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于1964年5月25、26、27日，分三次为中央高级党校“秀才班”(“59班”、“60班”、“61班”)学员的讲课,这是讲课速记稿。这个稿子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讲如何学习毛泽东的世界观；第二部分，是讲《实践论》，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和其他同一内容的讲稿相比，有自己的特点，有新的见解，讲得也较多；第三部分，讲《矛盾论》，主要讲了关于一分为二的理解和运用问题，是过去没有讲过的；第四部分，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主要是按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讲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阶级斗争问题，其中许多观点和当前党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不一致，所以，我们整理时删去了这一部分。速记稿只分三次讲课，标题是整理时所加。】
(一九六四年五月)
第一次讲课
(1964.5.25)
这次的讲题叫做《世界观问题》。这个题目是我准备时设定的，我想大体上还不错。内容想讲四个题目：绪论、《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关于绪论想稍微讲得简单一点，主要的目的是想比较简单地、明了地说明一下如何通过“三论”来讲毛主席的世界观，如何改造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树立起马克思主义正确的世界观。主要的方向是这样。
1.绪论—学习毛主席的世界观
有的同志问，什么叫做毛主席的世界观?要我讲一讲，现在就把这个问题作为绪论的第一条。就是：什么叫做毛主席的世界观。
这个问题的答复很简单，毛主席的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并不是在无产阶级世界观以外，还另外有一个什么毛主席的世界观。
这个问题一定要弄得十分清楚。所谓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立场、观点、方法就是世界观。
世界观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是你从哪一个阶级立场上来观察世界、来看世界、来看一切问题。毛主席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样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
其次，是你怎样理解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情况，用什么观点去看世界上的一切情况。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主要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世界。
方法也是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辩证法。用什么方法去看世界。
《矛盾论》中讲了两种宇宙观，就是两种世界观。宇宙观、世界观是一个名词。世界观、宇宙观、人生观都是一个意思，不需要三个名词。世界观就是人生观。因为，所谓人生观，就是你这个人活在世界上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是摆在无产阶级的地位上，还是摆在资产阶级的地位上?是把自己摆在革命的地位上，还是摆在反动派的地位上?这就是人生观的问题。也是世界观的问题，就是立场问题。
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实际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际上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毛主席的世界观是一个什么特殊的、在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什么世界观。毛主席的世界观，一点也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面讲到一句话：“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1页)这句话也是说的毛主席自己。毛主席就是“五四”运动以后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中国人民的命运的这种先进人物当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人物。他所应用的世界观不是别的什么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不同的就是毛主席应用的更好。在所有“五四”运动以来的先进的革命领袖人物当中，毛主席把这个世界观应用的最好，把这种世界观和中国社会实际，中国革命实践联系得最好。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的命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毛主席讲的，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也就是说，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的命运，来观察和解决中国人民的革命问题。
毛主席所以把这个世界观应用得好，没有什么别的特点，就是他和教条主义者不同，不是把这个世界观当做一个死的、现成的公式，来随便套中国的问题，而是把这个世界观当做方法，来分析中国的情况，分析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并且从这种分析当中，又得到许多认识的经验。
如何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中国人民的命运?这件事情也要经验，在实践中去认识世界的事情。认识世界本身就需要许多经验。认识经验就是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经验，改造自己思想的经验。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的命运。毛主席就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观察中国命运的，他观察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取得了很多认识经验。毛主席又把这些认识经验重新综合起来，把这个世界观做了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如果说毛主席的世界观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的话，也就是他把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进一步发展了，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发展了。
为什么能够发展?就是因为他不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讲过的一些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原则，当做死的公式简单地照抄、照背，而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作为方法。着重抓住最根本的原则当做方法来观察中国问题。观察的结果是取得了很多新的认识经验。根据这些新的认识经验，把世界观进一步发展了，给世界观提供了更多的，更具体的内容。
所以，我们讲毛主席世界观的时候，一方面要注意到这个世界观一点也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以外任何特殊的东西；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到这个世界观，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有了发展。
为什么能够得到发展?就是因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总结了在中国革命运动当中我们的认识经验。但是，这不止是中国革命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牵涉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仅仅是现在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不开，就是早期的阶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问题也是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是分不开的。所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中国革命的认识经验，也就附带联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一般地讲，也可以这样说：在民主革命阶段，毛主席的著作更多地、更主要地涉及中国的经验。而在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就更多地涉及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特别是现在，中国革命的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是直接联系着的。
最后简单地讲，毛主席的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进一步发展。用这句话就可以概括了。换句话说，毛主席的世界观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主席又把这个世界观进一步发展了。
所以，研究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一方面要研究毛主席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原理；另外一方面也要注意到毛主席所发挥了的新的东西，进一步发展了的东西。要注意这两个方面。注意这两个方面，又必然要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认识经验联系起来。
现在，根据第一条来讲第二条。就是说一下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哲学思想是怎么样来的?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和其他所有的著作一样，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的产物。用另外的话来讲，也可以这样说，毛主席的著作都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都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对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的产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把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就产生了毛主席的著作。
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直接或间接地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联系，因此，毛主席的著作在某一些方面同时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某些总结。在中国革命的前半期，毛主席著作主要是中国革命的经验，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总结。如果我们离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来看任何一个时期毛主席的著作，都不能得到完全的了解。
我们看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也是这样。不仅不能离开中国革命的经验，而且也不能离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还有一个和其他著作不同的特点，这就是它不但是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且是革命运动的认识经验的总结。
我们如何去认识革命运动，如何去总结革命运动的经验?对毛主席的“三论”以及其他的哲学著作可以这样看：它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大家提出这样的要求：希望用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来串一串毛主席的其他著作，串一串《毛泽东选集》的其他问题，串一串中国革命的经验。这样的要求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不注意去概括整个的中国革命的经验，不注意联系到整个毛主席的其他著作，那么就没有办法学得好，没有办法理解。
我这次来讲的目的也是想努力按照大家这个要求来做一下，但是很难，恐怕做不好。
用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作为中心来概括党史，在某些方面来概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然后再联系现在，联系我们自己，联系我们自己的思想，联系我们自己的认识方法、思想方法，跟我们自己的思想做一下比较。这是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正确方法。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要用这样的基本方法才能学得好。
因此，我们现在研究毛主席著作，现在我讲毛主席的著作，也应该按照党史的顺序来进行。因此，讲这个题目也应该是基本上分两段，一段是《实践论》、《矛盾论》，一段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因为《实践论》、《矛盾论》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对我们的实践经验、认识经验第一次完整的总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我们的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毛主席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对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认识经验加以总结的结果。所以，“三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来研究。我讲的计划也是分两段。先是《实践论》、《矛盾论》，然后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是绪论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条：《实践论》、《矛盾论》在我们党史上的地位。这两篇著作和1937年前后的其他著作一样，是我们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16年(从党的成立到1937年)的实际斗争的历史实践经验和认识经验的总结。遵义会议是党领导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总结。全部政治总结是1945年七大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里，军事、政治、组织、经济的总结都有了。《实践论》、《矛盾论》是一个哲学上的总结。着重总结了认识的经验。
这里讲一讲什么叫认识经验?
我们党在1937年以前的16年当中，始终是进行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政治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的路线、革命的路线。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有右的、有“左”的。以陈独秀、王明、博古还有其他人(如张国焘，罗章龙)为代表。所有这些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我们党领导革命中间的、党内最主要的斗争。
政治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和认识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有密切的联系。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世界观方面就表现为认识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党从成立以来，不只是在政治上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认识上也有两条路线的斗争。认识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和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密切联系。
所谓认识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哪两条路线呢?就是，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另外一方面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认识路线。
毛主席的认识路线始终是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毛主席在观察问题的时候，始终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从一开始，毛主席就坚持这个路线。就《毛泽东选集》来说，第一篇文章就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是什么呢?这在后面要详细讲，这里简单地讲一讲，就是一要认识客观现实；二要分析矛盾。毛主席在第一篇文章，第一段一开头就讲到要认清敌友，不能混淆敌我。这就是唯物主义的。坚持唯物主义，反对那种混淆敌友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首先要认清敌友，这是唯物主义。其次是如何认清敌友，这就要进行阶级分析，分析阶级矛盾。毛主席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一开始就掌握了坚定的辩证唯物主义路线。另一方面，毛主席一开始就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路线斗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要反对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反对敌友不分的唯心主义，也就是主观主义；反对那种不能正确分析矛盾的形而上学。那时候，形而上学主要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就是不分析矛盾，特别是不分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所以，我们的党史，在政治上是始终贯串着政治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认识上也始终贯串着认识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我们党成立起就是这样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对我们的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错误的认识路线就产生了错误的政治路线。在实践中使我们的革命斗争遭到挫折，遭到失败。毛主席的正确认识路线产生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正确的认识路线和政治路线指导我们的革命取得了胜利。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和革命的胜利、失败是密切联系的。所以认识经验是什么经验呢?就是认识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政治上的经验也是这样。
我们说我们有政治经验，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经历过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对两条路线的斗争比较熟悉，能够分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不是只有正确路线经验，而是正面、反面的政治经验都有，这才叫真正有了政治经验。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既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对修正主义的经验，两方面的经验都有了，然后才能够说我们有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经验。认识经验也是这样。有正面经验，又有反面的经验。正面和反面互相斗争的经验都有了，才能叫做真正有经验了。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后到1937年，经过了16年，我们许多主要的干部大体上取得了两条路线的政治经验，又取得了一些认识的经验。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的领导确立了。为什么能够确立?因为这时我们的干部能够分辨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了。为什么1927年毛主席的领导就确立不起来呢?因为许多干部还没有经验。不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陈独秀是错误的。很多人跟着陈独秀跑。三次“左”倾路线的时候，也有这种问题。很多干部没有取得正面、反面的经验。到了遵义会议的时候，许多干部对于正确路线产生了什么结果，错误路线产生什么结果，有了实践的经验证明，有了革命胜利和失败的亲身体验。有了经验，相信毛主席的正确，所以毛主席的领导就确立起来了。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十几年的认识经验的总结，是认识上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总结，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路线的相互斗争的经验的总结。16年的经验证明，毛主席所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是完全正确的。陈独秀、王明、博古所采取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认识路线是错误的。十几年来两条认识路线斗争的实践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路线的正确。同时，经过16年新的实践，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进一步充实、发展了。
学习毛主席这两篇著作，我们要把它看成概括了16年两条政治路线和两条认识路线斗争经验的总结。要用这样的方法来研究。
关于绪论，最后再讲一点，就是毛主席这两篇著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
在1937年时，我们中国党主要是忙于中国革命，恐怕是只能管中国革命。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我们也有一部分人参加了那里的工作。但是，那时候我们的地位还不像今天。在今天，可以说我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面，毛主席的思想是起着基本上的指导作用的。其他国家当然也还有它自己的经验，有它自己的新东西，不能说完全是我们的东西，但是基本上是毛主席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今天的地位。
1937年我们就没有这种地位。但是，我们的斗争、我们的思想上、政治上、哲学上都和国际共产主义有联系。我们的革命一开始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联系。十月革命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从开始领导革命一直和国际共产主义有联系。所以，毛主席当时的著作，主要是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但是，也同时在某些方面综合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果。共产国际当时经常干涉我们中国的事情，有时指导得好一点，有时提出正确的意见，有时不正确，有时搞出错误。我们国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条路线的斗争有联系，陈独秀就是和托洛茨基有联系。所以，我们反对陈独秀的斗争和苏联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是分不开的。
