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于以上所说，都是就文化类的观点立论。我们不说所谓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而只说生产家庭化底文化、生产社会化底文化。我们是从文化类的观点以看普通所谓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从这一观点以看普通所谓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我们只注意于其同，而不注意于其异。或可问：如有两个或几个民族在同一文化类，就其在同一文化类看，它们当然有其同；但在别底方面看，是否亦有其异？我们说：当然有其异。正因有其异，所以有两个或几个民族，虽在同一文化类，我们还可以分别出某民族是某民族。正如两个人或几个人，虽同是工程师，就其同是工程师说，他们当然有其同，但在别底方面他们还是有其异。因有其异，虽他们同是工程师，而我们仍能分别出谁是张三，谁是李四。
从类的观点看，事物所有底性质，有主要底，有不主要底。例如张三、李四，同是工程师，当然俱有其所以为工程师者。此其所以为工程师者，从工程师的类的观点看，是是工程师底人的主要底性质，有之方可为工程师，无之即不可为工程师。至于张三是胖子，李四是瘦子，则从工程师的类的观点看，俱是不主要底。一个人的胖瘦，对于他的是工程师，并无关系。此是就类的观点看。若从个体的观点看，则在张三或李四所有底性质中，我们不能分别哪些是主要底，哪些是不主要底。此点我们于第一篇《别共殊》中已曾提及。现在我们可以说，各个体之所以为个体，正因他们所有底许多性质，各不相同。从类的观点看，除了属于其类底一性质外，其余底这些性质，都是不主要底；但自个体的观点看，则其余底这些性质都是重要底。我们能分别张三李四，正因一个是胖工程师，一个是瘦工程师；假使两人都是胖的时候，我们或者说：高而胖底工程师是张三，低而胖底工程师是李四。
从另一方面说：一个民族的本身，若常在生长发展中，则它的文学艺术亦常在生长发展中。有生长发展，即有变化。文学艺术之所以必有变化者，因为人在某种情形下所有底某种情感，在某种文艺中用某种方式，只有一个最好底表示。若此表示已为人所表示，则后人即只可“述而不作”了。例如人在某种情形下所有底某种情感，在用中国言语写成底七律诗中，只有一个最好底表示，即只有一首最好底七律诗。如李白登黄鹤楼诗：“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一首最好底登黄鹤楼诗，崔颢已经写了，所以李白即“道不得”了。但李白所说底这个意思，崔颢并没有说，所以李白还可再写，但后如有人再说“眼前有景道不得，李白题诗在上头”，那即味同嚼蜡了。用一种言语底一种文体，用得久了，人在所有底可能底环境中所有底可能底情感的最好底表示，都已表示过了。所以后人再用此文体所作底作品，都难免多少有点“味同嚼蜡”。有些人可以用集句的办法作许多诗。这即可见，人在各种情形下所有底各种情感，在前人诗中，都已表示过，后人只可以述而不作了。一种文体若已有这种情形，则文学作家，即非用另一种说法，以说人在某种情形下之某种情感不可。此另一种说法，即是一新文体，文学的一种新花样。
在民初，所谓新文学，即是要立一种新文体，文学的一种新花样。就以上所说看，新花样是必要底。不过民初以来，新文学家的毛病，是专在西洋文学中找新花样。他们不但专在西洋文学中找花样，而且专在西洋文学中找词句。于是有些人以为，所谓新文学，应即是所谓欧化底文学。
有些人以为所谓新文学应即是所谓欧化底文学，这是不对底。在新文学运动中，有些改革，并不是欧化，而只是近代化或现代化。例如用新式标点，并不是欧化，而只是近代化或现代化。在欧洲古代及中古时代，书亦是没有标点底。古代及中古底书，没有标点，亦没有引得。在古代及中古，书少，书是预备人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底看底，不是预备人走马看花地翻阅底，所以没有标点。在古代及中古，书亦不是预备人查底，所以没有引得。在清朝的四库全书中，每书不但没有引得，而且没有目录。在这一点，它颇有点“古意”。有标点、有引得底书，固然亦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但现代亦不免有些人因有标点，有引得，而只翻阅书、查书者。所谓近代毛病，此是其一。
