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 明
（1）本书为总结本人六十岁以前全部之先秦史考证性研究。包括本人过去所研究古史传说之全部、西周春秋史之全部。少康以后之夏史及商史，以素乏研究，故从略。
（2）史料除金文考古材料外，以《易经》、《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国语》、《论语》、《檀弓》七书为基础，晚出史料与上述七书相合者酌取之，其相违异者，概不敢用。
（3）史料只举典型者若干条，其他史料只注明书名、篇、卷等。因另有史料集，可供参考。
（4）本札记以简明为主，不取繁琐考据，所举史料均为必要者，晚出或非必要者一概从略。
（5）凡左氏书中材料只注明某公某年传，或注明某公某年，非必要者外，概不引原文，以有《春秋左传》原书可覆按也。
（6）本书力求精核，其不能作为定说或尚有问题者，或加注明，或从略，宁阙勿滥。
（7）有数处引用史料较多，乃必须列举，始能证明所
说者。一般引用史料均简。
（8）无独得体会处，或用简单语句联系，或从略。一般成说罕引。
例 言
余既为《春秋左传考证》，觉尚伤于繁富，其中尚多属常识，本无烦考证者。因为此札记，简括考证《春秋左传》中太古传说、西周史事及春秋史事，只取本人心得，其属常识范围者，概从简略。初意至少须写数万言，然写作完毕，仅得三万字左右，实出意料之外。兹述其凡例如下：
（1）保存太古传说、西周春秋史事之完整体系，但只重点叙述本人考证之心得，常识从略。
（2）在史料上，除必须者外，一般只引原始的典型史料，其他史料只在各处注明出处、篇卷等，而不引原文。
（3）非重要史事概从简略，以构成一完整之体系。
（4）若干处所虽为本人文字，实有所据，如一般人了解者，概不引原文或注明出处。
（5）若干章节过短，乃窘于原来史料之贫乏，只能从简。
（1）黄帝
昭十七年传：“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云从龙，《墨子·贵义》：“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孙诒让《闲诂》：“此即古五龙之说。《鬼谷子》盛神法五龙，陶弘景注云：五龙，五行之龙也。”《孙子·行军》：“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则五帝即五龙，黄帝胜四帝即帝杀四龙。黄帝亦即上帝。
僖二十五年传：“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正义》：“晋太康地理志云：涿鹿城东一里有阪泉。”则二战殆为一传说之分化。《吕刑》：“蚩尤惟始作乱······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此即黄帝杀蚩尤传说较早之型象。皇帝即上帝，亦即黄帝。黄帝胜炎帝与蚩尤，亦即黄帝杀四龙传说之变相。此传说中似反映一“夏族”与“苗族”（非今苗族）斗争之故事，然其详不可得闻矣。
（2）尧、舜禅让
文十八年传：“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尧、舜禅让传说盖本为部落氏族酋长推选制之反映，古时当本有此类传说，然系之尧、舜或出偶然。
尧、舜故事常与天帝故事相联系、混淆，尧、舜或为古部落酋长神化后扩大而成天帝，故其疆域皆广被当时所谓“中国”之全部，旁及四裔，与黄帝等人传说同。亦或为部落神之扩大，此在目前尚难悬断。
宣传尧、舜禅让故事者，据目前传世较可靠之史料，最早似为墨子书，宣传此传说者当为墨家。墨家主张尚贤、尚同，故宣传、夸饰尧、舜禅让之故事，使之当代化，以为其尚贤、尚同主张之根据，此则为情理之所可有者。若谓此类传说之原本即为墨家所创造，尚难凭信。
墨家以为：“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尚贤》上）。“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尚贤》中）。用以证明其“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尚贤》上），“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尚同》上）等说也。
然在墨子时似尚只有尧、舜禅让传说，而无舜、禹禅让故事。故墨家书以为：禹本百里诸侯（《鲁问》），受命于天，征有苗而有天下（《非攻》下，《太平御览》等书引《随巢子》）。则禹之为天子，非舜所禅也。儒家始盛传舜、禹禅让之说，或为其所增饰。崔述据《尧典》等书亦以为舜、禹禅让故事晚出。（《论语·尧曰》篇晚出。）
哀六年传引《夏书》：“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似陶唐氏至夏始灭亡者，因此引起尧与陶唐氏有无关系之问题。案金文、《尚书》、《诗经》、《论语》、《孟子》中常言“三代”，而罕言唐、虞（《论》、《孟》中言“唐、虞”二条略有问题）。《墨子》及先秦其他书始言虞、夏、商、周四代（《墨子》中称“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亦以尧、舜入“三代”中），至有以尧、舜、夏、商、周为“四代王”者。秦汉际之书始常称“唐、虞”，至汉、魏之际，乃有称“五代”者矣（《孔子家语》等）。此亦证尧、舜为“帝”，有禅让事，而三代之王，则皆由征诛也。
（3）鲧、禹治水
僖三十三年传：“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昭元年传：“刘子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鲧、禹本为人或神，现难悬断。然鲧为鱼类，禹为龙类，其故事附有甚浓厚之神话色彩。
鲧、禹治水传说或为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开垦土地、兴修水利事实之反映，而涂上一层神话、传说之色彩。
鲧、禹治水之术本皆为填塞（《山海经》、《天问》、《淮南子》等书，《史记·河渠书》引《夏书》：“禹抑鸿水”，《汉书·沟洫志》作：“禹湮洪水”。《孟子·滕文公下》、《荀子·成相》亦称禹“抑洪水”，“抑下鸿”。《史记·河渠书》索隐：“堙、抑，皆塞也。”），后渐分歧：鲧堙塞洪水，而禹疏导之。盖古代土广民稀，不与水争地，水害较少。其后人口增加，土地开辟，不得不与水争地，乃有堤防之法。其后人口益增，土地益辟，与水争地之害渐著，乃有所谓疏导之法以补救之。观战国时筑堤防与开河渠之事并举，而以开河渠之利为尤大，是即鲧、禹父子异功之说之背景也。昭二十九年传：“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鲁语》上：“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共工与鲧同为水官，其名前者为缓声，后者为急音，且同为罪人，其为一人传说之分化甚显。禹属龙类，为鲧子，皆与后土句龙合。《淮南子·氾论》：“禹劳天下而死为社。”则禹亦为社神，其与句龙为一人传说之分化亦甚显也。
（4）夏启故事 附五观
昭四年传：“夏启有钧台之享。”钧台者，钧天之台也（《吕氏春秋·有始》：“中央曰钧天”）。《山海经》、《楚辞》皆言：夏后启上宾于天，窃九辩、九歌以下。“钧台之享”盖由此神话转变而出。《墨子·非乐》上：“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天问》、《竹书纪年》、《战国策》等书皆言益、启相互夺位之事，与儒说异。在儒说中，启乃贤王；在他家说中，启又为一夺位、淫溢康乐之主，盖古传说本有分歧也。
昭元年传：“夏有观扈。”《楚语》上：“启有五观。”一为敌国，一为奸子，传说亦互异。观扈实五观之倒文（“武观”亦即“五观”），《逸周书·尝麦》：“五子忘伯禹之命······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盖奸子之作乱者，势同敌国也。
《楚语》上：“启有五观”，韦注：“五观，启子太康昆弟也。”《书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王符《潜夫论》亦以太康列五子中。案《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夏”王引之读为 ，戴震谓康娱即康乐。与《书序》参看，则五子为启子，太康在其中。至仲康、少康是否亦为五子之二，无确证不敢言。
或谓启即太康，以康娱自纵，故号太康，可备一说。
（5）羿、浞代夏与少康中兴
襄四年传言羿、浞代夏事，然首尾横决，前人已有所疑。案：此节文确为插入，以《晋语》七同事记载校之，魏绛所言惟有三利，非五利，无“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一利。
哀元年传言少康中兴事，亦有插入痕迹，以《吴语》、《越语》上、《史记·伍子胥传》、《越世家》等校之，均无少康中兴事，惟《吴世家》有之。
《史记·夏本纪》直言：“帝相卒，子帝少康立。”无羿、浞代夏、少康中兴事。《鲁语》上：“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不提少康，此等确甚可疑。成八年传言：“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之禄，夫岂无辟王，赖前哲以免也。”《周语》下：“一姓不再兴。”公孙述等言：“一姓不得再受命。”光武曰：“吾自继祖而兴，不称受命。”东汉初年人皆若不知有羿浞代夏、少康中兴事者。此亦甚可异。先秦、西汉之书言及夏事者，皆称兴王禹，亡王桀，罕有言夏中绝、中兴事者。杨雄《宗正卿箴》且言：“昔在夏时，少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哄。”（据宋本《古文苑》）惟左氏襄四年传、哀元年传及《史记·吴世家》（录《左氏》语）及《楚辞》有羿、浞代夏及少康中兴等事。甚疑此本为楚地传说，作《左传》者取而文饰之，插入魏绛、子胥语中。《左氏》书西汉不甚流行，故至东汉初年人尚不甚知有夏代中绝、中兴事。至东汉中叶以后，《左氏》书渐流行，学人渐知此事。魏高贵乡公为“托古改制”以倒司马氏计，遂昌言少康之事，俾群臣讨论矣。
传说自五帝至幽、厉时皆有羿，前人因谓羿为世官之名。其实羿盖一善射部落之徽号。在传说中，羿有善有恶：帝嚳等时之羿称为“仁羿”，有为民除害之大功。夏时之羿则为篡位、好田、淫游之恶人。要之，传说之分歧或由于部族之不同，然其详不可得考矣。
（6）周人先世
昭七年传周王追命卫襄公曰：“余敢忘高圉、亚圉。”《鲁语》上：“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高圉据《史记·周本纪》为后稷后十世，亚圉为十一世。自后稷至文王仅十五世。《周语》下亦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则后稷之时代甚晚（或以世官释之，非是）。昭二十九年传：“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参看《鲁语》上、《礼记·祭法》）。则后稷或为夏商间人。高圉、亚圉，则周先世中差可考者也。
后稷者，农神也。《周语》上：“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此以农神为农官，“夏衰”当为夏末，非指太康时。
后稷以后之世代，至太王而止，实不甚可考，不必细求。至周人之托于夏裔，亦不知可信与否（《康诰》：文王“用肇造我区夏。”《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立政》：“乃怦我有夏，式商受命。”），或为夏族一支窜入戎狄，同化于氐、羌等族，而其族长遂为异族之酋长者（此等事历史上常有），至太王始建国立都，“贬戎狄之俗”（《周本纪》）。《鲁颂·闷宫》：“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故至太王周始建国东侵，为文、武克商奠定基础也。
太王是否即古公亶父，昔尝致疑，以证据不足，尚难得出结论。
（7）文、武之兴
