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位(1538—1605),明神宗时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字明成,号洪阳,新建(今属江西)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授编修,参预修撰《世宗实录》。万历元年(1573),以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明独无,疏请设史官入值,据以书之。迁侍讲,因得罪张居正,出为南京司业,又贬谪徐州同知。张居正死后,擢南京尚宝丞,历迁左中允、祭酒、礼部右侍郎。十九年,以申时行荐,拜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二十一年,首辅王锡爵希合神宗旨意,拟旨令长子朱常洛与两弟三王并封,以待嫡子之生,立为太子。他与赵志皋也阿意奉迎,被人哂笑。晋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赵志皋代为首辅,年老体衰,他精悍敢任,政事多所裁决。又颇招权,多方干预吏部之事。二十五年,与日本和议破裂,日本再度入侵朝鲜。他力荐参政杨镐,请付以朝鲜军务,又荐邢玠为总督,出兵援朝。晋少保、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后丁应泰等弹劾杨镐丧师,言他与杨镐密书往来,朋党欺罔。二十六年,夺职闲住。又因《忧危竑议》妖书事件牵连,削职为民。居家而卒。天启中,追赠太保,谥号“文庄”。有《问奇集》、《词林典故》、《丛桂山房汇稿》等。
张位。隆庆二年(1568)进士,改庶吉士,按明朝惯例,被授予翰林院编修的官职,参与修纂《世宗实录》。
明太祖朱元璋时,曾设起居注给事中,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不久就取消了。到万历朝,张位认为前代都有起居注,而大明朝却没有,便上疏给皇帝,说:“我负责纂修实录,看先朝的政事,除了皇帝的诏令,大臣的奏章以外,其余历史事件全部都被埋没消失无处可考。结果,社会上野史流传,用传闻中不可靠的东西掩盖了事情的真面目。今天,国家拥有大批史官,他们无以报效国家,所以,应该每天派数人到宫中值班,大凡诏书旨令,起居诸事以及朝廷政务等都根据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将来编纂本朝实录的时候,查对起来就可以有据可考了。”当时张居正掌握朝政,看到张位的上书,很赞赏。遂于万历三年(1575)二月,命令当日讲官负责起居注,记录皇帝起居及有关诏谕敕文、大臣章奏。
张位请记起居注可以说是相当有眼光的,起居注为后人了解历史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当朝就有一例为证:明光宗朱常洛之所以能够被承认为龙子龙孙,甚至做到皇帝的宝座上,可以说功劳的一部分应归之于起居注。常洛的出生十分偶然,他的生母原是一个宫女,被万历偶然临幸,便种下龙种,有了常洛。但万历过后便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待到宫女逐渐显出身孕之时,万历的母亲慈圣太后便要万历承认此事。但万历矢口否认。太后无奈,便命人从敬事房中取来起居注,把上面的记载指给万历看。万历十分惊异,但事实总归是事实,而且事实已被详细地记录下来,所以万历只好承认此事。作为皇长子的朱常洛才有了做皇帝的可能。
