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少皞与契
昭十七年传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此少皞氏乃以鸟为图腾之部族。中国东方古代各族多以鸟为图腾，殷人祖先亦然，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颂·玄鸟》），“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记·殷本纪》），以为其始祖契乃玄鸟之所降生，此玄鸟亦即郯子所说之凤鸟，如《天问》：“简狄在台，嚳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而《离骚》则谓：“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可证。《路史》注董氏钱谱引《世本》：“少昊，黄帝之子，名契，字青阳。”《潜夫论·五德志》：“少峄······是始作书契。”则少皞即契，实一传说之分化。近人又谓太皞即帝喾，“喾”、“皞”同音通假，亦可备一说。
（2）丹朱与灌兜
文十八年传舜去“四凶”中实有驩兜（浑敦）。驩兜，《尚书大传》郑注作“鸦吺”，实“丹朱”之异写，清邹汉勋（《读书偶记》）、毛宗澄（《诂经精舍经学文钞》）诸氏言之详矣。惟毛氏蔽于经师成说，仍以尧子丹朱别有其人，不 知古书传说中父子兄弟转为敌国之非鲜见也。《韩非子·说疑》：“其在记曰：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此五王之所诛者，皆父子兄弟之亲也。”是尧本有诛丹朱之说，《史记·正义》引《竹书纪年》：“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吕氏春秋·召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而《荀子·议兵》谓“尧伐驩兜”，《史记·五帝本纪》：“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隐约可见尧子丹朱之即驩兜矣。古籍所记丹朱传说与驩兜传说，实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3）皋陶与伯夷 附许由
余旧谓皋陶、伯夷同为刑官，实一人分化，主要之证据乃《墨子·尚贤》中所谓：“然则天之所使能者谁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书《吕刑》道之曰······乃名（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哲（折）民维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维假（殷）于民。则此言三圣人者，谨其言，慎其行，精其思虑，索天下之隐事遗利，以上事天，则天乡其德；下施之万民，万民被其利：终身无已”。上言皋陶，下言伯夷，似为一人无疑。然《郑语》谓：“姜，伯夷之后也。”又《山海经·海内经》亦云：“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生氐羌。”“羌”之即“姜”，已有定论，则伯夷本西方姜族之祖。吕亦姜姓，故《吕刑》以伯夷、禹、稷为三后也。至皋陶，据文五年传：“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则为东夷部族之祖，故《鲁颂》称皋陶，《论语》亦谓：“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 远矣”（《颜渊》）。皋陶传说盛于东方，似非无故。盖古神话传说多相混淆，宜细加分析，一分为众固非，亦不得遽合众为一也。
传说中尧让以天下之许由（《庄子·逍遥游》、《史记·伯夷列传》等），盖许之祖。隐十一年传：“夫许，太岳之胤也。”庄二十二年传：“姜，太岳之后也。”则姜、许同祖，此许由与伯夷诚有为一人分化之可能。姜戎为九州戎之一，昭四年传：“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而《吕氏春秋·当染》高注：“许由，阳城人”，亦是佐证。
（4）太伯、虞仲为虞祖
《大雅·皇矣》：“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似太伯已尝君周，然后让国与其弟王季者。然旧谓太伯自此与弟虞仲俱适吴，虞仲（仲雍）支子别封西吴，即晋献所灭之虞，则非也。僖五年传宫之奇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将虢是灭，何爱于虞 是太伯、虞仲皆为虞祖。若吴至春秋中叶始见经、传时犹被视为蛮夷，如成七年传：“吴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至襄十二年传：“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礼也。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始以周姓宗国视之。吴自可能为姬姓之国，然必非太伯之大宗。“吴太伯”即“虞太伯”，“虞”、“吴”古同字，虞公为太伯大宗，故《春秋经》称“公”，而吴子或为其支 庶耳（《吴语》：“夫命圭有命，固曰吴伯”，则吴本或称“伯”）。
（5）太伯、仲雍所奔“荆蛮”
《史记·吴世家》：“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太伯之犇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案古称“荆蛮”，皆指楚地，疑吴本汉阳诸姬之一（汾水流域之国，汉水流域多有之。汾水流域有唐，即晋，其附近有虞，汉水流域亦有唐国，而无虞国，疑吴即是也），受楚之压迫而逐渐东迁者。宣八年传：“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伐舒、蓼而盟吴、越，或是时吴、越尚在今安徽省境内。
（6）鸟夷
《禹贡》冀州：“鸟夷皮服”。扬州：“鸟夷卉服”（今本作“岛夷”，据《史》、《汉》及马、郑本）。则《禹贡》作时东方沿海一带尚有以鸟为图腾之部族，盖古时东方各族本多以鸟为图腾也。殷、郯等国如此（《商颂·玄鸟》、昭十七年传），本出淮夷之秦人亦如此（《史记·秦本纪》）。甲骨文有“隹夷”，即淮夷，则淮夷本亦以鸟为图腾。远之如潍水之“潍”字或亦“淮”字所分化。昭二十年传齐晏子曰：“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则东方古代以鸟为图腾之族确甚繁伙，此研究古史传说一大关键，甚应注意。
（7）姬、姜与氐、羌
