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伯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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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伯俞（1905年1月12日～1927年4月28日），原名耀权，曾化名汤铭，1905年1月12日出生在湖南宝庆大东路黑田铺（今邵东县黑田铺乡）一个农民家庭。父亲谢炳坤先开作坊，后在家种田；母亲姓唐，是个贤惠的农村妇女。谢伯俞6岁读私塾，后入资东书院和宝庆循程学校，是一位能刻苦用功，深得家长、老师称赞的好学生。

1921年8月，谢伯俞以优异成绩考入长沙岳云中学。在这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里，他结识了杨开慧和蒋冰之（丁玲），也结识了常来岳云中学的毛泽东。在他们的帮助和启迪之下，谢伯俞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参加各种进步学生活动。后来，他被推选为省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

谢伯俞在岳云中学读书的三年期间，曾有过一些为人们所称道的故事。例如，1924年6月，他在湖南省教育厅举行的中学生选优会考中，曾取得全省的第一名，考卷被列入全国教育成绩展览。他家乡的戚友邻居，还特地为此敲锣打鼓、燃鞭放炮，到他家里祝贺。他坚决反对母亲要给他的三个妹妹裹脚，反复给母亲讲妇女解放的道理，讲过去裹脚是对妇女的摧残，终于说服母亲放弃了这一打算。他还把妹妹的长辫子也剪掉，教她们读书写字。他常说：“女孩子不读书，就会连东西南北也分不清，就没有出息。”在他的帮助下，三个妹妹都成长为具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一代女青年。

1924年7月，谢伯俞在岳云中学毕业后，即投考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均以第一名被录取，但他选择了公费的北师大理预科学习。他进北师大不久，就受到北大教授李大钊的注意。在李大钊的培养和教育下，就在入学的下半年，他被吸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范鸿勃等一起，在李大钊的领导下，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为了协助李大钊扩大中共统一战线，谢伯俞于这年底又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并与吴可、谭祖尧等当选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从此，他为加强统一战线做了许多工作。首先，保证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对地方党部和学生联合会等重要群众组织的领导。经过他和其他人做好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保证了国民党左派在这些组织的选举中获胜。其次，大力宣传和扩大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政治影响。特别是孙中山于1925年3月逝世时，他协助李大钊等组织规模很大的追悼活动，散发了3000多份《政治生活》特刊，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再次，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分裂和进攻。当国民党右派召开“西山会议”，通过反共议案，宣布“开除”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党籍，并在北京等地另组国民党地方党部时，他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名义，在市党部所在地翠花胡同一号举行了一次升旗典礼，并请李大钊在典礼上发表题为《青天白日旗帜之下》的讲演，公开揭露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抨击他们另立党部的分裂行径，指责国民党右派是“狂犬集团”，其罪恶目的是妄图扼杀中国革命。另外，组织更大规模的群众反帝爱国斗争。特别是在“五卅惨案”发生后，根据中共北方区委的布置，他和有关人员通过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在学生中组织了沪案雪耻会，在工人中组织工人雪耻会，还组织宣传队上街揭示“五卅惨案”真相。同时，他又参加中共北方区执委于6月10日在天安门前召开的规模空前的国民大会。当时，“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援助被害同胞”的口号声响彻整个会场，有人还当场刺破手指血书“誓死救国”四个大字，真是群情激愤、斗志昂扬。“本大会痛国家之危亡，悼同胞之惨死”，“尤希全国同胞……一致奋斗，誓不摧挫英、日，打倒帝国主义不止！”并庄严地宣告：“自惨案发生后，举凡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即失其效力。中国国民，绝不承认其束缚能力。本国政府，即应本此民意执行。”充分显示了北京人民彻底的反帝爱国精神。谢伯俞善于团结同志，一起奋斗。在这期间，他曾组织30多名湘籍同学，成立了新人社：一是学习马列主义，研究探讨中国革命问题，推动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二是多搞社会实践，广泛联系群众，并进行诸如拉人力车等劳动锻炼，把劳动人民广泛团结起来，一齐为自己的翻身解放而斗争。

谢伯俞于1926年升入北师大数学系本科。在同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前后的一段时间，谢伯俞始终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威胁，反对军阀政府卖国和镇压群众的斗争最前列。在日本帝国主义纠集英、美等八国公使，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所谓“最后通牒”时，他愤怒地挥笔写下“投降可耻，抗战光荣”八个大字。3月，他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委身份，出席了中共北方区委联合国民党左派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的北京各学校团体代表会议，共同做出要求政府即日驳复通牒、不许日舰入口、驱八国公使出京等方面的决议。会后，他随李大钊等率领的全体代表到段祺瑞执政府和外交部请愿，但遭到段祺瑞的镇压，代表被打死打伤多人。这就是举国震惊的“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谢伯俞目睹段祺瑞执政府对请愿群众的血腥镇压，对此愤怒已极。当他们从执政府门前撤出，且与一些同学回翠花胡同一号时，立即商讨去抢救受伤群众的方法。他拉一块白窗帘布做旗帜，带领十几个同学直奔铁狮子胡同。这时，前来抢救受伤人员的群众越来越多，并在红十字总会的帮助下，他们救出一些奄奄一息的伤员，分别送往医院抢救。他还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名义发出通电，呼吁报界报道“三·一八”惨案的经过，揭露段祺瑞执政府的罪行，在全国进一步掀起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政府的运动。同时，他积极为伤员筹措医疗费，并派出代表团到各医院慰问伤员，派出代表参加各学校、团体为“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烈士举行的追悼会。

1926年4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改组，谢伯俞与吴可、谭祖尧、莫同荣（上述人员均系共产党员）、邓文辉、萧忠贞、张挹兰、刘耀西、路友与等九人当选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兼任组织部部长。下半年，他又担任了中共北师大支部书记。这时奉系军阀勾结起来，到处搜捕革命党人，杀害进步人士，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北京。在这险恶异常的环境中，他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仍然积极从事党的工作，开展新的斗争。到同年年底，他奉调到苏联大使馆去协助李大钊等人的工作。

1927年初，谢伯俞奉命到武汉从事农民运动。不久，鉴于北京环境日趋恶劣和他本人的要求，党组织又调他重返北京。

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北京以后，变本加厉地镇压革命运动。谢伯俞、李大钊和国共两党领导机关的临时所在地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更是被敌人包围，四周特务暗探密布，行动十分不便，处境愈来愈险恶。4月6日，他与李大钊等被进入苏联大使馆的数百名军警所逮捕。面对敌人的酷刑审讯，谢伯俞坚贞不屈，没有向敌人说出一句有损党的荣誉和革命利益的“供词”，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崇高气节。

这一天，军阀的刀枪声和人民的愤怒声交织起伏，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国内外舆论的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实行最残酷的绞杀。首先赴难的是李大钊，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第三个走上绞刑架的那位23岁英俊青年，则鲜为人知。当敌人问他：“赤党分子，怕不怕？”他仰面大笑：“只要正义在，岂怕断头台！”他横眉冷对，两手紧握拳头，站在绞刑架上。这种宁死不屈的镜头，竟成为他最后的遗照，至今还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狠心的敌人对这位刚强的汉子施展了18分钟绝命绞杀，可是他没说一句话，没淌一滴泪，绞刑后，仍是怒目圆瞪。他，就是李大钊的得力助手、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党团书记、北京师范大学党支部书记——谢伯俞。

谢伯俞牺牲时还不满23岁。他的遗体被贺涤心、张炯、伍凤、吕警铭等好友安葬在北京湖南会馆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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