万历初年,神宗皇帝年幼,诸事多依赖张居正。在朝的官员,迎合张居正的人就升官,忤逆张居正的人就可能遭贬谪,万历五年(1577)发生的事情恰恰说明了这一点。这一年九月,张居正的父亲在原籍去世,按惯例,张居正必须去官回乡守孝三年。张居正身为首辅,掌握权柄,很怕自己一去三年,有人会来谋夺首辅之位,因此不愿离去。当然万历母子也十分忧虑。这时户部侍郎金幼孜为讨好张居正,提议夺情。“夺情”原是出征将帅等人有父母之丧,因军务不便离去,国君便可命其移孝作忠,只在军中戴孝而不必回家守孝的古礼。李幼孜“夺情”的建议深得万历及张居正的赞赏。于是上疏请张居正夺情的人很多。但翰林王锡爵、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等人却一再上疏表示不可。这时,又恰有彗星从东南方升起,白光冲天。于是朝野议论纷纷,许多大臣指责张居正贪位忘亲。张居正十分恼怒,欲行廷杖。这时刚升为侍讲的张位伙同他人一起上疏为吴中行、赵用贤等人说好话,张居正自然不会听,但通过这件事,张居正明白有许多大臣并不依附他,便思谋用什么办法来惩治那些官员。十一月,恰遇明朝考察百官,张居正借机排除异己,张位因曾忤逆张居正的意旨,被贬为徐州同知。
但封建社会中皇权与相权永远是矛盾的。相权过大势必会对皇权造成威胁。万历年幼时对此也许不太敏感,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万历心中的阴影却越来越大。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去世,第二年三月,万历便下令追夺张居正的官阶、荣衔。张居正荣华一世,死后却悲惨之极。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先被张居正贬斥的官吏便得以重新出山。张位也被提拔为南京尚书丞,升为左中允,不久又晋升为国子监祭酒。在礼部右侍郎的职位上,张位因病回家休养。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张位离职一去已有几年,直到万历十九年(1591)秋,张位才又重新入朝为官。这一年,首辅申时行因皇长子册立之事被群臣弹劾罢官回乡,临行前向万历推荐了张位和赵志皋两人。于是张位出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赵志皋出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两人同时参预机务。这多少有点不符合阁臣由廷推而来的祖制,当时吏部尚书陆光祖曾给万历说:“按惯例,辅臣应当由廷推出来的人担当。假若辅臣可以由一个人秘密推荐,恐怕会大开结党营私的大门。”万历只说下不为例,并不听从他的话。
明代的六部尚书中,地位最高的是吏部尚书,文官的任命之权为其掌握。明代吏部自宋和陆光祖为吏部尚书以来,一改张居正时期向首辅屈服的状况,紧紧抓住大臣的黜徙权,并持一种不向阁臣屈服的态度。原先,吏部尚书与阁臣路遇而不用回避,后来随着阁臣地位的增长,张居正时期,吏部尚书要回避。陆光祖为此力争,终于争来了路遇阁臣不避道的体貌。到孙任吏部尚书时,权力控制得更牢,政府不得侵挠。张位深感其掣肘,便想夺吏部之权。他向万历建议说:如今大臣缺人之时,应由九卿各推举一人,各抒己见,类奏而由皇上最后裁定,这样可防止专权擅政。这个意见甚得万历的欣赏。万历可以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专制君主,他自从处罚了张、冯以后,便把一切朝政的最后决定权都实实在在地握于其手,所以张位夺吏部之权的建议正好迎合了万历专权的思想。万历遂即下令六部首脑等所谓大僚缺人之时,改为九卿及科道掌印者可以自己推举,最后听皇帝裁决;吏部诸曹郎缺人时,改为由九卿推举。吏部尚书从此连自己的属官也不能自由选择。地方上的府佐及州县正佐官等有缺时,则创用掣签法,使吏部尚书亦不能操纵。从此以后,吏部尚书虽然仍旧不再听命于阁臣,但吏部之权却渐渐地散于九卿之中。吏部尚书孙以及后来上任为吏部尚书的陈有年、孙丕扬、蔡国珍等人皆不安于这种位置而相继罢官离去。