哲学上的问题也是这样。《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两篇著作，不是离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哲学思想孤立出现的，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认识路线上的斗争、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的一些成果的继承和发展。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同样有世界观方面、认识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反对唯心主义、反对形而上学。最初是反对黑格尔。后来，列宁就批判主观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就是批判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那些人就是孟什维克，就是修正主义。列宁在政治上反对修正主义，在认识上、哲学上反对主观主义、形而上学。
列宁逝世后，在苏联开展批判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斗争。这时主要是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时也有认识上的问题，托洛茨基、布哈林的认识路线就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不过，这两个斗争是以政治斗争为主，不是以哲学上的斗争为主。
在苏联，反对了托洛茨基、布哈林以后，接着又在哲学上专门进行了一次批判德波林派的斗争。反布哈林是从1920年开始的，以后就反对托洛茨基。1928年左右，反完布哈林和托洛茨基。接着到1929年底，1930年就开展了反对德波林哲学学派的斗争。
德波林是普列汉诺夫的学生，普列汉诺夫开始对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有过贡献，但是后来变成修正主义者。德波林是他的学生，也是修正主义者。他在俄国革命以后，一直到1924年才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他开始是专门研究哲学的，在反对布哈林的时候，他从哲学方面批判了布哈林的形而上学、机械唯物论。因此，他的地位一下子就提高了。有些人曾经认为德波林是苏联的哲学代表，1928、1929年世界上也还有这种看法。以后，发现他的哲学观点并不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1929年底到1930年，红色教授学院的一些人经过研究，发现他的哲学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
德波林的特点，首先是专门捧普列汉诺夫，贬低列宁。他专门捧普列汉诺夫写的许多哲学著作，把普列汉诺夫的成绩表扬得很厉害。但是，对列宁的哲学著作却采取贬低的态度，甚至有时说列宁是普列汉诺夫哲学上的学生。又说列宁是搞政治的，在哲学上好像没有多大贡献。就是这样一种论调。所以，他在精神上、立场上是站在孟什维克方面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党性，他是没有的。
其次，他的哲学是理论脱离实际。那时，他写了许多哲学书，特别是关于辩证法的文章，但是，这些辩证法的文章都是讲空的理论。德波林不联系革命，特别是不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只讲历史的书本的，只讲抽象的概念和原则，不联系具体实践，理论和实际完全脱离。所以，虽然他在字面上也是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名词，但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理论脱离实际就是唯心主义。
所以，当时斯大林给德波林学派加上一个帽子，叫做孟什维克派的唯心主义。因为他贬低了列宁，又理论脱离实际，从这两点肯定了他的本质是孟什维克派的唯心主义。这帽子是戴得正确的，不是勉强戴上的，是他自己本来的帽子。
所以，苏联1930年的批判是对的。现在苏联想要替他翻案。前年替他作了80岁的生日，替他出书，实际上是想替他翻案。他在许多书里骂过马克思和列宁。苏联让他给他以前的著作写序言，于是，他把他骂过列宁的东西偷偷删掉。德波林写了一篇序言，在序言里称赞二十大，说有了二十大我才翻身了。现在看来，当时的批判是对的，德波林是孟什维克、唯心主义，在方法上是形而上学的。
说他是形而上学的方法，不是说他一点不讲辩证法，他也讲辩证法。但是，在关键问题上，他是取消辩证法的。口头上讲辩证法，实际上在关键问题上丢掉辩证法。主要的关键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认为事物的发展在开始的时候和在最后的时候，在这两个极端是没有矛盾的。矛盾只是在发展过程中间才开展起来的，不是自始至终存在的矛盾，而是开始和最后没有矛盾。因为这样看问题，所以他在关键问题上取消辩证法。另外一个是矛盾可以采取和解的办法来解决。可以采取调和的办法来解决，德波林曾经作过自我批评，承认自己认为矛盾可以调和的观点是不对的。
这些地方都说明他是继承了修正主义的传统，他是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他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是全部修掉，而是在要害的地方修掉一些。把最关键最关紧要的革命问题取消。修正主义的手法就是这样。一般的不是紧要的问题，他也可以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言论，但是，在紧要问题上就丢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1930年苏联开展的反对德波林的斗争，得到很大的成绩，这些成绩也不是很满意的。因为后来写的一些著作比较粗糙。那时候，主要的人是尤金，尤金曾任驻我国大使，他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之一。他根据批判的结果所写的教科书不是很满意的，教科书很粗糙。但是，有两点主要的成绩。第一，强调哲学上的列宁阶段，把列宁从前所有的哲学著作里一些宝贵的哲学思想统统地发掘出来了。大量出版列宁的这些著作，列宁的哲学遗产在那个时候被充分地接受下来。第二，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哲学要为总路线服务，理论研究要为政治的总路线服务。要联系社会主义建设，要联系集体化、工业化的问题，反对抽象地讲辩证唯物主义。这两点是当时斗争的最主要的成绩。就这两点来说，成绩是不小的。
我们讲这许多，主要想说明一点，毛主席写《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时候，他是充分地研究了当时苏联反对德波林的成果。反对德波林以后的著作陆续翻译到中国，到1936年差不多中国都翻译齐了。从1937年开始，毛主席花了很多功夫做了系统的研究，研究了国际上、哲学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我们读《实践论》和《矛盾论》著作时，可以注意一下内容，里面对列宁的著作引用的比较多，比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引用的更多一些。《实践论》和《矛盾论》是直接地继承了列宁的思想，又加以发展的。这跟苏联第二次大论战有联系。
《实践论》和《矛盾论》里所讲的内容，不是中国一国孤立的现象，而是对全世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二次大论战的一个发展，是第二次大论战哲学成果在中国的发展，也就像在政治路线上反托洛茨基、反布哈林的斗争的结果一样，在政治上在中国也得到发展。
我想，我们在研究《实践论》和《矛盾论》以前，先要了解一下这些背景。
绪论大概就是讲这一些。
2.《实践论》—学习毛主席发展了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
现在开始讲一点《实践论》。《实践论》要讲八条意见。
第一条，《实践论》的基本内容
我简要地讲一下。
《实践论》是这样的内容：它阐明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或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批判了主观主义的认识路线。所谓主观主义的认识路线，也就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路线。这一种主观主义的认识路线是包括两方面的，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这两个方面，《实践论》都有批判，不过《实践论》里没有直接使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个名词。后来到整风运动的时候才使用这个名词，当时是批判了这两种主观主义的。
为什么《实践论》的内容讲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而题目却叫《实践论》呢?主要是这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特点，马克思主义是把实践当做认识的基础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特点。所以，把整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识规律都概括为《实践论》，这也是一种创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特点，加以突出地表现出来。以前马克思、恩格斯都谈到实践在认识论内的重要性，但是像这样突出地、系统地说明实践是认识来源的作用，这在以前的著作里还没有。
毛主席的《实践论》，还有一个自己的特点，和以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是《实践论》这篇哲学著作，是直接总结了实际工作里认识路线的斗争经验，把哲学问题直接和实际工作联系起来了。以前马克思的哲学著作，恩格斯、列宁的许多哲学著作，像《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些著作，直接处理的问题是理论斗争的问题，不是直接处理实际工作中的哲学问题。那些著作是总结理论界的斗争成果。当然，通过理论斗争也间接地可以起推动实际工作的作用，并不是脱离实际的，还是有实际意义的。恩格斯当时反对杜林，是因为杜林在当时工人运动里有影响。所以在理论上把他驳倒，使他的机会主义起不了作用。列宁批判经验批判主义，也是由于许多主观唯心主义者在政治上走了错路。因此，必须把他们的理论粉碎。中国有一点特别。中国的陈独秀、王明、博古没有很多直接的哲学文章或没有写过什么专门的哲学文章。他们错误的世界观主要是在实际工作里起作用，主要是在实际斗争、政治斗争里来起它的破坏作用。因此，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就直接地去总结实际工作中世界观的斗争。所以，在这一点上说，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发展。
把哲学直接的联系到工作上去，把哲学直接用到实际工作里去，一直到现在，毛主席仍然很着重活的哲学。活的哲学也就是跟实际直接联系的哲学思想。现在我们许多工人、农民、战士学习毛泽东著作学得很好。廖初江、丰福生就是掌握了活的哲学，把哲学和实际工作直接联系起来了。这是毛主席创造的一个新的传统，就是一般地不经过理论斗争的环节就直接在实际工作里处理哲学问题。
这一种方法在苏联曾经是被反对过的。有一个时期，在苏联有一些搞哲学的人也曾经把哲学原则直接用到工作里去。另外有一些人反对说：这是把哲学庸俗化了。当时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也有这种成见。对于毛主席的这种方法—把哲学思想直接用到改造工作、改造思想这一方面来，苏联的哲学专家是反对的。有一个苏联专家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为什么大家要讲用哲学解决思想问题呢?专家说：“我在中国听到这种话，我就不同意。用哲学解决思想问题，就是等于用大炮打麻雀，这是不必要的。”我们中国也有许多人相信这句话。前几年苏联专家还在中国的时候，有人就相信这些话。所以，有一股教条主义的抵抗毛主席思想的潮流。现在也有，不是公开的，但也仍是一个潮流，它的影响不是一下子就能完全消失的。
用哲学的世界观来解决思想问题，这正是毛主席的一个突出的贡献。这样做，在实践上证明，是产生了很大的力量，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物质力量。现在更是一个证明，凡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辩证法唯物论学得好的，他的思想经过改造以后，他就会发生巨大的物质力量。丰福生讲得好，他的报告是非常系统、非常好的。他是贫农出身，作为贫农，毛主席的著作他很能接受。但是，他的报告还告诉我们一点，接受毛主席著作，不是就等于真正的掌握了毛主席的著作了。你读了毛主席的著作，觉得很高兴，但是，是不是就学到手了呢?不一定。要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到手，就是要改造思想。他是贫农出身又是工人，他在学了毛主席的著作以后还要改造思想。他讲掌握毛主席的著作有三个方面：一是改造思想；二是指导工作；三是分析形势。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三个方面。第一是改造思想。他是贫农出身，后来又作了工人，还要改造思想。你如果不是贫农出身，不是工人出身的人，就认为用不着改造思想，那么，读了，懂了就算是学到手了。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恐怕不可以这么说。读毛主席的著作，第一要读懂，如果不改造思想就是还没有完全懂。因为懂得了，还要掌握，使之变成实际，要变成实际就一定要改造思想。
所以，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特点，就是用哲学思想直接联系实际工作。当然，这个联系如果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去联系，也是不对的。联系实际，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原理当做方法来分析工作中的问题，不是套现成的公式。你要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必须经常地警惕自己脑子里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思想的残余。因为我们经常要受到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思想的抵抗。我们读这两本书是容易的，但是要变成实际就要经常受到旧思想的抵抗。这是《矛盾论》和《实践论》突出的特点。它里面没有和哪一个学者进行斗争，没有和哪一个专门的哲学家进行斗争，它只是和工作上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思想进行斗争。这是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的特点。这一个特点是一个发展，但是并没有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本身的一个发展。
第二条，哲学史上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
这里不是讲党史上的、而是讲一般哲学史上的两条认识路线的根本对立。
哲学史上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就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跟我们党史上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基本上一致。我们党史上认识路线的斗争是实际工作上的，哲学史上的认识路线的斗争是理论上的。
为了了解《实践论》，需要了解一下哲学史上认识的根本对立。因为《实践论》是整个哲学史的继承，是哲学史上正确路线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实践论》里所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继承了整个人类历史上唯物主义的正确路线，又进一步地发展了。
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的对立，是什么对立呢?这个对立的内容主要是什么呢?
先讲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就是反映论的认识路线。任何一派唯物主义在这点上都是共同的，都是反映论。承认人的认识是从客观的物质世界来的，人的认识是客观的物质世界的反映。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就是反映论的认识路线。简单地讲，一切唯物主义的核心也就是反映论。如果有人问：什么是唯物主义里最主要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回答：唯物主义里最主要的东西，它的核心就是反映论，就是承认认识是从客观世界来的，认识是人的主观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相反，是否认反映论的，就是不承认人的认识是从客观物质世界来的，不承认人的认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唯心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呢?唯心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从人的意识本身来的，从人的意识、意志、精神本身来的。这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不是有这样两句话吗?毛主席说：人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人脑子生就的?毛主席这两句话，就是指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唯心主义对人的认识的来源只有这两个回答。或者回答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回答是人的脑子里生来就有的。
这两种答案都是唯心主义的。不过有一点区别，有一点什么区别呢?
一种就是认为认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种唯心主义叫做客观唯心主义。
所谓客观唯心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认为世界上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精神力量，或者叫做“世界精神”，或者叫“世界理性”，甚至于叫“上帝”、“神”。就是说，世界上客观存在着一个伟大的精神力量，这些精神力量是能够支配世界、创造世界的。因为世界是它创造的，所以它的名字可以叫做“世界精神”，也可以叫做“世界理性”或者就索性按照宗教的语言叫做“神”。之所以叫它为客观唯心主义，就是它承认有一个伟大的精神是客观存在的，有一个创造世界、支配世界的伟大的精神力量在客观世界之外存在着，在个人主观以外存在着，这叫客观唯心主义。
这种客观唯心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呢?人的认识就是从这个伟大的精神里来的，是从“世界理性”或“上帝”那儿来的。那么，怎样得到完全的正确的认识呢?按照他们的说法，我们要得到正确的认识，需要“世界理性”给我们以启发，或者受到“上帝”的启示。这种思想实际上等于宗教的思想。认为认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同志们是不是有人接触过基督教?基督教的信徒有这个习惯，一碰到困难的问题解决不了，于是就祷告上帝：求上帝赐我以智慧，使我能够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他认为一切智慧、一切正确的认识都是“上帝”给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客观唯心主义就是这样。
另外一种就是主观唯心主义，就是毛主席讲的认为认识是人的脑子里生就的思想，认为每个人自己就能认识一切，或者可能认识一切，生就有这种聪明。所以，要紧的是怎么样启发人自己把自己的正确认识发挥出来。主观唯心主义不承认有物质世界，也不承认有一个客观的精神世界。就是认为世界都在我的主观里边，都在人的主观里边。人活在世界上就像做梦一样，看到的各种东西都是自己主观的感觉。
如果把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彻底地推论下去，那么世界上一切都没有了，只有我自己。我在这里讲课不是对谁讲课，而是对我自己的感觉讲课。我的感觉里出现了一个课堂，有许多人，因此我讲课的时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感觉讲话，因此一切认识都是在自己的脑子里。
这两种唯心主义理论是一种哲学理论，但是它在实际生活里也是有的。比如在实际生活、实际工作中，有一种人并不是在理论上讲是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但他是按照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的原则行动的。
比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批评的那种人，他们就是按照想当然来指导工作，自己的脑子想当然如此，于是就如此来做。这种人的认识路线，就是认为认识是自己脑子里生就的，世界可以由我自己的主观来任意支配的。这种人他也不一定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可是他看问题就是凭想当然。
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说，有些人认为人的思想是头脑里生就的。毛主席的话不是偶然写的，都很有分量，都是大量经验的总结。他提出这问题就是批评一种人，这种人不但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钦差大臣里面有，现在还是有的。这种人就是按照想当然办事情，把正确认识看做是自己脑子里生就的。我们仔细想一想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
另外，认为人的认识是天上掉下来的这种人也是有的，教条主义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这一派。他有一个上帝，从前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这种人，比如，宋江搞农民起义时，出现了一个天书，挖出一块石碑，上面写着天书，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思想，指示宋江应该作皇帝。这就是天上掉下来的思想。这种天书也就是上帝给的思想。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做天书来看，是天上掉下来的，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翻一翻书来解决。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看成是上帝。这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实际上是一种侮辱。不要实践，不要调查研究，只要靠两本天书，一切智慧都有了，一切正确的认识都解决了。这种教条主义现在基本上没有了。但是前几年苏联专家对我们不也很有影响吗?不也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所以说，实际工作里边也有这两种唯心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是坚决地继承了并且发展了历史上唯物主义的路线，凡是马克思主义者都要坚决地继承发展人类历史上的唯物主义路线，坚决反对唯心主义的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这样的，都是坚持了反映论，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是明显地讲反映论。马克思、恩格斯讲了反映论，列宁比马克思、恩格斯更多地讲了反映论，越来越坚持。为什么要这样坚持?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和唯心主义进行激烈斗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发展时期，在认识路线上都受到唯心主义的抵抗，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发展时期，都是对唯心主义的这些抵抗进行坚决的斗争。所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都批评了当时的唯心主义。
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在哲学上都用唯心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这样。从有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有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在列宁时期的修正主义者是考茨基、伯恩施坦；他们都是搞唯心主义，俄国的经验批判论也是搞唯心主义的。普列汉诺夫对唯物主义有动摇，他前一段是唯物主义者，但是有动摇。斯大林基本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基本上是坚持唯物主义的，他临死的前一年所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是坚持反对唯心主义的。他一开始就反对主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是哪派呢?有点类似是人的脑子里生就的这一派，认为苏维埃政权的领导者可以任意改变规律，消灭规律，创造规律。认为人可以任意改变规律，创造规律，任意消灭规律，那就是主观唯心主义。斯大林最后还是基本上坚持唯物主义的，但不能够彻底，主要是后期没有彻底坚持辩证法。他领导批判了德波林，但是后来他自己有些思想也是德波林式的。比如对中国革命的指导，王明、博古这些人的思想就是从他那里来的。轻视中国革命实践，理论脱离实际，那就是德波林的思想。《矛盾论》批评的中国的教条主义者，也是和德波林学派有关系，因为，实际上德波林和斯大林有直接的联系。
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世界观继承了、坚持了人类历史上的唯物主义路线，也继承了、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坚持的唯物主义的路线，并且进一步发展了。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样，继承了、坚持了、发展了人类历史上的唯物主义路线，反映论的路线，毫不妥协地反对认识上的唯心主义路线。
