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载是随着文字的发明而产生的。当人们有了比较定型的文字以后，不仅能随意写下自己的语言和当时的事件，还能追记过去的口头传说，历史文献就这样开始出现了。我国文字究竟起源于什么时代？这个问题目前还是一个谜。近代考古发现的最古文字是殷墟甲骨文，这种文字结构复杂，相当成熟，绝不是原始的文字。根据甲骨文可以推断我国文字的起源必定早在殷代以前，至晚是在夏代。既然在殷代以前早就有了文字，当然也就有了成文的历史记载。不过迄今还没有被我们发现罢了。
我国在很古的时候就有了专门记载历史的史官，古代史官所记载的历史文献在体裁上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按着年月次序逐条记录国家大事的“编年史”；另一类是记录国王和大臣们有关国家大事的言论和政令的档案。《尚书》就是后面这种档案文献的一部汇编。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保存这样成篇的文献，我们不能断言。但可以肯定的是，殷代已经建立了保存档案的制度。西周初年的周公旦曾经说过：“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所谓“册”“典”就是指保存的档案文献而言。《尚书》中所保存的殷代文献给我们提供了具体的例证。
周代接收了殷代的历史文献，并进一步发展了史官制度。当时，在中央王室和诸侯各国都设有史官，史官之中更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御史等分职。这些史官除了记录当时的事件以外，当然还要负责保管旧有的历史档案和整理古代的历史传说。历史档案愈积愈多，每篇都得有个篇名，例如，记录盘庚迁都时告谕臣民的文献就以《盘庚》为篇名。同时，为了使用方便，史官们便把属于同一时代以及涉及那个时代的文献编在一起而以朝代作为区别，这样就产生了《夏书》《商书》《周书》。其中的《周书》收纳当代的档案，内容当然陆续有所增加。这些按朝代分编的历史文献汇编大约就是《尚书》的前身。
这种分编的形式可能出现于西周时代。到了春秋时期，它们已经成为贵族们所熟悉的读物了。春秋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文化事业日益发展，当时的贵族知识分子迫切需要学习历史和政治理论来应付实际的活动，于是，这些历史文献汇编便和《诗经》一同成为知识界普及的课本，其中的词句经常为人们所引用。他们在引用这些文献时，或直接举出某篇的篇名，或只称之为《夏书》《商书》《周书》，或笼统地称为《书》，这只是各人引书的习惯不同。看来，在那时候还没有将这些历史文献合编成一部定型的总集。
春秋末年，儒家的始祖孔子在整理古籍、提倡学术和普及教育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他经常和弟子们讲论《诗》《书》，使这些文献得到更为广泛的流传。正因为这样，后代的儒家才把《尚书》奉为经典。也因为这样，后代人对孔子和《尚书》的关系才产生一些牵强附会的传说。例如，从西汉以来，就有人认为孔子曾替《尚书》写过《书序》，认为现在《尚书》每篇前的《小序》就是孔子写的。又有人认为原有的《尚书》包括三千多篇，被孔子删掉了其中绝大部分，只保留下百来篇。这些传说曾长期流传于学术界，成为传统的说法，但实际上都是不可靠的。因为，在孔子的时候，可能还没有编成定本的《尚书》呢！
