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尚书》亡于秦朝，西汉初年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亡于晋朝，西汉中叶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亡于唐朝，只有刘宋时期出现的伪《孔传古文尚书》保留到了今天。因此，尽管我们明明知道这个本子包含了许多篇伪书，还是不得不用它作为研究《尚书》的唯一的蓝本。
这部《尚书》按朝代次序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大部分，共五十八篇。我们现在把各部分的篇数以及其中伪古文和真古文所占的比例列表如下：
伪古文在全书中的比例将近半数，而《商书》中的伪古文篇数比例最大，超过了一半。《周书》总篇数占全书一半以上，除去其中的伪古文，余下二十篇在全部真古文中将近三分之二，显然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我们现在撇开伪古文不说，先来介绍一下真古文三十三篇的内容大要。
《虞书》四篇记载的是我国上古唐、虞时代的历史传说，包括唐尧禅位给虞舜、虞舜的政治活动、虞舜和他的大臣禹、皋陶等人有关政治的谈话等情节，这四篇都以虞舜为中心，所以称为《虞书》。
《夏书》二篇中的《禹贡》记载禹治水以后全国的地理面貌，另一篇《甘誓》记载禹的儿子启征讨诸侯有扈氏的誓师词，都是夏朝初期的事情。据传说，夏朝经历了四百多年，这两篇所涉及的只是夏朝历史的点滴而已。
目前学术界大多数人认为，上述《虞书》和《夏书》六篇文献都不是虞代和夏代当时的历史记录，而是战国时期，甚至晚至秦代的作品。其中唯有《甘誓》一篇已见于战国前期学者墨子的著作中，文字与今本《尚书》大同小异，因此，这一篇的来源较早，至少在战国时期以前即已存在。至于它是否确系夏后启的誓师词，人们还有争论。《虞书》四篇中的个别词句也曾被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引用过，但当时人所见的篇文是否与今本相同，很有疑问。此外，从不同角度考察，这四篇似乎仍保存了不少有关尧舜时代的可靠传说，所以仍不失为研究我国上古历史的重要资料。《禹贡》一篇的内容，未见征引于先秦任何著作，可能出现时间最晚，但它是我国古代对全国地理面貌做出综述的第一部文献，学术价值极为重要，人们现在普遍把它作为战国晚期左右的地理文献看待。
《商书》七篇，除第一篇《汤誓》记载商汤伐桀的事情以外，其余六篇都是商朝后半期的史料。其中《盘庚》三篇记载盘庚迁都于殷的时候告谕臣民的讲话。其余三篇都记载商朝末年的事，有两篇与商纣王有关，和《周书》中前一部分的内容是直接相连的。这七篇中，只有《汤誓》被人们认为是后来追叙的历史传说，其余六篇都是比较直接的档案。
《周书》二十篇可以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包括从《牧誓》起到《立政》止的十四篇，这十四篇内容最为丰富，是全部《尚书》中的精华所在。它们集中地报道了周朝灭殷（即商朝）以及周人如何巩固其对殷人的统治等情况。其中包括这样一些主要情节：武王伐纣、武王死后周公摄政、周公和成王再度东征彻底征服殷人和东方其他各国、周公为了镇压殷人的反抗运动所做的种种政治布置、周公和另一位大臣召公奭之间的谈话、周公还政给成王等等，全部内容以当时最重要的政治家周公旦为中心人物。后一部分包括《顾命》以下的六篇，其中《顾命》和《康王之诰》从性质和内容、文字看来，本是一篇，所以，也可以说是五篇。这五篇的时代和内容性质各不相同。时代早的属于西周前期，时代晚的属于春秋中叶。前三篇是周朝中央王室的档案，后两篇则分属于鲁国和秦国。一般认为，《周书》二十篇大体都是可靠的真实档案文献，其中唯有《洪范》一篇记载箕子对答武王的谈话，内容全系五行学说，似应是战国时期五行学家兴起以后的作品，但也有人认为五行学说起源很早，《洪范》即其渊源。总之，抛开这一篇不说，其余十九篇都是我们研究周代历史的重要原始资料。