毛主席的特点是把这个问题直接贯彻在实际工作中，在实际工作中自始至终地进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毛主席都对当时遇到的唯心主义进行斗争。下边举几个例子。
在《毛泽东选集》第一篇一开头就讲到要认清敌友。认清敌友和混淆敌友，这就是在认识上的两条路线，认清敌友就是坚持唯物主义路线。你要正确地反映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就不能离开这个客观实际任意去设想。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情形。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没有直接讲哲学，但是也有认清敌我的问题。谁是革命的先锋?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整个文章贯彻了唯物主义的精神，贯彻了分清敌友，正确反映客观现实的精神。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的著作就直接用哲学的语言提出了坚持唯物主义路线反对唯心主义路线的问题。最明显的如《井冈山的斗争》中的反对想当然，这还不是直接讲哲学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有专门一节讲反对主观主义，这是直接讲到了哲学问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里边关于坚持唯物主义方面，主要是讲到关于认识现象和认识本质的问题。不要只认识表面的现象，而要认识事物的本质。现象只是我们认识的敲门砖，只是我们敲门的一个工具。现象本身并不等于门里面的东西，要认识本质。当时革命力量很小，革命很困难，但是，不要只看到这个现象，要进一步反映本质。这里就有现象和本质的问题。唯物主义要求反映本质，不能只看现象，因为现象往往是表面的，纯感觉的。只看现象也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就是把感觉看做一切，把表面感觉误认为是客观事实。认为正确的认识就是自己的感觉，正确认识就是在自己感觉里边生就了的。我们要批判这种只看现象的唯心主义。
毛主席在1937年前后，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也是直接的哲学的语言，这是明确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没有对客观事物进行调查，就不能发表主观的意见，你的发言权只能是反映客观事实。谁给你发言的权利?只有经过调查才能有这个权利。没有经过调查就没有这种权利。唯心主义就不是这样看，他认为没有调查研究也可以有权利，唯物主义则不允许有这种权利，唯物主义的权利只能是从调查研究来的。
我们再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是1936年写的，在这里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又进一步发展了，哲学语言写的更深刻了。这里讲到要认识战争的规律。这一个著作的哲学部分很多，里边明确讲到人的主观要符合于客观情况。在“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那一段里边，讲到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战争规律的问题?就是因为主观是客观规律的反映，不但要认识一般规律而且还要认识具体的规律，特殊的规律。这就使唯物主义进一步深化了、发展了。
从历史顺序上来看，毛主席自己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也是发展的。就是根据当时的斗争的发展，一个一个地具体化、深刻化、发展了。《实践论》就是在1937年写的，它是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起一直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十几年以来，毛主席自己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发展的一个成果，一个最系统的综合的成果，也是以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总结。《实践论》里边有许多思想，是在以前的十几年中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一个时期某一个方面突出了，一个时期另一个方面又突出了，情况不同，突出的方面不同。碰到一个钦差大臣是搞想当然的唯心主义的，他就批判想当然；《井冈山的斗争》是碰到有些人只看到现象不看到本质，就提出认识本质的问题；遵义会议以后，他总结了战争问题，提出了规律问题。总的来说是反映论。要着重反映什么东西?这就要看情况，看一定的斗争情况。唯物主义就这样在十几年中间一步一步、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逐渐积累起来，最后才有了《实践论》。在《实践论》中，有现象和本质的问题，规律的问题，批判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问题，调查研究的问题等等，都综合在里面。
关于哲学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这样写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毛主席，是坚持了历史上两条认识路线斗争中的唯物主义路线。《实践论》是坚持唯物主义路线反对唯心主义路线斗争经验的总结。
第三条，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主义路线的特点
我们刚才讲的只是一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路线的对立，马克思主义者也坚持了一般的唯物主义，但是，不仅仅是一般的唯物主义，如果我们只有一般的唯物主义，只讲认识是反映、认识的来源是客观物质世界，那么这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特点。马克思主义是坚持这一原则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特点不在这里，如果单讲这一点，就和以前的唯物主义没有区别。
所以，要了解《实践论》，还得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的特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路线不只是一般的唯物主义路线，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这个唯物主义上面有辩证法三个字，或简称辩证唯物主义路线。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这个特点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把人的实践和人的认识密切地结合起来。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是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来认识世界的，不是离开改造世界的活动，不是仅仅坐在房子里东看看、西望望就能认识世界的。《实践论》批判了以前的一种说法，什么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坐在房子里，不出门，不活动，不改造世界，就知道天下的事情，这个话是不对的，是没有道理，没有根据的。人是在改造世界中认识世界的，不是坐在房子里边随便东张西望就可以把世界认识清楚的。《实践论》的第一句话就是讲这一点。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得这一点，以为坐在房子里边就可以认识一切。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认识和人的历史活动是分不开的，所以认识是跟着人的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同一个时期的人，由于在实践中的地位不同，认识也就会不同。实践中的地位不同就是立场不同，你是真正改造世界还是反对改造世界，这就是实践的立场不同。改造世界是实践，阻碍别人去改造世界也是一种实践。这两种实践可以规定人有两种不同的认识。古代人的认识没有我们现代人的认识多，这就是由于古代人的实践发展的水平比较低。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实践前进了，认识也就前进了。
我们说的实践是各种各样的，但是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改造社会的实践；一种是反对改造社会的实践。实践这个名词是包括人的一切社会活动在内的，其中有一种活动是最重要的，就是改造世界。不是任何一种实践都能保证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只有改造世界的实践，才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人的认识是从改造世界的实践当中得来的，这种实践叫做变革的实践，也就是革命的行动。只有改造世界的实践，有变革的实践，革命的行动，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反对改造世界的人是不是完全不能认识世界?当然也不是。但是，他的认识总是受到很大的限制，反动派对于世界发展的最主要的东西就不能正确地认识。比如，反动派是不是一点也不了解战争的规律呢?反动派是不是一点也不懂得战略策略的原则呢?也不是，有些战略、策略的原则一般地也可以知道一些，但是最主要的东西他不会知道。比如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里讲的我们革命战争的十大军事原则，我们公开讲出来，反动派也没有办法掌握。小的战略策略他会掌握，个别的局部的一些东西他可以掌握。但是每一个时代最完全的、最高的正确认识还是要参加革命斗争实践的人才能完全掌握。所以，只有在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斗争中，才有可能掌握最正确的认识。所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不是一般的反映论的路线，而是能动革命的反映论，反映论加“能动的革命的”这两个词。能动性、革命性，就是指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
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要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当中，才有可能得到最正确的认识，所以叫做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个提法也是毛主席的创造。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第一次提出这样的概念，这个概念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概念，不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这样具体地加以概括，没有在哲学上作过这个概括。所以这也还是一个贡献，是在哲学上的一个贡献。
《实践论》讲到，我们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所以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思想，我们对我们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还要作进一步的说明。
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首先是反映论和反对反映论的斗争，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但是，不仅仅是这样的内容，不仅仅是一般的反映论和反对反映论的斗争的问题。
我们对于党的历史上在认识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应该怎样了解呢?这个问题要根据《实践论》作进一步的说明。
《实践论》倒数第三段开头两句话帮助我们说明了这个问题。毛主席说：“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295页)毛主席所反对的错误的认识路线，就是这种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路线。辩证唯物主义所坚持的路线就是主观和客观相结合、认识和实践相结合的路线。或者可以说，是主观和客观相统一、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路线。认识一点也不能脱离实践，这是《实践论》上讲的话。要保证认识能够正确，主观能够很好地反映客观，就必须时时刻刻使认识和实践相结合。所以，我们实际工作里面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的斗争，就是主观和客观相结合、认识和实践相结合的路线，反对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路线的斗争。
主观和客观相分裂，有种种的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也有种种的脱离。有的人是“想当然”就脱离了，有的人“只看到表面现象”就脱离了；有的人只讲一般规律，如战争的一般规律，不讲中国战争的特殊规律，这是通过教条主义方法脱离了。所以说，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有种种的路线，一不注意就脱离了。
毛主席的伟大，就是在于他在整个实际斗争中，对各种各样脱离的道路经常保持警惕，经常坚持不脱离，只要一发现某些人的认识从哪一条小路上脱离了，马上就提出警告。
在井冈山的时候革命很困难，有人只看到表面现象忘记了本质，毛主席就马上提出了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要看本质的警告。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篇文章中讲到，有时有些同志间互相批评都是没有根据的主观主义的随便乱批评。毛主席指出，这些都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是主观主义，指出这样做会破坏自己的团结。
革命战争中的教条主义者讲什么一般战争规律，甚至讲第一次世界战争的规律。那时搬了一个外国人(德国人)来，他自以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有那么一点知识，就想搞一点一般战争的知识来指导中国革命。毛主席就提出警告，这是没有调查研究，是和中国实践脱离的。
人的认识脱离客观、脱离实践，是很容易的。没有高度的唯物主义自觉性，就不容易完全防止这种分裂和脱离。我们现在由于有了政权，坐在办公室里的时间多了，就从办公室这条小路离开了实践，离开了客观。这叫做官僚主义。有了政权，最危险的就是官僚主义。没有政权以前，脱离实践，脱离客观的主要危险恐怕还是教条主义多一点，其他方面也有，但教条主义是比较最大的一种力量，最主要的一条道路。因为它最容易吓唬人。第三国际是苏联人、外国人，我们当时是半殖民地，自己有自卑心理，很容易迷信，由于迷信，就脱离了。有了政权以后的问题，就是官僚主义比较多。斯大林批评的主观唯心主义也是一种官僚主义。他主要批评苏维埃政权领导者能够任意改变客观规律、创造规律。斯大林也看到了掌握政权容易跑到主观唯心主义方面去。
所以，要注意，脱离客观、脱离实践，是有各种各样的路线，各种各样的小路，有政权时候最危险的是官僚主义。
1937年可以说是我们的民主革命时期两条路线的斗争告一个段落的时期。政治上、军事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告一个段落，在认识路线上也大体上告一个段落。毛主席在那时候就做出这样的总结，写出《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著作，一方面是中国革命的认识经验的总结；另外一方面也继承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认识经验、认识斗争的一些结论。所以，这两篇著作不仅仅有中国意义，而且有国际意义。当时主要是有中国意义。因为那时候国际上也不一定就承认它有什么世界意义。那时候国际上是斯大林为主要旗帜。可是我们也要注意，正是那时—1937年—斯大林的唯物主义也有所削弱。这时斯大林领导了反对德波林主义的斗争，但是后来德波林的某些方面又成为斯大林自己的弱点。1936年、1937年苏联宣布社会主义建成，这一宣布就使主观脱离客观，认识脱离实践。
所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面的哲学成果，还是中国继承发展了。就以1936、1937年反对德波林斗争的成果来说，真正发展了的还是中国，是毛主席。《实践论》、《矛盾论》就是继承了列宁思想，并进一步加以发展了，而在苏联没有得到真正很好地发展。苏联反对德波林的成绩并不是令人满意的，只是提出了一个方向：理论不能脱离实践。
列宁的哲学思想是一个新阶段，这是一个普遍真理，是一个方向。毛主席抓住了这个方向在中国进一步发展了。
我们说，1937年两条路线认识的斗争告一个段落，这有什么意义呢?所谓告一个段落，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是正确路线占主要的方面。以前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虽然指导革命战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没有在党内确立领导地位，正确路线没有在全党取得主要地位。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到1937年以后，毛主席的思想，包括哲学思想—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成了当时党内的主导的路线。他的领导地位确定了，他的认识路线已经成为主导的东西。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斗争告一段落。这并不是说以后就没有斗争了。所谓告一个段落，就是正确的认识路线占主要地位。错误路线并不是完全没有了，正确与错误的斗争永远会有的，现在还是照样有。所以，《实践论》的思想，现在照样可以指导我们的工作。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的思想，也是从《实践论》的思想发展来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个思想，在《实践论》里就有的。
所以，认识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告一个段落，并不是结束了，而是正确路线占了主导地位。从1937年以后，大体上可以这样说，辩证唯物主义路线、毛主席坚持的路线，基本上成为我们党的主导的认识路线。但是唯心主义路线还是经常起来抵抗，反对唯心主义路线的斗争是不断地存在，现在也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而且现在的斗争还扩大了，从前主要集中在党内，现在扩大到世界范围。我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的“二十五条”里面，不是专门讲哲学，但是也有一条，就是反对用主观臆想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修正主义就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实用主义是唯心主义里面的哪一派?就是认识是脑子里生就的那一派。赫鲁晓夫就是代表。他认为正确的认识就是他脑子里生就的，他说的话是不能批评的。
第四条，《实践论》的中心是讲实践
我想特别要说一下这个问题。
什么是变革的实践，什么是改造世界的实践?这个问题《实践论》里作了最具体、最全面的回答。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强调了变革的实践，但是变革的实践是什么?这个问题以前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哲学著作里还没有集中加以说明。毛主席《实践论》的贡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作了集中的说明。现在对我们来说，已变成了常识。毛主席在《实践论》里讲到，最基本的实践是生产，其次是阶级斗争。所以，变革的实践最基本的东西是生产，其次是阶级斗争，然后就是和生产、阶级斗争有关系的科学实验。这样就集中地概括了变革实践的主要内容。
这个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里都有，列宁的著作里也有。他们也讲了生产、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但是在一篇哲学著作里集中概括起来，这是毛主席《实践论》的一个贡献。根本思想、根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这样地集中，就又有了发展，就有了很大的意义。对我们现在工作的指导有很大的意义。比如官僚主义，这是我们有了政权以后最容易出毛病的问题，就要通过三大革命的实践来克服。其重要性就在这里。集中起来以后对行动的指导、工作的指导，特别起作用。
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里告诉我们，人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知识，一种是社会知识。自然知识就是改造自然斗争的经验总结，社会知识就是改造社会斗争的经验总结。这两种知识再加以总结就成为哲学知识。不管是自然知识或社会知识都是从这些最基本的实践里来的，或是从生产斗争里来的，或是从阶级斗争里来的。所以，一切知识的来源最后就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改造自然的革命的实践；另外，在生产中就要发生人和人的关系，所以进行生产的时候就要改变人的社会关系。我们为了使农村进行比较大规模的生产，就不能不改造个体经济，把它变成合作社、公社，就不能不改造社会。生产本身又是改造自然的实践，又是改造社会的实践。
阶级斗争主要是改造社会的斗争。它的实践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革命的阶级斗争；一方面是反革命的阶级斗争。对社会的正确认识的来源主要是在革命的阶级斗争这方面。所以，我们要认识自然的规律就一定要参加生产的实践；要认识、改造社会，也要参加生产实践；改善人和人的关系，也要参加生产实践。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一定要参加革命的阶级斗争。这就是说，要站在革命的阶级立场上进行斗争。中央号召我们参加阶级斗争，并不是要我们随便站在哪个阶级立场去斗争。你站在富裕农民那里，也是参加阶级斗争。那不是中央所要我们参加的阶级斗争，而是要我们站在贫农、下中农方面。归根到底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领导贫农、下中农对富裕农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保证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
现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里提出的思想，在《实践论》里基本都有了。《实践论》里讲到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也讲到科学实验。科学实验包括自然科学的实验室里的实验，也包括我们改造社会的典型试验。搞社会主义教育的典型试验，也是科学实验。所以那时候《实践论》提出这个问题，说明毛主席已经根据十六年的斗争经验看出我们有许多干部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脱离生产，脱离革命的阶级斗争。教条主义者是最明显的例子，长期住在莫斯科，偶然回来一下发号施令，根本没有接触阶级斗争，当然更谈不上接触生产、科学实验了。
调查研究包括自己亲身参加的斗争在内。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你不亲身参加斗争，没有自己的经验作基础，你的调查研究也搞不好。所以，首要的问题是要参加生产，参加阶级斗争。而且参加阶级斗争还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也有人参加了阶级斗争，但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那么他也不能正确地认识问题。
所以，实践的问题同时也是立场的问题。《实践论》不只是讲唯物主义观点的问题，也讲了立场的问题。你能不能参加斗争这一件事情，就是立场问题。不参加生产，脱离生产，就有脱离劳动人民立场的危险。长期不参加生产，不关心生产，就有不知不觉变成官僚主义者的危险。参加阶级斗争，也要真正把心放在贫下中农方面，然后才能真正成为改造世界的人。教条主义者本来想在莫斯科发号施令，但太远了，后来跑回上海来发号施令，把上海搞得一塌糊涂，蹲不住了，只好跑到江西一带去发号施令。到了江西可以说是参加到实践和阶级斗争里面去了。你说他主观上不要斗争?不是的，他主观上也是要阶级斗争，也要革命的，但是他的心不是完全摆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摆在个人方面多一些。所以他就不能真正参加革命的实践。他也指挥了群众，搞了演讲，但就是没有真正进行改造世界的活动，他只懂得照搬条条，不了解实践。
所以，要坚持唯物主义，要真正坚持唯物主义，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首先还要坚持无产阶级立场。有了无产阶级立场，有了真正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热情，才会真正参加生产，真正搞阶级斗争，真正懂得实践。因此，也才能够真正认识社会情况，认识当前形势的本质，客观事物的本质，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
要学好毛主席著作，首先一个问题就是立场问题。
廖初江讲到，要革命就要学毛主席著作。反过来，不革命就用不着学毛主席著作，学了也是白学。首先要革命。廖初江问雷锋：“你学好毛主席著作的秘诀是什么?”雷锋一针见血地说：“就是不要忘本！”