在战国（公元前475—前221）时期，各家学者的著作都曾引用过这些历史文献，如《墨子》《管子》《孟子》《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等书都直接引过《书》中的词句。这些引文有的见于今天的《尚书》，有的不见于今天的《尚书》，有的和今本《尚书》中的词句大同小异。它们虽然只是片言只字，却有助于我们了解先秦时期这部《书》的本来面目，所以具有珍贵的价值。先秦人在引用《书》以外，还引用另一种历史文献，称之为《传》，这种《传》似乎就是“传说”的意思。先秦人对于《书》《传》分得很清楚，大约因为前者被认为是可靠的档案文献，而后者只是后人记载的历史传说而已。可是，《书》和《传》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人们有时也把《书》称作《书传》。
《尚书》的定本究竟是在什么时代才编成的呢？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还不能提出十分确切的答案。但根据《尚书》本身所提供的线索来看，它的定本很可能是在战国末期出现的。因为，《尚书》中的《尧典》和《禹贡》等篇关于唐、虞和夏禹时期的记载与战国中期以前所有关于上古时代的传说都不大符合：其中所体现的是大一统国家的观念，而且表现得十分具体，像那样具体的大一统观念至少应当是战国晚期的人才会具有的；同时，这几篇中还涉及一些地理知识和地名，根据历史事实来考察，这些地理知识和地名也只有到战国晚期才会被人们所知道。既然《尚书》的定本中已经收进了《尧典》和《禹贡》这样晚出的文献，当然也就说明这个定本的编成年代不得早于战国晚期以前。最早编成的《尚书》定本究竟包括了多少篇，我们已经无从知道，但我们知道它仍然将各篇按朝代分编，并且保留了《夏书》《商书》《周书》等类目。《尚书》定本编成以后，就有一些专门讲授它的学者相互传习。虽然一般的知识分子也能引用其中某些篇章的词句，但要全面读懂它就非依靠专家不可。
《尚书》定本编成以后不久，秦始皇就统一了全国，并且在当年（公元前221）颁布了统一文字的命令，以秦国所定的小篆为规定的标准文字，此后又创了一种比较简便的隶书作为日常通用文字，而取缔了先秦时代其他各种不同的字体。《尚书》原来是用先秦文字写的，它经过统一文字以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据我们推测，秦朝官方所用的《尚书》想必配合统一文字的命令而用隶书改写过了，但是民间所藏的《尚书》却未必全用隶书改写。因此，秦朝统一文字之后，很可能使《尚书》产生了字体不同的版本。到了秦始皇晚年，为了加强思想统治，下了焚书的命令。命令规定：“非博士官所职（掌管），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统统要把书烧掉。经过这次焚毁，凡是用先秦文字所写的《尚书》原本差不多全部被消灭。能公开保留的只有博士所掌管的《尚书》，这些《尚书》当然都是隶书改写本而不是它的本来面目了。
此后不久，陈胜、吴广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了秦朝的统治，接着又发生楚、汉战争，一连打了七八年仗。这时候，山东济南有一个专门讲授《尚书》的学者，姓伏，名胜，人们都称他作伏生。伏生曾在秦朝中央担任过博士，他的手头保留下一部《尚书》。当楚、汉战争期间，济南地方一直兵荒马乱，伏生不敢留在家乡，只好逃往外地避难，临走以前，把他的《尚书》藏在家中的壁缝里。等到刘邦统一全国，建立了汉朝，社会秩序稳定以后，伏生才返回故乡，到老家的壁缝里去找寻那部暗藏多年的《尚书》。书，居然被他找到了，但遗憾的是，这部书已经损失了一部分，只剩下二十八篇。那二十八篇是：
一、尧典 二、皋陶〔yáo〕谟 三、禹 贡 四、甘誓 五、汤誓 六、盘庚七、高宗肜日 八、西伯戡黎 九、微子 十、牧誓 十一、洪范 十二、金滕 十三、大诰 十四、康诰 十五、酒 诰 十六、梓材 十七、召〔shào〕诰 十八、洛诰 十九、多士 二十、无逸 二十一、君奭〔shì〕 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 二十四、顾命 二十五、费 誓 二十六、吕刑 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