桓十一年传：“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周人常自居“小邦”，称殷为“大邦”，殷大而周小，所谓“不敌”也。周建国自太王，王季继之，力未完足，为殷文丁所杀（《古本竹书纪年》）。文王力征经营，周乃强大。然虽曰“三分天下有其二”（势力范围），其本邦固仍为小邑。殷已入青铜器全盛时代，周则文王以上之青铜彝器迄未有明确发现，周在彼时之野蛮落后，从可知矣。
克殷之业，实始于文王，《康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金文中亦言：“不显玟王，受天有大令（命）。”（大盂鼎）。《墨子·非攻》下：“赤乌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太平御览》八十三引《竹书纪年》：“（帝乙）二年，周人伐商。”帝乙时王季已死，此周人明指文王之师。则文王既翦商之羽翼，复进而伐商，商几不支，故“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西伯戡黎》）也。
文王克殷之志未集而死，其子武王遂率西方诸部落东征，牧野一战，克灭殷邦。然殷邦以东之地犹未能克定，即殷本邦亦尚需立纣子武庚为殷后，而使三叔监之。此犹春秋时郑庄公克许后使许叔居许东偏，利用之以抚柔许人，复使公孙获处许西偏以监之也。
周人言开国之君恒连称“文、武”，后世仍然，可见克殷之事，武王不过继文王旧业而完成之而已。
（8）周公东征 附摄政
定四年传：“管蔡启商，惎间王室，王于是乎杀管叔而蔡蔡叔。”此周初之内乱。《大诰》：“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则殷人休养生息后，意图复辟，乘周邦内乱而联合周之叛人以反周。周公毅然东征，《大诰》所谓：“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肆朕诞以尔东征”是也。
周公东征胜利后，“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僖二十四年传）。又迁殷“顽民”于雒邑，建立东都，于是周之“王业”告成。
关于周公摄政故事，多见先秦古籍，然前人每有所疑，其实此特狃于后世所谓“君臣之义”，故不信周公有摄政之事耳。当武王之“崩”也，成王幼弱，《召诰》所谓：“有王虽小，元子哉！”《洛诰》所谓：“孺子其朋”，“汝惟冲子”是也。其时周朝新建，内外多患，不能以幼主当国，故由王叔摄政，践天子之位，此亦自然之事，无可疑也！
（9）成、康、昭、穆
昭二十六年传：王子朝告诸侯曰：“昔武王克商，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周颂·执竞》：“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观金文及先秦古籍，成、康时非无战争之事，成王时实为周人势力发展之时，所谓“践奄”等，即包括定齐、鲁之地，周之势力直达海滨，《孟子》所谓：“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滕文公》下），兼武王、周公、成王三时期之战绩而言之也。康王时盖周稍安定，康之为言安也。
僖四年传管仲曰：“昭王南征而不复。”楚人对曰：“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旧说昭王伐楚，涉汉而死。《史记·周本纪》：“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似昭王时已为周人全盛后之中衰时期。穆王则更周游天下，所谓：“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昭十二年传），似穆王亦非盛世之主。然“穆有涂山之会”（昭四年传），尝伐犬戎，传说又谓穆王使楚人伐方兴之徐戎（徐偃王），大破之。《齐语》管仲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远绩以成名。”则昭、穆犹当周之盛世也。
（10）共和行政附“国人”起义
昭二十六年传：“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据《周语》上：厉王虐而好利，“国人”谤王，王使卫巫监谤，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于彘。”《国语》之“国人”，即《左传》之“万民”，谓国都中之居人也。此为见于记载之“国人”起义之始。此次起义能“流王”，可见“国人”势力已抬头，为王政崩倒之始。
所谓“共和行政”，前人及近人已考定为卫武公摄政。周初封国中卫本大国，又为方伯，《康诰》称卫祖康叔为“孟侯”。卫君后居于共，卫伯遂为“共伯”。康叔尝为王官司寇，《毛诗》序谓卫武公“入相于周”，又云：“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西周末至东周初，外诸侯常掌握王室之政权（如郑、虢等），非特卫武公也。
卫武公“入相于周”，加原在周室执政之周、召二公，则为三公矣（此或为三公制度所由起）。《汉书·地理志》注孟康曰：“共伯入为三公”，《古本竹书纪年》：“共伯和干王位”，《鲁连子》：“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其后“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归国于卫”。《史记·卫世家》：卫太子共伯馀之弟名和，实为卫武公，此“共和行政”即卫武公摄行周政之明证。武公殁后，获“睿圣武公”之美谥，当即缘彼曾行王政之故。《诗经》周南、召南后即为卫国之诗邶、鄘、卫风，而继之以王风，似亦非偶然之事也。
“共和行政”开诸侯摄行王政之始，从此王政渐转为贵族政治，此亦历史上一大关键，不可不知。
（11）宣王“中兴”
昭二十六年传：“宣王有志而后效官。”宣王能用周、召二相，东南伐徐戎、淮夷，“蛮荆来威”，《诗·江汉》：“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是即所谓：“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诗·召旻》）也。
然宣王于西北已守多于攻，常为戎人所败，如“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周语》上）是。又曾“丧南国之师”，“料民于太原”（同上）。此外如“不藉千亩”；违反宗法旧制，为鲁择君，废长立幼，引起鲁国内乱，“诸侯从是而不睦”（同上）等。《周语》下载王子晋言：“自我先王厉、宣、幽、平而贪天祸”，则宣王亦衰乱之主，故越代即亡国也。
（12）西周之亡 附周之东迁
昭二十六年传：“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合观《周诗·大雅》及《郑语》等较可靠史料，西周之亡，盖由于天灾、人祸、戎狄交侵（《诗·召旻》：“今也日蹙国百里”），而幽王又昏乱，信用谗妇、佞臣，内乱、外患并生，以致速亡。
《古本竹书纪年》：“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晋文侯）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侯所杀”（左氏本年《正义》引）。是西周亡后，周曾分裂为二，及晋人杀携王，周始复归于一。然平王以避戎难，遂定都于雒邑，以依晋、郑，周东迁之局乃定。
（13）西周官制
定四年传：“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此所言官制大致合乎春秋前期，似尚未尽合西周旧制。
今存史料述西周官制之较详者，首推《书·立政》，其文首称：“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后谓：“立政：任人、准夫、牧（下文亦作准人、牧夫），作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烝、三亳阪尹。”最后复有“司寇苏公”之文。案“三事”之官盖要职，其中“牧夫”职掌狱事，所谓“其勿误于庶狱，惟有司之牧夫”，与“司寇”（疑即“准夫”）同为司刑法之官（盖周初甚重刑狱，以镇压人民，尝以康叔为司寇，而《康诰》诸篇亦屡言刑狱事也）。“常伯”、“常任”盖王左右之官（汉侍中之属？）。自“虎贲、缀衣、趣马”以下多为近官。自“大都小伯”以下似为地方官。“太史”以下又为近官。“司徒、司马、司空”为司民事、军事、工程之官。“亚旅”盖亦为武臣。“三亳阪尹”等为地方官。
《立政》所言官职虽详，然颠倒紊乱，不易一一考定。欲求较明确之史料，则惟《诗经》。从《节南山》、《十月之交》、《云汉》、《常武》数诗看，王官之相职为卿士，所谓“皇父卿士”。卿士之要官为“师尹”，师尹者，“尹氏大师”也，《节南山》言：“尹氏大师，维周之氐，秉国之均，四方是维”。“卿士”之首亦称冢宰，其下有“司徒”、“宰”、“膳夫”、“内史”、“趣马”、“师氏”（《十月之交》）。司徒为司民之官，此时地位已渐重要。“宰”以下仍为左右侍卫之官。其中“膳夫”一职见于西周金文，地位甚高，至春秋前期地位仍高，如庄十九年传伐王立子颓之“五大夫”中即有膳夫石速。冢宰即太宰，在春秋前期亦尚重要，如隐十一年传：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桓二年传：杀宋殇公及司马孔父、相庄公者为太宰华督。王室亦以太宰、内史为赐命侯伯之高官（僖九年、十一年、二十八年等传。《周语》上：“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
西周之官制尚待继续研究，现时尚有许多问题不能清楚。但知卿士冢宰下有要官“三事大夫”（《诗·雨无正》）而已。
（14）西周地方制度
隐元年传：“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据目前所有可靠史料，西周时代县鄙（边邑）制度似尚未普遍，至于县、郡或郡、县制度更未产生。
西周之地方制度，大概分国、都、邑三级：国即国都，都为大邑，邑为小邑，国、都、邑之外为“野”，无明确之国界。
西周地方制度，亦甚难详知。此据春秋史料上推，虽不中亦不远矣。
（15）西周税制附人口
宣十五年传：“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杜注：“周法：民耕百亩，公田十亩，借民力而治之，税不过此也。”此即所谓“什一之税”，杜说近是。又《鲁语》下述西周税法谓：“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平）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稷（六百四十斛）禾、秉（三百四十斗）刍、缶（十六斗）米，不是过也”，其中虽间杂理想成分，然当存旧制梗概。所谓“岁收”似指军赋，名为“什一”，益以如许杂税，亦已重矣。
“井田”之制，其有无久已纷纭，然左氏有“井衍沃”（襄二十五年传）之文，可证井田实有。在衍沃之平原，划棋盘式方块田，较易实现。“井田”为农村公社，近讨论者已稍趋一致。“井田”之制虽不必若孟子所言之整齐，然要相接近也。
助制用于井田，二者不可偏废，有助制即有井田矣。
西周时人口较春秋为少。武王伐商，“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孟子·尽心》下），以甲骨文用兵不过万人校之，“商、周之不敌”，则周军自不过数千人，虽尚有留守本土者，即以五倍计，亦不过一万五千人，以一家五口出一兵计，则周邦人口不能过十万，彼时全“中国”人口，扫数计之恐亦不过一、二百万而已。西周时经济发展，至末年，人口当有增加，然“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民而可料，则周“国人”之数尚不能过多也。
（16）西周兵制
