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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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充（1021年12月18日—1080年4月15日），北宋神宗时枢密使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字仲卿，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吴育弟。未冠，于宝元元年（1038），举进士高第，调谷熟主簿。入为国子监直讲、吴王宫教授。时此辈多与宗室狎，其独以严见惮，相率设席受经，作《六箴》（视、听、好、学、进德、崇俭）以献。除集贤校理、判吏部南曹。为欧阳修辨诬，欧阳修复留，他改知太常礼院。因忤执政意，出知高邮军（今属江苏）。还为群牧判官、开封府（今属河南）推官历知陕州（治所在今河南陕县）、京西（治所在今洛阳市）、淮南（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市）、河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转运使。治平元年（1064），英宗立，迁权盐铁副使。熙宁元年（1068），除知制诰，后同知谏院。河北（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县东）水灾、地震，为安抚使。使还，知审刑院，权三司使，为翰林学士。三年，拜枢密副使。八年，进检校太傅、枢密使。虽与王安石联姻而不同意其变法。九年，王安石罢相，代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请召还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人。数遭同列困毁，积忧畏，疾益侵。元丰三年（1080），罢为观文殿大学士、西太一宫使。踰月，卒，赠司空兼侍中，谥曰“正宪”。

吴充少年功成，即踏上仕途。然官场如战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司空见惯；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比比皆是。在变幻莫测的官场里，作为一介书生的吴充，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最终因遭人排挤，抑郁而逝。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吴充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少年奇才，宝元元年（1038），吴充17岁时参加科考，中进士高第。他的三个哥哥吴育、吴京、吴方皆中进士，可见家学渊源、训导有方。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吴充，形成了好学、正直的性格。踏上仕途之初，吴充担任谷熟主簿。主管户口、钱粮之事，做些杂务。后来担任国子监直讲、吴王宫教授。这职务与职责对吴充来说是驾轻就熟，得心应手。虽然吴充博学多才，但每日讲课，必经过认真、周密的准备，一丝不苟。教法得当，严格要求学生。每次讲课时，他坐在前边，命令学生坐在下边，认真听讲。吴充上课时亦全心投入，讲古论今，点评时弊，侃侃挥洒，妙语连珠，学生们听来，也渐进其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其他的人也纷纷到他这里取经，学习他的教学方法。一时间，吴充名声大振。为了便于人们学习，吴充还对自己的教学方法、人生指南作了专门的总结，献给朝廷。这就是《六箴》，指视、听、好、学、进德、崇俭。宋仁宗曾经命人书写《六箴》，赐给皇族，希望皇族谨守此言。宋英宗也曾把《六箴》书写下来，挂在自己室内，引为座右铭，以此激励自己。

封建时代的官僚大臣举荐人材，往往出于私心，结党营私，培植自己的势力，当然也有的是出于对朝廷的忠贞。吴充举荐人材，不畏权势，甘为人梯的品格受到了人们的称道。当时翰林学士胡宿之子胡宗尧犯了一点小罪，一直在外任职，几次改任京官都未成功。欧阳修就为之说情，欧阳修的政敌就出来散布谣言，说欧阳修是胡宿的同党，他们结党营私，目无朝廷。宋代时朋党之说兴起，因朋党之害不知牵连了多少无辜之人。此时欧阳修的政敌散布朋党谣言，目的在于把他们一网打尽。如果谁胆敢站出来为欧阳修等说话，把他指为朋党。在这种情况下，还有谁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结果，宋仁宗把欧阳修赶往同州（今陕西大荔）。吴充对此事十分关注，他派人调查此事，证实确系无朋党之说后，乃面奏仁宗，他说：“欧阳修忠直可嘉，绝无结党营私之心，是不应该被罢贬的。如果从私而论，我与欧阳修志同道合，愿和欧阳修同贬。”仁宗被他的一席话感动，也为他的一片忠心打动，恢复了欧阳修的职位，而吴充改知太常礼院。后来，吴充历任知陕州、京西、淮南、河东转运使等职务。任职期间，作出了一些成绩。