明代对官吏的考核有京察和外察制度,京察考核京官,外察考核地方官吏。由于考核时最终要确定升迁,因而官吏们都很重视,正直的官吏将之当作提拔贤能、降黜邪恶的一个机会,而邪恶的官吏则将之当作结党营私、在政治斗争中打击对手、扶植同党的重要手段。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就是斗争十分激烈的一次。
主持万历二十一年(1593)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孙、考功郎中赵南星和左都御史李世达。他们都是比较正直的官吏。在这次京察中,他们秉公办事,不徇私情。文选员外郎吕胤昌是孙的外甥,都给事中王三余是赵南星的亲戚,而两人因有不妥之处,皆被斥黜。于是一时间,不为公论所容的官吏被贬黜殆尽。当时王锡爵刚刚还朝为首辅,他想保护自己的亲故。但等到察疏报上来,他所要保护的人尽在其中。这使得王锡爵等阁臣及若干追随者都十分不高兴。恰好有言官拾遗庶僚,吏部稽勋员外郎虞淳熙、兵部职方郎中杨于廷及主事袁黄被劾,而孙认为虞淳熙勤俭好学,杨于廷有才且立有功劳,主张只黜袁黄。于是刑科给事中刘道隆上疏攻击吏部诸臣。王锡爵见到刘道隆的上疏,如获至宝,遂拟旨责备吏部专权结党。孙上疏相争,不肯认罪。但在王锡爵、张位等人的操纵下,万历下令孙罚俸,赵南星降三级。诏令一下,许多大臣相继讼言,为赵南星鸣冤,并攻王锡爵及张位。员外郎陈泰来指责王锡爵暗中做手脚导致赵南星被贬,而赵志皋、张位两人分别插手南北京察也是十分不公正的。万历气恼万分,下令贬谪陈泰来,斥赵南星为民。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京察以王锡爵、张位等人的胜利而告终,但王锡爵却因此不能为众臣所容,第二年便去职还乡。
王锡爵离职后,赵志皋为首辅。张位与赵志皋关系较好。赵志皋年已70多岁,精力不足,而张位却精力充沛,敢做敢为,所以政事多由张位负责决定。这一时期,张位可以说官运亨通,先升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又因甘肃破贼,京城叙功封赏官吏而加太子太保。
张位在内阁时期,恰逢万历开始对朝政兴趣索然,反而一门心思敛收钱财。万历二十四年(1596)十月,乾清宫、坤宁宫发生火灾,万历借口修建两宫需要大批的款子,便派大批的太监前往全国各地充当矿监和税使,为他搜罗金银珠宝和钱财。张位上疏请停矿税,万历不听。不久,中使请求皇帝在山东的临清开皇庄,对煤炭收税。张位与沈一贯上疏一再表示这样做不可。但万历对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奏疏一概留中不作回答。真是无可奈何。
万历二十五年(1597)六月,京城再次发生火灾,火从归极门,直烧到皇极、中极、建极三殿以及文昭、武成二阁和周围的房屋,一时瓦砾遍地,满街飞灰。张位等人乞请面见皇上,万历却推诿道:“烧也烧了,见朕还有什么用。”断然拒绝见面。张位没有办法,只好上疏建议皇帝要勤于朝政,及时批阅奏章,亲自参加郊祀等礼仪,册立皇储,容忍正直的言论,原谅大臣小的过失,推补缺官,减少织造,停止矿使,撤掉税监,审决囚犯等等。但万历的心思并不放在这里,况且其中的矿监税使等等还是万历明知其错却不忍舍弃的,所以万历对张位的奏疏中所说的内容并不可能尽数实行。张位见万历是这样的态度,便又上疏说:“我等请停矿税,并非要皇上立即下令全部停止,而是请皇上责成抚按,使矿税上不使国家受损失,下不增加人民的负担而已。”这实际上乃逢迎迁就之词。由此可知为臣伴君实在是难以为人。
三殿之灾,万历虽然没有多大的反映,但京城连续发生两次火灾,在朝中却引起了许多议论。右签都御史魏允贞历数赵志皋、张位的罪行,说道:“去年他们两人受皇恩加官,几个月后,乾清、坤宁两宫发生火灾;今年两人又提升,而皇极、中极、建极三殿又被火烧。天意已昭然若揭。”张位知道此疏的利害,若万历相信的话,事情就无可救药了。因此上疏力辩,请求罢官。但这时万历根本无意于探究三殿火灾的原因,遂责怪魏允贞:“边臣没有资格言朝中事。”而剥夺了他五个月的俸禄。对张位反而加以慰留。
