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世所謂《禮經》，乃今世所謂《儀禮》，大、小《戴》與《周官》，皆不與38
焉。鄭玄兼注《禮经》《小戴》《周官》三書，始有“三禮”之名。《儀禮疏》引鄭《序》“著《三禮》七十二篇”是也。其後阮諶之《三禮圖》，王之《三禮音》，崔靈恩之《三禮義宗》，皆以“三禮”名。皮錫瑞云：“漠《禮经》通行，有師授而無注釋，馬融但注《喪服經傳》，鄭君始全注十七篇。鄭於禮學最精，而有功於《禮經》最大。向微鄭君之《注》，則高堂傳《禮》十七篇，將若存若亡而索解不得矣。《周官》晚出，有杜子春之《注》，鄭典、鄭眾、賈逵之《解詁》，馬融之《傅》。鄭注《周禮》，多引杜子春、鄭大夫、鄭司晨，前有所承，尚易爲力。而十七篇前無所承，比注《周禮》六篇爲更矣。大、小《戴記》亦無注释，鄭注《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前無所承，亦獨爲其難者。向微鄭君之《注》，则《小戴禮記》四十九篇，亦若存若亡而索解不得矣。”盖不僅“三禮”之名始於鄭氏，《三禮》之學得傳於今，亦鄭氏之力也。兩漠立學，皆以《儀禮》。束骨以後，言喪服者雖眾，而《儀禮》竟不立學。唐人明經雖曰《三禮》，而《五經正義》则惟《禮記》。宋以後，專以《禮記》爲經，治《周禮》者猶不乏人。《儀禮》在明，竟成絕學。清儒詳於名物訓站，故《儀禮》《周禮》皆有新疏，而《禮記》成書者又鲜。然其治《周禮》之所重，與宋、元、明之《周禮》學又異。清代漢學諸儒，能明其大義者，獨有江慎修一人而已。其後今文學興，《周禮》又成爲眾矢之的，此又與宋、元以來疑《周禮》之風氣相同。
邵懿辰謂冠、昏、喪、祭、射、鄉、朝、聘八者，禮之經也。冠以明成人，昏以合男女，丧以仁父子，祭以服鬼神，鄉飲以合鄉里，燕射以成賓主，聘食以睦邦交，朝覲以辨上下，天下之人盡於此矣，天下之事亦盡於此也，而謂十七篇爲完書。夫十七篇之不備，漢人已言之，邵氏以此八者釋《禮經》十七篇，则可謂得其统领也。鄭以禮學著，尤精於《儀禮》，贾公彥《疏》亦能發明經注，陳蘭甫已言之。朱子注經，多異善説，而爲《儀禮經傳通解》，往往全録鄭、賈之文，蓋微實之學，不可以理推求，必须有所本也。由此可知，漠、宋本是雨途，專精各異，相非者不可，調和者亦不必也。元繼公作《儀禮集說》，始改易鄭義。清褚寅亮作《儀禮管见》以申鄭驳放，《提要》稱放善“逐字研求，務暢厥旨，實能有所發揮”，可謂持平也。清人於《儀禮》所得獨多，張爾岐爲《儀禮句讀》，吳廷華爲《儀禮章句》，張惠言爲《儀禮画》，凌廷堪爲《禮經釋例》，胡培翬撰《正義》以集其大成。陳蘭甫論讀《儀禮》之法，曰分節，曰圆，曰釋例。此三者，清儒已爲之，故唐人以《儀禮》爲讀，張之洞反謂《三禮》中《儀禮》最易治，則所遇之時異也。龔先生湛深经學，尤精於《儀禮》，其《三禮述要》，修理分明，實治《儀禮》者所当先也。
清代經學之盛，而注《禮記》者，止杭世駿《續禮記集説》、朱彬《訓纂》孫希旦《集解》諸書，且皆未精善。盖清儒不爲義理之學，而《禮記》則多言義理故也。廖先生嘗謂《戴記》爲深山窮谷，人迹罕到之處甚多，作《分撰兩戴記章句》一書，將《戴記》分類而治，其所分容可商議，其法爲不可廢也。《禮記》一書，與古史傅記諸子相通，不僅爲《儀禮》之附庸而已。分類之法，前人已爲之，如劉向《别録》分爲通論、制度、吉事、喪服、祭祀、樂記、明堂陰陽、世子法各類；孫炎爲注，以類相從，魏微復廣之爲《類禮》。朱子又以《冠》《昏》《鄉飲》《射》《燕》《聘》《喪服小記》《大傅》《喪大記》《服間》《間傅》《奔喪》《周喪》《曾子間》《檀弓》《祭義》諸篇坿於《禮经》，以《曲禮》《内则》《玉藻》《少儀》《投壶》《深衣》爲一類，《王制》《月令》《祭法》爲一類，《文王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傅》《樂記》爲一類，《經解》《哀公間》《仲尼燕居》《孔子開居》《坊記》《儒行》爲一類，《學記》《中庸》《表記》《缁衣》《大學》爲一類。