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秋左传考证 第一卷

（1）三皇五帝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昭十二年）

案：旧说或以三坟为三皇之书，五典为五帝之书，其说可疑。三皇五帝之说在《左传》作时似尚未完全形成。“三皇五帝”之称始见于《周礼》（战国后期作品）等书。皇字在战国以前只是形容词及副词，偶亦用作动词，或用为人名，绝无用作一种阶位之名称者。战国以后，本用以称上帝之“帝”字，已用作人王之位号，遂改用训“美”训“大”，而又惯用作天神之形容词之“皇”字以称上帝，至战国后期，“皇”亦化为人王之称，于是有三皇之说。秦王政统一中国后，以“三皇”之“皇”与“五帝”之“帝”合为统一帝国之天子之称，遂曰“皇帝”。此时之三皇为“天皇”、“地皇”（或从《史记》所载“八神”中之“天主”“地主”来）、“泰皇”（后改为“人皇”），而以“泰皇”为最贵（《吕氏春秋·大乐》篇：“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注：“两仪，天地也。”）。“泰皇”之名盖由《楚辞》中之“东皇太一”来。后世或以伏羲、神农、燧人、女娲、共工、祝融等与“三皇”配合，异说纷纭。“五帝”之说当起于五方帝，而五方帝之说则起于五行。五行之说起源或甚古，《甘誓》《洪范》已道五行。此等书虽出于春秋战国间，然墨子已引《甘誓》。《甘誓》云：“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五行”自为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三正”或即为天地人之“三才”，“五行三正”即“五帝三皇”说之哲学背景也。《墨子·贵义》篇：“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所谓青赤白黑四色之龙，疑即青赤白黑四色之帝（古书中常以龙表帝神），而所谓“帝”疑即黄帝，盖即中央黄龙之神（昭十七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云从龙”，可为旁证）。帝杀四龙，似即所谓“黄帝胜四帝”（《孙子》）。此四帝与黄帝即五方帝，亦即最早之五帝说，则五帝本为神而非人也。五方帝中盖唯黄帝有最上天帝之资格，故其传说亦最风行（逐渐人化）。邹衍五运说起，即以最上天帝之黄帝为人王，而置其时代于夏商周之前。其后人王之五帝说起（始见《荀子》等书），病青赤白黑四帝之未人化也，乃以颛顼、帝喾、尧、舜与黄帝合为人之五帝。至《月令》出，更以太皞、炎帝（即赤帝）、少皞、颛顼应合青赤白黑四帝，而与黄帝共为五神帝。三皇五帝之说忽神忽人，此等固介于神人之间之传说中人物也。至“三坟”“五典”之书与“三皇”“五帝”究竟有无关系，尚待详证。

（2）太皞

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僖二十一年）

案：喾古或作俈（《管子·侈靡》篇、《史记·三代世表》），太皞或作太皓（《楚辞·远游》）、太浩（《淮南子·览冥》），盖太皞即帝喾，而少皞即契。太皞风姓之“风”，即“凤”（甲骨文及古书中均有证）。少皞之立，凤鸟适至（昭十七年），二皞之世必相继（崔述已有此说）。至以太皞为伏羲，则晚出之说，不足信，前人已辨之矣。

（3）炎帝

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昭十七年）

案：炎帝非即神农，前人已有辨证。炎帝本为天上之赤帝，赤、火色，故“以火纪”，“为火师而火名”。炎帝为姜姓之祖，而黄帝则为姬姓之祖。《晋语》云：“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盖姬姜本为一氏族或一部落之分化，互相斗争，互相团结。姬姜世通婚姻者，以其已分为二氏族也。

（4）黄帝

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僖二十五年）

案：黄帝之名始见于陈侯因資铭。为齐威王时、器，而曰“绍缍高祖黄帝”。“高祖”者，远祖也，是黄帝确为有虞氏后之陈氏之远祖，此黄帝本为虞帝之确证。邹衍为齐威宣时之齐人，作“终始大圣之篇”，“先序今以上至黄帝”，黄帝之人王化盖始自战国中叶。此前秦灵公已祀黄帝，盖黄青赤白黑五神帝中之帝，尚非人王也。前人及近人以为“黄帝”实出“皇帝”（上帝）之变字，其证甚多。崔适等已谓黄帝即《吕刑》之“皇帝”，则《吕刑》“皇帝遏绝苗民”之故事即黄帝灭蚩尤之故事也。古“皇帝”本指上帝（《师訇殷铭》），故《吕刑》以“皇帝”“上帝”为互文。

《逸周书·尝麦》篇云：“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此神话传说，显示古代有东西两大部落之对峙，盖赤帝（炎帝）在西而蚩尤在东，赤帝为蚩尤所逼，乃求援于其同族黄帝，遂擒蚩尤，改命少昊司东方，于是“天用大成”。至阪泉之战，则古籍云系黄帝与炎帝之战，盖姬姓部落克服姜姓部落之反映，周兴之时固以姬族为主而姜族附之也。

（5）少皞

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昭十七年）

案：《世本》：“少昊名契”（《路史》注引），《潜夫论·五德志》：“少曎······始作书契”，则少皞即殷祖契。《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则凤鸟亦即玄鸟。“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即“天命玄鸟”“帝立子生商”也，故《路史》注引田俅子云：“少昊之时，赤燕一羽而飞集户”，“赤燕”亦即“玄鸟”。《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尧典》：“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左氏谓少皞有“五鸠，鸠民者也”；“五雉，夷民者也”；“五鸠”、“五雉”与“五教”似有关，“鸠民”“夷民”亦即“保于百姓”。少皞为契似可推定。据《史记·五帝本纪》及《殷·本纪》挚、契皆帝喾子，挚、契本一人传说之分化，而帝喾亦即太皞也。又伯益据《史记·秦本纪》亦玄鸟陨卵、女修吞之而生之大业之后裔，近人以为益即燕，亦即玄鸟。秦本淮夷支族，故亦有东方鸟图腾之神话也。

（6）颛顼

陈，颛顼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陈将如之······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真德于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昭八年）

案：昭十年云“陈，水属也”。盖颛顼者北方之帝，亦即水帝也。《尔雅·释天》：“玄枵，虚也。颛顼之虚，虚也。北陆，虚也。”郭注：“虚在正北，北方色黑······颛顼水德，位在北方。”则颛顼之名或来自星宿。《周语》：“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非天帝孰能建立“北维”乎？《墨子·非攻下》：“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高阳乃命（禹于）玄宫······以征有苗。”《随巢子》：“天命夏禹于玄宫”，则高阳即天。《庄子·大宗师》：“颛顼得之以处玄宫”，则颛顼即高阳，亦即天帝也，故居于天上之“玄宫”（北方之宫）。《月令》冬月曰：“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则颛顼为人五帝之一，亦为神五帝之一也。《鲁语》：“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又云：“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则有虞氏确有出于颛项之说。禘者祀天帝，祖者祀高祖，校以《左传》之文，则颛顼或为有虞氏最初酋长之代表，其后在传说中神化者乎？昭十七年：“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则有虞氏最初之发祥地或在后来卫都之帝丘（濮阳）。“岁在鹑火，是以卒灭”，则颛顼氏曾灭亡，至有虞而复兴乎？神话之中有人话，人话之中有神话，半神半人之古史，亦为各民族之所同也。

（7）高辛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昭元年）案：高辛氏旧云即帝喾。帝喾实亦即天帝，此高辛氏之二子阏伯实沈，盖即商夏之祖，传说中初以为出自天帝者也。左氏此文以商人因阏伯，唐人因实沈。阏伯者辰之神，商人居商丘，即因此辰星之分野。实沈可能即夏祖鲧，所谓“入于羽渊”者也。唐之后裔因汾水夏虚立国，居参星之分野，至周初而灭，晋国即建于此。金天氏旧谓即少皞。少皞实即商祖契，其裔子昧“为玄冥师”，殆即商祖冥，所谓“冥勤其官而水死”，故其后裔台骀有为汾神之说。至阏伯实沈之“不相能”，似为夏商二族交争之历史在传说中之反映，古史传说往往相混而难于清理，此亦其一，姑为说如此。

又案：高辛既即天帝，而其二妃一为商祖，一为周祖，此处二子亦一为商祖，一为夏祖，高辛之二女二子传说与夏商周三族皆有关系，不可不附带一论。二女之传说近人考之已详，无用多论，旧作“有仍国考”（原稿为余所作）亦曾论二女传说之一部，盖有娀（即舜妻二女之分化）、有仍、有虞、岷山等二女故事，皆古代氏族群婚制之残迹，而春秋时“姪娣从嫁”之制，亦即贵族男子片面之群婚制也。

（8）陶唐

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襄六年）

案：此“陶唐”旧说为夏，非是。此言陶唐氏据有“冀方”之地，至夏而灭亡也。“陶唐”与尧究竟有无关系，为一疑难问题。考《诗》、《书》（周书）唯言“三代”（《诗·大雅·荡》《商颂·长发》，左昭二十六年引诗，《书·召诰》、《多士》、《多方》、《立政》），最前之朝代为夏（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亦云然）。周人于夏之早世情形似已不甚明了，故言殷之兴能历举其先祖（如《书·无逸》《君奭》），而于夏则除末世之桀外，唯作空泛之辞，而不能举具体代表人物及史事。《立政》篇历举三代先世之“盛德任贤”，以为嗣王取法，此时若已流传唐虞二代名，则唐虞之“盛德任贤”最为后世所称，何故不举？盖周初人以夏为最前之朝代，故称中国为“夏”，且以自称（周托先于夏，自称“有夏”，见《立政》）。《论语》亦只称三代（《为政》、《八佾》、《卫灵公》，惟《泰伯》篇称“唐虞之际”，然是章文句散乱，又称“孔子曰”而不称“子曰”，文义不类，且在篇末，甚可疑）。至墨子书始有称“虞夏商周”者（《明鬼下》《非命下》），然言尧舜仍以属之“三代”之中（《尚贤中》、《节葬下》、《天志中》、《天志下》、《明鬼下》、《贵义》），或尧舜之代号古亦称之为“夏”，而其国号为“虞”，故先秦古书常以尧舜统属于“有虞氏”，而有虞夏商周四代之称（《国语·鲁语》上、下、《晋语》八、《郑语》、左庄三十二年、成十三年、襄二十四年、昭元年、《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审应览》、《商君书·开塞》、《太平御览》引《慎子》等，又《礼记·檀弓》、《王制》、《内则》、《文王世子》、《明堂位》、《祭法》、《祭义》、《表记》亦然），《大戴礼记》甚至有“四代”之篇。《礼记·明堂位》称“伊耆氏”，考尧称“伊尧”（《潜夫论·五德志》及帝尧碑），《帝王世纪》谓“尧姓伊祁”，故释文云“伊耆氏或云即帝尧”，则已有别尧于四代之外之意。然《大戴礼记·少闲》篇并称尧、舜、禹、汤、文王，而曰“四代五王”，则仍以尧舜并属虞代，与今本《尚书·虞书》同。《周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亦可证尧为虞帝（此外尧为虞帝之证尚多）。《鲁语》云“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似又以五帝并属有虞。今本《尧典》载舜受尧终于尧太祖（“文祖”）之庙，及尧崩即真，又格于尧太祖之庙，则尧舜似本属一家，故属于一代也（《尚书大传》有唐传，说文引古文尚书有唐书，盖二书晚出之故）。陈侯因咨镎铭：“绍缍高祖黄帝”，左昭八年：“陈，颛顼之族也”，则黄帝颛顼皆陈祖，亦即虞祖。《吕氏春秋·应同》篇载“五德终始”之说，以黄帝至舜并为“土德”一德，高注引邹子云“虞土”，则以黄帝为有虞一代之祖。《大戴礼记·虞戴德》篇亦以黄帝属有虞。《史记·伯夷列传》载《采薇》歌“神农虞夏，忽焉没兮”，似亦以神农后之五帝同属虞代。

“陶唐”与“唐”之名始见《国语》、《左传》（《晋语》，左襄六年、九年、二十四年、二十九年、昭元年、二十九年、定四年），盖为古国，至周初始最后灭亡，其地即在夏虚。《吕氏春秋·古乐》篇历叙朱襄氏、葛天氏、陶唐氏、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等乐，分陶唐氏与帝尧而二之，且以陶唐氏置于黄帝之上，可见其不以陶唐氏为即帝尧。《鹖冠子》云：“尧伐有唐”，亦可证尧与唐为二之说。然《孟子·万章》篇亦与《论语·泰伯》篇同，连称“唐虞”，或尧为唐帝、唐虞为相续之二代之说开始确立于战国中叶，至汉代尧为唐帝之说已成普通常识，唐虞连称之词屡见不鲜（《韩诗外传》卷五、卷六，《太平御览》引外传，《尚书大传》唐传、虞传，《淮南子》俶真、主术、缪称、氾论，《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史记·殷本纪》、《周本纪》、《始皇本纪》、《高祖功臣侯年表》、《天官书》、《平准书》、《陈杞世家》、《孔子世家》、《孟荀列传》、《匈奴列传》、《汲郑列传》、《龟策列传》、《太史公自序》等。又《楚辞》中较古之篇号称屈宋所作者均无“唐虞”字样，至汉人所作之赋，如《七谏·怨世》、《哀时命》、《九怀·蓄英》等篇，则皆有“唐虞”字样。再秦汉间人所为之《庄子外篇·缮性》、《管子·法法》篇亦有唐虞连称语。伪《古文尚书》亦独有“唐虞稽古”一语，此其所以为伪也）。

“帝尧陶唐氏”一全名始见《世本》（《书》正义引《帝繫》篇），《史记》因之，至伪《孔子家语》乃云：陶唐、有虞、夏禹、殷、周独不得配五帝（《五帝》篇），于是“四代”又变为五代矣。《家语·庙制》篇：“子羔问曰······若有虞宗尧，夏祖颛顼，皆异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庙乎？孔子日······功德不殊，虽在殊代，亦可以无疑矣”，此即伪作《家语》者对《国语》、《祭法》文之怀疑，不知古人不仅以颛顼为夏祖，而尧亦本虞帝也。又《后汉书·赵咨传》引《檀弓》文，在有虞上加黄帝、陶唐二代，咨亦疑《檀弓》之无黄帝陶唐也。

所谓颛顼、帝喾、尧、舜、太皞、少皞等人，可能均为各氏族部落酋长之先祖，但因古代部落对先祖之崇拜至后来往往与上帝之崇拜混而为一，此等人果本为人而神化与？抑本为神而人化与？现时尚难审定，总之为古代神话传说中半人半神之伟人而已。尧舜之传说与上帝之神话亦相混，近人或谓为上帝之人化，确否尚待考古学之证明。而“帝”之一字确本为上帝之称（最初盖为部落祖先神之称），借为人王死后之号，则后起之事。“帝尧”、“帝舜”等之“帝”本为上帝之义，似可无疑。帝尧与陶唐，据上所考分之与合，似亦以分为宜也。

又案：或谓《左传》所引夏书中之陶唐为尧子丹朱之后，至夏而始灭亡者，此亦当辨。以丹朱为尧子，似为后起传说。丹朱之名固见于《尧典》，放齐称“胤子朱启明”，然此为晚出之书，《皋陶谟》则云“无若丹朱傲”，马国翰以为“丹朱（练）及奡（傲-业）皆尧时南蛮酋长，胁权作乱，而尧征灭之”（《目耕帖》）。毛宗澄又以丹朱为即欢兜，其证为欢兜国古作欢朱国，《尚书古文考》欢兜又作鸼吺（《神异经》引书亦作鸼兜），“鸼”字从丹，而“兜”“朱”又可通用，邹汉勋《读书偶记》更云“欢兜（《舜典》、《孟子》）欢头欢朱（《山海经》）鸼吺（《尚书大传》）丹朱（弃稷）五者一也，古字通用”。按《尚书大传》郑注“欢兜”作“鹏吺”，郑季宣残碑亦云“虞放鸦□”，韩愈远游联句“开弓射鸦吺”，“吸”古或作“咮”，见《广韵》。《古本竹书纪年》“放帝丹朱于丹水”（《路史·后纪》十注引），《荀子·议兵》云：“尧伐欢兜”（《秦策》同），《吕氏春秋·召类》云“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五帝德》云“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是丹朱与欢兜均被放处南蛮丹水也。《鹖冠子》云“尧伐有唐”，旧说唐为丹朱封国，有唐即欢兜也。《庄子》（盗跖）等书有尧诛丹朱（长子）之说，则丹朱确即欢兜也，在原始传说中并非尧子。又疑欢兜传说中之崇山本即河南之嵩山，嵩山古称“崇山”，《周语》“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山海经·大荒南经》：“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欢头。”炎融当即《国语》之融（即祝融），欢头为炎融所出，故亦有放于崇山之说。“炎融”之名与丹朱亦有关联，祝融为南方楚国之祖先神，故丹朱欢兜并居南方。

（9）有虞

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之陈，以备三恪。（襄二十五年）

案：据此，有虞氏诚有其国，其地当本在春秋时邻晋之虞国。但春秋虞国为周同族，姬姓，《诗·绵》篇“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则有虞氏在殷周之际盖为一小“国”而归附于周者也。此后其族长入为周之陶正，所谓“有虞氏上陶”（《考工记》）是也。所谓“三恪”者，虞夏商三代之后，盖《左传》作者亦以虞为一代。其实虞盖夏时一氏族或部落耳，本不得为代名，此一氏族部落或盛或衰，且其氏族部落中人或散居各处，其详尚待考证。哀元年传：“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离骚》：“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则虞夏虽同出黄帝颛顼，而又为相互通婚之二氏族，盖一部落（由胞族扩大而成）中分化之二氏族，犹姬出于姜（姜嫄），本为一部落或胞族所分化之二氏族，而世通婚姻之例。所谓“神明”，盖指“虞帝”（黄帝、颛顼、舜等），亦半神半人之传说中人物也。

又案：舜后商均本为“不肖”之子，此处未提。如商均在较古传说中确为舜后，则舜似即帝喾（帝俊），商均之“商”，即商族之商也。

（10）尧舜禅让

舜臣尧······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舜有大功二十而为天子。（文十八年）

案：此为儒家所传尧舜禅让传说之较早者。禅让传说似本为古代氏族社会酋长选举制度在后世传说中之反映，尧舜传说中固混有天帝之神话，然其传说之本源出于氏族制，似不可诬。尧舜禅让传说正式起于何时，今已难考（《论语·尧曰》篇晚出），然墨家始盛称之。墨家尚贤，主张“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在《尚同》篇又云：“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故《尚贤》篇云：“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尚贤中》。《尚贤下》多“反（贩）于常阳”一句）则谓舜本起于耕（农）、陶（工）渔、贩（商）之庶人，以其贤能，故尧举为天子，此墨家尚贤所举之一主要例证也（墨家之“巨子”制度即实行禅让制者）。儒家则本主维持“周道”“世卿”制者（至孟子犹主张维持“世卿”制，见《梁惠王下》、《滕文公上》等篇），而为社会转变之时势所迫，不得不适当接受墨家之禅让说，乃改造之，使与贵族制度不甚相抵触。《左传》中此处所载已以舜只为尧臣，至尧崩始为臣下所推戴而为帝；其所以推戴，则以其有举十六族贤人（似为贵族）而去四族凶人之功，其说与孟子所言尧舜禅让故事大致相同。孟子所言，盖即演述此儒家所传较早之故事，而更去其神话残迹，使之完全人化也。至荀子，则虽主张尚贤较墨子更甚（尚贤之实质即中央集权下之官僚制度），且反对“以世举贤”，然彼主张君主世袭制，而更企图加强君权，故直斥禅让之说为“虚言”，为“浅者之传，陋者之说”（《正论》篇）。但在文学性质之《成相》篇中仍保留此传说，且其文颇多墨家色彩（如“氾利兼爱德施均”等语）。法家则或以为尧舜时质朴，财富不多，天子无甚享受而劳苦，故“传天下而不足多”（《韩非子·五蠹》）；或谓尧舜禅让为“逼上弑君”（同上《说疑》）；或竟谓“孔子（儒家）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非愚则诬”（同上《显学》）。道家则演述不受禅让之隐士性人物（如许由等），以非墨儒之禅让说，此先秦禅让传说流传迎拒之大概也。

（11）舜禹禅让

舜之刑也殛鲧，其举也兴禹。（僖三十三年）

案：《晋语》同有此文。尧舜禅让为较早之传说，至舜禹禅让则《墨子》书未言，盖儒家所增饰者也。《墨子》书虽言“尧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尚贤下》），然只能证明在墨家传说中舜禹有君臣关系，与“汤有小臣，武王有闳夭、泰颠、南宫括、散宜生”相同，并无禅让之事。在《墨子》书中禹与汤、文、武皆本为“百里之诸侯”，而“说忠行义取天下”（《鲁问》）。禹之得天下，主要由于“征有苗”，与“汤伐桀、武王伐纣”而“立为圣王”相同（《非攻下》）。《周语》上称“黎苗之王”，下称“夏商之季”，可见黎苗亦曾为“王”，与夏商同。《墨子·兼爱下》引《禹誓》之文，与《汤誓》《牧誓》之文极类，《非攻下》又言：“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高阳乃命（禹于）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历）为山川，别物上下，卿（乡）制大（四）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随巢子》亦云“昔三苗大乱······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违，辟土以王”，并可为禹之有天下由于征有苗之证。舜禹禅让之说始明见于《孟子》，崔述《唐虞考信录》中已疑之（卷四），《论语·尧曰》篇谓“舜亦以命禹”，崔述亦疑此文（卷二）。

（12）社稷

土正曰后土······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昭二十九年）

案：《鲁语》：“昔烈（《礼记·祭法》“烈”作“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祭法》“柱”作“农”），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祭法》“兴”作“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九有”及下“九土”《祭法》均作“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禹”字古或从“土”（叔夷钟铭），后土即“后社”，犹言“后稷”，本为职名。“句龙”即“禹”字形义之引伸（“禹”为有足之虫类，据近人考证确是龙螭之属），则“句龙”即“禹”自甚可能。《天问》：“焉有虬龙，负熊以游？”鲧“化为黄熊”，又有“腹生禹”之故事，“腹”“负”音近，则“虬龙”似即“禹”，亦即“句龙”也。《海内经》：“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则禹鲧为始平水土之人，在彼等之前不能更有所谓“后土句龙”。《吕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五帝德》：“禹······为神主”，《史记·夏本纪》：“禹······为山川神主”。“主名山川”即为名山川之主神，山川属土，山川之主即社神也。后土句龙即禹，烈山氏之子柱亦即稷之化身（烈山氏后人说为姜姓，而后稷为姜嫄所生。《汉书·律历志》载张寿王言：“郦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郦山”“烈山”一音之变。《周语》：“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史记》所列周之世系亦只十五代，较之殷自成汤至纣共二十九世尚短一半，则姜嫄当殷周间自亦可能。《诗·鲁颂》：“赫赫姜嫄，其德不回······是生后稷······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则姜嫄固女性酋长，而后稷则男性酋长。“缵禹之绪”，谓继禹而有天下，故《书·立政》载周人自称“有夏”也）。禹稷并称，即社稷并称，故《淮南子》言禹稷为社稷（《氾论》），《史记》亦云然（《封禅书》），征之《左》、《国》，禹稷为社稷之神审矣。

共工亦即鲧也：“共工”二字为“鲧”字之缓声，“鲧”字为“共工”二字之急音；共工氏“伯九有”，鲧“均定九州”为“有崇伯”（《周语》）；共工氏有子句龙，“能平九土”（州）为社，鲧亦有子禹，能“平水土”（《吕刑》），为社；《周语》述鲧之罪与共工同，共工“壅防百川，堕高堙卑”，鲧亦湮障洪水；共工“用灭”，鲧亦“殛死”；《墨子·尚贤中》言鲧被刑之处“乃热照无有及也”，《庄子》等书谓共工被流于“幽都”（州），《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王注：“幽都，地下······地下幽冥，故称幽都”；《淮南子》言共工“潜于渊，宗族残灭”（《原道》），《左》、《国》亦谓鲧“入于羽渊”；《尧典》言鲧“方命圮族”，《吕氏春秋》言鲧“自以为得地之道，可为三公”，《逸周书·史记》篇则谓“昔有共工自贤”；《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所载鲧与共工谏尧之语完全相同。凡此种种，皆可证二人确为一传说之分化。又《左》、《国》记晋平公梦黄熊入于寝门而有疾，子产以为鲧作祟，祭鲧而愈。《路史·后纪》二注引《汲冢琐语》同记此事，惟“黄熊”作“朱熊”，“鲧”作“共工之卿浮游”，祭共工而痊，此为鲧即共工之显证（《史记·楚世家》谓“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祝融-诛之而不尽”，亦即《海内经》“帝令祝融杀鲧”及《天问》鲧死复活之传说）。

（13）鲧禹治水

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襄二十九年）

案：此以“大夏”为禹所作之乐，可为禹为夏之始王之证。所谓“勤而不德”，主要指治水事。相传禹治水之方与鲧不同，鲧堙洪水而禹主疏道，然此非原始之传说也。禹治水之事见于《诗经》与《周书》，只言其“甸山”、“敷土”、“平水土”，而未明言如何从事。读《山海经》、《天问》及《淮南子》等书，始知禹所用之治水方法与鲧相同，为“堙”为“填”。《海内经》言“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鲧治洪水之法为用息壤堙塞，此即所谓“布土”（“敷土”）。鲧始“布土”，禹成鲧之功，自此九州“均定”。在此处鲧之失败由于“不待帝命”，而并非“堙洪水”之法有失。《大荒北经》谓禹“湮洪水”，《天问》言鲧“顺欲成功，帝何刑焉？”伯禹“纂就前绪，遂成考功”，又问“洪泉极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则，何以境之？”卒言“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则禹亦填洪水境“九则”，此即所谓“平水土”，成其父之功而已。鲧汨鸿水本“顺欲成功”，并未失败也。《淮南子·地形》亦云“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与《天问》说相应，此亦即所谓“甸山”也。《汉书·沟洫志》引《夏书》：“禹堙洪水十三年”（《史记·河渠书》“堙”作“抑”，索隐：“堙、抑，皆塞也。”），《鲁语》：“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孟子·滕文公》：“昔者禹抑鸿水而天下平”，《荀子·成相》：“禹有功，抑下鸿”。《庄子·天下》篇记墨子称道“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史记·司马相如传》“夏后氏戚之，乃湮鸿水，决江疏河”，均“湮”与“决”-“疏”并举）。墨子始盛称禹之疏水（《兼爱中》），《周语》遂谓共工“壅防百川，堕高堙卑，以害天下”，有崇伯鲧则“称遂共工之过”，伯禹与四岳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锺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陂障九泽”，亦以疏导为主矣。自此以后，鲧之治水方法始渐由“堙”而变成“防”-筑堤，鲧防洪水而失败，禹疏洪水而成功，遂为公认之“史实”。此则战国时水利工程兴盛，水利经验渐富之结果也（贾让以为“堤防之作近起战国”，虽未必尽然，然春秋以上堤防固不盛，鲧防洪水之说亦无由兴起也）。《韩非子》曾言“鲧禹决渎”（《五蠹》），至此鲧之治水亦一度变为“决”，可见实际历史在传说中之反映（禹时水患之年数或作七年，或作十年，或作九年，或作五年，见《墨子·七患》篇、《荀子·富国》篇、《庄子·秋水》篇、《管子·山权数》篇等。禹治水之年数有八年、十三年、十年等说，见《孟子·滕文公》篇、《禹贡》、《史记·夏本纪》、《河渠书》、《尸子》等）。

鲧禹之传说大概起于古代西方民族。春秋时有所谓“九州”之地名，大致西从陕甘二省交界处起，北由陇山，南抵秦岭，东至今河南中部之嵩山为止。“九州”一带居有姜姓等戎，《吕刑》为姜姓吕国之书，中云：“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苗民弗用灵，制以刑······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此段故事盖反映一段古代民族斗争之历史，乃西土以姜姬等族为中心之部落，与以蚩尤为领袖之苗民（三苗）之斗争，结果姜姬等族战胜，似乎苗族被征服或被驱逐，此亦即所谓黄帝（即皇帝）战禽蚩尤传说之原型也。上帝所命之三后，伯夷为姜族之祖，后稷为姬族之祖，禹则为夏族之祖。此时西方部落联盟之中心似为夏族，此亦即禹征有苗而得天下之传说。禹定九州之“九州”，即西方古九州之扩大变化也。《墨子·尚贤上》：“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墨子》之“阴方”即《左传》之“阴地”，“九州”即《左传》“九州之戎”（哀四年）之“九州”。九州戎又称“阴戎”，据《山海经》，鲧所化之处亦正在陆浑之戎区域中，陆浑戎即九州戎之一支（亦见《左传》），故鲧称“有崇伯”，“崇”即嵩也，而禹亦称“崇禹”，益可证禹为西族之宗神矣。

鲧者在《墨子》中为上帝（颛顼？）之“元子”，而为上帝所刑（《尚贤中》），禹则为上帝所兴，鲧禹似本与尧舜无关。尧舜故事以禅让为中心，而鲧禹故事则以治水为中心，本两不相涉。至后来尧舜禅让故事与鲧禹治水故事逐渐合并，此可能起于战国中叶。在此以前，鲧禹与尧舜，治水与禅让，至少关系不大。至于鲧禹是否夏族之先，姑假定为是，然亦非无可疑之处。鲧禹神话极丰富而复杂，是否确有其人而为古代部落酋长，后渐神化？亦只能存疑，现时尚不能臆断。

（14）禹征三苗

于是乎虞有三苗。（昭元年）

案：此文亦可见虞代有三苗为患，故禹征伐之，遂代虞而为天子。虞夏与三苗有涉，则三苗似为中原民族或中原西部之民族，旧以为即今苗族，恐非。

（15）夏启

夏启有钧台之享。（昭四年）

案：此处以夏启与商汤、周武、周成、周康、周穆等并列，称为“六王”，又与齐桓、晋文“二公”共举，则在《左传》中启自为贤王。然观《墨子》书则启为“淫溢康乐”、“天用弗式”之昏主（《非乐》篇引《武观》），《山海经》亦载夏后启“舞九代”（《海外西经》），夏后开（启）“上三嫔（宾）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焉得始歌九招”（《大荒西经》），《古本竹书纪年》：“启登后九年，舞九韶”（《路史》注引），则启为好乐之主也。《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此即谓启三度宾于天帝，得九辩九歌之事。“死分竟地”盖言启死后而境地分散，似即《墨子》“天用弗式”一语之注脚。《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旧解均以太康释“夏康”，王引之读“夏”为 ，解前二句为启窃九辩九歌于天，因以康娱自纵于下。“五子用失乎家巷”，似即《天问》所谓“死分竟地”之事。扬雄《宗正卿箴》：“昔在夏时，少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降”（宋本《古文苑》），“少康”初学记文同，章樵注本《古文苑》作“太康”，太康无误为少康之理，且有仍二女与有虞二姚明系一传说之分化，则《宗正卿箴》原文似确作“少康”。“太康”“少康”疑皆启之分化，“启”“开”古音同，“开”“康”双声，“不恭”即“康娱自纵”与“淫溢康乐”，“五子家降”即“五子用失乎家巷”之变，张超《诮青衣赋》：“有夏取仍，覆宗绝祀”，似亦指此事。《逸周书·尝麦》：“其在启之五子······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亦即言“五子”之乱，此夏代初乱之故事也。