这时候，伏生年纪已老，一则记忆力减退，二则多年荒疏，对于那些遗失的篇文已经背诵不出来了，只好捡起这二十八篇在本乡传授门徒。伏生既曾担任过秦朝的博士，他这二十八篇书当然是用隶书转写过的；汉朝仍然沿用秦朝的隶书，所以伏生晚年讲授他的二十八篇《尚书》时，在文字形体方面没有隔阂和困难。于是，这个残本开始在民间流行起来。
可是，汉朝中央起初并没有重视保存古籍的问题。匆匆又过了二十多年，到汉文帝即位后，才开始注意整理文化典籍。像《尚书》这样重要的古籍，朝廷里既见不到书，也找不出能够讲授这部书的人。虽然在当时的大臣中，也有个别学者如贾谊等人能通《尚书》，但他们都靠背诵记得其中的内容，偶尔在自己的文章里引用几句，手头未必有书，也未必能做详尽的讲解。于是，朝廷多方打听，想找一位专门研究《尚书》的学者，最后才知道有位在民间传授《尚书》的大师伏生还活在人间。不过，伏生这时已有九十多岁，年老力衰，不能出门。皇帝只好命令兼管文教事务的奉常派属下一个掌故名叫晁错的到伏生家里去受教。伏生口授讲解，晁错用笔记下来，带回朝廷。从此，伏生所传的《尚书》残本二十八篇收进了皇家的书库，也就成了官方承认的定本。当时在齐、鲁一带开始有一些学者讲授《尚书》，他们都出自伏生一脉相传，所用的只是这一种本子。
随着汉朝前期社会经济生活的日趋繁荣，学术复兴的运动也逐渐展开。从景帝以后，朝廷鼓励民间献书，以前所未曾见过的残篇断简就陆续出现了。在《尚书》方面，首先发现了一篇《泰誓》。这篇《泰誓》也是用隶书写的，应当是秦朝官定本内的一部分。但因为它不在伏生的残本之内，所以没有人会讲解它。朝廷聚集了许多博士共同研究，才把它讲通。于是，将这篇书加到伏生的二十八篇中，成了二十九篇。后人往往把伏生所传的《尚书》称为二十九篇，实际上其中的《泰誓》一篇是稍晚以后才掺进去的。而且，这篇《泰誓》和先秦人所引用的一篇《泰誓》文字很不相同，它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也不清楚。但不管怎样，这篇来路不明的文献终于成了《尚书》中的一篇，在武帝初年已经被学者董仲舒当作《尚书》来引用了。
景帝时期，除了发现《泰誓篇》以外，还发现了两批用先秦古文字写的《尚书》残本。这两批古书的发现与景帝的两个儿子——河间献王刘德和鲁共王刘余——分别有关。
河间献王好学，喜欢古书，他在自己所封的河间王国境内广泛征求民间藏书，得到许多先秦旧书，都是用古文字体写的，其中有一部分是先秦时代的《尚书》残篇，在秦始皇下焚书令时被人私藏而得以幸免。但可惜我们对于河间献王所得到的古书究竟有哪些内容已经无从知道了。
鲁共王和河间献王不同，他并不喜欢读书而喜欢修建宫殿。他所封的鲁国（今山东曲阜县）是孔子的家乡，孔子的后代一直住在这里。孔家有一栋老房子，是孔子的故居。鲁共王看上了这座故居的地址，就把它拆掉另盖宫殿。据说，当这栋老屋被拆毁的时候，在墙壁中发现了几部用先秦古文字写的书籍，其中有一部《尚书》，还有《左传》等等，似乎这些书也是孔家的人为了躲避秦朝焚书令而偷藏起来的。鲁共王把这些古书交还孔家，恰好孔家这时有一位懂得古文字学的学者名叫孔安国，他原先是研究《诗经》和《尚书》的，于是这部新发现的《尚书》便归他所有。这部《尚书》共有四十五篇，比当时流行的《尚书》二十九篇多出了十六篇。但那二十九篇却在这部《尚书》中统统都有，只是字体不同，文字也有些出入。那多出的十六篇是：
舜典（一） 汩〔gǔ〕作（二） 九共（三） 大禹谟（四） 弃稷（五） 五子之歌（六） 胤征（七） 汤浩（八） 咸有一德（九） 典宝（十） 伊训（十一）肆命（十二） 原命（十三） 武成（十四） 旅獒（十五） 冏〔jiǒng〕命（十六）
