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仲子问题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隐元年经、传前文）
案：鲁夫人皆有谥，如桓公夫人曰文姜，庄公夫人曰哀姜，僖公夫人曰声姜，文公夫人曰出姜（亦称“哀姜”），宣公夫人曰穆姜，成公夫人曰齐（齐，敬也）姜，襄公夫人（？）子野之母曰敬归，定公夫人（？）曰定姒，惟哀公在春秋之末，夫人之谥未闻；昭公娶于吴，谓之“吴孟子”，因昭公被逐，故无谥。君之母虽原非夫人亦有谥，如隐公之母曰声子，僖公之母曰成风，宣公之母曰敬赢，昭公之母曰齐归。唯身为惠公夫人、有赫赫武功之鲁桓公之母无谥，但称“仲子”，殊为可疑！考仲子之死盖在隐二年，经载：“夫人子氏薨”。称夫人者，以其为未立之太子之母，无谥者，则桓公未即位之故。然则仲子未必为惠公之嫡夫人也。有关仲子记载，诸书多异说。《公羊传》虽谓：“桓何以贵？母贵也。”然又云：“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称夫人，桓未君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可见仲子本非惠公夫人，仅较隐公之母稍贵耳。《榖梁传》则更立异说：“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其说无据。《史记·鲁世家》则云：“初，惠公适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此说合乎春秋时家长制婚姻形态，或尚可信。然此类所谓“夫人”，当时人或不视为嫡，如楚平王纳其太子建聘妻为妻，《传》书：“楚夫人赢氏至自秦。”及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适也，王子建实聘之。”仲子既是夫人，而又非夫人，或亦犹是。然吾人有进者：较可靠之史料为《春秋经》，观《经》书仲子事：“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隐元年），则仲子地位确乎较高。“夫人子氏薨”（隐二年），如此“夫人子氏”确指仲子，则仲子虽称“夫人”而无谥，地位仍低一级。“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隐五年），此亦可证仲子之地位较高。或仲子之事确近于《史记》所载也。然则左氏何故特尊仲子，而记“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之神话？此观闵二年传所载季友神话，可窥见消息之一斑：“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祖母与孙儿之神话相同。盖尊仲子者尊桓公，尊桓公者尊季氏也：此可见《左传》原作者与季氏之关系。
（2）《左传》尊季氏其他证据
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爱子也·······既而有大功于鲁，受费
以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业，不废旧绩。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适立庶，鲁君于是乎失国。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国？······（昭三十二年）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间。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请有问于子，余及死乎？对曰：臣无由知之。三问，卒辞不对。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孙有陉氏，因孙于邾，乃遂如越。国人施公孙有山氏。（哀二十七年）
案：《左传》中袒季氏及三桓之言不胜枚举，此举显者二条，以见一斑。左氏固亦有贬季氏等语，然不代表其主要思想（或所据史料如此），而袒季氏之立场，则非常明显。上引左氏文以鲁君失国蔽罪东门氏，亦袒季氏之说。季氏取得政权实在通成风立僖公时，然其后国柄似一度为东门氏所夺。东门氏与季氏斗争失败，季氏从此掌握鲁国全权，成为实际之鲁君矣。“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语，似在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事实之后，乃此类事实在思想上之反映。哀二十七年传语，以《史记》校之，颇有出入。《鲁世家》云：“哀公患三桓，将欲因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难，故君臣多间。······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陉氏，三桓攻公，公奔于卫，去如邹，遂如越，国人迎哀公复归，卒于有山氏。”左氏不载“三桓攻公”及哀公复归死于有山氏等事，一若终于越者，此为季氏讳也。公孙有山氏为季氏党（参哀二十四年传），受季氏命暗杀哀公，完全可能。观上引传末云：“国人施公孙有山氏”，苟无弑君之罪，恐不得有此事。哀公谥为“哀”，不谥为“出”，亦可证其被弑。
（3）鲁东门氏夺政及失政事
文公二妃敬赢生宣公，敬赢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长而属诸襄仲，襄仲欲立之。·······仲杀恶及视，而立宣公。（文十八年）
公孙归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宠，欲去三桓以张公室，与公谋而聘于晋，欲以晋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杀适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当其时不能治也，后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许请去之，遂逐东门氏。子家还······遂奔齐。书曰：归父还自晋，善之也。（宣十八年）
案：东门襄仲与敬赢之事，盖袭季友与成风之故智，以此东门氏暂时取得国柄。终宣公之世，东门氏甚有权，如，元年经：“公子遂如齐逆女。”八年经：“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九年经：“公孙归父如齐。”“公孙归父帅师伐邾，取绎。”“冬，公孙归父如齐······”十一年经：“公孙归父会齐人伐莒。”十四年经：“冬，公孙归父会齐侯于榖。”十五年经：“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可见是时东门氏结交齐国，拥立宣公，专擅国政，三桓在此时几不甚露头角。最后东门氏乃欲去三桓，终为季氏主谋所逐。自此以后，季氏之政权乃始巩固。又鲁宣八年，东门襄仲卒，不久“夫人嬴氏”即薨，而“葬我小君敬赢，雨不克葬”，“有事于大庙，襄仲卒而绎，非礼也”，“葬敬赢，早无麻，始用葛茀”等记载皆有问题，似可表征季氏与东门氏之矛盾、斗争。在外交上，季氏与东门氏似亦有斗争，但痕迹不甚显。
