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几章的叙述中，已经知道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尚书》是一部拼凑起来的本子，它的来源很多，成分很杂。其中有许多篇文献是不可靠的，特别是晋朝以后出现的伪古文二十五篇和伪《孔传》更是时代很晚的伪造品。可是，这部伪《孔传古文尚书》从唐朝初年定为标准读本以来，已经流传了一千三百多年。它曾经一度被学术界公认为先秦时代的《尚书》真本，后来逐渐引起少数学者的怀疑，经过局部的抨击，发展到全面的考察。近三百年来，有不少的学者在《尚书》的辨伪工作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最首要的成就是对伪古文经二十五篇和伪《孔传》的揭发，这一部分伪造品现在已经在学术界成为定案了。但其他三十三篇经文从来被认为是真正的原始文献，直到近几十年来，才陆续受到一些史学工作者的怀疑。对于这一部分文献的考察工作，目前还正在进行，没有得出最后的结论。
现在，我们首先谈谈伪古文经和伪《孔传》是怎样被揭发的。在谈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对伪《孔传古文尚书》的全貌做一番简单的分析。这部《尚书》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是经文五十八篇；第二是书序百篇，其中四十二篇有序无经文，凡有经文的序都分别列在各篇的前面，没有经文的序则按照次序分插在各篇之间；第三是孔安国的注解，即所谓《孔传》；第四是孔安国所写的序，这篇序记载孔安国得书和作传的经过，它列在全书的最前面，为了区别于百篇小序起见，我们称之为《孔传·序》。
以上这四个部分中，《孔传·序》和《孔传》完全是伪造的。不过，这两个部分的作伪性质有所不同。《孔传·序》是用来证实这部书的真实性的，它的叙述大多抄袭前人的记载，再掺杂一些捏造的成分。所以，它是毫无价值的伪品。《孔传》的作用在于解释经文，经文本来人人可以解释，无所谓真伪的问题。我们之所以称它作伪《孔传》，只是因为它冒充孔安国所作的缘故。如果抛开这一点不说，它仍不失为有用的注解。如前所述，我相信这部伪《孔传》并不是同一人在同一时候造出来的，而是分两个阶段形成的。先有“前伪《孔传》”，后来又增补了若干篇。不过，不论是哪一个作伪者，在造伪《孔传》时，都曾大量采用了前人现成的说法，它实际上保存了不少古注，所以，它的学术价值，可与郑玄、王肃等人的注解相提并论。我们今天阅读《尚书》时，仍不得不首先参考这部注解。它对词义和文义的解释，也可以作为研究古代汉语的重要参考资料。但在引用它的时候应当称之为“伪《孔传》”。标一个“伪”字倒并不贬低它的学术价值。
至于百篇书序，早在汉朝即已出现，并非伪《孔传》作者所伪造的。但是，以前各种本子都把书序合成一篇，列在全书的末尾。这位作伪者却把它们拆散，依次分放在各篇之前了。
全书中问题最复杂的是五十八篇经文。其中的三十三篇是旧本中原有的，它们同书序一样不是这位作伪者的作品。为了区别于伪古文二十五篇起见，近代学者往往称之为今文三十三篇。这样的称呼实际上是不恰当的。因为在汉朝，《尚书》本有今文、古文两种不同的本子。今文《尚书》在西晋末年已经失传，只保存古文《尚书》一种本子，马融、郑玄、王肃等人所注释的都是这种本子。作伪者就是从这个古文本子中采用了三十一篇，又将其中的两篇各拆分出一篇而组成三十三篇的。因此，我们只可以将这三十三篇称为真古文以别于伪古文，而不应当称之为今文。它们在版本来源上与汉朝的今文《尚书》没有关系。这三十三篇虽说是真古文，也经过了作伪者的加工。其中的《舜典》篇原是《尧典》篇的后半部，《益稷》篇原是《皋陶谟》的后半部，这两篇的经文是真的，但经文和篇名的联系却是假的。而且，《益稷》篇的篇名原作《弃稷》，也被作伪者改动。此外，《舜典》篇开头的二十八个字则是南朝中期另一个作伪者后来添上去的。