西周兵制，亦甚难详考。惟车战之制，大致与春秋时相近。据金文，其时戎狄中亦有车战者（如鬼方）。大致“国人”中每家出一人。一乘兵车，甲士十人（步卒若干未详），周初以来即如此。《孟子·尽心》下：“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虎贲”即甲士也。《逸周书·克殷》：“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战国策》苏秦说魏王：“武王卒三千人，革车三百乘，斩纣于牧。”又说赵：“武王之卒不过三千人，车不过三百乘，而为天子。”《吕氏春秋·简选》：“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纣为禽。”则周伐纣之大战役用兵仅三千人，留守者或数千，至多不过万余人（以左氏昭五年传：“长毂九百”，“遗守四千”例之）。则周初兵数尚不及殷人（甲骨文记载殷用兵有多至万人者），徒以野蛮部落习于战事，以临腐朽之殷邦，故势如破竹耳。
西周后期《诗·采芑》：“方叔涖止，其车三千。”如非夸大，则兵数已达周初之十倍矣。
（17）西周刑制
昭六年传：“周有乱政，而作九刑。”据叔向言：“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杜注：“临事制刑，不豫设法也”。则西周本无固定之刑法，临事以统治者之意志断之而已。至西周后期，乃有所谓“九刑”之制，然似不公布之于民，故叔向非郑之“铸刑书”也。
《吕刑》为春秋、战国间作品，此或春秋后期各国公布刑法之反映，然亦略可考知其前之刑制，最重要者，为所谓“赎刑”之制。
（18）西周学制
襄三十一年传：“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杜注：“乡之学校”。此盖西周学校旧制之遗。西周时尚武，所谓“学校”，主要为学习射御等武艺之所。大盂鼎：“余隹即朕小学。”麦尊：“王客芥京祀·····才（在）璧（辟）雖（雍），王乘于舟，为大丰，王射大龚，禽。”静殷：“王令静司射学宫，小子衆服衆小臣衆夷仆学射。······静射无界。”此西周小、大学之制及大学之作用最可信据之史料。
（19）西周农业
昭元年传：“譬如农夫，是穮是装，虽有饥馑，必有丰年。”杜注：“穮，耘也；壅苗为蓘也。”西周农业生产已有所谓“耘”（除草）、“耔”（附根）之术，即“穮”与“蓘”也。
西周时农具最通行者为耒（曲柄下歧头之木耕具，木叉之上贯一小横木，耕时足踏）、耜（曲柄之铲）、钱（木制或带有金属锋刃之耜）、铺（用曲枝所制或带有金属锋刃之小锄）、铚（木石制或有金属锋刃之收获器）。《诗·周颂·载芟》：“有略（利）其耜。”《良耜》：“畟畟（利）良耜。”“其镈斯赵，以薅茶蓼。”《臣工》：“庤乃钱镈，奄观铚艾。”出土物有石铲、蚌铲、骨铲等。
耕种方法首先为垦耕，不外“推”（将锋刃刺入土中向前推）与“发”（把柄向外挑拨以发土），二人合作，谓之“耦耕”。《诗·豳风·七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足踏耒耜，举足而“推”、“发”，即“耕”）”。《周颂·噫嘻》：“亦服尔耕，十千维耦。”《书·大诰》：“厥父菑（除草垦耕），厥子乃弗肯播（播种），矧肯获（收获）”。《梓材》：“为厥疆畎（疆陌上沟洫）。”《诗·小雅·大田》：“去其螟螣，及其蟊贼······秉畀炎火。”此为除虫。
垦田有所谓“菑田”（初垦之田）、“新田”（能种植之新田）、“畲田”（旧田）。《周颂·臣工》：“如何新畬”。《小雅·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于彼新田，于此中乡。”田有“南亩”（行列向南）、“东亩”（行列向东）之别，亦称“衡”“从”之亩。《小雅·信南山》：“我疆我理，南东其亩。”《齐风·南山》：“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作物种类，据《诗经》等书，重要者有“黍”、“稷”、“麦”、“麻”、“菽（豆）”、“稻”、“梁”等。
西周农业生产之发展已有一定水平，春秋农业则继此而续有发展者。
（20）西周工业
僖十八年传：“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可见春秋初期
铜尚甚缺乏。然以手工业品言，于西周仍首推青铜器（有无铁器，尚不能定），出土物之铸作技术与花纹装饰，均甚精美。多为用具、礼器及武器等，生产工具少见。手工业工具或多用铜制。
西周时之手工业，据文献及出土物，有金属工、木工、玉石工、陶工、纺织工、皮革工、营造工、武器工等。与农业相结合之家庭纺织业当居主要地位。《大雅·瞻印》：“妇无公事，休其蚕织。”则蚕织已以妇女任之。当时有葛布、麻布、蚕丝、皮裘等之纺织。
西周手工业之原始史料，除出土物外甚少，姑从略。
（21）西周商业
昭十六年传郑子产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则西周时有专业之官府商人。西周商业尚未大发展，中叶以后略有进步。农村间在周初已有少量交换，如《酒诰》：“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郑语》载宣王时有制造“弧箕服”以自行出卖之贩夫贩妇。
以商业未盛，故货币行使不广。贵族等用贝为货币，见金文、《诗经》。贵族锡贝者，自“五朋”至“五十朋”、“百朋”不等（金文中多见）。《小雅·菁菁者莪》：“既见君子，锡我百朋。”笺：“古者货贝，五贝为朋。”金文中常见“锡金（铜）”若干“寽”之记载，金属或已以重量为单位，作为高级货币行用，足见商业已有初步发展。
西周商业之原始史料亦不多，姑从略。
（22）宗法、封建之制
隐八年传：“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桓二年传：“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此封建制，亦即宗法制也。天子以嫡长子继位，众子封为诸侯；诸侯以嫡长子继位，众子封为大夫；大夫亦以嫡长子继位，众子为士。士为小宗，以大夫为大宗。大夫亦为小宗，以诸侯为大宗。诸侯亦为小宗，以天子为大宗。故封建系统即宗法系统，宗法为“封建”之本也。
《大雅·公刘》：“君之宗之。”毛传：“为之君，为之大宗也。”则君即宗也。《板》：“大宗维翰。”毛传：“王者，天下之大宗。”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异姓诸侯曰“伯舅”、“叔舅”，是即宗法关系。诸侯称同姓、异姓之大夫亦然（隐五年传、庄十四年传、《楚语》上、《礼记·祭统》引孔悝鼎铭等）。《晋语》八：“栾书实覆宗，弑厉公以厚其家。”则不特诸侯与天子间有宗法关系，大夫与诸侯间亦有宗法关系也。金文《善鼎》：“余其用各（格）我宗子雩百生（姓）。”《陈逆殷》：“陈氏裔孙逆作为皇祖大宗殷。”《陈逆簠》：“余陈桓子之裔孙，余寅事齐侯，欢恤宗家。”桓十一年传：“雍氏宗有宠于宋庄公。”昭二十八年传：“梗阳人有狱······其大宗赂以女乐。”战国时器扇羌钟：“扇羌作戎，厥辟韩宗融率征秦逡齐······赏于韩宗，命于晋公，邵于天子。”旧籍中常以宗法限于大夫以下，士与大夫间有宗法关系，原无问题也。文二年传：“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哀二年传：卫太子祷曰：“曾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是诸侯祖天子之证。鲁有“三桓”，郑有“七穆”，宋有戴、庄、桓等族，是卿大夫亦认所自出之君为祖也。
桓二年传：“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则庶人、工、商亦有宗法，然其详不可得考矣。
襄十五年传：“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周初及后世皆有“封建”，封建之贵族等级为天子、诸侯、大夫、士，所应注意者，为诸侯中之等级名称。旧谓周代诸侯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其名次已见《春秋经》。然观金文、《周书》、《诗》、《春秋经》等，所谓五等爵或不见，或有而紊乱。考《书·康诰》：“侯、甸、男、邦、采、卫。”《酒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召诰》：“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顾命》：“庶邦：侯、甸、男、卫。”则所谓“诸侯”，指侯、甸、男、采、卫等爵位，是即所谓“周爵五等”也。然侯、甸、男爵位较高，而采、卫一若后世之所谓“附庸”者，地位较低。《令彝》：“诸侯：侯、甸、男。”《郑语》：“妘姓：邬、郐、路、偪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则采、卫为附庸小邦之君信矣。
（23）天子、诸侯、大夫、士
桓二年传：“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西周宗法封建系统中，贵族分为天子、诸侯、大夫、士四级，诸侯以下又各分等级。天子全“中国”之大宗也。诸侯有侯、甸、男、采、卫五等（别详上条）。卿、大夫、士皆一族之宗，亦有上、中、下之别（僖十二年、成六年、昭七年等传，《孟子·万章》下）。卿即天子之卿士，盖本为掌军事之长。襄二十五年传：“郑子产献捷于晋，戎服将事······晋人问曰：何故戎服？对曰：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复旧职。命我文公，戎服辅王，以授楚捷。”又齐国、高二氏与齐侯为齐三军之帅，晋六卿本六军之长等，皆可证。
“侧室”次卿，或为大夫，由卿之家分出（文十二年传、《鲁语》上仲孙它、《鲁语》下季康子问于公父文伯之母、公父文伯退朝等条）。“贰宗”次大夫或士，由大夫之家分出（“贰宗”非即小宗，本传中大夫分出之支族甚多，不备举）。“隶子弟”者，杜注：“士卑，自以其子弟为仆隶也。”大致近是。
自天子至士皆贵族阶级，或以士为平民，尚待研究。
（24）庶人、工、商
襄九年传：“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庶人”为隶属农民，“商”为官府商人， 为官府手工业者，皆低于贵族、高于奴隶之阶级。“皂隶”则为官府奴隶。《晋语》四（“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桓二年传（“庶人、工、商，各有分亲”）、哀二年传（“庶人、工、商遂”注：“遂得进仕。”“人臣隶圉免”，注：“去厮役”）、襄十四年传等文，均可证也（西周金文如《师骰殷》、《伊段》“百工”与“仆驭”、“牧”、“臣妾”等并举，地位似较低，但仍非奴隶）。
工、商主要居于城中，隶属官府而作业，生活尚不甚痛苦（商人尤其如此。《诗·大雅·瞻卬》：“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商人之致富，即贵族亦已羡慕之）。庶人主要居于田野，西周金文载一部分庶人随土地分赐（《大盂鼎》、《矢殷》等），观《诗·七月》等篇之记载，农民受剥削、压迫甚重，生活至为痛苦也。
（25）奴隶
僖十七年传：“男为人臣，女为人妾。”“臣”“妾”即西周以来男女奴隶之称也。西周时有关奴隶之史料甚少，名称则甚多（若干恐非真性奴隶）。大致言之：西周时奴隶皆隶属贵族、官府，大贵族以之分赐属下，奴隶所执似多为家内仆役等事，或有用于农、工、畜牧等业者，要之，在生产上无甚足称也。
（26）宗教
昭元年传：“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禁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票之。”西周宗教为多神教，一部分为氏族图腾所转化者，然已有最上之神上帝，下有社、稷、日、月、星辰、山川等神，观《山海经》等书记载，不特人神混杂，人兽亦混杂，此种宗教尚甚原始也。
《鲁语》上：“凡禘、郊、宗、祖、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此祀典除上帝外，诸神略备，语虽不文，记载亦或有误，然节取之，西周时宗教大略可知矣。
（27）郑庄小霸附春秋时郑国之强
春秋初年，郑为小霸，人多知之；然其成霸之曲折，治春秋史者尚不尽清晰。盖郑为新兴之国，商业又较盛，经济富裕。当春秋之初，周室已衰，齐、晋、秦、楚未兴，郑庄雄桀，处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地位，又结交大齐、强鲁，近攻宋、卫、陈、蔡，甚至击败周王所率之联军，纵横一时，几于霸主，兹择要述之。