（4）季氏之“亡”
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闵二年）
案：左氏多预言，此亦为预言。《左传》作者当及见季氏之亡，故云然。《左传》成书年代，据多数学者考证，约在公元前四世纪，季氏之亡当在其前（孟孙氏在孔子最幼小弟子曾子死时尚未亡，《论语》载孟敬子在曾子死时问其病，可证。《史记·田齐世家》及《六国表》均载齐宣公四十八年齐取鲁郕，“郕”即“成”，为孟氏封邑，孟氏之亡或在此时-公元前四O八年，其后孟子似即孟孙氏之后）。《论语·季氏》篇载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此盖亦预言（《季氏》篇在《论语》后五篇）。《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季孙好士······而不能长为也，故客以为厌易己，相与怨之，遂杀季孙。”是即所谓“季孙之忧······在萧墙之内”。《韩非子》载南宫敬子问颜涿聚季孙遇难之故，此颜涿聚为孔子弟子（与《左传》颜涿聚非一人，见《吕氏春秋·尊师》篇），则季孙遇贼之事必在孔子死后不久。然悼公时“三桓胜”，三桓盖亦如晋三家思夺君位，三分鲁国，君臣矛盾当更甚，悼公在位三十七年而谥为“悼”，春秋时以“悼”为谥之君主多不得善终，悼公甚有可能被三桓所杀。故《韩非子·说林》上云：“鲁季孙新弑其君，吴起仕焉。或谓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衂，已衂而灰，已灰而土，及其土也，无可为者矣。今季孙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吴起乃去之晋。”可见季孙弑君之结果不善。《史记·吴起传》谓“吴起于是闻魏文侯贤，欲事之。”魏文侯元年当鲁悼公二十二年，魏文侯在位五十年，吴起至晋，当在悼公死时。《檀弓》亦载孟敬子讥讽季昭子问悼公之丧“为君何食”之语。春秋以上“昭”非善谥，以“昭”为谥者多不得令终，季昭子盖为“季氏亡”时之主，非被杀即被逐。《墨子·耕柱》篇亦载季、孟二氏不和事，可见是时季氏内部既有问题，三家又不相睦，故鲁元公学其祖哀公之法，借此时称霸东方之越兵伐季氏，《孟子·离娄》下载：“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故事，与《说苑·尊贤》篇所载“鲁人攻费”故事大同小异，曾子盖为季氏所尊师，故《檀弓》载其临死时易箦故事犹言系季孙之赐。《史记·仲尼弟子传》曾参少孔子四十六岁，至元公时年已八十以上，以其年之老寿，故为季氏所尊师。《孟子》焦循《正义》已引或说谓：“越寇季氏，非寇鲁”，是盖亦犹卫出公以公徒合越师伐其反对派之臣也（参哀二十五、二十六年传）。季氏盖即亡于此时，其大宗或其支庶、臣属不得不离鲁守费，成为“小国之君”（《孟子·万章》下）。季氏既亡，叔、孟二氏自不足为患，鲁君乃得收回政权，进行中央集权之改制。观元公之后穆公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孟子·告子》下）。鲁平公时又“欲使乐正子为政”，“慎子为将军”（同上），文武分职，明是战国政治体制。由乐正子之介，平公将见孟子，嬖人臧仓沮之（《孟子·梁惠王》下）。则是时三桓之衰息可知矣。至费国，则据《水经注》卷二十五引《鲁连子》及《史记·楚世家》、《吕氏春秋·慎势》篇等记载，似存在甚久，可能与鲁国同亡。
（5）《左传》记事之下限
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僖三十一年）
案：此为左氏所载最晚之预言。鲁僖三十一年下数三百年当魏惠王后元六年，据《史记·六国表》为卫平侯四年（公元前三二九年？），《史记·卫世家》：“声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遬立。成侯十一年，公孙鞅入秦。十六年，卫更贬号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嗣君五年，更贬号曰君，独有濮阳。”则卫当平侯时已衰弱近一小封君。然史记在彼时无卫亡或迁离帝丘之明文，故前人多谓左氏此段预言不中，且有以此证《左传》为左丘明作或秦以后人作者。考之先秦古文献，卫在魏惠王时曾有臣下夺位之事，左氏之预言盖指此。《韩非子·说疑》篇云：“以今时之所闻，田成子取齐，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郑，单氏取周，易牙之取卫，韩、赵、魏三子分晋。”考《说疑》篇上文言：“若夫齐田恒、宋子罕、鲁季孙意如、晋侨如（？）、卫子南劲、郑太宰欣、楚白公、周单茶、燕子之，此九人者之为其臣也······上逼君，下乱治，援外以挠内，亲下以谋上，不难为也。”则取卫者为子南劲。子南劲取卫事，明见《史记·周本纪》集解所引汲冢古文：“卫将军文子为子南弥牟，其后有子南劲，朝于魏。后惠成王如卫，命子南为侯。”子南弥牟者为春秋战国间一有名人物，常见古书，其人为公子郢字子南者之后。左氏哀二年载卫灵公欲立子南为太子，子南辞，灵公卒，乃立出公。其后出公为吴所执，“归，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哀十二年）。子之即子南弥牟，此言弥牟之幼慧。出公返国时曾“夺南氏邑”，鲁哀二十五年，禇师比、公孙弥牟等遂“因三匠与拳弥以作乱”，出公奔城组，钩越师伐卫，文子（子南弥牟）伪欲纳之，众不可；文子又伪请亡，众勿许。乃重赂越人，“申开守陴而纳公，公不敢入。师还，立悼公，南氏相之”（哀二十六年）。卫之政权盖自此入子南氏之手，至子南劲遂夺位。此后卫盖不称姬姓而称“公孙氏”，如《史记·商君传》称：“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称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关于卫在战国中期以后改姓公孙氏，《战国策·卫策》中亦有证据，如“卫嗣君病······自今以往者，公孙氏必不血食矣”）。盖商鞅亦子南氏之后也。所谓子南劲殆即平侯，史以为成侯子，非也！《史记·卫世家》自平侯以后除亡国之君角外，皆不著其名，盖自子南劲取卫后，卫即完全成为魏之附庸，等于一小封君矣。《荀子·王制》篇云：“成侯、嗣君，聚敛计数之君也······聚敛者亡。”嗣君时卫益削弱，亦可谓“亡”，成侯之“亡”当即指被子南劲夺位之事。
又案：据《世本》、《史记》：公子郢为灵公之子，或据左氏载灵公言：“余无子，将立女”，谓子南为灵公庶弟。然左氏下文明言：“郢异于他子”，则以子南为灵公子者为是，盖其母贱，不应嗣位，灵公所谓“余无子”者，言无嫡子也。
又案：《史记·周本纪》：“汉兴九十有余载·····求周苗裔，封其后嘉三十里地，号曰周子南君。”《集解》：“秦并六国，卫最为后，疑嘉是卫后，故氏子南而称君也。”则子南氏之后不特代为卫后，且尝代为周后矣。
（6）单氏取周