另外的二十五篇就是我们所谓的伪古文了，这一部分是作伪者最主要的作品。其中的《泰誓》三篇，在郑玄等人所注的旧本中原是有的，但作伪者却抛弃了原来的《泰誓》而重新另造三篇。为什么他不采用原来的《泰誓》呢？因为原来的《泰誓》比其他各篇晚出，内容与先秦人所引用的《泰誓》大不相同，很可能是汉朝人伪造的，马融早就怀疑过这一点。作伪者受到马融的启发，抓住了这一个破绽，大胆地抛弃掉可疑的《泰誓》，而把先秦人所引用的《秦誓》篇的词句尽量搜罗齐全，再拼凑一些有关的文字，加以组织，编成了三篇新的《泰誓》。原来的《泰誓》是假的，这三篇《泰誓》也是假的，但作伪的伎俩却比前者高明，因为它吸收了真《泰誓》里的词句。这样一来，从表面看去，新造的伪《泰誓》就显得比原有的《泰誓》可靠得多，它很容易骗取学术界的信任。后来的学者正是主要由于比较这两种不同的《泰誓》而相信伪《孔传古文尚书》的。由此可见，作伪者抛弃旧《泰誓》而另造新《泰誓》的做法十分巧妙，他依仗这一手法替自己的伪书扎下了取信于人的根据。作伪者仿照同样的办法另外又伪造了二十二篇经文，在这二十二篇中，他也尽量搜集先秦人所引用的《尚书》逸文，凡先秦人引用时提到篇名的，自然就列入该篇之内；如没有提到篇名的，就根据作伪者自己的猜测判断，将它们酌情分配在各篇里，这样一些零散的句子不能构成完整的文章，于是作伪者就模仿《尚书》的文笔写一些文句把它们联系起来。所以，总的说来，这二十五篇完全是伪造的，但每篇中都有不少个别的句子确实是先秦《尚书》中的原文。作伪者在搜辑先秦《尚书》逸文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如果他老老实实地把这些逸文按原貌编辑成书，而称之为《尚书逸文》，那倒不失为一项重要的贡献。但作伪者的目的是为了作伪而不是为了辑佚，所以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们根据上面的分析，就可以知道作伪者的手段非常高明，无论是伪造的经文或伪造的《孔传》都很容易使学术界人士受到蒙骗。因此，这部伪书出现以后不久，就取代了旧有的《尚书》本子而成为唯一的读本，它从唐初流传到北宋末年，五百多年间，一直被人们当作神圣的经典，没有人敢对它表示怀疑。
然而，伪书终究是伪书，它总有被人揭发的时候。最先对它提出怀疑的是南宋初年的一位学者。这人姓吴，名棫〔yù〕，字才老，曾著过一部《书裨〔bì〕传》。他在这部书中，指出《尚书》原有的三十三篇和后来多出的二十五篇在文体上有显著的差别：前者文辞古奥，很难读懂；而后者文从字顺，很容易了解。因此，他怀疑这二十五篇的真实性。《书裨传》一书现已失传，我们只见到一些间接的介绍，对于吴氏的其他论点已不清楚。
年辈比吴棫稍晚的著名学者朱熹很赞同吴氏的看法。他说：“以今考之，则今文（指原有的三十三篇）多艰涩，而古文（指多出的二十五篇）反平易。”他不仅怀疑这二十五篇经文是伪书，而且怀疑《孔传》和《孔传·序》都不像西汉时代人所写的作品而像“晋、宋间文章”。朱熹除了从文体上提出疑问以外，还根据历史记载，指出东晋以前没有人见过这二十五篇经文。朱氏在学术界的地位比吴棫高得多，他的揭发比吴氏的影响大。他的一个弟子蔡沈按照他的意旨另写了一部《尚书》注解，我们通常称之为《蔡传》。《蔡传》在那三十三篇篇目下标明：“今文、古文皆有”，而在伪古文篇目下标明：“今文无，古文有”，将两者明显地加以区别，对后来的学者进一步进行揭发非常方便。
到了元朝，又陆续有人继承吴棫、朱熹的论点，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吴澄，吴澄为《尚书》写了一部新注解，名为《书纂言》，他只注释真古文，而将伪古文抽出来，另外列在一起，不加注释。他还把百篇书序重新合成一篇，列在书后，以恢复原貌；又把《孔传·序》附在最后面，表示不相信的意思。他这种做法在当时说是很大胆的。