丰福生所以能够很容易地领会毛主席著作，他看毛主席著作后体会得那样深，是因为他觉得主席的话讲到他心里去了。他是贫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一些问题，他一看就感到是讲他自己的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强调实践，这就是说明了立场和观点是分不开的。没有无产阶级立场，没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没有真正的革命热情，你搞调查研究也是白搞的。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你说他一点调查研究也没有?那也不是。也有调查研究，也有材料，能讲一套，也是从生活里来的。但结论和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同，是相反的。我们工作中有许多困难，有许多缺点，也有许多错误。你批评的这些错误的确是事实，问题是经过批评以后得到什么结论，同样的批评可以得到积极的结论，也可以得到消极的结论。这就是看你的立场站在哪一方面的问题。
毛主席的《实践论》，从历史上说明了实践是我们认识的基础。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首先认识的来源是生产实践，然后就是阶级斗争。剥削阶级在历史上，有时候也是革命的，有时也有进步的剥削阶级。但是因为他们是剥削阶级，总有一些偏见。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对社会发展规律始终没有得到完全的认识。不是说剥削阶级一点认识也没有，这也要一分为二。剥削阶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有革命的实践，也可以认识社会发展的某些规律。可是，另外一方面，他是剥削阶级，他总有偏见，没有办法使认识正确，特别是不能够全面地认识。至于反动阶级，那就根本不可能正确地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他的本质，他的方向，他的认识，都只能是一些错误的荒谬的东西。现在世界上的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因为他们的阶级立场使得他们不愿意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使他的思想不愿意正确地反映世界发展的规律。
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是把思想当做反映客观世界的工具，而是把它当做一种阴谋威胁全世界的工具、利诱的工具。最近赫鲁晓夫在阿联讲了几句话，他有一套理论，看起来好像是正确的。要纳赛尔最好不要按照宗教的民族来联合，最好还是联合工人、农民，联合劳动者，和欧洲的劳动者一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剥削者。这一套话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漂亮，好像是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样子。但这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实际上是对纳赛尔进行威胁的手段，意思就是暗示纳赛尔：你不要搞亚非团结，要跟我苏联走。他并不是真正讲马克思主义，和纳赛尔这些人就不能讲这些话，只要像周总理那样，讲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就可以了。这样他也愿意接受。当然，在纳赛尔来说他也是实用主义。但在我们来说，马克思主义对这些人只要能够争取他反帝反殖民主义，那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了。现在我们的目的是搞反帝、反殖民主义的统一战线，跟他们讲阶级斗争怎么行呢?实际上赫鲁晓夫不是要纳赛尔讲阶级斗争，而是要利用这种表面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压纳赛尔，叫他跟苏联走。赫鲁晓夫这些人是把思想言论当做对全世界威胁、利诱的工具，这就叫做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就是把思想当做实用的工具。不是把思想当做反映客观世界的一面镜子。他的阶级利益要求他这样做，所以他绝不可能认识客观真理。
关于实践问题就讲这些。《实践论》的中心问题是实践，所以这里要着重对这个问题作一点研究。实践中特别重要的是革命实践，只有革命的实践才能保证正确的认识。这是基本的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最根本的思想。
第二次讲课
(1964.5.26)
现在讲《实践论》的第五条。
第五条，关于认识的总规律
这条讲一讲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也就是实践里边所提出来的关于认识的总规律。规律就是关系，就是联系。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认识的总规律。这条是毛主席《实践论》的总贡献。
如果要讲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上有什么主要发展?有些问题的发展，昨天已经讲了，比过去讲过的更明确了，更具体了。但是讲整个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里边最主要的东西，毛主席发展了什么?我看最主要的东西是贯彻了一条关于认识的总规律，就是把认识和实践的内部关系、辩证关系作了一个全面的概括。这个总规律就是《实践论》的最后一节所讲的那些问题。《实践论》就是认识的总规律。《实践论》这篇文章的总结论，也就是这一小节，可以念一念：“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296—297页）辩证唯物论全部认识论就是用这几句话来概括。
所以，我们学习《实践论》只要把这几句话学透了，了解透了，而且结合实际能加以掌握，在实际中能掌握这里所讲的原理，就算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一段是值得反复地加以研究、反复思考，并且结合实际来运用它。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以前没有这样全面而又简单明了地概括过。能动的革命的反映，就是它的内容，就是这几句话的概括。这是毛主席在哲学上很大很大的贡献。这样概括以后，就便利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践论》在前面所解释的许许多多，都是包括在这里边。
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证关系、这个规律，列宁也曾经探讨过，但是，他谈的很简单。就是在他的《哲学笔记》里边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182页)所谓直观，就是感性认识，能动地直接观察就是直观，直接观察就是感性认识。由生动的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由理性认识再到实践，这就是辩证法的认识论的规律。列宁关于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就讲过这句话。列宁在别的著作中讲到：“实践是认识的标准，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恩格斯也讲过这样的话：“真理要靠实践来检查。”马克思也讲过：“真理的问题是实践的问题。”都讲得很简单。只是毛主席全面地展开了，说明这个问题。
首先，要通过实践来发现真理。真理的认识是通过实践从客观物质世界来的。然后又通过实践去证实和检查真理。那就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实践。毛主席讲通过实践发现真理而又在实践中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证实真理里面包括检查真理。真理性的认识中肯定有正确的，也可能有错误的，这是认识真理的一个辩证过程。用辩证法的规律来说，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由实践到真理的认识过程，这是一个否定，真理再到实践，是否定之否定，是一个循环，一个波浪。事物的发展是波浪式的，或者是循环式的、螺旋式的。认识真理也是这样一个螺旋、一个螺旋；或者是一个波浪、一个波浪，实践到真理，再由真理到实践。
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里的话来说：就是由物质变精神，再由精神变物质。这和实践变认识，认识再变实践，都是一样的，名词不同，它的方面不同，都是一个认识过程。认识是一个波浪、一个波浪地前进，或者是一个螺旋、一个螺旋地前进。这个否定之否定规律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就是向对立面的转化，向对立面转化两次，就成为一个波浪，成为一个螺旋。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波浪、一个波浪的，我们日常生活也是这样，每天有学习、有休息。白天工作，晚上就睡觉。明天再起来工作、学习，晚上再睡觉，都是一个波浪、一个波浪地前进。人的认识就是经过这种螺旋式的前进过程，或者是波浪式的前进过程，一步一步地前进，一步一步地发展，两次否定，或者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里面的话，就是两次飞跃，都是一个意思。两次否定，或者是两次飞跃构成了认识发展的一个步骤。每一个完整的步骤都是经过两次否定、两个飞跃。从实践到认识，这是认识的一半，认识还要在实践中经过检查，然后才算完整的一步。就像人走路，什么叫一步?两条腿左腿走一次，右腿走一次，这就是一步，只有一只脚走了，只算半步。我国的度量衡叫做五尺为步，为什么不叫两尺为步?而叫五尺为步?我们生活习惯上很自然叫五尺为步。一只脚走了，是肯定，再走一只脚，是否定，两次飞跃才能成为一步。
由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或者是由物质到精神，再到物质，两次飞跃算是认识的一个步骤，这种步骤是没有止境的。不断反复，不断循环往复，这是人的认识过程。为什么一定要两个步骤才算一步呢?这很容易理解，就是从实践到认识的这个认识到底确实不确实?很难判断。从实践里边开始得到一点认识，这个认识有了，但是这个认识究竟正确不正确?或者有几分正确的，有几分错误，单单靠自己本来的认识不能做结论。一定要再拿到实践里去检查，然后才能够分辨出来你所得的认识，是不是正确，或有多少正确的东西。所以，一定要由实践到认识、认识再到实践中去检查，才算走了一个完整的步子。如果有了一点认识，不经过检查，自以为是绝对正确了，不再拿去检查，会有什么结果呢?结果就会使得主观和客观脱离，认识和实践脱离，认识和实践脱离，就走向主观主义，马上就变成了唯心主义。要坚持唯物主义，一定要不断地用实践检查自己的认识，实践是比认识更高的，实践比理论更高，因为在实践中可以检查理论的普遍性，理论能不能使用，有没有普遍性，可以作检查，同时又能检查理论有没有现实性。列宁有一句话大家觉得很难懂，就是实践比理论高，因为实践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有现实性的品格。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了理论认识以后，你一定要拿到实践当中去检查才能够体会这个认识有没有普遍性?有没有现实性?理论的现实性、普遍性，只能在实践当中才能体会到，就是这种意思。
在实践中检验认识起什么作用呢?这个作用有两点。
第一点，在实践中可以肯定认识中的正确东西。认识正确了，在实践当中必然得到一定的结果，那就首先可以肯定认识中正确的东西。其次实践可以帮助改正认识中错误的东西。检查错误，改正错误。肯定正确，改正错误。这是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确实实现。
第二点，通过实践可以发展新的认识。因为认识到了实践中去检查的结果，发现实践里边是有新的东西我们原来没有认识到，就可以丰富原来的认识，发展原来的认识。这里毛主席讲到的通过实践来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证实包括两方面，证实正确的和证实错误的。另外一方面是发展真理。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就是在不断地实践当中发展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因此也是在实践当中不断发展着。我们读《毛泽东选集》就是要用这样的眼光来读，把整个《毛泽东选集》当做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循环，一步一步前进的这样一个认识的发展过程。不要在《毛泽东选集》里去找什么永久不变的现成公式，不要希望从《毛泽东选集》里边找一些绝对不变的东西，不要以为一拿到手任何事情都可以解决。学习《毛泽东选集》是学习它不断前进的认识方法。当然，毛泽东思想里面有普遍性的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革命的最基本的原理。但只讲基本的东西是不够的，要真正能够认识现实或者解决实际问题，那就要不断地在实践过程里边补充和发展很多新的东西。
比如：拿阶级关系来说，我看《毛泽东选集》以及我们党史的中心问题是阶级斗争，从民主革命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的著作始终抓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认识这个核心。阶级斗争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所以，对中国的阶级问题，毛主席的整个著作认识是不断发展的。革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新的发展，比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毛主席在1926年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这个分析从哪里来的?从1921年党成立以后，毛主席的思想正式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后，经过四五年阶级斗争的实践，这四五年间，我们读党史，毛主席领导了湖南农民的斗争，领导过工人的斗争，领导过矿工的斗争，在农村里边也组织过农民的斗争，后来又代表共产党参加了国民党，接触了资产阶级，在社会上经过接触小资产阶级阶层，这是有了这些年的实践，在实践当中跟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一直到大资产阶级都打过交道，都有过斗争，有过联合，积四五年的经验，然后才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就是从这几年的实践当中得到认识上的总结。几年以前，他是零零碎碎地接触，一个时候接触工人，一个时候接触农民，一个时候接触资产阶级。到1926年把所有的经验概括起来，总结起来，把各阶级的特点都概括起来。所以，这个分析都是有生动的材料、典型的材料来概括的。比如说讲到民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就抓住了戴季陶。戴季陶当时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后来是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他叫一个口号，“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民族资产阶级接触的很多，戴季陶是代表人物，他的代表性还可以代表资产阶级的特点。把民族资产阶级一分为二，其他各阶级都有特点。小资产阶级分为几个阶层，农民是可靠的主力军，小资产阶级是可靠的主力军，这些都作了分析。这是第一次由实践到认识。
然后，北伐开始了，农民运动高涨，毛主席又去湖南去考察农民运动，在农民运动里边进行调查，检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检查的结果，得到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在这个系统的认识里，如果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比，就可以知道有很多新的东西。基本东西没有变，但是有了新的东西。特别是对农民的看法，这是肯定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面正确的东西，批判了一些不正确的东西。比如肯定了贫农是革命的先锋，这点得到了正确的认识，打破了原来的认识，认为农民是可靠的同盟军，因此就批判了革命中的错误思想，批判了把农民运动说成是“痞子运动”的观点，肯定了农民运动是好得很，批判了“糟得很”的谬论。在实践当中肯定了正确的东西，抛弃了错误的东西，同时又发展了一些新的东西。农民办了十四件大事，这是农民运动高涨起来以前没有的，农民运动高涨起来以后才出现的新事情。批判了错误的，同时也就证明了对资产阶级分析的正确。资产阶级是动摇的，群众起来它就害怕。这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这样的反复。这就是由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实践是1925年以前，1926年得到一个认识，然后再拿到实践里边，农民运动里边去做检查，得到了正确的认识，错误受到了批判，又得到了新东西，又发展了。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问题也是一样，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几篇文章，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几篇文章的阶级分析基本上跟《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一样的，基本分析是在新的实践里边照样得到证实，但是这个时候也批判了某些错误的东西。比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的时候，有些人认为资产阶级跟民族资产阶级、跟帝国主义、跟反动派没有矛盾。在《井冈山的斗争》里边讲到工商业者也是受排挤的，指出了中产阶级的两面性。他虽然动摇，但还是受排挤的。进一步证实了农民是可靠的同盟军。尽管是革命的低潮，情况比较困难，到农民比较觉悟的地方，同时要有一些新的条件，就是要能在不是大城市、又不是太偏僻的地方，两省交界的地方找到这种地区，又找到经过大革命的那种农民的地方，像江西、湖南这些地方经过大革命，农民有觉悟，到这些地区去，无产阶级搞革命也能够站得住脚。要坚持革命，只有依靠农民同盟军。尽管是革命的低潮，反动派的力量很大，但是你可以找到地方立足，主要的根源就是有革命觉悟的农民。凡是有这种农民的地方，再有适当的地理条件，就能领导农民斗争，就可以站得住脚。又一次证明了农民是革命的同盟军，批判了当时有点悲观情绪的那种思想，怀疑红旗能不能存在下去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同时又发现了新的认识，新的认识就是在农村里边能使革命站得住脚，在农村里发展革命根据地是一个好的办法，是一个新的办法。这样，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又做出了新的贡献。向来认为革命要从大城市里边搞起来，现在发现依靠农民在农村里可以先把革命搞起来。
到了革命的第三个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就是1931年以后，民主革命的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过渡，第三个阶段是抗日战争，但是1931年有了“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向抗日战争的方面发展了，所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和后期是不同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略中国，就有了一些新的实践。这时，在新的实践当中有各种意见，主要是毛主席跟一切错误路线，特别是跟王明的错误路线的斗争。由1931年到1935年，这是一个实践的阶段，这是检查究竟是毛主席对，还是王明、博古对?经过四五年的实践得到了一个新的认识，这个认识主要表现在毛主席1935年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写的)，那是洛川会议的决议。概括了1921年到1935年的实践，这是在政治上的总结。军事上的总结是遵义会议，以后还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什么叫做政治上的总结?政治上的总结就是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总结。在新的实践当中，再一次认识中国阶级。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情形，就是经过五年的实践，证明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还是对的，还是帝国主义是敌人，封建势力是敌人，买办势力是敌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的，农民是同盟军。但是，证实了正确的东西，同时又批判了错误的东西。这几年来，左倾冒险主义者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愿意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几年的革命实践证明了这种左倾路线的错误。所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对这个错误作了批评，在结论上作了批评，并且用实践来证明资产阶级是两面性的，这里特别提到十九路军，十九路军一方面跟着国民党打共产党，三次围剿的时候主力是陈铭枢带头，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来，十九路军又带头抗战，说明资产阶级有两面性。这一个证明和检验肯定了以前的正确的认识，批评了一些错误的认识，同时又提出了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民族危机前面，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面前，可以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应该放手和他联合。蔡廷锴来打共产党，不可以和他握手，和他握手的时候我们心里很不高兴，但我们必须和他一起来打日本帝国主义。这样又有了新的东西，肯定了正确的，批判了错误的，又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毛主席的思想就是一步一步发展的，由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先是军事方面、政治方面、最后是哲学方面，在哲学上写了《实践论》。
《实践论》本身就是自有共产党以来认识的反复的一个概括。十几年来，就是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逐步前进的，这样逐步前进，证明了反复的规律。因此毛主席就在《实践论》中，把这个规律加以全面的说明。所以，这个著作就证实了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它本身不是脑子里想出来的，不是现成的天书里造出来的，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概括的。在中国革命中，我们党的认识经验基本上是由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反复的经验。把我们自己工作中所体验到的这种实践的经验加以概括，所以才写出这篇文章，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毛主席写出这篇文章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没有写过的，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写不出来。不是说列宁不伟大，列宁没有这十几年的经验，他就不能写出来。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写出《实践论》是不合理的，他们的实践经验不能写出这个东西来。以后进一步的革命发展过程也是证明这个认识的反复过程。
我现在只讲《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其实，全部《毛泽东选集》的文章都可以这样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件，包括毛主席的著作也可以这样看。实践到认识，认识到实践，是认识的一个步骤。认识的一个步骤并不等于认识的完成，某一种正确认识的完成，要经过好多步骤。看问题的大小，如果问题小一点，简单一点，走几步就可以认识完全；如果问题大，很复杂，完全是新的问题，就要反复走很多步。
也有这种情况，主要领导人的认识完成了，但要使干部完成这个正确的认识，就要走更多的步子。主要领导人可以少走几步，一般干部认识完成还要多走几步。比如，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可以说毛主席在1926年就基本上认识清楚了，再加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农民问题也认识清楚了，就毛主席来说，正确认识完成了，问题是更丰富了，没有要纠正的错误问题，而是更丰富它的内容的问题。但就一般干部来讲，而且也不一定是一般的干部，对陈独秀、王明、博古、罗章龙这些革命领导人来说，他们就没有完成。王明，博古根本没有实践的问题，陈独秀实际上也是脱离实践，脱离农民。但是，像这些主要领导干部之所以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主要是他们脱离了实践。因此，他们不能理解毛主席的思想，永远不能跟毛主席的思想一致。但是还有一般广大干部，特别是在实践当中这些人，要得到毛主席那样的完全认识，就要比毛主席迟一些，就要经过反复实践的过程。领导路线存在着斗争，跟谁走呢?又要选择领导，究竟哪一个领导是正确的，对一般干部来说，还是在自己的实践中体验才能了解。
所以，就全党来说，我们的干部完成了民主革命时期的正确认识，最初是遵义会议完成的，大多数干部是在遵义会议以后完成的，但也不是彻底地完成，彻底地完成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经过整风，开了“七大”以后，全党干部才统一起来。所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反复，要反复多少次因人而不同。马克思主义水平高的人他可以反复的次数少一些，马克思主义水平低的人，他们的反复过程就要长一些，这就是说为什么毛主席思想早已经明确了，而全党还要经过好多年斗争，才能确立毛主席的领导，才能够全党一致的跟着毛主席的指导走的原因。