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晋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与伯舆讼焉。······单靖公为卿士，以相王室。（襄十年）
案：此为单氏得政之始。单氏为周疏族，亦姬姓也。其后单、刘二氏并执周政（参昭二十二年、定七年等传）。刘氏为王近族，故地位高于单氏。然刘氏与晋范氏为婚，至范、中行亡时，周人与范氏，晋赵鞅以为讨，周人杀刘氏谋臣苌弘以谢晋（哀三年传），盖自此刘氏渐失势。《说苑·权谋》篇载叔向诈书曰：“苌弘谓叔向曰：子起晋国之兵以攻周，吾废刘氏而立单氏。”此事不知有可信处否？若然，则苌弘死有道矣。于此亦可见刘氏之地位高于单氏。单、刘争政之结果，胜利归于单氏。《周语下》：“及定王（贞定王），刘氏亡。”《周语》又载晋叔向曰：“吾闻之曰：一姓不再兴，今周其兴乎？其有单子也。”此盖单氏后人所造为其祖文饰之语。《韩非子·说疑》篇谓：“以今时之所闻·····单氏取周。”观其上文，取周之单氏名茶。至如何取周，其详难考。要之，周之政权盖曾一度落入单氏手中也。
（7）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郑
郑子展卒，子皮即位，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锺，是以得郑国之民，故罕氏常掌国政，以为上卿。宋司城子罕闻之曰：邻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饥，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宋无饥人。叔向闻之曰：郑之罕、宋之乐，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施而不德，乐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襄二十九年）
案：此段文字虽杂预言，然甚重要，可以考见战国时宋、郑二国二重要史事。宋桓族之乱，戴族华元灭桓族之大部分，仅使桓族向戍为左师（成十五年传），自此戴族大盛。至春秋后期，戴族中乐氏独强，乐喜（司城子罕）“为司城以为政”（襄九年）。向戍虽有贤名，亦听政，成宋之盟，然地位似仍在乐喜之下（襄二十七年：“左师请赏”，子罕“削而投之”，向戍勿敢争）。上引传载乐喜贷粟使“宋无饥人”，从此益得人心。鲁昭二十年，宋元公攻逐戴族华氏及桓族向氏，任乐喜孙乐祁为司城，乐氏益强。定六年，宋公强使乐祁如晋，被执而死。是时宋景公宠桓族向魋，盖以制戴族乐氏。桓魋专横，又为景公所讨，向氏亡。于是戴族独盛。宋景公末年，戴族三皇氏为三卿，乐氏仅二族为卿，皇氏势力已渐兴。及景公卒，司城乐花逐景公宠臣“大尹”，“司城为上卿，盟曰：三族（乐、皇、灵）共政，无相害也”（哀二十六年传）。盖至是宋之政权始真正下移入卿族之手。《韩非子·内储说》下：“戴驩（乐氏？）为宋太宰，皇喜重于君，二人争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杀宋君而夺其政”，此即战国时司城子罕篡宋之事。乐氏盖与公室同亡，倘即所谓“以宋升降”乎？
又案：《韩非子·说疑》：“郑子阳身杀，国分为三。”疑子阳为罕氏之后，世掌郑政，亦几于有国。所谓“太宰欣取郑”（亦见《说疑》），太宰欣疑亦罕氏之后，或即“郑子阳”，或为子阳之党。“太宰”似为执政之官通称，非实职。昭元年传晋赵孟称郑子皮为“冢宰”，“冢宰”即“太宰”，此与春秋前期以前之太宰不同。子皮之实职为所谓“当国”，郑六卿之首也。
（8）滕、卫之亡
浑罕曰：······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逼而无礼。郑先卫亡，逼而无法······（昭四年）
案：此亦预言。蔡、曹之亡可以考定其年，确为先亡。至滕，则孟子时犹在，何谓“先亡”？岂《左传》之作在孟子之后乎？又所谓“郑先卫亡”语亦有可疑处，郑固先亡，至卫之亡，在秦二世时，岂《左传》为秦以后之书乎？此皆昔人所曾致疑者。考《史记·越世家》索隐引《纪年》：“于粤子朱勾三十四年，灭滕。”越朱勾三十四年为公元前四一四年，此固可谓“先亡”矣。“卫亡”盖指“子南劲取卫”降为魏附庸事，《荀子》固以卫成侯为“亡”。孟子时之滕国，盖为越人南还后复建之滕，然其国“绝长补短将五十里”，犹不及季氏支裔或臣属所立之费国（滕、费并称，见《吕氏春秋》；有费无滕，见《史记·楚世家》），故不被左氏所注意，遂以为滕国已亡乎？
（9）《左传》记秦国势
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文六年）
案：此文末一句似亦有预言性质。《左传》记秦国势，唯穆公时甚强，此固为事实。然其后秦之国势即渐弱，固不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也。秦在战国时之大强，实在惠文王时，约为公元前三三O年左右，亦即左氏所记预言之下限。《左传》非一时所成之书（约为公元前四世纪作品），盖在其大部分著作时间内，秦犹未大强，故其所载“君子曰”之语中有“秦之不复东征”语。观文十二年传：“秦伯使西乞术来聘，······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国无陋矣。”可见春秋时东方人以秦为“陋”国，此观念直延至战国，及孝公、惠文王时，东方人对秦之观念始渐变，《左传》所保存者，尚多战国前期以前东方人对秦之观念。然春秋穆公之后，秦确较弱，如春秋末吴人大举攻楚，入楚郢都，楚昭王出奔，乞援于秦，秦为昭王外家，出大师救楚，亦仅五百乘而已。楚之复国，实主要依靠楚人自力及越之袭吴，吴王内乱，秦师之力，其次要者也。
（10）左氏古文经载孔子之死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哀十六年经）
案：旧以春秋经为孔子所作，则安得自记其死？左氏古文经直至哀十六年孔子死为止，明是孔子门徒或后学特尊孔子，以孔子之死为春秋之终，彼等固无“孔子作春秋”之观念也。左氏古文经不载“孔子生”，盖所据者鲁史记旧籍。而《公羊》、《榖梁》二经皆于襄二十一年经书：“孔子生。”岂有孔子作《春秋》而自书其诞辰之理乎？则最初传公、榖经者亦未必以春秋经为孔子所作也。
（11）春秋时农业为一季收成抑二季收成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隐三年）