古姬、姜之族似与氐、羌之族有甚密切之关系。“姜”之即“羌”，近人论之详矣。氐为羌之分族，亦与姬为姜之分族相类（周人女性始祖为姜嫄，姜为西方大族，观《吕刑》三后以伯夷居首可知）。春秋时巴国之君姬姓，而巴人似为氐族。春秋时姜姓有戎，如姜戎氏，与齐、许、申、吕并出四岳。姬姓亦有戎，如大戎、郦戎是。近人因谓姬、姜并是戎族，而非华夏（周人讳言“氐羌”，原始史料中罕见氐、羌之名，但有姬、姜。《商颂》则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周人文献中最早见“羌”字者似为《牧誓》，《牧誓》亦晚出之书：此等确甚可疑）。惟其说有可商者：古文化先进之族常有入居落后部族中为其酋长之事，如《晋语》四：“同姓不婚，恶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实生重耳。”则所谓大戎狐氏亦唐叔之后，唐叔之后无缘为戎族，明是晋之支族入主诸戎部落者。又如郦姬之父，《左氏》称为“郦戎男”，而《庄子·齐物论》称为“艾封人”，则亦属晋之部落长，或亦晋之支族入主戎狄者耶？故不可以姬姓有戎，遂以姬为戎族。然所谓“姬、姜”确有即“氐、羌”之嫌，盖夏族支族入居诸戎部落，与之同化，遂以姬、姜为姓，其后又进于文明，遂为诸夏之大宗，忘其窜于戎狄间时事，亦甚可能。《周语》上：“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史记·周本纪》：“古公乃贬戎狄之俗。”则周本杂戎狄之俗，而姜之即羌，已成定说，然则入居戎狄之夏族与戎族相互同化，古民族本相杂居，无固定界限，各民族间文化 交流，由来久矣。
（8）东周初王室之渐衰
顾栋高谓东迁后王畿疆域尚广，盖其势尚有可为，其后疆地多赐诸侯，或为戎狄等所据，国势逐渐削弱，几于不及鲁、卫矣。其说是也。读隐、桓时春秋经、传，可见其渐衰之迹。
隐三年传：“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郑伯为王卿士，而与周俨若敌国，西周时“宗周”之威势至此已稍坠矣。然隐四年传：“（卫）州吁未能和其民，厚问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觐为可。曰：何以得觐？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陈、卫方睦，若朝陈使请，必可得也。”则是时大国若卫尚欲假王室之威而定其君，以得朝王为幸，与春秋中后期周王欲诸侯来朝而不可得者有异矣。五年传：“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随。”“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此王室尚能控制晋国，干涉曲沃、翼之争，用虢师伐翼。六年传：“郑伯如周，始朝桓王也。”七年传：“初，戎朝于周。”八年传：“郑伯以齐人朝王。”是其时诸侯尚多朝王。十一年传：“王取邬、刘、药、邘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缔、樊、隰成、欑茅、向、盟、州、陉、隤、怀。”此王室尚能自由取、易郑国之田。桓四年传：“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以归。”则是时王尚能用秦师以伐诸侯（盖秦本周附庸也）。五年经：“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传：“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王 室与郑决裂，既敢夺郑伯在王朝之政，且能合诸侯以讨郑，凡此皆入春秋后周王室之馀烈也。然周、郑繻葛之役，王师败绩，此为周势转衰一大关键。
桓七年传：“夏，盟、向求成于郑，既而背之。秋，郑人、齐人、卫人伐盟、向，王迁盟、向之民于郏。”此繻葛战后郑人之略取周地也。至于晋国，王室尚图继续控制，八年传：“（曲沃）灭翼······王命虢仲立晋哀侯之弟缗于晋。”九年传：“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伐曲沃。”此役盖无所成。然十年传：“虢仲谮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辞，以王师伐虢。夏，虢公出奔虞。”则尚能得志于虢。过此以往，周王室愈益不振，庄十六年传：“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王室于晋国之威信亦尽失坠。其时齐桓已称霸，“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之局面乃正式形成。
（9）周政下移
周王室亦与中原诸侯相同，春秋中叶以后，政权渐下移大夫即“内诸侯”之手。惟周王为天下之“大宗”，其臣欲显夺王政，尚有顾忌，故周国内部王室之卑，似转较诸侯国略迟。
春秋之初，周政本属郑君执掌（盖袭西周末郑桓公为王“司徒”之职）。及郑庄渐强，周王忌之，欲分政与虢，致“周郑交恶”。然虢公卒为卿士于周（隐八年传），与郑并掌周政（隐九年传：“郑伯为王左卿士”，则虢公盖右卿士，转尊于郑伯）。其后“王夺郑伯政”，盖以内诸侯周公代郑伯（虢公为右卿士，周公为左卿士，桓五年传：“虢公林父将右军”、“周公黑肩将左军”，可证）。至虢亡，周政始尽 入内诸侯之手。
春秋初，独立之外诸侯地位已颇尊于内诸侯。僖三十年传：“王使周公阅来聘，飨有昌歇、白黑形盐。辞曰：国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则有备物之飨，以象其德······吾何以堪之”，可证。则周室卿士由外诸侯转为内诸侯实降一等。
及春秋中叶，王宠任近臣伯舆，与王叔陈生同执周政，盖欲夺内诸侯及王族之权。襄十年：“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王右伯舆”，“晋侯使士匄平王室”，卒以“单靖公为卿士，以相王室”，王叔、伯舆盖两败俱伤。至鲁昭末年子朝之乱，赖单、刘平定，周政盖自此尽入二氏之手。王子朝之言曰：“单旗、刘狄，剥乱天下，壹行不若，谓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谁敢讨之？帅群不吊之人以行乱于王室。······单、刘赞私立少，以间先王”（昭二十六年传）。知其时单、刘已甚专横矣。盖二氏为新兴之族，较之旧族尹氏、召伯、毛伯等尚有生气。而与于子朝之乱盖皆旧族之失志者，昭二十二年传所谓：“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闵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与者，天所废也。”
春秋末年，单、刘二氏虽已专政，然以多敌党，犹虚意奉王以为号召。《周语下》：“景王崩，王室大乱；及定王，王室遂卑。”又云：“及定王，刘氏亡。”所谓“定王”者为后定王，敬王之子或孙也。其时单、刘专政既久，复生内乱，盖刘氏亡而单氏兴，所谓“单氏取周”，或可窥消息于此。