尽管从南宋起，开始有学者怀疑伪《孔传古文尚书》的真实性，可是，还没有人下过切实功夫来揭发作伪的证据。直到明朝中叶，才有一位学者做这项工作，这人姓梅，名〔zhuó〕，字致斋。他写了两部有关《尚书》的著作，一部叫《尚书谱》，一部叫《尚书考异》。他在这两部书中搜集了相当多的材料用来证明伪古文和伪《孔传》是伪品。梅所提的证据，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下面几个方面：（一）在汉代人的记载中，从没有提到孔安国替《尚书》作注解的事；（二）东汉以来的记载，对古文《尚书》家的传授记叙得很清楚，可以知道贾逵、马融、郑玄等人一贯相传的古文《尚书》就是孔安国所得的本子，更不会有什么另外的古本到晋朝才被发现；（三）二十五篇的篇数与记载中所说的古文《尚书》“逸篇”篇数不符，有些篇名也不符；（四）汉朝的古文《尚书》家从来没有人引用过这二十五篇中的句子；（五）这二十五篇的文体风格与那三十三篇不同；（六）二十五篇中的某些文句是从某些先秦古书中搜罗剽窃来的，它们的出处可以清查得出来。由此可见，梅所进行的揭发工作规模相当广泛，方面很周到，有许多证据是非常有力的。我们可以说，他已经初步给伪书下了结论。尽管他的工作做得还不够细致，揭发得还不够彻底，有些证据说服力还不够，并且还存在一些错误；但是，他已经找到了主要的论据，并为后继者开辟了途径，这种创造性的功绩是不可埋没的。
自从梅以后，学术界对《尚书》版本真伪的问题开始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虽然大多数人还偏于保守，不敢相信梅氏的意见，但赞同他的也大有人在。因此，到了明朝末年，竟有人向朝廷建议把《尚书》里的今文（即真古文）和古文（即伪古文）分开，考科举只用今文。当时因明朝政权正处于崩溃的前夕，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
到了清朝初年，考据的风气渐渐兴盛，对《尚书》辨伪的问题讨论得更为热烈。康熙年间，淮安府地方出了一位重要的考据学家，姓阎，名若璩〔qú〕，字百诗，别号潜丘。他在少年时代，读《尚书》遇到伪古文就发生了怀疑。后来努力从事这方面的考证，专心工作了二十多年，写成了《古文尚书疏证》一书。这部著作有八卷，把伪古文和伪《孔传》的作伪证据详细罗列出来，分为一百二十八条，包含了极其丰富的资料和非常有力的论断。自从这部书问世以后，揭发伪书的工作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学术史上一宗大疑案终于水落石出，阎若璩是给它做出正式定案判词的人，人们一提到伪《孔传古文尚书》，首先就想到他的名字。
我们如果把《古文尚书疏证》里的材料归纳起来，基本上并没有超越梅所进行的那几个方面。但是，阎氏在渊博和精密方面都超过了梅。他所列举的某些证据已经取得学术界的公认，我们用不着详细介绍，在这里只用举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他的辨伪工作的一斑了。
例如，他在第六条中举出，西汉末年的刘歆无疑见过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原本，刘氏曾引用过古文《尚书》“逸篇”《伊训》中的一句话：“诞资有牧方明。”晚出的二十五篇中也有《伊训》，但篇文里却没有这句话。由此可见，晚出的二十五篇不是孔安国所得的古文《尚书》“逸篇”，而是后人伪造的。
又如，他在第八十七条中指出，《禹贡》篇的《孔传》注释积石山时说：“积石山在金城西南。”根据《汉书》的记载，金城是郡名，这个郡是汉昭帝时建置的，郡名也是当时新取的，以前没有这个地名。而孔安国本人死在汉武帝时期，没有活到昭帝时期，怎么会预先知道“金城”这个郡名呢？由此可见，《孔传》绝不是孔安国写的而是后人伪造的。
像上面这类例子都是作伪者疏忽大意而露出的破绽，经阎若璩揭发以后，成为判定伪古文和伪《孔传》的铁证。阎氏对伪古文各句话的来源出处也努力搜寻，成绩不小。