隐元年，郑庄克平其弟叔段内乱，统一郑国，使郑不致出现若晋翼、曲沃分裂之局。以卫人助叔段，郑庄遂以周、虢之师伐卫，又与鲁、邾为盟。次年，再伐卫。三年，取周麦禾，与齐寻盟：小霸之势初成。
陈桓公曰：“宋、卫实难，郑何能为”（隐六年传）。春秋初宋、卫为大国，郑虽强然小，为诸侯所不服，故郑庄于挟天子外，又挟号为“小伯”之齐僖（所谓“齐僖小伯”，实郑庄小伯），结当时兵力甚强之鲁国，以临宋、卫。郑、宋之争遂不可免。
隐四年，宋、卫、陈、蔡四国再伐郑，复结鲁国之兵，其势甚盛，此盖宋乘周衰之图霸也（其与国最大而重要者为卫）。五年，郑庄败卫所用之燕（南燕）师，郑、宋再交兵，未见胜负。六年，郑庄乃始通鲁，对鲁让步以取鲁之助。郑、齐、鲁之交始合，而宋、卫乃困。郑庄伐宋之与国陈，大获。次年，陈人服于郑，与郑联姻。八年，齐僖平宋、卫于郑，郑庄伪许之而不与盟，且敷衍齐国，“以齐人朝王”。九年，郑人假王命伐宋，复合齐、鲁以谋伐宋。是年，郑大败北戎之师，兵威益盛。十年，郑、齐、鲁伐宋，鲁败宋师，取二邑。宋、卫、蔡伐郑，郑伐取其师，又入宋。至此，郑胜宋败之势成矣。十一年，郑、齐、鲁入许，以许与郑，郑益强（许盖本属鲁，故“齐侯以许让公”，郑庄先期以祊易许田，故三国之师伐许，以许与郑）。是年，郑又大败息师及宋师。
鲁桓即位，郑庄巩固鲁交，卒易祊、许之田。桓二年，宋内乱，郑、齐、鲁、陈结会，以成宋乱，宋人亦服于郑，郑庄小霸之业于以告成。是年，郑、蔡结会以备方兴之楚。五年，郑庄欲助齐袭纪，纪人知之，不克。是年，郑庄大败周王所帅周、虢、卫、陈、蔡五国之师，郑之强于此可见。六年，北戎伐齐，郑庄使太子忽帅师救之，大败戎师。七年，郑庄又合齐、卫之师伐周邑盟、向，王迁二邑之民，郑盖取其地。是时郑庄小霸之业早成，乃因小故与鲁交兵。桓十年，郑合齐、卫之师伐鲁，战于郎，不能服鲁。十一年，郑、齐、卫、宋盟于恶曹，是为郑庄小霸之顶点，亦即所谓“齐僖小伯”之顶点。是年，郑庄公卒。十三年，鲁、郑、纪大败齐、宋、卫、燕之师，于是郑、齐小霸之局皆告终矣。
不特郑庄小霸，郑庄死后，终春秋之世，郑之强亦常超过其他二等国。宣二年，郑公子归生大败宋师，囚宋二主帅，获甲车四百六十乘。成三年，诸侯伐郑，郑人袭败之。成七年，郑囚楚郧公锺仪。楚申公巫臣曰，如以申、吕为赏田，“晋、郑必至于汉”，是楚人亦畏郑矣。成十五年，郑子罕侵楚，取新石，楚迁许以避郑。次年，又“以汝阴之田求成于郑”。晋于鄢陵大捷后，再合诸侯以伐郑，诸侯之师次于郑西，鲁师不敢过郑，诸侯迁于颍上，“郑子罕宵军之，宋、齐、卫皆失军。”次年，郑子驷侵晋虚滑。襄十年，楚、郑联军伐宋，郑师侵卫，又与楚侵鲁，克萧，郑师再侵宋，所谓“师竞已甚”也。襄二十五年，郑子展、子产帅车七百乘伐陈，入之。定六年，郑助王子朝之徒伐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晋阎没戍周，且城胥靡。哀二年铁之战，晋虽败郑，然固以郑为大敌也。卫太子“登铁上，望见郑师众，大子惧，自投于车下”，郑人且击赵简子中肩矣。观上列举之史实，春秋时郑之强几及晋、楚，从可知矣。
（28）晋之分裂与统一、强大
隐六年传周桓公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盖东周邻近晋、郑二国，晋大而郑强。西方赖虢而南凭申、吕。及楚强而申、吕弱，晋又分裂，郑庄叛周自雄，于是周乃益衰。
晋之分裂凡六十余年，“曲沃邑大于翼”（《史记·晋世家》），盖亦春秋初一强国。入春秋前一年曲沃庄伯伐翼，杀孝侯。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获哀侯。桓七年，又杀小子侯。次年，灭翼。王命虢仲立晋侯缗。次年，虢、芮、梁、荀、贾五国伐曲沃。庄十六年，周王迫于既成之势，卒“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
曲沃武公并晋不久即卒，子献公灭桓、庄之族，统一内部，国力充实而对外发展，胜骊戎，作二军，灭耿、霍、魏（闵元年），伐东山皋落氏（闵二年），灭虞、虢（僖五年），败狄于采桑。盖晋献时灭国甚多，晋始强大。至献公卒，晋发生内乱，为秦人所干涉。及秦败晋惠公，怀公为质于秦而晋中衰。至文公始复振。
（29）秦之东征
东周之初，秦始建国，周王以西土畀之，秦乃积极对外发展。据《史记·秦本纪》，秦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文公十六年，伐戎，戎败走，遂收周余民有之。宁公二年，伐荡社。三年，灭之。十二年，伐取荡氏。武公元年，伐彭戏氏，至华山下。十年，灭邽冀戎。十一年，灭杜、郑、小虢。宣公四年，胜晋于河阳。穆公元年，伐茅津。五年，伐晋，战于河曲。盖秦至穆公时已并国甚多，蔚为大邦矣。
左氏载春秋初年秦事甚略，惟有桓四年传，秦师侵芮，败焉；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以归。十年传，秦人纳芮伯万于芮。然亦可见秦东进之势。晋献公死后，秦穆纳晋惠公，既又战于韩，获惠公而质其子怀公，“始征晋河东，置官司焉。”其后又归晋河东而以女妻怀公。惠公死，怀公立，晋国内不靖，秦穆复纳文公。《史记·秦本纪》载孝公令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可见秦至穆公时确已甚雄强。
（30）楚之兴起
昭二十三年传：“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二十七年传：“平王之温惠共俭，有过成、庄，无不及焉，所以不获诸侯，迩无极也。”则楚之强大始于成王，其前犹“土不过同”之小邦也。
楚本蛮夷，昭十二年传：“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至周衰而兴，《史记·楚世家》熊渠当周夷王时，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立其长子为句亶王，中子为鄂王，少子为越章王。周宣王南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楚盖被侵而中衰。西周亡后，楚人复兴，侵略申、吕，周王遣师戍守，而申、吕终为楚灭。申、吕亡而周南方之屏障彻，若非齐、晋之兴，周之亡指日可待矣。
考之左氏，桓二年始书：“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盖是时楚已开始北略。六年，楚武王侵随，不克。八年，楚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使薳章让黄，楚武王伐随，战于速杞，随师败绩，随及楚平。其时汉东诸国随为大，败随而楚威立矣。九年，楚及巴师伐邓，大败邓师。十一年，楚莫敖屈瑕将盟贰、轸，郧人欲与随、绞、州、蓼伐楚师，楚败郧师于蒲骚，卒盟而还。十二年，楚大败绞师。十三年，以伐绞之役，楚师分涉于彭，罗人欲伐之，故屈瑕伐罗，罗与卢戎两军之，楚大败。庄四年，楚武王为荆尸，伐随而卒，令尹鬥祁、莫敖屈重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六年，楚文王伐申。次年，伐邓。十年，楚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继又灭息。十四年，楚入蔡。十六年，楚灭邓，伐郑，及栎。十九年，巴人伐楚，楚文王御之，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遂伐黄，败黄师于踖陵，还师而卒。此外春秋初楚所灭小国盖尚多，所谓“汉阳诸姬，楚实尽之”也。
楚在成王前，虽灭小国甚多，然随敢与楚抗，楚亦以随为大敌，罗欲伐楚师，楚伐罗乃大败，巴伐楚，文王帅师亲御之，亦大败，则其时楚之强未必逾于郑庄也。至齐桓称霸、楚成即位后，楚始强大至能侵陵中原诸侯矣。
（31）戎、狄迁徙
戎狄本多西北部落，随周衰而东南侵。春秋之初，最强者为狄，盖已形成部落联盟。戎之种类，盖尚多为部落、氏族组织，其势稍弱于狄。
《后汉书·西羌传》引《竹书纪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此为北戎始见，尚在西周之末。“（曲沃庄伯）二年，翟人伐翼，至于晋郊”（《太平御览》八七九引《史记》-《纪年》），此为狄之始见，尚在春秋之前。盖戎狄之东迁，在西、东周间也。
隐九年传：北戎侵郑，郑人大败戎师。桓六年：北戎伐齐，郑太子忽帅师救齐，又大败戎师，获其二帅，甲首三百。于是诸侯之大夫戍齐。以齐之强大，尚受北戎之侵，至劳诸侯之师戍救，非强郑抑之，北戎将大为患于春秋初矣。
至齐桓称霸时，戎狄复侵陵中原，齐桓“攘”之，中原乃得安宁。
又是时晋、秦强，兼并戎狄，故戎狄多东南迁，如僖十一年传：扬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秦、晋伐戎以救周。二十二年传：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襄十四年传：晋范宣子谓姜戎曰：“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姜戎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等等，皆是也。
（32）齐、鲁争衡
鲁为春秋初年强国。隐十年：鲁与郑、齐伐宋，鲁独败宋师，取二邑。桓三年：鲁、郑、纪三国之师大败齐、宋、卫、燕四国联军。齐桓之时，庄十年：鲁败齐师于长勺，复侵宋，齐师、宋师次于郎，鲁大败宋师于乘丘，齐师乃还。
十一年：鲁复败宋师于鄑。直至齐桓称霸后，《鲁颂》称僖公战绩，尚曰：“既克淮夷，孔淑不逆。”“憬彼淮夷，来献其琛。”（《鲁颂·泮水》）。“保有凫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鲁颂·闷宫》）。《尚书》中《费誓》一篇，或谓亦鲁僖时所作，则鲁僖确有征淮夷、徐戎之战绩矣。春秋之初，鲁常侵犯小国，小国如邾、曹、纪、滕、薛、杞等亦常来朝鲁，纪更为鲁之保护国，于此等处，可见春秋初鲁国之强。
春秋初齐欲灭纪，而鲁保护之，由此发生争端。桓六年：鲁、纪会于成，纪来谘谋齐难也。冬，纪侯来朝，请王命以求成于齐，公告不能。桓十三年鲁、郑、纪大败齐、宋、卫、燕之役，盖亦包含齐、纪之问题在内。齐襄继位，为并纪而阴谋图鲁。桓十七年：鲁为会欲平齐、纪，不克。及齐师战于奚。十八年：桓公与夫人文姜如齐，桓公为齐所害。未几，齐遂灭纪。齐桓继位图霸，与鲁战，齐灭遂，逼近鲁都，鲁始为齐所服。
（33）齐桓霸业
齐桓霸业可分三期：第一期自鲁庄九年至十五年，为创霸时期。齐桓首结宋、陈、蔡等国，以服鲁、郑，中原诸侯于以团结。庄九年：齐败鲁。十年：齐、宋伐鲁，不克。十三年：齐合宋、陈、蔡、邾为北杏之会，灭遂，鲁及齐平。十四年：齐假王命合陈、曹伐宋。齐、宋、卫、郑会于鄄，郑亦服齐。次年，复会，齐始霸。第二期自鲁庄十五年至僖四年，主要为“攘夷”时期，伐戎、狄与楚，以安诸夏。庄二十年：齐人伐戎。二十六年：齐、鲁、宋伐徐。二十八年：
楚伐郑，齐、鲁、宋救郑，楚师夜遁。三十年：齐伐山戎以救燕。狄伐邢、入卫。闵元年：齐救邢，二年，救卫。僖元、二年：齐迁邢、封卫（僖十八年，宋伐齐，鲁、狄皆救齐。二十年：齐、狄盟于邢，为邢谋卫难，则狄似亦服于齐矣）。楚屡伐郑。四年：齐遂合八国之师侵蔡、伐楚，与楚盟于召陵。第三期自僖四年至十七年，主要为“尊王”，为齐桓霸业顶峰时期。僖五年：齐为首止之会，会王世子，以安周室。八年：齐为洮之盟，以定襄王之位。九年：遂为葵丘之会，周王赐胙，王子带被逐。僖十三年：齐为鹹之会，以谋王室。为戎难故，诸侯戍周。十六年：王以戎难告于齐，齐征诸侯而戍周（在此时期内齐尚有“东略”之事，从略）。十七年：齐桓公卒，齐之霸业告终。
召陵之盟，据《左氏》记载若齐为楚所屈者，殊非事实，崔述既言之矣（观《春秋经》，则齐桓霸业甚盛，远过晋文，观《传》则晋文胜于齐桓，《左氏》有曲笔矣）。昭四年传，椒举谓楚灵王曰：“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君其何用？”王曰：“吾用齐桓。”可见齐桓召陵之师，固为赫赫之功。僖十九年经：“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传：“陈穆公请修好于诸侯，以无忘齐桓之德，冬，盟于齐，修桓公之好也。”僖四年传屈完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屈完及诸侯盟。则召陵之师，楚已屈服于齐，加入齐之联盟，故齐桓卒后，楚成欲利用召陵之盟，为盟于齐，以与宋襄争霸，陈穆公之言即楚人之意也。