（10）陈氏得政考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无齐执政表，盖春秋时齐执政之为谁氏确有问题也。其故全在高、国二氏之掌齐政几于贯彻春秋始终，而《左氏》所载陈氏将兴之预言，又使人误会陈氏早已得势。其实高、国二氏乃所谓“天子之二守”，地位仅亚于国君，其势不易动摇也。齐桓公虽任管、鲍，然皆宠臣之流，其后之陈氏、晏氏，亦类于此，高、国“二守”之地位固犹在也。宠臣威逼“二守”实始于崔氏，宣十年传：“崔杼有宠于惠公，高、国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卫”。其后崔、庆卒挤高、国而得相位。崔、庆之亡，惠公之后栾、高氏执政。陈、鲍氏逐栾、高，而国政大柄仍入高、国二氏之手。昭十一年经：会诸侯大夫于厥憖者为国弱。十二年经：“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十九年经：“齐高发帅师伐莒。”三十二年经：会“城成周”者为高张。定四年经：与召陵之会者为国夏。七年、八年经：“齐国夏帅师伐我西鄙。”八年传：“齐国夏、高张伐我西鄙。”九年传：“齐侯伐晋夷仪，敝无存之父将室之，辞，以与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取于高国。”哀三年经：“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四年传：“国夏伐晋。”五年传：“（齐景）公疾，使国惠子、高昭子立茶。”六年传：陈僖子伪事高、国，以诈谋合诸大夫之力乃逐国夏、高张。然哀十一年传帅师伐鲁者仍为国书、高无平。同年传：国书将中军，高无不将上军，以与吴战于艾陵，国书战死。至哀十四年陈成子杀简公后，虽有“高无不出奔北燕”事（十五年经），而十七年传晋赵鞅围卫，齐国观、陈瓘救卫，陈瓘尚谓晋人曰：“国子实执齐柄，而命瓘曰：无辟晋师。”二十三年传：“晋荀瑶伐齐，高无平帅师御之。”至二十七年（《左氏》终此年）传：晋荀瑶帅师伐郑，郑请救于齐，始以陈成子帅师救郑。此后陈氏盖渐专齐政矣。
庄二十二年，陈公子完奔齐，齐侯使为卿，辞，使为工正（此盖陈氏后人饰其先世之辞，不必可信）。《左氏》曰：“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此预言以后事验之，盖甚符合。昭二年传：“（晋）韩须如齐逆女，齐陈无宇送女，······晋侯·······谓陈无宇非卿，执诸中都。······叔向言陈无宇于晋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齐使上大夫送之，犹曰不共······”，是陈桓子为上大夫而非卿。三年传：齐侯更晏子之宅，晏子欲复旧宅，公弗许，“因陈桓子以请，乃许之”，则陈、晏其时并是异姓宠臣耳（陈氏何时得卿位，已难考知）。及昭十年传：灭栾、高氏而得高唐，“陈氏始大”。哀六年传：陈僖子逐高、国，立悼公，朱毛谓悼公曰：“君大访于陈子，而图其小可也”。陈氏盖渐得政。然哀十一年传艾陵之战，陈僖子尚谓其弟书：“尔死，我必得志”，是其时陈氏犹未大得志可知。及齐简公宠任阚止，陈成子惮之，陈、阚不可并，陈成子执杀简公。自此齐高、国二氏虽尚在，而政柄渐移于陈氏。
（11）春秋时邾国盛衰
春秋时中原诸侯视邾为蛮夷小国，战国时乃以邹（邾）鲁并称，为文化之邦，此非无故者。观传世邾国彝器颇多，可知其文化在春秋时固已兴盛；而哀七年传：“鲁赋八百乘，邾赋六百乘”，则至春秋末邾国力既衰之时亦尚 仅次于鲁也。
邾在春秋初本附庸国，然已数与鲁盟，参预列国兵争。鲁僖之世，邾文公屡与诸侯盟会。僖二十一年，灭须句。二十二年：升陉之役，且大败鲁师，国势自此渐强。邾文公之子定公为齐出，鲁文公之时，定公得齐卵翼，益与鲁为敌。文十四年：以鲁使吊邾文丧不敬，伐鲁讨罪。同年：晋人合诸侯纳文公庶子捷菑于邾，复为邾所拒。邾之地位于此殆不可轻视。鲁宣之世，十年：邾都绎邑为鲁伐取。十八年：邾人亦戕杀鲁附庸鄫子。鲁成末，邾宣公即位，虽两次朝鲁（成十八年、襄元年），然襄四年传：“邾人、莒人伐鄫，臧纥救鄫侵邾，败于狐骀。”六年传：“莒人灭鄫······（鲁）穆叔如邾聘，且修平。”则鲁似已有畏邾之心。十五年经：“夏，齐侯伐我北鄙”（传：“贰于晋故也”），“秋，邾人伐我南鄙”。邾是时仍藉齐势以侵鲁。十六年，邾宣公为晋所执，邾悼公立。十七年，邾仍与齐夹攻鲁南北鄙。十八年，晋人合诸侯伐齐，执邾悼公，又取邾田，自漷水，归之于鲁。然二十年传：“邾人骤至，以诸侯之事，弗能报也。秋，孟庄子伐邾以报之”，是知其时邾之不甚畏鲁。二十一年经：“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二十三年经：“邾畀我来奔。”自此邾始渐弱，为鲁所制。二十七年传：“为会于宋，齐人请邾，宋人请滕，皆不与盟”，是此时邾为齐之属。昭四年传：郑子产对楚子曰：“邾畏鲁。”十三年传：平丘之会，邾人、莒人诉于晋曰：“鲁朝夕伐我，几亡矣。”二十三年传：鲁取邾师，邾人又诉于晋，晋欲以鲁叔孙婼畀邾人，士弥牟曰：“鲁亡叔孙，必亡邾”。则鲁此时确已有亡邾之力，邾甚畏鲁矣。鲁昭之末，二十七年经：“邾快来奔。”三十一年经：“黑肱以滥来奔。”邾益为鲁所弱。鲁定公时，邾隐公在位，一与鲁盟（定三年），一与鲁会（十四年），一朝鲁（十五年），一奔鲁之丧（同年），如此事鲁，犹不免于鲁讨。鲁哀初年，鲁乘晋、齐相攻，数伐邾国，夺取邾田（元、二、三、六年），八年：俘邾隐公，邾几濒于亡，赖吴、齐之力幸存，而是年吴又执隐公。二十二年：越人纳隐公于邾，越二年，复执之。春秋时邾国势至此极衰。然卒未见灭，幸存而入战国。
（12）春秋时巴国所在
春秋时巴国旧谓在今四川重庆，以《左氏》验之，殊不相合。桓九年传：“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让于邓，邓人弗受。夏，楚使鬥廉帅师及巴师围鄾，邓养甥、聃甥帅师救鄾，三逐巴师，不克。鬥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鄾人宵溃。”邓今河南邓县，巴欲与邓为好，是其国当离邓不远。庄十八年传：“初，楚武王克权，······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及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阎敖游涌而逸，楚子杀之，其族为乱。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十九年传：“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那处旧说在今南津县附近，春秋时楚郢都盖在汉水中游（非今江陵之地，别有考证），巴与楚共伐申，而申本南阳之国，是巴必在楚之西北。文十六年传：“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 子盟，遂灭庸。”则巴当近秦、庸，庸今湖北竹山县。哀十八年传：“巴人伐楚，围鄾。······三月，楚公孙宁、吴由于、薳固败巴师于鄾，故封子国于析。”鄾本邓南鄙邑，是时属楚，巴伐楚而围鄾，足证巴仍与邓不远。“封子国于析”者，析在丹水流域，盖地近巴国，封子国以制巴也。《战国策·燕策二》苏代说燕：“（秦）正告楚曰：······汉中之甲，轻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王渚”（《史记·苏秦传》略同）。是巴在汉水流域之明证。今陕南有大巴山脉，当即古巴族根据地。
（13）春秋时北燕国所在
《左氏传》前期所载之燕，皆南燕，非北燕（《齐语》：“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对曰：以燕为主。”其书晚出，不可信）。北燕始见于襄二十八年传：“齐侯、陈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晋，宋之盟故也。”北燕与齐屡有交涉（襄二十九年经、昭三年经传、六年经传、十二年经），盖齐之附属。