治平元年（1064），英宗即位。英宗极欣赏吴充的人品、才学，多次询问吴充。英宗鉴于仁宗以来的弊政，“有性气、要改作”，提出了“积弊甚众，何以裁救”的问题，显示出要进行改革的意图，意欲任用新人。但是，英宗大志未酬，在位不足4年即因病驾崩。其子赵顼即位，是为神宗。熙宁元年（1068），吴充被任命为知制诰，替皇帝起草命令、文告之类的东西。这时，河北发生水灾、地震，为安抚百姓，神宗任命他为安抚使，到河北安抚百姓。遭致二灾，民不聊生，动荡不安的因素急剧增长，吴充在担任安抚使期间，尽心竭力，安排灾后事宜，做得周密、详尽，没有引起社会的动荡。

宋神宗继承的宋王朝，已是个千疮百孔的破烂摊子，国库空虚。贫弱局面的形成，使统治集团中一些有远见的人物普遍感到担忧。神宗在即位之初，也立志要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神宗曾与侍臣议论天下大事，很赞赏王安石的《言事书》，起用王安石，后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直接倾听王安石关于改革的意见。在王安石的帮助下，宋神宗坚定了变法的决心，于熙宁二年（1069）开始了一系列的变法活动。王安石的改革运动，尽管是为了维护宋朝封建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为了巩固宋王朝的统治。然而由于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享有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而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抗；同时变法也遇到了正直大臣的反对。吴充虽与王安石是儿女亲家，但他不赞成王安石的主张，反对变法。吴充与司马光关系比较密切，二人意见相投，公开反对王安石变法。所以王安石变法既要同反对派进行斗争，又要排除这些人的干扰，实在是步履维艰。在维护宋王朝的统治这一点上，王安石与吴充都是一致的。王安石曾经生活于下层人民中间，劳动人民的贫苦生活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对他的政治思想以很深的影响，所以他立志改变这种情况，变法主张也比较激烈。而吴充对旧的等级社会留恋颇多，他也赞成改变一下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希望宋王朝能够强大起来，但他不主张过激的行为，所以对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主张极力反对。由于反对派的激烈反对，神宗的变法决心越来越动摇，熙宁八年（1095），王安石的变法再也无法进行下去，被迫辞去相职。吴充代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

吴充担任相职后，极力抵制变法主张。首先，他召回了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等，成为反对变法的中坚力量。其次，渐次废除新法。王安石变法时，他们对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反对最为激烈，所以，吴充在上任之初，就建议废除这些新法。吴充与司马光素来关系密切，二人无话不谈。吴充上任之初与司马光就新法进行了讨论，司马光在给吴充的信中写道：“自新法实行以来，中外洶洶。百姓被苛捐杂税所烦扰，流离失所，愁怨百起。”之后他又写道：为此他日思夜想，解救天下危急的办法，就是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诸法。司马光一席话，正说到了吴充的心里，但是要彻底废除新法，不是吴充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办到的。况且神宗在王安石去相后，依旧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王安石变法对宋朝的贫弱局面有所改变。

正当吴充欲对王安石变法有新变革时，他的地位却受到了威胁。此时王珪与吴充同时为相，与吴充意见不同，欲除去吴充，所以处处设置障碍，牵制吴充，使吴充左右为难；蔡确在回京后也处处与吴充作对。蔡确系变法派，曾治吴充女婿王安持下狱，引起吴充的嫉恨。在蔡确回京后，两人为变法之事经常争吵不下，甚至在上朝时，当着神宗的面而争执不休。受此排挤，加上吴充性格内向，本来就有病，之后就更加抑郁，疾病加重，于元丰三年三月（1080）不治而终。

吴家为书香门第之家，兄弟四人皆中进士而为朝臣，显赫一时。其父遇乡人，必命子孙一同出来侍奉，以显示其家风淳厚、家教严谨。吴充在此环境中，受到了极好的教育，也养成了沉稳、高尚的品格。对于吴充的为人，神宗极为赞赏。神宗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进了一座大府，府中有一碑，上面有用金填好的五个大字“宰相项安节”。神宗不解其意，问及大臣，大臣们异口同声说：“项安节即吴充也。”于是吴充拜相。

吴充为官廉洁，死后无任何财产，丧事极俭，在封建社会中实不多见。难怪王安石在他死后，写道：“气钟旧国山川秀”，赞扬了吴充的品格。

吴充为人谨慎，为相安静，沉稳，但是吴充心正而力不足，明知自己无所作为却不能急流勇退，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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