此外，他也和前人一样，着重从文体方面证明伪古文是后人伪造的文章。先秦的文章，特别是殷、周时代的文章，包含当时的口语成分，相当古奥难懂。作伪者虽然尽力模仿，写出来的文句毕竟要平易通畅得多。而且，六朝时代的文章总脱不了对仗工整的骈体文气息，作伪者不自觉地也时常露出这种文笔，使得伪古文的文风与真古文迥然有别。阎若璩极力支持这一证据，他还举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来说明它。阎氏的一位朋友马骕〔sù〕，也是当时博通古文的学者。有一天晚上，阎氏向马骕谈起《尚书》真古文和伪古文文风大不相同的问题。马骕过去不曾注意到这一点，听了很感兴趣。于是，立刻拿出两部《尚书》，一部是没有注明今、古文区别的本子，一部是蔡沈注解的本子（蔡传本分别注明今、古文的有无，见前文）。他把后者放在阎氏面前，自己阅读前者，专就文风对各篇一一进行鉴别，请阎氏根据蔡传本复核。结果，他所指出的古奥的篇章完全是真古文，他所指出的平易的篇章完全是伪古文，与蔡传所注的区别统统符合。
我们一方面着重介绍阎若璩揭发伪《孔传古文尚书》的贡献，另一方面也要指出他的著作中存在着若干缺点。《尚书古文疏证》这部书虽然罗列了许多材料，但却没有经过归纳整理，没有组织成有系统的论述，显得杂乱无章。同时，阎氏颇好炫耀自己的渊博，引证过于庞杂，时常拉扯到一些不相干的论题上去，从而使自己的主要论点不够突出。有些论证在逻辑上不谨严，说服力不强。这都是阎氏整个工作美中不足之处。
就在阎若璩那个时代，关于《孔传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学术界的意见分歧还很大。揭发它是伪书的也不止阎氏一人，当时还有一位名叫姚际恒的学者对伪古文和伪《孔传》的看法与阎氏大体相同，并曾写过辨伪的著作，阎氏在自己的书中就引用过他的意见。另一方面，则有不少保守的学者反对阎、姚等人的主张，同他们两人进行过口头和书面的辩论。这种人的观点大多是从维护封建正统的“卫道”精神出发的，他们把官方规定的《尚书》读本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认为那里面的文章都是古代“圣君贤相”传下来的“至理名言”，谁要是对它表示怀疑，就是“非圣无法”，就是“离经叛道”。像这类反动的观点，根本不考虑客观证据，也就不值一驳。但其中也有个别学者是为了计较个人名气、好争强斗胜而与阎、姚等人故意为难的，如替伪古文辩护得最力的毛奇龄便是一个例子。毛氏和阎、姚都是朋友，他因为阎氏揭发伪古文的功绩在学术界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心中不服，便想出奇制胜来反驳阎氏。他为此写了一部《古文尚书冤词》，专为伪书申“冤”。他所引用的许多证据以及他的论点虽然未能真正反证《孔传古文尚书》之不伪，但在挑剔阎著的破绽方面倒有相当的成绩。如前所述，阎著本来是有缺点的，所以毛氏就抓住了这些缺点加以攻击。甚至阎氏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毛氏对某些地方攻击得很合理，于是在《尚书古文疏证》的最后定稿中暗地删去了那些不妥当的地方。这一场学术上的角斗并没有替伪书翻了案，而只算是替辨伪工作进行了一番修订。
紧接着阎氏以后，对《尚书》的辨伪工作更有进一步的开展。特别值得我们介绍的有两位学者，一位是惠栋，一位是程廷祚。
惠栋的年辈稍晚于阎若璩，他在清初的考据学家当中有很高的地位。他继承阎氏的主张，著了一部《古文尚书考》。这部书可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论述伪古文和伪《孔传》的作伪证据，大致和阎氏相同，但也有一些很好的证据是阎氏所未曾提到的。后一部分将伪古文二十五篇中的文句凡有出处可循的一一列举出来，分别注明某句抄自某书，某句窃自某文，搜出它们的根底。这项工作，阎氏虽然也曾做过，但远不如惠氏搜罗得这么齐全。经过惠栋这一番剔刷，就把作伪者怎样取材、怎样加工的伎俩彻底暴露出来了。因此，惠氏对于揭发伪古文的功绩也不在阎氏之下，在这方面，人们往往把他们两人相提并论。自从惠氏的著作问世以后，《孔传古文尚书》就更加牢固地被加上“伪”字的头衔了。