“五子”在儒家传说中亦称“五观”。《楚语》：“启有五观”，以启为贤王而有“奸子”，“五观”盖即《墨子》中之“武观”。《韩非子》亦谓“启有五观”，以为“五王之所诛者，皆父子兄弟之亲”，则五观有被启所诛之说。左氏昭元年谓“夏有观扈”，“观扈”疑即“五观”之倒文，“扈”即“五”，于是“五观”化为夏之二敌国，《甘誓》载启征有扈氏之事（据《吕氏春秋·先已》篇、书序、及《史记》解释），《逸周书·史记》谓“有夏之方兴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国亡”，《后汉书·郡国志》：“卫······本观故国，姚姓”，则观扈二国皆非夏之同族。《古本竹书纪年》：“启征西河”（《北堂书钞》引），西河为卫地，“启征西河”即征观国也。汉代又有有扈为夏同姓、启之庶兄之说（《书》正义引《世本》、《史记·夏本纪》、《淮南子·齐俗》篇注），可见“扈观”与“五观”之混淆。然在《墨子》中则以伐有扈为禹事，称“甘誓”亦为“禹誓”（《明鬼》，参见《庄子·人间世》、《吕氏春秋·召类》篇、《说苑·政理》篇）。

《天问》以启之得位为不正（“启代益作后，卒然离孽······”），《战国策·燕策》谓“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史记·燕世家》略同），《汉书·律历志》引张寿王言“化益为天子代禹”，此即《天问》“启代益作后”之注脚。《古本竹书纪年》：“益干启位，启杀之”（《晋书·束皙传》），然在儒家传说中则启变为贤王，其恶事乃归于所谓“太康”。太康、仲康兄弟始见《史记·夏本纪》（但臣瓒引“汲冢古文”已有“太康居斟郭”语，尚有可疑）。《书》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五子”盖即“五观”，太康兄弟五人即“五子”（参见《潜夫论》、《楚辞》王逸注、《汉书·人表》、《国语》韦注等），洛汭者观地（《国语》韦注），故曰五观。自伪《古文尚书》改“昆弟五人”为“厥弟五人”，五子遂在太康之外矣。《北堂书钞》等引《世本》“少康作秫酒”，《书》正义引《世本》“杜康造酒”，“杜（夏）康”即“少康”（见《说文》），可见少康原名“夏康”，即夏启（开）之化身也。《太平御览》等引《世本》“少康作箕帚”，箕帚为妇人用物，此等传说皆可证少康既好酒又好女色，亦为不贤之主。“少康”见于《楚辞》（并有“有虞二姚”故事），但附丽有神话，王逸《天问》注有“少康灭斟寻氏”语，王氏作此注时似未见《左传》所载“少康中兴”故事。

又案：“钧台”即“天台”（天曰大钧，故称“钧天”），《归藏》（《太平御览》八十二引）有启享神而上钧台之说，又有“作璿台”之说。“璿台”即“钧台”，启之“钧台之享”或即“宾天”之说之人话化乎？此外启又有作九鼎之说，见《墨子·耕注》篇，《左传》谓九鼎为“夏之方有德”之时所铸，或与墨家之说相近。至禹造九鼎之说则晚起于汉世，始见《史记·封禅书》等。

（16）羿浞代夏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钼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邦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襄四年）

案：此段夏代逸史自古以来颇有怀疑之者。第一，本文与上下文“首尾横决”，“乃与初言不相应会”。第二，《晋语》有同样文字，独无此段逸史，且只作和戎三利，不作五利，亦无谏悼公“好田”语，更无悼公悔过举动。《左传》中不可通之点在《国语》中均无之，则《国语》所载似近晋史原文，而《左传》此节文则经过后人窜改。第三，《山海经·海内西经》称“海内昆仑之虚······帝之下都······神之所在·····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巖”，《海内经》：“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羿之地位甚高，且似为“仁人”，有“去恤下地百艰”之功。《淮南子·本经》更载尧使羿去除百艰之具体事实，彼甚至以为尧之得为天子由于能任羿。又《氾论》：“羿除天下之害，而死为宗布”。惟《天问》载“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浞娶纯狐，眩妻爰谋，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此虽与《山海经》《淮南子》相近，然已有不满羿之辞，并言浞杀羿之事。《淮南子·览冥》称“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事，即《天问》所谓“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者。《离骚》则云“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所言始与左氏此节文相合。然射封狐（即封豕之变）本为羿之功，即去“百艰”之一，在此则变成羿之罪。《山海经》等书叙羿事于禹之前，为尧时人，《楚辞》则以为夏时人（《天问》叙羿事于启事之后，《离骚》叙羿事于启后五子事之后）。儒家则言“羿善射，奡（浇）荡舟，俱不得其死然”（《论语·宪问》，参见《盐铁论·论菑》），孟子谓羿为其弟子逢蒙所杀（《离娄》），然《荀子》等书尚多称羿之善射，或以羿为不止一世，或言其“作弓”（《墨子·非儒》、《孟子》、《庄子》、《荀子·君道》、《解蔽》、《儒效》、《王霸》、《正论》、《吕氏春秋·勿躬》、《具备》、《韩非子·守道》、《用人》、《外储说左上》、《问辩》、《难三》、《说林下》、《胡非子》、《管子》、《淮南子》、《史记》等），但至少在《墨子》中羿似犹为善人而非“小人”。左昭二十八年载有穷后羿灭“封豕”，而“封豕”为人，乃乐正后夔之子。《随巢子》又以羿为幽厉时人（《太平御览》八百零五引）。《淮南子》言羿死于桃棓，《山海经·西山经》有“有穷鬼”之名。羿之故事各书所载多矛盾，且多有神话色彩，他书所载浞之故事亦有神话色彩，安见《左传》此节故事为可信。第四，羿代夏政，年不能太少，假定为三十岁。寒浞为伯明氏之谗子弟，为羿所收，其年当较少，假定为二十岁，至为羿之相亦当在三十左右，杀羿而因羿室，生浇及豷，浇长大能用师灭二国，且灭夏后相，年似亦不能在三十以下，则此时浞之年岁至少为六十岁左右。浇灭相后，相之遗腹子少康长大，能娶妻复兴夏室，其年亦至少三十，则此时浞已九十左右。少康之子后杼能助少康中兴，至少年已在二十左右，则浞之年寿已在一百以外。靡之年寿当与浞相近，浇豷之年寿亦大，何以此段夏史中人物皆长寿，得无有“不合人年”之嫌乎？

（17）少康中兴

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哀元年）

案：此段文字与襄四年文相应，前人亦有疑之者。第一，原文亦有上下不联贯、“首尾横决”之病。第二，《史记·吴世家》所载虽与左氏此节文相同，然子胥列传有同样子胥谏吴王语，而不载此段夏代逸史；《越世家》亦载子胥谏吴王语，并无此段逸史。第三，左氏本书成八年“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之禄，夫岂无辟王，赖前哲以免也”。其说与襄四年哀元年所载夏朝中绝、羿浞篡位、少康中兴等事不合。《周语》“一姓不再兴”，更直接与少康中兴故事矛盾（《逸周书·太子晋》篇：“自太皞以下至于尧、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然此尚可谓自禹以后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此段文或即据左氏后加之文为说，故不引为证）。《鲁语》：“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称杼而不称少康，何以遗此极重要之“中兴令主”反报杼乎？《大戴礼记·少间》篇言殷举中兴之主武丁，言夏则不举中兴之主。《史记·夏本纪》只言“帝相崩，子帝少康立”，绝无羿浞篡夏、少康中兴事。史迁曾读《左传》，何以疏忽至此？《书》序只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事，而无羿浞篡夏少康中兴之事。扬雄《宗正卿箴》：“昔在夏时，少康不恭······”，以少康为昏主，不以为中兴贤王。除《楚辞》、《史记·吴世家》外，先秦西汉古书述三代事者甚多，未有涉及羿浞篡夏少康中兴等故事者，自甚可疑。至东汉公孙述鼓吹“一姓不得再受命”之古说以难光武帝，光武帝答公孙述书不驳此说，反谓“吾自继祖而兴，不称受命”，光武帝及其臣下均曾读《左传》，何以不引《左传》记载驳公孙述？隗嚣亦鼓吹“一姓不再兴”之说，亦无人引左氏文驳之，但有人言“谷子云夏贺良等建明汉有再受命之符”，此等亦甚可疑者。东汉人确实见到左氏此文者，最早似为班固、贾逵、王符、王逸等（然贾逵注《左传》忽云“仍、缗国名也”，忽又云“缗，有仍之姓也”，李贻德以为“或谱写有误”，然亦可能为贾氏先见之《左传》本无少康中兴故事，后见本始有，故前后矛盾。又王逸注《楚辞》忽云“少康灭斟郭氏”，忽又大抄《左传》此节文，亦可能为先后所见《左传》本不同）。至曹魏之高贵乡公因图中兴灭司马氏，乃大表章少康中兴故事，见《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

他书引《古本竹书纪年》者，有涉及羿浞篡夏少康中兴之文，然此或有引误，或是引者增饰，亦或《古本竹书纪年》经过传写，中有增窜文字（根据前人记载，显有此种痕迹），原书既亡，引文不能作为强证。然吾人观察左氏襄四年及哀元年本节文，觉其文字颇古，不类汉人之作。且其中多有神话残迹，且有可以印证氏族制之处，未必此两段文字即为东汉人影射王莽篡位光武中兴故事所造，以求提高并巩固《左传》之地位者。可能此类故事本为楚地传说，有神话及史事流传于楚地而为《左传》作者所采，加以增饰，而成今左氏中此两段文字。至于先秦西汉书所以极少言及此故事，则因三代史事多为“邹鲁缙绅先生”所传，楚地传说为其所忽。汉初人之学识本极浅陋（遭秦灭学之故），例如《史记·周本纪》言“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西周都丰镐，在今日为常识者，在汉初学者竟为考证辩论之资，则彼时之人知识之陋可知。其不知或不注意羿浞篡夏少康中兴等逸史，亦并不足怪也。

（18）姜嫄后稷

鲁颂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礼，谓其后稷亲而先帝也。（文二年）

案：此以后稷为出自上帝，即天之子也。然祖与帝仍有别，《诗·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即有邰家室。”《鲁颂·闷宫》：“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稚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奄有下土，缵禹之绪。”一西周，一春秋鲁国之诗，大体相应，皆说明后稷有母无父，父即上帝。考各民族之上帝本起于部落神（亦即最早之祖先），至阶级社会形成时，乃变为上帝，如希伯来人之部落神耶和华演变为上帝也。夏祖鲧禹出自颛顼，商祖契出自帝喾，颛项帝喾皆由部落神变为上帝。周人后起，且文化较低，其部落神之名今已不传（后假商祖帝喾为祖），成为上帝时恐即黄帝（即“皇帝”），故古书特著黄帝姬姓，以与姜姓之炎帝（赤帝）对抗。尧或即颛顼，舜或即帝喾，舜之代尧或即商之代夏。据此，则最早之人王帝皆起于部落宗神转化成之上帝。周族后起，欲拉长其世系，故曲解后稷为世官之名，其实不可信。周人与夏人或本有关系，故周人自称为“夏”，其社稷神即禹稷。“禹平水土”“稷降播种”，然农业必依水土，故以后稷为“缵禹之绪”。《论语》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楚辞》称“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则禹亦事农业，此与“社，田主也”之说相当，然主要之农神仍为稷。周人未必自始即为农业部落，而农业兴起后即以农神后稷为先祖，其真正之始祖或为不窋，故曰“文武不先不窋”也。

（19）皋陶

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文五年）

案：皋陶盖为淮夷族之祖，亦东方民族之祖先神也，《鲁颂》“淑问如皋陶”可证。如皋陶即《史记·秦本纪》之大业，则亦玄鸟陨卵所生者，为东方淮夷之宗神审矣。

（20）四岳伯夷

夫许，大岳之胤也。（隐十一年）

案：庄二十二年“姜，大岳之后也。”齐、许、申、吕及姜戎氏等皆四岳之后（襄十四年姜戎子驹支曰“谓我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亦即太岳之后，四岳即太岳。汤师中以为太岳即许由，宋翔凤又以为太岳即伯夷，亦即许由（《尚书略说》）。《郑语》：“姜，伯夷之后也”，知伯夷即太岳与四岳。章太炎又以许由为即皋陶，盖“许古读如虎，虎古通作皋（皋比即虎皮），繇、由、陶声并幽类，《史记·夏本纪》封皋陶之后或在许”。《墨子·尚贤中》：“若天之所使能者谁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书《吕刑》道之曰：······乃名（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哲（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假（殷）于民。”《史记·殷本纪》引《汤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文义与《吕刑》同，“三公”即“三后”。观《吕刑》与《汤诰》、《墨子》，则皋陶即伯夷矣。伯夷“折民惟刑”，皋陶亦掌刑法，更有为一人之可能。惟伯夷四岳传为西土姜族之祖，而皋陶则传为东方夷族之祖，此尚有可疑者。岂东西族交通后，因婚姻上母系父系关系之交错而致传说混淆欤？

（21）祝融

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僖二十六年）

案：祝融为楚远祖，或以为即鬻熊，疑非。《郑语》：“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又云：“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盖祝融为火神，亦即日神也。《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此似为较原始之开天辟地神话，谓开天辟地者为太阳神也（此神话与埃及神话相近）。《山海经·大荒西经》“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卬下地”，于是天地之交通绝矣。

（以上古史传说之部）

（22）周之始兴

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后稷封殖天下。（昭九年）

案：“后稷”即“稷后”，亦即稷神-“农神”（神农传说或亦由此起。《礼记·月令》：“毋发令而待，以妨神农之事也。”注：“土神称曰神农者，以其主于稼穑”，则“神农”即农神）。《周语》：“稷为大官”，似假神名为官名。周人之以后稷为祖，盖以周人兴起农业之故。《左传》此文言“我自夏以后稷”，校以《周语》“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之文，则亦以后稷为官名，自虞夏（虞夏亦可合称“夏”，所谓“虞夏同科”）以来周祖世为后稷之官，至夏殷之际始失官；然《左传》本文下又言“后稷封殖天下”，则似仍以后稷为一人（即所谓“周弃”），与较古之文献合。盖周人本兴于殷代（故自后稷至文王传说世系仅十五代，左氏昭二十九年云“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至后世则欲拉长其世系，以求上及唐虞，遂以后稷为虞夏官名。然观《诗经》、《论语》，周人本以后稷为“王”，故《周语》亦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此周本为独立之部落而非商臣之证，所谓“封殖天下”等语亦由此推衍耳。《左传》本文所载周人之言，盖以为周本西土之大君。此虽不合事实，然其初为独立之部落，至殷末始与殷发生一定之隶属关系，似可断言。

又案：《周语》称“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则周人本起于戎狄之间。左氏文二年“文武不先不窋”，可见不窋或原为周之始祖，称出后稷，则托源于农神，周人立国后部落神转化为上帝，则又托后稷为上帝之后，而姜嫄传说则母系氏族社会女性酋长之残迹也。《史记·周本纪》自不窋以后为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季历、文王十三代，合上二代为十五代，与古说合。此其所言周人世系或有脱失，然周系确不能甚长，故至太王始正式建国。“皇仆”之“仆”，“高圉”、“亚圉”之“圉”，皆奴隶名，岂周人上世曾为他族奴隶而从事畜牧之业乎？《鲁语》：“高圉、太王，能率稷者也，周人报焉”，左氏昭七年周王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余敢忘高圉、亚圉”，则高圉、亚圉为周人“中兴之主”，与杼之在夏、上甲微之在商同，亦与太王有相类之处。杼传为夏中灭后中兴主少康之子，曾参与“少康中兴”事业。上甲微为王亥之子，王亥为有易所杀，上甲微复仇，灭有易。太王亦有曾为狄人所侵而迁岐建国之说，或高圉、亚圉亦曾为异族所侵略奴役而复兴者邪？《诗·鲁颂》：“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史记·周本纪》：“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

案：古公亶父未必即太王（古乃时代之称，亦非“谥法”），而《史记》之“古公”则确为太王，盖周族至太王时始脱戎狄之俗而建城郭之国家，并开始有“翦商”之志而称“王”也（《书·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用肇造我区夏。”《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立政》：“乃怦我有夏，式商受命。”夏起西土，周人亦起西土，故自称为“夏”，其后遂有“诸夏”之名。周族或为夏族之分支，未可知也）。

（23）大伯虞仲

（宫之奇）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僖五年）

案：据此则大伯、虞仲皆虞国之初祖，大伯、虞仲所奔为山西之虞，而非“荆蛮”或江苏之吴。所谓“不从”者，不从父命为嗣也。《诗·皇矣》：“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论语·泰伯》：“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崔述以为“似太伯已尝君周而复让之王季也者”。既谓“三以天下让”，则大伯让国似非一次，崔说或然。于此亦可证大伯、虞仲所奔之“吴”即山西虞国，于周为睦，否则何能“三以天下让”邪？王季时周似在初兴阶段，尚未强盛，故臣属于商，而王季为文丁所杀（见《古本竹书纪年》）也。

（24）“文王受命”

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昭七年）

案：“周文王之法”为奴隶法，“有亡荒阅”者，有逃亡奴隶大事搜查也。此文为芊尹无宇执逃亡奴隶对楚灵王之言，下言“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故夫致死焉”，此谓纣招致各部落逃亡之奴隶，为“诸侯”所恶，故武王数其罪，“诸侯”遂“致死”于纣。于此可见殷及初兴时之周与当时中原各部落皆奴隶主国家也。

又案：《论语·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书·康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逸周书·祭公》：“皇天改大殷之命，维文王受之，维武王大克之，咸茂厥功。”《墨子·非攻下》：“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太平御览》八十三引《竹书纪年》：“（帝乙）二年，周人伐商（此时周君为文王）。”可见文王已有“受命”之实及戡殷之志矣。

（25）周人灭殷

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桓十一年）

案：《诗·大明》：“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左氏宣十五年：“夫恃才与众，亡之道也，商纣由之，故灭”，则商纣时殷人盖甚众，国力强于周人远甚，故周人屡称殷为“大国”，自称为“小邦”，牧野之战时犹战战兢兢也。《孟子》称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尽心》），盖周人虽纠集西土诸部落之兵，其军数初不甚多（《孟子》所言盖为其主力军），而殷军则甚盛，然周卒战胜，故曰“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

（26）周公“摄政”

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定四年）

案：《书·大诰》：“洪惟我幼冲人，嗣无疆大历服·······

绥予曰······不可不成乃宁考图功”，“宁王”即文王，是《大诰》中之王称文王为考。《大诰》又言“以于敉宁武图功”，“宁武”，谓文王、武王也。又言“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此即武庚反周故事，则《大诰》中之“王”为周公无疑。康叔封卫在周公东征后，而《康诰》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王”亦为周公无疑。《召诰》云：“今冲子嗣”，又云“有王虽小元子哉”，皆指成王，则成王幼冲可知。周公摄政称王，犹多尔衮之为摄政王专政也。春秋时人所以罕言周公摄政而但称“相王室”者，则宗法礼制思想作祟。至战国末年，古“宗法”制已解体，《荀子》等书即明言周公摄政践阼矣。

（27）周初封建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昭二十六年）

案：左氏昭二十八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僖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定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四说不尽相同，盖武王克殷，大功未集，即有封建之国，为数亦必不多。成康时封建大国亦不能甚多，盖诸重要封国皆周公所建也。所封建者盖主要为王之“母弟”，然亦不限于此，且除同姓外尚有异姓，亦有承认原有之部落为封国者。周初之“封建”实为部落殖民之制，然周室所控制之所谓“天下”，皆称“王土”。《诗·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则东方国家古代之土地王有制（亦即“国有制”）也（案据《书·洛诰》及《逸周书·作雒》，周公还政成王，在既定东都之后。《洛诰》：“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此为古代纪年之法，则周公“受命”称王凡七年，其大封建之事当在此七年中也）。

（28）昭王南征

昭王南征而不复。（僖四年）

案：《齐语》载管仲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远绩以成名”，则昭穆二王为周室“雄主”，二王盖皆有南征及远巡之事。昭王南征说明周初东征平定东方后，成康“息民”，至昭王时国力充实，乃又向南发展势力，其南征或甚有战绩（《宗周钟铭》：“南国反巍敢陷虐我土，王重伐其至，戴伐厥都，反羹乃遣间来逆邵王，南夷东夷具见廿又六邦”。如此铭中之“邵王”为昭王，则昭王南征确甚有成绩）。至“不复”则似遭楚人之暗算，故齐桓伐楚以此事责楚也。（古书多言此事，不具引。）

（29）穆王巡游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祇宫。（昭十二年）

案：此语为楚灵王围徐之役右尹子革之谏言，则所谓“穆王周行天下”盖兼有征伐之事。《周语》载穆王征犬戎，《后汉书·西羌传》称“获其五王，王遂迁戎于太原”（其说似出《古本竹书纪年》）。《史记》载造父御穆王西巡狩，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穆王御，长驱归周，攻徐偃王，大破之（见《秦本纪》、《赵世家》），《韩非子》等书又谓穆王命楚灭徐偃王，其事难于详知。左氏昭四年“穆有涂山之会”，涂山旧说在今安徽寿县，似穆王破徐后会诸侯于此，以威慑“东南夷”者（穆王远游之事又见《楚辞》，至《穆天子传》之记载则近小说，不甚可信）。

（30）夷王之衰

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昭二十六年）

案：杜注“愆，恶疾也”，然《史记正义》引《竹书纪年》：“（夷王）三年，致诸侯，翦齐哀公昴”。《后汉书·西羌传》载《竹书纪年》说：“（夷王）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是夷王时周势虽稍衰，仍能威服诸侯及征伐戎狄也。观左氏上文语，是时诸侯亦尚“宗周”，不过王有“恶疾”而已。

（31）“国人”大起义与“共和行政”

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昭二十六年）

案：《史记·周本纪》：“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正义》引韦昭云：“彘之乱，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号日共和也。”《史记索隐》引《竹书纪年》：“共伯和干王位”，释之云：“共国伯爵和其名。干，篡也。言共伯摄王政，故云干王位也。”《正义》引《鲁连子》云：“卫州共城县，本周共伯之国也，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日共和元年。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归国于卫也。”《吕氏春秋·开春论》：“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矣”（《慎人》篇有“许由虞乎（娱于）颍阳，而共伯得乎共首”语，以为隐士，不可信）。《太平御览》八百九十七引《史记》（竹书纪年？）又谓“伯和篡位立”，《史记正义》：“共伯（指卫共伯）不得立，而和立为武公，武公之立在共伯卒后，年岁又不相当，年表亦同，明《纪年》及鲁连子非也”，盖张守节疑共伯和即卫武公，其故以《卫世家》云“厘侯卒，太子共伯馀立为君，共伯弟和有宠于厘侯，多予之赂，和以其赂赂士，以袭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厘侯羡，自杀，卫人因葬之厘侯旁，谥曰共伯，而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卫武公之兄曰“共伯”而武公名“和”，适合“共伯和”之称，故张氏以为“共伯和”即卫武公也。然难解者为年代问题。卫武公之立，据《史记》在宣王时，厉王时和尚为卫庶子，安得有“干王位”之事？惟考《毛诗序》云：“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则武公之立或当厉王之世，可以有摄行王政之事矣。崔述亦谓《史记》世次有误。考《毛诗序》又云：“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柏舟》虽未必为共姜之诗，然卫世子共伯蚤死之说理或可信，胡承珙《毛诗后笺》亦疑“史迁所谓僖公之卒、武公之立，其年皆不足据”。又卫“共伯”之“共”，实亦国邑之名而非谥。春秋卫属地有共邑，古共国，在今河南辉县。卫初都朝歌，在今淇县，盖邻邑耳。卫君之称“共伯”，犹晋君之称“鄂侯”，盖西周末卫曾一度都共，卫本诸侯之长，称“伯”，《毛诗序》云“旄丘，责卫伯也”。《史记·卫世家》自顷侯以前六世皆称“伯”，《鲁连子》明云“共伯复归国于卫”，可见“共伯”即“卫伯”也。卫姬姓，武公本西周末之显诸侯，又为东方诸侯之伯，而较齐鲁诸国为近于王室，入为王官，与问王政，自为极可能之事。周召二公本周卿，卫武公如亦入为周卿，则与周召二公为“三公”，故《毛诗序》又云“（武公）入相于周”，《汉书·地理志》河内郡“共”注孟康曰：“共伯入为三公者也”，并可为证。左氏襄二十九年“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以康叔武公并举，又谓“忧而不困”，康叔无此事，殆指共和行政及还政归国之事欤？《楚语》谓武公之没“谓之睿圣武公”，武公之谥法上竟加“睿圣”之称，非曾摄天子之证乎？且《诗》国风中作为卫风之《邶》《鄘》《卫》列于《周南》《召南》之后及东迁后之《王风》之前，皆可证明卫武公有摄政“干位”之事，或与周召二公共同摄政，而以武公为首也。然春秋时人亦未言卫武公或共伯和摄天子之事，盖亦宗法礼制思想之阻碍，特左氏上文已言“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则自有诸侯入周摄王政之事也。

（32）宣王“中兴”

宣王有志，而后效官。（昭二十六年）

案：国人起义，厉王被逐，春秋时王子朝亦不敢否定此次起义，而称“万民弗忍，居王于彘”，则古代原始民主主义之残馀思想，抑亦由此次起义有上层大夫、士等参加，与春秋时国人起义亦常有贵族分子参加相同，故贵族阶级对于国人起义尚不视为“盗贼叛乱”；所谓“共和行政”，亦只被视为“诸侯释位以间王政”，不认为篡位，故宣王即位，诸侯复“效官”也。然厉王时之国人起义与“共和行政”实为王政倒塌、霸政开始之先兆，此一变动为周史上一大关键，所谓“宣王有志，而后效官”，即指宣王中兴“诸侯复宗周”（《史记》）之事。宣王虽号称“中兴之主”，其实失德之事甚多，如：一、不修亲耕之礼（《周语》“宣王即位，不籍千亩”）；二、杀无辜之臣杜伯（见《墨子》等书）；三、立鲁武公少子戏，致鲁内乱，王伐鲁立孝公，“诸侯从是而不睦”（《周语》），《周语》太子晋曰：“自我先王厉、宣、幽、平而贪天祸，至于今未弭”，则宣王亦昏主耳。《周语》载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后汉书·西羌传》引《竹书纪年》“伐太原戎不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周语》又载：“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则宣王虽有征伐俨狁荆蛮淮夷徐戎等战功，失败亦多，故周国元气大亏，遂致幽王之速亡。

（33）西周之亡

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昭二十六年）

案：西周之亡，除由社会经济之变化及政治之昏乱外，其他尚有重要之二因：一、对外作战之失败（《后汉书·西羌传》引《竹书纪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死焉”，《史记·秦本纪》“戎围犬丘世父，世父击之，为戎人所虏”，左氏昭四年“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诗·召旻》“今也日蹙国百里”，可见西周之亡非一朝一夕之故）。二、天灾之流行（地震饥荒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幽王之姜后，盖娶于西申者（《左传正义》引《竹书纪年》：“平王奔西申”，非东迁邑谢之申？）及因废姜后及太子而伐申，申、缯、西戎“会以伐周”，“遂杀幽王骊山下”，骊山盖为西申所在之地（《史记·秦本纪》：“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骊山之女，为戎胥轩妻”可证）。

（34）周二王并立

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昭二十六年）

案：《左传》正义引《竹书纪年》：“伯盘······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侯所杀，以本非适，故称携王”，《晋语》：“褒姒······与虢石甫比”，虢公翰似即虢石甫。二文相核，知褒姒与携王及虢石甫盖为一党。又携王之“携”或非地名，而为谥法。《逸周书·谥法》：“怠政外交曰携。”谓之“外交”，或携王为叔带之流，其立殆亦托庇于戎人，故为“勤王”之晋文侯所杀，否则缯为姒姓国，何以反与姜后母家西申及犬戎等相结而亡周乎？《诗》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似已明示西周灭亡之故矣。

（以上西周史之部）

（35）郑庄小霸附郑庄后春秋时郑之国势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隐元年）

案：隐六年传“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则周东迁立国时依赖晋郑二国也。晋分为翼曲沃二国，六十七年而后合，晋始由中衰而复兴强盛。郑庄封叔段，亦“如二君”，二十二年而郑国复合，郑亦渐强。可见由“封建”而内乱，必须统一，国始能强。东周初年晋郑二国之盛衰，即分裂而统一之后效也。

又案：观郑庄公伐叔段，仅用兵车二百乘，叔段“如二君”，当至少亦有兵车二百乘，则春秋初年郑亦一数百乘之国耳。齐鲁在当时皆千乘之国，故齐僖欲昏郑忽，郑忽辞以“齐大非耦”；陈桓公亦曰“宋卫实难，郑何能为”。春秋初年郑国小而强，盖以商业发展、经济富裕之故。昭十六年传子产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左传》载商人三事，皆属郑国，必非偶然。盖郑处当时“天下”之中，其商人足迹通于四方，又得国家之保障，故商业易兴也。

又案：郑庄公自克段后，再次伐卫（隐元年、二年），侵周（隐三年），再抗宋、卫、陈、蔡联军（隐四年），败燕（南燕？）师（隐五年），伐宋入其郛（隐五年），侵陈大获（隐六年），又以王命伐宋（隐九年），大败北戎（同上），合齐、鲁伐宋，取宋二邑（隐十年），取宋、卫、蔡三师（同上），又入宋（同上），会齐、鲁灭许（隐十一年），大败息师（同上），大败宋师（同上），大败周、虢（？）、卫、蔡、陈五国联军（桓五年），救齐再败北戎（桓六年），合齐、卫伐鲁，战于郎（桓十年），最后齐、卫、郑、宋盟于恶曹（桓十一年），几成霸主，此即所谓“郑庄小霸”事业。然郑之成“霸”除因商业发展，经济较富外，郑庄公之外交政策亦起作用。郑、齐旧有盟交（见隐三年），至隐六年郑庄乘鲁、宋交恶，始结好于鲁（隐公即位前曾与郑人战而为郑所俘，见隐十一年传），至隐八年，又向鲁“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许或为鲁之属国，鲁在许盖有周公祀田，《诗·鲁颂》：“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可证）。及鲁桓即位，郑又“请复祀周公，卒易祊田”而“以璧假许田”，于是鲁、郑盟于越，盟辞曰“渝盟无享国”，至是郑与齐、鲁之交益固。盖郑庄原为王之卿士（初盖独掌王政，至隐八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为右卿士，而郑仍“为王左卿士”。至鲁桓五年，桓王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王以诸侯伐郑”，而有编葛之战），故能“挟天子”而用王、虢之师作战（隐元年、五年、十一年）。齐僖为当时名义上之伯主（所谓“小伯”），然实无能，郑庄又挟之以令诸侯，故郑庄公既挟天子，又挟伯主，复结交当时国力甚强之鲁国，凭其本国之富强，故能纵横一时，成为真正之“小霸”也。