孔安国把这部《尚书》和他原先所学的《尚书》做了一番比较研究。对于其中多出的十六篇，因为根本没有隶书本对照，不大容易读懂，更无法做深入的讲解，只好保留原状，搁置在一边。这十六篇又称为“逸书”或“逸篇”，“逸篇”就是说“原先已经佚失而现在新收进来的篇文”。至于另外的二十九篇与当时流行的隶书本完全可以对照，而孔安国本来是一个认识古文字的学者，所以很容易把它们辨认出来。由于这种古文字体为当时一般人所不认识，于是孔安国根据自己的理解用隶书的笔法把这二十九篇重新摹写一遍，字形结构仍旧保存古文字体的原状，但所有的笔法都变成隶书的笔法，就好比我们今天用楷书的笔法摹写甲骨文、金文一样。这种用隶书笔法改写古文字的方法称为“隶古定”，孔安国所摹写出来的二十九篇也就称为“隶古定本”。但我们知道，古文字体的笔法是圆势的，隶书的笔法是方势的，古文字体经过“隶古定”以后，恐怕不免有些走样，甚至会发生一些错误，不过孔安国当时这样做是为了推广这个新出现的《尚书》版本。既然这个“隶古定”本二十九篇和原先流行的二十九篇在文字上有一些差歧，当然孔安国就对这个新本做了一些新的解释，提出了一些新的说法，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派。
在这个时候，陆续发现的古文字书籍很多，并不止《尚书》一种。有些学者相信这些古文字书籍，对它们进行研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只相信从秦朝直接流传下来的用隶书写的古书。当时人把隶书称为今文，所以就把隶书写的古书称为“今文学”，把专门研究“今文学”的学者称为“今文家”；同时把古文字写的古书称为“古文学”，把研究“古文学”的学者称为“古文家”。在《尚书》这一门中，原先流行的那二十九篇就是“今文《尚书》”；孔安国所新传的二十九篇虽然经过了隶古定，但因它的来源是古文字本，而且因为它仍然保存了古文字体的字形，所以就被称为“古文《尚书》”。《尚书》既有今文本、又有古文本，既有今文家、又有古文家，复杂的争端就从此开始了。但我们在这里要重复交代一点，那就是：由孔安国开创的古文《尚书》家所讲授的只有二十九篇，至于那“逸书”十六篇是始终不在讲授之列的。
到了汉武帝时候，除了继续大量征集古代逸书以外，还提出了统一思想、独尊儒术的政策，因而把儒家的经典定为官方学术研究科目。原先在文帝时候，朝廷已经设立过经学博士，这时更进一步设立五经博士之职，由精通各经的学者分别担任。后来又建立博士弟子制度。命令各郡和各王国定期选派一些青年到京都里来充当博士的弟子，分别受业，成绩优异者能够得到官职。知识分子为了想做官，就大批地学习经学，于是经学开始大为盛行。当时各经都有不同的学派，朝廷对各经只选定某一学派作为官方规定的科目，这个被选定的学派便称为“立于学官”，博士必须按照这一学派的版本和说法来讲授。因此，“立于学官”的学派在政治上和学术界都是占优势的。《尚书》一经最初立于学官的是继承伏生传统的今文《尚书》。后来，孔安国也担任了博士，于是，他就把自己所得的古文《尚书》原本四十五篇献给皇帝，并且希望朝廷将他所创立的古文《尚书》学也立于学官，成为官方的一个学派。不巧，就在这时候（元光五年，即公元前130），宫廷中发生了一件巫蛊案，武帝心中十分烦恼，便把这件事置之脑后。孔安国的愿望未能实现，只好把古文《尚书》私下里传授弟子，直到西汉末年，古文《尚书》始终是一门未得官方承认的私学。