可以说,到这个时候为止,张位虽几经沉浮,且无太大的建树,但在宦海中总的说来还算是顺利。但不久,形势急转直下,对张位大为不利。
张位刚入翰林的时候,声望比较高,朝野上下都认为张位是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但张位自己任性使气,进入内阁以后,又招权纳党,示威行恶,所以众人对他的期望就渐渐小了。比如蔡国珍原是张位的乡人,素以学识渊博、行为端正而著称于世,声望很高。张位为了拉拢结党,想举荐一部分人以助自己一臂之力,便极力推荐蔡国珍为吏部尚书,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月出任。但蔡国珍并不为张位所用,张位渐渐地便开始憎恨他。在这种情况下,蔡国珍觉得身在吏部很没有意思,便极力请求辞官,竟得万历的同意。
正因为如此,先是有给事中刘道亨弹劾张位奸贪等十条罪状,又有给事中杨恂弹劾张位,说:“张位长期以来深负众望,他结党营私,朋党日众,若不罢张位,则将来的灾祸难以预料!”张位非常生气,言于皇上,为自己辩解,万历站在张位一边,贬道亨三级,将杨恂放出京外。不久,孙丕扬又上疏弹劾张位。孙丕扬乃吏部尚书,初上任时,由于万历并不太信用,曾怀去志,后经万历温谕勉留。孙丕扬与刑部右侍郎吕坤、张养蒙关系很好。当时,给事中刘道亨弹劾吏部趋炎附势,奏疏中也把孙丕扬牵连进去;继而博士周献臣在论时政时也顺带着把孙丕扬给攻击了一番。孙丕扬怀疑刘道亨是受同官周孔教的指使,而周献臣又是周孔教的宗人,于是更加怀疑。他写信给大学士张位,假意乞休,恳求张位拟旨放他回乡。张位果然照他的话做了。孙丕扬弄巧成拙,大为气愤,说这是张位排除异己,便上疏攻击张位,并把刘道亨、周孔教、周献臣、沈思孝指为张位的同党。万历拿着奏疏,对孙丕扬的话并不看重,大臣陈于陛、沈一贯也上疏替张位开脱,张位自己又上疏辩解求退,万历便下诏加以慰留,而孙丕扬却被罢官。
在这件事中,孙丕扬将刘道亨指为张位的同党,而刘道亨却耻于与其为伍。万历二十五年(1597),吕坤上疏陈述天下安危大事,没有得到皇上的回音,吕坤便上疏请去,得到万历的同意。于是给事中戴士衡便弹劾吕坤趋炎附势,无大臣的气节。刘道亨为了表明自己并非张位的同党,借此事上疏说:“往年孙丕扬弹劾张位,张位怀疑奏疏出自吕坤之手,所以今天张位便指使戴士衡弹劾吕坤。”万历因为吕坤已经去职,所以没有追问这件事。但通过此事可以看出张位在朝中的威望实在是不高。
万历二十五年(1597)春天,张位与沈一贯一起向皇上陈述管理朝鲜的有关事项。中国与朝鲜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邻邦,明朝与朝鲜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友好关系。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的丰臣秀吉发动了对朝鲜的战争,在明朝的支援下,中朝军队合力打败了日军,迫使日军议和。在这种情况下,张位上疏请求在开城、平壤两城建置重镇,招练兵马,屯田务农,通商兴市以自给。并请求选派一个能干的人做统帅,管理朝鲜八道。这是一个长久之计。万历将此建议送到朝鲜征求意见,朝鲜君臣害怕这是中国兼并朝鲜的第一步,便回答有诸多不便。万历也并不强求,这件事便放下了。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丰臣秀吉发动了第二次对朝鲜的战争。明朝政府决定二次援朝。张位向皇帝推荐参政杨镐,说杨镐乃是一个将才,可以将朝鲜的军务交付于他。当时杨镐的父亲刚刚去世,按惯例应辞官回家守孝,张位建议杨镐“夺情”,并推荐邢玠为总督。万历听从了张位的意见,派兵部尚书邢玠为总督,杨镐为经略,麻贵为提督,赴朝抗日。