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个规律，还要扎根在我们的脑子里边，把这个规律掌握好了，我们肯定可以缩短这个反复过程。学习认识论的重要性，就是帮助我们缩短这个反复过程。现在我们学了认识论，了解了这个规律，我们能自觉地运用这个规律。运用这个规律的目的何在呢?就是使我们能自觉地注意到在任何时候不要使我们的主观认识脱离实践。我们脑子里有什么认识的时候，要很快拿到实践里去检查，而且虚心地接受实践的检查，在实践里感觉有不对的地方，就马上改正。实践中证明是对的，肯定下来，坚持下去，在实践中努力发现新的东西，解决新的问题。如果我们所有的干部都能这样做，那么我们的认识就会快一些，我们要完成一个正确的认识经过的反复就可能少一些，领袖和一般干部完成正确认识的实践的距离就可以缩短一些。如果我们干部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都掌握了，那可能使我们领会领袖的思想要快得多。所有的人要立刻完全领会也不可能，但是懂得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人多一些，领会的就会快一些。这就是认识总规律，重要性就在这一点。
关于这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就是《实践论》所提出来的认识总规律，也还不是最后的，不是到此为止就没有发展了。毛主席对自己的这个思想，后来还是继续有发展，特别显著的发展是抗日战争时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篇文章，我们学《实践论》时需要读一下的，也不要全都读，就是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那几段。《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思想，在写《实践论》的时候还没有，到了抗日战争的这个时候，又经过一些实践的经验，毛主席把这个认识规律加以发展，把认识规律发展成为领导方法的规律。领导艺术跟认识的方法分不开，正确的领导就应该有正确的认识方法，正确的领导路线必须跟正确的认识路线相结合，这篇文章的意思主要就是这样。
领导者怎么样才能领导得好，领导好就要掌握这样的规律，首先他的领导思想必须是从实践中来的，而所谓实践就是群众的实践。《实践论》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实践不能是一个人的实践，当然首先个人应该参加实践，领导者个人应该参加生产，参加阶级斗争。首先自己应该有亲身的经验，但是不能仅仅限于个人的实践，因为个人终归是有限的，再伟大的个人的经验终归是有限的，你比起几千万群众来，再聪明的人也比不了那么多的经验。所以毛主席说：群众往往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领导者首先应该向群众当学生，学习群众的各种经验，由实践到认识，从领导者的角度来说，就是将群众的经验变成领导者的经验，变成领导的知识，由群众实践的经验变成领导者的认识。由群众到领导，这就叫做集中起来。为什么一定要集中起来?把群众的经验现成地拿过来行不行呢?还不行，群众的经验需要集中，因为群众的经验是分散的，几千万群众集合起来，他的经验是很丰富的，但是就一个个群众的经验来说是片断的，而大量的群众的经验汇合起来就是非常丰富的。所以，领导的艺术就是要集中群众的经验，把群众大量的经验加以综合，加以分析。群众经验也要一分为二，它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所以，领导者首先要向群众学习，但也不是无条件地跟着走，也不是做群众的尾巴，一方面要当学生，但又不能当尾巴。要学，但学了的东西要分析。好的经验要集中起来，错误的经验就抛弃。所以，集中起来的过程就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群众的大量的经验基本上是感性认识的，属于感性阶段，分散的，片面的，有些是表面的，抓不到本质的那就去掉。把群众的经验加以研究，研究这些经验不一定几千万群众的意见都去研究，抓住一些典型加以分析研究，去粗取精，粗糙的东西不要，非典型的不要，抓住几条典型的经验，典型的意见。群众说了一些什么典型的话，创造了一些什么典型的经验?发现了，抓住几个麻雀来解剖。然后再去伪存真。有些话是假的，用科学的态度把真实的材料掌握住，然后再根据这些确实的材料，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各种材料之间的关系，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个联系就搞清楚了。联系无非就是联系彼此的矛盾，就是联系彼此的斗争，互相排斥，互相联合，由此及彼的彼此斗争的关系，彼此的联合关系，彼此相互的地位。各种问题弄清楚了，然后就做出总结。
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在某些农村的调查，也不是在所有地方，所有农村的调查，是选择领导干部，选择某些有经验的群众开调查会，不是所有的群众都开调查会，抓住了一些干部，这就是接触下级，然后反映各种意见。反映出来的意见有真的，有假的，有正确的，有错误的，该批评的就批评，该肯定的就肯定。
这些意见关系到农民对地主采取什么行动，贫农跟地主的关系，中农跟地主的关系又怎么样，富农跟地主的关系又怎么样?这样就集中起来，正确的东西就拿到群众中去坚持，坚持中又要检查，我们所要坚持的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肯定正确的，修正错误的东西，然后找出新的东西。领导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方法。领导的最根本的方法也是我们认识的方法。或者是正确的领导方法要以正确的认识方法为基础，领导的方法要符合认识规律。所以把认识方法发展成为领导方法，这是很突出的创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一种不可估量的贡献。
这个群众路线，我们现在已经认识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名词。但是，知道这个名词不一定能够很好的掌握。现在我们人人赞成群众路线，但是不是人人能真正地走群众路线?那也不一定。如果对认识规律没有掌握，虽然口头上往往讲群众路线，但实际上还是没有掌握群众路线。要真正能掌握群众路线，就能掌握由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这样一个认识规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主席就叫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我们的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或者甚至可以这样说，群众路线不仅仅是一个组织路线、政治路线，也是认识路线。群众路线一离开政治路线，就没有思想基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发展成为群众路线，这是毛主席的很大贡献。是马、恩、列、斯没有过的。斯大林就不知道群众路线这个名词。
现在我们讲群众路线讲的很多，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讲这个名词，他们有时写文章运用这个名词时打个括弧，认为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形。现在，国际上许多国家在认识水平上，比起毛主席的思想要落后得多。所以它出现修正主义也是难免的。当然，东方这些国家不同，他们也学习毛主席的认识论，也走群众路线。
还要补充一点，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在我们解放后几年来，毛主席又发展成为逻辑的路线。有些人曾经问，好像毛主席不大讲辩证逻辑，其实毛主席讲辩证逻辑讲的非常好。主要就是在《关于工作方法的六十条》中，这是1958年写的。在《工作方法六十条》里面有一条讲到概念、判断、推理的形成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写文章的过程，用文章来表达领导的思想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
逻辑是怎么来的?逻辑也是从实践当中来的。实践里边观察许多材料，有了许多感性认识，把这些感性认识集中成为各种概念，对问题下判断先找群众谈问题、谈意见、谈情况，谈了以后，然后找出概念，说这种意见是属于资产阶级的，那种意见是反映农民的意见，还有那种意见是反映贫下中农的意见，把那些意见概括成为一个概念，资产阶级的、富农的意见，农民的意见，贫农的意见，就是概括起来的概念。有了这种概念就可以研究这个概念对不对?这个概念正确，那个概念错误，做出判断，又可以根据这些判断作推理，既然这概念是错误的，就应该反对，这就是推理。这个意见对，我们就要回到群众中坚持。所谓概念、判断、推理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
所谓辩证逻辑，就是一种发展的，从实践当中发展出来的，把逻辑当做一种发展的东西，不是现成的。逻辑就是理论，就是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先要通过实践的发展，不是现成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辩证逻辑就是从发展中看理论，把它看成是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怎么样形成这个逻辑?就是从群众里边形成的。形成了逻辑以后，我们就把逻辑写成文章，表达出来，用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字表达出来。表达出来的文字就要回到群众中去，写文字就是为了回到群众中去，所以表达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领导人怎样才能到群众中去，用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字把这些概念、判断、推理表达出来。怎样才能把文字写得准确、鲜明、生动?那要在表达的时候，在写作的过程中，反复考虑，不要一下子写出来就拿出去。
在《毛泽东选集》中关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里面有一条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里也有这样的话，“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2版)，第1441页)。这也是一种领导的方法。把领导的思想表达为文件拿到群众中去，征求下级意见的过程，先在内部征求意见，这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写文件也是一种领导的方法，怎么写?这也是一个逻辑问题。那么，怎样把逻辑搞的很准确，很严格，真正鲜明、生动，那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把写出的文件再拿到群众中去进行考验，坚持正确的，修正错误的，吸收新的东西。这样能使这个文件搞得更好，这个办法我们党现在普遍地用。两个十条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发表，不发表当然还有一个政治问题，不只是一个文字问题。但有许多东西是文字问题，发下来以后征求意见。工作方法六十条，发展农业生产的什么四十条纲要到现在还没有发表，这就是涉及到内容是不是完全准确的问题。四十条纲要中有些指标是不是就那样定?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有些条是不是就那样定?这些东西都还要考虑。
所以，《实践论》的思想本身也是不断地发展。例如，我们现在讲的就有两个发展，一个发展是认识的总规律，辩证唯物主义路线发展成为领导规律，领导路线，就是一个发展。后来发展成为逻辑路线，由辩证唯物主义路线发展成为逻辑路线，发展成为写文章的路线。怎么样写好文字，怎么样总结好工作，一直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到现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又进一步发展成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的两个飞跃，一个正确认识要经过多次反复实践才能完成，这样一个鲜明的认识，应当说是一个新的发展。
思维与存在是不是对立的统一?根据从《实践论》一直到《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些文件我们可以肯定是对立统一的。为什么是对立的统一呢?思维和存在就是对立面，物质和精神就是对立面。为什么是对立的呢?这是因为主观的精神很容易脱离客观、脱离物质的。人的主观意识有相对的独立性，它本身是客观的反映；但你只要不注意，它就会自己活动起来，它会自己用主观的一些材料拼来拼去拼起一些东西，主观幻想就是脱离客观。人的主观意识经常存在着脱离客观、脱离实践的倾向，这就是它的对立性。这个倾向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思维究竟是思维，它有自己的规律，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我们做梦的时候，就可以把许多材料拼起来，梦见一些荒唐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自己就可以长着翅膀飞上天。人的主观有这么一些主观活动，做梦只是一种极端的例子。所谓主观主义就是脱离了客观、脱离了实践，自己随便拼凑一些想法。
主观脱离客观是很容易的，稍微不注意就能脱离，主观总是落后于客观，总是反映客观事实的，反映了以后就满足了，只要一觉得满足了就脱离客观；做工作有了一点成绩，自己就以为很不错了，结果工作里面又出了毛病，稍微有一点成绩就骄傲自满，就容易脱离客观。所以思维和存在是对立的，思维要经常能正确反映客观需要条件。思维能够正确反映客观叫做思维和存在对立面的统一，这个统一是有条件的，条件是：
首先，要能够参加实践。
第二，是还要能够跟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认识一刻也不能脱离实践。
第三，你还要经常把自己的思想拿到实践中去检查，要有一种虚心的态度，一分为二的态度，而且能够经常这样做。
要保证坚持这几个条件，才有可能使思维和存在经常得到统一，比较经常地得到统一。因为这个统一不是绝对的统一，认识也只是近似地最大限度能够正确反映客观。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正确，无非是保证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客观情况。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自己是绝对正确了，说自己任何一点错误都不会犯。错误是难免的，而且犯了错误能很快发现，很快改正。这样，能使自己的认识经常保证最大限度符合于客观实际的情况，最大限度地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所谓正确的反映是讲本质，讲规律性。马克思主义者只能做到这一点，人类认识也只能做到这一点。这个问题我们讲的很多，这是《实践论》的核心，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主要问题。
有的同志问：现在报纸上争论《桌子的哲学》，这个问题怎么看?根据毛主席的《实践论》，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实践论》讲：我们的认识有两个飞跃，一个是由物质到精神，再一个是由精神到物质。《桌子的哲学》的争论问题，是不是说思想在物质之前，桌子的观念在桌子以前。王若水同志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提出了这个问题，肯定桌子的观念在桌子之前，就引起了争论。因为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在先，精神在后，现在你说精神在先，物质在后，那不是唯心主义吗?所以，有的同志给他戴了唯心主义的帽子。大概王若水同志文章在文字上有些毛病。我对这些问题没有仔细研究，有些争论的文章也没有仔细看，现在要解答，恐怕不一定做出合适的解答，要表示一下个人的意见，我看，物质在先是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不过这个根本原则要注意怎么来理解。
物质在先的根本原则就是说，最初的最根本的东西是第一性的。所谓第一性，这两个字外国文翻译成中国文，应该翻译成“太初”两字，就是最初最初的东西，没有比它再太初的东西，最原始的东西，是事物发展过程中最根本的东西。所以，物质是第一性就带有最根本的性质，最先的东西，第一性是这样理解。而这个理解并不排斥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这个循环过程中，在某一个环节上，精神在物质以前。因为认识是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物质到精神，第二个飞跃是精神到物质。第一个飞跃很显然是物质在精神以前；第二个飞跃又很明显这是精神在先，这是辩证法的相互关系。从辩证法关系来说，在螺旋式上升的后半截又是精神在前，所以说，桌子的观念在桌子以前，在一定意义上不是完全不可以的，如果根本不讲精神在先，那我们现在强调思想第一，在唯物主义里面找不到理由。
我们现在强调思想第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思想指导工作。思想对不对?是首先重要的问题，但是讲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到我们强调认识发展过程里，后一个环节是精神在先。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决不要把这个东西看成是最后的问题，决不要说精神是最初的，归根到底最初的还是物质在先，最初的实践还是物质在先。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循环，最初环节还是物质在先，还是物质是第一性的，是最原始的、太初的、最初的最初，没有比它更初的。物质和精神的相互关系是后来才有的，以前就只有物质。最早的时候就没有物质和精神的相互关系，就只有物质，没有精神，后来出现了高等动物才有物质到意识。这种情形在低等动物中，一般禽兽，还谈不上认识，只能说是简单的神经反应，不是意识。
人的认识是包括能掌握规律，掌握事情的本质，对于事物的发展方向能多少看得远一些，事情没有出现以前就能预见一定的结果，没有这些就不能叫认识。比如：赫鲁晓夫的那种思想算不算认识?只是一种阴谋诡计，那不是什么认识。他的那个共产主义建设，是不是真正预见了共产主义的结果呢?没有的，那是一个诡辩、阴谋诡计的手段，那是一种实用主义者使用的工具。真正的认识是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本质。这种认识，掌握了规律，掌握了本质，这个认识就可以改造世界了，就可以成为改造世界的原因。原因就是在结果以前，人怎样能有效地改造世界，先要有对世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有了认识世界发展规律的知识，就能正确的指导行动，有效地改造世界。在这种意义上说，意识在先。当然这个意识也可以指导错误的行动，但是结果碰钉子，不能产生预期的结果。它不能成为一个有效的原因，它不能产生它所需要的结果，它所希望的结果。
我们讲思想第一，就是要掌握正确的思想第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所以在指导革命行动的这个问题上，革命的理论第一。所以我们工作的时候，思想要去指导行动，要把思想当做中心环节。物质还是第一性，精神还是第二性，决不能说精神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的。因为第一性是讲最根本的东西。但是，讲坚持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并不排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循环这个波浪式的第二环节上认识在先，思想在先。
这个意见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大家还可以讨论，如果不对还可以批评。
主要的基本上讲完了。下面还有几点。
第六条，主观和客观的分裂问题
我们刚才讲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很容易分裂和脱离。它有各种各样的路子使它脱离，你一不注意它就从一条小路跑开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上都容易脱离。从基本上来讲，认识必须跟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才能不脱离。认识总是落后于实践的。实践在先，认识在后。归根结底是实践在先，物质在先。总是先有一点实践而后才能得到一个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经过中国共产党成立5年以后才写出这样全面的文章。认识总是落后于实践的，精神总是比物质出现在后一些。第一个循环，第一个飞跃，总是物质在先，实践在先。
主观和客观脱离，认识和实践脱离，即使已经得到一定的认识以后，如果不继续跟着实践前进马上就会脱离了。认识是从实践中来的，但是我们有了认识以后实践又前进了。总的来说，就是认识只要稍微一停顿，不去跟上实践，就会脱离实践，就会脱离客观。脱离的根本原因，就是主观总是比客观落后一些，认识总是比实践落后一些。稍微落后一点并不等于脱离，问题是认识如果停顿了，即使是稍微一停顿就会脱离。要希望认识和实践绝对一致，主观和客观绝对一致，是不可能的。只能做到最大限度的近似，多少存在一点不算是脱离。比如我们做一个决议，如果能够基本上反映了客观情况就不算脱离，就算是正确的决议，哪怕是有一点毛病。比如说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的决议有没有毛病，可以说有一点毛病，但不能说那个决议是脱离实践，脱离客观的，应该说那个决议在当时是最大限度地反映了我们的发展情况。所以，是正确的决议，不能说是错误的。因为它在根本问题上是正确地反映了客观情况，有一点缺点的决议、文章、言论不一定就是脱离。只要在当时条件下，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就不算脱离。主观脱离客观，认识脱离实践，是讲实践前进了，新的东西已经出现了，而认识没有跟上去，这样就是脱离。这是一种脱离。
还有一种脱离就是主观上任意空想，主观相对性发挥到很大的程度，任意胡想，那就完全是脱离。修正主义的言论纯粹是主观臆想。苏共“二十二大”的共产主义建设纲领完全是主观幻想。究竟那个共产主义怎样建设，规律怎样，一点也摸不到。所以，那是一种完全脱离的、完全主观臆想的。
原来的认识是反映了客观情况，但实践前进了，而认识没有跟上前进，于是就脱离了。我们现在不讲修正主义的那种纯粹臆想的脱离，只讲我们一般的容易脱离的现象。这个问题《实践论》里已经讲了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的脱离，一种是经验主义的脱离。
教条主义的脱离，就是把原来正确反映客观情况的一些理论，原来是从实践中来的理论，拿来机械地用于新的实践斗争中去。新的斗争有许多新的东西，但教条主义者不注意，这样，就产生了教条主义的主观和客观的脱离。将外国书本随便抄来想直接解决中国问题。读马克思主义的书，读毛主席著作，不是学习他的精神实质，不是学习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是想从毛主席书里找出几条现成的公式，来直接解决我们的现实问题，这就必然产生教条主义的脱离。所以，有时候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对我们今天不能适用了。这种想法就有教条主义脱离的倾向。这种想法产生的原因是这样来的：想从《毛泽东选集》四卷里找出现成的公式，来直接解决今天的革命问题。谁要是存在这样的心理学《毛泽东选集》，就达不到目的。因为《毛泽东选集》四卷是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是民主革命实践的反映，而今天我们又有许多新问题，这些新问题《毛泽东选集》四卷里没有直接讲到。当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后面几篇如《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有些原则是能直接解决今天的问题，但也还不够，也还比较简单。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怎么搞?那里面就没有一篇文章写过。所以，要有这想法来学《毛泽东选集》，抱着这种希望来学《毛泽东选集》，就会感觉到《毛泽东选集》对我们没有帮助。如果丰福生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学《毛泽东选集》，那么《毛泽东选集》对他一点用处也没有。他搞的是大师傅工作，《毛泽东选集》没有一篇文章讲到如何当大师傅的，找不到现成的公式。但是，他掌握了毛主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可以用到他的伙房工作中去。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习马克思主义，必然要脱离实践，脱离客观。想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找到现成的公式直接解决问题，就一定要造成主观脱离客观的错误。这种脱离就是生硬地把书本词句，拿来想直接解决我们的问题，如果解决不通了，就对马克思主义失望了，对毛主席著作也会失望。所以，我们要避免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时，产生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的问题。
另外，《实践论》里也批评了经验主义的脱离。经验主义的毛病，就是满足于狭隘的经验、旧的经验，不去吸收大量的群众的新经验，不去学习群众的新经验，主要是依靠个人的直接经验来解决一切问题。以前大家有一个很恰当的名词叫做“经验随便搬家”。自己有那么一点经验，经验本身是好的，经验本身是从实践中来的，就那么一点范围来说，它本身是和实践不脱离，和客观是一致的，问题是一搬家，搬到新的实践里面、新的条件里面，它就脱离了。
这是我们经常要注意的，就是这两种脱离。
在《实践论》里概括了这两种脱离：主观脱离客观、理论脱离实践这两种主要毛病，两种主要现象。这两种脱离本来主观上是想搞好的，不想胡思乱想，也以为自己不是胡思乱想。这跟实用主义者的纯粹按照自己的临时需要，根据自己的阴谋的需要，来任意指导思想的情况不同。不论教条主义者或经验主义者，它的教条或经验的来源，本来是正确的，因为来源正确，是好的，所以他自以为是能够搞好事情的，自以为能掌握正确思想的，主观上以为是正确的，但实际上却犯了错误。这个错误的原因，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现成的公式，这是用教条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加以研究分析，不做真正的调查研究工作的结果。
《实践论》里讲到机械唯物主义，也是一种主观和客观的分裂，理论和实践的脱离。这是指什么东西呢?