又案：郑在春秋及战国初始终为强国。郑庄之强无论矣，其后如鲁桓十三年《春秋》书鲁、郑、纪三国联军大败齐、宋、卫、燕四国联军；宣二年郑受命于楚伐宋，大败宋师，囚其主帅华元，获其将乐吕及甲车四百六十乘；成三年诸侯伐郑，郑公子偃帅师御之，使东鄙覆诸鄤，败诸丘舆；成七年楚子重伐郑，郑共仲，侯羽军楚师，囚郧公钟仪；同年传载申公巫臣谓若以申吕为赏田，“晋郑必至于汉”；成十五年楚子侵郑，郑子罕侵楚，取新石，次年楚“以汝阴之田求成于郑”；晋在鄢陵大捷之后，再合诸侯伐郑，诸侯之师次于郑西，鲁师次于督阳，不敢过郑，请逆于晋师，诸侯迁于颍上，郑子罕宵军之，宋、齐、卫皆失军（成十六年）；次年郑子驷侵晋虚滑；鲁襄十年传载：鲁孟献子曰：“郑其有灾乎，师竞已甚”（是时楚、郑联军伐宋、侵卫、侵鲁、克萧，郑更单独侵宋）；襄二十五年郑子展、子产帅车七百乘伐陈，入之，其用兵数等于城濮之战时之晋军，是时郑之国力盖已超过千乘矣。定六年，郑再灭许，并助王子朝之党伐周邑，晋阎没戍周，且城胥靡，是时晋人竟无如郑何。哀二年晋、郑铁之战，晋人以郑为大敌，登铁上，望见郑师众，卫大子惧，“自投于车下”，郑人且击赵简子中肩，获其蜂旗。至战国初，郑、韩屡战，郑亦常胜韩，如非内乱，郑未必速亡也。

（36）所谓齐僖小霸

齐、卫、郑、宋盟于恶曹。（桓十一年）

案：经作“齐人、卫人、郑人盟于恶曹”，无宋人，《公》《谷》经同。隐四年传：“宋殇公之即位也，公子冯出奔郑，郑人欲纳之”。桓二年传：“（宋）召庄公于郑而立之，以亲郑”，则是后一短时期宋与郑亲，以郑庄末年之强，纠合四国结盟，甚为可能，经无宋人，盖偶脱之。《左》经为古，《公》《榖》经实皆从《左》经出（另有考辨）。又是时齐、卫、郑方睦，故前四年郑、齐、卫伐盟、向，上一年三国联军与鲁战于郎，宋、卫相睦，故宋人亦与恶曹之盟，或宋之与盟者非君，故次于郑后。齐、卫、郑三国则皆君主与盟，故经只书三国，此亦可能，则非脱文矣。

又案：隐八年“齐人卒平宋、卫于郑。秋，会于温，盟于瓦屋，以释东门之役，礼也”。“冬，齐侯使来告成三国，公使众仲对曰：君释三国之图，以鸠其民，君之惠也，寡君闻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是齐僖有平三国之举，隐为盟主矣。隐十年齐、鲁、郑三国联军伐宋，盖亦推齐主盟。隐十一年齐、鲁、郑联军灭许，传书“齐侯以许让公，公曰：君谓许不共，故从君讨之，许既伏其罪矣，虽君有命，寡人弗敢与闻。＇乃与郑人”。则灭许之役在名义上亦以齐主兵。桓二年经：“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桓三年经“公会齐侯于赢”，“齐侯、卫侯胥命于蒲”。桓五年传“齐侯郑伯朝于纪，欲以袭之，纪人知之”。桓六年传“会于成，纪来谘谋齐难也”，“北戎伐齐······于是诸侯之大夫戍齐，齐人馈之饩，使鲁为其班，后郑”。“纪侯来朝，请王命以求成于齐，公告不能”。则齐僖屡主盟，且有灭纪之志，又能使诸侯之兵戍其国，此非“小伯”之证乎？此次恶曹之盟，盖亦以齐僖为主，此盟为郑庄小伯之极峰，亦为齐僖小伯之极峰也。僖四年传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是齐在西周时本为东方一伯也，故《郑语》云“齐庄僖于是乎小伯”。然齐僖时国力并不甚强，既不能御北戎之侵，其后与宋、卫、燕之联军又为鲁、郑、纪联军所大败，此次大败后，齐僖“小伯”之局盖告终矣。

（37）春秋初年鲁国之强

春二月，公会纪侯、郑伯，己已，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桓十三年）

案：此为鲁国国势之极强。鲁在春秋初年本强，然在惠隐之际国交盖甚孤立。鲁在春秋前本为郑之敌国（见隐十一年传），“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隐元年）。郑、齐在春秋前已为盟国，鲁与郑敌，自亦与齐不睦，则春秋之初鲁与齐、郑、宋三大国之国交皆不和。惠公之卒惟“卫侯来会葬”。隐公元年鲁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又求成于宋，“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与戎亦“盟于唐，复修戎好”。六年始与郑结好，同时“盟于艾，始平于齐也”。至是鲁、郑、齐之交合，与宋、卫等成为两“国际”集团矣。隐公十年，齐、鲁、郑伐宋，“公败宋师于菅”，取郜、防二邑，桓十三年又与纪、郑大败齐、宋、卫、燕联军，终结“齐僖小伯”之局。庄九年鲁伐齐，纳子纠，虽因无备而为齐所败，然次年即大败齐师于长勺。又侵宋，齐、宋联军来伐，鲁败宋师于乘丘，“齐师乃还”。次年，鲁又败宋师于鄑。春秋初年，鲁祗一败于齐，而四败宋、两败齐、一败卫、燕。直至齐桓称霸前夕，鲁之国势尚甚强，不亚于齐。又春秋初年鲁常侵杞邾、戎、莒等小国，而小国如曹、滕、薛、杞、纪、榖、邓、邾、郳、牟、葛、萧、鄫、州等亦常朝鲁，纪且一度成为鲁之保护国。据此以观，鲁诚春秋初年一强国矣。故以郑庄之强，亦不能不竭力与鲁为好，合鲁之兵力、齐之地位，以破宋、卫、陈、蔡之联盟。

（38）东迁初周之国势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问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觐为可。”

曰：“何以得觐？”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陈、卫方睦，若朝陈使请，必可得也。”厚从州吁如陈。（隐四年）

案：周东迁后虽托庇于诸侯，然春秋初年周王尚有一定地位，如此文称“王觐”可以“定君”，石、厚方虑“何以得觐”？而因“陈桓公方有宠于王”，石子教以“朝陈使请”为求得觐王之手段，则与春秋中叶以后周王地位尚不及一二等国君，诸侯几皆莫朝者有异矣。隐五年：“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随”。“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郑人以王师会之，伐宋，入其郛。”隐六年：“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礼焉”。隐八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郑伯以齐人朝王”。隐九年：“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伐宋”。隐十年：“齐人、郑人入成，讨违王命也。”桓四年：“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以归”。桓五年：“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是葛战前周王尚能讨伐诸侯，王师尚有一定力量，诸侯尚有朝王者，郑、虢等强国君主尚为周室卿士，周王亦尚能纠合诸侯以讨伐叛离之国，至绣葛战后，周室始一蹶不振矣。

又案：《诗·王风·扬之水》：“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不与我戍甫”（吕），“不与我戍许”，序云：“扬之水，刺平王也，不抚其民而远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此盖申、吕等国受新兴楚国之逼，故王师戍之也。则是时周室确尚有一定力量。

（39）楚之始兴

无亦监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昭二十三年）

案：昭十二年传：“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宣十二年：“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齐、晋、秦、楚，其在成周（西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之时，······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是楚初封本小国（《逸周书·作雒》：“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楚族盖本起东方，“熊盈”之“熊”即楚氏，是楚王室盖即周人所俘熊盈族九邑之一自东迁西者），且辟在荆山，直是一野蛮之部落。熊渠时稍发展，然畏周厉王去其王号，则仍弱小之部落联盟耳。此后宣王南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楚盖甚受压迫而中衰。至西周亡，楚始复兴，武王始称王，然及文王时，楚势仍不甚强。“土不过同”，盖指其本邦之土，其服属之地当不在内。然既云“土不过同”，则势仍弱也。《郑语》：“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桓二年传：“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诗·王风》亦载王师戍申、吕等国，盖亦备楚，是楚之始兴当在武王时。然至桓二年始见于传，其国力似尚不及郑、鲁等国，周、郑特备其方兴之势耳，非此时楚之国力已真能胜郑也，观郑庄屡胜宋、卫等大国之联军，甚至大败周桓所帅五国联军，又大败北戎两次，力能救齐，是时之楚尚非其敌。观桓六年“楚武王侵随，使薳章求成焉”，“吾不得志于汉东”，“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是时已届郑庄之末，楚之强未必过于“病齐”之北戎也。桓八年楚始败随，犹未能大克。九年，以邓之弱小，敢于杀楚、巴行人，楚、巴联军仅败邓师，及十一年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莫敖患之，用斗廉之计，始败郧师于蒲骚，卒盟而还，此一小胜竟引起屈瑕之骄傲。楚起倾国之师以伐罗（邓曼曰：“夫岂不知楚师之尽行也”可证），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以听刑，则是时之楚尚不及大败齐、宋、卫、燕四国联军之鲁、郑二国也。庄四年楚武王伐随而卒，取随之成后，楚师“济汉而后发丧”，犹惧随之追击也。庄六年楚文王伐申，次年伐邓，庄十年楚始见《春秋》经，盖是时楚之势力始渐强而北进，于是败蔡师、虏蔡侯。十四年楚已灭息，又入蔡。十六年以郑厉公返国，缓告于楚，楚始伐郑。是时楚益强，敢于伐中原之强国矣。然十八年巴人因联合伐申之役惊其师，叛而伐楚，取那处而“门于楚”。十九年楚文王与巴人战，大败于津，遂伐黄，败黄师而卒。以巴之小国尚能败楚，则楚之强尚有限。此后庄二十八年楚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齐、鲁、宋三国救郑，“楚师夜遁”。后楚屡伐郑，僖四年齐桓以诸侯之师伐楚，楚人屈服请盟，可见直至齐桓霸业全盛时，楚犹非齐之敌。僖五年传载周王命郑伯曰：“吾抚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则周、郑忌齐而尚不忌楚，且晋、楚相辅，郑始得“少安”，则齐之强于楚可知，故齐桓卒后宋人敢于与楚争霸。及楚败宋后，楚始第一次列于最强国之林，几成霸矣。

（40）齐桓霸业之盛

复会焉，齐始霸也。（庄十五年）

案：齐在西周时本为东方一伯，故东周初年王室始衰已有所谓“庄僖小霸”之说。其实齐在僖公时完全成为郑庄之傀儡，“小霸”乃郑庄，非齐僖也。然齐此时已有灭纪之志。纪亦姜姓国，据传说，齐与之有世仇（齐哀公为纪侯谗于周天子而烹杀），然未必尽信，纪盖东方姜姓中次等国家，齐图并纪，犹卫图吞邢也。纪与鲁为婚姻之国，是时结好于鲁以抗齐。在哀、僖时鲁强于齐，桓十三年鲁、郑、纪大败齐、宋、卫、燕之役，当含有齐、纪问题。鲁与齐、郑本为一党，其后以纪之故，齐、鲁有隙，齐曾假助于郑以逼纪，鲁亦无如之何。纪侯嫁女于周，盖复图假周王之威以抗齐。王室既衰，亦不能助纪。鲁桓十三年齐人既败，并纪之志稍息，然次年齐僖即卒，齐襄继位，颇雄桀有为，齐势渐强。鲁桓十七年，鲁与齐、纪盟，欲平二国，弗克，反引起齐、鲁冲突，战于奚。次年鲁桓会齐襄于泺，且与夫人姜氏如齐，为齐所害（未必尽因文姜之故）。齐襄又师于首止，诱杀郑君子亹及其佐高渠弥，鲁、郑皆为齐所摧抑，卫后亦曾为齐所伐，齐襄已成“小霸”之局，又婚于周，于是纪势益孤，齐人遂迁纪之郱、鄑、郚三邑，纪季以酅入于齐，鲁犹欲合郑救纪，郑人辞以难，于是“纪侯大去其国”，纪不得不亡。此后齐、鲁围成，成降于齐师，可见此时齐之强已驾于鲁，然不久齐内乱，襄公被杀，齐霸之局未成。

齐襄既死，鲁欲乘机复兴，庄公伐齐纳子纠，而桓公先入，鲁因无备而败。次年齐师伐鲁，鲁人败之于长勺，势复振，侵宋，齐、宋来伐，宋师又为鲁所败。次年鲁又败宋师，盖是时齐、宋相结以制鲁，犹未能胜，可见鲁在此时之强。齐桓进一步合宋、陈、蔡、邾会于北杏，盖以威鲁，及灭逐，逼近鲁都，鲁乃为齐所屈服（自此以后“鲁为齐弱”之势渐成）。齐桓又合宋、卫之力并假周王之命以服郑，郑、鲁既服，齐霸遂成。

（41）狄族之强

狄入卫，郑弃其师。（闵二年经）

案：齐桓始霸之时，不仅楚渐强而北进，戎狄亦甚为纵横，《公羊传》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僖四年）者是也。戎狄侵陵中原之害，远过于楚。盖楚立国南方，为农业区域，即在春秋初叶，楚之富亦有胜于中原之处。如晋文在楚时对楚王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馀也”（僖二十三年。其后襄二十六年声子谓楚子木亦云：“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僖十八年），则中原物资犹待楚之供给，故楚之武、文、成三王，据左氏记载，颇有文明气象。申息既灭，楚能用其民，城濮之战，楚之主力盖即申息之师，故楚王使谓子玉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僖二十八年）则楚之灭国县之而已，无甚残杀。城濮战前周亲若曹、卫、鲁、郑、蔡，异姓若陈、许等，皆服于楚，齐桓之子七人且“为七大夫于楚”，楚之文化或尚有过于晋。春秋时楚人若有中原，经济文化未必遂受摧残，或且得发展也。楚本中原之族，并非真正“夷狄”，以楚为“蛮夷”，周及诸夏贵族之宣传，并不确当（至楚人自称“蛮夷”，则以其所在地本“荆蛮”区域之故）。至于戎狄，则犬戎等灭周，使“周馀黎民，靡有子遗”，西周末年周之文化本已发展甚高（出土器物及铭文等可证），而自西周之亡至战国之初，西方经济文化远逊关东，不能不谓与戎狄之破坏有关。狄入卫之后，“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闵二年），亦不可谓摧残不甚矣，故北狄非“南夷”之比。齐桓“攘夷”之功，以抑制戎狄为盛。谓之“功”者，以其保卫中原之先进经济与文化也。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被发左衽为戎狄之俗，孔子曾適楚，欲行其道，可见即在低级贵族出身之孔子观之，戎狄与楚亦自有不同也。

西周亡于犬戎等戎狄，东周既建，戎狄又逐渐东南侵。如晋曲沃庄伯二年（春秋前九年），翟伐晋，及晋郊。北戎侵郑（隐九年），又伐齐（桓六年），山戎病燕（庄三十年），扬拒泉皋伊雒之戎甚至合兵伐周，入王城（僖十一年），几成郦山之祸。狄尤强横，入邢卫（闵二年），伐晋（僖八年、十六年），灭温（僖十年），并再侵卫、郑（僖十三年、十四年），威胁周畿。齐桓伐山戎以救燕（庄三十年），御狄以救邢卫，并伐北戎（僖十年），谋淮夷（僖十三年），然邢卫卒迁，以郑之强亦弃河上驻守之师，如非诸侯联合抗狄，中原之危殆亦甚难言矣。

（42）召陵之盟

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师进，次于陉。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榖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榖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屈完及诸侯盟。（僖四年）

案：昭四年楚椒举曰：“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官之朝，穆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君其何用？”王曰：“吾用齐桓。”八事称为“六王二公之事。”楚灵欲用齐桓，可见齐桓“召陵之师”之盛。《公羊传》：“师在召陵，则曷为再言盟？喜服楚也。”盖终春秋之世，中原霸主以诸侯伐楚取其成者惟有此役。据《齐语》，齐桓时齐亦仅为千乘之国（“万人为一军······三军”“有革车八百乘”）如以半数出征则五百乘。召陵之师除齐外，凡宋、鲁、卫、郑、陈、许、曹七国，宋、鲁亦皆千乘之国，如各出车三百乘，卫、郑各出车二百乘，陈、许、曹各出车百乘，则全军可能有一千数百乘之兵力，在春秋前期此为极可惊之军数。故齐桓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 ？”此其所以能服楚也。召陵之师已及楚境，楚人为城下之盟，观“辱收寡君”语，楚盖已加入齐桓联盟矣。故曰“五霸桓公为盛”，楚灵亦欲效齐桓。然观僖四年左氏之记载，一若楚人甚强硬，齐桓竟为楚人所屈者，此文盖增饰楚史而成，故齐桓自称“不榖”，崔东壁已发之矣。崔氏谓观经则齐桓霸业胜于晋文，观传则晋文胜于齐桓，信然。此《左传》作者扬楚抑齐、扬晋抑齐之证也，不得拘于僖四年之传，遂谓齐桓“召陵之师”不足道，而晋文霸业胜于齐桓也。

（43）齐桓霸业之馀（楚宋争霸）

陈穆公请修好于诸侯，以无忘齐桓之德。冬，盟于齐，修桓公之好也。（僖十九年）

案：此节文前人少注意，故不知其重要，其实此乃楚人已加入齐桓联盟之显证。经“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可见此盟楚亦参与，鲁、郑、陈、蔡皆齐桓联盟中国家，而此时则皆楚党，陈穆公发起“修桓公之好”，盖楚人所指使，以楚本齐敌国，出面不便，故使陈人为之。“盟于齐”者，盖仍使齐处盟主虚位，而实际楚已为盟主，此盖楚、宋争衡中楚人之谋略。此盟中楚人仅列郑上，且远盟于齐，此在整个春秋时代为未有之举，亦可证齐桓霸业之盛，故其馀烈如此。僖二十三年“齐侯伐宋，围缗，以讨其不与盟于齐也”，则“盟于齐”之役以齐主盟可知，僖十八年宋襄以诸侯伐齐，鲁救齐，齐师败绩。后狄亦救齐，则狄人似亦已加入齐桓联盟，并可证齐桓霸业之盛。僖二十年“齐狄盟于邢，为邢谋卫难也”，可见狄在齐桓晚年已服于齐，虽齐桓死后犹未叛也。

又案：在中原诸国内，齐桓联盟中与齐最亲而地位亦最尊者惟宋，故齐桓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宋襄公伐齐纳孝公之役，从之者仅曹、卫、邾三国，盖皆宋党；而鲁、狄救齐，狄且合邢伐卫，郑朝于楚，自皆不附于宋。但僖二十一年经书“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则宋主盟。传云：“宋人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所谓“宋襄霸业”仅见于此而已。是年秋，宋、楚、陈、蔡、郑、许、曹会于盂，陈、蔡、郑皆楚党，曹亦已叛宋（僖十九年），许亦未必附宋，宋襄孤立至此，犹不量力而欲为盟主，宜其见执伐也。鲁此时亦楚党，然与宋为婚姻之国，故为宋请于楚，宋襄得释，犹聋瞆而合卫、许、滕等弱小之国伐郑，故为楚人大败于泓，所谓“宋襄霸业”遂告结束（所谓“宋襄霸业”实楚成霸业）。《左传》所载宋襄“不重伤、不禽二毛”，“不以阻隘”等语，皆儒家之义，《左传》作者兼兵家之教，故托子鱼言以非之。《公羊传》则抱儒家迂阔之义，美之以“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榖梁传》亦非宋襄公，与左氏同。考《墨子·非儒》云：“又曰、君子胜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下文非之，则左氏所载宋襄之言及《公羊传》赞美之辞确为儒家之义，而左氏所载子鱼之言及《谷梁传》之说则与墨家之义合，要之似皆非春秋时人之思想也。

（44）晋献中央集权

晋侯围聚，尽杀群公子。（庄二十五年）

案：晋自分为翼、曲沃二国后，国势中衰；至曲沃武公灭翼，统一晋国，晋始得复兴。然晋之内乱犹未已，其最重要之问题则为承翼、曲沃分裂之馀势，公族极为强横。晋献之雄与郑庄同，亟思削弱公族，以集权中央。庄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此为晋统一之始。

“一军”者小国之军，盖是时晋在名义上犹为小国。然伐夷朝周，势已渐强。庄二十三年：“晋桓庄之族偪，献公患之。士药曰：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已。”越二年，遂“尽杀群公子”，次年“士药城绛以深其宫”，盖防群公子之馀党作乱也。此后晋作二军，灭耿、霍、魏，进灭虞、虢，启土于狄，晋始大矣。僖五年虞宫之奇曰：“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逼乎？”宣二年：“初，丽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馀子，亦为馀子；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馀子、公行。”此述晋之除公族而以异姓为公族之过程，盖惩曲沃之乱而矫枉过正。晋文以后晋无公族之乱，而异姓异宗之大夫日强，皆由此耳。

（45）城濮之战与晋文霸业

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僖二十八年经）

案：城濮之战为春秋时代最著名大战之一，然其中有不少问题尚待解决，今为疏证如下：

第一，参加城濮之战之国家，左氏经传有矛盾。据经，晋方有晋、齐、宋、秦四国，而楚只一国，则楚师之败无足异。据传，则晋方只晋一国，而楚方则有楚、陈、蔡三国，以方兴之晋国，败久强之楚国联军，是足异矣。考《晋语》：“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公率齐、秦伐曹、卫以救宋······公告大夫曰：·····我欲击楚，齐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轸曰：不若使齐、秦主楚怨······子玉释宋围从晋师······退三舍避楚，至于城濮，果战，楚众大败。”《楚语》：“昔令尹子元之难，或僭王孙启于成王，王弗是，王孙启奔晋，晋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晋将遁矣，王孙启与于军事，谓先轸曰：“是师也，唯子玉欲之，与王心违，故唯东宫与西广实来。诸侯之从者，叛者半矣，若敖氏离矣，楚师必败，何故去之。＇先轸从之，大败楚师，则王孙启之为也。”据此，晋寡楚众可信。《韩非子·难一》：“晋文公将与楚人战，召舅犯，问之曰：“吾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吕氏春秋·义赏》：“昔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召咎犯而问曰：“楚众我寡，奈何而可······”二书皆先秦文献，与《左传》、《国语》相证，更为有力。晋是时已作三军，然伐曹而假道于卫，卫人竟弗之许。晋师围曹，门焉，多死，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始克入曹，则晋师未必甚众。楚人围宋之役，从之者陈、蔡、郑、许四国，鲁人亦与会。楚芳贾曰：“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其后子玉请战，左氏谓“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则楚师之从子玉者似不多。然子玉败后，王使谓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是从子玉之军似以申、息之众为主力，西广东宫若敖之六卒为数不多，仅为王族中坚而已。申在西周末为大国，春秋初年息国曾单独伐当时最强之郑，其军数皆不能甚少，二县从子玉之众至少当有数百乘，所谓“过三百乘”是也。陈、蔡之众亦当有数百乘，合之楚军当在千乘左右，晋军仅七百乘，故曰“楚众我寡”也。左氏载“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天、秦小子憖次于城濮”，然则宋、齐、秦之军不过为晋之声援，未必参战。从楚四国之郑、许二国，亦当为楚声援而未参战，参战者，晋军七百乘，楚、申、息、陈、蔡五邑之师，必众于晋无疑，故“楚师背酅而舍，晋侯患之。”子犯亦曰：“若其不捷，表裹山河，必无害也。”若晋方之众足当楚师，以晋国方兴之势，文公不能迟疑如此。《韩非》、《吕览》之记载信而有征矣。左氏载“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据此，晋师独当楚军，胥臣下军之佐，军少，故蒙马以虎皮，薄败陈、蔡之师。晋中上二军集中力量击溃楚之左军，楚师遂大败。然观子玉“今日必无晋”之语，则恃众逼晋之意气可见。总结上文所考，城濮之战晋以自力七百乘独当楚（包括申、息）、陈、蔡三国联军，以寡胜众，晋方之宋、齐、秦，楚方之郑、许，皆未参战也。

第二，城濮战时晋、楚在中原势力之比较。是时从楚者盖有鲁、卫、莒（僖二十六年：“公会莒兹不公、宁庄子盟于向。”）、曹、陈、蔡、郑、许等国，从晋者仅宋、齐、秦三国。楚伐齐、宋，晋伐曹、卫，是为争衡之焦点。僖二十六年：“东门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师，臧孙见子玉而道之伐齐、宋，以其不臣也。”“不臣”自指不臣于楚，则是时楚人势力几已席卷中原，为中原事实上之霸主矣。昭二十七年，楚沈尹戌曰：“平王之温惠共俭，有过成、庄，无不及焉。所以不获诸侯，迩无极也。”可见不特庄王为霸主，成王亦为霸主也。是时微晋人大挫楚锋，楚将有中原而或代周，春秋历史之形势必大变矣。

第三，城濮之战与晋文霸业之估价。近人在春秋霸主中多重晋文而轻齐桓，以为齐桓不能败楚挫狄，而晋文能之。此说似可商榷。齐桓实已服楚、狄，使之加入中原联盟（召陵盟后楚人虽尚持对抗之势，其实不敢过于明显背盟，故齐桓死后尚有“修桓公之好”而“盟于齐”之事，虽为策略，然齐桓霸业之盛可见），仅“东略”未成耳。晋文虽能挫狄、杀子带，使周室统一，又能大败楚师，然晋、楚胜败对于当时中原人民之利害甚为难言（中原贵族自然赞晋畏楚）。楚是时之文化未必低于晋，经济富足尚过之。至戎、狄之祸，是时已近尾声，有晋、齐、秦三大国及郑国在，戎、狄实已不能为大患（虽能乱周，尚不敢侵郑），且多数入处中原之戎、狄似已渐定居夏化，等于中原列国。以卫之弱小，尚能抗狄、邢联军，狄且附齐以图救邢而不能救，是时之戎、狄已非齐桓初年之戎、狄矣（僖三十二年：“狄有乱，卫人侵狄，狄请平焉。秋，卫人及狄盟”），故晋文“攘夷”之功亦未必大于齐桓也。

（46）崤之战与晋襄霸业

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崤。（僖三十三年经）

案：此为晋襄霸业中一大事。秦本周室附庸，平王东迁时始列于诸侯，然秦人力征经营，略定宗周土地之大部，遂为大国。然与周室关系比较密切，与虢、晋、郑等国同，故能用王师（桓四年），且屡勤王（僖二十一年、二十五年）。秦穆公通婚于晋，数平晋乱，《史记·秦本纪》载孝公令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其言大致可信。晋文公时，晋、秦尚睦，曾合兵伐都，又合兵与楚战于城濮，温之会及翟泉之盟秦皆与焉。僖三十年，晋、秦合兵围郑，秦私与郑盟，且遣将戍之，晋、秦间始发生裂痕。及晋文公卒，秦穆公乃图袭郑以启东道，为郑人所知，乃灭滑而还，至崤为晋及姜戎所覆败。此后晋又败狄于箕，获白狄子，是晋势尚强，所谓襄公继霸是也。晋襄再败秦师，伐秦取汪及彭衙（文二年），文三年“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遂霸西戎”，次年晋人伐秦，以报王官之役，秦终为晋弱。此后秦又与楚争鄀，及穆公卒，左氏谓“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文六年），盖春秋中叶以后秦始中衰，不为中原重要国家矣。

秦穆亦为“雄主”，惜其“霸西戎事迹不能详悉，其东征则大受挫于晋，以晋扼崤函之险，国力又强于秦也（僖十五年“晋侯逆秦师，使韩简视师，复曰：师少于我，斗士倍我。”吴入郢之役，秦发大军救楚，亦仅五百乘。盖秦地广民稀，国虽大，亦至多二千乘左右之兵力耳。在春秋时秦之“国际”地位尚不及齐）。当秦之冲者，又有周室，秦不敢侵。其南则大国楚，秦亦不能得志秦国东出之路三面被扼，故终春秋之世常附于晋、楚，不能成为真正霸主也。

（47）晋赵盾专政

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贻伊感，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赵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宣二年）

案：此为春秋史上一大事，自此而晋国政权渐下移，大夫专政，以致内政多门，霸业不竞，卒致三家分晋之局。文公之复也，狐赵实为首勋，狐偃、赵衰（赵夙弟）皆以士之身分从大夫身分之公子重耳为臣以出亡，其地位犹鲍叔牙之于公子小白、管夷吾、召忽之于公子纠也。先是献公时已以耿赐赵夙，使为大夫（闵元年）。献公又娶戎女狐姬，狐氏本出唐叔（《晋语》），故狐突为晋臣，犹小宗之于大宗。文公作三军，狐毛、狐偃将上军，“命赵衰为卿，让于栾枝、先轸”（僖二十七年）。则赵氏地位不及狐氏，以狐氏为文公之舅家，子犯又屡立大功之故。然赵衰为文公之婿（僖二十四年），故晋作五军时“赵衰为卿”（僖三十二年，《晋语》：“使赵衰将新上军”）。“卿”也者，将军者也（别有考证）。盖自此狐、赵二氏并有军行，然赵氏地位仍亚于狐氏文、襄二公时，中军元帅先为郤縠，次为先轸，盖郤先二氏为晋旧族，故次狐、赵之上，犹齐之国、高二氏地位在管、鲍上也。文公伐卫之役，郤縠卒而先轸代之。箕之役，先轸死之，先且居将中军，而赵衰已佐中军，至此赵氏地位渐驾于狐氏矣（狐氏为亚公族，此亦晋国异姓胜同姓之证）。及襄公之末，赵氏之属阳处父地位又高，曾帅师伐楚。鲁文六年，晋蒐于夷，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处父改蒐于董，易中军之帅，赵盾始执国政。阳处父为太傅，赵氏之势成矣。

晋襄之卒，赵盾欲外求君，不克，仅逐狐氏。灵公立，乃与赵氏为敌。狄相酆舒问于贾季，赵衰赵盾孰贤？对曰：“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文七年）。“夏日之日”，自为可畏。扈之盟，赵盾专盟齐、宋、卫、郑、许、曹六国之君，为大夫主盟之始（同上）。晋、秦河曲之战，赵穿违军律而弗罪（文十二年），赵氏亦专横哉。及灵公长，思收政权，乃与赵氏冲突，君臣多间，晋始弱矣，所谓“晋侯侈，赵宣子为政，骤谏而不入，故不竞于楚”（宣元年）。左氏为大夫讳之，饰辞也。左氏谓“晋灵公不君”等等恶德，皆有可疑（“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等，不甚近情理）。左氏又谓“宣子骤谏，公患之，使祖麑贼之。”若果政在灵公，恶赵盾，杀之可矣（如晋景公之除赵氏），何必使人贼之邪？至于所谓“不忘恭敬，民之主也”等钼麑之语，夫谁闻之？其不可信奚疑。左氏又载灵公“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亦证政在赵氏，故灵公只能设计以除之。及赵穿杀灵公，赵盾未出山而复，“反不讨贼”，明是预定阴谋，不得谓赵盾不与弑君。左氏所载孔子之语，固说明当时君臣之义与后世有异，然亦或左氏所托也。观赵盾竟使弑君之赵穿迎立新君，其志可知矣。此后又“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赵盾为旄车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为公族大夫”，则异姓大夫代为公族，晋公室之弱，自此始矣。