案：先秦文献所载西周、春秋时农业情况，似皆为一季收成，如《诗·七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八月其穫”；“十月穫稻”；“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其可疑者，唯华北地区不宜种春小麦，小麦明是冬季所种，则似可有二季收成。观上引传文，亦可证有麦、禾二季收成。然温与成周是二地，或温地多种麦，成周多种禾，仅只一季耳。至少西周、春秋时华北地区基本上仅一季收成也（二季收成如有之，亦为例外之事）。僖三年传：“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为灾也。”麦固无需多雨水，然自前年冬十月不雨，至次年五月，亦可谓“旱既太甚”矣，所以“不为灾”，盖上古沟洫之制度较备，水利较讲究之故。僖二十一年经、传：“夏，大早”；“是岁也，饥而不害”，盖夏日亟需雨水也。此外春秋经、传中记旱灾甚多（文十年、十三年，宣七年，襄五年、八年、二十八年，昭三年、六年、十六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定七年），既有连续之旱灾，早灾次数当不止此，或史籍缺记或脱误也。经、传记水灾则不甚多（桓元年，庄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宣十年，成五年，襄二十三年，昭十九年）。要之，是时华北已至少略有苦早之情况矣。结合彼时生产力状况，亦只能有一季收成也。襄十三年传：“于是将早城（防），臧武仲请俟毕农事，礼也。”十七年传：“宋皇国父为太宰，为平公筑台，妨于农功，子罕请俟农功之毕，公弗许。”则所谓“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周语》上）及“及寒，击菒（枯草）除田，以待时耕”（《齐语》）等
记载，皆大致可信矣。《论语·阳货》篇亦云：“旧谷既没，新谷既升······”，亦彼时华北农业仅一季收成之旁证也。
（12）春秋时阶级矛盾及阶级斗争
盗憎主人，民恶其上。（成十五年）
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昭三年）
民人苦病，夫妇皆诅，······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其为人也多矣，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昭二十年）
案：西周、春秋时最突出之阶级矛盾及阶级斗争，主要为“国人”与贵族阶级间之矛盾及斗争。西周时《诗经》中文句，如：“民（主要指“国人”）亦劳止，汔可小息”（《民劳》）。“民之罔极，职凉善背······民之回遹，职竞用力；民之未戾，职盗为寇”（《桑柔》），皆记阶级斗争之情况也。国风中之《伐檀》、《硕鼠》、《葛屦》等篇，更明显说明“国人”之反抗统治者。因自西周后期至春秋时，阶级矛盾已相当尖锐，故“国人”起义之事亦屡见不鲜，除众所周知周厉王时之“国人”大起义外，春秋时“国人”逐君、逐大贵族，杀君、杀大贵族，对贵族统治者之叛变等等事，前曾列举（僖二十八年，文十六年、十八年，襄十七年、二十年、三十一年，昭二十三年，哀十一年、十七年、二十五年······等传）。“国人”中虽亦有“士”，然其基层群众仍为近郊农民及城市中之“工、商”。此外当时所谓“盗贼”，亦有不少为破产人民起而反抗统治阶级者，最突出之一例，为：“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郑国统治者子太叔“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昭二十年传）。可见当时阶级斗争之尖锐矣。
（13）春秋时与后世不同之伦理观念
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桓六年）
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桓十五年）
案：在西周、春秋时，“孝”之道德最为重要，“庶人”之孝固以孝事父母为主，然贵族之“孝”则最重要者为“尊祖敬宗”、“保族宜家”，仅孝事父母，则不以为大孝。如孔子云：“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论语·为政》）则后世所谓“王祥卧冰”、“郭巨埋儿”等“孝”之故事，必不为孔子所赞同可知。“忠”之道德（似起于春秋时）最原始之义似为尽力公家之事。“以私害公”，即为“非忠”（文六年传）。“贼民之主”，谓之“不忠”；“弃君之命”，仅为“不信”（宣二年传）。无私为“忠”，尊君为“敏”（成九年传）。至春秋后期，“忠”之意义渐狭隘化，孔子所谓“与人忠”、“忠信”、“忠恕”等之“忠”，仍为积极诚恳待人之意。在“原始宗法制”时代，后世之所谓“忠”（忠君之忠）实包括于“孝”之内，如《墨子》书中较早之一篇《兼爱》上篇云：“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臣对君亦称“孝”，君对臣亦称“慈”，以在“原始宗法制”时代，一国以至所谓“天下”可合成一家，所谓“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也。故“忠”可包于“孝”之内，无需专提“忠”之道德。然至春秋时，臣与君未必属于一族或一“家”，异国、异族之君臣关系逐渐代替同国、同族间之君臣关系，于是所谓“忠”遂不得不与“孝”分离。盖首先在异国、异族之君臣关系上产生接近后世所谓“忠君”之“忠”（参僖二十三年，宣十二年，成二年、十七年，襄五年、十四年、二十五年等传）。孔子为宋公族之后而仕于鲁者，故亦规定“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之对待性道德。然在春秋、战国间，君臣关系犹与朋友关系相近，故孔子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里仁》）。答子贡问友云：“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对君亦大致如此：“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在孔子心目中，似唯宗法贵戚大臣如王子比干“谏而死”始为合理。故孔子事鲁定公及季桓子，君、卿不听其言，即离鲁而游说列国，“干七十二君”。彼时盖无“忠臣不事二主”之观念。豫让谓范、中行氏“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范、中行氏之敌派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史记·豫让传》）。后世“忠君”之观念盖萌芽于墨家（《经上》、《尚贤》中、《鲁问》等篇），而大成于韩非（《忠孝》等篇）：此尚非春秋、战国之间之人所及知也。
春秋时缺乏妇女守节观念，如所谓“烝”、“报”等制度，皆与世界各较原始之国家相同，并无妇女守节及所谓“烈女不事二夫”之观念。在全部《论语》中，未有规定夫妇之伦之道德及提倡“贞节”语句，岂非甚可惊异之事！故《诗经》中所谓“桑间、濮上之意”及所谓“郑声淫”之《郑风》，仍为孔子及其后学所保存、传习。如此类诗由战国中期以后人删定，则所谓“淫风”之诗，必尽被删除或大部被删除，以《诗经》乃所谓“圣经”，非普通诗集也。妇女守节观念，至战国中期始渐出现，然其时儒家所定礼经，犹规定：“夫死、妻稚、子幼，子无大功之亲，与之适人”（《仪礼·丧服传》），故有所谓“为继父”之丧礼。韩非始揭出所谓“三纲”之说。至秦始皇始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等规定（见会稽刻石，参泰山刻石）。夫妇之伦之道德，至此始初步确立矣。
