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孙夏峰
一 略传及著书
凡是两学派互相对立，必有第三之折衷派，出而调和之。清初宋明理学，既已衰颓，王学末流，尤为学者所弃。顾炎武以笃实之程朱学，矫正王学；黄宗羲则提倡真正之王学，排斥末流之狂禅。然顾黄二人，虽于理学有渊源，实不以理学名，而为清代朴学开宗之巨儒。若夫专以理学著称者，程朱派有二陆，王学则无其人，折衷于朱王二派者，前有孙奇逢、李颙，后有曾国藩。诸人皆有气节，人格为一世仪表，天下士风，为之敦厚，称为命世大儒，亦不为过。著作虽缺少新说，然句句精纯，俱是人格之表现。
孙奇逢，字启泰，号夏峰，又号钟元，直隶容城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十二年（纪元一五八四），殁于清圣祖康熙十四年（纪元一六七五），年九十二岁。其一生活动，属于明朝之时多；故黄宗羲收之于《明儒学案》中。但其教化，则多传于清初学子，故普通又多叙于《清史》中。
奇逢事父母至孝，有气节。崇祯九年，流贼围容城，自示方略，与士民协力，卒将贼击退。清圣祖闻其贤名，屡征之，不应，天下称为孙徵君。后移家于卫之共城；辟兼山堂，讲《易》其间；率子孙躬耕，箪瓢屡空，晏然自若。晚年，讲学于夏峰，学者宗之。尝言曰：“七十岁的工夫，较六十岁密；八十岁的工夫，较七十岁密；九十岁的工夫，较八十岁密”云；可见其涵养之深，与体道之精也。著有《理学宗传》二十六卷，《四书近指》二十卷，《理学传心纂要》八卷，《读易大旨》五卷，《夏峰先生集》六十卷。其中《宗传》一书，是汉代以来，哲学家之学案，为彼最用心之著作，但材料之充实，究不如黄宗羲。
二 学说
奇逢之特长，在兼取诸家而不偏于一派之学。《理学宗传》一书，即是本此意旨而作。书中自汉朝董仲舒起，至明末止，所有学者之传记，都搜辑之。宋代举周、邵、二程、朱、陆六家，明代则举敬轩、阳明、念庵、宪成四家为正宗；如慈湖、龙溪出入老佛，则附之于后，以明儒家正统。然别无门户偏见，故其门人汤潜庵说：“先生真能见道之大原，无建安，无青田，惟以庸德庸言，直证天命原初之体，可谓千圣同堂，与造化游者也。”（《徵君孙钟元墓志铭》） 至其学问之要，则在于体认天理。尝曰：“圣贤为天地而立心，为生民而立命，其心及今，尚为存在。”且解其理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失其为人，天地何以清宁。故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者，圣贤之事也。明王不作，圣人已远，尧舜孔子之心，至今在此；非人也，天也。”（《语录》） 意谓天地之心，虽即人心，然为人之师表，立心命之义者，乃为圣人之事，此与“我心即圣贤之心”之说，似稍不同；而于程朱“圣人体仁以为天下之仪表，故当以圣贤遗意为标的，穷理以进”之意，则颇相似。奇逢之意，盖介于朱陆二子之间，试其调和折衷者也。彼谓“浑沌之初，一气而已，其主宰处为理，其运旋处为气。指而为二，不可也；浑而为一，亦不可也”。又谓“成缺在事不在心，荣辱在心不在事”。俱是折衷之意，欲合“实在论”、“唯心论”二者为一。世惟折衷者少创造，其功盖全在于传道也。
第二节 李颙
一 略传及著书
李颙，字中孚，号二曲，西安盩厔人。生明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卒清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其父可从，慷慨有志略，善谈兵，且以勇力著于乡。从汪乔年军讨贼，崇祯十五年，与五千壮士，共战死于襄阳城下，以殉国难。其时颙年仅十五岁也。（《李二曲全集》二十五卷《家乘》） 家贫不能入塾，有人劝其母，送入县署为衙役，母不肯，教之习字，然具天禀异材，稍长，学即大进，家无藏书，借于亲友，自经史子集以及老佛之书，无不遍读。既而弃去，从事静坐观心，大有所得。顾炎武谓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盖的评也。康熙四年，遭母丧。丧终，往襄阳凭吊乃父战死之地。既而南下，入道南书院，发顾宪成、高攀龙诸子之遗书，为东林学徒讲学，听者云集。继又于无锡、江阴、靖江、武进、宜兴等地讲学。康熙初，陕抚以“山林隐逸”上疏荐之。特诏征召，力辞而免。至十七年征“博学鸿儒”，诸人交荐，地方官强迫起行，颙绝粒六日，最后拟拔刀自刎，其议始止。彼觉虚名为累，遂闭户不复接人。惟有顾炎武来访，曾一度款待外，虽子弟亦不见面。后圣祖西巡，使陕督传旨，必欲召见之；以废疾坚辞，幸而获免。特赐“关中大儒”四字以尊重之。