前面已经说过，孔安国所得到的古文《尚书》虽有四十五篇，但他所讲授的只有二十九篇。其余多出的十六篇难道从来无人过问了吗？不，并不这样。“逸书”十六篇虽然在民间没有人讲授，可是，它们已经被孔安国献给皇帝，藏在皇家的书库里了。只要是能认识古文字体的学者又有机会见到皇家的藏书，就能阅读它们，甚至加以引用，或至少能够懂得各篇的大意。例如，年辈比孔安国稍晚的大史学家司马迁就曾使用过这一部分文献资料。司马迁从小学过古文字，据说他还曾向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当他担任太史令的职务后，有机会阅读皇家书库中的各种珍本书，当然也能见到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四十五篇。因此，在他所著的《史记》中，除了外间流行的二十九篇《尚书》以外，还引用了其余许多篇的篇名和内容；此外，他对于某些篇还依从了古文《尚书》家的说法。《史记》中关于各篇《尚书》的写作缘由或历史背景都做了详略不等的提要，它们可能采自当时今文《尚书》家和古文《尚书》家的现有说法。后来，这些说法经过发展成为定型的《书序》，正式附在《尚书》后面。《书序》的内容大部分与《史记》里的提要相同，甚至一字不差，但小部分已经有所变动，与《史记》的说法颇不一致。由此可见，当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定型的《书序》还没有出现；《书序》必然出现在《史记》以后，当然更不会是孔子所作的了。我们对于《书序》的发展情况不大了解，对于《书序》怎样为今文《尚书》家和古文《尚书》家所采用也不清楚。
汉武帝以后，今文《尚书》家的传授愈来愈广，内部又逐渐产生了学说上的分歧。到了宣帝时期，有三个今文《尚书》家的大师各立门户，自成一支派，这三个人就是：欧阳高、夏侯胜和后者的侄子夏侯建。欧阳高的曾祖是伏生的嫡传弟子，后来家中世代相传，所以人们称之为“欧阳家”。另外，人们把夏侯胜的一派称为“大夏侯家”，把夏侯建的一派称为“小夏侯家”。这三个支派源流相同，相互之间也有关系，只不过在分章断句和解释方面略有各自不同的说法而已。宣帝为了笼络更多的知识分子，增加博士名额，把今文《尚书》学的三个支派统统立于学官，各置博士一员。从此，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的弟子人数众多，盛极一时。而古文《尚书》家仍然人数稀少，在政治上没有势力。
无论今文家或古文家，最初都是靠口头传授，并没有写成文字的讲章。后人传说伏生和孔安国都曾替《尚书》写过《传》（注解），这是不可靠的。在西汉后期，的确出现了一部《尚书传》，这部书的来源不清楚，内容很杂乱，有的文字像注解，又有的文字像传说，当时人也没有指明它是何人所作。可是后来被误认为伏生的作品，称之为《尚书大传》或《伏生大传》，一直相沿到现在仍用这个名称，但实际上恐怕与伏生无关。伏生并没有写过《传》，而今文家的三个支派后来倒各自有了讲章，这些讲章分别称为《欧阳章句》《欧阳说义》《大夏侯章句》《大夏侯解故》《小夏侯章句》《小夏侯解故》等等。既然说法上出现分歧，产生各种不同的注解也是很自然的事。不过，当时今文《尚书》家专门着重于“章句之学”，而不重在讲解经文本身的意义。所谓“章句之学”，从字面上讲，本应指分章断句等，但实际上却并不如此。他们的“章句之学”是把每章、每句甚至每一个词组分别解说，胡乱发挥，同一些不可靠的历史传说、阴阳谶纬等迷信、儒家的伦理思想、封建的政治理论、五行学说等等拉扯在一起，牵强附会，动不动写上几十万字的讲章。其中尤以夏侯建（小夏侯）一派最为突出，夏侯胜曾抨击他的侄子为“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后来，小夏侯一派中有一个名叫秦恭的学者为讲解《尧典》篇名二字写了一百多万字，对该篇开端的“曰若稽古”四字写了三万多字，其烦琐的程度真正惊人。
到了汉成帝时候，又出现一种《纬书》，通常也称为“谶纬”。这是一种借迷信手段达到政治目的的预言。《纬书》都假托为先秦时代的著作，并且分别和五经牵扯上关系。其中与《尚书》有关的《纬书》有《尚书中候》《尚书璇玑钤》等若干种，也统称为《尚书纬》。这些书替《尚书》的产生捏造了一些神话，并且还杜撰了一个孔子删《尚书》的荒唐故事。《尚书纬》中说，《尚书》原有三千二百四十篇，被孔子加以删除，只保留一百二十篇，以一百零二篇作《尚书》，以另外的十八篇作《尚书中候》。这明明是替《尚书中候》做宣传的谎话，可是，《纬书》曾经一度盛行，其中的说法竟然在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此后，人们大多相信这个谎话，认为《尚书》原本应当有一百零二篇了。