程廷祚和惠栋是同辈的朋友，他在经学界的名气不大，以往很少有人重视他在《尚书》辨伪工作中的贡献，所以我们需要特别提一下。程氏著了一部《晚书订疑》，也是专门揭发伪古文和伪《孔传》的。这部书在论证作伪痕迹和搜求伪古文出处方面都有其精辟独到的地方；而尤其有价值的是，他对这部伪书的来源和出现时代进行了比较精密的研究。在他以前，所有揭发伪书的人很少考察这个问题，他们基本上都相信伪书是东晋初年梅赜所献的。程氏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的主要论点如下：（一）东晋时代的人并没有见过这部伪书，凡是证明晋朝人见过伪书的材料都是不可靠的，因此，梅赜献书之说本身大可怀疑；（二）假定梅赜真有献书之事，那么，他所献的并非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部伪书，而是另一部伪书；（三）南朝刘宋初年的三位重要学者徐广、范晔、裴松之（这三人都死在元嘉年间）都没有见过这部伪书，而裴松之的儿子裴骃在他所著的《史记集解》中却开始大量引用伪《孔传》，因此，这部伪书的出现时代不是东晋初年而是刘宋元嘉年间。程氏这些论点都是很有启发性的。我们如果广泛搜集魏、晋、南北朝时代有关《尚书》的资料，加以分析考订，就会看出程氏的意见相当精确。特别是他举出裴松之父子两代所见不同作为明显的分界线，对于我们考察伪书来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可惜的是，程氏的书在他生前未能刊行，死后虽被刻板流传，也未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自从阎若璩、惠栋等人猛烈攻击伪《孔传古文尚书》以后，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王鸣盛、江声、戴震、段玉裁、孙星衍、焦循等人都相继承认了阎氏的看法，并从否定伪古文的角度对《尚书》撰写了一些重要的研究著作。还有一位名叫丁晏的学者，为了追究伪书的作者是谁而写了一部《尚书余论》，他列举了十九项证据，企图证明伪古文和伪《孔传》是王肃所伪造的。丁氏的著作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甚至有不少学者认为他提出的王肃作伪说已经算是定论了。但实际上，丁氏的论据不足，漏洞很多，他的主张很难成立。不过，《尚书余论》一书毕竟为探索作伪者的问题启导了先声。这个问题，近几十年来虽曾有人陆续在研讨，迄今尚未获得圆满的解答。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还需要重视程廷祚所提供的线索。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前人都不曾发现在魏、晋时期还曾有过一部“前伪《孔传》”，而始终把这两部不同的伪书混为一谈，因此在考证作伪者的时候总会遇到这样的或那样的矛盾。如果我们认清了这一点，便会知道“前伪《孔传》”自有其作伪者，那部伪书早先已公开流行过，但却不等于后出现的伪《孔传古文尚书》。后一部伪书又另有其作伪者，他抄袭了前一部伪书的内容，又添进了新的伪品。我们在考察此书作伪者的时候，必须与前伪《孔传》分别开来对待，才能辨别清楚。
总之，伪古文二十五篇、伪《孔传》、伪《孔传·序》这几个部分到了清朝中期已经为学术界绝大多数人公认为魏、晋以后人所伪造的作品了。尽管以后仍有少数人继续替这些伪造品进行辩护，但他们最大的效果也不过和毛奇龄一样，仅只对旧说法提供一些修订而已。《孔传古文尚书》的辨伪工作到此可以说基本上告一结束。
然而，清朝中期以前的学者对于所谓真古文三十三篇都是深信不疑的，他们力求把《尚书》的版本还原成马融、郑玄所注的本子，认为那就是真正可靠的古本《尚书》了。但是，从清朝中叶起，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术潮流。某些学者不愿意受到这个旧框框的限制，他们对于汉朝的古文学家表示了进一步的怀疑，而偏向于相信今文学派。就《尚书》而言，他们对真古文三十三篇的信任也发生了动摇，对东汉古文《尚书》家的学说也进行了攻击。