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錫瑞云：“《詩》爲人人童而習之之經，而《詩》比他經尤難明。其所以難明者，詩本调涌，非同質言，前人既不質言，後人何從推测？就詩而論，有作詩之意，有赋詩之意。鄭君云‘赋者，或造篇，或述古’，故詩有正義，有旁義，有断章取義。以旁義爲正義则誤，以断章取義爲本義尤誤。是其義雖並出於古，亦宜審擇，雖盡遵從。三家亡，而《毛傅》孤行，亦简略，猶申公傅《詩》，疑者則弗傳，未字字解释。後儒作疏，必欲求群，毛所不言，多以意测，或毛義與三家不異，而强執以爲異，軌途既别，满合無由。”皮氏所言，實治《詩》之大難也。《毛詩》故訓，多與《爾雅》扶同。孔子言“多識於獸草木之名”，故治《詩》必先通訓。訓故名物之外，则爲禮制、古韻，此亦清儒之所長也。其成書者，若陳啟源《毛詩稽古编》，胡承珙《毛詩後箋》，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陳奐《毛詩傅疏》。探輯三家者，則有陳喬樅《鲁韓逍説考》，與《注疏》同爲治《詩》之要籍焉。然古所謂詩者，與樂相依爲用，《樂》亡而《詩》存，其移風易俗之效，始專资於竹帛。自孔子論《詩》，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毋邪”，此論《詩》之總義也。“不學詩，無以言”，“誦詩①三百，授之以政，不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此言《詩》之通於政事與言語也。其許商、赐二子可與言《詩》，則又以其因《詩》而悟及他義。孟子言讀《詩》之法，则主以意逆志。其餘傳記引《詩》，往往断章取義，不知漢初諸儒其所以説《詩》者爲何如也。後世所爭，皆在《詩序》，以求詩之本義耳。信其有徵者，有疑则，亦漢師爲學之態度。至於所以引發詩義，在古人已不一其方，又何是此而非彼乎？
魏，骨以来，《毛詩》大盛，唐孔颖述作《正義》，《毛傅》之外，又惟鄭《箋》大行。唐人於《毛序》，亦間有異義，成伯璵是也。自宋以下，《詩序》遂爲治《詩》學者爭辯之的。至清人崇尚漢學，異義始息。《四庫提要》云：“案《詩序》之说，纷如聚訟。以爲《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鄭玄《詩語》也。以爲子夏所序詩，即今《毛詩序》者，王肅《家語注》也。以爲衛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者，《後漠書·儒林傳》也。以爲子夏所，毛公及南宏又加潤益者，《隋書·經籍志》也。以爲子夏不序詩者，韓愈也。以爲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於毛公者，成伯璵也。以爲詩人所自製者，王安石也。以《小序》爲國史之舊文，以《大序》爲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以首句即爲孔子所题者，王得臣李源也。
①编按：“诗”字原作“毛”，今正。
以爲《毛傅》初行，尚未有《序》，其後門人互相傅授，各記其師説者，曹粹中也。以爲村野妄人所作，吕言排擊而不顧，则侣之者鄭樵、王質，和之者朱子也。然樵所作《詩辨妄》一出，周孚即作《非鄭樵詩辨妄》一卷，摘其四十二事攻之，質所作《詩總間》，亦不甚行於世。朱子同時，如呂祖謙、陳傅良、葉，皆以同志之交，各持異議。黄震篤信朱说，而所作《日鈔》，亦申《序》説。馬端臨作《經籍考》，於他書無所考辨，惟《詩序》一事，反覆攻，至數千言。自元、明以至今日，越数百年，儒者尚各分左右袒也，豈非説經之家第一爭之端乎？”又云：“今參考諸說，定序首二句爲毛萇以前經師所傅；以下續申之詞，爲毛以下弟子所附。”翼先生曰：“自鄭樵以來，辨《詩序》者多矣，综其可疑最甚者，蓋有數端：《國風》中，《衛》《鄭》《齊》《秦》多據《内》《外傅》事實爲言，《陳》《曹》則之於《世家》中恶謚之君，羌無故實。至《魏》《檜》之無《世家》可據者，但以爲刺時，明爲附會。一也。《小雅》六亡篇，《序》釋《南陔》之‘陔’爲‘戒’，釋《白華》爲‘孝之潔白’，釋《華黍》爲‘宜黍稷'，釋《由庚》爲‘物由其道’，釋《崇丘》爲‘高大”，釋《由儀》爲‘物得其宜’，顯爲望文生訓，不見本詩。二也。《小雅·楚茨》以下十餘篇，惟有颂美之詞，初無諷刺之語，即《毛傅》中亦多不脱諷刺之意，而《序》以爲刺幽王。三也。凡若此類，信《序》者雖曲爲之说，究不足以服人之心。
龔先生又論《詩》學之歷史云：“自《詩》立博士以後，兩京《詩》學，悉本三家。逮鄭氏爲《毛詩箋》，魏、晉之間，其學盛行，而三家遂廢。此一變也。鄭《箋》多易毛義，王肅作《毛詩注》，自命述毛，又撰《義驳》《奏事》《周難》諸書以攻鄭氏。王基、孫毓、陳统，袒分左右，互相是非。至唐貞觀撰《正義》，定用鄭《箋》，而王、鄭之乎始息。此又一變也。宋歇陽修，蘇轍，始非毛，鄭。鄭樵、王質，始攻《小序》。朱子因作《集傅》，元、明以来，毕者皆宗之。此又變也。清代漠學家出，陳源作《稽古编》，申明古義，朱鹤龄作《通義》，篤信《序》，沿及乾、嘉，並崇古訓。此又一變也。今文學興，自珍父子、魏源之徒，皆發明三家遺說以難毛、鄭，此又一變也。
先生又曰：“朱子作《集傅》，改易説，盖實有见於《序》説之未安，且其所改者，亦多原本古義，不盡臆説。（王應麟《考序》具言之。）沿其流者，遂乃盡廢舊義，甚至取朱子所爲淫詩者，舉而删之，（王柏《讨疑》。）妄矣。漠學諸公、原文字之聲類，考訓、祕逸，一洗宋，明空談之陋，然治《詩》者，如段玉裁、馬瑞辰、胡承琪、陳负，諸所著書，皆詳於訓話音、草木蟲，罕能推明大義，斯亦其弊也。（《毛傳》说大義者本少。）三家遣，什存一二，疏通證明可也，觸類引申亦可也，若牟庭相之《詩切》，鑿空臆撰，而自以爲《鲁詩》，橙之《詩本誼》，變篇目，無所根據，而自比爲三家，恐《三家詩》不任受也。學者取諸家之長，而去其短斯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