（34）宋襄图霸
齐桓既卒，与齐甚亲善之宋襄公乃欲乘机图霸，然不度德量力，卒为楚人所败。
僖十八年：宋以卫、曹、邾之师伐齐，齐诸公子争立内乱，为宋所败，宋立孝公而还。次年：宋执滕子。宋、曹、邾为曹南之盟，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宋人围曹，盖诸侯不服也。楚合陈、蔡、鲁、郑盟于齐，以与宋争霸，盖此时楚在名义上仍推齐为盟主也。二十一年：宋、齐、楚盟于鹿上，此为宋襄霸业之顶点。同年宋、楚、郑、陈、蔡、许、曹会于孟，楚执宋公以伐宋。同年诸侯盟于薄，释宋公。二十二年：宋、卫、许、滕伐郑，楚人伐宋以救郑，大败宋师于泓，宋襄伤股，次年卒。宋襄霸业之结局如此。
是时宋襄图霸未成，楚人之势大张，伐宋，侵齐，中原之鲁、郑、宋、卫诸国皆服于楚。狄人亦以其时伐郑、取栎，进伐周室，大败周师，襄王奔郑，处于氾，太叔以狄后隗氏居于温，周几分裂。是时真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矣。
（35）晋文、襄霸业
晋文公历游诸国，备尝艰难，故返国后知“励精图治”以求霸。僖二十七年传：“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榖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是时宋叛楚即晋，楚成合郑、陈、蔡、许四国之师围宋，宋告急于晋，晋蒐于被庐，作三军。僖二十八年，晋侵曹、伐卫，楚人救卫，不克。晋入曹，执曹伯，分曹、卫之田以畀宋人。晋楚战于城濮，楚师败绩。于是晋文为践土之会，周王策命晋侯为侯伯，晋文霸业告成。
城濮之战，《春秋经》书：“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一若晋方师众而楚方兵寡者，其实不然。此时楚已成大国，晋则方兴，从楚者有陈、蔡，而晋实独力应战，《左氏传》言之详矣，实楚众晋寡也。《韩非子·难一》、《吕氏春秋·义赏》并言城濮之战楚众晋寡。观《左氏》所载，晋文在此战中退三舍，于战事颇有顾虑，亦可证楚众晋寡之说。
践土会后，僖二十九年：晋又合周、齐、宋、秦、陈、蔡等国盟于翟泉。次年：晋、秦围郑，郑说秦退师，秦使杞子等戍郑，晋师亦还。三十二年：晋文公卒。
晋襄继位之初，即伐败袭郑之秦师，获其三帅，旋释之。僖三十三年：晋人败狄于箕，获白狄子。文二年：秦人伐晋报怨，晋御之于彭衙，秦师败绩。晋合宋、郑、陈人伐秦。三年：秦复伐晋，晋师不出，秦取王官及郊而还。楚师围江，晋伐楚以救江，门于方城。四年：晋伐秦，报王官之役。六年：晋襄公卒。
晋文返国后，未久即死，襄公继之，称霸先后凡十二年，远不及齐桓称霸之年数。晋襄卒后，晋国内乱，卿族赵氏日渐专横，晋霸入于中衰时期。
（36）秦穆霸西戎
文三年传：“秦伯伐晋······晋人不出······封崤尸而还，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穆公以金鼓。”所谓秦穆霸西戎之较可靠史料，仅此而已。盖秦之东征，为晋所阻，乃向西发展，灭戎狄而“霸西戎”也。
（37）楚庄霸业
晋襄公卒后曾发生狐赵等氏内乱，文九年传：“范山言于楚子（穆王）曰：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文十四年：楚庄王立，有公子燮之乱。十六年：楚大饥，戎、蛮交侵。宣四年：有鬥越椒之乱，庄王皆克定之。庄王北上与晋争霸。宣三年：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问周鼎之大小轻重，有代周之志。宣八年：灭舒、蓼。宣十一年：入陈。十二年：入郑，郑服于楚。晋师救郑，晋楚战于邲，晋师败绩。宣十四年：楚庄围宋，晋不敢救，宋及楚平，鲁亦服于楚。宣十八年：楚庄王卒，其时齐屡伐鲁，鲁欲用楚师，庄王卒，楚师不出，遂用晋师。楚共王即位，成二年：侵卫，遂侵鲁，师于蜀，侵及阳桥，鲁及楚平，楚合齐、鲁、宋、卫、郑、陈、蔡、许、秦、曹、邾、薛、鄫十四国盟于蜀。此为楚霸之顶点，过此以往，晋又复霸矣。
（38）晋厉、悼复霸
邲战之后，晋虽暂时丧失霸权，然晋景公亦甚雄桀，图复霸业。宣十五年：灭赤狄潞氏（其前已乘狄内乱，为櫕函之会以服众狄，见宣十一年传），复败秦师于辅氏。次年：灭赤狄甲氏、留吁、铎辰。十八年：合卫师伐齐（其时齐屡侵鲁、卫）。成二年：复合鲁、卫、曹之师大败齐师于鞍，齐乞盟。三年：又合卫师伐廧咎如，讨赤狄之余，至是赤狄尽为晋人所灭（白狄之在西者盖并于秦，其在东者，肥鼓亦为晋所灭，仅存一鲜虞，至战国为中山。长狄于鲁文公时侵齐、鲁、宋、卫诸国，为诸国所歼。至三传所载长狄神话，自不可信）。六年：晋景迁绛都于新田。是年楚伐郑，晋救之，楚师还；晋师遂侵蔡，楚救之，晋师亦还。是时吴始兴，晋使巫臣通吴以制楚，楚遂疲于奔命。八年：晋侵蔡，遂侵楚，败申息之师于桑隧（见襄二十六年传），获申骊，楚师还，晋又侵沈，获沈子揖。十年：晋景公卒。晋景末年，盖已开始复霸矣。
晋厉即位之初，成十二年：宋华元合晋、楚之成，晋、楚盟于宋（或以《春秋经》不书此晋楚第一次盟于宋，疑实无其事，为襄二十七年第二次晋楚盟于宋之传讹；然《周语》中记载鄢陵战后郤至数“楚有五败”，“背宋之盟”即居其首，此“背宋之盟”明指成十二年事而言，则恐仍有其事）。是年晋败狄于交刚。十三年：晋合齐、鲁、宋、卫、郑、曹、邾、滕八国之师伐秦，大败秦师于麻隧。十六年：晋侯及楚子、郑伯战于鄢陵，楚师败绩，楚共王伤目。是役晋范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矣，敌楚而已。”则是时秦、齐、狄皆已服晋，晋三面无忧，尽力敌楚，故获大捷。此后晋屡伐郑，郑未服，晋内乱起，厉公被杀。
悼公即位，先宁内部，任用贤能。襄元年：晋合诸侯围彭城，执宋叛人鱼石等。此后晋屡伐郑，数为盟会，重振霸业。复北和戎狄，以贸狄土。襄九年传载晋知武子曰：“吾三分四军与诸侯之锐，以逆来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悼公从之，又施舍息民，三驾而楚不能与争。十一年：晋悼复合诸侯悉师伐郑，郑乃服。然是时晋卿族之内忧方兴，对外虽竞，弱势已形。是年秦伐晋，战于栎，晋师败绩。十四年：诸侯伐秦，无功而还。齐人亦贰。十五年：晋悼公卒。
平公即位，襄十六年：合鲁、宋、卫、郑、曹、莒、邾、薛、杞、小邾等国于淏梁。晋师伐许，又伐楚，战于湛阪，楚师败绩，晋师遂侵方城之外，复伐许而还。是为晋霸业之顶点，过此以往，晋霸渐衰矣。
（39）楚灵争霸
晋势已衰，吴尚未能败楚，晋、楚皆有后顾之忧，于是为第二次宋之盟以弭兵（襄二十七年），“晋楚之从交相见”，属楚诸小国虽当朝于晋，从晋诸国除齐、秦外（秦本楚与国）亦当朝于楚；楚纾北顾之忧，得专力应付吴人，其庸多矣。昭元年：晋、楚及诸侯复寻盟于虢，弭兵之局乃定。
昭四年：楚灵王使椒举如晋求诸侯，晋许之，复许婚于楚。楚灵王合诸侯于申，以诸侯之师伐吴，克朱方。此时楚已不虑晋，争霸盖以吴为主要对象，吴、楚屡战。五年：楚合蔡、陈、许、顿、沈、徐、越诸国伐吴，无功而还。昭八年：楚灭陈。十一年：灭蔡，大城陈、蔡、不羡，以威诸侯。十二年：楚灵王狩于州来，次于颍尾，使荡侯等帅师围徐以惧吴，灵王次于乾谿，以为之援。次年：楚薳氏等族启越大夫常寿过作乱，楚公子弃疾等帅陈、蔡、不美、许、葉之师“因四族之徒以入楚”，灵王之师及訾梁而溃，灵王自杀，霸业告终。
（40）吴、越之兴
吴、越本楚属小国，宣八年：楚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此为吴、越见《左氏传》之始。成七年传：“吴伐郯，郯成。”此兆吴之将兴。是年传：“巫臣请使于吴，晋侯许之。吴子寿梦说之，乃通吴于晋，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之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吴兴过程略详于此。然吴之兴，主要仍由其内部社会经济之发展，巫臣知吴有可兴之道，乃加助力耳。
此后吴、楚屡交兵（成十七年、襄三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昭四年、五年、六年、十二年），互有胜负。及楚灵之死，楚师还自徐，吴人败诸豫章，获其五帅。自此以后，楚逐渐为吴困，终成入郢之祸。
昭五年传：“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越大夫常寿过帅师会楚子于琐。”此盖表示越之始兴，列于诸侯矣。昭二十四年：楚为舟师以略吴疆，越公子及大夫会师助楚攻吴。越自此渐强矣。
（41）柏举之战
昭十三年：楚平王即位，吴灭州来。十七年：吴伐楚，楚先败吴师，以无备终为吴人所败。二十年：楚杀太子建傅伍奢，奢子伍员奔吴。二十三年：吴伐州来，楚合诸侯之师救之，吴人大败诸侯之师，获胡、沈之君及陈大夫，楚师大溃。吴复入郹，取楚夫人与其宝器以归。二十四年：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吴人踵楚，灭巢及锺离而还。二十六年：楚平王卒，昭王即位，幼弱，令尹囊瓦执政而贪，陵暴小国。楚势益衰。二十七年：吴师伐楚围潜，阖庐乘间杀王僚即位。三十年：吴灭徐。阖庐用伍员之谋，为三师更番出以疲楚。囊瓦拘蔡、唐二国之君三年以索赂，于是蔡先求晋援，晋为十九国召陵之师，无功而罢。蔡侯遂以其子及大夫之子为质于吴，吴、蔡、唐三国伐楚，遂有柏举之役。
定四年柏举之战实在汉水附近，吴、楚夹汉而军，囊瓦无谋，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三战不利，二师大战于柏举，楚师败绩，五战及郢，吴师入郢，昭王出奔，赖越人入吴，吴又内乱，申包胥乞秦师至，数战然后击退吴师。是役楚几亡国。定六年：吴太子终纍败楚舟师，楚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阳。令尹子西乃迁郢于都，而改纪其政，以定楚国。
（42）槜李、夫椒之战
襄二十九年传：“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阍，使守舟。吴子馀祭观舟，阍以刀弑之。”伐越之役当在此前，此为吴、越兵争之始。此后越常助楚攻吴，为吴后方之患。昭三十二年传：“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盖前此只是交绥，至此始大举攻伐矣。柏举之役，越人入吴。定十四年：吴阖庐乘越王允常新死，起师伐越，越王勾践御之，战于槜李，吴师败绩，阖庐伤而死，子夫差立。哀元年：越王勾践复起师伐吴（见《越语下》），夫差败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及吴平。此后吴人北略，服鲁、邾、卫，大败齐师于艾陵。又城邗，沟通江淮。哀十三年：会晋定公于黄池，自居霸主。于是越乘其后，黄池会时，勾践伐吴，大败吴师，获其太子友，再入吴。夫差遄归，吴及越平。哀十七年：勾践又起师伐吴，大败吴师于笠泽。二十年：越遂围吴。二十二年：灭吴。
吴、越交兵，吴只一胜，一入越，而越则数胜，三入吴，卒灭吴国。越强于吴，于此可见。
（43）越王勾践称霸
哀二十一年传：“越人始来。”二十二年传又载越干涉邾之内政，是时吴尚未亡，盖越围吴，得越吴境而至鲁、邾也。吴亡后，哀二十三年：鲁叔青始使越，越诸鞅报聘。二十四年：越又干涉邾之内政。是年鲁哀公如越，得太子适郢，将妻公而多与之地，季孙使因吴旧臣太宰嚭纳赂，乃止。二十六年：越合鲁、宋之师伐卫，将纳出公，卫人重赂越人，以城组与越以处出公。二十七年：越使后庸聘鲁，且言邾田，封于骀上，盟于平阳。鲁哀公欲以越师去三桓而不克，乃遂如越；《左氏》记载终于此。是可证此时越王勾践已称霸，经营东方，东方诸侯皆附属之，所谓“越新得诸侯”（哀二十五年传）也。
《史记·越世家》：“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勾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是可补《左氏》之阙。
（44）晋诸卿兴亡