将全部内容综合起来加以分析，可以归纳成三组。第一组是关于尧、舜、禹、皋陶、启等人的远古历史传说；第二组是关于周朝建国初年的重要文献，尤其重点地反映了周公旦的活动；第三组是一些零散孤立的档案，所属时代不同，各篇只涉及某一事件，和其他篇章没有直接的关联。
《尚书》各篇的文体也不尽相同，大多数篇章是“记言”，但也有些篇章是“记事”或“记言兼记事”。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把《尚书》的文体分为十类，未免过于琐碎。我们现在归纳一下，可以分为六类。
第一类是“典”，例如《尧典》。“典”字在古代文字中写作“”，上半部的“”就是“册”字，代表“书册”，下半部的“”像几案之形，将书册放在几案上表示尊重的意思。所以，凡是受人们尊重的书册就称为“典”，“经典”“典范”这类意义都是由此而来的。《尚书》中的“典”即“经典”之意。像《尧典》记载尧、舜的事迹和言论，古代史官认为这篇文献应当受到人们尊重，把它奉为经典，所以称之为“典”。这种“典”的体裁实际上并非当时的实况记录，而系后代人所追叙，所以文字比较明白易懂。属于这种体裁的文献在《尚书》中所占的比例是极小的。
第二类是“谟”，例如《皋陶谟》。“谟”字读音和字义都与“谋”字相通，“谟”就是“谋议”的意思。像《皋陶谟》记载舜、禹、皋陶等人讨论政治的谈话，互相谋议，所以称之为“谟”。“谟”体叙述彼此的问答对话，也比较容易读懂。属于这种体裁的文献在《尚书》中也很少见。
第三类是“训”，例如《伊训》。“训”就是“教训”的意思。原有的古文“逸篇”《伊训》据说是记载商朝大臣伊尹教训商王太甲的话，所以称为“训”。但该篇现已亡失，我们所见到的《伊训》是伪古文，不能作为代表。不过，现在《商书》中的《高宗肜日》一篇也是记载大臣祖己教训商王的话，虽然它不以“训”为名，实际上属于“训”体。属于这种体裁的文献，现仅保存这一篇，我们不可能详细讨论它。
第四类是“诰”，例如《大诰》。还有一些篇虽不以“诰”为名，实际上也是“诰”，如《盘庚》《梓材》《多士》《多方》等等。“诰”的意思就是“告谕”，无论从口头上或用书面告谕别人都叫作“诰”。《尚书》中的“诰”大多是上级对下级的指示或统治者对臣民群众的讲话。例如，《盘庚》三篇记载的是商王盘庚先后三次向他的臣民所做的讲话，内容都是为了告谕臣民服从迁都于殷的行动；又如《康诰》记载的是周公告诫他弟弟康叔的讲话，内容是教导康叔怎样去统治被征服的殷人。“诰”体的篇名不大一致，有的以讲话者为名，如《盘庚》《康王之诰》；有的以接受告谕的人为名，如《康诰》；还有以讲话的中心内容为名的，如内容谈戒酒的名为《酒诰》，内容告诫不要贪于逸乐的名为《无逸》；还有抽篇内某一词汇作为名称的，如《梓材》《多方》等。在这三十三篇中，属于“诰”体的文献占了半数左右，是《尚书》中最重要的部分。“诰”体大多记录讲话者的口语，一来由于商、周时代的口语和近代口语距离很远，二来由于口语本身不能像书面文字那么有条理，往往重复琐碎，所以“诰”体文献特别生涩难懂，也是《尚书》中最难理解的部分。唐朝的大文学家韩愈评论《尚书》的文体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周诰殷盘，诘屈聱〔áo〕牙”，“周诰”指《周书》中的各篇“诰”辞，“殷盘”指《商书》中的《盘庚》，合起来统指“诰”体而言，“诘屈聱牙”形容这种“诰”体文章读起来结结巴巴很不顺口的样子。因为“诰”在《尚书》各种体裁中占的比例最大，人们一提到《尚书》难读，就会想起韩愈这句话。