左氏书在“忠”“节”二德上，大体尚合春秋及战国初期人之观念。如“弑君”之赵盾，左氏引孔子语竟评为“古之良大夫”（宣二年），又称之为“忠”（成八年）。春秋初年，周郑交质，左氏载“君子曰”仅谓：“信不由中，质无益也······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于“挟天子以令诸侯”、抗击王师、“射王中肩”之郑庄公，则赞扬备至。陈大夫洩冶因谏陈灵公“宣淫”而被杀，左氏引孔子评之曰：“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洩冶之谓乎！”（宣九年传）反以为洩冶多事当死。此皆春秋时人之伦理观念与后世大有不同者。左氏“凡例”竟言：“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宣四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书法曰：“权不足也”。并引君子曰：“仁而不武，······”“宋人弑其君杵臼”，书法曰：“君无道也”（文十六年）。此类思想皆属早期儒家之思想，孟子以后即基本上不可见，近人谓刘歆伪造《左传》解经等语，实不可信，曾谓西汉末之刘歆而能为此乎？
附录 春秋经、传考异
隐公
元年春，王正月。（左经）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左传）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公羊）
元年春，王正月，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公何以不书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榖梁）
案：《左传》解经语较经多一“周”字。或经、传本异，或后人所改。《左传》文甚简括，较公、穀为长。公、穀则互有短长。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左经）
······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左传）
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昧。······仪父者何？邾娄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为称字？褒之也。······此其为可褒奈何？渐进也。昧者何？地期也。（公羊）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昧。······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也。不日，其盟渝也。昧，地名也。（榖梁）
案：左、榖皆称“邾”，似为鲁语。惟公羊称“邾娄”，齐语也。“邾娄”者，邹之复音，邹者，邾之转也。传世邾彜铭皆自称“邾”，则左、榖当矣。“蔑”、“味”，音之转也。《左传》文简括，似可信。公、榖之说，似涉附会。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左经）
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
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左传）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克？大郑伯之恶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地何？当国也。（公羊）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贱段而甚郑伯也。······于鄢，远也。（榖梁）
案：左氏有无经之传，如费伯一条是也。此必有据，伪此何为乎？且“费伯”之称亦甚古。经不曰杀，左传亦不云杀，当有所据。共者，卫地，奔共即奔卫也。《左传》无甚可疑。《公羊》始称“杀”，不知何据？“大郑伯之恶”云云，迂语！《榖梁》之说解“克”为“能”，然后增字解经，解为“能杀”，直可斥为不通文法。他语亦迂。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左经）·····缓，且子氏未薨，故名。······豫凶事，非礼也！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
有蜚，不为灾，亦不书。（左传）
······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为以官氏？宰士也······隐为桓立，故以桓母之丧告于诸侯。······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公羊）
······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榖梁）
案：此条三传之说孰是，尚待考证。此处左氏又有无经之传二条，疑鲁春秋原有之也。《公羊》“宰士”之说无据。“仲子微”之说当近事实。左氏仲子为“鲁夫人”之说，疑出季氏属僚之手，尊桓公即所以尊季氏也。《榖梁》之说则未知所据。仲子事疑当以《史记·鲁世家》所言者为近真，其说盖本之古传记。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左经）
······始通也。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
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
······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请往，公弗许，遂行，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
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左传）
案：左氏此处无经之传特多，未见可疑处，盖据鲁史而记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左经）
······非王命也。（左传）
······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奔也。奔则曷为不言奔？王者无外，言奔，则有外之辞也。（公羊）······来者，来朝也。······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穀梁）
案：左氏之说未见可疑。《公羊》之说为汉师之见，非春秋以上人之观念。《榖梁》之说更为迂儒所为，直不知春秋史事者之陋言矣！
公子益师卒。（左经）