春秋时北燕所在，旧以为在今北京附近，说甚可疑。昭七年传：“齐侯次于虢，燕人行成，······盟于濡上”，濡上旧说谓在今河北任丘县，案此为北濡水，别有南濡水，在今河北满城县附近，齐、燕所盟，疑为南濡。昭十二年经：“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阳”《左氏》作“唐”，即今河北唐县，其地固近满城。燕与齐为城下之盟于濡上，齐又纳燕君于唐以逼燕，知春秋时北燕国都当与此二地相邻。盖在今河北西部近易水处，《史记·燕世家集解》：“系（世）本曰：桓侯徙临易。宋忠曰：今河间易县是也。”其说允 矣。至于南燕北燕有无关系，北燕是否姬姓，今尚难悬断。
（14）春秋时濮族所在
昭元年传：“吴濮有衅，楚之执事，岂其顾盟。”知濮为春秋时一大族。然尚为部落组织，文十六年传所谓：“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濮之卒不能大为楚患者以此。《牧誓》记从周伐商者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蜀、微不知所在，余六国皆西方及周西南之部族也。《郑语》：“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则濮邻接于楚。昭九年传周人曰：“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巴、楚、邓彼时皆近汉水，则濮亦当在此。文十六年传：“楚大饥，麋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楚）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麇亦汉水流域之国也。昭十九年传：“楚子为舟师以伐濮。”则濮盖在多水之地，约当楚之迤西向南，然部落之国迁徙无常，凿定其处，转难妥当（如昭九年传：“然丹迁城父人于陈，以夷濮西田益之。”则楚东似亦有濮）。
（15）春秋时之“国”
春秋时所谓“国”者，多与后世之国非同一概念。隐元年传：“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杜注：“侯伯之城方五里，径三百雉。”则所谓“国”者，诸侯国都城圈以内之谓，盖犹是城市国家之规模，此《孟子·万章下》所以有“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之说也。然近郊之地亦间有包括在“国”之范围内者。隐五年传：“公闻其入郛也，将救之，问于使者曰：师何及？对曰：未及国。公怒，乃止。”此以郛内为“国”之证。又《齐语》：“参其国而伍其鄙。”韦注：“国，郊以内也······鄙，郊以外也。”焦循曰：“盖合天下言之，则每一封为一国；而就一国言之，则郊以内为国，外为野；就郊以内言之，则城内为国，城外为郊”（《群经宫室图》卷上）。其说允矣！“城内为国”之国，春秋文献中最常用，若“每一封为一国”与后世之国同其概念者，如襄二十五年传“今大国多数圻矣”即是，然文献中不多见也。
（16）春秋时之“县鄙”
“县鄙”之县与县、郡之县不同，后者为大邑，前者则乡聚之称也。春秋时有以“国”、“县”对举者，如《周语》中：“国无寄寓，县无施舍”，“国有班事，县有序民”。“国”为都邑，则“县”为都邑外乡聚之地可知。昭二十年传：“县鄙之人入从其政”，此“县鄙”亦是国都外乡聚之地。《齐侯钟铭》记灵公赐叔夷“其县三百”，此所谓“县”即“县鄙”之“县”，非县、郡之县，故多至三百。襄二十六年传：“疆戚田，取卫西鄙懿氏六十，以与孙氏。”而昭五年传：“竖牛取东鄙三十邑，以与南遗。”则“鄙”中亦有小邑。凡此所谓“县”、“邑”皆乡聚之类，在“国”或“都”之四鄙也（《费誓》：“鲁人三郊、三遂”，所谓“遂”，亦指远鄙之地）。
《齐语》：“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属焉；立五正，各使听一属焉。是故正之政听属，牧政听县，下政听乡”。此等记载虽不可尽信，总有若干史影存乎其间。
（17）春秋时出征兵数与全国兵数比例
春秋时列国出征兵数与全国兵数之比例若何？或举昭五年传：“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以为出征兵数约当全国兵数五分之一，其实此非常例也。齐桓公时齐为千乘之国（或八百乘），士三万人，而《吕氏春秋·简选》：“齐桓公良车三百乘，教卒万人，以为兵首。”则三之一也。鲁亦千乘之国，而定十年夹谷之会齐人曰：“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则亦三之一也，盖三之一最为常见。亦有逾于此者，如昭十三年平丘之会晋用车四千乘，此自为倾国之师，留守者度仅千乘左右，故“鲜虞人闻晋师之悉起也，而不警边，且不修备。”又如襄二十五年传：“郑子展、子产帅车七百乘伐陈。”亦未必为三分之一，以郑国虽强，度此时其全国兵车未必至二千乘也。要之，征伐之事，自不能倾国以出，而不留守备，一般战役，不动大众，约出全国兵数三分之一已足，其有特殊原因必须多用者，自不在此限。
（18）春秋时宋、秦兵力推测
春秋初期宋为大国，其兵数不得少于鲁，僖公时鲁车千乘（《鲁颂·闷宫》），宋度亦千乘之国。宣二年传：“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伐宋，宋华元、乐吕御之，二月壬子，战于大棘，宋师败绩，囚华元，获乐吕，及甲车四百六十乘，······宋人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此役宋人丧车四百六十乘，又以百乘赎华元，所失几六百乘，则此役宋所用当至六、七百乘之数。郑之兵车大略亦与宋相当，度其时宋、郑二国均逾千乘矣。
春秋初晋、秦并为大国，然秦师固少于晋，僖十五年传：韩之役，晋惠公使韩简视师，复曰“师少于我，斗士倍我”可证。僖三十三年传袭郑之役，“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则用兵在三百乘以上。至春秋末，定五年传：“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此役救一大国，抗一大国，兵数似嫌过少。如以此数为全国兵数二分之一计，则秦此时仅为千乘之国，如为全国兵数三分之一，则亦仅一千五百乘而已。然观昭元年传：“秦后子有宠于桓，如二君于景。······铖适晋，其车千乘。”一公子之车已多至千乘，度其全国兵数至少当在二千乘以上。岂救楚之役非秦本愿，徒以应申包胥之请，故少用其师耶？
（19）春秋时文武不分职及文武分职之萌芽