第五类是“誓”，例如《汤誓》。“誓”一般是指出兵征伐时或交战前所宣布的誓师词。属于“誓”体的文献在《尚书》中所占的比例仅次于“诰”体，是比较多见的。各篇“誓”的名称也不一致，如商王汤伐夏桀时的誓师词称为《汤誓》，而周武王伐殷纣时的两篇誓师词却分别称为《泰誓》（意义等于“大誓”）和《牧誓》（牧是地名）。《费誓》和《牧誓》一样也是以誓师的地址为名的；但《秦誓》却是以国名为名，并且也不是誓师词而是秦穆公在战争后向国人所宣告的誓词。“誓”词大多有韵节，例如《孟子》所引用的一段《泰誓》（这是先秦的真《泰誓》，既不是汉朝晚出的伪《泰誓》，也不是今天所见到的伪古文《泰誓》）是这样：
“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
“扬”“疆”“张”“光”叶韵，字句整齐，韵律鲜明，像诗歌一样。其他各篇“誓”虽然不像《泰誓》那么音韵铿锵，但大体上也有韵节可循。我们猜想，因为“誓”是在群众集会上宣布的誓词，当然力求简洁明了，便于记忆，所以词句多半简短，有节奏，有韵律，颇像我们现代的口号。也正因为这样，所以“誓”是比较容易读懂的。
第六类是“命”，例如《文侯之命》。“命”本来就是“命令”的意思。《尚书》中的“命”是古代常见的一种“命辞”，它们大多是君主奖励或赏赐某个臣子时所宣布的命令，如《文侯之命》就是周平王对晋文侯所发布的一道奖令。属于“命”体的文献在《尚书》中很少，但在其他书籍或考古资料中比较习见；它们的格式基本上类似，也比较容易理解。
《尚书》中所有的文献大体上都包括在上述六种文体之内，我们通常用“典谟训诰之文”来代表整个《尚书》的文体，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诰”体。
除了经文以外，《尚书》还有一个重要的附带部分，那就是《书序》。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书序》大约是西汉时代讲授《尚书》的学者所写的，它只用几句话简单地说明某篇文献是某人因为某事而作的，例如，《甘誓》篇的《序》是这样：
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
《秦誓》篇的《序》是这样：
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还归，作《秦誓》。
有的《序》比较详细，甚至还记载了年代；有的则非常简略，仅只提到作者的名字。《书序》有助于我们研究各篇文献的历史背景，但它们究竟是后人的讲解，并不是绝对可靠的。从西汉以来，人们把《书序》编入《尚书》之内，又误传它们为孔子的作品，于是《书序》长期和经文并重，被学者奉为不可怀疑的经典。这种态度是不对的。事实上，《书序》对某些篇文献的说明显然不十分准确，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
《金滕》篇所记载的事实内容大略是这样：周武王生了病，周公向上帝祷告，请求用自己的生命代替武王，并将他的祷告书收藏在金滕中（金滕就是金属做的柜子，大概是周王用来保藏重要文件的，平时锁得很严）。不久，武王死去，成王继位，年纪还小，由周公摄政。有人散布谣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成王相信谣言，和周公发生了矛盾，周公曾一度避居东国。后来天上雷电狂风大作，成王和大臣们大为恐惧，就打开金滕，发现了周公从前的祷告书，深深感到惭愧，于是重新迎接周公回来辅政。在这里，我们不谈这段故事的真假问题，单从上述记载来看，可以知道《金滕》这篇文献显然是武王死后才会产生的。可是，《书序》却说：“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似乎在武王生病的时候周公就写下了这篇文章，岂不是明明错误了吗？即使说这不是由于作《序》者过于糊涂，至少也说明这篇《序》的词句欠妥，写得不明不白。由此可见，我们对于《书序》要抱着批判的态度来接受，不能完全信任它。过去已经有一些学者并不根据《书序》来解释各篇文献的来历，例如，《文侯之命》的《序》上说这篇书是周平王赏赐晋文侯的“命辞”，但有些学者不同意《书序》的看法，认为这篇书是周襄王赏赐晋文公的“命辞”。如果后面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这篇书的时代就要比《书序》所说的时代晚一百年左右。