众父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左传）
公子益师卒。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疑辞。（公羊）
公子益师卒。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恶也。（榖梁）
案：左氏之说，未知是否？或有所据。《公羊》之说尚谨严可取。《榖梁》则迂说。
（以上元年）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左经）（无传）
夫人子氏者何？隐公之母也。······（公羊）
夫人者，隐之妻也。（榖梁）
案：“夫人子氏薨”，左氏无传。《公羊》以为隐之母，《榖梁》以为隐之妻，皆逆忆。左氏为严。
（以上二年）
三月庚戌，天王崩。（左经）
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左传）
案：左氏独记异说，当有所据。公、榖皆言义。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左经）
夏，君氏卒，声子也······为公故曰君氏。（左传）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
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公羊）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榖梁）
案：疑左氏经、传得之。《公羊》讥世卿之说，非原始儒家义。且周之大夫卒者多矣，岂皆书于鲁春秋乎？二传之说多臆造，不值一驳。
（以上三年）
桓公
蔡侯、郑伯会于邓。（左经）
······始惧楚也。（左传）
案：是时郑庄公之强尚驾于楚上，安得“惧楚”？此或左氏张楚之言，或所谓“惧楚”者指蔡与邓，二国欲恃郑为援耳。
（以上二年）
齐人、卫人、郑人盟于恶曹。（左经）
齐、卫、郑、宋盟于恶曹。（左传）
案：《左传》较经多宋一国，度是时形势，颇为可能，当有所据。
（以上十一年）
庄公
夏，单伯送王姬。（左经）
夏，单伯逆王姬。（公羊）
案：王姬为齐夫人，故书“送”是。《公羊》作“逆”，且以单伯为鲁大夫，大误！于此亦可见左经之古。
（以上元年）
冬十月已未，子般卒。公子庆父如齐。（左经）
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荦贼子般于党氏，成季奔陈，立闵公。（左传）
案：共仲杀子般事，观左氏经、传，当为事实，所以详记之，责孟氏而贵季氏也。公、榖皆不详其事，或言而不悉，则世远又无贵季氏之需要，故使此一事几不可详考。
（以上三十二年）
闵公
冬，齐仲孙来。（左经）
冬，齐仲孙湫来省难，书曰仲孙，亦嘉之也。仲孙归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左传）
冬，齐仲孙来。齐仲孙者何？公子庆父也。公子庆父则曷谓之齐仲孙？繫之齐也。曷为繫之齐？外之也。······子女子曰：以春秋为春秋，齐无仲孙，其诸吾仲孙与？（公羊）。冬，齐仲孙来。其曰齐仲孙，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孙，疏之也。（榖梁）
案：左氏所载入情入理，当有史料依据。公、榖以为齐无仲孙，而以此仲孙为孟孙氏始祖公子庆父，并以迂论发挥之，适见其妄及时代之晚。在春秋时，“仲孙”之称各国皆有也。
（以上元年）
僖公
十二月戊申，（世子申生）缢于新城。（左传）
（以上四年）
五年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左经）
晋侯使以杀大子申生之故来告。（左传）
案：左氏经、传载晋杀申生之年月不符，盖经据鲁
史，传据晋史，其不强同，古人“慎言”之旨也。
（以上五年）
十年春，王正月······晋里克弑其君及其大夫荀息。（左经）
案：传里克杀奚齐在上年十月，杀卓及荀息于十一月，相差二月，旧以三正不同解之，亦或所据史料不同也。于此可见左氏所载史料之可信。作伪书者必整齐划一之。
（以上十年）
九月，晋惠公卒。（左传）（二十三年）
冬，······晋侯夷吾卒。（左经）（二十四年）
案：左氏经、传载晋惠公之死，大有分歧，盖所据史料有异，其错综未加划一，可见左氏之谨严。
宋杀其大夫。（左经）（二十五年）
案：经盖有脱文。公、榖两传于此均曲为之说，惟左氏无文，盖其慎也。
天王狩于河阳。（左经）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左传）
案：据此《春秋经》似确经孔子修定。然其门人等述先师之训，亦可如此云云。此或亦汉师加改之辞。《论语》不涉及孔子修春秋事，此最为可疑！
（以上二十八年）
文公
齐人定懿公，使来告难，故书以九月。（左传）（十四年）
案：经书懿公杀舍于九月，而左氏所据史料为七月，故释经语调停之。此亦可见左氏所据之史料未经大更动。
宣公
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左经）
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感，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左传）
案：左氏竭力为赵氏讳其先恶，为晋三家讳也。所引孔子之言，亦甚难信。然此等记事及言则反映战国前期君臣观念犹不若后世之严格。谓为刘歆辈伪为，则缺乏历史观念者之武断，决不可信！
（以上二年）
陈杀其大夫泄冶。（左经）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泄冶谏曰：······遂杀泄冶。孔子曰：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左传）
陈杀其大夫泄冶，称国以杀其大夫，杀无罪也······君愧于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杀之。（榖梁）
案：左、榖之不同，历史时代之不同也。泄冶为后世之所谓忠臣，然在孔子时，则“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泄冶违此义，故孔子讥之。此春秋时人之君臣观念也。《榖梁》完成于战国秦汉间，故其君臣观念与后世同。此正左氏早出之证，而后人顾谓“左氏谬于圣人”，“刘歆之辞”，岂非误乎！
（以上宣九年）
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左传）
初税亩。初者何？始也。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
何讥乎始履亩而税？古者什一而藉。······（公羊）
古者什一，藉而不税，初税亩，非正也。······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已悉矣。（榖梁）