于是，有人利用这个谎言进一步作伪。就在山东东莱地方出现了一部一百零二篇的《尚书》，叫作《百两篇》；还有一个名叫张霸的人会讲授它。朝廷听到这个消息，便把张霸请到中央来，拿出皇家书库里的古文《尚书》和他的《百两篇》对照，内容完全不合。经过仔细审查，才发现这部《百两篇》就是把外间流行的二十九篇拆分成许多篇，加上当时已出现的《书序》，又采用了《左传》里的一些文字，拼凑成一百零二篇的。朝廷追问这部伪书的来源，据张霸说，是他的父亲传给他的，他的父亲还有一个弟子名叫樊并。当时，大臣们认为这部书虽是伪造的，但造得很巧妙，张霸也还有些才学，不仅没有将他治罪，反而把《百两篇》也立于学官。不久以后，因为樊并犯了谋反的罪，才把《百两篇》这门官学取消。但是，《百两篇》既然曾经在民间流行过，又曾一度立于学官，自然对当时研究《尚书》的人不会没有影响。此后出现的所谓《尚书》原有百篇的说法以及百篇的篇名和书序，很可能与《百两篇》有些关系。
真的古本书，假的古本书，各种各样的书接二连三地出现，皇家书库的藏书日益增多，有必要进行一番整理。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著名的学者刘向奉旨领导一批学者开始整理这批“中秘书”，刘向的儿子刘歆也参加了这项工作。这次整理工作没有完成就因故中止了。到了哀帝时，继续整理中秘书，这时刘向已死，便由刘歆负责主持。刘歆将全部图书分类编目，编成一部《七略》——这是我国目录学上最古的一部重要文献。根据刘歆的报道，我们知道了西汉末年各种《尚书》版本的情况。当时，今文《尚书》学三家的本子已经有些不同，大、小夏侯两家的《尚书》仍是二十九篇，但欧阳家的《尚书》却将其中的《盘庚篇》分为上、中、下三篇，比原来的篇数多了两篇，内容虽然还是那么多，目录上却列上了三十一篇。古文《尚书》的篇数也有了改变，它与欧阳家的今文《尚书》一样，将《盘庚篇》分作三篇；此外，它又把《泰誓篇》也分作三篇，把《顾命篇》的后半分出来单成一篇，叫作《康王之诰》：于是二十九篇多出了五篇而成为三十四篇。至于“逸书”十六篇，也把《九共篇》拆分为九篇而增成二十四篇。于是，古文《尚书》的总篇数这时便由四十五篇变成了五十八篇。同时，又将某些篇合成一卷，这五十八篇总共分为四十五卷。但是，无论今文《尚书》三家分篇方法的不同，或古文《尚书》分篇合卷的淆乱，总之，它们的内容依旧和过去一样，并未有所增减。
此外，当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尚书》时，又曾将古文《尚书》中和今文《尚书》相应的各篇拿来对照，发现今文《尚书》中的两篇有脱简，总共脱了三简，估计掉了六七十个字。另外还有脱去的单字几十个，以及七百多个字彼此不同。由此可知，西汉时期的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两种版本的差异不过如此而已。
刘歆是一个偏好古文学的人，他在整理中秘书的过程中，对许多古文书感到极大的兴趣，特别重视其中的《左传》以及古文《尚书》等。因此，他向哀帝建议，把各种古文经统统立于学官，设置博士，使它们与今文经取得同等的地位。哀帝要刘歆同当时的五经博士共同商议这件事，那些博士都是今文家，他们企图把持学术地盘，巩固自己的利禄，当然对此表示反对。刘歆为此写了一封信责备他们，这就是学术史上有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他在信中列举了某些古文经的来源，说明这些书籍的珍贵价值，认为应当使它们广泛流传，与今文经并重。