当时南有黄宗羲，北有孙奇逢，西有李颙，世称三大儒。颙为学极博，无所不通，而著述则非其所志。尝言曰：“著述一事，大抵古圣贤不得已而后作，非以立名也。故一言之出，炳若日星；万世之下，饮食之而不尽。其次虽有编纂，亦非必夸诩于时人，或只以自怡；或藏诸名山，至其德成之后而后发；或既死之日，举世思其余风，想其为人，或访诸其子孙，或求诸其门人，欲以得其平生一言为法训。此时也，是惟不出，一出即使洛阳纸贵。”（《全集》十六《与友人》） 真是有道者之言。著有《全集》二十六卷（《四书反身录》 八卷，亦收在内）及《十三经纠谬》、《二十一史纠谬》等；其中《反身录》，为彼精力集中之作。
二 学说
李氏思想，亦如奇逢，取陆王程朱之长，不偏于一面。但倾向则趋于陆王。唐鉴《清儒学案小识》中，虽曾谓《二曲》“笃守程朱”，然清初一般学者，率以陆王为根柢，而又赞美朱子之好学，似此两派折衷，故任从何方面解释，均可成立。且清代无论“考证派”、“理学派”俱不树党派，争出入，大都欲兼取他人之长，自己更立高处，想成一家。颙即其代表，尝因门人问“朱陆异同”？答曰：“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教中最为儆切；使人言下爽畅醒豁，以自有所得。朱之教人也，循循有序，恪守洙泗家法，中正平实，极便初学。要之二先生，均于世教人心有大功，不可轻为低昂也。中于先入之言，抑彼取此，亦未可谓为善学也。”（《全集》卷四《靖江要注》） 正是其不偏不倚，而又能自立之处。又曰：“孔子以博文约礼之训，上接虞廷精一之传；千岁之下，渊源相承，确守不变。惟朱子为得其宗。生平自励励人，一以居敬穷理为主。穷理即孔门之博文，居敬即孔门之约礼，内外本末，一齐俱到，此正学也。故尊朱即所以尊孔也。然今人亦知辟象山，尊朱子，及考其所谓尊，则不过训诂文义而已；至于朱子内外本末之兼诣，主敬禔躬实修之旨，则缺如，吾不知其如何也。况下学循序之功，象山虽疏于朱子，然其为学也，先立其大者，峻义利之防，亦自不可得而掩之也。今日尊朱者，能如是乎？不能如是，而徒以区区语言文字之末，辟陆尊朱，则多见其不知量也。”（《全集》十五《富平问答》） 此明说朱子之为学工夫实，陆子之直觉力量伟，朱子稍疏于心，象山则长于此。是故穷理而不居敬，则为俗学；居敬而不穷理，则为空疏无用之学，不能经世宰物，是腐儒也。故必二面兼施，方能精义入神，随博随约，当下事理洞明，不至支离，学业德业，两者并进也。所谓知行合一，必内外本末，工夫一齐并到，始可以成。其兼取朱陆之长，于此可见。
颙之学说，植基于陆子，而兼取朱子之长，不偏于一派，由是产出自己之学说。但折衷者多乏创造，惟其主张反省事物之理，以直观为主；又说心当保其平静，恰与李延平同；其学自然倾于内省的。故曰：“学问之要，学问之得力，全在定心、静而安，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犹如镜之照，不迎不随，此之谓能虑，此之谓得其所止。”（《反身录》一） 故心之体，本虚，本明，本定，本静，能虚明定静，则情忘识泯，心亦不动，恰如镜中之象。盖静中之静易，动中之静难，动时能静，则静时自能静。其言定静工夫，可谓详密。
彼之学既以心德之涵养为主要，明明德止于至善为工夫，是即以致良知纯天理为中心也。故于宇宙问题、心理问题，自不多及。所以门人问《易》时，告之曰：
今且不必求《易》于《易》，而且求《易》于己；人当未与物接，一念不起，即此便是无极而太极；及事至念起，惺惺处，即此便是太极之动而阳；一念知敛处，即此便是太极之静而阴；无时无刻，而不以去欲存理为务，即此便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欲净尽，而天理流行，即此便是乾之刚健中正纯粹精。希颜之愚，效曾之鲁，敛华就实，一味韬晦，即此便是归藏于坤；亲师取友，丽泽求益，见善则迁，如风之疾，有过则改，若雷之勇；时止则止，时行则行，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动静不失其时，继明以照四方，则兑、巽、震、艮、坎、离在己，而不在《易》矣。（《全集》五《锡山语要》）
盖以为理即吾人之心理状态，学者收敛其心，则《易》（理） 之变化，即在人之心中，故心中不可无主宰，不可不收敛，如四书中之言，看是易行，而反之于身，欲其体现，亦不易；何况《易》理，欲体用之，岂不更难耶？是故格物穷理之事，实有裨于修齐治平，而后可尊；苟徒博学，而反身不诚，毕竟是玩物丧志，距道愈远。其《受授记要》有云：“重实行不尊见闻，论人品不论材艺，夫君子多识前言往行，原为畜德也。德既畜矣，推己及人，有补于世。若多闻多识，而不见诸实行，以畜其德，人品不足而材艺过人，擅美炫长，于世无补，徒以夸闾里而骄流俗，焉足齿于士君子之林乎！”盖观此可知颙之学风，始终以实践伦理为重也。
第三节 曾国藩
一 略传及著书