明军抵达朝鲜以后,与朝鲜军队一起抗击日军,致使日军主将小西行长所部退屯井邑,加滕清正所部退屯庆州,后来都退到蔚山。十二月间,邢玠、杨镐和麻贵共同商议进兵方略,决定分4万人马为3支队伍,合攻蔚山。结果大获全胜,将日本加滕清正所部攻退到岛山。日军于城外筑三寨进行防守。副将陈寅身先士卒,率军攻克二寨。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若乘胜攻击,一举可得。但杨镐妒嫉,不愿让陈寅立大功,因而鸣鼓收兵。这给了日本人以可乘之机,他们闭城不出,坚守城池,以待来援。当时正值寒冬腊月,东北地区风猛雪烈,士兵们个个冻得难受。等到明军再次攻城之时,斗志已衰,包围10昼夜,不能攻克。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日本小西行长的援兵突然到来,杨镐大惧,一败涂地,仓惶逃跑,损失惨重。但杨镐并不以此为戒,反而向京师报捷。有一个御史汪先岸上疏弹劾杨镐,张位、沈一贯等人庇护他,拟旨表扬杨镐,并私下写信将此旨的内容告诉了他。但最后此旨没有发下。赞画主事丁应泰听到杨镐兵败的消息后,问杨镐有何打算。杨镐将张位的信拿给丁应泰看,并洋洋得意地说:“我是有功之臣。”丁应泰见一个残兵败将竟然如此威风,十分愤怒,便上疏把此次战役失败的种种情况如实地报告给万历,并列举了杨镐二十八条罪状,十条羞耻,又弹劾张位、沈一贯与杨镐私下密书往来,结为朋党,共同欺骗皇上,着意强调杨镐的提拔是由于对张位进行贿赂而得到的。万历对欺君罪最敏感,看到上疏气得两眼发黑,立即将此疏交付廷议。这时,又有给事中赵完璧、徐观澜上疏论杨镐及张位的罪行。张位感到形势对自己大为不利,急忙上奏说:“众臣群起而攻击,可怜我对皇上一片忠心,我是问心无愧的,望皇上明察。”张位的上疏真正的激怒了皇上,万历不看则已,一看更是怒不可遏,他斥责张位说:“杨镐是由你多次私下推荐的,所以朕才让他夺情,加以委任。如今你们朋比为奸,共同欺瞒我,而且朝鲜兵败辱国损威,你还说自己无愧!?”张位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但想补救为时已晚。张位被夺职闲住。而沈一贯上书谴责自己,万历原谅了他,反而对他加以慰留。
到此,张位的厄运并没有结束。万历二十六年秋(1598),朝中出现了一本为《闺范图说》作跋的书,名叫《忧危竑议》,此事闹得朝中上下议论纷纷。早在万历十八年(1590),当时任按察使的刑部左侍郎吕坤出巡山西。在这期间,他写过一本《闺范图说》的书,以绘图形式讲述了历代一些贤德女子的故事。这本书后来就流传到社会上。万历二十四年(1596),内监陈矩奉命收购图书时偶然购得。万历见此书讲的是妇德,便把它赐给了郑贵妃。郑贵妃又交给他的哥哥郑国泰,由他再增补12人,并将郑贵妃也补入,郑贵妃并亲自作序。接着刻印成书,传出宫外。此事被礼科给事中戴士衡获悉,他上疏说吕坤向郑贵妃献书,是有意结好宫掖,居心不良。全椒县知县樊玉衡也上疏,弹劾郑贵妃行为不端。万历当时就十分气恼,欲除掉二衡。此时又有人为《闺范图说》作跋,诬蔑吕坤欲与郑贵妃结党,共同为把郑氏之子常洵立为太子制造舆论。跋文一出,万历怒不可遏。郑贵妃一看形势不妙,便跑到皇上面前哭哭泣泣,请求万历为她做主。而朝中大臣更是围绕此事,纷纷表陈自己的意见。郑贵妃的伯父郑承恩说是戴士衡和樊玉衡干的。万历于是命令锦衣卫连夜将二衡捉拿审讯,天明即传旨,将戴士衡贬到廉州(今广西合浦),樊玉衡贬到雷州(今广东海康)。此事到此该了结了,但那时党争成风,廷臣之间动辄互相攻讦。御史赵之翰借机上疏说:“这件事并非一个人所为,张位实在是一个主谋,戴士衡只是一个执行者,另外还有同谋右都御史徐作、礼部侍郎刘楚先、国子祭酒刘应秋、给事中杨廷蔺、礼部主持万建昆等。这些人都是张位的心腹爪牙,应当罢斥。”那时张位已夺职闲住,但赵之翰的上疏令万历心疑,他想:“朕罢了张位的官,张位一定心怀怨恨,怕是将来再起异心,不如干脆一贬到底。”于是下诏将张位除名,即使遇天下大赦也不能饶恕。其他大臣也相继遭贬黜。
就这样,张位被削职为民,直到去世,万历终于没有为他洗雪罪名。直到天启年间才得以复官。赠太保,谥文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