春秋以上，贵族官僚文武不分职，此以古代实行武士教育，凡士以上之贵族，几无有不能射、御者，《论语》记孔子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孔子及其父皆以力闻，实武士也。晋军将佐亦即卿相，中军元帅即国相。齐三军之帅即齐侯与高、国二相。桓五年传：周桓王以诸侯伐郑，王为中军，虢公、周公二卿士分将左、右军，“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杜注：“虽军败身伤，犹殿而不奔，故言能军”，则不特将相不分职，即国君以至周王均能武事也。终春秋之世，未见贵族不能武事者，亦未见文武确实分职之痕迹。至春秋末叶，新兴士夫既起，武士有转成文士之兆，战国以后文武分职之制乃见萌芽。如《论语·卫灵公》篇：“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是鄙 军旅之事为不足学矣。子路以勇力闻，而常见斥于孔门。《论语·季氏》篇：“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是时冉有、季路盖并为季氏家宰，冉有“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疑偏于文职，子路“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疑偏于武职，此似为文、武分职之始。然子路固尝总摄季氏家政（定十二年传），冉有亦尝“帅左师”，“用矛于齐师，故能入其军”（哀十一年传），则二子亦兼能文武也。
（20）春秋时谷禄制度之兴
春秋以上但有封土赐田之制，而无谷禄官俸之事，《晋语四》“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可证。虽大夫之家臣亦有食邑或食田，如成十七年传：“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襄二十九年传：“公冶致其邑于季氏，而终不入焉。”盖春秋后期以前无不得封土、食田之贵族也。然至春秋后期，贵族人数日增，渐有无土可封赐之势，始有所谓“无禄”之公子、公孙（昭十年传：“凡公子、公孙之无禄者，私分之邑”）。贵族最下层之士此时盖多贫困，亟谋仕进以取禄食，然所取者已为谷禄，而非封邑、食田矣。《论语·雍也》：“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泰伯》：“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宪问》：“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此孔子弟子之为家臣者，固多取谷禄为俸；即孔子为鲁大夫，亦无封邑、禄田，而但取谷禄，《史记·孔子世家》“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可证。
凡有封土即有人民，得组织武装，为独立之资。春秋以来，天子之不能制诸侯，诸侯之不能制大夫，以至大夫之不能制家臣，悉由于此。故封土赐民之制，实为造成割据局面之基础。及谷禄制度兴，臣下无土地人民以为抗上之资，任之即官，去之即民，在上位者任免臣下无复困难，乃有统一局面出现之可能。故谷禄制度之兴，实春秋战国间政治、经济制度上一大变迁。
（21）“国人”成分分析
“国人”之名，屡见春秋文献。春秋时之所谓“国”，通常指国都（或包括近郊）而言，“国人”，即国都中人之谓也。惟春秋时“国人”亦受大贵族统治，“国人”中不包括大夫以上之阶层，文十六年传：“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国人”，可证。闵二年传：“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则所谓“国人”盖以士为主也。定八年传：“王孙贾曰：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以）为患，使皆行而后可。······行有日，公朝国人，使贾问焉，曰：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犹可以能战，贾曰：然则如叛之，病而后质焉，何迟之有？乃叛晋。”据此，工、商亦在“国人”之中。《齐语》：“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韦注“士乡十五”引唐固说“士与农共十五乡”，曰：“昭谓此士军士也，十五乡合三万人。”《管子·小匡》作“士农之乡十五”。则广义之“国人”包括居城中之士、工、商及近郊之农民，犹广义之“国”得包括近郊而言也。否则，士虽为下级贵族，安得有三万人之多？抑且与隐五年传：“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之说不合，所谓“公车千乘”，“公徒三万”（《鲁颂·闷宫》）者，必包括农民在内，且以农民为多数，士特其主力而已。
（22）春秋末“国人”力量
终春秋之世，“国人”始终为贵族统治内部及对外之主要力量，虽至春秋之末犹然。定十二年传：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十三年传：晋范、中行氏作乱伐公，“国人助公，二子败，从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哀元年传：“吴之入楚也，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陈人从田，无田从党。”哀六年传：齐陈乞以诈谋合诸大夫伐高、国，“战于庄，败，国人追之，国夏奔莒，遂及高张、晏圉、弦施来奔。”哀十六年传：楚白公作乱，叶公使箴尹固“与国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缢”。哀二十六年传：宋大尹专政作乱，国人弗顺，六卿“使国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启以奔楚”。据《左氏》所记，知春秋末“国人”力量之不可轻忽矣。
（23）春秋时农业收成有无二季推测
观《诗经》所载农事，春耕秋获，秋获后即无他种植，此为一甚可注意之事。
古代有麦，麦类今通常秋种、夏收。观隐三年传：“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成十年
传：“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此麦均夏收者，然《豳风·七月》：“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乃以麦与秋收之谷并举。庄七年经亦曰：“秋，大水，无麦苗”，岂麦亦秋收耶？（杜注以“五月”释“秋”，说似牵强。）二十八年经：“冬，大无麦禾。”（杜注：“书于冬者，五谷毕入，计食不足，而后书也。”亦牵强难通。）凡此皆甚可疑，非古种植之法异，即品种有异，甚难悬断。古代生产技术低，麦收后是否可再种其他作物，抑即以其地抛荒，皆无明文可考。
僖三年经：“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传：“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为灾也。”文二年经：“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杜注：“不雨足为灾，不书旱，五谷犹有收。”十年经：“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杜注：“义与二年同”。十三年经：“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杜注：“义与二年同。”凡此传所以“不为灾”者，似粮收主要在夏历之秋季也。古文献中农事记载不备，西周、春秋时收成似尚以一季为主。