其中比较重要的学者，如龚自珍，首先在他的《泰誓答问》一文中提出新的看法，认为西汉时期的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中根本都没有《泰誓》（他指的是马、郑等所注的《泰誓》，不是今天所见到的《泰誓》）；另一学者魏源则在他的《书古微》一书中否认东汉古文《尚书》本子的可靠性，认为这个本子并非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这样一些新颖的见解引导人们对汉朝的《尚书》版本问题进行深入的考察。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有一些学者，如刘逢录、陈乔枞〔cōng〕、皮锡瑞、王先谦等人都曾先后致力于研究整理汉朝今文《尚书》家的学说，与清朝前期那些推崇古文《尚书》家的学者恰好成为对比。
清朝末年的维新派学者康有为又在这种影响下对《尚书》提出了更进一步的新颖意见。他认为：孔安国献古文《尚书》的事实根本不存在，这是刘歆捏造的假话；汉朝的古文《尚书》，包括“逸篇”在内，统统是刘歆一手伪造的。只有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才是唯一可靠的《尚书》真本；而这个《尚书》真本也并非古代真正的历史文献，它和其他儒家经典一样，都是孔子为了“托古改制”才私自杜撰出来的。康氏这种说法，不是单从学术上着眼，而主要是为他的变法维新活动服务，但是，在学术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当然，我们如果根据历史事实来加以考察，便可以知道康氏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绝不是孔子的作品，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也不是刘歆伪造的。然而，康氏的攻击不仅否定了所谓真古文《尚书》的权威性，事实上也否定了今文《尚书》的真实性。在这种影响下，学术界开始感到对《尚书》的全部材料，不论它是古文本或是今文本都有重新加以审查的必要。
近几十年来，史学工作者已经着手这一工作，并做出了一定的成绩。目前虽然还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但大体上的差歧不大。关于汉朝的《尚书》版本问题，我们用不着抱有今文家或古文家的门户偏见。无论哪一种本子都未必是先秦《尚书》的原貌。孔安国献古文《尚书》固然确有其事，并非刘歆的谎话；但孔安国本人究竟会不会作伪，或者说他所得到的是不是一部伪书，这是谁也不敢保证的。不过，古文《尚书》中的“逸篇”现已丧失，我们无从详考；而其中传下来的三十三篇又与今文《尚书》基本内容相同，所以，汉朝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已经没有多大的重要性。我们现在所要辨别清楚的就是今、古文家所共同有的这三十三篇究竟有哪些篇是真正的原始文献，哪些篇是后人追叙的或伪造的作品。
我们在前面早已说过，这三十三篇并非完全可靠的，其中如《尧典》《禹贡》等篇显然是晚出的作品。这些晚出的作品可能是战国末年的儒士把古代历史加以理想化的描写，也可能是秦朝政府为了统一学术思想而伪造的历史文献。这几篇作品是怎样被吸收进《尚书》里来的，我们还无法肯定。但是并不因为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中也有这些内容，我们就对它们不表怀疑。我们对于伏生本人，也可以提出像对孔安国那样的疑问：伏生从壁中得到《尚书》残本的故事是可靠的吗？伏生会不会作伪呢？伏生所传的《尚书》会不会掺有伪造品呢？事实证明，我们对于伏生的《尚书》本子很有必要予以重新审查。
当然，辨伪工作有一定的目的，绝不是无休止地为辨伪而辨伪。我们之所以要彻底地、细心地对《尚书》进行辨伪，是为了辨别真正的古代历史档案文献，为了我们更好地利用这些材料来研究古代社会的面貌。毫无疑问，真正的历史档案文献在这三十三篇当中还是占大多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