及赵氏失政，成四年“晋赵婴通于赵庄姬”，次年“原屏放诸齐”，赵氏内乱，晋景公乘之，诬之以“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徵”（栾郤皆晋旧族，此说明晋新旧贵族之争。成五年赵婴曰：“我在，故栾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忧哉”，并可证），遂讨赵同、赵括。以韩厥之谏，复立赵武（成八年），厥之言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弑君之人竟谓之“忠”，固亦证其时君臣之义有异，然亦晋大夫或左氏之饰辞也（成十年：“晋侯梦大厉······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并赵氏后世所造故事）。至若《史记》赵孤之记载，前人已辨之，兹不赘。

（48）楚灭若敖氏

及令尹子文卒，鬥般为令尹，子越为司马。药贾为工正，谮子扬而杀之，子越为令尹，已为司马。子越又恶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赢于轑阳而杀之，遂处烝野，将攻王。王以三王之子为质焉，弗受，师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与若敖氏战于皋浒。······遂灭若敖氏。（宣四年）

案：或谓春秋时楚国已行中央集权制，君权独盛。此说未为是。襄二十六年声子谓楚令尹子木曰：“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子木曰：“夫独无族姻乎？”对曰：“虽有而用，楚材实多。”则晋用异姓及客卿多，已开战国之制。楚人异之，以为不用“族姻”。至楚则屈、鬥诸族世袭执政，皆公族也。文十年楚子西“与子家谋弑穆王”，文十四年楚公子燮与子仪作乱，甚至以王出，非卿族专横之证与？吴起变法时楚之贵戚竞杀吴起，使楚变法失败，是后昭、屈、景三大族世执楚政，遂“以五千里之大楚受制于秦”，所谓“楚不用吴起而削乱”（《韩非子·问田》），曾谓春秋时楚已行中央集权乎？盖春秋时楚之“封建”制尚不及中原诸国成熟，王为“大宗”之“宗法”制尚盛，故若楚之君权比较集中。然及春秋之末，囊瓦专政，其后“白公之乱”，皆贵族势力渐大之征。若敖氏之乱在楚庄时，此时楚势全盛，然大夫专权亦萌于此。如若敖氏不灭，楚政将亦下移，为晋之续。春秋中后期之形势将丕变矣。观若敖氏之乱，子越专杀大臣，以其族攻王，王以三王之子为质且弗受，意图篡弑矣，谓春秋时楚国贵族不专横，殊不合事实也（又，此或有《左传》作者为楚王室润饰之成分）。

（49）邲之战与楚庄霸业

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宣十二年经）

案：自晋灵公之弑，晋政权一度操于赵氏之手，越四.年，晋赵盾侵陈，是盾犹在。又越二年（宣八年）传书“郤缺为政，废胥克，使赵朔佐下军。”十一年传书“晋郤成子求成于众狄。”十二传乃书“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是赵盾盖卒于鲁宣八年，《史记·赵世家》云“晋景公时而赵盾卒”，非是（晋成公卒于鲁宣九年）。赵盾既死，郤缺为政，“废胥克而使赵朔佐下军”。宣十二年，荀林父代郤缺为政，邲之战，赵朔将下军，赵括、赵婴齐皆为中军大夫，赵同为下军大夫，是赵氏一家一卿三大夫，势犹甚也。是时荀林父初将中军，左氏载楚伍参曰：“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将帅不和，有失军律，为邲之战晋败主因。是时，盖荀、范、栾、知等为一党，不欲战，先縠竭力主战，赵括、赵同和之，而赵朔亦不欲战，赵氏内部意见亦分歧，赵旃且挑楚师，致晋师大败，是赵氏虽失大政，而犹甚专横，故速亡也。先縠既致晋师之败，复与宋、卫、曹人同盟于清丘，而致宋、卫之不睦（同年），又召赤狄伐晋，故“晋人讨邲之败与清之师，归罪于先縠而杀之，尽灭其族”，于是先氏亡，荀、范二氏当政，灭赤狄，晋稍振。伐齐之役，范武子老，使郤克代执政，成鞌之功。是时郤克将中军，士燮将上军，栾书将下军，盖赵朔已死矣。鲁成三年，晋作六军，赵括、赵旃皆为卿，成四年传书晋栾书将中军，荀首佐之，是郤克死，而栾、荀二氏当政。绕角、桑隧之役，赵同、赵括欲战，知、范、韩氏不欲，栾书从之，可见赵氏与诸氏之不睦，故不久景公即因赵氏内乱及其与栾郤诸氏之不和而灭赵氏，盖其时晋公室尚有权力，能御其臣下，政权相对统一，故致复霸之绩也。

又案：楚穆王时已开始东北略，灭江、六、蓼，及晋屡生内乱，范山言于楚子曰：“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于是楚伐郑、侵陈、聘鲁，服陈、郑、蔡、宋，田于孟诸（文十年），又伐麇，鲁“叔仲惠伯会晋郤缺于承筐，谋诸侯之从于楚者”（文十一年），文十二年群舒叛楚，楚执舒子宗子，遂围巢。穆王卒，庄王初即位，楚势稍衰，屡生内乱，外患亦甚亟。文十六年，楚大饥，庸及群蛮等伐楚，楚国一度危殆，而上下同心，会合秦、巴灭庸，并服群蛮。宣元年楚、郑遂合兵侵陈、宋，与晋争霸，晋已“不竞于楚”。宣二年，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伐宋，战于大棘，宋师败绩，是亦楚人之捷也。及赵氏弑灵公，晋因内乱，势益衰，楚庄伐陆浑之戎，竟观兵于周疆（宣三年）。次年，楚有若敖氏之乱，既平，楚又三伐郑，“取成而还”，又灭舒、蓼（宣八年），盟吴、越，势益张。宣十一年，楚遂入陈，次年围郑，大败晋师于邲，又灭萧以胁宋。宣十四年，楚人围宋，晋弗能救，鲁、宋皆与楚平，楚庄霸业至此告成。鲁宣十八年，鲁使如楚，乞师伐齐。楚庄王卒，楚师不出，既而用晋师。成二年，楚人以大军救齐侵卫伐鲁，于是楚、鲁、蔡、许、秦、宋、陈、卫、郑、齐、曹、邾、薛、鄫十四国盟于蜀，是行也，“晋辟楚，畏其众也”，盖为楚霸之极盛矣。

（50）晋灭赤狄

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辛亥，灭潞。（宣十五年）

案：僖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是狄势尚强，然次年传载“夏，狄有乱，卫人侵狄，狄请平焉。秋，卫人及狄盟”，是狄势之初衰。是后僖三十三年狄侵齐，而晋人败狄于箕，文四年狄又侵齐，七年侵鲁，而“公使告于晋，赵宣子使因贾季问酆舒，且让之。”是时狄似尚统一，故犹能为患齐、鲁，而以赤狄潞氏为首，此晋人所以让狄相酆舒也。九年，狄又侵齐，十年侵宋，十一年复侵齐伐鲁，鲁叔孙得臣败狄于鹹，获长狄侨如。左氏谓宋武公之世，鄋瞒伐宋，宋人败狄于长丘，获长狄缘斯。晋之灭潞，获侨如之弟焚如，齐襄公二年，鄋瞒伐齐，获其弟荣如，卫人获其季弟简如，鄋瞒由是遂亡。考宋武公末年，当春秋前二十四年，及鲁宣十五年已一百五十三年，齐襄公二年当鲁桓公十六年，至鲁宣十五年亦已一百零二年，此记载必不可信。《鲁语》：“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

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翟，今为大人。”可见长狄之事杂有神话传说。《公羊传》：“狄者何？长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齐，一者之鲁，一者之晋。其之齐者王子成父杀之，其之鲁者叔孙得臣杀之，则未知其之晋者也······何以书？记异也。”《榖梁传》：“传曰：长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国，瓦石不能害。叔孙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横九亩，断其首而载之，眉见于轼······”神话愈传愈奇，愈不可信矣。盖长狄为狄中之特异人种，或至孔子时尚有存者，故曰今为大人。当时中原人异之，战而克之，书以记异。长狄诸酋或皆死于鲁文、宣二公年间，其长寿自不足信。文十三年，狄又侵卫，宣三年，赤狄侵齐（是时盖长狄已亡），次年再侵齐，六年伐晋，围怀及邢丘，七年又侵晋，取向阴之禾，八年，晋师、白狄伐秦，是赤狄叛侵晋，而白狄服于晋（传：“白狄及晋平。夏，会晋伐秦”），十一年，晋侯会狄于横函，传：“晋郤成子求成于众狄，众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晋。秋，会于横函，众狄服也。”则是时群狄离散，多服于晋，赤狄已趋孤立，故邲战晋败后、先縠召赤狄伐晋及清，越一年晋遂灭潞，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次年晋士会帅师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成三年，晋、卫合兵伐廧咎如，讨赤狄之馀，“廧咎如溃，上失民也。”至是而赤狄全亡。白狄自西方为秦、晋所逐，东徙，至春秋末晋灭肥、鼓，白狄唯馀鲜虞，后为战国时之中山国。至诸戎亦为晋、秦、周、卫诸国所并灭，诸夷蛮则大部为楚、吴、齐、鲁诸国所并，仅馀之部落至战国迄秦统一，亦入于诸大国，或“散为民户”矣。

又案，夷族文化本高，与诸夏相近，未经若何战争即与诸夏同化。蛮族似亦多务农，文化亦较高，在楚、吴、越发展下多数亦与诸夏同化。惟戎狄本多为游牧部落，文化较低，曾为诸夏大患。然至晋、秦强盛以后，戎、狄多分散定居，进于农业。如赤狄潞氏已为有城邑之大国，晋人数狄之罪曰：“耆酒，二旾也。”是其农业发展，有谷物可造酒，故成“耆酒”之俗。宣七年：“赤狄侵晋，取向阴之禾”，是亦赤狄定居务农之旁证。其后白狄肥、鼓、鲜虞亦为城邑之国，贬戎狄之俗矣。文十七年，“周甘歇败戎于邥垂，乘其饮酒也。”是为戎人务农之证。更早鲁西之戎，隐七年传云：“初，戎朝于周，发币于公卿”，则亦有币帛，且谙朝聘之礼，其有较高之文化无疑。春秋时所谓“诸夏”与“夷蛮戎狄”常不以种族分而以文化分，所谓“夷狄也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故至春秋中、末叶，中原地区之“诸夏”“夷狄”已几不可分而成为一族矣。

（51）案之战与晋景复霸

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会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鞌，齐师败绩。（成二年经）

案：自邲战晋败后，晋仅得宋、卫、曹等国之归附，霸势大衰，东方之旧霸齐国亦乘机起而与晋争霸（自晋霸之衰，鲁已屡服于齐，见《春秋》、《左传》）。宣十三年齐师伐莒，以其恃晋而不事齐故。鲁公孙归父会齐侯于榖（宣十四年），仲孙蔑会齐高固于无娄（宣十五年），盖亦服于齐也。宣十七年传载晋侯“使郤克征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郤子登，妇人笑于房”。郤克怒，归谋伐齐。《公羊传》《榖梁传》更敷衍其事，谓“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公羊传》），“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偻者御偻者”（《榖梁传》），其事诚为传说，甚不足信。宣十七年《左传》已谓“献子先归，使栾京庐待命于齐，曰：不得齐事，无复命矣。”则志在服齐而已。“齐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会。及敛盂，高固逃归。”故晋、鲁、卫、曹、邾会于断道以“讨贰”，“盟于卷楚，辞齐人。”晋人执晏弱等。苗贲皇言晏子于晋侯，“晋人缓之，逸”。及郤克为政，宣十八年，晋侯、卫世子臧已伐齐，齐人乞和。鲁人使如楚乞师伐齐，“楚庄王卒，楚师不出”。成元年：“为齐难故，作丘甲。”是鲁受齐之侵可知。“闻齐将出楚师”，故“臧孙许及晋侯盟于赤棘。”成二年，齐侯伐鲁北鄙，又大败卫师于新筑，或且威胁曹国，故晋、鲁、卫、曹四国联军伐齐，而齐师败绩，齐始屈服于晋（《史记·晋世家》谓“齐顷公如晋，欲上尊晋景公为王，景公让不敢”），微此战，则晋不独南有楚忧，西有秦忧（秦自崤战败后常与楚联合），且尚东有齐忧（鞍战前齐与楚亦联合），即北方之狄亦将乘机而起，晋势危矣。故鞍之战晋胜齐，足以偿崤之败。既已克狄，惟西方之秦、南方之楚为强敌，晋厉经营，卒致“三强服”，而复大败楚师于鄢陵，虽有内乱，终致复霸之绩（晋景之末，晋侵蔡，遂侵楚，获申骊。又侵沈，获沈子揖，已见复霸之端矣）。

（52）晋厉复霸

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矣，敌楚而已。（成十六年）

案：此鄢陵之战时范文子之言，指晋厉公时之“国际”形势。自邲之战后，晋势稍弱，然当景公之世即于鲁宣十四年伐郑，“为邲故也，告于诸侯，蒐焉而还，中行桓子之谋也。”“郑伯如楚，谋晋故。”同年楚庄王“使公子冯聘于晋。”宣十五年，晋荀林父灭赤狄潞氏，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魏颗败秦师于辅氏。次年，晋士会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又次年晋侯卫世子臧伐齐，齐人乞盟，以公子强为质于晋。鲁成元年，晋、鲁盟于赤棘。二年，晋郤克会鲁、卫、曹三国之师，大败齐师于鞍，齐人屈服。三年，晋会鲁、宋、卫、曹之师伐郑，“讨邲之役”。晋、卫又合师伐廧咎如，讨赤狄之余。是年晋作六军。四年晋师伐郑。五年晋会齐、鲁、宋、卫、郑、曹、邾、杞同盟于虫牢，“郑服也”。六年，晋迁都新田，栾书救郑，与楚师遇于绕角，楚师还，晋师遂侵蔡。八年，“晋栾书侵蔡，遂侵楚，获申骊。楚师之还也，晋侵沈，获沈子揖。”（襄二十六年声子谓楚子木曰：“绕角之役，晋将遁矣，析公曰：楚师轻窕，易震荡也，若多鼓钧声以夜军之，楚师必遁。晋人从之，楚师宵溃，晋遂侵蔡，袭沈，获其君，败申、息之师于桑隧，获申丽而还，郑于是不敢南面。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则绕角之役以后，楚人已连挫矣）是年晋讨赵同、赵括，亦中央集权稍固之徵。晋是时又通吴以制楚，不久产生晋、楚第一次之盟约，是景公后期晋已开始复霸，故《史记》有齐顷公尊王晋景公之说。

及厉公即位，晋益强，然第一次晋、楚于宋联盟后不久，楚败盟，秦亦背晋成，狄亦侵晋。鲁成十二年，晋人败狄于交刚。次年晋假王命合九国之师伐秦，大败秦师于麻隧，获秦成差及不更女父。越三年，遂有鄢陵之战。盖厉公之时，晋中央政权较巩固，师徒强盛，故能服三强、败楚师而致复霸之绩也。

（53）第一次宋之盟

宋华元克合晋、楚之成。夏五月，晋士燮会楚公子罢、许偃，癸亥，盟于宋西门之外，曰：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郑伯如晋听成，会于琐泽，成故也。（成十二年）

案：第一次宋之盟，不见于《春秋》经，故前人与近人多有疑之者，余旧亦有所疑。今考是时晋厉正在进一步图谋中央集权，欲先靖外。自晋景时灭赤狄，服齐，至是晋厉乃欲和楚、秦，以集中全力对付内部卿族。而楚则因吴人新兴，奔命已疲，乃有晋、楚成和之事。在此前晋、楚早已通使，借宋华元之介，故有第一次宋之盟。是盟也，惟晋楚两国参加，非若第二次宋之盟参加之国甚多，为弭兵大会也。又是时晋、秦亦为成而不克。此次宋盟后，晋郤至如楚聘，且莅盟；楚公子罢亦如晋聘，且莅盟，晋侯及楚公子罢盟于赤棘。秦伯背成，欲道楚、狄伐晋，狄、楚皆告晋，“诸侯备闻此言”，“是以睦于晋”，晋遂大败秦师。成十五年传载楚将北师，子囊曰：“新与晋盟，而背之，无乃不可乎？”楚子侵郑、卫，郑人以楚人无信，反“侵楚取新石”，楚不得已，“以汝阴之田求成于郑”，郑始叛晋从楚伐宋，晋人伐郑，楚人救郑，遂有鄢陵之战。左氏记载前后之事甚明晰，恐不能尽出杜撰。《周语》亦云“（楚）背宋之盟（第一次宋之盟）”。至《春秋》经不书，或以此役为晋、楚二国之盟，无与诸侯，故未载于策，亦或春秋经之脱文也（是年经文甚少，颇有脱漏可能）。

（54）鄢陵之战

晋侯及楚子、郑伯战于鄢陵，楚子、郑师败绩。（成十六年经）

案：晋厉公见楚背盟，既败秦师，国力强甚，乃思败楚以尽靖外患，然后内图卿族。范文子知之，故不欲战，范文子之言曰：“我伪逃楚，可以纾忧······我若群臣辑睦以事君，多矣。”“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 及战而胜，范文子又曰：“君幼，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传又载反自鄢陵，范文子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从此等言辞中皆可见是时晋国内部之问题。此次晋师之胜亦用谋略。苗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是即郑庄繻葛之战之战术，城濮之战亦有类似之谋略。襄二十六年，声子之言曰：“鄢陵之役，楚晨压晋军而陈（案此亦效邲战之战术），晋将遁矣，苗贲皇曰：“楚师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灶，成陈以当之，栾、范易行以诱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败之。晋人从之，楚师大败。王夷师熸，子反死之。郑叛吴兴，楚失诸侯，则苗贲皇之为也。”所述尤详，可以参考。晋既胜楚，又三伐郑，郑人不服，然晋难己作矣。

（55）晋厉集权之失败

晋弑其君州蒲。（成十八年经）

案：晋厉公为一颇图自强之君主，晋国霸业至厉公时已发展至顶点，然衰运亦萌芽于此时。成十七年传载：“晋厉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使是计划告成，则晋国可能于此时逐渐转入中央集权官僚制度。厉公盖利用诸卿族中之矛盾以除诸大夫，任用胥童、夷阳五、长鱼矫等宠臣为心腹。又利用栾、郤二大族间之矛盾，遂杀三郤，实用胥童之谋。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敌多怨有庸。”胥童于杀三郤后，又“以甲劫栾书、中行偃于朝”，公弗忍杀，长鱼矫曰：“臣偪而不讨，不可谓刑。”弗听，矫遂奔狄。公使胥童为卿，盖倚仗之。而栾书、中行偃遂执公焉，召士匄、韩厥，皆辞，是晋之卿族间颇有矛盾，历公被弑后，悼公和解公与诸卿间之矛盾，利用诸卿之争而建政权于其上，尚能勉成所谓“复霸”之业。

（56）晋悼复霸

晋悼公卒，遂不克会。（襄十五年）

案：所谓“悼公复霸”，实犹“宣王中兴”，其绩业有甚大之局限性。当悼公之立，仅十四岁，大夫逆于清原，公曰：“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从，将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可见是时晋卿族之强，公室几已成赘疣，故悼公要诸大夫以“从君”，诸大夫虽暂时允诺，盟而后入，“逐不臣者七人”，而弑君之栾书、中行偃不与焉。成十八年传载，晋悼公之施政：“施舍已责，逮鳏寡，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时。”此皆所谓“收拾民心”也。同时重用魏、范、赵三氏，使“为卿”及“大傅”（士渥浊）“司马”（魏绛），而以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以安栾、荀等氏之心，所谓“凡六官之长，皆民誉也。”以此成“复霸”之功。楚人伐彭城，纳宋亡臣鱼向二氏，以三百乘戍之，以逼宋。晋悼内宁诸大夫，外和诸侯，合诸侯救宋，遇楚师于靡角之谷，楚师还。诸侯之师围宋彭城，虏宋五大夫归（襄二十六年声子曰：“彭城之役，晋、楚遇于靡角之谷，晋将遁矣。雍子发命于军······行归者而逸楚囚，楚师宵溃，晋降彭城······楚失东夷，子辛死之，则雍子之为也。”是此役楚亦颇受挫也）。晋又率诸侯伐郑侵楚，此后晋屡伐郑，结吴人以困楚，又和戎狄，“谋所以息民”，于是“三驾而楚不能与争”。然襄十年晋、楚之军遇于颍，未战而还。荀蕾曰：“我实不能御楚，又不能庇郑。”可见晋悼之末，晋霸已成强弩之末。襄十一年秦师伐晋以救郑，战于栎，晋师败绩。次年楚、秦联军伐宋，“以报晋之取郑”，襄十四年晋范宣子数姜戎氏曰：“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女之由。”姜戎氏对曰：“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以携诸侯。”诸侯之大夫从晋侯伐秦，晋栾黡不从命，先归，“乃命大还，晋人谓之迁延之役”。同年传载：“范宣子假羽毛于齐而弗归，齐人始贰”。次年齐、邾伐鲁，晋弗能救，而悼公卒。是晋既西挫于秦，又东挫于齐，悼之霸业衰矣。又案，晋悼公为“复霸”之主，据左氏记载功烈甚盛，虽享国不甚永，何以谥为“悼”乎？是甚可疑。考悼公晚年，卿族专横，诸侯已贰，甚至不竞于秦、齐，或悼公有效厉公集权之志，而为大夫所杀欤？左氏于晋袒卿族，于魏氏事造饰尤多。晋悼降心以从诸大夫，又重用魏氏，故左氏曲笔以扬其功乎？观悼公既卒，平公即位，“警守而下，会于淏梁，命归侵田。”或悼公之不善终，晋人讳之，以免诸侯之贰。观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是等记载，蛛丝马迹，甚可疑也。但是年晋荀偃、栾黡帅师伐楚，以报宋扬梁之役，楚公子格帅师及晋师战于湛阪，楚师败绩，晋师遂侵方城之外，复伐许而还。盖是时楚困于吴，势益弱，故晋师尚能胜楚，然齐伐鲁，晋亦暂时无如之何也（至襄十八年晋始合诸侯伐齐，次年齐始暂服）。

（57）春秋时邾之盛衰

邾子牼卒。（襄十七年经）

案：此左氏经文。“牼”，《公》《榖》经皆作“”，盖假借字。出土铜器邾公牼钟正作“牼”，与左氏经合，则左氏确为古文，非汉人所能伪造矣。此为左氏古文经不伪之强证一。

又案：邾国之地位在春秋时仅次于鲁，战国时并称“邹鲁”，为文化之邦，其国兴衰之历史应略加考证。邾在春秋时为三等小国，而传世彝器之多在今山东境内仅次齐鲁，名器有邾公牼编钟、邾公华钟、邾公钎钟、等。邾公牼编钟四器中铭文最多者五十七字，邾公牼即邾宣公。邾本附庸小国，隐元年《春秋》经书鲁隐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左传》：“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鲁桓公时，邾又曾与鲁结盟于趡，修蔑之好。庄十五年宋、齐、邾合师伐郳，盖邾自从齐桓伐郳后始列爵於诸侯。然鲁隐、桓之世邾已与鲁为好，又曾与郑人一伐卫、再伐宋，与鲁、郑二国盟于翼，是虽附庸小国，已早得诸侯之重视矣。鲁僖之世，邾贤君文公屡与诸侯之盟会，伐灭须句。升陉之役，大败鲁师，国势自此渐强。文公子定公为齐出，得齐之卵翼，更与鲁为敌。文公之卒，鲁使吊丧不敬，邾竟伐鲁讨罪。鲁宣之世，邾都绎邑为鲁所取，其后邾人亦戕杀鲁附庸鄫子。鲁成末年，邾宣公即位，虽再朝鲁，然襄四年鲁人侵邾，邾人败之于狐骀。鲁襄十五年齐人叛晋伐鲁，邾亦伐鲁南鄙，以为齐援。宣公之后，悼公初年，仍与齐夹攻鲁国。襄十九年晋盟诸侯于督扬，执邾悼公，取邾田自漷水归之于鲁，此后邾人仍“骤至”。至鲁襄二十一年邾内乱，庶其以漆、闾丘奔鲁。襄二十三年邾畀我又奔鲁，自此邾始渐衰，为鲁所制。襄二十七年传宋之盟，齐人请邾不与盟，是邾为齐属之证。昭四年传郑子产云“邾畏鲁”，昭十三年“邾人莒人愬於晋曰，鲁朝夕伐我，几亡矣。”昭十八年邾人入鄅，尽俘其众，宋人讨邾，始归鄅俘。昭二十三年，鲁取邾师，鲁昭之末邾快、黑肱等联袂奔鲁，邾更为鲁所弱。鲁定公时邾隐公一与鲁盟，一与鲁会，一朝鲁，一奔鲁之丧，如此事鲁，犹不免於鲁讨。鲁哀初年，鲁乘晋、齐相攻，数伐邾国，取邾田，俘邾隐公，邾几濒於亡，赖吴、齐之力，始得幸存。鲁哀十年，邾隐公奔鲁。隐公曾为吴所执，失位，后越人纳之，旋又执之。然“鲁赋八百乘，邾赋六百乘”（哀七年传），邾之国力亦稍次於鲁而已。要之，春秋时邾之全盛惟在中叶宣悼二公时也。

（58）晋栾氏之亡

晋栾盈出奔楚。（襄二十一年经）

案：栾氏本晋旧族。桓二年传：“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孙栾宾傅之”。三年传：“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获之，及栾共叔”。是在曲沃与翼二国中栾氏皆为大族。晋文复国，狐、赵虽为首勋，然作三军、谋元帅，仍以旧族郤縠将中军，郤溱佐之。命赵衰为卿，让于栾枝、先轸，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城濮之战，栾枝有功，“入盟郑伯”。及赵氏为政，栾氏以公室同族，虽将下军（栾盾），不甚得志。赵盾死，郤缺为政。郤缺死，荀林父为政，栾书佐下军，其势犹亚於赵氏（赵朔将下军）。邲之役，栾书不欲战，赵朔党於栾书。荀林父死，士会为政，士会请老，郤克为政。鞍之战，栾书将下军。郤克死，成四年栾书始将中军为政。成五年，赵婴齐曰：“我在，故栾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忧哉。”绕角之役，赵同、赵括欲战，栾书卒从知、范、韩三氏之言还师，是皆栾、赵二氏间有矛盾之证，所谓“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徵”，可见栾氏实灭赵氏。赵氏既弱，栾、郤二旧大族间又起矛盾。成十五年三郤害伯宗，谮而杀之，及栾弗忌。伯宗或为栾氏之党也。鄢陵之役，范文子不欲战，栾书不可，是盖栾、范不和之始。战时，栾、范以其族夹公行，则栾、范固皆强族。及“栾书怨郤至”，害之，厉公杀三郤，亡郤氏，栾书、中行偃又杀厉公，即《晋语》所谓“栾书实覆宗（大宗）”也。栾书等执厉公时，召士匄、韩厥，皆辞，是又可证栾、范之矛盾。晋悼公即位，重用范、魏、赵、韩等氏，以牵制栾、中行二氏，特别依仗范、魏二氏。栾书死，韩厥为政，然栾黡仍专横。韩厥老，知蕾为政，范氏渐强（襄九年：“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军”）。鲁襄十年伐郑之役，楚师救郑，知武子欲退，栾黡不从，独进。栾黡欲伐郑师，荀不可，是又栾、知二氏间之矛盾，栾氏之势渐孤。荀蕾、士鲂卒，晋侯使士匄将中军，让於荀偃（是盖为范中行氏相结之始）。荀偃为政，栾黡仅将下军，晋悼伐秦之役，栾黡又违荀偃之命，擅自率下军东归。栾铖死役，栾黡谓士鞅使铖死，又逼士匄逐其子士鞅，栾、范之隙益深。及荀偃死，范匄为政，乃修栾氏之怨，栾黡死，栾盈为下卿，“好施，士多归之”，范宣子“畏其多士”，遂逐之，尽除其党。栾盈奔楚，适齐，其党知起、中行喜等亦奔齐。晋再会诸侯“锢栾氏”。齐人欲乱晋，纳栾盈及其士于栾氏封邑曲沃。栾盈帅曲沃之甲，因魏氏以入于绛。赵氏以原、屏之难怨栾氏，韩、赵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栾氏，而固与范氏和亲。知悼子少，而听於同族中行氏。唯魏氏及七舆大夫与栾氏。以“栾氏多怨”，范氏为政；“栾氏自外”，范氏在位，故范氏胜。范宣子使范鞅逆魏舒，赂之以曲沃，栾氏孤立，败奔曲沃，为晋师所杀。虽有齐援，栾氏卒亡。然自是范中行氏又渐横，终成晋国第二次大内乱。

（59）吴之始强

吴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弔者也夫······有上不弔，其谁不受乱？吾亡无日矣。（成七年）

案：宣八年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及滑纳，盟吴、越而还。此为吴越始见於传。众舒在今安徽中部淮南江北之地，盖淮夷徐戎之别枝，则是时吴、越所在地可能离此不远。吴、越虽受楚逼，以楚之东略，亦受其文化之影响，是以始大。据《春秋》经传观之，越之兴虽晚於吴，然每战越多胜，则越之强与善战决不亚於吴也。成七年吴始见经，以其伐郯故。郯与鲁为婚姻之国（宣十六年“郯伯姬来归”），故鲁史记之。是年经又书：“吴入州来”，传曰：“巫臣请使於吴，晋侯许之。吴子寿梦说之，乃通吴於晋。以两之一卒适吴，舍编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於上国”。襄二十六年声子云：“子灵奔晋，晋人与之邢，以为谋主，扞御北狄，通吴於晋。教吴叛楚，教之乘车射御驱侵，使其子狐庸为吴行人焉。吴於是伐巢、取驾、克棘、入州来，楚罢于奔命，至今为患，则子灵之为也。”是皆言吴之强由于巫臣之教导。岂有一人能兴国之理？盖吴此时已逐渐兴起，巫臣知之，乃撮合吴、晋，以中原先进战术教吴，吴乃益强耳。个人在历史上之作用固不能抹煞。

吴自鲁宣、成间兴起，伐郯之役，盖欲启通晋之道，与“上国”之盟会，非欲侵犯中原也。吴此时与争者为楚，故伐郯之后即入州来。州来者，吴、楚间之要塞，故楚子重自郑奔命。楚一岁七奔命，吴之侵楚亦亟矣。成八年晋、齐、鲁、邾四国伐郯，传曰：“晋士爕来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吴故”。此说可疑。晋何至远与吴争东夷之小国？且郯近于鲁，郯服于吴，在鲁为威胁，又何以“公赂之，请缓师”乎？又是年“晋侯使申公巫臣如吴”，正在通吴，何以伐“事吴”之郯？左氏本身即自相矛盾。盖是时吴、晋通路在莒，故巫臣如吴“假道于莒”，而次年楚人伐莒，“克其三都”，盖欲截断吴、晋之通路。率是以言，则晋伐郯者，盖欲以郯为通吴之路耳（或是时郯畏楚，不肯为吴、晋之通路）。成九年蒲之会“将始会吴，吴人不至”，是此时晋亟欲通吴以胁楚之证。楚人为吴所胁，故求成于晋，而有第一次宋之盟。成十五年诸侯大夫“会吴于钟离，始通吴也。”次年遂有鄢陵之战，楚益弱，吴患愈亟。成十七年“楚人灭舒庸”，以其道吴人侵楚。成十八年，楚又纳宋亡臣于彭城，亦以断吴、晋之通路。故传载宋西钼吾曰：“今将崇诸侯之奸，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奸而携服，毒诸侯而惧吴晋，吾庸多矣”。襄元年晋帅诸侯取彭城，归之于宋，亦以畅通吴之道。自后楚遂“失东夷”（襄二十六年）矣。襄三年，楚子重伐吴，吴亦伐楚，楚“所获不如所亡”。襄五年，鲁、卫会吴于善道，诸侯盟于戚，会吴。襄十年晋又帅诸侯会吴于柤，遂灭偪阳，以与宋，盖亦启通吴之路。楚人伐宋克萧，盖报此役。楚又联秦，使秦伐晋，败晋师于栎，亦如晋之联吴矣（晋吴、楚秦是时皆曾联姻）。襄十三年，楚共王卒，吴侵楚，为楚所败。襄十四年晋帅诸侯会吴于向，楚人伐吴，为吴所败。“楚子囊还自伐吴，卒。将死，遗言谓子庚必城郢”；盖楚已畏吴也。襄二十四年，楚为舟师以伐吴，“不为军政，无功而还”。次年，楚败吴，灭舒鸠，吴子诸樊伐楚，门于巢，卒。传载楚人曰：“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可见是时楚受吴侵之甚。襄二十六年，楚秦合师侵吴，虽无功，足见楚秦之联结。其后吴师入郢，秦人救楚，卒复楚国，其端已肇于此矣。