（24）“百工”一辞分析
西周、春秋文献中“百工”一辞，所指往往非一种身分，其间有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分，不可不辨。如同为金文，《令彝》：“明公朝至于成周，出令，舍三事令，及卿事寮，及诸尹，及里君，及百工，及诸侯······”，此“百工”列内官之末，诸侯之前，必为工官。而《师設殷》：“□司我西偏、东偏仆驭、百工、牧、臣妾。”《伊段》：“命伊□官司康宫王臣妾，百工。”以“百工”与仆驭、牧、臣妾等并列，则是工 人，而不得为工官矣。《尚书·康诰》：“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洛诰》：“予齐百工，伻从王于周······”，此等“百工”亦是工官，旧以“百官”释之非也。盖工官虽较众，亦属要职，晚出书中遂有直以“百工”为百官者，如《尧典》“允厘百工”是矣。《左氏》襄十四年传：“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此处“百工”是工人。昭二十二年传：“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单子使王子处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宫······百工叛；已巳，伐单氏之宫，败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东圉。”此“百工”似包括工官及其所属工人也。
古文献中同一名词，往往有不同之解释，此读古籍时不可不注意者。
（25）春秋时下级贵族之经商
商业在远古时本为外来人及解放之奴隶所事，故属贱业。至春秋时，“庶人、工、商”并称，工、商地位已仅次于农民之“庶人”矣。盖经商易获利，在西周时农民已有以经商为副业者，如《酒诰》所谓“肇牵车牛远服贾”是也。“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大雅·瞻卬》），则西周末年官府商人经营获利，已为贵族注意、羡慕。降及春秋，盖渐有下级贵族因贫贱而经商之事，顾史料甚少。郑商弦高（见僖三十三年传）能诈为郑使以犒秦师，“且使遽告于郑”，似即贵族经商者，盖郑之商业本较发展也。《史记·管晏列传》：“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盖齐大国，贵族人多，其下级贵族经商较早，然管、鲍外亦罕闻。鲁下级贵族经商之见记载者，亦唯子贡一人。《仲尼弟子列传》：“端木赐，卫人。······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貲·····家累千金······”《货殖列传》：“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自此类下级贵族经商，自由经商者乃益多，官府商业之崩溃及战国时商业之兴盛，盖肇端于春秋时矣。
（26）“小臣”身分
“小臣”在殷周时地位较高，以其为王之亲近也。伊尹即为“小臣”出身，故有“伊小臣”之称（《齐侯钟》）。《康诰》：“亦惟君惟长，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君奭》：“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此等所谓“小臣”皆王及大贵族之近侍也。
春秋时“小臣”身分，曾有争论。观其时文献，“小臣”实大贵族之仆侍，盖阉寺之类，奴隶之属也（“小臣”，臣之小者。臣本为奴隶之称，如“男为人臣，女为人妾”是。其后衍化为君臣之称，犹清代满洲大臣对皇帝之自称“奴才”也）。僖四年传：“大子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公田，姬寘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成十年传：“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观此，“小臣”之身分可知矣。（《晋语》二：“杜原款将死，使小臣圉告于申生。”亦此类身分之“小臣”。）
（27）仲子
仲子是否鲁惠夫人，关系桓公之是否太子，而间接影响三桓之地位。观《左氏》之尊仲子，复可窥见《左氏》作者与季氏之关系。故兹事虽细，亦须一考。
案鲁夫人或其子得立为君者，不论嫡庶，皆有谥法。如鲁隐公母曰声子，桓公夫人曰文姜，庄公夫人曰哀姜，僖公母曰成风，僖公夫人曰声姜，文公夫人曰出姜（亦曰哀姜），宣公母曰敬赢，宣公夫人白穆姜，成公夫人曰齐姜，襄公母曰定姒，襄公夫人曰敬归（杜注：襄公妾，则本非夫人，以其子子野立为太子，故有谥），昭公母日齐归，哀公母亦曰定姒，“声”、“文”、“哀”、“成”、“出”、“敬”、“穆”、“齐”、“定”者，皆谥也，唯昭公被逐，其夫人吴孟子遂无谥。据《左氏》之说，仲子为惠公夫人、桓公之母，则何以无谥？《公羊传》则云：“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称夫人？桓未君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是不以仲子为夫人（《榖梁传》：“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则无稽妄说，不必深辨）。然隐公即位后颇尊仲子，如五年经：“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实以嫡夫人之礼奉之。元年经亦有“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之文（二年经：“夫人子氏薨”，或亦指仲子），则仲子确尚有地位，《公羊》以“仲子微也”一语了之，总属难安。《史记·鲁世家》所记乃有异，其言曰：“初，惠公适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子息（隐公），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案史公此说与春秋时家长制家庭婚姻情况吻合，非后人 所能伪为，必有所本，盖得其实！春秋时习俗：父夺子妻所生之子虽可为太子，然不若子烝父妾（或后母）所生子之为太子（如晋太子申生）之名正言顺，昭二十六年传：“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适也，王子建实聘之。”视昭王及其母为“非嫡”，亦缘斯故。然则桓公本在可立可不立之间，此仲子之虽登为夫人，复卒不得谥耶。
隐元年传：“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闵二年传：“（成季）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有文在其手”已大神奇，乃祖母与其孙同“生而有文”？此明是季氏后人或尊季氏者所造作，以抬高季氏地位耳。