案：《榖梁》说最不可信，如其说可信，则似增税不多，仅改助为彻耳。则何以书于经而招后儒之非议乎？以左氏与《公羊》合校，殆自此始为什二之税也。故《论语·颜渊》篇：“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可见是时所行为什二之税，然其详如何？三传皆略，甚难征信矣。
（以上宣十五年）
成公
春，······宋公使华元来聘。夏，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冬，·······卫人来媵。（左经）
宋华元来聘，聘共姬也。夏，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礼也。······卫人来媵共姬，礼也。·······（左传）
夏，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纳币不书，此何以书？录伯姬也。······卫人来媵，媵不书，此何以书？录伯姬也。（公羊）
（八年）
二月，伯姬归于宋。夏，季孙行父如宋致女。晋人来媵。（左经）
夏，季孙行父如宋致女，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录伯姬也。晋人来媵，媵不书，此何以书？录伯姬也。（公羊）夏，季孙行父如宋致女，······贤伯姬也。（榖梁）（九年）
案：春秋之初，鲁、宋常通婚姻。及鲁、宋绝好用兵，桓公以下多娶于齐，以齐已开始强盛矣。此后鲁、宋通婚较少，惟伯姬之归宋，始之以华元来聘，继之以公孙寿来纳币，其事甚郑重。盖鲁、宋交好从此有恢复之机，而伯姬又不得善终于宋，鲁人哀之，故于其嫁及卒均详书之，未必因其守贞节之故。公、榖之说，皆战国秦汉间妇女守贞已被重视之观念也。观伯姬死事，左氏与二传之说大为违异，左古而公、榖观念晚出，即可知矣。
齐人来媵。（左经）
案：八年传云：“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此或为古礼（因符合古制）。春秋时违此礼制者多矣。十年经即书：“齐人来媵”，《左传》无解，盖以为非礼也。《公羊》于此又云：“录伯姬也。”此可见《公羊》作时妇女守贞之观念已如何深入社会，吾人于此等处不可不注意。
冬十月。（左经）
案：榖经同。惟《公羊》无之，以《春秋经》前后义例校之，自为脱文。
（以上十年）
襄公
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齐世子光救陈。（左经）（五年）
案：公、榖经“曹伯”下皆有“莒子、邾子（公作“邾娄子”）、滕子，薛伯”，疑左经有脱失也。经上言：“公会晋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齐世子光、吴人、鄫人于戚。”传云：“九月丙午，盟于戚，会吴，且命戍陈也。·····冬，诸侯戍陈。子囊伐陈，十一月甲午，会于城棣以救之。”莒、邾、滕、薛皆小国，既会于戚，戍陈矣，焉得不与救陈之役？且齐是时为诸国宗主，齐既与师，诸国必相从也。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左经）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娄子眮卒。（公羊）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眮卒。（榖梁）
案：出土有邾公牼编钟，与左氏合。公、穀作“眮”乃假借字。足见左经有本，非杜撰。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公羊）
庚子，孔子生。（榖梁）（二十一年）
案：左氏无此条，古经也。鲁史春秋或孔子所修春秋决无书“孔子生”之理。此后师所记，公、榖文字亦不同，益见其为晚出之文矣。
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随。（左经）（二十二年）
案：公、榖于薛伯上皆有“滕子”，滕、薛并举，有薛似不应无滕，疑左经有脱误。
五月甲午，宋灾。宋伯姬卒。······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左经）
甲午，宋大灾，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谓宋共姬女而不妇，女待人，妇义事也。······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左传）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外夫人不书葬，此何以书？隐之也。何隐尔？宋灾伯姬卒焉。其称谥何？贤也。······宋灾故者何？诸侯会于澶渊，凡为宋灾故也······此言所为何？录伯姬也。（公羊）
妇人以贞为行者也，伯姬之妇道尽矣，详其事，贤伯姬也。（穀梁）
案：《左传》所载为春秋战国间早期儒家之观念，故为先出。公、榖皆贞节观念兴起后晚出之文也。至春秋数书共姬事，则悯其出嫁遭灾而卒，前已言之。
（以上三十年）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左经）
书曰：莒人弑其君买朱组，言罪之在也。（左传）（三十一年）
案：经作“密州”，传作“买朱组”，传用夷言，似较古。经或后儒据公、榖而改。于此可见左氏书法并不晚也。
昭公
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左经）
齐高偃纳北燕伯款于唐，因其众也。（左传）
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公羊）
案：左氏之说明白可据，自属可信。《公羊》之说，迂曲不中事理，可笑孰甚！且托为孔子之言以掩护其曲说，其妄实出人意外。
（以上十二年）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左经）
召伯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氏得、尹氏固、南宫
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左传）（二十六年）
案：此文经传违异。经以为召伯与王子朝奔楚，传以为召伯逐王子朝而逆王，与王子朝奔楚者，仅为召氏之族。疑经、传各有所据，传所据者似更可信，以其言之甚详，似所据者为晋、楚之史，晋、楚近周也。
哀公
十有二年春，用田赋。（左传）
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赋，非正也。（榖梁）（十二年）
案：《榖梁》盖确以“初税亩”仍为什取一，故以“用田赋”为加乎什一，其说误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左经）（十四年）
案：左氏于此素朴无饰说。《公羊》则谓：“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云云，已有“神圣”之义。《榖梁》更不知所云，不值一辨。
夏四月已丑，孔丘卒。（左经）（十六年）