曾国藩，字涤生，湖南湘乡人。生于清嘉庆十六年（纪元一八一一），卒于同治十一年（纪元一八七二）。道光年间，会试中式进士，授翰林院检讨。累官至礼部侍郎，丁忧回籍。会太平军起，自广西入湖南，锐不可当。在籍督办团练，立湘军；初不过保卫地方，后因屡挫太平军，遂出境御敌。尔时太平军已建都金陵，国藩崎岖戎马，十余年间，恢复沿江各省，卒破金陵，成清室中兴之业。官至大学士，爵为毅勇侯。国藩居翰林时，即与罗罗山（泽南） 等，讲程朱之学，各以学行相砥砺，卒以书生，成削平大难之业。当时湘军名将，多数是平时讲学之朋友及门生。其为人公忠朴诚，言行一致，治军居官，未尝一日离开学问，粹然有儒者气象，当时风气，为之一变。其论学不主一派，于考证家之诋斥宋学，固不以为然，而于汉学，亦极推段、王、江、戴诸公。所为诗文，亦不主一家，精深博大，卓绝一代。卒年六十二。谥文正。所著书，诗、文、奏议、书札、日记及经史百家杂钞共百数十卷。门人辑而刻之，曰：《曾文正公全集》。
二 学行
自汉学极盛，攻击宋学，不留余地，门户之见至深。乾隆以来，宋学二字，几为学人所不道。但汉学大家，如戴震等，不特学术超越前古，即人格亦足为一世模范，故能压倒宋学。至其末流，则考证之途，已达于止境；学者支离破碎，徒以辨析名物为事，而薄视躬行实践。于是浮薄之士，乐其无所拘束，率以汉学家自命，渐惹人心之厌恶，尔时老成贤达之士，遂欲和会汉宋，力矫轻浮之弊习，曾国藩即为折衷派之领袖；彼支持清末数十年之学风，孜孜为学，终身不倦，虽未尝有特创之学说，然其宗旨，本在调和汉宋，且极重实践，乃兼容并包之折衷派也。
其治学之宗旨，略见于其所著之《圣哲画像记》，有云：“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前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术，以为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龂龂焉而未有已。吾观五子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说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何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而其《致刘孟容书》（孟容名蓉亦湘乡人） 、《覆夏弢甫书》（弢甫名炘安徽当涂人，著有《述朱质疑》等书） ，亦皆反覆陈明此旨。（具见《文集》） 可见其兼采汉宋之长，以成文质得中之学派，不以当时之门户攻击为然，确为包容众流之大家也。且不独对于汉宋之争主调和，于程朱陆王之争，亦主调和。是时唐鉴（字镜海） 著《国朝学案小识》，尊程朱而排陆王，国藩尝从鉴问学，而于鉴之主张，则非之。尝云：“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征践履？姚江宗陆，当湖宗朱（当湖指陆陇其） ，而当湖排击姚江，不遗余力；当湖学派极正，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覆夏弢甫书》） ，此盖与小儒拘守门户之见，截然不同者也。其博采众长之处，且不限于儒学。其《日记》中有云：“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又曰：“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又曰：“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其所以不及孔子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独缺，亦犹夷惠之不及孔氏耳。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不可弃也。”于此可见其博大；其身心实践，亦悉与以上所言相合；且每日必静坐数息百入，则又采用道家功夫者也。
国藩生平，极服膺桐城姚姬传鼐，故《圣哲画像记》，并尊顾、秦、姚、王，顾即昆山顾亭林，秦则无锡秦蕙田，王则高邮王念孙父子也。然姬传称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考据、词章；义理指宋学，考据指汉学。而国藩则云：“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见《日记》） 惟其局量广大，故其门下，才智毕集，一艺一长，靡所不揽。学识则广于程朱，事功则越乎阳明，伟成中兴之业，决非偶然。以现在眼光批评，一若以汉人辅佐满清，杀戮同胞，为大不道，其实时势使然，不足以损其学问人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