《左氏》作者之尊仲子，尊桓公也；尊桓公者，尊季氏也。其左袒季氏，参以传中他语，昭昭明矣！
（28）息妫
庄十四年传：“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灭息，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问之，对曰：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此种“一妇不事二夫”之观念，起于春秋、战国间个体家长制逐渐形成之时，而其前所未有者（即有，亦只是微弱之萌芽状态，观《左传》他文所记贵族男女关系可知。《论语》一书亦无夫妻间道德之讲述，而郑、卫之诗孔门且肄习之，均是佐证）。盖《左氏》作者误采战国时之野语入之传中也。
又案：楚之灭息，经传无明文记其年月，然庄十年经：
“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传言：“息妫······过蔡，蔡侯······弗宾，息侯闻之怒，使谓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从之。”则其时息未见灭于楚也。设楚即以是年冬灭息，明年息妫即生堵敖，次年复生成王；则庄十九年文王之卒，堵敖仅十岁，成王仅九岁。而《史记·楚世家》载：“（文王）十三年卒，子熊囏立，是为杜敖。杜敖五年，欲杀其弟熊恽，恽奔随，与随袭弑杜敖，代立，是为成王。”岂有十四、五龄幼童已自相残杀如此？成王能奔随，且能用随师袭楚夺位，其年龄必不甚幼弱。故知《左氏》所言息妫事之多非实录。
（29）元妃
隐元年传：“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日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上言“元妃”，下言“夫人”，一若元妃与夫人有别者。元妃外复有二妃、下妃、少妃诸称，如文十四年传：“邾文公元妃齐姜生定公，二妃晋姬生捷菑。”十八年传：“文公二妃敬赢生宣公。”昭二十八年传：“是郑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昭八年传：“陈哀公元妃郑姬生悼大子偃师，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胜。”其间等差，尚待考索。或以此为鲁、陈诸国所特有，恐未必然！然文二年传：“凡君即位，好舅甥，备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此则“元妃”明是夫人矣。宣三年传：“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太平御览》引《竹书纪年》：“后桀伐岷山，进女于桀二人，······桀受二女，······而弃其元妃于洛，······”此元妃亦皆夫人也。顾何以不曰夫人而曰元 妃？抑元妃者，始配之夫人；若继配则只称“夫人”而不得曰“元妃”耶？史无明文可证，姑存此疑。
（30）春秋时之学问
《楚语上》：“庄王使士亹傅太子箴，······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道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知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观此，似春秋时典籍已甚多，颇有书可读者，其实不然！《国语》之史料价值，低于《左传》。读《左传》则知其时贵族多不学无术，而所谓“王官之学”亦几于废坠。《左传》之常所称引者，厥惟《诗》、《书》，此外惟《易》与《春秋》耳，《礼》、《乐》虽常述及，是否有书，亦是疑问。昭二年传：“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其时典籍稀少可知。孔子以博学称，然《论语》所记孔子之常所称引者，亦惟《诗》、《书》。“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诗》、《书》而外，惟《礼》、《乐》已。
春秋时所谓“学人”，孔子及其弟子而外，鲁之臧文仲、柳下惠，郑之子产等均是。子产时人誉为“博物君子”，然观其对晋人之问，所谓实沈、台骀（昭元年）、鲧化黄熊（昭七年）诸事，皆神话也。昭十七年传郯子所说黄帝、炎帝、共工、大皞、少皞故事，亦属神话传说范畴，而传谓：“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其时之所谓“学问”，“嘉言懿行”而外，多此类矣。
宣十六年传：“晋侯使士会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礼，崤烝，武子私问其故，王闻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闻乎？王享有体荐，宴有折俎，公当享，卿当宴，王室之礼也。武子归而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昭七年传：“公如楚，郑伯劳于师之梁，孟僖子为介，不能相仪；及楚，不能答郊劳。·····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孔子），使事之而学礼焉。”昭十八年传：“葬曹平公，往者见周原伯鲁焉，与之语，不说学，归以语闵子马，闵子马曰：周其乱乎！夫必多有是说，而后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无学，无学不害。······”观此，知春秋时贵族多昏暗腐朽，不知学问为何事，若士会、孟僖子之能病其不学而补过，时犹以为庸中佼佼矣。
（31）《左传》记秦国势之预言
文六年传：“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案此末一语有预言性质。春秋之世，唯穆公时为强大，其后即渐衰弱，如春秋末吴伐楚入郢，昭王出奔，秦为昭王外家，乃止以五百乘救楚，足证其无力东顾，固不待入战国后“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史记·秦本纪》）也。文十二年传：“秦伯使西乞术来聘，······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国 无陋矣。”秦为“陋国”，此春秋时东方国家之传统观念。秦势复张，实在入战国百年后惠文王时，约为公元前三三O年左右，亦即《左氏》所记预言之下限（详子南劲取卫条）。《左传》非一时所成（大体为公元前四世纪物），其大部分撰作时间在秦惠文前，故多保存东方国家原对秦国之传统观念，而出此“知秦之不复东征”之预言。
（32）《左传》记滕亡之预言