机械唯物主义在认识上就是经验主义，只强调由客观到主观，不强调主观反过来又拿到客观里去考验。因此，它原来是唯物主义的，原来认识是从客观里来的，但是，客观事物发展以后它就脱离了。机械唯物主义原来是唯物主义的，但是在进一步运用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就变成了唯心主义，在实际行动中就变成了唯心主义。我们一般干部的经验主义，从本质上讲是带有唯物主义的性质。它的最初经验的发源是唯物主义，它的经验的发源是实践。经验的确是反映了客观一部分情况的，是所谓由物质到精神，有一点唯物主义性质；但是进一步运用经验时，就脱离了物质，脱离了客观，脱离了实践，就在工作里变成了唯心主义，这就是经验主义。所以，机械唯物主义不能成为真正的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原来是唯物主义的，但后来就变成了唯心主义，它不能坚持唯物主义。历史上的机械唯物主义都有这样的性质，都是不能坚持唯物主义的，一到解释社会问题就变成了唯心主义。
我们的经验主义的经验的来源，是唯物主义的，但一到运用经验时就变成了唯心主义：脱离客观，脱离实践。脱离客观，脱离实践有各种各样的路线，但主要的有两条大的路线，就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是我们一般容易犯的毛病。我们不是教条主义者，我们有革命的要求，我们不会胡思乱想，任意昧着良心根据临时的需要任意制造一些胡说八道的思想。我们在主观上不会这样做，那种主观唯心主义我们一般地还没有。
实用主义也是一种经验主义，但是那种经验主义不是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因为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是承认经验要反映客观事物的，所以经验的来源还是唯物主义的。而实用主义的经验是另外一种经验，是主观主义的经验。他把经验解释成为人的主观需要、主观的利益、眼前的利益。把这些主观需要、主观利益和眼前利益，作为他的主要经验来源。所以，这种经验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我们讲的一般是《实践论》里面所批评的那种经验主义，是从客观来的经验，反映客观实践的经验，反映某些局部的斗争经验。那种经验是带有唯物主义性质的。
实用主义的经验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他认为自己的个人利益、个人的需要、眼前的利益就是一切最根本的东西。一切从眼前利益出发，从个人利益，从临时利害需要出发，从阴谋诡计的需要出发，来制造一些胡说八道的东西，这是主观唯心主义。
毛主席批评的经验主义其实也是批评两种经验主义。《实践论》里批评的一般是带有机械唯物主义的经验。还有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经验主义，我的需要就是一切，我的主观要求就是一切。赫鲁晓夫的这种经验主义，就是实用主义，就是一种从个人利益出发的经验主义。有了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就根本不能结合实际，根本不能结合革命实践的问题。但是，如果讲实践他也有实践，实用主义者的个人活动也是一种实践，但不是革命的实践。我们讲的实践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要求的实践，是能够保证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的实践，这种实践只能是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的实践，是革命的实践，不是那种从个人利益出发的各种社会活动。资产阶级政客的阴谋诡计也是一种实践，但是那不是革命的实践，那是反革命的实践。这些资产阶级政客、实用主义者，他们的认识不是脱离实际，而是根本不联系革命实际的问题。
我们所要防止的是脱离革命的实践问题。教条主义本来主观上想要革命，但实际上脱离了革命的实践。经验主义主观上也是要革命的，但是结果也是脱离了革命的实践。因为他们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我们一般的同志经常警惕这两种脱离就行了。
但是，修正主义的那种主观和客观分裂这种情况，我们也要注意，这种危险也要注意。教条主义也可以变成修正主义。如果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改变的话他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经验主义者也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中有许多人就是教条主义。从前王明、博古那种教条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天书。现代修正主义把赫鲁晓夫的言论当做天书。最典型的是法国的多列士，赫鲁晓夫每一句话他都要跟着重复。多列士原来是反对戴高乐的，最近当赫鲁晓夫派人到法国搞外交，多列士对戴高乐在某些问题上又表示支持，每一件事情都跟着赫鲁晓夫走。修正主义也有他的教条主义，所以，要反对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是危害革命的，我们的教条主义也是危害革命的，但他原来主观上还不是反对革命的。他最初主观上肯定还是要革命的，错误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首先就是立场错了，这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所以，首先应该有正确的立场，就是要有革命的实践，参加革命的实践。在实践中站在革命阶级的方面，要把心摆在革命阶级的一方面，把自己的心贡献给贫苦的工人、农民。如果立场错了，就根本错了。
反对革命的问题，不只是一个错误和正确的问题，那是敌我问题。错误有两种：一种是敌我问题，一种是是非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有是非问题，但是主要是敌我问题。单纯的是非问题不是敌我问题，而是我们内部的是非问题。所以，要防止错误，第一要紧的是避免立场站在敌人方面。立场基本上没有问题，就要解决是非问题，解决主观和客观脱离，理论和实践脱离。避免理论和革命实践脱离，避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是非问题和敌我问题，毛主席是在什么时候讲的呢?我们好像都以为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讲的，实际上他早就讲了。他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讲到：“划清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有些人不懂得要划清这种界限。……其次，在革命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2版)，第1444页)分清正确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这也很重要。要避免错误首先要分清敌我问题，首先要端正立场，站稳立场。站稳立场，就能划清敌我界限。当然，划清敌我界限，不仅仅是基本上有了革命的立场，参加革命的实践，还要经常防止认识和革命实践脱离。这样，才能完全解决是非问题，才能避免错误，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第六条就讲这些。
第七条，关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不想讲很多，也不希望大家研究得很多。因为这个问题研究多了，就容易钻到名词里面出不来了。这个问题只简单地说明一下就行了。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所谓的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两个概念是有自己的解释的。跟一切其他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者所讲的绝对真理，不是讲一成不变的教条。过去的哲学家讲绝对真理就是讲一成不变的教条，永远不能发展，完成以后就再也不能增加一点。基督教的圣经是谁也不能批驳它一句的。中国孔子的书谁也不能说它有一句不对，永远是圣旨。从前的哲学讲绝对真理都是这样理解的：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什么伟大的人物，他一下子就能提出一个绝对真理，以后，人们永远不要动脑子了，只要跟着他走就行了。赫鲁晓夫大概也以为他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他的每一句话就是真理，都不错，不能反驳。
马克思主义者所讲的绝对真理跟以前所谓的绝对真理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绝对真理，是人类对周围客观事物认识的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永远不停止的过程，这就是绝对真理。为什么这样才是绝对真理呢?因为只有这样一种认识过程才能完全反映不断发展的世界。世界是永远发展的，人的认识也应该是永远发展的。所以，只有永远发展，而且经常反映新的客观事物的这样的认识才算是绝对真理。人类有没有能力认识这个绝对真理呢?马克思主义者说，人类是有能力认识这个真理的。不过这种绝对真理的认识不是靠一两个人来认识，甚至不能靠几十、几百个人来认识，而是要靠人类一代一代地发展下去，一代一代地增加认识。因为个人的认识或几十、几百个人的认识都是有限的。人都是要死的，他不能永远跟着事物发展，光靠个人的认识是做不到的。但是，从整个人类来说，人类是有这种认识绝对真理的能力的。这就是绝对真理。
相对真理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者所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是有密切联系的。相对真理就是在人类认识不断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阶段，某一方面的认识。在整个发展过程里的某一阶段认识都是相对真理。为什么叫相对真理呢?就是说个别人的认识或一个时代的认识，都是受历史发展阶段的限制的，受历史条件限制的。所以叫做相对真理。它不是无限地发展下去，不能把无限总是掌握在手里，它只能掌握绝对真理的一部分，它只能认识无限发展的一个阶段，或一个部分、一个方面。整个人类是能够认识完全绝对真理的，但个别人就不能认识，就做不到。完全的真理是要靠人一代一代传下去，不断去认识。个别人只能认识整个绝对真理的一个时期、一个阶段、一个部分。所以，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两件事，而是密切联系的，相对真理不过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就是绝对真理的一个方面。所以，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是统一的，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当前的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我们就认识了绝对真理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只能认识一部分。我们的认识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我们的认识就是绝对真理的一个部分，因此，我们个人也只能认识绝对真理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我们的认识既然有绝对真理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认识只是相对真理。这就是说，我们也能够认识绝对真理，但我们认识的只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所以，人的认识凡是正确的认识都可以说又是相对真理、又是绝对真理，不过它不是完整的绝对真理，不是全部真理，是当时的相对真理，当时的绝对真理的一部分。当然，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那一个时期的相对真理，只是那一个时期的绝对真理的一部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是列宁阶段的相对真理，也是列宁阶段的一部分绝对真理。
我们现在的马克思主义，是以毛主席为代表这一个时期的绝对真理，也是相对真理。毛主席著作是代表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现代这个阶段的一部分绝对真理。因为它是一部分，所以它也带有相对性，只是反映了现代这个阶段的绝对真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就是这样。讲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说无非是要我们有这样一种看法：要相信我们是能够认识绝对真理的，是能够掌握正确的认识的。民主革命阶段我们有民主革命的总路线，在当时是绝对真理，但是，又是受当时的条件限制的相对真理。这个相对真理的历史任务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现在的路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一方面我们相信我们现在的认识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到我们的认识总是相对的。因此不要满足已经得到的认识，还要不断地前进。
归根到底，讲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无非是要我们注意要努力使我们的认识经常跟着实践前进，经常从群众中去学习，然后又总结群众的经验，再拿到群众中去考验，而且经常反复地这样做，永远也不要停止，永远也不要满足于现状。故步自封，骄傲自满，任何时候都不要犯这种毛病，任何时候都要反对故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毛病。否则，就是忘记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就是忘记了人的认识要不断跟着实践不断前进。永远不要满足于现状，就是这意思。这个问题清楚了，《实践论》的最后一个问题也容易了解了。
第八条，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关系
要得到正确的认识，必须首先要改造客观世界，要参加革命的实践。那么，是实践第一、还是认识第一?是物质第一、还是精神第一?就根本来讲不能说精神第一。桌子在先还是桌子的概念在先?有时候桌子在先，有时候桌子的观念在先。归根到底是自然产生的桌子在先，没有人工加工的桌子在先。最原始时大家碰到一块石头、土堆，就围在一起，把东西放在上面，根本没有人造过桌子。这是自然的、没有人造的桌子在先。然后，前人对这种桌子的实践首先成为经验，然后这种经验再加以概括，就成为带有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有了这种认识就能够制造一个桌子。所以，认识总是最后，实践在先。归根到底是实践在先，认识在后；物质在先，精神在后。就是首先要改造世界。
我们参加革命多年了，最初还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为了解决生活困难的种种情况而参加了革命。参加革命以后，除认识革命是什么东西，什么叫革命以外，首先是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中认识世界。这是什么意思呢?认识世界就是改造主观世界，由不知到知。在改造世界时是不知的，后来经过实践变为知了，由不知到知，就是主观世界的改造。这时又有一个知得很少到知得比较多，知得不很正确到知得很正确的问题。这时还要解决是非问题，正确与不正确的问题。所以，主观世界是这样改造的：在实践中首先是改造无知的主观世界变成有知的世界，然后进一步使知得很少变成知得很多的世界。知得很多中又有正确与不正确。所以，我们人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这种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不断地学习，就是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
客观世界的改造有没有止境呢?有没有尽头呢?是没有尽头的。因此，我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也就没有止境的，也没有尽头的。就一个人来说，除非我们不参加革命，要参加革命就要改造客观世界到底，一直到死才算完结。就一个人来说，到生命结束的时候改造世界才算结束。同样，改造主观世界也是这个问题。个人的认识是相对的，所以，个人改造是可以有止境的，就是生命结束了就停止。除非我们不要作革命家，要革命，就只要我们活着，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就不能有一点停止。因为我们没有第二个生命。但是，个人生命的结束，并不等于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就停止了，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还要继续下去，这是根本规律。当然，有人是反对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这是反动派，他们是人类的少数。人类的主流，大多数是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改造世界的看法。
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贡献是明确地提出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结合。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只是一般地讲改造世界。《实践论》又把改造世界一分为二，分为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客观世界要改造，主观世界也要改造。这种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者以前也是有的，但是没有这样集中地概括起来讲。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人类在生产中改造自己的认识，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马克思是从生产、经济学角度讲的，但从哲学上作这样更高的概括是毛主席的贡献，这是《实践论》里面的一个贡献，这个贡献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一思想后来成为我们整风的指导思想，成为我们全党教育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个思想现在还只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比较充分地了解，不是世界上所有共产党都了解。现在有些左派兄弟党也能了解，也注意要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结合的问题，也能够接受我们的整风思想。
整风运动的基本思想，在《实践论》里已经开始打下了基础。为什么这几年对整风名义不好?就是对整风有误解。这是对整风运动里作的一些不恰当的方面，作了片面的理解。这个运动里是有些搞得不恰当的地方的，有一些粗暴的东西，实际上是不符合整风原则的。但这种现象被一部分同志夸大了，在主观上片面化了，因此就觉得整风好像是不好。所以，听到整风两个字就紧张。这就是在思想上没有一分为二，所以才出现这种误会。整风运动的基本精神和整风中出现的问题，这是两回事，要一分为二。能够一分为二就能够避免这种误会。所以，应当根据《实践论》里所讲的精神重新对整风做一个正确的估计。
整风运动是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正确地决定的一种思想教育方法。它是教育全党、教育人民的一种非常正确的方法，一种科学的方法，符合于人的认识规律的一种科学方法。这就是关于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问题，也是毛主席思想的重要一环。