又案：吴之人民为越族，故“断发文身”，无甚可疑。至其王室自称周泰伯之后，中原诸国亦承认之，则有可疑。予前立有二说，一说以为吴王室亦蛮夷之族，其证为成七年吴伐郯，鲁季文子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并言“吾亡无日”，则以吴为“蛮夷”，似不认为同族同姓。哀七年，鲁子贡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盖大伯在虞，故“端委以治周礼”，而仲雍在吴，故“断发文身，裸以为饰”。是吴祖为仲雍，非太伯也。旧说以仲雍为即虞仲，然虞仲在虞，故称“虞仲”，宫之奇以太伯、虞仲皆为虞祖。盖仲雍别是一人，其人“断发文身”，似非夏族，未必因奔吴而从越俗也。一说以为吴或为虞国支庶之别封，本为“汉阳诸姬”之一。观汾水流域之国如随、鄂、唐（即晋）、沈、黄等，在江汉流域附近皆有之。唐虞连称，有唐亦可有虞。汉水流域之虞或即吴，从考古发掘遗物看，吴似有由西移东之迹。《史记》谓太伯、仲雍奔荆蛮，汉阳亦属广义“荆蛮”之地。汉阳之吴（虞）盖受楚逼而逐渐东迁，故楚灭舒、蓼，及滑汭，盟吴、越，疑吴、越是时地尚在今安徽省境内或不远之处。襄十二年经书：“吴子乘卒。”传：“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论语》亦谓鲁昭公“取于吴，为同姓”，是或吴通“上国”后冒虞祖太伯、虞仲之后，自称“姬姓”，以与诸夏结好，亦或为吴本“汉阳诸姬”中一国之证，斯犹未能定也。然太伯、虞仲在周太王时决不可能远奔至江东，则无疑矣。

（60）第二次宋之盟

叔孙豹会晋赵武、楚屈建、蔡公孙归生、卫石恶、陈孔奂、郑良霄、许人、曹人于宋······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襄二十七年经）

案：是时晋国内有卿族互相兼并之忧，外有秦、齐之患，故不得不与楚平分霸权，以息兵争。楚国内部政权亦有下移倾向，同时困于新兴之吴，不能与晋竞争中原，故亦乐于分享霸权而与晋平，此第二次宋之盟弭兵大会所以暂时有成也。

又案，是盟经书晋赵武在楚屈建之上，似晋主盟者，然传云：“晋、楚争先······乃先楚人。书先晋，晋有信也。”传之说有可疑。左氏作者每有袒楚之嫌（其次则袒晋卿族），言“乃先楚人”，并曲解经文，似非信史。观盟后“宋公兼享晋、楚之大夫，赵孟为客”。注：“客，一坐所尊”，则是盟以晋赵孟为主审矣。春秋时晋、楚之争，晋势较强，是时楚国又深受吴患，国势益衰，未必能先晋也。然是盟晋、楚虽许平，而齐人难之，盖尚欲与晋人争霸。齐、秦虽与会而不与盟，楚子木谓宋向戍“请晋、楚之从交相见”，结果“释齐秦，他国请相见”，而“齐人请邾，宋人请滕，皆不与盟”。鲁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命曰：“视邾、滕。”盖欲轻鲁之贡赋，是可见当时小国受大国剥削之甚。盟后“晋荀寅遂如楚莅盟”，“楚薳罢如晋莅盟”。此次弭兵大会之主要目的为弭晋、楚兵争，使“晋、楚之从交相见”，以便晋、楚分享霸权。然从晋者皆中原大国，从楚者皆南方小国，宋之盟，楚受惠良多，故盟后果得暂时“弭兵”也（昭元年晋、楚、齐、鲁、宋、卫、陈、蔡、郑、许、曹诸国又会于虢，寻宋之盟，楚人请“用牲，读旧书，加于牲上而已，晋人许之”，此后晋、楚间遂暂时安宁）。

（61）子产治郑之改革

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襄三十年）

案：子产为七穆之族，地位本高，又有才能，故郑正卿子罕使之为政，亦所谓“明贤”也。先是，襄八年郑人侵蔡，胜焉。郑人皆喜，唯子产不顺。其父子国怒之，曰：“童子言焉，将为戮矣”，是时子产尚幼。襄十年因郑执政子驷曾“为田洫”（盖与子产之“田有封洫”相类），司氏等“皆丧田焉”等原因，“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乱”。

于是子驷当国，子国为司马，子耳为司空，子孔为司徒，“作乱”者杀子驷、子国、子耳，劫郑伯。子产“闻盗”，儆而后出，以兵车十七乘“攻盗”，“国人”助之，“盗众尽死”。子孔当国，为载书“以位序听政辟”（盖亦维持旧制度之举），“大夫诸司门子弗顺”，子孔将诛之，子产止之，请焚书，“众而后定”，是子产之初显才能。郑子孔专，“欲去诸大夫”，“起楚师以去之”，郑人知之，“完守入保”，楚师无功而还（襄十八年）。襄十九年，郑人讨子孔，杀之。子展当国，子西听政，立子产为卿。襄二十二年，晋人征朝于郑，子产为少正，对之。襄二十四年，晋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郑伯如晋，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宣子说，乃轻币”，是子产善于外交辞令之表现。襄二十五年，郑子展、子产帅车七百乘伐陈，入之。子产献捷于晋，对答晋人之质问，有文辞。子产问为政于然明，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子产喜。子大叔问政于子产，子产对曰：“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合二人之言，盖以为为政须谨慎无懈，而德礼威刑并用也。次年，郑伯赏入陈之功，子产辞邑，公孙挥以为“让不失礼”。楚、秦合师侵郑，楚人俘皇颉与印堇父，以印堇父归秦。郑人赎之，弗得，从子产之辞始获之，是子产已屡显才能。许灵公请师于楚，伐郑，郑人将御之，子产曰：“晋、楚将平，诸侯将和，楚王是故昧於一来。不如使逞而归，乃易成也。”郑人从之，楚师逞而归，不久成宋之盟。于此见子产之智。襄二十八年，子产相郑伯如楚，舍不为坛，谓“小适大”有五恶为“小国之祸”，故“焉用作坛以昭其祸”，是子产反对大国之欺压也。襄二十九年，郑执政子展卒，子子皮即位，吴季札聘于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衣焉”。是年传载裨谌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产？举不逾等，则位班也。择善而举，则世隆也······天祸郑久矣，其必使子产息之······”于此亦可见子产得政之原因。

襄三十年，子产相郑伯如晋，叔向问郑国之政焉。对曰：“吾得见与否，在此岁也。驷、良方争，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见，乃可知也”。可见是时郑国卿族内争之甚。是年郑伯有、子皙相攻，伯有出奔，人谓子产“就直助强”，子产曰：“姑成吾所”。子产敛伯有氏之死者而殡之，遂行，子皮止之，子产入。伯有入，与驷带相攻，皆召子产，子产曰：“兄弟而及此，吾从天所与。”伯有死，子产哭而敛之。子驷氏欲攻子产，子皮怒之，乃止。是年子皮遂授子产政，辞曰：“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子皮曰：“虎帅以听，谁敢犯子？”是子皮深信子产，故子产得为政。

子产为政之方，大致为在贵族间相忍以为政，然甚恶者则毙之。所谓“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者，余以为主要是恢复整顿“宗法封建”旧制，在此时尚有改良性改革之意义。所谓“舆人诵之”，则初以子产恢复整顿旧制，使彼等“僭越”之所得有失，故欲杀子产，然子产改革后盖有奖励生产及兴起文教等举动，故“舆人”又歌颂之。所谓“舆人”，殆“国”中“甲士”一类人物也。

襄三十一年，子产相郑伯如晋，未得见晋侯，“子产使尽坏其馆之垣而纳车马焉”。晋人让之，子产强硬对答曰：“今铜鞮之宫数里，而诸侯舍于隶人。门不容车，而不可逾越。盗贼公行，而夭厉不戒。宾见无时，命不可知”云云，晋人使士文伯谢不敏，乃筑诸侯之馆。晋叔向评之云：“子产有辞，诸侯赖之”，是子产确善于外交辞令。同年传又载：“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云云，是子产亦能“任贤使能”，故得助多。传又载：“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请毁乡校，子产不可，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孔子评之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此段记载证明子产当有原始民主主义思想，在当时宜于治国。同时子产又止子皮使未学之尹何“为邑”，“子皮以为患，故委政焉，子产是以能为郑国”。

昭元年，郑贵族公孙楚、公孙黑争妻相攻，子产治之，逐公孙楚。昭二年，郑公孙黑又将作乱，伤疾作而不果，子产逼杀之。晋侯有疾，郑使子产如晋聘且问疾，子产据故典等对答晋问，晋侯以为“博物君子”，是子产有学（昭七年又载子产聘晋，晋侯疾，韩宣子问于子产，子产亦据故典对答。此或是一事之两种记载，未必尽可信）。楚令尹围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栎郏，郑人惧，子产曰：“不害，令尹将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楚令尹围果弑君自立为灵王。昭四年传称：“子产善相小国”，是年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子产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作丘赋”盖为增加军赋，亦当时不得已之事，非此不足以待强邻。鲁“为齐难故作丘甲”，亦如是矣。观子产之言颇有后世法家之风格。昭六年郑人铸刑书，晋叔向使诒子产书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之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微幸以成之，弗可为矣······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子产复书曰：“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铸刑书”为公布刑法，亦当时时势之必然，非此不可者。叔向守旧，故非之，以为公布刑法则民“不忌于上”，亦即孔子评晋铸刑鼎所谓“何以尊贵”之意。子产亦为大贵族，故思想不能不与叔向、孔子等有共同点。然彼比较实际，略有法家倾向，为时势所迫，不能不事改革，即所谓“吾以救世也”。

昭七年，子产又为丰氏归州田于晋，以防晋之讨，亦外交善策。昭十三年平丘之盟，子产竭力“争承”，晋人许之，子大叔咎之，子产曰：“国不竞亦陵，何国之为？”昭十六年，晋韩起聘于郑，求郑商之玉环，子产弗与，曰：“夫大国之人令于小国，而皆获其求，将何以给之······吾且为鄙邑，则失位矣。”韩起买诸贾人，既成贾，又请诸子产，子产坚持郑君与商人之盟约而弗与，韩起终辞玉谢罪而归。子产之善于外交，于此等事皆可看出。昭十九年，郑驷偃卒，立子瑕，子产弗许，亦弗止其姻，晋人如郑问驷氏事，子产从容对晋客曰：“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晋大夫而专制其位，是晋之县鄙也，何国之为！”“辞客币而报其使，晋人舍之。”此又为子产外交之一胜利。昭十六年，郑大旱，有事于桑山，斩其木，不雨。子产曰：“有事于山，艺山林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是证子产尚有迷信思想，然主要是“守礼”。昭十七年，郑裨竈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瓒，郑必不火。”子产弗与，郑果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郑火时子产但“行礼”而已，少见迷信之事。然卒“大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传曰：“礼也。”则仍“行礼”而已。“火之作也，子产授兵登陴”，不畏晋讨，曰：“国之不可小，有备故也”。此等处皆可看出子产“重人轻天”，重实际，讲守备，而“行礼”，其思想实与孔子大同小异。昭十九年，“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国人请为禁焉。”子产弗许，曰：“我斗，龙不我觌也。龙斗，我独何觌焉？禳之，则彼其室也。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乃止。是亦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及“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之思想也。然昭七年传载“郑人相惊以伯有”，“子产立公孙洩及良止以抚之”。及子产适晋，晋人问其事，子产以为能有，则子产似非完全不信鬼神者，亦与孔子相同。

昭二十年，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左传》载孔子之评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子产卒，左氏载“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是段记载有可疑者。子产固可有早期法家思想，主以猛治民，然左氏所载孔子之言则与《论语》所载孔子之言弗类，疑《左传》作者所文饰，《左传》作者固兼有儒法兵三家思想也。

总之，当子产为政时，郑卿族间多内乱，而郑又以小国介于晋、楚两大国之间，国内外形势俱属不利。子产为大贵族中之比较开明贤能者，故执政子皮使之为政。子产针对当时本国形势，以容忍及执法之两种手段对付贵族，以靖内乱。又善利用晋、楚之间及晋、楚国内之矛盾以应付外交。子产本人亦长于文辞，外交无失，屡获胜利，以靖外患，是其能也。子产又针对当时社会政治形势，整顿旧制及创立新法以“救世”，不顾保守者之反对，又有早期法家之风。然彼虽以猛治民，而接受舆论；以法绳贵，而以宽济之，故能于交错之矛盾中推行渐进性之改革。至于其改革内容与成效之有限，则时代使之然也。

（62）孔子治鲁之改革

十年春，及齐平。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齐人来归郓、灌、龟阴之田······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围郈，弗克。秋，二子及齐师复围郈，弗克······驷赤止而纳鲁人，侯犯奔齐，齐人乃致郈。（定十年）

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冬，十二月，公围成，弗克。（定十二年）

案：《孟子·万章》：“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则孔子之仕于鲁，实仕于季孙氏也。季孙氏盍为用孔子乎？则以三家虽专鲁政，而频有家乱。季孙氏有南氏及阳虎等之乱，叔孙氏有竖牛及侯犯等之乱，孟孙氏其后亦有公孙宿之乱。孔子所谓“陪臣执国命”之局，至阳虎专政，可谓极矣。阳虎于定八、九年间作乱，失败奔齐，次年传遂书夹谷之会“孔丘相”，是孔子及其门徒登用于阳虎失败之后，明是季孙氏等用之，所以抑制有土有民之旧式宗法家臣也。孔子述周制，法周公，虽出身微贱之士，然其思想则因所受教育而较保守。季孙氏既登孔子，以孔子在当时鲁国之声誉，不能抑为家臣，故以为公臣而听任之。定元年传载“孔子之为司寇”，则孔子尝为鲁国司寇之官，故能相定公以会齐侯于夹谷。昭四年传载杜泄谓季孙氏为司徒，叔孙氏为司马，孟孙氏为司空，则孔子为司寇，地位仅次于三家，亦可谓之不次之升擢矣。季孙氏既以忌其宗法家臣之故，重用无土无民但受谷禄之孔子，孔子又使其弟子仲由为季氏非宗法性之宰，内外夹持，政权一度几在孔子之手，故《公羊传》两言“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定十、十二年），是孔子几代阳虎之地位也（就身分言尚高阳虎一等，阳虎犹为家臣，而孔子为公臣）。

孔子既执鲁政，其善外交辞令与子产同。夹谷之会，以“礼”屈服齐人。夹谷会后，齐人以欲结鲁抗晋，故“来归郓、灌、龟阴之田”。观左氏上文，其田即所谓“汶阳之田”，而“汶阳之田”旧为季氏封土。僖元年传：“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当定公时“汶阳之田”已早为齐人所夺，至是孔子要以归鲁（以鲁从齐出征为条件），即以归季氏（成二年，晋胜齐于鞍，“使齐人归我汶阳之田”，盖亦即以归季氏，故成八年“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季文子弗顺，私谓之曰：“信不可知，义无所立，四方诸侯，其谁不解体”云云），是孔子为季氏尽力也。是年，侯犯以郈叛，鲁师再攻之，不克，以驷赤之计收回郈邑。此时孔子必以所谓“礼”游说三家（如《公羊传》所谓“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之类），使堕三都，以“尊公室”而抑家臣，亦所以强三家。季、叔二氏鉴于宗法家臣之不可制，乃许诺而堕二都，孔子之谋既为三家（孔子未主张废世卿），亦所以“张公室”。盖孔子之图，在客观上实行中央集权官僚制度，如孔子之谋成，则孔子及其弟子得掌鲁政，彼辈受谷禄，无封土，无宗法关系，实为最早之官僚，孔子改革之历史意义，在此部分废弃“宗法封建”关系而实行不彻底之中央集权官僚制度也。

定十二年实为孔子政权之稳固期，三家尤其是季孙氏已信用孔子，甚至定策堕其三都。叔孙氏既平侯犯之乱，“家”势顿强，故堕郈无阻挠者。季孙氏则阳虎虽亡，其内部宗法家臣之势力犹不弱，故孔子、仲由使季氏堕费，费邑宗法家臣公山不狃、叔孙辄等遂率费人以袭鲁（定八年传：“季寤、公组极、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鲁，故五人因阳虎。阳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孙辄更叔孙氏，已更孟氏。”盖阳虎为孟氏之族，故平阳虎之乱者为孟氏成邑之师，公敛阳请追阳虎，孟孙弗许。又定六年传“阳虎强使孟懿子往报夫人之币······孟孙立于房外，谓范献子曰：阳虎若不能居鲁而息肩于晋，所不以为中军司马者，有如先君”，是亦阳虎为孟孙氏族人之证。《史记·孔子世家》：“公山不狃······因阳虎为乱，欲废三桓之适，更立其庶孽”，是更为阳虎为孟氏庶孽之确证。盖阳虎专鲁政，不特其家主季孙氏畏之，其大宗孟孙氏亦畏之，季、孟二氏合以去阳虎。传书公敛处父帅成人“与阳氏战于南门之内，弗胜，又战于棘下，阳氏败”，则阳氏亦已成为宗法大族，故难去也。定七年传书“齐人归郓、阳关，阳虎居之以为政”，是既足证郓旧为季氏封土，亦足证宗法家臣有封土，并能据邑为政，阳虎之“阳”或即阳关之“阳”也）。是役鲁君及三桓皆避入季氏之宫，登台以据守，费人“入及公侧”，足见费师实力之厚（故在战国时费能独立为小国，久而后亡）。微孔子之指挥及其门徒等之卖力与“国人”之助，鲁及三家亦危矣。是时惟孟氏成宰公敛处父有平阳虎之功，且未作乱，故强硬不屈，孟氏亦从之，弗堕成，鲁公出面率师围之，犹不克，足征宗法家臣势力之强。虽季氏之任孔子等亦弗得全胜，而孔子则因此不得不去鲁矣。

此次孔子之失败，一由于其保守之思想，所谓“张公室”之主张招三家之忌。二由于其弟子孟孙氏之反对堕成，季孟二氏不和（见《墨子》）肇端，遂使孔子之谋不成。三由于其弟子仲由为季氏宗法家臣所愬，《论语·宪问》：“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季氏亲属之名上多有“公”字（如“公鸟”“公亥”等，盖季氏僭为公族之故？）公伯寮至少为季氏宗法家臣，其愬子路亦犹秦之贵戚害商鞅、楚之贵戚害吴起也，然孔子固欲“张公室”，其招季氏之忌也亦宜。子服景伯者，盖公室之党，故亲于孔子（《韩非子·难三》：“子服厉伯入见（鲁穆公），问庞炯氏子。子服厉伯对曰：其过三，皆君之所未尝闻＇······或曰：“鲁之公室，三世劫于季氏，不亦宜乎······厉伯以奸闻，而穆公贱之·····”似子服氏颇亲公室，故穆公时虽行中央集权制，而子服氏仍存也）。崔述以为子路见愬，即孔子不得志去鲁之故，甚是，其后孔子遂“以微罪行”矣。

又案：孔子仕鲁，虽得季孙氏之重任，官为司寇，然固无封土，但受谷禄。《史记·孔子世家》：“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论语·雍也》：“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泰伯》：“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宪问》：“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是皆可证孔子及其门弟子但受谷禄而无封土，故成为官僚性质之官吏，与有封土武装之贵族官吏（包括卿大夫家臣）不同，此所以季孙氏任免孔子及其弟子甚自由，孔子及其弟子得用则“行道”，否则亦不能反抗，而用武力把持政权，如宗法家臣阳虎等。然“陪臣执国命”之局，亦使三家不愿其再现，故孔子虽出亡，亦卒归国，为君大夫之重要顾问（屡见《论语》等书），其弟子亦常为三家所任用，为“家”宰或邑宰。《论语·雍也》：“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子游为武城宰”，《先进》：“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路》：“仲弓为季氏宰”，“子夏为莒父宰”，《季氏》：“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今由与求也相夫子······”《阳货》：“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子游对曰······”是即所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也。《檀弓》亦载：“子皋将为成宰”，盖孟氏平公孙宿之乱，收回成邑后之事。左氏于孔子失政权后又载“（吴）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哀七年）。“微虎欲宵攻（吴）王舍······有若与焉”（哀八年）。“齐为鄎故，国书、高无平帅师伐我，及清。季孙谓其宰冉求曰：······孟孺子泄帅右师，颜羽御，邴泄为右。冉求帅左师，管周父御，樊迟为右······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为已徒卒······师获甲首八十，齐人不能师，宵，谍曰：齐人遁。冉有请从之，三，季孙弗许······冉有用矛于齐师，故能入其军”（哀十一年）。“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同上）。“吴子使太宰嚭请寻盟，公不欲，使子贡对曰······乃不寻盟”（哀十二年）。“吴人藩卫侯之舍”，子服景伯使子贡说之，“乃舍卫侯”（同上）。“小邾射以句绎来奔，曰：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使子路，子路辞”（哀十四年）。成宰公孙宿以成叛于齐，“子服景伯如齐，子赣为介，见公孙成，曰·····乃归成”（哀十五年）。“孔丘卒，公诔之······”（哀十六年）。“卫出公自城组使以弓问子赣”（哀二十六年）。“越子使后庸来聘，且言邾田，封于骀上。二月，盟于平阳，三子皆从。康子病之，言及子赣，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将召之＇”（哀二十七年）。此等事皆说明孔子及其弟子之被三家及外邦所重视，冉求且“帅左师”以败齐师，开前所未有家臣将军之局。冉有、季路曾并为季氏之“相”，盖已肇后世官僚制度文武分职之端矣。其后子夏被尊师于晋魏氏，曾子被郪君（“武城人”-季氏？）所师，季氏将亡时又大用孔子之徒（见《韩非子》），甚至因此被杀，鲁穆公与费惠公（季氏后？）皆尊师子思，是早期儒家不仅在学术上颇有影响，在政治上亦甚有地位也。

（63）春秋后期各国政权之变化

楚薳越帅师，将逆华氏，大宰犯谏曰：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争国，释君而臣是助，无乃不可乎。（昭二十一年）

案：自“共和行政”至西周亡，以至葛之战，周天子之威严扫地，诸侯日强。至春秋中叶，诸侯政权又渐移入大夫之手，及春秋末年，大夫专政，如鲁国政权且一度落入家臣之手。此其故，“宗法封建制”发展必然之结果也。周以“宗法封建制”立国，其初天子为“大宗”，诸侯为“小宗”，大夫士则“小宗”之“小宗”，故天子得以专制天下（即孔子所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诸侯得承天子命以治其国，卿大夫士以次服从于“宗”，此西周时之大略形势也。至社会经济发展，“宗法”世族日以扩大，其间“小宗”逐级化为“大宗”，各“君”其土，各“子”其民，此“共和行政”以后周人之“宗法”统治网开始解体之征也。诸侯化为“大宗”，专制一国，即成所谓“列国”形势。诸侯间又互相兼并，乃出现所谓“霸政”（即孔子所谓“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诸侯国家之发展，其君渐成过去天子之地位，大夫俨若过去之诸侯，此种形势发展之结果，必成诸侯守府、大夫专政之局（即孔子所谓“政逮于大夫”），此为“宗法封建制”发展之极，其衰运亦肇于此。大夫之“小宗”“宗人”甚至“庶人”中接近贵族者势力亦渐发展，遂由家臣而变为官僚，大夫则渐化为集权之君主，战国时代新兴政权之雏型已肇基于春秋之末。唯鲁秉“周礼”最多，本最为保守，故“宗法封建制”发展之结果，独出现明显之“陪臣执国命”局面，然三家“改制”之结果，亦成为草创之新型政权。其后中原大国之大夫，如齐之陈氏，晋之三家（尚有宋之戴氏等），建立新兴中央集权国家，小国则或因卿族内乱而灭亡（如郑），或则削弱为大国之附庸而幸存（如卫），或则经过斗争，君主收回政权，亦变为中央集权国家（如鲁），或则分裂而为更小之邦（如周）。边区之大国，吴在君主掌权时已灭亡，越在春秋时亦尚为君主掌权之国，其后情况不详。楚则君权本较巩固，春秋末年卿族势力渐兴，战国时经过吴起“变法”，虽未完成，亦成君主贵族联合专政之半中央集权国家。惟秦较落后，在春秋、战国间政权始下移，造成所谓“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至献公发愤图强，孝公任商鞅“变法”，乃成为新兴最强之中央集权国家，终于统一当时所谓“天下”。

当时中原国家内政之变迁，齐、晋另有论。周之政权在景王时已逐渐落入单、刘二氏之手，景王欲杀单子、刘子，未果而卒。单、刘遂专政，引起王子朝与王子猛之乱，累年始定。终春秋之世，周之政权常在王臣之手。至战国时，周又分裂，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为西周桓公，以续周公之官职。桓公二传至惠公，又封其少子于巩，以奉王，号东周惠公，周分裂为二，合王室为三，以底于亡。

鲁国自庄公之卒，其三弟相争，季氏胜而立僖公，受费及汶阳之封以为上卿，三家并立而以季氏为首。及文公薨，东门遂杀适立庶，政权又一度为东门氏所掌。东门氏“欲去三桓”，“与公谋而聘于晋”，宣公薨，季文子遂逐东门氏，自此政权移入三家之手，“政在季氏”数世。通过“作三军”、“舍中军”二役，三家尽分公室之军赋而“贡于公”，于是鲁君仅有“公徒”，势大弱于三家。昭公末年，图去季氏，三家合以攻公，公出奔，死于外。自定公之立，鲁之公室“三世劫于季氏”。至战国时，鲁公室始乘季氏内乱及三家不和，假越兵以去季氏，“季氏亡”而叔、孟两家亦微，至鲁穆公之世，鲁之中央集权政治遂巩固矣。

卫国在春秋中叶，孙、宁二氏亦曾专政，献公除灭孙、宁，君权稍强。灵公时司寇齐豹与大夫北宫喜等作乱，杀公兄公孟絷，灵公出奔边邑。旋北宫氏与齐氏相争，北宫氏灭齐氏，迎灵公复国。灵公死，其子与孙争位，庄公复国，欲尽去旧臣，逐执政孔悝及太叔遗，大夫及“国人”等逐庄公。庄公走死后，出公复位，大夫“国人”等又逐之。出公引越兵合公徒伐其反对派之臣，不克，卒于越。卫人立庄公弟悼公，“南氏相之”。此后卫日削弱，成为三晋之附庸。

郑国政权在春秋中叶渐入七穆之族之手，卿族互争，内乱频仍，外患又亟，国甚危殆。至弭兵之盟，郑外患稍息，内政由罕氏掌握，重用卿族子产。子产有才，安内御外，并适当改制，郑国稍宁。子产死后，罕氏仍世为上卿，政权犹在卿族。战国初年，郑屡生内争，政局未定，为韩所灭。

春秋中叶以后，秦国内政不甚明晰，似政权尚在公室。《史记·秦本纪》载孝公令，谓有“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其事因《史记》记载嫌简略，未能详知。大约战国初年，秦之政权亦尝一度转入大夫之手，故商鞅“变法”与贵戚斗争甚烈。

楚国则灵王以令尹篡位，平王亦以外藩入主，至昭王之世，政权似稍落入令尹囊瓦之手。囊瓦贪暴，引起小国不服，吴人乘之，大败楚师而入郢。左氏哀二年载楚子西曰：“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败我也。”似楚国政权一度确曾入囊瓦等卿族之手。昭王复国后，子西为令尹，“迁郢于都而改纪其政，以定楚国。”不久楚即恢复北略，然犹不能敌吴。惠王继位，结越侵吴，吴势稍杀，然不久即有“白公之乱”。白公为楚平王太子建之子，出亡在外，楚人召之，“使处吴境，为白公”，“遂作乱”，杀子西子期而劫惠王，叶公帅师入都，“与国人以攻白公”，白公自杀。于此等事可见楚国在春秋后期卿族亦渐强横，遂开战国时昭、屈、景三大族世袭执政之局面。

至于宋国，春秋时君权较固，盖彼受周人“宗法封建制”之影响较弱也。春秋中叶以后，宋之卿族固亦较强，如元公时，华向二大族甚横，惧宋公加讨，乃作乱，大杀公族，劫持宋公，与宋公交换质子。宋公弗忍，攻逐二氏，二氏竟结内应，回国据邑叛乱，召吴师伐宋。齐、晋等国救宋，与宋兵败华氏，围之。华氏又向楚乞援，楚人请宋国放出二氏，宋人许之，二氏奔楚。其后宋国又有司马向魋及大尹专政之乱，向魋为难，“奔卫”，又奔齐，是时公室势力盖较强。及春秋之末，“六卿三族降听政，因大尹以达”，大尹盖君之近臣，如后世之大宦官，“常不告，而以其欲，称君命以令，国人恶之”，大尹至劫六子，擅立国君。卿族弗忍，司城乐氏（戴族）宣言曰：“大尹惑蛊其君，而专其利······大尹之罪也”，大尹亦徇曰：“戴氏、皇氏将不利公室，与我者无忧不富”，戴氏、皇氏欲伐公，乐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则甚焉”，使“国人”施于大尹，大尹奔楚。于是司城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无相害也。”盖从此宋之政权始全入卿族之手。司城乐花为戴氏之族，此即启后来戴氏篡宋之端。左氏襄二十九年叔向曰：“郑之罕，宋之乐，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施而不德，乐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此亦暗示战国时戴氏之强，则戴氏篡宋与陈氏有齐之原因殆相近，故《韩非子》并称之（《忠孝》）。然篡宋之“戴氏”则戴族分支之皇氏也。

（64）陈氏专齐

陈人杀其太子御寇，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颛孙自齐来奔，齐侯使敬仲为卿。辞曰：羁旅之臣，幸若获宥······敢辱高位，以速官谤，请以死告······使为工正·····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庄二十二年）