昭四年传：“浑罕曰：······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逼而无礼·····”案哀八年（公元前四七二年）：宋灭曹。《史记·楚世家》：“惠王······四十二年（公元前四四七年），楚灭蔡。”是诚可谓先亡。若滕，则公元前四世纪孟子时犹在，安得谓“先亡”？岂《左传》之作尚在孟子之后？自必不然。考《史记·越世家》索隐引《纪年》：“于粤子朱勾三十四年，灭滕。”越朱勾三十四年当公元前四一四年，尚在五世纪之末，此固可以谓“先亡”矣。孟子时之滕国，盖越人南还后重建者，然其国“绝长补短，将五十里”（《孟子·滕文公》），犹不若季氏支裔或臣属所立之费国（《吕氏春秋》以滕、费并称，《史记·楚世家》顷襄王十八年条列举小国则有费无滕），遂不为《左氏》作者注意所及耳。
附录 周代谥法
自王国维以来，学者多谓谥法晚兴，甚有谓时至春秋、战国间尚无谥法者，所谓谥法皆生号。然读先秦文献，此说乃大有可疑。读《左传》、《史记》等书，知西周中叶以来，列国君臣以至周天子谥号，多与其人之德行、事业以至考终与否大略相当。如谥为“文”者，多彼时所谓令王或有功烈者，晋文侯有宁王室之勋，秦文公有逐犬戎之劳，楚文王有县申息、强楚国之功，卫文公复兴卫国，晋文公为霸主，鲁文公、宋文公、郑文公、邾文公皆令主，鲁季文子、臧文仲、齐陈文子、晋赵文子等，皆有令德之大夫，即鲁文姜虽被“淫乱”之名，然实参与鲁庄国政，与强齐周旋，亦大有造于鲁者也。谥为“桓”或“武”者，多为武功昭著之君（即周桓王虽有编葛之败，然固能合诸侯以讨强郑，尚有“王亦能军”之誉）。齐桓公为霸主，鲁桓公时国势极盛（别有考），郑桓公东取虢、郐，建立新国，曲沃桓叔建国强于晋，卫武公“佐周平戎甚有功”，曲沃武公并晋，秦武公屡伐戎狄，楚武王时楚始强称王，此皆所谓善谥也。谥为“昭”者，则多中衰之主与不得其终者：周昭王“南征而不复”，鲁昭公被逐，齐昭公、晋昭公时皆中衰，晋昭侯、宋前昭公无道被杀，卫昭公、郑昭公、蔡昭侯皆被杀，楚昭王尝 失国，周甘昭公作乱被杀，鲁叔仲昭子受竖牛之赂，叔孙昭子为季氏排挤而死，臧昭伯被逐，郈昭伯被杀（以上三人皆与于鲁昭之难，君臣皆以“昭”为谥，自非偶然），齐高昭子被逐，晋范昭子被逐亡家，秦太子昭早卒均是（“昭”至战国似已转为美谥，如韩昭侯、燕昭王、秦昭王皆令主）。谥为悼、哀、闵、怀，均其人不寿或不获令终，可哀悼怀闵者：周悼王立七月而卒（按之《史记》实被杀），晋悼公不及三十岁而卒，齐悼公立四年被杀，卫悼公立五年卒，郑悼公立二年卒，蔡悼侯立三年卒，燕悼公立七年卒，曹悼公立九年卒于宋，周甘悼公被杀，鲁季悼子立不久即卒，齐田悼子立五年卒，晋献公子卓（悼）子立而见杀，许悼公尝药而死（《春秋》书“弑”），鲁悼公时“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盖为季氏所杀，别有考），楚悼王死后尸被残毁，秦悼武王举鼎绝膑死，悼太子质魏死，赵悼襄王“不得意而死”（《韩非子·饰邪》），宋悼公即见执于韩文侯之“宋君”。周哀王立三月遇杀，鲁哀公被逐出国（且有被杀之嫌），庄夫人哀姜为齐人所杀，文夫人哀姜大归于齐，齐哀公为周夷王所烹，宋哀公立一年卒，郑哀公被杀，晋哀侯为曲沃武公所获，晋哀公失政，楚哀王立二月馀见杀，燕哀侯立二年卒，陈哀公自杀，蔡哀侯为楚人所虏，韩哀侯被杀。鲁闵公立二年见杀，齐闵王失国见杀，宋闵公被杀，陈闵公亡国身死。卫怀公被杀，怀君为魏囚杀，晋怀公被杀，秦怀公自杀，楚怀王囚死于秦，陈怀公客死于吴。谥为隐者，其死或非其罪，鲁隐公让国而为弟桓公所杀，曹隐公亦为亲族所杀，蔡隐太子被杀。谥为“出”者，失国 之谓，卫出公、晋出公、秦前后二出子皆是，于义尤显。“幽”、“厉”均恶谥，谥为“幽”者，盖非令主，且不得其死。周幽王见杀于犬戎而亡其国，鲁幽公被杀，郑幽公为韩人所杀，晋幽公淫妇人为盗所杀，楚幽王时楚大乱，曹幽伯被杀，赵幽缪王亡国。谥为“厉”者，皆有昏德或不终者，周厉王放于彘，齐厉公暴虐见杀，宋厉公杀君自立，晋厉公被杀，秦厉公时国亦不宁，郑厉公尝见逐，陈厉公淫乱见杀。“灵”之为谥，略近于“厉”，周灵王“防鬥川以饰宫”，死后王室始乱（《周语》），《史记·封禅书》又载苌弘以方怪事之，大似周厉之信卫巫。卫灵公、郑灵公、晋灵公、楚灵王、齐灵公、陈灵公、蔡灵侯，皆无道或见杀，秦灵公时秦国势方衰，而灵公务为神怪（见《史记·封禅书》），赵武灵王虽有武功，然废长立幼，卒致内乱，身死为天下笑。此外与其人生平吻合之谥号尚夥，不更备列。夫个别君主谥法与其生平相合，主生号说者，犹可谓为偶然之事，或径从训诂上考得某恶谥本有善意，因论定其为生号而非死谥。无如谥与其人生平大多吻合，同谥之人其善恶常大略相埒，若以为生号，岂不大奇！窃以为西周中叶以后，谥法实兴，渐取生号之制而代之，《左氏》襄十三年传：“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亡师于鄢，以辱社稷，为大夫忧，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灵，获保首领，以殁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从先君于祢庙者，请为灵若厉，大夫择焉······”（《楚语上》略同），《孟子·离娄上》：“暴其民甚，则身死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此书虽战国前期之文，当非无稽 妄说，而《论语·公冶长》：“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则是春秋后期以“文”为死谥之明证，安得谓春秋、战国间尚无谥法耶？盖西周中叶以后，王室中衰，政柄下移，至春秋则更入大夫、家臣之手，所谓令主身后，固按其行事奉以美谥，若不得其死或失国之主，自易以恶谥谥之，与后来中央集权专制之世臣下不敢议其君上者有异。至秦政统一天下，专制政权巩固，遂有“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以来，除谥法”之制。所谓中古，自不能为战国之世，必西周、春秋时也。汉以还恢复谥法，然亡国之外，率不得恶谥也，此时之臣下诚不得议其君矣。主春秋时无谥说者之所据，止二三彝器，其铭文有齐灵公、陈桓子诸称，然安知此等器不为灵公、桓子身后所铸？不然，何以传世彝器至数千具，铭文中多不见此等所谓生号耶？
又周代谥号往往多至二、三字，而文献中常简称其主要之一字，如卫武公之为“睿圣武公”，齐灵公之为“桓武灵公”是也。馀如周贞定王亦称“定王”或“贞王”，考哲王亦称“考王”，威烈王亦称“威王”，元安王亦称“安王”，夷烈王亦称“烈王”，显圣王亦称“显王”；秦厉共公亦称“厉公”，元献公亦称“献公”，惠文王亦称“惠王”，悼武王亦称“武王”，昭襄王亦称“昭王”；田齐孝武桓公亦称“桓公”；魏惠成王亦称“惠王”；韩昭厘侯亦称“厘侯”；赵惠文王亦称“文王”，燕昭襄王亦称“昭王”或“襄王”；东周 昭文君亦称“文君”，均为二字谥。又若韩桓惠王亦称“悼惠王”，宣惠王亦称“威侯”，秦悼武亦称“武烈王”，则或为三字谥，盖古谥法颇为错出也。《檀弓下》：“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请谥于君······君曰：昔者卫国凶饥，夫子为粥与国之饿者，是不亦惠乎！昔者卫国有难，夫子以其死卫寡人，不亦贞乎！夫子听卫国之政，修其班制，以与四邻交，卫国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谓夫子贞惠文子。”则古谥法三字似为常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