关于《实践论》就讲这些。
3.《矛盾论》—学习毛主席的一分为二辩证法
《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前已经讲过了，所以有些问题就不讲了。今天稍微讲一点，明天就可以讲完。
今天讲一个总的问题，是前面没有讲的。现在分几条来讲。
第一条，《矛盾论》如何总结了革命实践经验
《矛盾论》就是我们党成立以后16年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经验一个方面的总结。两条认识路线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也可以说是两种相反的观点、两种对立的观点的斗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认识路线的斗争，也可以说是两种思想方法的斗争。总的来说，都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两种认识论的斗争。把它分开来讲就是两种观点、两种方法，其中也有立场问题，是无产阶级立场还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的问题。立场问题主要是成为犯路线错误的人的问题。一般的同志忠心耿耿要革命，但思想上有一点片面性，有一点脱离实际，有一点经验主义，那不算是立场问题。在政治上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就是立场、观点、方法都有问题。陈独秀是资产阶级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立场，唯心主义观点，形而上学的方法问题。王明、博古三次“左”倾路线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后来，到抗战初期又成了资产阶级的问题。分开来讲就是有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和方法问题。
《矛盾论》着重总结了方法上的问题，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两种方法路线问题。现在我们是用理论来说两种方法路线问题，就它的具体内容来说，就是要不要对立统一规律的问题，要不要一分为二的问题，就是两条路线问题：一条正确的路线，一条错误的路线。毛主席从一开头就坚持一分为二这样一种认识路线、方法路线。另外一个方面是陈独秀、王明和博古反对一分为二。所谓反对一分为二，不一定是在一切问题上都反对。例如，陈独秀、王明和博古写起文章来不一定否认两大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别和对立的名词，在他们文章里都有。他们是在关键问题上反对一分为二的。重要的错误都是发生在关键问题上反对一分为二，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根本错误。现代修正主义就是这样的。修正主义一般地也不否认阶级和阶级矛盾的，但是，到了关键问题上他就要掩盖矛盾。所以，我们现在的斗争复杂就在这里。现在的斗争跟以前的斗争不同，以前形而上学在任何问题上都反对一分为二，但马克思主义是占了优势这方面。现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是公开的、一般地来反对辩证法，而是说自己要坚持辩证法，辩证法的假面具还要坚持，问题是在关键问题上。比如陈独秀在资产阶级问题上，就只看到资产阶级进步的方面、革命的方面，没看到资产阶级反动的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不一分为二。“左”倾路线也是这样，在其他小问题上也不反对一分为二，而在关键问题上，比如在农民问题上，资产阶级问题上，就反对一分为二。陈独秀强调大资产阶级革命的方面，不分出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方面。“左”倾冒险主义只强调资产阶级的反动方面，不分出它革命的方面。关于农民问题也是这样。陈独秀只强调农民的落后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革命的方面。“左”倾冒险主义者当时对农民阶级里的富农、富裕农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区别，跟反动派之间的区别不是一分为二，富农也反对，富裕农民也反对。
现在我们坚持辩证法的路线问题比较复杂，就是要善于在关键问题上是否是一分为二，做到这点有时候是很困难的。比如分析现在世界上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很不容易决定。修正主义要掩盖现代世界的主观矛盾—亚、非、拉的主要矛盾正在高涨。他在表面上也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但实质上他用种种诡辩的方法来取消这个矛盾。这些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
毛主席一直是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的。不只是在一般问题上注意一分为二，更重要的是做到掌握一分为二的具体内容。在每一个阶段，辩证法的掌握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规律分不开。实践和认识的每一个反复都要对矛盾做一次重新的分析，因此，对辩证法的问题有新的发展，新的内容。实践每前进一步就出现新的特点，因此，就提出新的问题，就要做出新的总结。
《矛盾论》为什么要讲那么多问题，为什么要讲内因和外因、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些问题?为什么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著作没有讲这些问题?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结合16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来研究。这些问题都是从16年的中国革命实践中来的，《矛盾论》不过是把16年来的革命实践一分为二地反复斗争经验作了总的分析。《矛盾论》里所提出的问题不是突然提出来的，是在16年实践中一步一步提出来的，最后才在这篇文章里作了综合，成为系统的文章。同志们自己串串历史自己可以举几个例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大体上解决中国阶级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坚持阶级斗争的普遍真理，对中国的特点作了具体分析，最突出的是对资产阶级的分析，再一个就是对小资产阶级的三个阶层的分析。还有就是我们的敌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过去是封建势力，再加上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中国革命阶级的特点基本上解决以后，再分析中国各阶级的矛盾。毛主席基本上是坚持这种分析方法的。
革命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就出现新问题。比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现了什么问题呢?那时候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政治上有这样的问题：革命稍微得到一点胜利以后，我们革命在战略上是进攻还是防御的问题。如三次“左”倾路线都有这个问题。毛主席辛辛苦苦地在井冈山打了两个胜仗，上海的“左”倾指挥者看到那种胜利以后就说可以进攻了，就号召全国大罢工，进攻大城市。因此，在同“左”倾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要提出一分为二这个问题，既要看到主要方面，也要看到另一方面。“左”倾冒险主义者认为只要在农村里打了两个胜仗，那么主要方面是在革命方面，因此，就采取进攻的手段。从李立三到王明、博古都是这样。王明、博古反对李立三，但他们比李立三的片面性更厉害，问题搞得更糟。所以这时候，在对敌斗争中要掌握新的具体特点，要了解矛盾的特殊性，不能一般地了解谁是敌人，而要了解敌人和我们谁占主要方面，在敌我力量对比上谁占主要方面。当时，在大城市里敌人是统治者，敌人明明是支配者，是主要方面，但“左”倾冒险主义者却在大城市搞进攻，不采取积蓄力量和防御的战略，不采取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相配合、非法斗争和合法斗争相配合的这种灵活战术，而一味搞公开斗争，搞公开反对斗争。在这时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的政治斗争提出了主要方面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规定战略和策略的问题，这在《矛盾论》里讲得很清楚。
再进一步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即“九·一八”敌人打进来了。这时候跟“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斗争就提出一个主要矛盾的问题，要不要解决主要矛盾的问题。还有，在党内斗争中有一个肃反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提出了对抗与非对抗的问题。实践要求党提出这些新问题，这种新问题是以前别的国家在比较简单的革命斗争中提不出来的。由于我们中国有这样复杂的斗争情况，就提出这些新问题。所以，到了1937年毛主席写《矛盾论》时，就总结了正确与错误经过一个实践过程都得到了证明，然后再把实践变成认识，把物质变成精神，得出这个结论。因此，《矛盾论》就包含这几章。
同一性和斗争性也是在跟“左”倾、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提出来的。要不要又联合又斗争，或者是只联合不斗争，或者是只斗争不联合的问题，都是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然后经过几次实践和认识的反复，最后在1937年完成了这个认识。所以可以说，《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正确认识的完成，但是，完成并不等于认识最后结束，后来是有发展的。《矛盾论》的特点就是这样，他是把实践经验加以总结而成的一本著作。
第二条，关于如何理解一分为二的问题
是不是一分为二是惟一的方法，可不可以一分为三?因为有同志讲我们分析问题总是要分两头和中间；左、右和中间，这不是一分为三么?现在，我可以简单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分为二还是一分为三?中间的东西还是要一分为二的，归根到底还是一分为二，不是一分为三。一分为二就是先分成两个极端，除两个极端之外还要注意中间的东西，中间的东西再一分为二。因为中间的东西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它是左、右摇摆的，中间派就是左、右摇摆的。要看它怎样摇摆，要看斗争的情况，“左”派坚决，它就动摇到左边；如果“左”派不坚决，中间派就要动摇到右派方面去。帝国主义就是这样跟我们斗争的，他要争取中间力量。修正主义也是争取中间力量。我们的办法就是坚持我们的路线，表示坚定的态度，中间力量就会摇摆过来。
这次亚非筹备会议不是证明了吗?陈毅副总理坚持不要苏联进来，原来中间想动摇、想推到亚非外长会议去解决，那样的结果不就等于承认苏联可以进来吗?由于陈副总理坚持主张不让苏联进来，这样中间力量就过来了。中间力量是不坚定的，如果陈毅副总理也不坚决，如果会议始终是苏班德里约掌握，苏联修正主义就胜利了，中间力量就动摇到那里去了，实际上苏班德里约是中间派，他也抵抗不了修正主义的压力。
所以，一分为二就够了。
一分为二就是辩证法，如果把一分为二换成一分为三，又降低了一分为二，又把原来可以一分为二的东西变成了独立的东西，又把二合为一了。我们反对“合二为一”，而坚持一分为二。因为中间派总是想把它调和起来，但是矛盾是不能调和的，而要暴露矛盾，揭露矛盾，经过斗争解决矛盾。一分为三实际上是一分为二的一部分。所以，要坚持一分为二。我们要把一分为二坚持到底，这就是辩证法的方法。
第三次讲课
(1964.5.27)
今天接着讲《矛盾论》部分。《矛盾论》部分有些问题以前已经讲过了，昨天也联系历史讲了一点，所以，联系历史这一部分可以不必多讲。今天只着重讲一下大家提的问题和与当前有关的问题。
现在继续讲第二条关于如何理解一分为二的问题。
在我们现在的实际生活里，实际斗争里，运用一分为二辩证法主要抓一些什么问题?我想讲讲这个问题。
昨天已经讲了，辩证法的核心就是对立统一的规律，就是一分为二的方法。一分为二的方法的提法，开始是在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里面谈到的，这就是统一物一分为二的问题，列宁当时是作为一般真理讲的。最近，毛主席把它当做一个非常通俗的普遍应用的方法提出来，作为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方法提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分为二，使得辩证法的方法能够很通俗、但又很深刻地表现出来。特别是在联系实际上，用这样的表达方法更有深刻的意义。因为我们在实际生活里就是不容易坚持一分为二。就我们这些年来说，我看在认识上所发生的毛病，在方法上恐怕都是由于对一分为二的方法搞不清楚。在一些大问题上，不能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忘记一分为二的方法，认识就出毛病。
对社会问题来说，对我们的实践的问题来说，一分为二首先是阶级问题。在阶级问题上要一分为二。我们多年来，恐怕从民主革命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中间出的大问题，带路线性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来，都是对阶级问题缺乏一分为二的观点。从陈独秀起一直到我们这几年来发生的问题，我们仔细想一想，很大的路线问题，在方法上都是关系到在阶级观点上不能掌握一分为二的方法。政治路线问题本身就是阶级问题。
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一开头就讲分清敌我，就是分析阶级的问题，通过分析阶级来分清敌我友。所谓政治路线无非就是阶级斗争的路线，就是分清敌我友的问题。陈独秀搞不清敌我友，王明、博古搞不清敌我友，在民主革命时期也有好几次。
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阶级分析。这里面有右的、有“左”的。右的错误是忘记了跟资产阶级的界线。“左”的原因之一是把工人和农民的界线分不清楚，在农民中间想贯彻工人的要求。1958年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讲过：农民还是农民。那时候我们有些人忘记了这点。有时候，甚至有人认为农民比工人还先进。究竟是工人领导农民，还是农民就等于工人呢?这个问题弄不清楚。这是路线上的问题，根据这一点可以把从陈独秀以来所有关于路线性的问题串起来。
其次，是在形势问题上不能一分为二。刚才我们是讲在历史上对大的问题不能一分为二，因而发生毛病。首先是在阶级问题上不能一分为二，其次就是在形势问题上，不善于一分为二。
形势问题不能一分为二，这个问题也讲过。就是在顺利的时候不能一分为二，不能找到和警惕可能发生的困难；在黑暗的时候，对困难不能一分为二，对坏事不能一分为二。出现一些困难就以为不得了，看不到出路，出现了修正主义就惊慌失措。修正主义也可以一分为二。修正主义是坏的，但是修正主义是我们的反面教员。这个问题的一分为二，一般人是看不到的。这个问题也可以串我们的历史：顺利的时候就盲目乐观，困难的时候又悲观失望。这都是盲目的，头脑不清醒。这也是常常在关键问题上、在关键时期发生错误的原因。
第三，就是对成绩和缺点、正确和错误不能一分为二。看到成绩就以为一切都好了，抓住人家的缺点就以为一切都不好了。这是我们的内部，讲我们自己的工作。不是讲形势、阶级斗争，不是讲敌我问题，是讲人民内部的问题，对待正确与错误、成绩与缺点不能一分为二，这是历来都有的。对待人的错误，批评起来就是攻其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要讲成绩就生怕讲缺点，只愿意讲自己是正确的，不愿意讲自己有什么错误。毛主席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里面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来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最后一段就是讲要划清两种界线：革命还是反革命，正确还是错误，成绩还是缺点。毛主席始终坚持这种一分为二的方法，在民主革命时期早就提出这个问题来了。
讲到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这个问题的时候，值得注意的是，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缺点，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一个根本的估计。如果他的成绩是七分，错误是三分；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错了。
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毛主席还是坚持。最近，在我们的工作上反对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在这个问题上也提出了一分为二的方法。在进行一般的工作、发展生产的问题上，要一分为二。现在开展的比学赶帮运动，就是以一分为二的思想作基础。如果不能在成绩和缺点、错误和正确方面一分为二，那么就没有什么可比的了。如果自己以为都是成绩了，那么就和别人没有什么可比的了，就自满自足了。就是因为有成绩也有缺点、有正确也有错误，所以才能比。一方面和别人比，另一方面自己也要比。首先是把自己的内部比一比，把自己的成绩和缺点比一比，是三分还是七分，把自己分析一下，分析以后再跟别人比。不比就没有办法学，没有一个比较，你学什么呢?那也就无所谓赶，无所谓帮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们应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在我们一切工作中间最大的是这三个问题，也还有其他问题。阶级方面一分为二，不但不同阶级要一分为二，同一个阶级也要一分为二。一个是资产阶级的一分为二，一个是农民的一分为二。我们无产阶级也要一分为二，无产阶级也有先进和落后。党也是这种情形，党内也有一分为二的问题。
阶级一分为二、形势一分为二，工作的成绩和缺点、正确和错误一分为二。这三个问题恐怕是比较普遍的问题。这是我们整个历史上一直到现在比较普遍的问题。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这几个方面是对我们的工作到处都有影响的，所以坚持一分为二的方法，是不是着重在这三个方面来坚持。
第三条，关于如何进行一分为二的问题
有人说，有些问题好像不好一分为二。比如：最反动的人物怎样一分为二?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好解答。毛主席就经常对最反动的人物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看。最显著的就是讲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这就是一分为二。如果希望对帝国主义像对我们自己一样来分，就不可能。我们自己内部一分为二，一般是这样分，就是我们有先进思想，也有一些落后的思想；有一部分人比较先进，有一部分人比较落后。就一个同志来说，既有无产阶级思想，也往往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有先进的方面，也有落后影响的方面。这样一个两分法，如果用到反动派当然用不上了。
有人说有些事难分，我想就是因为又把一分为二公式化了。以为一分为二，就是分成绩和缺点、正确和错误。反动派是不是也有成绩和缺点呢?拿这个死的公式到处去用，就用不通了。把辩证法当成一个现成的公式，变成万金油，那就搞不通了。你说它包医百病，实际上有许多病就医不了。所以这里就有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一分为二要针对不同的情况，根据不同的情形用不同的分法。对不同的对象就有不同的分法，根据不同对象的特点实事求是地分。不能主观上决定一个公式，就按照这个公式去分。一分为二仅仅是一个方向，是一个普遍的方向，这叫矛盾的普遍性。