晋以三军或六军之帅为卿，卿族多为异姓、异氏，强横殊甚，晋之失霸及终于分裂，职此之故。僖二十七年：晋始作三军，以郤縠将中军，此为郤氏始兴。二十八年：郤縠卒，以先轸代之，此为先氏始兴。三十三年：先轸战死，子先且居代将中军。文五年：先且居死。六年：阳处父“易中军”，赵盾为政（将中军），此为赵氏始兴。赵盾专政，逐狐氏，逼晋君，为政甚酷（所谓“夏日之日”），灵公欲杀之，不克，反为所杀，赵盾立成公。宣二年传：“初，骊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馀子，亦为馀子；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馀子、公行。”此直以异姓、异氏代公族，晋公室之卑始此。宣八年：郤缺代赵盾为政。十二年：荀林父代郤缺为政，此为荀氏（中行氏）始兴。次年：晋杀先縠，先氏亡。宣十六年：士会代荀林父为政，此为范氏（士氏）始兴。次年：士会请老，郤克为政。成四年：栾书代郤克为政，此为栾氏始兴。十七年：晋厉杀三郤，郤氏亡，栾书、中行偃遂执杀厉公。十八年：韩厥代栾书为政，此为韩氏始兴。襄七年：韩厥请老，知罃为政，此为知氏（中行氏之别支）始兴。十三年：荀偃代知罃为政。十九年：荀偃死，士匄为政，范、栾二氏不和，二十一年：士匄逐栾盈，晋内乱，越二年，栾氏亡。二十五年：赵武代士匄为政，此为赵氏再兴。昭元年：赵武死，韩起为政。二十八年：韩起死，魏舒为政，此为魏氏始兴。自此晋有六大卿族，即所谓六卿（赵、韩、魏、范、中行、知）。定元年：魏舒死，范鞅为政。十三年：赵鞅代范鞅为政。赵鞅与范、中行氏不和，范、中行氏入于朝歌以叛。哀五年：荀寅、士吉射奔齐，范、中行氏亡。二十年：知瑶代赵鞅为政。自此晋强卿惟馀知、赵、韩、魏四家，及知伯与赵氏为敌，韩、魏反而丧之，乃成三家分晋之局。
（45）齐国、高、崔、庆、陈诸氏兴亡
齐之大卿族本只国、高二氏（管仲、鲍叔牙虽执政，然非正卿）。成十七年：齐灵公使宠臣崔杼为大夫，庆克佐之，此为崔、庆二氏预政之始。十八年：庆封为大夫，庆佐为司寇。襄十九年：崔杼立齐庄公，始得政。二十五年：崔杼杀庄公，立灵公而相之，庆封为左相。二十七年：庆封灭崔氏当国。次年：陈、鲍二氏合公族栾、高氏（皆惠公后，非“高、国”之高）共灭庆氏，栾、高二氏执政，亦甚专横，二氏互争，昭十年：陈、鲍氏灭之。《传》书：“齐惠栾、高氏皆耆酒信内，多怨，强于陈、鲍氏而恶之。”可见栾、高强于陈、鲍。二氏亡，陈、鲍分其室，穆孟姬为陈氏请高唐，“陈氏始大”（此时陈氏为陈桓子）。然此后政权仍在国、高二氏之手，如昭十二年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定七年：齐国夏帅师伐鲁西鄙。八年：齐国夏、高张伐鲁西鄙。九年传：“敝无存之父将室之，辞，以与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取于高、国”，可见高、国二氏之地位仍高。哀五年：齐景公死，“使国惠子（夏）、高昭子（张）立茶。”六年：陈僖子以诈谋逐国夏、高张，而二氏仍未亡。僖子立悼公，朱毛曰：“君大访于陈子，而图其小可也。”盖至此时陈氏始暂时窃得政权。然哀十一年艾陵之战，国书将中军，高无不将上军。僖子谓其弟书：“尔死，我必得志”，则陈氏犹未取得军、政大权也。哀十四年：陈成子杀简公（《传》谓“齐简公之在鲁也，阚止有宠焉”，复谓“陈、阚不可并”，则陈与阚并是宠臣，尚非国卿），始得齐政。惟哀十七年赵鞅围卫，齐国观、陈瓘救卫，瓘尚谓晋人曰：“国子实执齐柄”。哀二十三年：晋荀瑶伐齐，高无不帅师御之。则国、高二氏尚在名义上执齐柄，且确拥有一部分军、政大权也。至春秋之末，陈成子始渐握齐柄，其后尽灭诸氏，统一齐国政权，而代姜氏为齐君。凡《左氏》所载陈氏将兴诸预言，皆不可信。
（46）鲁三家兴衰
鲁三家季氏首先得势，季友号为“贤臣”，然观闵二年传：“成风闻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属僖公焉，故成季立之。”例以春秋时婚姻制度，则季友直是“皇父摄政王”也。僖元年传：季友败莒师，“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汶阳之田边齐，后为齐人所取，费则僻在东南，故长为季氏所有，季氏以此为根据地而执鲁政。其他二家孟氏有成，叔氏有郈，亦皆边于齐，其势不固。
僖公时季友已执鲁政，与孟、叔并为“三家”。僖十六年：季友卒，东门氏公子遂（庄公之子）执政。“文公二妃敬赢生宣公，敬赢嬖而私事襄仲（公子遂），宣公长而属诸襄仲”（文十八年传），“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适立庶，鲁君于是乎失国”（昭三十二年传）。则鲁政下逮始于宣公时也。宣八年：公子遂卒，盖季文子复当政。顾栋高谓：“行父（季文子）当仲遂世未尝执政，即遂死而其子归父专权，宣公特以上卿之名尊季，而征伐会盟大柄悉归父操之，季固未尝与竞也。”其说近是。宣十八年传：“公孙归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宠，欲去三桓以张公室”，宣公卒，季氏遂逐东门氏，自此季氏专国大柄。襄五年：季文子卒，盖仲孙蔑（孟孙氏）执政。襄九年：叔孙豹代仲孙蔑执政。十一年：三家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十二年：季武子执政，自此大权悉归季氏。昭五年：舍中军，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七年：季武子卒，盖叔孙昭子为政（昭二十一年传：“晋士鞅来聘，叔孙为政，季孙欲恶诸晋”可证）。十二年：季氏家臣南蒯作乱，十四年：费人叛南氏，南蒯奔齐。二十五年：公伐季氏，三家合力逐之，自此盖季氏代行君权，至昭三十二年凡八年。定五年：阳虎囚季桓子，此即“陪臣执国命”之事。八年：阳虎作乱，九年：不克奔晋。十年：叔孙氏之臣侯犯又作乱，不克奔齐。阳虎既败，季桓子复执国政。十二年：将堕三都以去家臣之根柢，季氏家臣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袭鲁，不克奔齐。于是堕费、堕郈，以绝家臣据邑叛变之祸。孟孙氏不欲堕成，定公围成，不克。哀四年：季康子继位。十五年：孟氏家臣公孙成据孟氏私邑成叛，降于齐，既而齐人归成。二十七年：季康子卒，其后事不详。
（47）郑七穆兴衰
郑国政权下移，始自七穆之族，七穆更迭执政。宣七年：穆族子良始执政。成九年，子罕执政。襄四年：子驷执政。十年：子孔执政。十九年：子展执政。二十九年：伯有执政，郑内乱，伯有死，子皮执政，授权子产，郑国小康。昭二十年：子产死，子太叔执政。定五年：驷歂执政。十五年：罕达执政。哀十八年：驷弘执政。其后事未详。
（48）宋公族兴衰附墨氏起源
宋大夫多公族，中叶以后，政权亦稍下移。先是华元执政甚久，其后则为司城子罕，更后则为向戌，向戌之后为华亥，华亥之后为乐大心，乐大心之后为皇瑗，皇瑗之后为皇缓，至春秋之末为乐花。昭二十一年传楚太宰犯曰：“诸侯唯宋事其君。”哀二十六年传：“于是皇缓为右师，皇非我为大司马，皇怀为司徒，灵不缓为左师，乐茷为司城，乐朱组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听政，因大尹以达，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称君命以令，国人恶之。”司城因国人以去大尹，改立国君，于是“司城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无相害也。”杜注：“大尹，近官有宠者。”盖至春秋之末，宋政乃完全下移，启战国时“戴氏篡宋”之渐矣。
《史记·孟、荀列传》：“墨翟为宋大夫”，知墨子当为宋之公族。《广韵》“夷”字注：“宋公子目夷之后，以目夷为氏。”（张澍以此为《世本》之文，《史记·殷本纪》谓殷后有目夷氏，《潜夫论·志氏姓》以目夷氏为微子之后，盖本此）。“目夷”又作“墨夷”，《世本》：“宋襄公子（当作兄子）墨夷须为大司马，其后有墨夷臯”（《广韵》及《姓氏急就篇》引）可证。而墨子有为孤竹君子伯夷后裔之说，《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墨氏，孤竹君之后，本墨台氏，后改为墨氏，······战国时宋人墨翟著书号墨子。”《史记·伯夷列传》索隐亦引应劭说：“（孤竹），伯夷之国也，君姓墨胎氏。”“墨胎”、“墨台”当读作“墨怡”（据《北周书·怡峰传》），即“墨夷”或“目夷”也。《史记》述孤竹夷、齐事多不经，所谓伯夷让国者，盖宋公子目夷让国事之传讹，墨子实目夷后裔，以墨夷为氏，省为墨氏也。否则，何其巧合至斯邪？
（49）卫卿族兴衰
卫在春秋初为大国，然闵二年狄入卫后，降及春秋中叶，齐、晋交侵，已成小国，其内部政局变化，无详考必要。兹略述之：春秋中叶，孙、宁二氏皆为逼君之大族，卫君且被逐出国。其后二氏夷灭。至春秋末，南氏（公子郢之后）执政，大权悉在其手，至战国时，遂有“子南劲取卫”之事。
（50）周卿族兴衰
春秋时代，周之为国尚不及宋、卫，以其为王室所在，诸侯所资以为号召者，故亦略述其卿族兴衰。
春秋初年掌周政者为郑、虢之君，其后郑强独立，虢为晋所灭，则多以王族为卿士，如周公、王子虎、王孙苏、召伯、毛伯等。至定王时，单、刘二氏执政，世袭其官，亦与列国相同。王子朝之乱，微单、刘二氏不克平难，然自此大权悉入二氏之手，与鲁三家、郑七穆等相类矣。至战国时，乃有所谓“单氏取周”之事。
（51）楚、秦、吴、越公室之强
楚、秦、吴、越在边陲，独不闻卿族专擅侵陵公室之事，盖其社会发展阶段尚较为原始也。
城濮之战，子玉自杀；鄢陵之战，子反自杀。柏举之战，囊瓦奔郑；与晋荀林父及列国诸臣战败后少见处罪者迥不相同。春秋之末，虽王族子西、葉公等执掌大权，然未闻抗王命也。
秦国亦未闻卿族专擅之事，孟明败而不处罪，盖穆公励之以立功。其后秦后子以车多奔晋，不敢与秦君抗也。
吴国之臣如伍员、太宰嚭等，地位虽高，一切均尚听王命。越臣如范蠡、大夫种亦然；或避难他适，或为王所杀，未有敢恃功专权者：此皆与中原诸国异也。
吴、越后皆衰亡，楚、秦则入战国时较易行中央集权之制，与其卿族夙无专擅之事关系绝大也。
（52）附论季氏之亡、戴氏篡宋、子南劲取卫、单氏取周
闵二年传：“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左氏》多预言，此其一也。据一般意见，《左氏》书为公元前四世纪时物，则季氏亡尚在此前。《论语·季氏》篇载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此盖亦预言。《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谓季孙为客所杀，即所谓“萧墙之祸”。韩子此条复记南宫敬子问颜涿聚季孙遇弑之故，此颜涿聚为孔子弟子（与另一同名者是两人），见《吕氏春秋·尊师》篇，则季孙被杀必在孔子卒后不久。鲁悼公在位三十七年而谥“悼”，盖甚有见杀于三桓之可能，故《韩非子·说林上》：“鲁季孙新弑其君，吴起仕焉。”此所“弑”之君必悼公也。《墨子·耕柱》篇载季、孟二氏不和事，可见三家之间亦有问题。《孟子·离娄下》“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故事，与《说苑·尊贤》篇所载“鲁人攻酂”故事大同小异，焦循《正义》引或说：“越寇季氏，非寇鲁”，盖鲁、越合兵以伐季氏，犹卫出公之假越兵以伐其叛臣也。季氏盖即亡于此时，其大宗或支庶、臣属则据费独立，为“小国之君”（《孟子·万章下》）。观《孟子》所载鲁事，三家已不可见，鲁君盖已集权矣。
戴氏篡宋之事，前人及近人言之详矣，惟尚有可以补论者。《左氏》载郑子皮饩国人粟，宋司城子罕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晋叔向闻之曰：“郑之罕、宋之乐，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乐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襄二十九年）春秋末年，乐氏已得政，皇氏为卿者尤多，《韩非子·内储说下》：“戴雅（乐氏？）为宋太宰，皇喜重于君，二人争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杀宋君而夺其政。”乐、皇二氏皆戴族，此即所谓“戴氏篡宋”也。
