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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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zhì]（1527～1602年），原名李载贽，字宏甫，号卓吾，又号笃吾、温陵居上、思斋居士、龙湖叟等，明嘉靖六年出生在泉州晋江（今福建省晋江县）一个回族家庭。李贽祖先数代航海经商，后来家道中落，他幼时丧母，父以教书为业，家境贫寒，李贽早年从父读书，稍长离家外出谋生。嘉靖三十一年，他二十五岁时在福建乡试中考上举人，但后来会试未第，迫于生计，遂放弃科举，承父业做了教员。三十岁时被选作河南共城（今河南省辉县）教谕，之后，历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都是没有实权、公务不多、薪俸微薄的低级职务。他五十一岁时，被调任荒远贫瘠的云南姚安府做知府，这是他一生为官的最高职务，也是最后一个职务。在封建社会，不论地区贫富，知府都是能捞钱的肥差，有民谚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李贽禀性刚直廉洁，不贪钱财，始终穷困潦倒，这在封建官吏中实为罕见。

自宋代至明代，学术思想界盛行并占统治地位的是所谓“理学”，又称“道学”。道学家们打着尊孔的招牌，宣扬封建礼教，他们大讲“仁义道德”、“礼义廉耻”、“忠孝节义”，提倡“去人欲，存天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等。封建统治阶级为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将道学奉为正统经典，确定为知识分子的必修课程和科举选才的理论依据，并以道学规范人民的思想言行，使道学成为欺骗人民、压迫人民、奴化人民的精神枷锁。由宋到明，道学越来越神圣逼人。在它的摧残下，无数平民百姓失去了自由幸福，无数有见识、有作为的人才惨遭迫害，许多进步的思想观点受窒息夭折，成为中国社会一大祸害。

李贽是一位个性鲜明的读书人，他执著追求真理，不肯迎合时俗，不迷信所谓“圣贤”和“经典”。由于他愤世嫉俗，厌恶道学，敢于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来自上司和外界的诬蔑、诽谤、围攻、陷害伴随了他愤懑的一生，他自己总结说：“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此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他在历任县教谕、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和刑部员外郎时，因相继提出有悖于道学伦理的主张而屡受上司斥责。在远离两京出任姚安知府时，李贽通过调查研究，认为当地人民困苦、社会矛盾尖锐，是由于“上官严刻”造成的，毅然提出对“远方杂夷”（指边疆少数民族）要“宽法缓征”的建议，结果建议不仅未被采纳，反而因此触怒了上司。李贽目睹官场腐败，政界昏暗，感到当了官的却不能讲真话，不能为民办事，便愤然于任满前两个月主动辞去知府职务。由于李贽为官清廉，体恤各族百姓，大得人心，卸任离开姚安时，“囊中仅图书数册，士民遮道相送，马不能前进”。”

李贽辞职后，为专心钻研学问，搬迁到湖北麻城，在朋友耿定理家居住，同耿定理、耿定向兄弟一起交流思想、切磋学术，但时过不久，在如何对待封建礼教这一重大问题上，李贽同观念陈腐的耿定向发生了严重分歧，展开了激烈争论，以致两人失和。有一次，朋友何心隐受人诬陷入狱，做大官的耿定向为讨好权相，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明明有能力搭救却不肯介入，这使李贽对这位道学先生彻底地失望了。

万历十二年（1584年），耿定理病死，李贽无法继续与耿家相处，便托人把他家眷送回原籍福建，自己开馆讲学。其间，他广收男女学生，讲授实际有用的知识并大量著书立说，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旗帜鲜明地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文学、史学观点。正当李贽倾注全部心血于讲学、著书时，统治者对他的迫害开始且不断升级，他们恶意地给年老的李贽滥加“左道惑众”、“有伤风化”的罪名，谩骂他是“狂士”、“妖人”，诬陷他蓄意“造反”。为保护李贽，躲避灾祸，朋友马经纶把他接到遥远的通州（今北京市通县）居住。