案：左氏之文虽杂预言，齐桓公使敬仲为卿之说亦甚可疑（小国之公子初奔于霸主之国，即得被任为卿，不甚可能），然其预言末数语，则以事后所记，颇为正确，较之左氏其他记载为可信。一般史家多因左氏他处“浮夸”之记载，误信陈氏在齐早已得势，一若“小霸”之齐景公时陈氏已成代齐之局者，实非事实。陈氏之得政，实在春秋之末鲁哀公时；即在此时陈氏是否能代齐，亦尚为时人所疑，何况景公之时？请为疏证之。

齐国在春秋初年，辅佐公室之正卿（一若周之左右二卿士），实为公族国、高二氏。僖十二年传载：“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管仲受下卿之礼而还。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让不忘其上······”可见管、鲍二氏在齐桓时虽掌国政，然其出身为下级之士（有曾经商等传说），在爵位上不能不让国高。在齐桓时公室掌握实权，自无大夫专政之事，管、鲍等皆仅为宠信之臣而已。齐桓卒后，政权犹在公室，辅政者仍为国、高二氏。城濮之战，会晋师

或曰，古车马兵甲等不赋于民，由上给之，引传“授兵”、“争车”、“受甲”等文以为证。会笺：“兵车之马牛自官所畜牧，非取之于民。”“兵车制极精好，非民间所能为，”其说似是。然有可补论者，上之所给抑“百工”所为其原料何自来乎？统治者不劳动，何能出生产物，此必赋物或原料于民而上使工为之，使牧圉等畜殖之耳。惟作战之车、马、兵、甲等确皆掌握于大贵族（君、大夫等）之手，藏之府库，畜之牧圉。自士以下，即使有武器等，亦必不多而未精也。至于战士，则以“士”为主力，亦即“国人”中之核心分子，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等虽亦参军役，惟为辅助兵力或事杂役也。且军队中主力之主力又为“王族”、“公族”若“卿族”等，一般武士又为其辅助矣。军赋之赋于民者，似主要为物或原料耳。

（90）力役及暴征

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昭三年）

《会笺》：“此三老即乡三老，耆年有爵者也，举其贵者则贱者可知。”案：此言春秋后期贵族暴敛，人民总负担之重也。《孟子》云“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尽心》）孟子之言乃其理想化之“王政”，其实古时赋税三者并用，且有其他杂税及军赋，观《诗·七月》等篇可知。贵族既不生产，然必须衣、必须食、必须住，又需要一切奢侈品以及镇压人民与兼并战争用之武装，则不取诸民，将焉取之。故所谓“君子用其一，缓其二”，乃古代阶级社会形成后所从来未有之事，特战国时代宗法贵族阶级处于崩溃阶段，加以兼并战争盛行，人民受剥削益重，阶级斗争形势尖锐化，故孟子思以理想之“王政”缓和阶级矛盾耳。然当时名义上之田税粟米之征，不过“什一”“什二”。《论语·颜渊》篇：“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彻”即所谓“什一之税”。布缕之征在当时似尚未形成最严重之问题，最重者实为力役之征。《鲁语》载孔子云：“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当时贵族对人民之剥削，主要是工程及农、矿等业上之无偿劳动，其次始为农业、手工业生产品及商品之掠夺。吾人观春秋战国间思想家屡以“使民以时”、“不夺农时”等作为缓和阶级矛盾之口号，可以知矣。合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以及军赋种种，至少春秋后期齐国之人民已受到三分之二之剥削。盖生产力逐步发展，贵族之贪欲亦愈来愈高，以至“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以此之故，远在西周末或春秋前期，《诗经》中已见“掺掺女手，可以缝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维是褊心，是以为刺”（《葛屦》。案此刺贵族剥削织女之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伐檀》！案此刺贵族剥削农民之诗）。农民又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爱得我所”（《硕鼠》）之叹。或呼“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鸨羽》），此类语多见于晋国之诗（魏风、唐风），盖晋国在西周末至春秋前期，内乱及兼并战争特甚，人民所受剥削盖最烈。至春秋后期，叔向亦言“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昭三年）。则齐、晋情况相近，度他国亦少不同也。

（91）军制

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隐五年）

案：古所谓“国”，本指国都之城及其四郊，其所谓“民”，包括贵族最下层之“士”及“庶人”“工”“商”等，至少“士”与“庶人”须应军役。“士”即武士，为主力军（车上甲士及车下甲士），“庶人”则为徒卒或供杂役。《齐语》：“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周语》则曰“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与左氏本文相应。韦注：“唐尚书云：＇士与农共十五乡＇，昭谓此士，军士也，十五乡合三万人，是为三军。”案：《管子·小匡》篇：“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公帅十一乡，高子帅五乡，国子帅五乡，参国故为三军。”校以左氏宣十二年：“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宣十五年：“筑室反耕者，宋必听命。”哀二年：“克敌者······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则《管子》之文似较可信。盖“士”为主力军，“农”（庶人）为辅助军，“工”、“商”、奴隶或亦从军役也。于此始可明上左氏本文“农隙讲事”之意义。《诗·七月》之农民至苦矣，然诗文亦云：“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论语》：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子路》）前人或谓春秋以上农民工商等不任军役，或谓“古兵、农已分离”，其说非也。然江永《群经补义》所谓“管仲参国伍鄙之法，······是齐之三军悉出近国都之十五乡，而野鄙之农不与也。”其说则大致近是。

（92）甲士

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闵二年）

案：“国人受甲者”，指“甲士”也。“甲士”大致言之即“士”，“士”可以进仕，故曰“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古车马兵甲等武装皆藏之贵族府库及廏，战时则出之以授士民之应军役者。如隐十一年：“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襄十年：“子驷与尉止有争，将御诸侯之师而黜其车······子驷抑尉止，曰：尔车，非礼也。”合上左氏本文，可见古时国军之车马兵甲皆藏之国库，战时始授战士也。襄十年：“子西闻盗，不儆而出，尸而追盗，盗入于北宫，乃归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丧。子产闻盗······完守备，成列而后出，兵车十七乘，尸而攻盗于北宫。”昭二十七年：“郤宛直而和，国人说之，······无极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择焉。取五甲五兵。曰：“真诸门，令尹至，必观之，而从以酬之。及飨日，帷诸门左，无极谓令尹曰：吾几祸子，子恶将为子不利，甲在门矣。”此类文左氏中甚多，皆可见卿大夫家中亦有车马甲兵，亦至战时始授与其属也。卿大夫之私属亦有甲士，春秋之末，季氏之甲且至“七千”。（哀十一年）

又案，成十六年：“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贲皇在晋侯之侧，亦以王卒告，皆曰：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苗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栾、范以其族夹公行”，远在西周时《班段铭》即云：“以乃族从父征”，是可见族军之制，且可见君卿之族皆“国士”所在，所谓“厚，不可当也”。

又案，春秋初年各国之军大致皆唯“国人”，鄙邑之人似不与焉。如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罗，斗伯比恐其因骄而败，入见楚子曰：“必济师”，楚子辞焉。夫人邓曼曰：“夫岂不知楚师之尽行也。”“楚子使赖人追之，不及”。所谓“楚师”即“国人”，“赖人”则鄙邑之人也。至春秋中期以后，县鄙之人亦渐列入国军之中，晋楚之军遂至数千乘，甚至万乘（？）矣。

（93）车战

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闵二年）

杜注：“车甲之赋异于常，故传别见之。”会笺：“甲士三千，当是车甲之外。杜以为狄方炽，故甲士每车十人，异于常制，亦据司马法而谬耳。”案古兵车卒乘之制难于详考，每乘兵车究用若干人，颇有争论。据较古史料，《诗·鲁颂·闷宫》：“公车千乘，······公徒三万。”《齐语》：“君有此士也三万人”，“有革车八百乘”，“千乘”与“八百乘”数目大致相近，八百乘或为出征最盛之车。鲁齐在春秋初年皆“千乘之国”，故有国军三万人左右。《司马法》载一说

曰：“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吕氏春秋》：“齐桓公良车三百乘，教卒万人，以为兵首，横行海内。”（《简选》）说皆相应。定十年：“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盖亦以甲车三百乘、战士万人（其中甲士盖三千人）为出征常率。据此则车一乘为战士三十人左右耳。然《孟子》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尽心》）《吕氏春秋》亦载：“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同上）。“三百两”即三百乘，“虎贲”即甲士，此亦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也。综合上文，似一车之甲士大致为十人左右，此为主力军。哀十一年艾陵之战，吴获齐“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盖亦一乘为甲士十人，八百乘当有八千人，然被“获”者三千人而已。在车上者似只有三人，多者四人，所谓“驷乘”是也。有关西周春秋时兵车卒乘之数，目前只能考证得此。

（94）军数

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昭五年）

杜注：“计遗守国者尚有四千乘。”《会笺》：“四十县亦以成县言之。晋称数圻，岂唯方百里者四十而已哉。遗守四千，与平丘之会甲车四千乘应，此公车也，除五卿八大夫而数之也。五卿八大夫所因者九百，而其所亲率之车固不数及焉”。案《会笺》说未必是。昭十三年平丘之会，晋甲车四千乘，叔向曰：“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鲜虞人闻晋师之悉起也，而不警边，且不修备。晋荀吴自著雍以上军侵鲜虞，及中人，驱冲竞，大获而归。”则在此时晋车四千乘已为倾国之师，其守国者度不过千乘左右，以晋之大而守车仅千乘，故鲜虞人以为“晋师悉起”也。四千乘不得尽为“公车”，否则昭三年叔向所云“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之语不可解矣。盖一“成县”犹一小国，“成县”之军即古小国之军，“国”及“成县”（晋之大县在是时盖包括绛都在内，为四十九，或五十左右，以“四十县”或为举约数）之军共约五千乘也。然鄙野之人能参军役者当不在内，其数甚难知，仅知城邑之军为五千乘耳。至春秋之末，晋之全国军力必逾于此，以春秋后期之晋为数千乘或“万乘”之国，推测当不甚远。昭十二年楚灵王曰：“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诸侯其畏我乎 右尹子革曰：“畏君王哉。是四国者，专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杜注：“四国，陈、蔡、二不羹。”《会笺》刘炫曰：“《楚语》，灵王城陈、蔡、不羹，使仆夫子晰问于范无宇曰：今吾城三国，赋皆千乘，亦足当晋矣，诸侯其来乎？对曰：是三城者岂不使诸侯之心惕惕焉。彼再言三城，无四国也。古四字积画，四当为三。”此说是也。案即以“四国”为“三国”，则亦三千乘矣。楚县甚多，且有大者（如申、息等），即以每县百乘至数百乘计之，盖亦有数千乘之多。楚本国仅以千乘计，则是时楚全国兵力至少有数千乘，或近万乘矣，故晋人亦惧之。“求诸侯而麇至，求昏而荐女”。至楚城陈、蔡、不羹后，灵王“围徐以惧吴”，以为“诸侯其畏我乎”，是为春秋时楚之极强。其后陈、蔡复封，吴入郢，楚当有削弱，然数千乘之兵力则终春秋之世当有之。总之，当春秋后期，晋楚全国兵力盖已接近战国时“万乘之国”，此为当时最大之国矣。

春秋初期城濮之战，晋兵车只七百乘，楚军较多，确数未详。稍后，晋于三军外别作步军“三行”，后又改为五军，更后舍二军。鞍之战，晋车八百乘，春秋中叶晋景公时，晋作六军，其后又迭有损益，至鲁昭公时，晋兵车已达五千乘左右。

齐在春秋初年桓公时，兵力约为千乘，三万人左右。春秋后期，齐景公欲“与君（晋）代兴”（昭十二年），盖兵力亦渐强矣。然昭十三年平丘之会，晋车四千乘，齐人惧，听命，则其兵力决不及晋。定九年，齐伐晋冠氏，“丧车五百”。哀十一年，艾陵之战，齐丧兵车八百乘。一战所损如此之多，则其全国兵力当亦在二、三千乘左右。

秦在春秋初年，韩之战时，晋使韩简视秦师，复曰：“师少于我，斗士倍我。”则秦在是时之军力似至多为千乘。其后以秦穆公之强，尚数为晋所败，其军必少于晋。春秋后期鲁昭公时，秦后子奔晋，其车千乘，此虽非尽兵车，然秦之兵车亦不可能在二千乘以下。惟定五年秦救楚敌吴，仅用兵车五百乘耳。

楚在春秋初年虽已开始发展，然犹数为小国所困所败（如楚武王不敢伐随，郧人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楚师尽行”而为罗与卢戎所大败。楚文王之末，巴人伐楚，文王御之，大败等等。昭二十三年：“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此虽有夸饰，然成王以前，楚尚不甚强大可知）。庄二十八年，令尹子元以六百乘伐郑，此为楚军始众之证。城濮战时，楚军盖众于晋。至灵王时，楚之兵力似亦超过晋。至平王以后，武力始稍弱。楚在鲁桓公时，似尚只有二军。桓八年：“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可证此后始有三军及其他属军。

鲁在春秋初年为“千乘之国”，至春秋后期，鲁人大蒐于红，仍是“革车千乘”。

宋在春秋初年，盖亦“千乘之国”，故陈桓公曰：“宋卫实难。”至春秋中叶（鲁宣公时）大棘之战，郑人获宋兵车四百六十乘，宋人又以兵车百乘向郑赎取华元，宋之兵力盖亦较大，故宋襄公时敢于争霸。

卫在春秋初年盖亦千乘大国，自狄入卫后，卫文公元年，革车仅三十乘，其末年亦仅至三百乘。春秋之末，齐卫伐晋，卫车五百乘，盖已恢复“千乘之国”矣。

郑在春秋初年为小国，兵数当较少。郑庄公克“如二君”之叔段，用兵车仅二百乘，故陈桓公曰：“郑何能为。”然国力则甚强。至春秋后期襄二十五年，郑子展、子产帅车七百乘伐陈，等于“城濮之赋”。哀二年铁之战，晋以郑为大敌，卫太子蒯瞆在晋师，登铁丘上望郑军甚众，“太子惧，自投于车下”。在春秋时以至战国初，郑始终为二等国中之最强者，其军力当陆续有增加。

吴在春秋后期足以入楚、败齐。艾陵之战，吴有四军，众于齐军，其实力亦约当中原大国二、三千乘之谱。越军数量至少在春秋末期与吴略当，然吴越军数皆难确考。

周室在西周时为最强大之国家，武王时周尚为“小邦”，武王伐纣之主力军仅三百乘。至西周后期，其出征之车，诗称“其车三千”。“三”为多数，未必真三千乘。然是时周室之兵力至少略当于春秋后期之秦国，较当时千乘大国兵力约大一倍以上，盖有二、三千乘。春秋之世，周日以衰而弱小，春秋初年，其武力已不堪郑人一击，况更后之时乎。

综合以观，大致西周时周室武力独盛，诸侯皆弱小，故周室尚能控制诸侯。至春秋之初，周、齐、鲁、宋、卫等盖皆所谓“千乘之国”，其后齐、晋、秦、楚、吴、越迭兴，兵力至少皆达数千乘之谱。（吴与越皆以水师为主力军，不可以车计，此特就中原各国兵车实力例之耳。）

（95）郑之“徒兵”

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隐四年）

案：襄元年，“晋韩厥，荀偃帅诸侯之师伐郑，入其郛，败其徒兵于洧上。”昭二十年“（大叔）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郑徒兵三见于传。其他各国除晋及“蛮夷戎狄”外，罕见用徒兵者。隐九年，“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则郑师亦以车战为主。盖郑小国而务竞于诸侯，其近处又有戎狄，故为徒兵以御之，或亦以徒兵之少胜诸侯车兵之众耳。春秋初年，郑为中原诸侯中最强之国，而独用徒兵，此亦可表示车战废而马步兴之渐。

（96）晋之“徒兵”附论吴越之舟战及步战

晋侯作三行以御狄。（僖二十八年）

《会笺》：“左行共华、右行贾华之名已见于惠公时，则以前本有左右二行，而今增中行。”案：殷周以降，除强大之戎狄如鬼方外，其他“蛮夷”，盖多用步兵。周初金文载周与鬼方作战，获车至百乘之多。其后戎狄之定居夏化者，或亦有车战，惟文献难考耳。“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昭十五年），与强大之戎狄作战，且兼并甚广，故用徒兵亦多。或谓此后晋徒兵曾废，未必然。昭元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阨，以什共车，必克。（《会笺》：“什者，步卒之称也。”）困诸阨，又克。请皆卒，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以车上甲士言）此为尽去车战改用步卒之始，然似非尽去车战，亦非以前晋之徒兵中绝也。

又案：南方吴越等国虽已始用车战，然以地形关系，仍用步卒与水军为多，楚人御吴亦多用步卒与水军。成七年，晋使巫臣如吴，“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阵。”《会笺》：“质言之，以三十乘适吴，留其半耳。”然此后吴用车战仍较少。哀十一年艾陵之战，吴获齐车八百乘，皆归之于鲁，此为吴不甚需要车乘之证。《越语》子胥谏夫差曰：“夫上党之国，我攻而胜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车；夫越国，吾攻而胜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为吴越人皆利舟战及步战之证。

（97）刑法

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徵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徵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复书曰：“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昭六年）

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昭二十九年）

昭六年传杜注：“临事制刑，不豫设法也，法豫设则民知争端也。”

案：据此，则古代自有刑法（《尚书》有《吕刑》篇，曰：“五刑之属三千。”昭七年传亦载有“周文王之法”及楚文王“仆区之法”，皆奴隶法之类），但皆设于社会政治矛盾尖锐之时。惟春秋前制刑，盖藏之于官府，贵族守之，用以镇压人民。至此郑、晋始明布刑律，即“成文法”之公布也。郑、晋所以为此，盖由于春秋后期社会制度逐渐转化，社会政治矛盾尖锐化，彼时所谓“盗贼”者甚多，公布“刑书”之意，要在禁止所谓“盗贼”，即子产所谓“救世”（春秋时“盗贼”一名包含甚广，人民反抗贵族者，下层贵族反抗上层贵族者，“杀人越货”者，皆谓之“盗贼”。作“法”对象之所谓“盗贼”，盖多指“杀人越货”及“犯上作乱”者）。战国初李悝所为“法经”，必承之春秋时“刑书”。经共六篇，“盗”、“贼”、“囚”、“捕”居其四，其保护私有财产及封建统治之意甚显。但公布“成文法”有一定进步意义，盖至少在客观效果上为抑制贵族之过度专横。此种措施触犯贵族利益，故叔向、孔子等以旧贵族之立场，反对公布“刑书”。叔向所谓“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孔子所谓“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等语，皆足徵也。

又案：定九年，“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谓子然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杜注：“邓析，郑大夫也。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言竹刑也。”如其说是，则春秋时已有私家所造刑法，且为公家所用，可能因郑国社会政治矛盾特别尖锐化，贵族阶级无繁刑不能统治，故私人刑法家开始出现，其所造之“刑”且为是时贵族统治者予以一定之肯定矣。

（98）学校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襄三十一年）

杜注：“乡之学校。”案：西周金文《大盂鼎铭》：“余佳即朕小学。”又有辟雍之名，《麦尊铭》：“在辟雍，王乘于舟，为大丰，王射大龚禽。”又有“学宫”之名，《静篁铭》：“王令静司射学宫，小子眾服眾小臣眾尸仆学射······静学无斁、王易静鞞刹。”“辟雍”、“学宫”盖即“大学”。观金文诸证，是时贵族之“大”“小学”，至少“大学”为学习射、御等军事技术之所，彼时所谓“礼、乐”或亦常于此肄习之。观春秋时各级贵族，武则“射御”，文则“礼乐”也。至于“乡校”，盖“士”以下“国人”之学校，亦所以习射御礼乐等事者，“校”即较艺之义，孟子云：“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滕文公》）此盖亦指教“国人”之学校，其所习者盖亦本为射、御、礼、乐等而已。古学校在平时盖又可为“国人”论政之所，故“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

（99）婚制

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属寿于左公子，夷姜缢。（桓十六年）

杜注：“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淫曰烝。”《会笺》：“此春秋前事也，庄公卒在春秋前十三年。夷姜生急子、公子黔牟、公子顽。”“沈谦曰：宣公，桓公弟，桓之即位系周平王三十七年，立十三年而入春秋，又三年而见弑。晋之生急，或在桓绍位一十六年之内，如公子顽故事，亦未可定。”案：此非淫也，古代家长制家庭之婚姻形态也。庄二十八年：“晋献公娶于贾，无子，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杜注：“齐姜，武公妾也。”闵二年：“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杜注：“昭伯，惠公庶兄宣公子顽也。”僖十五年，“晋侯之入也，秦穆姬属贾君焉·······晋侯烝于贾君。”杜注：“贾君，晋献公次妃贾女也。”《会笺》：“唐固以贾君为申生妃，得之······申生，穆姬同母弟，故属其妃也。”文十六年：“公子鲍美而艳，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无道，国人奉公子鲍以因夫人。”

杜注：“鲍适祖母也。”《会笺》：“宋襄卒而二十七年矣······襄夫人年盖进六十矣。”宣三年：“文公报郑子之妃曰陈妫，生子华、子臧。”杜注：“郑子，文公叔父子仪也。汉律，淫季父之妻曰报。”成二年：“楚之讨陈夏氏也，庄王欲纳夏姬······王以予连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获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哀十一年，卫太叔疾出奔宋，“卫人立遗，使室孔姞”。杜注：“遗，疾之弟也。孔姞，孔文子女，疾子妻也。”《公羊传》昭三十一年，邾娄颜被人所杀，“颜夫人者，妪盈女也，国色也，其言曰：“有能为我杀杀颜者，吾为其妻。叔术为之杀杀颜者而以为妻。”叔术者，颜之弟也。以上为子弟上淫父兄妻妾之事。弟娶兄妻即今俗所谓之“叔接嫂”，至长辈下淫子侄妻妾事，则卫宣公是一例。此外如僖二十三年，“秦伯纳女五人，怀赢与焉。”杜注：“怀赢，子圉妻也。”《晋语》：“秦伯见公子曰，寡人之适此为才，子圉之辱，备嫔嫱焉，欲以成婚，而惧离其恶名，非此则无故，不敢以礼致之，欢之故也。”“乃归女而纳币，且逆之。”此为伯叔父娶侄妇事。昭十九年，“费无极·······日：建可室矣。王为之聘于秦，无极与逆，劝王娶之。正月，楚夫人赢氏至自秦。”此与卫宣公事同例。又闵二年，“成风闻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属僖公焉，故成季立之。”杜注：“成风，庄公之妾，僖公之母也。”此事盖由于《左传》编作者与鲁有关系，所据亦多鲁国史料，故为僖公成季等讳。（以春秋后期家庭制度及婚姻制度已渐有改变，故此类婚姻关系记录者有直书，有隐笔。）观成季繇辞：“同复于父，敬如君所。”《会笺》：“此季氏自君出而敬如君之义也”，则成季几等于“皇父摄政王”矣。文十八年：“文公二妃敬赢生宣公，敬赢嬖而私事襄仲（案襄仲为庄公子，文公之叔父），宣公长而属诸襄仲，襄仲欲立之，······仲杀恶及视而立宣公。”《会笺》：“成风之故智。”“若敬赢则曰私事襄仲，私事之为言，有微词矣。”其说近是。此事左氏亦以隐笔见之。《史记·鲁世家》：“初，惠公适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此事左氏全讳之，则隐公之“摄政”或亦有“皇父摄政王”之性质乎？是难详矣。

此类故事说明数点：（一）子、姪、弟可以上烝父、伯、叔、兄之妻妾（除生母外），甚至孙辈亦可上烝非直系之祖母。其所烝之人，在无正夫人或正夫人无子时，等于夫人之地位，故其所生之子可以立为太子，继承君位，其女可以嫁为大国夫人。（二）国君另娶夫人，则所烝之人即失去夫人之地位，其子亦易失去太子之地位，故有自杀者。（三）长辈似本亦可下淫幼辈之妻妾（此为家长制家庭所常有之事），然在春秋时此类事已有“非礼”之嫌，故秦穆公谓晋文公：“欲以成婚，而惧离其恶名”，“不敢以礼致之。”卫宣、楚平之事，盖已为当时人所讥。左氏载子产评蔡景侯曰：“若不免，必由其子。其为君也，淫而不父。侨闻之，如是者恒有子祸。”（襄二十八年）越二年传书“蔡景侯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案突厥法，“父、兄、伯、叔死者，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嫂，唯尊者不得下淫。”（《北史·突厥传》）此盖家长制家庭已向个体家庭转化时一种情况，幼辈可以上淫长辈妻妾者，家长继承制也。“尊者不得下淫”者，恐触犯家长制家庭内已在发展之个体家庭利益也。此外，春秋时叔公“通”侄媳（如晋赵婴通于赵庄姬），父“通”儿媳（如蔡景侯事），弟通兄妻（如“共仲通于哀姜”）等事常见，其他贵族阶级中男女关系较乱之现象，似皆与家长制家庭（即“宗法”制氏族之基础）之存在有关。

氏族制禁止族内通婚，故自远古以来已有“同姓（“姓”之来源即氏族）不婚”之制，周人尤为强调此点。但此制至少在春秋时贵族阶级中已见初步破坏（但后世仍保存其形式）。事实上，当时贵族阶级多娶同姓之女，虽见讥而不改。又当时有所谓“媵”之制度，则为群婚制残余片面保存于男子方面者。而当时常盛行氏族“还门亲”（后世亦保存其残余），女婿常为外甥、儿媳常为甥女，故公婆呼为“舅姑”，岳父母呼为外“舅姑”。而“姪从姑嫁”之制则又说明母系时代舅权之残余，妻之姪女即己之甥女也。春秋时尚有明娶甥女为妻妾者（如怀赢为晋文公侄媳，亦其甥女也）。汉惠帝之张皇后，为其姊之女，似亦此类婚姻制之残余。

据《诗经》以观，是时中下阶层之男女（上层贵族亦有之，但较少见耳），常有自由求爱之事（如《野有死麕》、《静女》、《桑中》、《山有扶苏》、《溱洧》等篇），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约束已逐渐出现（如《将仲子》、《鄘风·柏舟》、《南山》等篇）。通过自由恋爱而结婚者亦有之（如《击鼓》、《氓》等篇），此等似皆对偶婚制向个体家庭过渡之徵象。

此外尚有所谓“巫儿”（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见《汉书·地理志》）“赘婿”等习俗。“赘婿”以后世边僻地区之习俗例之，则变相之奴隶也。是类制度亦为较原始之形态。至当时“美”之标准，则似以健康为主，男子尤以有力能武为“美”，（参昭元年传徐吾犯妹事，《诗·叔于田》、《硕人》、《泽陂》等篇，郑国有名美男子子都即为一勇士。）是亦时代较为原始之徵。

（100）卜筮

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僖四年）

杜注：“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龟象筮数，故象长数短也。”案：杜说盖后世相传之说，实为宗教哲理化后之理论，非其初意。盖龟为动物，且出于南方，中原难得，故以为灵物，占卜之上选。殷虚卜辞以龟甲为主，可徵卜于龟甲、兽骨，殷人所尚。周人起于西方小部落，虽亦有所谓“宝龟”，盖其始以筮草为占，后遂常用之。然与龟卜相较，则以为筮占草率，不如龟卜之郑重，故重卜轻筮，所谓“筮短龟长”是也。《会笺》：“筮人职，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今卜不吉而徼幸于筮，是读筮也。·····”其说近是。《会笺》又引杨慎说，以为“卜人曰筮之辞所言理短，龟之辞所言理长，故下文遂引龟辞，盖即立骊姬一事而言，非谓筮龟有长短也。”其说恐非。

（101）重人轻天思想

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昭十八年）

案：此种重人轻天思想周初已有萌芽，如《书·君奭》周公曰：“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天不可信，我道惟宁（文）王德延。”西周后期及东周初期诗《节南山》：“昊天不佣，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吊昊天，乱靡有定。”《正月》：“民今方殆，视天梦梦。”《十月》：“万民之孽，匪降自天。”《雨无正》：“浩浩昊天，不骏其德。”等等皆可徵。此盖周代统治者监于殷代统治者之迷信昏乱，因以亡国，故引以为戒，逐步产生重人轻天思想。至春秋时，此种思想益为发展，遂开后世学者怀疑鬼神甚至否定鬼神思想之先河。然春秋时此类思想尚在渐变时期，左氏所载当时开明士大夫之论，虽或出左氏文饰，然大致尚可代表此时期思想之一部分，其特点为在天人问题上，对于天鬼往往介于信与不信之间，子产之思想即是如此。最典型者为僖十六年周内史叔兴（古“史”、“巫”不分，“史”、“巫”皆所谓“知天道”者）之言。是年传载：“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既曰“是阴阳之事”，“吉凶由人”，又告宋襄以预言。预言既中，则非仅自然之事（即所谓“阴阳之事”），而吉凶亦由天也。此其中杂有预言，自非真内史叔兴之言，然是类记载大致可以代表春秋时人之天道观念，盖以为天道虽确有吉凶徵兆（此为过去之宗教迷信），然人应尽人事而不必预测天道之吉凶，是即所谓“尽人事而听天命”之思想也。后世儒家思想往往近此，然亦有直言“无案：此重民轻神思想之始见，（西周时已有所谓“敬天保民”之思想，盖亦鉴于殷代统治者因残暴以致亡国而发生者。）与重人轻天思想相联系。所谓“民”者实指“国人”，非泛指一般人民。彼时之人盖以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然此类言论未必为春秋初年季梁之思想）。此即《论语》所谓“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思想之先河。春秋时所以发生此种思想之故，其基础在古代军事民主制残迹之遗留，及“国人”地位之日渐重要，且自西周末“国人”大起义后，春秋时屡有国人与执政贵族抗争之事，国人既为贵族统治者实力之支柱（以治“野人”，敌他国他族），贵族统治者不得不重视之，且不得不畏之。执政贵族中之较开明分子为缓和阶级矛盾及贵族阶级内部之矛盾，故高唱所谓“重民”。“民本”之论。以为迷信鬼神无用，唯有得国人之支持，依仗“国人”以生存，并发展自己之势力，是即春秋时代所谓“重民轻神”、“重民轻天”等思想之本质。昭三年，齐晏子曰：“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昭三十二年，晋史墨曰：“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此等语虽或出于战国初期人之手笔，然至少可反映春秋后期人思想之一部分。读此二节文，则“重民”思想之来历已明确可见。上层贵族之逐渐没落，下层贵族及一部分富裕“庶民”之逐渐抬头，即为此种思想发生及发展之主要原因。旧宗教思想之衰落，则其次要之因素也。左氏等书中反映此类思想之记载甚多，无用赘举。

（103）孔子之学

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昭七年）

案：春秋以来，随原始宗法制逐渐解体，贵族多不习礼文，“王官之学”之典章制度逐渐有失传之势，故大贵族如孟僖子竟至不能相礼。礼文等典章制度既逐渐失传，当时贵族阶级中自有人在宗法思想支配之下，思收拾遗散，发扬所谓“礼”学。孔子生当其时，出身下层之“士”，自幼好学，欲藉此进身当政，故博问广学，以“礼”为主，集合西周以来之文籍及典章制度与道德伦理等，遂成一家之学，以之传授，开私家讲学之风，儒家于是创立。于此可见“礼”学实为儒学之骨干。《墨子·公孟》篇载儒家公孟子曰：“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此可见当时士大夫所以贵重孔子之故，实在于诗、书、礼、乐等学也。