僖三十一年传：“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此亦预言，读者皆不得其解。鲁僖公三十一年下数三百年当魏惠王后元六年。《韩非子·说疑》：“以今时之所闻：田成子取齐，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郑，单氏取周，易牙之（？）取卫，韩、魏、赵三子分晋。”案其上文云：“若夫齐田恒、宋子罕、鲁季孙意如、晋侨如（？）、卫子南劲、郑太宰欣、楚白公、周单茶、燕子之，此九人者之为其臣也，······上逼君，下乱治，援外以挠内，亲下以谋上，不难为也。”则取卫者为子南劲。《史记·周本纪》集解引《汲冢古文》：“卫将军文子为子南弥牟，其后有子南劲，朝于魏。后惠成王如卫，命子南为侯。”此其明证矣。此后卫盖不称姬姓而称“公孙氏”，如《史记·商君列传》：“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是犹言“戴氏夺子氏于宋”，戴氏亦子姓也）。《战国策·卫策》：“卫嗣君病，······自今以往者，公孙氏必不血食矣。”此卫在战国中期以后改姓公孙之明证。《荀子·王制》：“成侯、嗣君，聚敛计数之君也。······聚敛者亡。”则所谓成侯乃旧卫最后之君，所谓成侯子平侯者，实子南劲也。
单氏为周疏族，与刘氏并执周政。《说苑·权谋》篇载叔向诈书云：“苌弘谓叔向曰：子起晋国之兵以攻周，吾废刘氏而立单氏。”《周语》下：“及定王，刘氏亡”，又载晋叔向之言：“吾闻之曰：一姓不再兴，今周其兴乎，其有单子也。”《韩非子》谓“单氏取周”，又称“单荼”。至如何“取周”，不可得闻矣。
（53）春秋地理问题
春秋地理问题甚多。如东周之王城，即在东都成周之内，为周王所居之城。僖十一年传：“扬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京师”者成周，“王城”者，成周中王所居内城也。东都大名原称“成周”，昭三十二年传：“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以故在《左传》中王城、成周二名常可混称，如昭二十三年传：“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郭罗纳诸庄宫。”二十六年传：“王入于成周······王入于庄宫。”定七年传：“王入于王城，馆于公族党氏，而后朝于庄宫。”庄宫在王城，即在成周也。僖二十五年传：“王入于王城”，《晋语》四作“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郏。”韦注：“成周，周东都；郏，王城”，得之矣。其他证据尚多。凡以王城、成周为二地，谓周敬王自王城迁都成周者，皆非也。
此外晋、秦、楚、吴、越国都皆有问题，苦于史料不足，尚难论定，兹姑从略。
“九州”之说实起春秋、战国间，其前只有“九方”、“九隅”、“九有”等称，未有实际区划也。《吕氏春秋·有始览》：“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越为扬州，燕为幽州，皆字之声转；楚为荆州，乃沿用旧名；秦为雍州，因雍为秦都；齐为青州，因齐在东方，东方色青；则此类“九州”之说之历史背景，从可知矣。
至畿服之说，则益不近情理，乃沿袭旧文（《康诰》、《酒诰》、《召诰》等）而误会者，不值深辨。
（54）春秋官制之变
春秋官制之变，一言以蔽之，乃由王宫大臣及臣仆式之官吏向司民、司军、司政官吏之转变。最突出之表现为司徒、司马、司空“三司”之官之被逐渐重视。马克思指出：“亚洲自从有史以来只存在过三个管理部门：财政司，或称抢掠本国人民的机关；军务司，或称抢掠邻国人民的机关；最后就是公务司。”实至当不易！
春秋前期，王宫之长太宰尚颇重要（如僖九年宰周公、隐十一年鲁太宰、桓二年宋太宰等），至春秋中叶，太宰（冢宰）仅为尊称，其实际地位已降低（成十年楚太宰子商，成十五年、襄十七年宋太宰，襄十一年郑太宰，惟吴国后进，太宰之官尚较重要）。
“三司”之官，鲁以三家任之（昭四年）。楚以司马为次于令尹之大官。宋、郑“六卿”中皆有“三司”（文七年、哀二十六年宋六卿，襄十年郑六卿），惟宋六卿为：右师、左师、司马、司徒、司城、司寇，郑六卿为：当国、为政、司马、司空、司徒、少正（子产为卿，襄二十二年：“少正公孙侨”）。
“三司”之外尚有司寇，为司法之官，一般地位略低于“三司”，如鲁三家为“三司”，孔子曾为司寇。
至列国官制较特殊者，如晋以六将军为六卿，齐曾置右、左相（襄二十五年、《史记·齐世家》），楚有莫敖（似本为最高官职，其后令尹、司马上升，莫敖之职下降），秦有庶长、不更等。
（55）春秋时县、郡之制
春秋时地方制度之最大变化，为近似后世之县、郡制度之建立。据可靠史料，晋之国都亦设县，称绛县（襄三十年），另有成县（大县，昭五年）、别县（支分之县，昭三年）。《史记·秦本纪》载秦灭小国，已设为县。楚县多为灭国所置，中有较大者（宣十二年、哀十七年）。吴有郡制（《史记·吴世家》）。晋亦有郡制，哀二年传铁之战，晋赵简子誓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又《逸周书·作雒》：“县有四郡”，则县大而郡小，未知可信与否？
（56）春秋时税制之变附人口
春秋时税制之变，有明文者为鲁“初税亩”（宣十五年）、“作丘甲”（成元年，又昭四年，郑“作丘赋”）、“用田赋”（哀十二年），晋“作爰田”、“作州兵”（僖十五年），楚“量入修赋”（襄二十五年），其详如何，与其悬想，不如阙疑。惟知“初税亩”之税高于什一之“藉”制。《论语·颜渊》篇：“二吾犹不足”，或为什二之税。观《硕鼠》、《伐檀》、《七月》之诗，剥削可谓甚重。昭三年传晏子谓其时齐国“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盖并军赋、力役及其他杂税言之，叔向亦谓晋国“庶民疲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当时贵族剥削庶民之苛至此！齐、晋如斯，他国可知。
春秋时人口仍不甚多，有所谓“十室之邑”、“百室之邑”者，若“千室之邑”已为大邑，即一般国都亦未必过三千家也。闵二年传：狄入卫后，“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至春秋末年孔子适卫，云：“庶矣哉”！然即较狄入卫后增加至十倍，亦不过五万人。于此可见春秋时人口尚甚寡少，故中原土地之荒芜未开辟者仍甚多也。
（57）春秋时兵制之变
春秋时中原诸国仍盛行车战。车战之制，旧说一乘甲士十人，案之闵二年传：“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等记载，大致可信。益以徒卒，如《鲁颂·网宫》所谓：“公车千乘······公徒三万”，则一乘得三十人，此盖其足数。《齐语》：“有革车八百乘”，“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吕氏春秋·简选》：“齐桓公良车三百乘，散卒万人，以为兵首。”说均相近。
车兵以外复有专用步卒以成军者，曰“徒兵”，郑盖最著（隐四年、襄元年、昭二十年）。戎狄多用徒兵。昭元年传：“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此晋始改车为徒，乃军制上一变化。前此僖二十八年传：“晋侯作三行以御狄。”亦徒兵也，此晋用徒兵之始，惟未全军改车为徒耳。
吴、越用舟师，亦用徒卒，似少用车战。
春秋初年各国范围小，人口寡，故兵数无多。最强如郑庄，克其“如二君”之弟段，仅用车二百乘（隐元年），段如“二君”，一度有二百乘，则郑是时或有兵车五百乘左右。齐桓称霸时齐、鲁盖皆车千乘。城濮之役晋用车亦仅七百乘，楚车度有千乘以上，故晋侯畏之。迨春秋后期，昭五年传：晋“长毂九百，遗守四千”，则有五千乘左右。故平丘之会，晋人用车四千乘以威诸侯（昭十三年）。楚灵王曰：“今我大城陈、蔡、不类，赋皆千乘”，子革曰：“是四国者，专足畏也。”或据《楚语》上谓“四”字乃“三”字之讹，即是三国，已三千乘，加之以楚及他县，可能至万乘
左右，是春秋时以楚兵为最多矣。齐、秦至春秋后期度亦有数千乘（秦后子奔晋，“其车千乘”，见昭元年传）。即子展、子产入陈之役郑车亦已七百乘（襄二十五年），与晋城濮之赋等，则郑亦至少千乘以上矣。吴、越大国兵亦不至甚少，黄池之会，吴“为带甲三万”（《吴语》）。《史记·越世家》：越“发习流（罪人）二千，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伐吴”，用师至五万人左右。
（58）春秋时刑制之变
春秋时贵族滥刑以逞，甚多非刑。然迫于社会经济发展之趋势，若干国家乃公布刑法：此为刑制上一大变革，故守旧者（如叔向、孔子）皆非之。昭六年：郑人铸刑书。定九年：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此为私家所作刑书为国家采用者。昭二十九年：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自此以还，降及战国，各国皆公布刑法。
（59）春秋时学制之变
春秋时旧日王官之学逐渐失坠，有关学校之史料几于无有。盖私人讲学之风于此时渐兴。襄二十四年传：鲁叔孙豹曰：“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似臧文仲辈已有讲学之事。至孔子“学无常师”，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此语盖反映其时私人传艺，学者之多，孔子特其中突出之人物耳。
（60）春秋时农业之兴
据昭二十九年传赋铁铸刑鼎之事，知春秋时已有铁
及铁器。据《晋语》九：“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知其时已有牛耕。沟洫之外，其时已知筑堤（襄二十六年）。惟此等技术均尚在初兴阶段，对生产所起作用不甚显著。观其时人口之寡及土地之未大开发（昭十六年传载郑东迁时“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襄十四年传载姜戎氏初迁时“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哀十三年传：“以六邑为虚”等），可见农业之发展尚有限。襄十年传：“子驷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襄三十年传：“子产使······田有封洫，庐井有伍”，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田畴而伍之。”此等记载似反映私田有新开垦者，故须“为田洫”、“田有封洫”以正之。襄二十五年传：“药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此为整理各种土地之工作，亦土地开发后应有之现象也。
（61）春秋时工业之兴
春秋时虽属铜器时代末期，然制作转见玲珑精巧，花纹工细，超越其前。时代较晚之书《考工记》载：“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抟埴之工二。”《论语·子张》篇：“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春秋时自由小手工业虽似已渐兴起，然史料缺乏，不能详言。
（62）春秋时商业之兴附官私借贷
春秋时代商业，大致至后期始渐兴起。其时郑国商业最为发达，《左传》所载商人三事，皆属郑国可证。僖二十三年传晋重耳谓楚王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
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馀也。”襄二十六年传：“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可知其时物资交流已稍盛。《晋语》八：“夫绛之富商，······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此大商人自由化之征。子贡、陶朱公皆经商致富，均属新兴之自由大商人也。
商业发展而有借贷。官私借贷春秋时已出现，惟尚不甚显著。官家借贷如襄九年：晋“魏绛请施舍，输积聚以贷。”（此外公家“已责”，见成二年、十八年、昭二十年）。昭三年：陈氏“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则私贷也。至战国时，商业高利贷遂横行矣。
（63）宗法、封建之变
春秋为一过渡时代，一切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学术文化均开始发生变化。而为其时社会、政治之本之“宗法”、“封建”制度亦有转化趋势。