《书序》包含了一百篇的篇名，但并非每篇都分别有《序》，有几篇合《序》的情况，例如，《康诰》《酒诰》《梓材》这三篇就只有一篇合《序》。凡是没有经文的《序》，我们无从知道它们的说明是否有根据，更无从判断它们是否正确。作伪古文的人就是根据这种《序》的指示去创造经文的。但《序》文过于简单，学者们对于其中的字句也有不同的解释，所以作伪者有时也未必能真正符合《书序》作者的本意。例如，《旅獒》篇本没有经文，只有《序》，《序》也只有这样两句不清楚的话：“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西旅”据说是西方一个部落国家的名称；“獒”字据马融、郑玄的说法应当读作“豪”字，“豪”就是“酋豪”“酋长”的意思；“西旅献獒”就是说西方旅国的酋长到周朝来献礼物。可是，伪古文的作者并不采纳这种说法，他认为“獒”字用的是本义，就是“大犬”的意思，因此他就根据西方旅国献大犬的解释创造了一篇伪经文。既然原来没有经文，《书序》的说明究竟从何而来呢？《序》中的“獒”字究竟应当作何解释呢？这些问题实在是一个谜。从这里可以看出，《书序》不仅未必可靠，而且，《书序》本身的含义有时也是不大清楚的。我们在研究《尚书》各篇的时候还是应当根据经文本身以及其他可靠的历史记载来判断它们的作者和写作原因，《书序》的价值仅在于供参考而已。
我们已经一再说过，《尚书》是很难读懂的一部古书。究竟难懂的地方何在呢？主要在于它的时代太古，它所用的字眼、词汇、语义和语法结构都是属于殷、周时代的上古汉语系统的，不仅和我们今天的白话文大不相同，就是和我们所常见的一般文言文也不相同。一般的文言文，我们通常叫作“古文”，这种“古文”基本上是以战国、秦、汉时代的古汉语作为典范的，但《尚书》中的汉语比这种汉语时代更古，形式更有所不同，所以又比一般的古文更难懂了。
试从词汇来看，《尚书》中常用的某些字在一般的古文中是少见的，例如，“迪”表示“引导”，“诞”表示“大”，“厥”表示“其”，“攸”表示“所”，“克”表示“能够”，“乃”表示“你的”，“台”（读作“怡”）表示“我”，“罔”表示“没有”，“允”表示“真正”，等等。像这种词义，有的也保留在今天所用的个别成语中，譬如：“大放厥词”就等于“大放其词”，“生死攸关”就等于“生死所关”，这样的用法仍是从《尚书》等古籍中继承下来的，但为数已经不多了。
《尚书》中还有许多常用的语气词也是一般的古文中少见的，例如，“曰若”“惟时”“乃惟”之类，这些语气词本身是没有实义的，它们只用来表示一种发语的口气，和一般古文中的“夫、且夫、盖、盖闻”等差不多。
此外，《尚书》在语法上也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我们通常一提到古文，就会联想到“之、乎、者、也、矣、焉、哉”这些虚字眼，这些字在一般的古文中的确是不可少的，但在《尚书》中却极为罕见。这似乎表明殷周时代的汉语语句音调很促，句末很少有表达语气的词。因此，当写成文字以后，在断句方面就比较困难。
总之，我们在研究《尚书》时，除了需要首先了解它的历史以外，还需要对古文字学和殷周时代的古汉语具备基本的知识。这部重要的古代历史文献迄今还有许多问题等待我们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