李贽刚到通州不久，诬蔑他的流言蜚语便接踵而来，一些官僚为标榜自己“正统”，有意识地置他于死地，竟给他罗织多种罪名，并上书皇帝，对李贽大肆诽谤。明神宗闻奏大怒，立即降旨逮捕李贽，早已身患重病的李贽在北京大狱中照旧读书写作，不向封建统治者屈服。李贽入狱后病情进一步恶化，不能站立行走。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听说官府将把他押解到原籍福建，李贽不堪忍受病痛和数千里跋涉之苦，立志以死抗争，题诗留言道：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诗罢，寻机自刎而死，终年七十五岁。

李贽生前虽攻读儒学，但临终前留下遗言，按照回族的习俗办理，白布缠身，不用棺木。

李贽有许多进步思想，主要表现在：

第—，大胆揭露和嘲讽道学家的丑恶面目和虚伪行径。

李贽说，道学家们自命清高，而实际上意在高官厚禄，这些人是假道学、伪君子、两面派。他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穿着儒雅，行若猪狗”，表面上不言“利”和“欲”，骨子里恨不能扒开人家的墙角去偷东西；他们满嘴仁义道德的言辞，一肚子荣华富贵的欲火；这些人还到处去讲学，骗人、骗钱、骗官做，远不如言行一致的市井民夫。平民们做生意就说做生意，种田就说种田，倒是津津有味的有德之言。李贽嘲笑道学家：“平时无事，只解打拱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他尖锐地指出，正因为朝廷专用这种人，才弄得政局不堪收拾。

第二，反对神化孔子，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

在封建社会中，儒教的创始人孔子一直作为神圣的偶像受到顶礼膜拜，人们不敢反对他，甚至没有想到怀疑他。李贽可谓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中公开反对迷信孔子的第一人。他认为，孔子是人而不是神，也需要穿衣吃饭，也要高官厚禄，如果不让他做鲁国的司寇、摄像，其恐难以在鲁国安身，他和普通人的私心并无两样。天生一个人自有一个人的用处，不必事事都学孔子。

李贽并非全盘否定儒家学说，他认为应从实际出发，主张不应一切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他分析说，是非标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就像四季的变化、昼夜的更替一样，昨天认为对，今天认为错，明天可能又认为对，就是孔子重生，他的是非观也会改变。正因为大家没有独立的是非观，唯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便没有是非了。李贽所提出的是非标准的相对性，是对“万古不变”的封建教条的勇敢挑战。

第三，主张男女平等，向封建教育制度宣战。

李贽反对儒学宣扬的“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陈腐观念。在芝佛院开馆办学时，他力主学院打破仅仅招收男学生的旧规，实施男女学生兼收，这在当时是惊世之举。据史料载，李蛰在芝佛院讲学时，“从者几千、万人”，其中竟有近一半的女学生。对这一做法，有识之士深表赞许，然而周围的道学家们却群起而攻之。面对围攻辱骂，李贽毫不动摇，针锋相对著文予以批驳，他坚决反对以性别作为区分见识长短的标志，提出了女子和男子在才智上没有差别的观点，并举出史例，说明女子一样能参政治国、写诗作文，并由此得出结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李贽还进—步指出，如果说女人见识短的话，那也是由于把她们禁锢在闺阁之中，不让她们走出家门所造成的，罪恶的根源还是在封建礼教。

李贽反对以科举为中心的陈旧教育制度和僵化无用的教学内容。在芝佛院讲学时，他不以传统的四书五经为“定本”，主张以“当下百姓日用之道”教人，以“穿衣吃饭”之需教人，教育不应脱离现实生活。

第四，敢于公开独特的史学观点。

李贽在他丰富的史学著作中，摆脱传统史学观的影响和束缚，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认真分析，自有褒贬，观点敏锐而独特。李贽依据翔实的史料，对被世代骂为“千古罪人”的秦始皇作了别开生面的评论，称赞他是统一诸侯的“千古一帝”。李贽赞颂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并把陈胜与开国帝王并列。李贽以正直的史学家的胆识，著文称赞武则天的政治成就；称赞汉代寡妇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是勇敢果断、大胆追求自由幸福；称赞隋末名女红拂自订姻缘是善于择配，从而否定了“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

李贽一生著作很多，主要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初潭集》《九正易因》《说书》《南间录》《李氏丛书》《道学钞》等。他的著作虽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但受到世代有识之士的喜爱，在民间频频刊印，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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