首先为宗法系统之扩大：卿、大夫之“宗法”性宗族、家族均渐发展。列国大世族，如鲁之展氏、臧孙氏、郈氏等出自孝公，三桓出自桓公，东门氏出自庄公。齐之管氏、鲍氏、崔氏、庆氏等，亦强大于春秋前、中期。郑之七穆出自穆公。宋之戴、庄、桓等大族皆形成于春秋前期。卫之孙、宁亦然。周之单、刘二大族始强于春秋中叶。晋之六卿等强族亦形成于春秋前期。此等大族均兴于春秋前、中期，时势使然也。
卿、大夫世族内部亦按宗法行分封之制，是即所谓“侧室”、“贰宗”、“小宗”等。此等宗法世袭大小封主皆有土地、人民。卿、大夫宗族中有朝廷、群臣，更有所谓“属大夫”、“邑宰”等，与诸侯无异。
一般卿大夫宗族中有“家”、“室”二级，大者有“宗”、“家”、“室”三级（见昭五年传）。“室”者家长制大家庭，为一“共财”制家族（其主要财产为土地，见《晋语》六）。“家”则为一政治单位，乃诸“室”所结合而以一室之长为首者。“宗”为数“家”联合之大“家”。大“宗”所出兵力至数百乘，大“家”亦能出数十乘至百乘以上，故有所谓“百乘之家”之说。晋韩氏有七百乘，而韩宣子“忧贫”（《晋语》八），此非忧其“宗”、“家”之贫，乃忧其“室”之贫也。
春秋之末，“宗法”、“封建”之制开始解体，新国家已在形成过程中。如孔子及其弟子，为鲁大夫、邑宰、与季氏家宰，无封土而以实物为俸禄（《史记·孔子世家》、《论语·雍也》等），随时可以撤换，与宗法君臣关系不同：此为社会、政治一大变化。
（64）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地位之变迁
《论语·季氏》：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孔子此言略可代表春秋时代天子、诸侯、大夫、士地位之变迁，盖逐层倒塌，而最后士兴，以贵族下层与庶人上层合成新兴之“士夫”，为后世官僚集团之前身；而一部分诸侯、大夫亦集中权力，转化成专制君主，战国时代中央集权之封建国家在形成中矣。
（65）庶人、工、商地位之变迁及“国人”起义
所谓“国人”中之庶人、工、商，其地位亦在春秋时渐起变化。孔子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知其时已有庶人议政之事。哀二年传：“庶人、工、商遂”，“遂”者得进仕，是庶人、工、商可由军功升为官吏矣。
定八年传：卫侯欲叛晋，大夫王孙贾曰：“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以）为患。·····”于是激怒“国人”，使赞同叛晋，此亦可见工、商地位已渐上升。卫国手工业者两次起义（哀十七年传、二十五年传），一次国君失败见杀，一次国君失败见逐。足见手工业者已有相当力量，亦证明工官制度正在崩溃、转化中。
“国人”系国都中（包括近郊）士、农、工、商四种人，大致为下层贵族及上层庶民。春秋时“国人”起义频繁，多与大贵族作乱相结合，此其局限性。亦有“国人”单独起义者，惟多非正式起义，且规模较小。盖春秋时贵族以“国人”为统治基础，“国人”叛离，国将不国，故竭力敷衍之。“国人”与鄙野中贫苦人民之身份尚不相同，“国人”地位略高，且中有下层统治阶级也。春秋时有关“国人”起义史料，见《左氏》桓二年，僖二十八年，文十六年、十八年，襄十一年、二十年、二十三年、三十一年，昭十三年、二十三年，哀十一年等传。
（66）奴隶地位之变迁
春秋时奴隶多属官府及贵族宗族所有，姑以“官奴隶”名之，其时私人有无畜奴之事，尚难考知（惟奴隶似已可买卖，见昭元年传）。此等奴隶在生产上不占重要地位，主要供家内劳役。《晋语》一：“其犹隶农也，虽获沃田而勤易之，将弗克飨，为人而已。”此农业奴隶仅有之一条史料。成二年传鲁国赂楚之手工业者、《晋语》七郑国赂晋之“女工妾”及僖二十三年传所谓“蚕妾”之类，盖皆手工业奴隶。《费誓》：“臣妾逋逃。”文六年传晋赵盾立法“董逋逃”。襄十年传：“臣妾多逃”。昭七年传楚芊尹无宇执亡臣于王宫：则皆奴隶反抗之史迹也。奴隶苟非受严重压迫剥削，即不至逃亡如斯之频。奴隶既多逃亡，一部分奴隶之地位当有变迁，或解放为自由人，或转为私人奴隶（观《檀弓上》“请粥庶弟之母”语，当时奴隶买卖似已较通行）。
昭七年传：“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则其时奴隶之种类及等级甚伙，然其详不可得闻矣。
（67）春秋婚制、家庭
周人“同姓不婚”，此为氏族制残余，并遗留后世。春秋时贵族家庭犹保有甚浓重之家长制色彩，故男女关系较为通融，平辈间、上下辈间皆可发生婚姻关系，而最突出者为子承生母以外之诸母与弟之接嫂：此均家长制大家庭之特色。有关史料，为《史记·鲁世家》惠公、仲子条，桓十六年传卫宣公烝于夷姜及夺子妇宣姜条，闵二年成风事成季条，庄二十八年晋献公烝于齐姜条，闵二年传昭伯烝于宣姜条，僖十五年传晋侯烝于贾君条，僖二十三年传晋文公婚怀赢条，文十六年传襄夫人欲通公子鲍条，文十八年传敬赢私事襄仲条，宣三年传郑文公报郑子之妃条，成二年传黑要烝于夏姬条，昭十九年传楚平王夺子妇条，哀十一年传太叔遗室孔姞条，而《公羊传》亦保存叔术妻嫂故事（昭三十一年）。又“姪娣从嫁”及“媵”之制度亦说明家长制家庭中保存多婚及群婚之婚姻形态。
《诗经》中所载男女关系，亦甚随便，观郑、卫等风可知。男女较易结合，亦易分散，士、庶民阶层似尚有对偶婚残余形态。此类家庭常不甚巩固。
（68）春秋时宗教之变
春秋时社会、政治发展，中原诸国宗教观念亦起变化，重人与重神思想相杂糅。贵族等既已疑神而重人，复不愿完全放弃原有之宗教信仰，乃成矛盾不可解之现象。有关史料至伙，兹姑择典型之二事以明之。
僖十六年传：“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问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今兹鲁多大丧，明年齐有乱，君将得诸侯而不终。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是年鲁季友等卒，明年齐桓公卒，国内乱，而宋襄霸业亦卒不终，叔兴之言悉验，乃复谓“吉凶由人”，重在人事。
襄十八年传：“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师不时，必无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是役“楚师多冻，役徒几尽”，则师旷、董叔之言验矣；而叔向独以为“在其君之德”，亦重人事。凡此皆春秋时人宗教观念之两面性。而《左氏》作者据旧史记述此种思想斗争，既申重人之说，复侈谈奇中之预言：盖犹承春秋时人两面性之宗教观念也。
又春秋时“中国”疆域扩大，如齐、秦、楚、吴、越诸国皆有其异样宗教崇拜，兹姑从略。
（69）重人、重民思想
春秋时比较进步之重人、重民思想史料亦甚多，兹姑举代表子产思想三事：
昭元年传：“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子产曰：······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禁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禁之。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
昭十八年传：“禆竈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
襄三十一年传：“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观此三事，可见子产重人、重民思想之一斑，在当时贵族阶级思想中此为最进步者矣。
（70）孔子与六经
孔子为中国古代一大思想家，亦为一大教育家，然以出身贵族阶级（士），又受传统思想影响甚深，故其思想保守面甚大。其宇宙观承袭春秋时两面性之宗教观念，无甚足述。其伦理思想以礼、孝为人道之大本，仍是过去之传统观念，故能为大贵族如孟孙氏等所师。其新发明，则在“仁”之道德，以“爱人”为本（《论语·颜渊》），推己及人，以“忠”（尽心待人）、“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行仁“一贯”之方（《里仁》）。又以仁通贯一切道德，其言仁多因人说教，不易捉摸。然彼谓：“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则仁为君子（贵族阶级）之道德，非庶民所可从事：此孔子言仁之阶级性也。孔子在教育上颇为努力，“弟子盖三千人”（《史记·孔子世家》），因材施教，以“下学上达”为“学”之方（《宪问》），“学”、“思”并重（《为政》），多学而识，最后“一以贯之”（《卫灵公》）。教人之法重启发（《述而》），以为人性本“相近”，以“习”而相远（《阳货》），故本应“有教无类”（《卫灵公》），然又区别出“上智”与“下愚”，以为不可移改：此孔子教育哲学（士夫阶层之教育）之两面性也。
孔子盖尝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所谓“六经”者传授弟子。然礼、乐本无“经”，今之诗、书恐亦非孔门传习之原本。易、春秋在当时似亦未成书。《春秋》为鲁史，孔子盖尝以教门徒，其弟子或再、三传弟子修为《春秋经》及《春秋传》。《左传》成书较早，《公羊》、《榖梁》二传与《国语》则秦汉间人据旧说纂集者也。
孔子与“六经”虽本无甚关系，然以后世儒家视“六经”为神圣不可侵犯，繫之孔子，遂成史学上一大悬案。
附录《春秋左传》作者推测
《春秋左氏传》作者为谁，二千年来众说纷纭，迄为悬案。兹据本书内证及重要外证试事探索。
（一）就本书所表现之生产技术、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政治制度、文化形态等观察，基本符合春秋时代之现象，知撰作此书必有大量春秋时代史料为依据，作者离春秋时代当不远。
（二）就本书所反映作者之学识观点而言，其人当为儒家后学，而有少量早期法家思想，于军事甚感兴趣，似长于兵家之学。
（三）作者似与鲁国有关，故本书记鲁事较详而可信。于列国则扬晋、楚而抑齐、秦，张大楚国之事尤多，则其人亦必与晋、楚有关，而与楚之关系尤密。于内政，鲁则尊季氏而抑公室（如仲子事及成季、成风故事皆被隐晦而曲解）。齐则扬陈氏而抑有显名之齐景诸公。晋亦扬臣抑君，“于魏氏事造饰尤甚”。楚乃尊君抑臣，穆王弑父，共王丧师，灵王骄侈，平王昏庸，昭王失国，皆有奖辞，而大臣若屈瑕、子玉、子反、子重、囊瓦辈，悉见贬抑。
（四）本书多预言，最晚一事为僖三十一年“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僖三十一年（公元前六二九年）下数三百年为魏惠王后元六年（公元前三二九年），此时正有子南劲取卫之事（详子南劲取卫条），馀所为预言亦多应验于春秋末至战国前期，然则本书当即在战国前期大体写定。
据此四端，则昔人所谓本书“吴起之徒为之者盖尤多”（姚鼐《左氏补注序》），似非妄说。《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事鲁君······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闻魏文侯贤，欲事之······魏文侯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惧得罪，遂去，即之楚，·····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又《儒林列传》：“吴起······受业于子夏之伦。”《韩非子·说林》上：“鲁季孙新弑其君，吴起仕焉。”凡此皆与作者身分相合。而《说苑·建本》篇复有“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子对以“春秋之意”之事，盖知吴起为深于“春秋”之学者。“吴起，卫左氏中人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此《左氏传》名称之所由来邪？惟吴起于楚悼卒后即为宗室大臣攻杀（公元前三八一年），不及下见子南劲取卫而作预言，昔人复有《左氏》文体前后不一之说，则本书盖吴起及其先师后学陆续写定，惟吴起之功为多耳。此犹《史记》之非成于司马迁一人之手，古代史书类多如是，不足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