随着，他又指责那些博士不应当怀着嫉妒的心情、抱着保守的态度来对待古文经和排挤古文家。由于他这封信替古文经力争而措辞又很直率，激起了今文家的恼怒。当时朝廷里的大臣大多出身于今文家，在学术界占势力的大学者也是今文家，他们都纷纷攻击刘歆，不遗余力。刘歆孤立无援，未能贯彻自己的主张，反而害怕在政治上遭到报复，只好自请调职，转任外官去了。这就是西汉末年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之间第一次发生冲突的轩然大波，虽然争端并不专为《尚书》而起，但《尚书》本身既有今、古文的分歧，当然也是这桩讼案中的一个重要项目。
刘歆的这封信是后人研究西汉古文《尚书》来源的一件重要的资料。可是，他在谈到孔安国献古文《尚书》的时候把年代弄错了，这个错误成为后代反对古文《尚书》的学者的一个重要把柄。究竟事实是怎样呢？我们有必要在这里说明一下。
刘歆在信中说，孔安国献书，遇到巫蛊案发生，未能立于学官，这些都是武帝天汉以后的事。但我们考察孔安国的生平，他早在天汉元年（公元前100）以前就已经死去了。刘歆的错误是显然的，问题在于：他为什么会弄错年代？看来，只可能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汉武帝时期曾发生好几次巫蛊案，其中有一次发生在元光五年（公元前130），而最大的一次发生在天汉以后。孔安国担任博士正在元光年间，他献书时所遇到的巫蛊案应当是元光五年的那一次；但汉朝人一提到巫蛊案，就往往只想到天汉以后那次最大的巫蛊案，刘歆大概也是由于这样想，所以才把孔安国献书的年代弄错了。近代学者有人指出刘歆这个错误，从而根本否认孔安国有过献古文《尚书》的事，甚至认为古文《尚书》是刘歆伪造的，认为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到古文《尚书》以及孔安国献古文《尚书》等等都是刘歆捏造的谎言。我们认为，这种偏激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孔安国之献古文《尚书》和古文《尚书》学派之存在，在刘歆以前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刘歆绝不可能一手遮天，凭空捏造这样一大套谎话。当时反对刘歆最激烈的今文家也从没有一个人怀疑刘歆有作伪的嫌疑，这就足可证明他并没有说谎；否则今文家绝不会不予以揭发。而且，如果说刘歆作伪，那么他反而会先把孔安国的生平弄得一清二楚，把谎话说得很圆满，以免发生破绽，而不应当在这种显而易见的地方露出错误来。何况，他更没有必要把献书的事和巫蛊案牵扯到一处。刘歆的错误显然只可能是出于疏忽而不是由于作伪。当然，我们肯定这一点并不等于肯定西汉的古文《尚书》没有可疑之处。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究竟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先秦《尚书》的原本，有没有作伪的成分：这都是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应当由孔安国负责。总之，孔安国献古文《尚书》和创立古文《尚书》学派应当是可靠的事实。我们要考察西汉古文《尚书》的真伪，应当追究孔安国而不应当追究刘歆。刘歆虽然极力提倡古文学，但他本人所研究的古文经是《左传》而不是古文《尚书》；在他的信中，古文《尚书》也只是作为《左传》的陪衬而提出的。他的主张既然失败，古文《尚书》自然更没有立于学官的希望。但是，不久以后，王莽就掌握了政权，学术政策大变，古文《尚书》的命运也就大不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