然《禮記》往往一篇之中，又復雜出，此《禮記》之難治，較他经爲尤其也。《禮記》集合諸子傳記而成，故昔賢多分篇而治，此法亦可承用。《禮記》多言禮意，爲中國文化之精髓，疏通證明，引申發，有赖於後賢之致力，故不僅作一新疏，以與清代新疏相配而已。解經之書，以《注疏》爲最，而雨宋諸懦之説，多在衛湜之《禮記集説》焉。
《周官》晚出，别歆晚年始知爲周公致太平之跡，而何休、臨则颇疑之。杜子春於《周官》注釋有開創之功，二鄭、贾、馬繼之，鄭玄集其大成。至宋世，蘇轍、晁說之、胡宏、葉適、黄震並起攻難，清末今文學者復扬其波。《四提要》於《周禮注疏》云：“《周禮》一書，上自河間獻王，於諸經之中，其出最晚，其真僞亦紛如聚訟，不可舉。惟横渠《語録》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鄭樵《通志》引孫處之言曰：‘周公居，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當行。蓋周公之爲《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預爲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经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损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百》合’云云，其說差爲近之，然亦未盡也。夫《周禮》作於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過春秋以後。其束遷以前三百餘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损益，除舊布新，不知凡幾。其初去成，康未，不過因其舊章，稍爲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於是以後世之法竄入之，其書遂雜。其後去之愈遠，時移势變，不可行者多，其書遂廢。此亦如律令條格，率數十年而一修，修则必有所附益。特世近者可考，年遠者無微，其增删之迹，遂靡所稽，统以爲周公之蒋耳。迫乎法制既更，簡编猎在，好古者留爲文献，故其久而仍存。此又如《開元六典》《政和五禮》，在當代已不行用，而今日尚有本，不足異也。”先生曰：“蓋此書乃六國時博雅君子因周制不存，據已意採简册摹略爲之，意在草定典制，以俟後世，故不憚與《詩》《害》，傅記翻。”（本廖先生说。）二説皆通方之論，而無由證明其必然。要之，其爲先秦故書，不可誣也。
清（周》之學，以係讓集其大成，學者推清代新疏之冠，非虚美也。以言乎《周官》制作之精意，则宋儒爲不可廢。王安石《新義》而外，其著者，若宋鄭伯謙之《太平經國之書》、某時之《禮經會元》、不著撰人之《周禮集說》諸書，皆學者所宜致力。
通考《三禮》之書，徐乾學《讀禮通考》，秦蕙田《五禮通考》最爲繁博，二書取材不專爲經學，亦史學所须也。江永《禮書綱目》，因《儀禮經傅通解》而作，有條不紊，最得要领，然纂録舊文，未涅考說，其長處亦在此。近世黄以周撰《禮書通故》，综贯群經，下以已意，用力最勤，而於學者用功，反不及江書之便。故通考《三禮》之書，以江書爲最有法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