孔子重“礼”之思想，亦见于《论语》，如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则“礼”者，节文也。“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则“礼”在道德上又为“仁”之具体内容及标准，合乎“礼”亦即合乎所谓“中庸”。《论语》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雍也》）“中”即无过无不及，“庸”即是常，“中庸”亦即所谓“中行”（《子路》）。“中行”者，行“中庸”之道。“过犹不及”（《先进》），则“中庸”亦即“礼”之准则，故《礼记》有《中庸》篇。

孔子自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此即指学习诗、书、礼、乐之学也。所谓“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孔子自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子罕》）而以制礼作乐之象征人物周公为师法之主要对象，故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墨子反质儒家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其说在《论语》中亦有征：“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则孔子固为“从周”而述周之诗、书、礼、乐之人。

所谓诗、书、礼、乐，本皆“王官之学”，为“王官”所守者。至春秋时，“王官”之学逐渐失坠，孔子收拾残遗，加以一定改造，构成系统，遂为儒家之学之骨干。故早期儒家之学确为贵族改良派之学。必须确认“礼”学为早期儒学之骨干，始能确定早期儒学之阶级性。

然孔子确为改良派，除以“礼”“乐”等为其学之骨干外，彼又强调伦理，使伦理之学成为儒学之较新一面（其中亦有吸收西周以来之旧道德处）。孔子所言道德甚多，而以“仁”为伦理之中心。“仁”之基本义为“爱人”。行“仁”之方为“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雍也》），“忠”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恕”也。“忠”即积极之“仁”，而“恕”为消极之“仁”，乃一事之两面。“忠”者必“信”，故孔子屡言“忠信”，且曰“主忠信”（《学而》），“忠信”即诚实之意，为道德之本。故“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文”即诗、书、礼、乐，“行”者品行，“忠”者诚心，“信”者实言。此为孔子教人之基本科目，此类伦理为春秋时代新兴之伦理思想，实际反映原始宗法制之解体，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之日益密切也。

孔子为政之方，主要者为“德化”及“礼治”。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即所谓“德化”也。礼治则首在“正名”，即使君臣、父子各如其名以行事，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是也。其行政之具体措施，则为“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是则以“敬”“信”治事而着重在缓和阶级矛盾。又孔子在维持宗法等级制度及世官制度外，亦主张适当“举贤才”，此则为其较新之政治思想。

孔子以为“性相近，习相远”（《阳货》），故“有教无类”。（《卫灵公》）然才质有上下，故教育之方须因人施教，不能固定，主要是用“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之启发方法。而为学之方，则须“学”“思”并重，先“多学而识”，然后“一以贯之”（《卫灵公》），即所谓“下学而上达”（《宪问》）也。

至孔子之宗教思想，与春秋时一般贵族开明派相近，对于上帝、鬼神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然彼深信春秋时新兴之泛神论式之“命”，以为一切均由“命”定，是则显然为贵族统治者服务之新宗教理论，所以维持其阶级统治者也。

孔子之整个思想皆为春秋时代所谓士君子之思想，具有极大之保守性，亦有比较开明之改良思想，然其非“庶人”之思想则无疑，故为战国时新兴富裕“庶人”之代表墨家所攻击。

孔子在政治上企图实行改良性之“变法”，结果失败，而在教育方面则客观上打破“王官”之学，开启后世私家讲学之风，实已否定“礼不下庶人”之传统。“儒”本为掌教育之“王官”，孔子则以私人为“儒”，“儒”之意义始变。又古代之“士”本为武士，孔子虽未尽废射御等之武事教育，然主要以“文、行、忠、信”等为教，此则随社会制度之转化，武士亦逐渐转化为文士矣。

孔子其实亦只为春秋时所谓“贤士大夫”之一员，然以其知识之广泛，遂集“王官”之学之大成，而加以改造，又尽力教育，为贵族统治者培养治理人才。在新兴“士夫”阶层形成之后，官僚教师多由私人讲学培养而成。孔子为春秋末年新兴“士夫”阶层中一中心人物，亦为最大之教师，故后世封建社会遂奉之为“大成至圣先师”矣。

（以上西周春秋制度文化之部）

（104）春秋时人之“天下”观念

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僖四年）

案：齐在山东北部，楚在湖北省及河南南部，而有“北海”“南海”之别，“风马牛不相及”，足证其时“天 之观念甚小，与战国以后绝不相同。春秋时所谓“中国”，似较西周之势力范围稍狭，惟各地区较西周时益开发耳。根据考古资料及文献资料观察，西周时周人势力所及，北面似已越出今长城以北，或至今长城附近。南面则至今江陵附近及江南区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东至海隅，西至今甘肃境内，前人所谓西周“疆域”较春秋时“中国”为大，亦有一定之理由也。（山海经五藏山经所记之路线，以西方为最长，楚辞招魂亦云：西方“彷徉无所倚，广大无所极”，皆足证古人对于西方之想象最远，此殆由中西通商甚早之故。）

（105）“九州”

四嶽、三塗、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是不一姓。（昭四年）

杜注：“（三塗）在河南陆浑县南。”“（阳城）在河南阳城县东北。”“（大室）在河南阳城县西南。”“（荆山）在新城沶乡县南”（案此“荆山”当在今河南省境内，杜说非）。“（中南）在始平武功县南。”是三塗、阳城、大室、荆山、中南，皆在今河南、陕西、湖北三省错壤境内，则“四岳”决非指后世之东南西北四岳，而“九州”亦非《禹贡》之九州也。案《诗·崧高》：“崧高维嶽，骏极于天。维嶽降神，生甫及申。”是姜姓吕、申二国皆自认为岳神之后。《周语》谓“胙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申吕虽衰，齐许犹在。”是周代齐、许、申、吕四姜姓国皆所谓“四岳”之后。襄十四年传谓姜戎氏为“四嶽之裔胄”，则姜戎亦为四岳之后。四岳又称“大岳”，隐十一年：“夫许，大岳之胤也。”庄二十二年：“姜，大嶽之后也。”《山海经·海内经》：“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大荒西经》：“南岳娶州山女。”《北山经》：“又北二百里曰北岳之山。”此等四岳，吾人过去定为西方岐汧附近萃聚之四山，（《周礼·职方氏》：“正西曰雍州，其山镇曰岳山。”《尔雅·释山》：“河西岳。”似即此“四岳”之“岳”。）姜族居于四岳之地，即以四岳之神为其祖先。“九州”者，昭二十二年、哀四年并有“九州之戎”之名，过去学者以为此“九州”（“瓜州”为其中之一）在陕西、河南二省境内，为一连绵之戎区，“九州之戎”盖即此戎族之一部而东迁者也。古代可能无后世具体之九州说。至《禹贡》之“九州”，盖出于古代“九有”（《诗·玄鸟》《长发》）、“九围”（《长发》）、“九隅”（《逸周书·尝麦》）等泛指方位之称，其后逐渐具体化。《叔夷钟铭》：“崇崇成唐（汤），······咸有九州，处禹之堵。”此“九州”指汤之“天下”，但是否即为后世具体之“九州”，则尚待证明。至战国时，《禹贡》等书出，乃见具体之“九州”疆域。然观《吕氏春秋·有始览》，知“九州”之区划实来自春秋时周、晋、卫、齐、鲁、越、楚、秦、燕等国。越为扬州，燕为幽州，乃字之声转。楚为荆州，乃沿用旧名。秦为雍州，因雍为秦都。齐为青州，因齐在东方，东方色青。《禹贡》之梁州，指秦、楚等新启之陕南及川蜀地。《职方》之并州，盖来自北方戎狄之一地名。（《史记·匈奴传》：“赵襄子逾句注（在雁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并州或指中山国等地。《尔雅》有营州，其名盖来自齐都营丘，则营州即青州也。

（106）“成周”与“王城”

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昭三十二年）

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周都”条注引吕氏云：“孔子序《洛诰》曰：周公往营成周。则成周乃东都总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阳，成周之下都也。王城非天子时会诸侯则虚之，下都则保厘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周人朝夕受事，习见既久，遂独指以为成周矣。洛阳虽有二城，而成周则其总名。杜预、孔颖达皆以下都为成周，谓“敬王避子朝之乱，自王城徙都之＇，其说不然。大可以包小，小不可以包大，苟成周信为下都之名，则凡书之言洛皆谓之成周，是以下都之名而包王城，其不可信一也。左氏未尝有敬王自王城迁成周之明文，第言子朝既逐，王入于成周而已。敬王请城成周之辞，亦谓“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则成周者洛邑之总名明矣，其不可信二也。”案吕氏之说大致近是。然战国以前之书，未有单称雒邑之一部（雒阳）为成周者，以雒阳为成周，与王城分而为二，乃秦、汉之际人习见战国时事而发之误说耳。程廷祚《春秋地名辨异》卷上：“案班孟坚、郑康成皆以汉之河南为王城，雒阳为成周，盖本公羊氏王城为西周，成周为东周之误，······”案程说本吕说，甚是。周敬王迁都之事不见于《春秋经》、《左氏传》、《国语》，且不见于《史记·周本纪》等，实为一种流传之讹说。后人以战国初周都已不在王城，又知东周君之治所在雒阳，遂以为王都亦在于此。更见春秋“敬王入成周”及“城成周”之文，遂以为敬王始迁都城，于是成周与雒阳合并为一，成周与王城分析为二。考昭二十六年，“召伯逆王于尸，及刘子、单子盟，······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宫······十二月癸未，王入于庄宫。”观左氏上文，庄宫在王城（昭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则敬王已入于王城也。综观此次周室内乱，双方所争之焦点皆在王城，王子朝既奔楚，敬王自当复归王城，而经传皆云“王入于成周”，自举东都大名而言，其实已入于王城矣。昭三十二年，敬王请晋城周，其辞曰：“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灵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云云，既曰“欲徼福假灵于成王”，则成周即成王合诸侯所筑之东都，此不过增修耳。最明确之证据为定七年之记载，是时敬王出居姑蕕避乱，而“单子、刘子逆王于庆氏，晋籍秦逆王。丁巳，王入于王城，馆于公族党氏，而后朝于庄宫。”可见庄宫确在王城之内，而是时敬王仍都于王城也。再考之最古文献，《尚书·康诰》、《召诰》、《雒诰》、《多士》、《多方》等篇，但言“新大邑”，“新雒邑”，“雒邑”等，商民所迁，四方所宾，均在一雒邑，初无二地。书序言成王“欲宅雒邑”，“周公往营成周”，“成周既成”等等，亦与尚书相合。金文中常见“成周”之名（令彝铭、黜卣铭、厚趠查铭、臣辰盉铭、盂爵铭、条卣铭、史颂殷铭、颂鼎铭、格伯殷铭、舀壶铭、敔段铭、黻段铭、虢仲盨铭、小克鼎铭、兮甲盘铭等），观诸铭所载成周，乃发号施令之所，又为王宫太庙所在，驻有“八师”，周王及大臣屡次前往，又有“冢司徒”之官，其即东都毫无可疑。且所谓“成周”者，乃表周业之成，自当为大都之名而不得为下都之称，故僖二十四年传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此亦可见成周即东都。《郑语》：“当成周者，南有荆蛮······北有卫、燕······西有虞、虢······东有齐、鲁·············君若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此“成周”明亦指东都也。（参看汉人记载《尚书大传》、《史记·刘敬传》、《汉书娄敬传》、《法言·渊骞》篇等，亦可证成周即东都。）如以《左氏》与《国语》对校，僖二十五年“（襄）王入于王城”，《晋语》作“（襄）王入于成周”，下文云，“遂定之于郏”，“郏”即王城，在成周之中，是王城即在成周中之确证。《逸周书·作雒》篇：“周公······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百（十）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此“城”即王城也，故孔晁注“大邑成周”云：“王城也。”又《王会》篇“成周之会”，孔注亦云：“王城既成，大会诸侯及四夷也。”总之，分王城与成周为二地，乃战国时周分东西后所逐渐形成之讹说，以前原无此分别观念也。

（107）春秋晋“绛都”

分唐叔以大路······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定四年）

案：昭元年：“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与上文参证，则唐叔所封者为“夏虚”，亦称“大夏”，即唐故国所在。其地果在今何处乎？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主要据《史记·晋世家》“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之文，以为“翼城正在二水之东······唐叔之封以至侯缗之灭并在于翼”。顾氏辨晋始封不在晋阳，其说甚是，

惟谓晋之始封在翼城则非。《秦策四》：“魏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乘夏车，称夏王”者，盖以其国都安邑在故夏虚也。魏故都古安邑，在今夏县附近，盖即唐叔所封之夏虚（大夏）矣。

《史记·晋世家》：“唐叔子燮是为晋侯。”正义：“宗国都城记，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晋水旁”，是为一迁。《毛诗谱》：“成侯南徙居曲沃。”是为二迁。又云：“穆侯又徙于绛”，是为三迁。《晋世家》又云：“翼晋君都邑也。”索隐：“翼本晋都，自孝侯已下一号翼侯。”考桓二年传：“惠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伐翼，弑孝侯。”此为“翼”之始见（以其文为追叙春秋前事），同年传：“惠之三十年，晋潘父弑昭侯而立桓叔，不克，晋人立孝侯。”似迁翼确在孝侯时，或避曲沃之逼乎？“翼”之地旧谓在今翼城，有可疑处。桓二年：“哀侯侵陉庭之田，陉庭南鄙启曲沃伐翼”，是翼当在曲沃之北。春秋曲沃在今闻喜县，则翼疑在新绛、汾城一带。三年传：“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陉庭，······逐翼侯于汾隰。”是翼应在汾水边，若在翼城，则曲沃之兵自西来，已至翼之南鄙，何以翼侯不东奔，反西走汾隰乎？若翼在新绛附近，则曲沃之兵自南来，翼侯御战，败走汾隰，正合情理。《晋语》载晋文公返国，“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绛。”此绛至少与翼相近，自闻喜至翼城达今一百数十里以上，似难一日而至。定十三年传：“锐师伐河内，传必数日而后及绛。”“河内”为今河南省北部汲县一带地，时晋已迁新田，在今曲沃县，自河内至新田不过今五百里左右，驿传当需数日，则计当时每日行程大致不过今百里，自闻喜至新绛，正合一日行程也。成六年传载“晋人谋去故绛······韩献子曰：“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觏······于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公说，从之。”新田在今曲沃县，居汾浍二水间，地处翼城下流，翼城较新田似更“土厚水深”，何必迁都？新绛在汾水平原旁，又处于曲沃下流，自新绛迁曲沃，正就“土厚水深”之所也。《檀弓》：“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九原”盖晋贵族旧公共墓地（来自氏族合葬之制），其地或离今新绛县不远。庄二十六年传：“士芳城绛以深其宫”，是盖增修旧都，此绛即旧都翼（穆侯所徙是否另一绛都，待考，因古代都城常袭旧名也），或少有移动耳。《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晋献公九年：“始城绛，都之。”《晋世家》：“（献公）八年······城聚都之。命曰绛，始都绛。”考之左氏庄二十五年、二十六年未可信也。

又隐六年：“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史记集解》引《世本》宋忠注：“鄂地今在大夏。”正义：“括地志云：＇故鄂城在慈州昌甯县东二里。＇按与绛州夏县相近，禹都安邑，故城在县东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也。”盖唐叔受封时所随之大族怀姓九宗职官五正之后，纳晋君于唐叔旧都也。

（108）春秋秦“雍都”

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僖十三年）

杜注：“从渭水运入河汾。”案昭元年：“后子享晋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归取酬币，终事八反。”杜注：“每十里以八乘车，各以次载币相受而还，不径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车八百乘。”春秋初年晋之绛都在今山西新绛县或翼城县附近，春秋后期，晋之新绛在今山西曲沃县附近，如彼时秦之雍都仍在今凤翔县，则自凤翔至新绛翼城及曲沃，约达今千里左右，以彼时之交通及戎狄杂居情形推测，“自雍及绛相继”，“十里舍车，终事八反”等等，明是可疑。僖二十四年：“吕郤畏偪，将焚公宫而弑晋侯，寺人披······以难告，三月，晋侯潜会秦伯于王城。”《晋语》则作“乘驲自下，脱会秦伯于王城。”晋侯在新绛或翼城，知有急难，而使人告秦伯于凤翔，然后潜出相会于河上之秦境，此亦甚可疑之事。彼时每日行程即用驲传，亦至多不过今一百数十里，计晋侯知难至与秦伯相会，至少亦须十日左右，消息似无不泄漏之理。根据此等文字推测，彼时秦都恐不能远在今凤翔，秦穆公时雍都所在，疑离所谓“王城”（在今陕西朝邑县境）不甚远。《晋语》：“穆公归，至于王城，合大夫而谋······”足见王城乃秦经营东方之重地，君及大夫时至于此，必离国都不甚悬远。《史记·秦本记》，“德公······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穆公之时盖已“饮马于河”矣。文十三年“（魏寿余）履士会之足于朝，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察其文意，似秦都离河不甚远，此亦一旁证也。

如春秋时穆公以后之雍都不在今凤翔，则其地果在何处？是颇难详。据《左传》及《诗经》测之，当在渭水之南、今西安附近一带。成十三年：“晋师以诸侯之师及秦师战于麻隧，秦师败绩，······师遂济泾，及侯丽而还。”侯丽在今泾阳县境，其地或已邻近秦都。又襄十四年：“诸侯之大夫从晋侯伐秦，······晋侯待于竟，使六卿帅诸侯之师以进，······济泾而次，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郑司马子娇帅郑师以进，师皆从之，至于棫林，不获成焉，······乃命大还，晋人谓之迁延之役。”棫林不知在何处，当为泾水西岸附近之地，秦人下毒于泾水上流，盖以诸侯之师已迫近其国都，故为此绝计也。《诗·秦风·终南》：“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君子至止，锦衣狐裘。颜如渥丹，其君也哉！”毛传：“终南，周之名山中南也。”陈奂《诗毛氏传疏》：“襄公赐封仅有岐西，尚无岐东，至丰镐之南山，必非秦履······然则诗何以咏终南也？终南为周西都地，其时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而襄公来朝，受命东都，终南道所由经，故秦大夫偶以终南起兴。秦无终南而终南名篇，魏无汾而汾沮洳名篇，正是一例。”案《魏风》实为晋风之一，《汾沮洳》篇“公行”等称可证，不得谓“无汾”。此终南亦在秦境，其诗未必为襄公时作，作诗时之秦都殆离终南不远，（其诗列于《黄鸟》篇前，亦可证其时代。）又《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郑笺：“秦是时都雍，至渭阳者，盖东行送舅氏于咸阳之地。”案晋在秦东北，如由凤翔往，似无缘至“渭阳”，（若云取水路，则何以言“路车乘黄”。）此亦彼时秦都在渭南之证，由渭南西安附近向晋境则必至“渭阳”也。《渭阳》之诗，旧说为穆公时作，殆近之。秦之雍都盖随地迁名，犹晋之“绛”，楚之“郢”，不指一地。如穆公以后之“雍”仍在凤翔，则其后迁泾阳，复返雍，再由雍迁临潼，更迁咸阳，奔走往复于数百里之间，果何故耶？

（109）春秋初楚都

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昭十二年）

案：是指楚国之最早根据地，或亦其最早封国所在。荆山在今湖北南漳县西，此所谓“荆山”盖指荆山附近一带荒僻之地。《史记》谓熊绎居丹阳，据宋翔凤考证，在今河南西南部丹、淅二水间。古文献所谓“荆蛮”，所指区域似较广，丹阳之地亦离荆山不甚远。《史记·楚世家》言文王“始都郢”，然左氏桓二年《正义》引《世本》，“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桓九年传，“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武王）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让于邓，邓人弗受。夏，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鄾，·······邓师大败，鄾人宵溃。”巴欲与邓为好而求介于楚，则是时之楚当在巴、邓二国之间。邓在今河南邓县，春秋时巴国据吾人考证，当在汉水上游，此时楚国尚小，则楚都似尚未离丹阳，或离丹阳不远，故能为邓、巴二国之介绍。桓十一年：“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莫敖患之。斗廉曰：······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我以锐师宵加于郧，······若败郧师，四邑必离。”郧在今湖北安陆县附近，蒲骚在郧郊，随、绞、州、蓼亦皆偏北之国，（随在今湖北随县，绞旧说在今湖北郧县，蓼旧说在今河南沘源县，州旧说在今湖北监利县，州之地望疑误，亦当偏北。）贰在今应山县境，轸在今应城县境，贰、轸二国皆与郧不远，故郧人欲伐楚师以解其盟。四邑在北，郧在南，则郊郢亦当在郧北。郊郢或指郢都郊外之地，则似武王时楚都已在汉水中游一带。桓十二年及十三年“伐绞之役，楚师分涉于彭，罗人欲伐之”，“楚屈瑕伐罗，······及鄢，乱次以济，······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彭水旧说即今湖北南河，在房县附近。（哀十七年，“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彭之所在，当离申不远，申在今南阳，彭地当亦较靠北，与绞相近。）此时楚都可能已稍南移，伐绞涉彭，或已为由南而北，罗旧说在宜城西山中，卢戎旧说在南漳县，（“罗”“卢”音近，或为一族。）卢当在罗北，鄢水旧说在南漳、宜城二县间。综观形势，楚伐罗之役，似为自北而南，则此时楚都应在宜城之北，或武王时确已迁郢乎。庄四年载楚武王伐随而卒，“莫敖以王命入盟随侯，且请为会于汉汭而还，济汉而后发丧。”“汉汭”为汉水之曲，当在汉水由东西改向南北处，地在随国之北，观“济汉而后发丧”语，楚都自在汉之西，此亦武王时可能已迁郢之证。

（110）春秋楚“郢都”附论“郢都”筑城问题及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庄十八年）

案：那处所在虽不能确知，但看楚“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语，其地必离申巴不甚远。再看巴人取那处“遂门于楚”事，楚都离那处亦当不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楚文王貲元年，始都郢”，则是时楚迁郢已久，足见春秋时楚之郢都应在汉水中游一带，郢与丹阳亦尚相近。庄十九年，楚子御巴师，“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遂伐黄，败黄师于踖陵。”楚文王与巴战而大败，还不得入，即以败军伐黄而胜。若其时楚都果在江陵，则以战败之师往复转折，远离根据地而伐人，且能致胜，殊不近情。若其时楚都偏北，奔走尚少，则较近情理。僖四年：“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亦是时楚都偏北之证。（《礼记·祭统》篇引卫孔悝鼎铭：“成公乃命庄叔随难于汉阳”，指成公奔楚事，“汉阳”一词亦甚可注意。）僖十二年载黄人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黄在今河南潢川县，若郢都在江陵，以古人计里之法计之，当在千里以外，不止九百里矣。文十六年：“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庸人帅羣蛮以叛楚······楚子······遂灭庸。”阜山在今湖北房县南，大林在湖北当阳县，其地已为楚之西南界，则是时楚都不在江陵又可见也。再，是时戎伐楚之西南、东南，楚之后方甚紧，庸国在北方（今竹山县东南），离江陵甚远，若郢在江陵，楚国此时岂能劳师远伐庸国，似郢都离庸不远。宣三年“（郑）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叶而死。”叶在今河南叶县，若楚都果在江陵，自江陵至叶县千里之遥，服毒于江陵而死于叶县，亦殊可疑。再，吴、楚之争，常在淮水流域（似长江路线为云梦泽所阻，而楚都又偏北之故）。柏举之战，吴师亦来自“淮汭”，进至淮南江北之“豫章”，与楚师夹汉相持，楚沿汉西为陈以阻吴师前进，分兵以袭吴后，子常济汉而为吴人所乘，交战之地“小别”“大别”，盖皆沿汉水之山脉，柏举当亦近汉水之地。楚师既败绩，“吴从楚师，及清发”，“清发”似为济汉之津。自柏举至郢，凡五战，郢都自在汉西。楚昭王出郢，先涉睢水，然后涉江，盖向西南奔走。自郢向西至江，中尚隔一大川，则郢似不在江陵。如在江陵，则向南即可济江，以缓吴师之追击，何必西涉沮水，反易遭险？吴之入郢，其先一战在雍澨，则雍澨似近郢都。“左司马戍及息而还，败吴师于雍澨。”其后吴师又败楚师于雍澨，接言秦师又败吴师，秦师自西北来，则雍澨之地偏北可知，此亦郢都不在南之证。

又案：旧说楚郢都在平王前未筑城（见《汉书·地理志》、左氏襄十四年、昭二十三年杜注），其说实由误读左氏之文而来。文十四年：“二子作乱，城郢。”襄十四年：“楚子囊······遗言谓子庚必城郢。”昭二十三年：“楚囊瓦为令尹，城郢”等等，皆谓修缮郢城，非始筑也。沈尹戍谓“若敖蚡冒至于武、文，犹不城郢”，亦言不增修之意。楚在武、文、成三王时已渐强盛，且有相当文化，安有国都尚无城郭之理。其时诸小国若大夫封邑皆有城，而谓称霸一时之大国楚反不在国都筑城乎？古文献所谓“城”，多指增修城郭，如隐元年传，鲁人“城郎”，九年，又书“城郎”。庄二十九年，鲁人“城诸及防”，文十二年又书“城诸及郓”，襄十三年又书“城防”，皆可证。春秋末年，晋合诸侯城成周，岂周亦本无城乎？昭二十三年孔疏：“国而无城，不可以治，楚自文王都郢，城郭未固”，其说近是。庄十八年，巴人“遂门于楚”，杜注：“攻楚城门。”十九年，楚文王御巴，“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亦谓不得入城。鬻拳自刖，“楚人以为大阍”。杜注：“若今城门校尉官”，是楚之有城，杜氏已自破其说矣。春秋时郢都本有城，其后曾屡次增修之，非本无城而至春秋后期始筑城也。

（111）春秋楚“都都”

于是乎迁郢于都，而改纪其政，以定楚国。（定六年）

案：“鄀”地旧说在今湖北宜城县境，说尚近理，惟亦有可能在汉水上游近秦国处。僖二十五年：“秦、晋伐都，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戍商密。”文五年“鄀叛楚即秦，又贰于楚。夏，秦人入鄀。”杜预谓“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国，其后迁于南郡都县。”杜说确否尚未可定。楚昭王所迁之“鄀”可能仍在商密一带，盖楚故都本在丹阳，旧都国与之相近，是时为吴所败，自新都复还故地，亦远吴而就秦耳。若南郡之鄀正当入郢之役吴师来路，迁都于此尚有可疑处。此或因郢都被说在江陵，故都都亦因之而南移，是说虽尚乏确证，尚可供讨论。或谓旧郢残破，故迁新都，并非避寇，说亦可通。若然，则楚昭王所迁之“鄀”或确在宜城，与旧郢当不远，自郢迁都所以就近，如昭王初迁之都在商密附近，则亦可能不久即迁宜城，移“鄀”名于此，亦称“鄢郢”，以与旧郢相别。哀四年“吴将泝江入郢”，此“郢”以说在宜城为宜。今湖北省地，古时多水，云梦泽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其时“江”之路线及支脉或与今有不同。文十年，“使（子西）为商公，沿汉泝江，将入郢。”商在今陕西商县附近，自商县至江陵，或襄阳、宜城间之“郢”，皆无泝长江之必要，此“江”或非今之江路乎？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间而还。”今长江与汝水相去甚远，“疆于江汝之间”语甚可疑，此“江”似亦非今之长江，（服虔知说为长江有困难，因说为江国，说更难通。）又《诗·江汉》上言“江汉浮浮”，下言“淮夷来求”，又云：“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南海”疑指云梦泽，若此“江汉”之“江”非今长江，则二南等诗中所谓“江”似皆与今之长江异道矣。

又案：《楚王舍章钟铭》：“佳王五十又六祀，这自西族，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窦之于西。”薛尚功钟鼎款识云：“右二钟皆得之安陆。”楚惟惠王在位五十七年，又其名为章，此钟为惠王时作无疑。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云：“徙自西阳者，当即自都还郢之时”，其说近是，惟“还”字应改作“迁”字耳。至阮氏谓西阳即汉志江夏郡之西阳，则有问题。江夏郡之西阳离都极远，铭文“西族”似非此西阳，窃谓“西族”即鄢郢也。《史记·秦本纪》载白起攻楚，“取鄢邓”。《楚世家》：“秦将白起拔我西陵。”《六国表》：“秦拔鄢西陵。”《白起传》：“攻楚拔鄢邓五城。”《战国策·秦策四》：“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综观各文，“西陵”似即“邓”，“邓”者，史记正义“鄢、邓二城并在襄州”，今襄阳东北二十里有邓城，即其地（非古邓国）。“西陵”盖以山名，其所包范围或甚广，今襄阳、宜城间一带山地皆谓之“西陵”。鄢在“西陵”之南，故曰“西阳”。西陵近鄢，观史书以“鄢西陵”与“郢夷陵”并举，似无问题。而西阳与西陵，《汉书·地理志》江夏郡又并有之。江夏之西阳、西陵地极邻近，此必地名之同迁者。观江夏之西阳与西陵地望甚近，则襄阳、宜城间之西陵亦必与西阳相近也。鄢者，与宜城之都相近之邑。桓十三年传：“及鄢，乱次以济。”杜注：“鄢水在襄阳、宜城县入汉。”昭十三年“（灵）王沿夏将欲入鄢。”《汉书·地理志》“宜城，故鄢。”可见鄢与都俱在宜城县，或昭王迁鄀，惠王又迁鄢（渚宫旧事说）。“鄢郢”盖包鄢、都二邑而言，钟铭所谓“西族”，指鄢都也。至惠王自“西”所迁之都是否江陵，尚待考索。

（112）吴越最初所在及其迁都附论春申君江东都邑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宣八年）

案：舒、蓼当在今安徽中部庐江舒城一带地，此时吴、越或尚均在淮南江北安徽江苏两省间。余初曾假定吴之王族或为楚王室之支裔，后又觉吴或本为“汉阳诸姬”之一，受楚之压力而东南迁者，其故以一、吴人自称为周后，而春秋时人一无反对者。二、吴子寿梦卒，鲁国为“临于周庙”。三、鲁昭公娶于吴，谓之“吴孟子”，陈司败讥为不知礼。四、春秋时晋、吴颇相亲善，与楚、越相结类似，似皆有同姓之关系。五、《史记·吴世家》谓太伯仲雍“奔荆蛮”。此说虽不可信，然或有史影存乎其间，盖太伯虞仲所建之虞国支族之吴国，本与楚相邻近，建于所谓“荆蛮”之地，乃虞裔封吴，非吴裔封虞。汾水流域附近之国名地名常出现于江淮汉水之间，如江淮汉水间有随、鄂、沈、黄、唐等国，汾水流域附近亦有之。（“随”见隐五年传，“鄂”见隐六年传，“沈”“黄”见昭元年传，而晋本名“唐”。）唐、虞两国有密切关系。汉水附近既有唐国，亦应有虞国。此“虞国”当即吴之初封乎？考《西清续鉴》甲编十六载：