案：左氏经较公、榖多二年，至孔子死为止，明经为鲁史而传自孔氏也。孔子死后仍有鲁史记，则《左传》后文所据史料之一。传终于哀公末，明有始终也。左氏为史而非经，于此可见矣。
悼之四年，晋荀瑶帅师围郑······赵襄子由是惎知伯，遂丧之；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左传）（二十七年）
案：左氏终于三家灭智亦即分晋之始，盖与魏史有关也。左氏盖多本晋楚之史，其作者颇可猜测。
春秋左传考证后记
春秋左传考证一书，为一九六五年时余以患肺病休养在家，遵照领导意图，于休养期内，将昔日考证先秦史之所获，经过别择，去芜存精，总结成一书。余思昔日所为先秦史之考证，皆发源《左传》，几无出左氏一书之范围者，乃决计为“春秋左传考证”。原拟分为若干卷：其一九六一年以前所为者，悉总结入第一卷，以后再续为之。然以问题所涉，为存真订误计，不能不猎及六一年以后之研究。盖第一卷中所考者，问题皆提出于六一年前，而内容则有涉及六一年后之研究者。第一卷既成，举凡古史传说、西周史事、春秋大事、西周春秋之经济、政治制度及文化形态之大概，皆大致完备，并附以若干古代地理之考证，几包括春秋历史之全部。其第二卷以下，除少数新提出之问题外，几无其他，内容甚简。第一卷完成于本年春节后三日，即付抄录。第二卷以下，则先搜集史料，重阅金文、易、书、诗、春秋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仪礼、周礼、二戴礼记、孝经、逸周书、战国策、古本竹书纪年、世本、论语、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孙子、楚辞、春秋战国异辞等书，摘出有关史料，为春秋史料集五册。然在史料翻检中，新问题发现殊不多。闻文化大革命将起，此后史学方向如何，尚未可知，因将六一年以后所发现新问题写成春秋左传考证第二卷，仅十六条，万言左右。故当以第一卷为春秋左传考证之正录，而以第二卷为附编，即告结束。此后工作如何，现尚未能定也。
在《考证》本书中未揭出而应在此处一言者，即为《春秋左传》之著作时代及作者问题，以此问题犹未能得较可信据之结论，未便录入正文，故附记于此。
昔人已有吴起传《左传》之说，清人姚鼐则谓左氏书“盖吴起为之者为尤多”。郭沫若同志作《述吴起》，亦证成《左传》原书出于吴起之说。除郭同志已列之证据外，吾人可综录吾人之证据如下：
（一）由生产技术（青铜器后期，初有铁器。未见确切可靠之牛耕史料。农业收成基本尚为一季。所谓“井田”仅开辟于“衍沃”之地，赖沟洫制度以维持水利，筑堤尚甚少。以土地犹大部未辟，人口甚少，劳动力不足等等情况）、生产关系（土地尚基本为国有，划为“井田”，由隶属于贵族之农民耕种，田税基本为十分之一至十分之二，军赋不甚详悉，最重者为力役。农民为贵族所奴役，生活甚苦，故阶级矛盾已相当尖锐。此外似尚有几于完全为贵族所有、附属于土地之农民。工、商主要为贵族服务，由官府掌握，原则上“工、商食官”。然春秋时已有自由手工业者及自由商人之兴起，商人尤易致富，有下层贵族亦为之者，至春秋末期，已有大富商出现。然货币经济在《左传》中几无痕迹，足见商业尚在初兴阶段。工、商一般犹未脱贵族之控制。奴隶人数不多，盖有从事农、工、畜牧者，为贵族家庭执役，为其主要工作之一。奴隶生活更苦，且随时有生命危险，故一遇机会，即有逃亡等事发生。此时失业、破产之贫民，盖日见其多，许多被称为“盗贼”，因反抗统治者，常被贵族所镇压。租佃制、雇佣制、债务奴隶等，未明见于《左传》）、政治制度（主要为宗法贵族联合统治，以宗法定“封建”之等级，并以“宗法封建制”为骨于制定一系列适应此根本制度之政治、社会制度-官制、地方制、赋税制、军制、教育制及家庭、婚姻形态等，但自春秋前期至后期，各项制度有合乎情理之变化）、文化形态（原始宗教已被怀疑，但势力仍大；文化知识水平不高；有原始民主主义及人本思想，伦理、仪文渐被重视。但“忠”、“节”之伦理仍与后世大不相同。所谓旧日之“王官之学”已渐告失坠。至孔子乃总结旧文化，并适应新形势略有创造，广收弟子，形成“儒家”之学），凡此等等，皆基本符合春秋时之情况，必有春秋史料之根据，至少原作者离开春秋时代尚不远。
（二）就各方面观察，至少原作者为儒家后学，有少量早期法家思想，于军事特别感兴趣，似长于兵家之学。
（三）原作者似与鲁国及季孙氏特别有关。记鲁事较详而可信，称鲁皆曰“我”。又常有尊季氏及袒护季氏之记载（如仲子事及成季、成风故事皆被隐晦及曲解）。于列国中扬晋、楚而抑齐、秦（叙晋、楚事特详悉，于齐桓霸业则描写极有逊色，崔述已谓观经则齐桓霸业盛于晋文，观传则晋文霸业盛于齐桓）。于列国内政，则在鲁，尊季氏而抑鲁君；在齐，扬陈氏而抑有“显”名之齐景；在晋，亦
扬臣抑君，“于魏氏造饰尤多”；在楚，则比较尊君抑臣（如弑父之穆王，丧师之共王，骄侈之灵王，昏庸之平王，曾失国之昭王，皆褒多于贬，或应贬而少贬；于屈瑕、子玉、子反、子重、囊瓦、白公等，皆几于有贬少褒。城濮之败，以成王为有先见，蔽罪子玉；鄢陵之败，以共王为有为，蔽罪子反；柏举之败，不责昭王，蔽罪囊瓦，反引孔子言以为昭王“知大道”等等）。
（四）《左传》中多预言，其下限约为公元前三三O年左右。
（五）孔子为公臣，不得不袒护公室，如陈恒弑齐君，孔子请讨之，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言下似有不从大夫之后即可不告之意。孔子弟子冉有、季路等皆为季氏家臣，即袒季氏。《左传》载齐人之语：“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昭十四年）。又载叔孙氏家臣语：“我家臣也，不敢知国”（昭二十五年）。曾子曾为季氏所尊师，鲁越合兵伐季氏私邑费，曾子虽不敢抗公室而助季氏，然固处中立之态度，“寇罢复来”，一若为抗公室之季氏所尊师不为“反君臣之义”焉。
根据上述考证，益以旧日学者之证据，则《左传》之主要作者似为吴起。吴起为卫左氏人而先仕于鲁，学于曾子（曾参或其子曾申），且曾为季氏家臣。其后去鲁为魏文侯臣，立有功绩。后为人所谮，去魏之楚，为楚悼王相，实行“变法”，中央集权，打击贵族，主要目的为“富国强兵”，亦尚有一定效果。吴起之学出于儒学，有法家色彩，而特长兵家之学：以上皆合于《左传》作者身分。然旧说谓《左传》为曾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故记鲁事翔实可信，而略有较晚之记载。可能《春秋经》为曾氏父子所为，《左传》原本以解经语及记鲁事为主，吴起受之而之晋、楚，益以“晋之乘”、“楚之梼杌”等史籍之记载，其后人又有增饰。吴起在魏似又受子夏文学之学之影响，故《左传》文字唯记鲁事及解经语等稍涩，而记晋、楚等事，文词皆颇富艳，所谓“左氏浮夸”是也。
至于《国语》，则吾人认为与《左传》毫无关系，盖本先秦、秦汉间旧史籍之残馀，刘向父子合而成此书，故不完不备，所载文字亦显非一时一人之手笔，与左氏书首尾一贯而完整者绝异。《国语》中每多与《左传》相同之记载，且或有违异，《左传》作者何故为此不完不备、杂乱无章之书，反乱己书之体例邪？必不然矣！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
十二月廿九日修定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