用量必然会随之增加，而纸版运输时吨位较多，外商无意经营，于是他们便从事纸版生产。

在试制薄白纸版的过程中，竺、金两人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亲自下车间，督率技术人员、工人共同钻研。这种纸版的技术要求是正面平滑有光泽，反面宽松，即所谓“单面光”。当时既无技术资料，又无专家指导，竺、金光凭热情，闭门造车，几经试验，未获成功。但竺、金两人仍不惜工本，坚持试制。1933年聘总工程师褚凤章、造纸工程师陈晓岚先后进厂，并邀请浙江大学教授潘光圻协助，于次年试制成功，以“船牌”为商标经销。

由于中国民族工业地位脆弱，同业之间又互相倾轧，削弱了对抗外资的力量。金润庠乃与各纸厂协商，筹组“国产纸版联合营业所”，使各厂生产纸版纳入产、销垄断机构，调和矛盾，增强实力。结果与苏州大丰厂、盛华厂、天津振华厂共五家，各推一人组成理事会，推选金润庠任联营所所长。规定各厂产品一律交由联营所出售，定价划一，天津振华产品不南运，南方各厂产品不北上。上海竟成纸厂不愿参加联营，以每吨纸版低于联营二元的价格抛售。金润庠大量收购，以压缩纸版的上市量，迫使竟成纸厂就范。

1935年前后，全国有卷烟厂四五十家。而本轻利重的卷烟纸却仍依靠外国进口，大量金钱被外商赚走。竺、金两人便着手试制卷烟纸。除了重用褚凤章、陈晓岚等工程师外，并用重金聘请奥国工程师恩槎来厂辅导技术，向德国买进新机器，“船牌”卷烟纸迅速试制投产。1936年经国民政府工商部批准，享有东南五省、两特别市的卷烟纸制造专利权。竺、金为了打开销路与舶来品抗衡，派人到处游说，一时南洋、华成、福新等烟厂相继采用；其后，英商颐中烟草公司也开始订货。自此，民丰造纸厂生产的“船牌”卷烟纸在东南五省享有声誉，对于抵制外货，发展民族工商业起到一定作用。

1937年上半年，民丰、华丰两厂同时扩充；民丰再增资175万元，连同原有资本共计300万元。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金润庠曾任上海市抗战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兼供应委员会副主委，劝募物资，支援抗日军队作战。以后杭州、嘉兴相继沦陷，上海租界成为“孤岛”，金润庠拒绝与日商合作，撤退到汉口，又转赴香港，与其子跑单帮做运销生意。不久，金在香港与官僚资本中茶公司挂钩，从宁波贩运茶叶出口，获利甚巨。他常往返于重庆、桂林、香港等地，并曾秘密潜入上海劝募抗日美金公债。1941年5月竺梅先在宁波病故后，民丰、华丰两厂均由金润庠掌握。

在1939年时，日商“王子制纸株式会社”通过日本侵华机构“兴亚院”和“大使馆”强占民丰设备，盗用民丰名义，生产太阳牌卷烟纸。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和汪伪政权为收揽人心，宣布“发还”华东地区一百四十余家大工厂，企图胁迫原厂主“合作”办厂。金润庠由重庆回到上海，与董事们商定对策，经过多次谈判，最后谈妥由日方签约承租民丰、华丰两厂。金润庠以所得租金在上海开办大同企业公司，经营地产、股票和黄金等投机买卖和卷烟纸贩运业务。

1945年抗战胜利后，金润庠从日人手中收回了民丰、华丰两厂。纸厂复工后，当时舶来品未及赶到，上海各烟厂均用民丰、华丰出产的卷烟纸，一时销路甚广。但好景不长，美国剩余物资大量运到，孔祥熙的扬子公司经销大批美制卷烟纸，以低于民丰成本的价格涌进市场。民丰产品无人问津，有的烟厂原装退回，存货一时积压至六千余箱。金润庠面临危局，终日忧惧。只好暂时转变方向，改制部分文化用纸和手工卷烟用的连史纸支撑局面。

1946年秋，金润庠任民丰、华丰总经理后，将两厂厂长职务分别由原工程师陈晓岚、吴贤哲担任。两厂总工程师为褚凤章，副总工程师为陈晓岚。两厂并多次开办技术员工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

金润庠活跃于上海工商界，任全国工业协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商会常务理事等职，与国民党官员翁文灏、张群等拉关系甚力。对杜月笙执礼甚恭，依为靠山。他还让上海的“大亨”陆京士、骆清华、王先青等人在厂里兼职、领薪。1948年，金当上了“国大代表”。

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不断打击，使金润庠难以招架，孔祥熙的扬子公司从香港大批运进美制卷烟纸倾销，民丰卷烟纸至1948年冬积压已达八千余箱，相当于一百六十万美元，濒临无法周转资金的绝境，出现复厂后第二次危机。金润庠通过贿赂国民党官吏的办法，向中央银行乞求钞票纸订货任务，以济眉急。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妄图拉金润庠去台湾，金拒之。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派副官把飞机票送到金的手中，金怕受宪兵迫行，遂秘密避居圣保罗公寓。一个星期后，上海解放，金才回工厂。

解放后，人民政府保护民族工商业，华丰、民丰开工生产，积压的八千多箱卷烟纸亦迅速售出。1950年2月，美蒋飞机轰炸上海电厂，各烟厂因之停产。4月初，华丰、民丰两厂成立劳资协商会议，金润庠不明人民政府政策，害怕职工斗争，偕家属及副总经理竺培农避居香港。经中共和人民政府的争取，推举他为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派人赴港劝促，金乃于7月初返回上海。此后，经金润庠多次申请，民丰、华丰两厂于1953年11月起改为公私合营。

金润庠历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1958年起患心脏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于1961年6月13日在上海去世。其子女根据金“为人民办些福利事业”的遗愿，集其部分遗产二十余万元，捐献给浙江省工商联，供举办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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