“乾隆二十有六年，临江民耕地得古钟十一，大吏具奏以进。”此“古钟”即者减钟，为春秋初年吴器。临江盖指今安徽和县地，亦属广义之“豫章”，则春秋初年吴人或尝居“豫章”，此与宣八年传略合，（“临江”如为江西之临江，古亦为越族居地）益可证吴自“汉阳”或“荆蛮”东迁。春秋吴国铜器铭文中吴人自称其国或为“攻吴”，或为“攻敔”，或为“工”，当为一名之变，即古文献中所谓“句吴”。近年出土之“邗王壶”，又称“邗”（另有“邗王”一器，时代未能定），或者“攻”“工”“句”“邗”本为一名，即古干国之称，“干吴”犹言“干”地之“吴”。吴在古文献中或称“干”（见《庄子·刻意》篇、《荀子·劝学》篇、《淮南子·原道》篇、《尸子·劝学》篇等），或称“吴干”（见《战国策·赵策》三、《吕氏春秋·疑似》篇等），窃谓“吴干”者，犹言吴人之干。“干”本古国名，一作“邗”，《说文》邑部：“邗，国也，今属临淮。”《管子·小问》篇：“昔者吴干战，未龀不得入军门，国子擿其齿，遂入，为干国多。”盖干为吴所灭，吴迁于此，故称“干吴”或“吴干”。“干”当本为一大族之名，似与“百越”有关，其支族盖分布于大江南北。《汉书·货殖传》注：“孟康曰：干越，南方越名也。”（参《太平御览》州郡部引韦昭说，《越绝书》卷二，江西之“赣”名或亦由此来。）

《史记正义》：“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句吴。寿梦卒，诸樊南徙吴，至二十一代孙光，使子胥筑阖庐城，都之。今苏州也。”索隐：“系本曰，吴孰哉居藩篱。宋忠曰：孰哉，仲雍字。藩篱，今吴之余暨也。”“系本曰：吴孰姑徙句吴。宋忠曰：孰姑，寿梦也。”集解，“系本曰：诸樊徙吴也”。案居梅里者当是寿梦，藩篱、余暨（似非今浙江萧山县西之余暨）等地虽难考，要之吴人曾屡次迁徙，似为事实。越国可能为熊渠少子越章王执疵之后。“越章”即“豫章”，在淮南江北。其后盖与吴国共向东方迁徙。至春秋后期吴越相争时越国所在，观哀元年传，吴败越于太湖中椒山之“夫椒”，（《越语》战于五湖。五湖即太湖。）“遂入越”。可能太湖一带即吴、越之交界。越败于夫椒而吴遂得攻入越都，则越都似离太湖不远。考秦会稽郡治吴，则所谓“会稽”当本近苏州。《越语》：“夫吴之与越也，仇讎敌战之国也，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吴邪？”《越绝书》卷七：“吴越为邻，同俗并土，西州大江，东绝大海，两邦同城，相亚门户。”然则春秋后期越之故都与江南之吴为邻，越器出今浙江省之武康，武康或为古越都所在乎？（楚灭越后，越裔东南迁，故有越都今浙江绍兴之说。）

又案：至少吴阖庐时，都城在今苏州，其后越自琅琊南还，亦都于此，故苏州成为大名邑。战国后期，春申君封地“江东”之首府，当亦在此。古文献中记春申君封邑，多谓在无锡（《汉书·地理志》：“会稽郡”，《续汉书·郡国志》“吴郡无锡，侯国”注等），然考较早文献，《史记》则云“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楚世家》）。“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春申君传》）。正义曰：“墟音虚，阖闾，今苏州也，于城内小城西北别筑城居之，今圮毁也。”《史记会注考证》本正义文作：“墟音虚，今

苏州也。阖闾于城内小城西北筑别城居之，今圮毁也”。考证云：“馆本考证云：正义句有误，当作阖闾所都。”《史记·春申君传》赞：“太史公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则司马迁时春申君之故城尚完整存在，其记载似不至大误，是春申君之封邑（首府）在今苏州，不在无锡也。然无锡可能有春申君别邑（春申君本封淮北地十二县，徙封江东后，不应只有一城）。盖无锡本吴国较早之旧都，其遗迹当有存者。《越绝书》载春申君祠无锡历山，立无锡塘，治无锡湖为陂，造无锡西龙尾陵道（卷二）。然《越绝书》亦言春申君封于吴，又言“南越宫在长乐里，东到春申君府。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姑胥（姑苏）之台”。（同上）春申君府既在苏州，则苏州吴虚自为其首府矣。至于上海所以被认为春申君封邑，则以其地或本在春申君封土之内，且黄浦江被认为春申君所浚之故。考上海在南宋时始设镇，元时始设县，若战国时春申君封邑已在此，则其地早已繁盛，何秦汉以来渺无所闻，直至宋元时始设镇县耶？至“春申”之地名，或本指黄歇始封淮北之地，其后随黄歇封土之南移而南移，《三国志·吴志·孙亮传》：“有大鸟五见于春申。”此春申固为地名，但地在何处，是否在江东，则待考。

（113）春秋末吴都

吴城邗，沟通江淮。（哀九年）

案：余读《春秋左传》，常疑吴、楚交兵多在淮域而不在江域，（说为江域之地多有疑问。）盖如旧说，楚都在今江陵，吴都在今苏州附近，则两国当沿长江而战，不当循淮水而争。及详考当时之交通情况，始知长江在春秋时尚未开发，又西阻于云梦泽，楚都亦或不在江陵，故吴、楚交通不得不赖淮水。吴人势力之西北上，淮南实为惟一力争之地，此吴王夫差所以有“城邗，沟通江淮”之举也。然左氏未言吴王夫差迁都江北邗城，吾人设想当夫差北上争霸时，旧都苏州之地形颇感不便，似可以有如越王勾践北上经营时迁都琅琊一类举动。余读《吴语》，对于春秋末夫差之国都地点颇有怀疑。《吴语》载越王勾践袭吴之役云：“吴王夫差······会晋公午于黄池，于是越王勾践乃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泝淮以绝吴路，败王子友于姑熊夷。越王勾践乃率中军泝江以袭吴，入其郛，焚其姑苏，徙其大舟。”谓“泝淮以绝吴路”，“泝江以袭吴”，察其辞意，似吴都在淮南长江之附近，不然，何以用师辽远如此？《吴语》又载吴越之战云：“吴王起师，军于江北，越王军于江南······明日，将舟战于江。及昏，乃令左军衔枚泝江五里以须，亦令右军衔枚逾江五里以须，夜中乃令左军右军涉江鸣鼓中水以须······越王乃令其中军衔枚潜涉，不鼓不噪，以袭攻之，吴师大北。越之左军右军乃遂涉而从之，又大败之于没，又郊败之。三战三北，乃至于吴。越师遂至吴国，围王宫。”《吴语》所谓“江”，韦注以为“吴江”，“松江”，然读上引文先“泝淮”而后“泝江”，则此“江”当指长江无疑。《史记·越世家》：“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平吴后即以兵渡淮，未言渡江，亦可证此时吴都在江北，东汉时书《吴越春秋》即改“北渡淮”为“北渡江淮”（卷十）矣。《吴语》称越王“泝江以袭吴”，水行自下逆上谓之“泝”，是越在此时之吴之东，故《史记·仲尼弟子传》载子贡为鲁说吴王云：“臣请东见越王。”《吴语》又载子胥自杀时云：“以悬吾目于东门，以见越之入，吴国之亡也。”（《史记·伍子胥传》略同）若其时吴都苏州，越都绍兴，则吴越为南北之国，自吴至越安得云“东”？越师伐吴，越钱塘江而来，或如夫椒之战，由太湖来，当自吴之西南侵入，安得悬目东门以见越师之入吴？《吴越春秋》正改“东门”为“南门”矣。（卷十，但下又言“越如欲入，更从东门。”则仍依旧说。）若以越是时都武康附近，则更在苏州之西南，如假定春秋末吴都江北扬州附近，越尚在太湖流域，则吴越始得为东西之国，与《吴语》《史记》等书合。近年河南辉县附近有古器二壶出土，其铭云：“禺（遇）邗王于黄沱（池）、为赵孟所、邗王之忍金，台为祠器。”所载为吴晋黄池之会故事，而吴王夫差称“邗王”，盖夫差城邗后徙都之，以事北略也。《淮南子·道应》篇：“此夫差之所以自刭于干遂也。”《史记·苏秦传》亦言越王勾践“禽夫差于干遂。”《春申君传》：“吴见伐齐之便而不知干隧之败。”“隧”犹“沟”也，此“干隧”当即“邗沟”耳。吴王徙邗后称“邗王”，犹韩哀侯灭郑徙都之称“郑哀侯”，魏惠王徙都大梁后遂称“梁惠王”也。（汉吴国都广陵，或即因邗为吴王夫差故都，有城邑基础之故。）

（114）春秋时巴国所在

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郵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楚使鬥廉帅师及巴师围鄾······（桓九年）

案：古巴国旧说在今巴县，其说甚可疑。《书·牧誓》“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为从武王伐纣之“八国”，皆所谓“西土之人”。庸在今湖北竹山县附近，彭在今湖北房县附近，卢在今湖北南漳县附近，濮据近人顾颉刚《史林杂识》考证约在今湖北西部。羌为姜族，约在今甘、陕错壤处，蜀之北境本达汉中，髳当即“苗”，近人解在南阳一带，微近人释为陕西郿县，（晋代在今竹山县西置微阳县，微或在此。）是周初在西土之势力已达今陕西南部、湖北西部、河南西部及陕甘边境。昭九年周人曰：“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西周春秋时之楚盖在丹阳荆山附近之地，邓在今河南邓县，濮亦在今湖北西部，巴地亦当与之邻近。巴者姬姓之国，昭十三年传：“共王无冢适······既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可证。是巴可能为“汉阳诸姬”之一，而邻近羌戎者。其所统治之人民或为氐族，故中原人亦“夷狄”视之，不与中原之会盟，终春秋之世仅与楚、邓、申等国有交涉。上左氏文，巴欲与邓为好而以楚为介，则似巴在楚西，邓在楚东，巴国当近汉水上游。庄十八年，“及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申在今南阳，楚与巴人伐申，可见巴离南阳不甚远。那处或云在今南漳县附近，春秋初楚都亦可能在汉水中游，是巴国当在楚之西北。文十六年：“秦人、巴人从楚师······遂灭庸。”盖巴与秦相近，与庸亦不相远。哀十八年：“巴人伐楚围鄾。”可见直至春秋末年，巴国仍在楚之西北一带。是年。楚“败巴师于鄾”，“封子国

于析”。封子国于析者，盖使据楚之故封以西拒巴人也。《战国策·燕策》二：“（秦）正告楚曰······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史记·苏秦传》文略同），《史记》索隐：“巴，水名，与汉水相近。”此“巴”自甚可能为古巴国所在，是古巴国在汉水流域之明证也。今陕南川、陕间有大巴山脉，并有巴水，当为古巴族活动之地。或巴、蜀等国族本均在汉水上游，其后为秦、楚所迫而南迁者乎。

（115）春秋时北燕国所在

齐侯次于虢，燕人行成，······盟于濡上。（昭七年）

案：春秋前期所谓“燕”，见于春秋左传者皆为姞姓之燕国，旧称“南燕”（隐五年传、桓十二年、十三年经、十八年传、庄十九年、二十年传、三十年经传、宣三年传等）。初附于宋、卫，及齐强，又附于齐。所谓齐桓伐山戎以救燕之“燕”，亦即南燕。晚出之《齐语》似以为北燕，非是。旧说以为山戎在东北，故以山戎所病之“燕”为北燕，其实山戎或在太行山脉中，或在今山东境内。春秋经传称北燕，皆明指为“北燕”，单称燕者多为南燕，南燕在今河南汲县附近。春秋中叶以后，南燕不见而出现北燕，此南北燕是否一国之分支，尚待考索。《史记·燕世家》：“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当周厉王奔彘共和之时。”史籍所记燕世系及事多缺误，未可尽信。北燕来历迄今难考。《诗·韩奕》：“溥彼韩城，燕师所完。”此“燕”旧亦谓北燕，在今河北北部。然考韩旧说在今陕西韩城县，新说以为即春秋时秦晋交兵之韩原（据清人考证，实在河东，盖汾水下游之国）。韩侯所取之妻曰“韩姞”，则此“燕师”之燕似为南燕。或谓《竹书纪年》有“燕京之戎”，今山西管涔山旧名燕京山，汾水所出，“燕京之戎”当为燕京山地之部族，此“燕京之戎”或与南北二燕有关，其说亦待详考。或又据召陵即郾城，金文燕作“匽”，旧说燕为召公之后，以为召公所封之燕国本在召陵之郾城，其说亦乏确证。（昭九年，周人曰：“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此燕或为南燕，肃慎亦不在今东北，亳地未详，盖与燕相近，然此“燕”亦或指“燕京之戎”，或为左氏所载战国人语，“燕”指北燕。）

北燕始见于襄二十八年传，与齐、杞、白狄等国朝于晋，谓“宋之盟故也”，或北燕本为齐属，随齐朝于晋乎？襄二十九年经：“齐高止出奔北燕。”昭三年传：“子雅放卢蒲嫳于北燕。”同年经：“北燕伯款出奔齐。”六年经：“齐侯伐北燕。”传：“将纳简公”。十二年经：“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上引昭七年传文“虢”之所在地未详。濡上，旧说在今河北任丘县，另有南濡水在今河北满城县，北易水亦称“北濡水”。齐、燕所盟疑为南濡。齐纳北燕君于阳，传作“唐”，旧谓即今河北唐县，其地固近满城。濡上与唐当与春秋时之北燕国都不甚远，故一为城下之盟于此，一纳燕君于此以逼燕也。春秋时北燕国都当在今河北省西部近易水处，《史记·燕世家》集解：“系本曰：桓侯徒临易。宋忠曰：今河间易县是也。”今河北易县南有“燕城”，近人谓之“燕下都”，当即其地。

至北燕姬姓，明见于传（昭七年：“燕人归燕姬”）。何以南北燕同称“燕”而一为姞姓，一为姬姓？疑未能明。又何以南燕只见于春秋前期，北燕只见于春秋后期，似前后相承接？或北燕为南燕之余支北迁者，故在春秋时均附于齐。然文献无征，惟有存疑。

（116）狐骀附论墨台氏

邾人、莒人伐鄫，臧仡救鄫侵邾，败于狐骀。（襄四年）

杜注：“狐骀，邾地，鲁国蕃县东南有目台亭。”案《路史·国名纪》商氏后有目夷国条下记云：“今徐之滕东有目夷亭。”此盖据《史记·殷本纪》“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目夷氏”之文。“台”“夷”字同音通假。古鲁国蕃县即宋之滕县，唯左氏明言“狐骀”，杜注所举证明地点则作“目台”，何也。案今滕县之东南有狐台山，并无目台山，则“目台”或为“狐台”之误。《檀弓》：“鲁妇人之髽而吊也、自败于壹骀始也。”郑注：“壹当为壶，字之误也，春秋传作狐骀。”其说近是。至《史记》之目夷氏，盖本古国名或邑名，宋公子目夷之名疑即取此地名（说见梁玉绳《汉书人表考》卷三）。目夷之名或作“墨夷”“墨台”，《广韵》六脂及《姓氏急就篇》引《世本》：“宋襄公子墨夷须为大司马，其后有墨夷皋。”“子”当作“兄子”。《风俗通义》：“宋大夫有墨夷须、墨夷鸿、墨夷皋。”公子目夷即为宋襄公时之大司马（僖十九年“司马子鱼曰·····”可证）。《通志·氏族略》：“墨台氏子姓，宋成公子墨台之后”，此或亦本《世本》等书。《潜夫论·志氏姓》篇以目夷氏为微子之后。《广韵》六脂：“宋子目夷之后，以目夷为氏”。《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墨氏，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以墨翟为孤竹君之后。案左氏及《说苑·立节》篇所载公子目夷与宋襄公（太子兹父）互让君位事，与伯夷叔齐让国故事颇相似，墨子或为公子目夷之后（公子目夷之后，盖有鱼氏、目夷氏二支，或目夷氏即鱼氏），故曾为宋大夫，后讹传为孤竹国伯夷之后。总之，殷宋之后盖有目夷氏或墨台（夷）氏，墨翟即其后也，此“目夷氏”与“狐骀”“目台”之地名有无关系，尚待详考。

（117）“孟津”

周武有孟津之誓。（昭四年）

释文：“孟，本又作盟。”案作“盟”者是也。《史记·夏本纪》、《汉书·地理志》，《沟洫志》并作“盟津”。隐十一年传：“与郑人苏忿生之田······盟·····”杜注：“今盟津也。”其地本在大河之北，后始移河之南。前人多以“孟”为本字，“盟”为假借字，乃狃于《禹贡》之文，以《禹贡》已有孟津也。其实“盟津”之名本由周武王盟誓于此而得，《水经·河水注》即有此说。案《逸周书》中最古之篇《商誓》云：“昔我盟津，帝休，辨商其有何国。”是为“孟津”原作“盟津”之确证。以此处之“盟”字系动词，决不能说为“孟”之借字，汉初之伪《泰誓》亦作“盟津”，至今本伪《泰誓》则作“孟津”矣。《诗·大明》：“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天问》：“会量争盟，何践吾期？”此最古之训诂，可见武王伐商确有会盟诸侯之事，“盟津”之名即由此来，则《禹贡》非周以前书审矣。

（118）鸟夷

或叫于宋大庙曰：“嘻嘻！出出！”鸟鸣于毫社，如曰“嘻嘻”。甲午，宋大灾。（襄三十年）

案：此种神话传说表现宋人与鸟图腾之关系，“鸟鸣于毫社”后，宋即“大灾”，鸟与宋之关系可见。《鲁语》：“海鸟曰爰居，止于鲁东门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即此可见东方人之习俗。定四年载周封鲁以“殷民六族”，“使之职事于鲁”，“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六年，“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毫社。”是则鲁之“国人”盖主要为“殷人”，故盟于亳社。祭鸟盖为殷及其他东方人之习俗，故臧文仲因殷俗“使国人祭之”也。殷人原有其先祖为玄鸟降生之神话，见《诗·玄鸟》等。甲骨卜辞中有“高祖夋”，“夋”字或作鸟首人身形，殷祖王亥又有“两手操鸟，方食其头”之传说（见于《山海经·大荒东经》），此等皆鸟图腾之遗迹，殷人曾以鸟为图腾盖无疑问。与殷人极有关系者为淮夷（奄即淮夷一族），“淮”字从“水”从“隹”，甲骨卜辞有“隹夷”，当即“淮夷”。“隹夷”之“隹”，说文云：“鸟之短尾总名也。”又潍水之潍亦从“隹”，疑即“淮”字之分化。古潍水流域盖亦以鸟为图腾之族之居地。“淮夷”之大者曰“熊盈族”，《逸周书·作雒》：“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畔？），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淮九邑。”证以《史记·鲁世家》“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书序》“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等文，则徐、奄、熊盈等皆为淮夷之族。所谓“熊盈”者，盖指盈姓熊氏之族，“盈”当即“嬴”，徐奄秦赵郯等国皆赢姓（《路史·国名记》引《世本》：“淮夷嬴姓。”）。楚国王室则以“熊”为氏，是此类国姓皆“熊盈”之族也。秦之先祖亦谓出自玄鸟，与殷人同（见《史记·秦本纪》）。秦祖柏翳即益，实为玄鸟化身（“益”即“燕”-“玄鸟”），其长子大廉为鸟俗氏，大廉玄孙孟戏中衍传说“鸟身人言”，中衍之后曰蜚廉，亦作“飞廉”。飞廉善走，疑由善飞传说之扩大，实亦鸟图腾之遗迹。赵为秦之支族，少皞氏之鸟官中有“伯赵氏”，则“赵”或亦鸟名也。春秋时郯子叙其世系，云“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昭十七年）。少皞挚可能即殷祖契之化身，凤鸟即玄鸟之神话化（参《楚辞·离骚》，《天问》）。楚之先祖为祝融，近人多以为即驩兜，亦即丹朱，本为日神，即“日中之踆乌”，“驩兜”与“丹朱”亦鸟名，则楚人似本亦以鸟为图腾之族。且秦、楚同以颛顼为远祖，其本出一族而分为二氏族甚明，故春秋时二国颇相亲近。与少皞名号相类者有太皞，似即帝喾，帝喾正与玄鸟、凤鸟有关。左氏载任、宿、须句、颛臾等国皆“风姓”，“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僖二十一年）。“风”即“凤”，（参甲骨卜辞、《淮南子·本经》）。太皞之族东方之国以凤为姓，亦即以凤鸟（玄鸟）为图腾。又少皞氏之鸟官爽鸠氏本居齐地，其后“蒲姑氏因之”（昭二十年传），“蒲姑”亦鸟中之鸠类也。《禹贡》冀州：“鸟夷皮服”，扬州“鸟夷卉服”（今本俱作“岛夷”，非），盖北自渤海湾，南至东海沿海一带，皆居有所谓“鸟夷”。郑玄释冀州者云：“东方之民搏食鸟兽者。”颜师古释冀州者云：“一说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鸟也。”

释扬州者云：“东南之夷善捕鸟者。”盖“鸟夷”本指以鸟为图腾之部族。广言之，古代中国东部居民多以鸟为图腾，亦可称为“广义之鸟夷”，甚至东北部族亦有以鸟为图腾之遗迹（参见论衡·吉验》篇，《魏书·高句丽传》等）。

但所奉图腾相类，未必即为一民族，因各族之宗教神话传说等本可相互影响，特别是相互杂居之族，吾人所考只能证明古代中国东方及东北各族有相互杂居及文化交流之史实耳。

（119）姬姓之“戎”

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庄二十八年）

案：《晋语》：“（文）公说，乃行赂于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以启东道。”则郦戎或在晋之东也。《庄子·齐物论》称丽姬为“艾封人之子”，则郦戎男盖为晋之附庸，犹大戎之于晋。庄二十八年传：“大戎狐姬生重耳。”《晋语》：“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实生重耳。”则大戎之君为唐叔之后，与晋同祖，故其后为晋大夫，亦犹郦戎男之为“艾封人”也。“戎”之中何以有姬姓之族？是盖姬族支裔入居戎区，为其君长耳。然有可以补论者，周代所谓“诸夏”之族，实以“姬”“姜”“子”三大姓为中心。“子”为东族殷人之姓，“姬”“姜”皆西族之姓，“姬”“姜”尤世通婚姻，似本为一部落或一胞族中之二氏族，古人常连称“姬姜”，亦连称“氐羌”，二称呼之间似有关系。“姜”即“羌”，章炳麟等论之已详。或谓“羌”“姜”本一字，地望从人为“羌”，女子从女为“姜”，犹卜辞“鬼方”之“鬼”或从人、或从女。周代姜姓诸国及姜戎与氐羌均为伯夷--四岳（大岳）之后。（参《山海经·海内经》、《周语》、《郑语》、左氏隐十一年、庄二十二年、襄十四年传。）“氐”与“氏”通，“氏”亦作“坁”，或作“阺”，石门颂：“高祖受命······以汉诋焉”，“诋”即“氏”字。《史记·大宛传》：“大月氏······遂都妫水北······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似“月氏”亦与羌有关。“月氏”之“氏”当即“氐”，音“支”，古音与“姬”相近，疑“姬”字出于“氐”，犹“姜”字之出于“羌”（但月氏非氐羌之族，周人亦非氐羌之族，只与氐羌之族有关系而已）。姬姓与“氐”之称似均起源于岐山，“岐”字从“支”，音亦近“姬”。《晋语》：“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姜水在岐山下，姬水疑亦岐山下之水，所谓“以姬水成”，即谓黄帝之族以姬水为姓也。又“姬”“姒”二字古本音同通用，义亦相通，姒姓出于大禹，而传说禹兴于西羌（《史记·六国表》、《后汉书·戴良传》、《新语·术事》篇等），则姬姓与氐羌有关系又可证明。巴、蜀一带曾为氐族活动之地，春秋时之巴国虽不在后世之巴地，然固与后世巴地之族有关，巴国即为姬姓。案古“巴”“且”音通，集韵“妑”“姐”同字，音“紫”，故《史记·张仪传》：“苴蜀相攻击”，索隐：“苴音巴”，“苴”之音亦与“姬”相近。氐族实羌族之一支，《逸周书·集训校释》：“氐羌以鸾鸟。”孔晁注：“氐，羌地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谓之氐矣。”盖“羌”其大名，“氐”其小别。姬姓之族，如从母系言，亦为姜姓之分支，故以姜嫄为女性始祖（姜嫄在原始传说中本“无夫”，实为周人之母系始祖）。“氐”“羌”之名，周人文献中少见，如周金文、《周易》、《周书》（指较可靠之篇）、《周诗》、《春秋左传》、《国语》、《论语》等书，几乎未见“氐”“羌”之称。惟甲骨文中特多，《诗·商颂·殷武》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似周人讳“氐”“羌”之名（“羌”字曾见于较晚出之书《牧誓》，“氐”字则周人文书中更难见），惟称“姬”“姜”。《史记·周本纪》“古公乃贬戎狄之俗”，可见周人原杂有戎狄之俗，或原即戎狄之一而进化较早者。此倘即“姬”“姜”之名源于“氐”“羌”之名之故乎？

周人自称为“夏”，且较早进于农业，以农神后稷为始祖，似与氐羌原非一族。与姬周通婚之姜姓各族，应与姬周原为一大族之分支，亦未必真出自羌戎。观晋地姬姓大戎、郦戎之例，及与周通婚之申戎（西申）等，似为夏族西迁之二大支，入居戎地，与戎族杂处，习俗文化相互交流，其族长又有入居戎地为其君长者，故取“氐”“羌”之名化之为“姬”“姜”。是犹夏余之杞之即东夷而《春秋》遂谓“杞，夷也”（僖二十三年），“用夷礼故曰子”（僖二十七年）；夏余之缯之即西戎，《郑语》遂谓“申缯西戎方强”，等之于西戎；殷余子姓之“亳”迁入西戎，《史记·秦本纪》亦等之于“西戎”，岂能谓杞、鄫即夷戎，子姓之“亳”亦戎族耶？后儒所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案如杞、鄫、亳等），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案如春秋中叶以后之南夷楚、吴、越等国、及赤狄潞氏、白狄鲜虞等，皆已与华夏无甚差别），确为春秋时人之观念。故吾人不能据其名及其传说之祖先定其族之血统，否则匈奴称为“夏后”，鲜卑各族亦多自称为中原古帝王之后，岂可谓此等少数族即汉族乎？左氏载姜戎氏自谓“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襄十四年）。是华与戎实有区别。又如戎狄“被发左衽”，吴越之人“断发文身”，与“诸夏”之束发冠裳风俗大异，岂得因戎狄中有姬、姜、子等姓，吴、越之君自称周、夏之后，遂混淆各族之民族界限乎？

（120）“四裔”

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螭魅。（昭九年）

案：春秋时所谓“诸夏”及“蛮夷戎狄”等族之界限，实不甚清晰。有“诸夏”而即“夷狄”者，亦有“夷狄”而进为“诸夏”者，更有居于二者之间者。近人常以近代之民族观念观察之，使之现代化，遂致民族与部族之界限趋于混乱。其实西周春秋时所谓“诸夏”与“蛮夷”往往以经济文化之差异为别，未必尽是血缘之名词，欲考其真正种族之界限，实属不易。且当时各族往往杂处交往，以至通婚，故纯粹之种族甚难言。春秋战国间由于兼并、会盟、朝聘往来以及通商等原因，中原地区各族各国已渐混化为一体，真正之“华夏族”于以出现，亦即后世汉族之前身形成。其居于四周边疆地区而经济文化较为落后者，遂被看成所谓“四裔”之“蛮族”，且以旧日杂居中原及边区之夷蛮戎狄等族之名分被之东南西北四方，而有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称，其说盖始见于战国中期书。《礼记·王制》等书沿之，遂成所谓“常识”。案之原始文献，其说实有问题。“夷”即“人”字，见于甲骨卜辞，有“王征夷方”（即人方）等记载。卜辞中又有“隹夷”（淮夷），“归夷”等称号，其所在地点未详。周金文中有“东夷”（《小臣谜殷铭》等）、“南夷”（《宗周宝钟铭》等），又有在宗周附近之“西门曳”、“熊曳”、“套夷”、“京曳”、“畁刀曳”等（《师酉殷铭》）。《诗经》中有“混夷”、“串夷”皆在西方。“蛮”字见于周金文，有称“蛮方”者（《虢季子白盘铭》），似指西北部族“俨狁”等而言。有单称“蛮”者，西北国家鬼方可以称“蛮”（《梁伯戈铭》），晋国附近亦有所谓“百蛮”（《晋邦盖铭》），秦之附近亦有“蛮”（秦公钟、秦公段铭），《诗经》中亦有“蛮方”之名，似均指西北之族（《抑》）。韩国（在河东？）附近亦有“百蛮”（《韩奕》），东方鲁国附近亦有所谓“蛮貊”（《鲁颂》及《论语》），《史记·匈奴传》且有所谓“北蛮”矣。《诗经》中又有“蛮荆”之称（《采芑》），指楚国（左氏亦谓楚之附近有“群蛮”），左氏载“陆浑蛮氏”（成六年）、“戎蛮子”（昭十六年），此为居于中原戎蛮之族。“戎”字亦见于甲骨卜辞，如“征戎”，而云“在东”，又有“东戎”之名。周金文中有“东国戎”（《班殷铭》），《书·费誓》称徐为“戎”，《春秋经》及《左氏传》中以“戎”名之国族甚多，有鲁、曹等国附近之“戎”（隐二年、庄二十年、二十四年），盖在今山东曹县附近。有楚国附近南方之“卢戎”（桓十三年），盖在今南漳县附近。楚国之南亦有所谓“戎”（文十六年）。有“北戎”（隐九年、桓六年、僖十年，亦见《竹书纪年》等书），所居盖近晋、郑、齐、许诸国，似为居大河以北而邻近“诸夏”之戎。有“山戎”（庄三十年），盖居“北戎”邻近之山地中，或谓在山东境内，曾与齐及南燕诸国发生交涉。有无终氏等“诸戎”（襄四年、昭六年），盖居河北山西二省境内。又有“郦戎”“犬戎”等，皆姬姓，在晋国附近，曾与晋通婚姻，且似为晋之附庸。此外周金文中俨狁亦称“戎”（《不要殷铭》），《诗经》、《左》、《国》等书中皆有“西戎”之称。又有“犬戎”，亦居西北，曾亡周室（“犬戎”亦称“畎夷”）。中原亦多戎族，如“扬拒泉皋伊雒之戎”，“陆浑之戎”，“九州之戎”，“戎蛮氏”等。“狄”字亦见于周金文，有所谓“最狄”（《斅狄钟铭》）。鬼方亦称“狄”（《竹书纪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又有所谓“西翟”（见《吕氏春秋》），似即西戎。春秋时赤狄、白狄纵横于陕西、山西、河北等省间，盖本为西族，后为北族，势力且达山东、河南境内。长狄则侵扰齐、鲁、宋、卫诸国（参文十一年传），是西北东三方皆有狄族。哀四年传“（楚）司马起豐、析与狄戎以临上雒”，是南方之楚国亦有附属之狄族也。清人崔述作《丰镐考信别录》（卷三）已云：“盖蛮夷乃四方之总称，而戎狄则蛮夷种类部落之号，非以四者分四方也”，其说近是。在《左传》中，尚未有以“夷”“蛮”“戎”“狄”分配东南西北四方之概念，但已有“四裔”之称，且以为先王居“梼杌”之地。其说已开后世四方四族之说之先声，是则左传写作时，中原之地已渐趋统一之故乎。

（以上春秋地理之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