到处都是一分为二，但是，在分到反动派头上就不能用在我们自己内部的方法来分了。对帝国主义只能这样分：它又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在战略上是纸老虎，在战术上又可能是真老虎。并且对帝国主义的分法也不只是这一方面，毛主席单单就纸老虎问题就有两种分法。毛主席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这样讲：“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政权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89页)后来它的统治要没落了，那时候它才变成纸老虎。所以，对于统治的剥削阶级，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战略、战术的分法以外，还有一个历史的分法。它上台前后和它没落的时候也要一分为二。尽管它是剥削阶级，它在初上台的时候是真老虎，它是有真正作为的。等到它的政权要垮了的时候，就没有作为了，就成纸老虎了。可是这个纸老虎在战术上可能还是真老虎。这又是一分为二。所以在纸老虎、真老虎的问题上，有两种分法：历史分法和战略、战术的分法，就是纵的分法和横的分法。
为什么有这样一些分法呢?因为对象自己本身就是这样分了，不是我们主观上分的。毛主席这种主观上的分法，无非是经过调查研究把它的历史调查了，现状也调查了，然后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把它的情况如实反映到脑子里来。所以，两分法实际上是客观事物对立统一的反映，并不是主观上有那么一个公式，把反映的对象人为地分成两部分，而是按照事物的特殊情况正确地反映事物自己的对立面。
又比如说，帝国主义有两手，这也是一分为二。帝国主义是反动的，但是它的反动有两手：有暴力的一手；有和平的一手。这两手对蒋介石也适用。蒋介石从前对中国人民也有两手：暴力的一手；欺骗的一手。公开压迫的一手，笑脸欺骗人民的一手。同一个对象，它有各方面的对立面，所以你可以从各方面来一分为二。蒋介石对人民有欺骗和暴力的两手，对美帝国主义也有两手，又依靠美帝国主义，又和美帝国主义有矛盾。每一个走狗都有这样的特点。吴庭艳、朴正熙都是这样，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但又跟他的主子—美帝国主义有矛盾。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有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是联蒋反美的。金门打炮就有这样的意义。隔日打炮，打一下拉一下。结果炮是打在美帝国主义身上。打炮单日双日分开，这也是一分为二。这样做，符合情况，符合需要。
所以，既要坚持一分为二，又要能够实事求是地注意事物特殊的性质。如果能够经常注意这样做，我们对待工作，对待斗争，就能够很好地处理问题。
就是对最反动的人也可以一分为二，不过只是分法和对革命人民的分法不同。
修正主义也可以一分为二：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坏蛋、是反动的、反革命的，但是他又是反面教员。这也是一分为二。
我们党是最幸福的。毛主席把辩证法用到了最高的程度，处处应用，时时应用。这给我们很大教育，很多问题过去想不通，今天一分，就想通了。坏事可以变好事，从前谁敢这么想！反动派可以作反面教员，从前谁敢这么想！经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讲，我们就清楚了。
地主阶级要打倒，但要一个不杀，这也是一分为二。对地主和他的子女一分为二，对他的子女家属又要一分为二。对于被打倒了的地主又要限制他们，又要改造他们。要消灭他，但又不杀他。我们对剥削者采取改造的办法，这也是一分为二。剥削者是人民的敌人；但是在我们的政权下，剥削者又可以改造为一个劳动者。在他们统治的时代，他们不是劳动者。我们把他们打倒以后，在我们的统治下，一方面把他们看做剥削者，另一方面也要把他们改造成劳动者。
一切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最好的东西可以一分为二，因为即使是最好的东西，也不是就好到尽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可以一分为二，因为任何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既是绝对真理，又是相对真理，既是普遍真理，又是具体实践。列宁在列宁的时代，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峰，没有人能超过他。但是，列宁还是受到了限制，列宁的许多思想还要毛主席来发展。列宁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峰，但并不是尽头，这也是一分为二。最好的东西可以一分为二，最坏的东西也可以一分为二。
总之，一分为二这是最普遍的宇宙规律，也是最普遍的方法。不能有任何例外。如果有例外，那就是我们主观上没有很好地理解，而不是客观事物本身有什么例外。这个问题要很好地、深刻地理解。不管什么样的客观事物都包含各不相同的方面，没有任何事物不由许多不同的方面组成。它的不同方面就是它的内部差异，差异就是矛盾。
一张纸也有两面，两面就是矛盾。我们用纸的时候总是用正面，不去用反面。而正面和反面又是互相排斥的作用。任何东西，它有它的各方面，它的各个方面都是形成一组一组的对立面。身体上有左手和右手、左腿和右腿、左眼和右眼。鼻子虽然是一个，但是有两个孔。它们都是一组一组的对立面，都是对称的。你找不到没有对称的东西，找不到没有对立面组成的东西。所以不要以为任何一件事情只有一个矛盾。一件事情它有许多方面，许多组矛盾。不过有些矛盾不重要，有些矛盾重要。
我们处理人的问题，主要抓思想问题，不是抓两只眼睛、一只鼻子的问题。在工作中、行动中，最主要的矛盾是思想问题。有些不主要的矛盾，可以撇开不管，在日常生活里自己就可以解决了，没有什么大妨碍。在行动中，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矛盾，我们必须抓住。
列宁讲过，每一个事物都有许多方面、许多联系。这种说法是不是和对立统一规律有点不一致了?好像不是一分为二，而是一分为好多方面。
对列宁这句话不能这样理解。列宁讲的是一个事物的内部有许多矛盾、有许多联系。人类有生理的矛盾，有社会的矛盾；要吃饭，就和饭有矛盾；要呼吸空气，就和空气有矛盾。但是人的生活主要是社会生活，主要是人和人的矛盾。有各个方面的矛盾，要研究各个方面的矛盾。生理学家要研究人和周围自然界的矛盾。
因此，矛盾是有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每一个个体内部的各个方面互相发生的矛盾，和外部发生的联系，又有外部的矛盾。所以研究这个矛盾要有全面性。凡是起作用的、重要的矛盾都要作全面的研究。我们讲要全面分析矛盾，不是指对每一件事情的所有矛盾都研究，而是对起主要作用的矛盾作全面的研究。
刚才我们讲的三类大矛盾，从历史到现在，对阶级和形势、成绩和缺点、正确和错误，这些矛盾随时都要注意。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里，研究了中日的民族矛盾以及中国和日本战争与地理条件的矛盾，研究了这些矛盾之后，还要研究国际关系的矛盾。内部矛盾就是进步与反动的矛盾。我们是真正进步的正义战争，日本是反动的战争。其他的地理条件，如中国是大国、日本是小国。这是说自然条件的矛盾关系。还有国际关系。我们能够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日本就要逐渐孤立。这里研究了内外部矛盾。一分为二要做具体的分析，不是只分析一组矛盾，而是以一组矛盾为中心，它的主要联系也要研究。中日两国谁进步、谁反动的问题研究清楚了，然后研究这两个方面的地理条件、国际环境。这是外部联系。内部条件加外部联系，凡是起重要作用的都加以研究，这样把事情的规律就弄清楚了。
规律是什么东西?规律就是矛盾斗争的结果。矛盾的情况、斗争的情况，又决定了事情发展的基本过程，这种基本过程就是规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要经过三个阶段，这是规律。这个规律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敌人是反动的，我们是进步的；敌小我大；敌人是会孤立的，我们是会得到援助，从这样一些矛盾的研究和综合得来的。矛盾弄清楚了，根据矛盾的斗争情况，就可以预见到事情是怎么样发展的，那是必然的。矛盾的情况不同，它的发展结果就不同。对立方面的力量对比、力量消长过程不同，事情的发展也会不同。敌我力量的对比会有变化，开始敌大我小，敌强我弱；以后会变成敌小我大，敌弱我强。这些就是经过了对矛盾的比较具体的分析，对主要起作用的矛盾进行具体分析，就可以得到的结果。
我们现在讲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也是因为帝国主义同我们的力量对比，在现在总的说来是人民占优势；另外一方面，帝国主义它是要没落的。现在它比较强大，但是它越来越没落。这种矛盾情况综合起来，可以肯定战略上帝国主义要垮台。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最后消灭，这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规律。这规律是从哪儿来的呢?这是对敌人和人民两方面矛盾的具体情况分析的结果。掌握了矛盾，就能够掌握事情的本质，掌握事情的规律。
一般的事物都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既要研究内部矛盾，也要研究外部矛盾。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是相对的、有联系的。外部联系就是外部矛盾。在小的范围看来是外部矛盾，在更大的范围内看来又是内部矛盾。例如，一个国家讲国际关系，是外部联系、外部矛盾；但就整个世界讲，国际关系是世界内部的关系。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是相对的。但是，内部矛盾对发展起根本性的作用，外部的矛盾对发展起次要的决定作用。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条件。这个原则也是毛主席在《矛盾论》里的一个贡献。
有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外部矛盾能不能起决定作用?是不是只有内部矛盾才起决定作用?
我看这问题可以这样答复。这里面没有什么内外哪一方面不起决定作用的问题。外部矛盾也起一定的决定作用，有条件就起决定作用，不然就不叫条件。还有，我们经常这样讲，事物的发展决定于什么条件，条件就是一种原因，原因对结果总是起决定作用的。相信原因能产生结果，这种思想叫做决定论。相信因果关系的，相信科学上肯定的因果关系，叫因果论。所以说，凡是原因对结果都起决定作用。外因既然是原因，也起决定作用，和内因一样，内因也是原因，也起决定作用。所以，问题不是哪一方面起决定作用和不起决定作用的问题，问题是内因起什么样的决定作用，外因起什么样的决定作用。《矛盾论》里没有讲外因就不起决定作用，《矛盾论》里只是说，内因起主要的决定作用。外因也不是说就不起任何决定作用。不过，外因不能起主要决定作用，最根本的决定作用是内因。
所以，要研究事物的发展，首先要把内部矛盾研究清楚。要研究一个国家的发展，首先把内部的阶级矛盾认清楚。中日战争，为什么毛主席能够断定中国人民一定胜利?胜利的根据在什么地方?《论持久战》里讲我们胜利的根据是：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是全国人民起来反对反动派、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首先是一国内部，它是进步的。内部运动的斗争里，进步的力量占优势，进步的力量占主导。所以，它就成为我们最后胜利的根据。
这就是说，内因是第一位的，最根本的原因。外因是第二位的，这些原因在一定的范围内起决定作用。所谓一定范围内，就是说，它不能对事物根本发展方向起决定作用，而只能对事物发展的快慢、速度、规模起决定作用。事物或事情最后得到什么结果，不决定于外因，而决定于内因。
分析事物各种内外矛盾的时候，要着重抓内部矛盾、着重抓内因。关于这个问题，附带着简单地解释一个具体问题。
有人问：为什么教条主义是“五四”运动的反动?这种现象在哲学上、在实践上怎样解释?
这解释还是很简单，就是把“五四”运动一分为二。“五四”运动是一个进步的运动，但是这个进步运动有它反面的东西。“五四”运动本来想打破封建的教条，根据中国的情况了解中国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在打破封建教条，学习西方，也学习苏联的时候，又出现了新的教条。它一方面是前进的运动，但前进运动中又有落后的方面。这前进和落后两个方面，反映了“五四”运动本身有阶级斗争。同样是反封建，但有资产阶级反封建，有无产阶级反封建；有陈独秀为代表的反封建，有胡适为代表的反封建，这是一分为二。同样是反封建，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李大钊，还有一个是胡适，这里面又有一分为二。胡适带来了洋教条，陈独秀开始带来了我们的新的教条主义。陈独秀还说不上是完全的教条主义，但是有一些学托洛茨基。学托洛茨基是教条主义。许多问题都是一分为二可以解决的。
思维与存在也是对立的统一。思维与存在是对立的，因为思维经常脱离存在。我们说它是对立的统一，就是说思维能够反映存在。但是，这个反映是有条件的。要参加实践，而且要参加革命的实践，要在实践当中进行调查研究。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说明一下。就是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性是相对的。这个问题，有时候说道理越说越不通，这问题是相当普遍的、常常有的，这个问题不如简单地说一下容易了解。
最简单的说法是这样：因为它是对立面，对立面当然都是互相排斥的。既然叫对立面就互相排斥，不然怎么叫对立面呢?所以对立面互相排斥是无条件的。因为它本质上是对立的东西，本性就互相对立。所以，它的相互排斥的作用，是没有什么条件的，是绝对的。既然对立面是互相排斥，要把它们联系起来，没有条件当然不行。没有条件怎么能联系起来呢?这就是统一性。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两个对立的阶级，利益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的，是没有条件的。资产阶级要剥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要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这个对立是没有条件的。那么这两个阶级既然是根本对立的，所以要联系起来非有一定的条件不可。条件有各种各样，历史上的条件也是这样。资产阶级要掌握暴力，掌握国家政权来压制工人阶级，要在这种条件下他才能在一个社会里联系起来。资产阶级如果没有暴力作保证，它的统治就保持不了，统治也就维持不下去了。那么无产阶级怎么能够和它在一个社会里存在呢?这是有条件的。既然是有条件的，所以也是暂时的，这种条件能够维持也是暂时的。这个条件如果消失，它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在我们国家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统一性，是在另外一种条件下的另外一种统一性。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接受改造，这样就有统一性。它不接受改造就没有统一性。如果资产阶级坚持不接受改造，就要被消灭，就要被镇压。根据事物的本性，根据逻辑，自然可以得到这一点。
事物的本性就是对立的，就是斗争。所谓斗争就是互相排斥。所以，互相对立、互相排斥这是无条件的。这种对立的东西要互相联系起来，总要有一定的条件。要使对立面联系起来，就要有一定的条件。发展主要是靠斗争。有时候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也需要把某种对立面联系起来。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时候，有时候需要联合资产阶级，需要这种统一性。为了斗争，需要统一性。为了斗争既然需要这样统一性，那么就要寻找建立统一性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你要有一个适当的政策，这个政策既要保证我们的领导地位和独立地位，不去投降敌人，投降就不是联合了；又要保证资产阶级能够接受，使资产阶级也觉得它的利益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失。还要加上为了坚持这个政策，跟资产阶级进行某些必要的内部的斗争。要用适当的斗争方法，不是对抗性的，又能够保证我们的领导，又能保证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的政策。为了加强坚持这个政策进行斗争。这种条件找到了，统一战线就找到了，对立的联系能够找到，对立的统一性就可以找到了。有了这种统一性，就可以帮助我们壮大力量，进行斗争。有许多对立面是我们需要它联系起来，需要它有正确的、鲜明的统一性。这些统一性都是有条件的。
比如工业和农业。为了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工业和农业并举。使工业和农业能够很好地保持统一性。为了使工业和农业能够保持统一性，我们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来摸索这个条件。斯大林曾经摸索了一下，没有摸准。摸到一个叫做优先发展重工业，结果是片面的。现在赫鲁晓夫也很想着重发展农业，反把工业削弱了。毛主席在1953年提出工农业并举。这个并举提出了一个原则，要使这两个力量很好地联系起来。但是，那时候究竟怎样联系还是摸不清楚。所以，从1953年以后，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总是搞得不很好，总是工业和农业有些矛盾，或是太偏重农业，或是太偏重工业。恐怕前几年主要还是太偏重工业了，恐怕是有点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太偏重工业就使得工业和农业的统一性不能很好地掌握和建立起来。这就是说，没有找到这个好的条件。为了找这个条件，从1953年毛主席提出并举的原则起，经过很多实践和认识的反复，到1959年，毛主席才开始提出以农业为基础。毛主席这个思想实际上很早就有了，但是作为一个原则提出来好像是在1959年(是不是?我记错了，大家可以纠正)。然后，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这个原则找到了，然后按照这个原则在许多工作上努力再调整。这样，我们就能够基本上把工农业的对立统一规律掌握了。
世界上的矛盾有两类：有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一类是要把矛盾的一个方面消灭了，矛盾才能解决。比如说，革命与反革命，正确与错误。这种矛盾，是要把反革命消灭了，矛盾才能解决，把错误消灭了，矛盾才能解决。这种对立面是不能两立的，互相排斥的。这类矛盾多半是指新生和腐朽，这是一类性质的矛盾。
还有一类矛盾，它是前进道路上，前进事物中的相互关系。比如：工业和农业是我们社会主义进步事业内部的两个部分，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革命的领导和革命的群众都是进步的、革命的，但是，仍有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类矛盾的解决不是消灭一个方面的问题。恰恰相反，是要使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很好地结合起来。但是这种结合是有条件的。
比如，领导和群众。首先要有一个条件，就是领导没有官僚主义。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够结合。而官僚主义很容易产生，因此矛盾经常出现，互相排斥也是经常有的。要建立统一性就必须很好地把这个联系建立起来，就要经常地努力把这个条件掌握起来。工业和农业就需要掌握一个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原则。在思想上要常有这个原则，还要在实践上采取具体办法能够贯彻这个原则，然后才能够很好地建立起来联系。就是建立起来了这种联系以后，也不是说能够绝对一劳永逸的，建立以后又会脱离。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也是这样，一个时候领导和群众结合，问题解决了。过一个时候，可能领导又犯了官僚主义，或者群众里有极端民主，就又会脱离。任何一种矛盾，它的对立面要变成统一性，都是有条件的。
关于《矛盾论》的问题，我想就讲这些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