普通所谓文学中底欧化，有一大部分亦不是欧化，而是现代化。在现代，我们有许多新底东西，新底观念，以及新底见解，因此亦有许多新名词，新说法。我们现在底人说底或写底言语中，有新名词，新说法，乃是因为我们是现代底人，并不是因为我们是欧化底人。我们说：坐火车，坐飞机。这些话是从前所没有底，不过这些话，与“坐牛车，坐轿子”等，同是道地底中国话，不是欧化底中国话。我们说：“民主政治是最好底政治。”这话亦是以前所没有底，但这话与“人为万物之灵”，同是道地底中国话，不是欧化底中国话。这是就所谓新东西及新观念说。就我们现代人的思想说，我们现代人对于事物，观察较清，分析较细，自然有许多分别，以前人所未看到者，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说法，因此亦较细密。例如我们说：“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底哲学史呢？如果一个人写一本英国物理学史，他所写底实在是在英国底物理学史，而不是英国物理学的史，因为严格地说起来，没有英国物理学。”这一段话，有人或认为是很欧化了。其实这一段话，不过是用一种比较细密底说法，以说一个分别，为普通人所未注意到者。若说这段话是什么化底，我们说它是现代化底。
有些现代中国人，并不是因为以上所说底，或类似以上所说底关系，而因为要表示他吃过洋饭底关系，故意将他所说底，或所写底话，弄得特别。例如请人吃饭，他不写“谨订于某月某日某时洁樽候光”，而写“某某先生太太有荣幸（或有快乐）请某某先生某某太太吃饭，于某月某日某时”。又如与人写信，他不写“某某先生大鉴”，而写“亲爱底某先生”。下款不写“弟某某”，而写“你的忠实底朋友”，等等。如此完全改了中国言语在这些方面底说法，而此改并没有什么不得已底理由。这些是真正底、单纯底“欧化”。站在言语的立场说，这种“欧化”是不必要底。站在民族的立场说，这种欧化是要不得底。
不幸自民初以来，有些人以为所谓新文学应即是欧化底文学，而且应即是这一种真正底、单纯底欧化文学。他们于是用欧洲文学的花样，用欧洲文学的词藻，写了些作品，这些作品，教人看着，似乎不是他们“作”底，而是他们从别底言语里翻译过来底。不但似乎是翻译，而且是很坏底翻译，非对原文不能看懂者。我们于上文说，文学作品是不能翻译底。隋唐译佛经底人向来即说，翻译的工作，如“嚼饭喂人”，是个没有办法底办法。翻译的东西，向来不能教人痛快，这些似乎是翻译底东西，更“令人作三日恶”。
在新文学作品中，新诗的成绩最不见佳。因为诗与语言的关系，最为重要，于上所举例可见。作新诗者，将其诗“欧化”后，令人看着，似乎是一首翻译过来底诗。翻译过来底诗，是最没有意味底。
因为有这种情形，所以所谓新文学运动，并没有完全得到它所期望底结果。新文学运动里底人本来说，旧文学是贵族底文学，而他们的新文学是平民底文学；旧文学是死底文学，而他们的文学是活底文学。一种艺术或文学，若不能使大众得到一种感动，则这种艺术文学是贵族底，是死底。民初新文学家，从这一点批评当时底旧文学，是不错底。几个词人，抱着谱填词，填成以后，他们互相恭维一阵，但与大众毫无关系。这种文学当然是贵族底，是死底。贵族底、死底艺术文学，并不一定即是没有价值底。博物院里有许多东西，都是贵族底，死底，但仍有它的价值。不过专就是贵族底及死底说，如果所谓文学是贵族底，是死底，则有些新文学底作品，尤其是有些新诗，实则是更贵族底，更死底。因为有些新文学底作品，非学过欧洲文字底人，不能看懂，而中国学过欧洲文字的人，比念过《唐诗三百首》底人，是少得多了。
近来又有所谓普罗文学。所谓普罗文学可以有两种：一种是鼓吹或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底文学；一种是可以使无产阶级底人可以得到一种感动底文学。前一种文学是“文以载道”者，它的价值或在“道”而不在“文”。后一种文学，始真是文学。就后一种文学说，普罗文学即与平民文学无异。《七侠五义》、《施公案》是中国底平民文学，而满纸“普罗”、“布尔乔奇亚”字眼底文学，并不是中国底平民文学，因为中国的普罗，中国的平民，对于这些文学，并不能得到感动。
无论所谓普罗文学是上所说之哪一种，但既是文学，它总是用言语写底。它既是用言语写底，它必须是用某民族的言语写底。既是用某民族的言语写底，如写得好，即不仅是某民族“的”文学，亦是某民族“底”文学。
中国并不是没有平民文艺。《诗经》、《楚辞》、宋词、元曲，在某一时候，都是能感动大众底文艺，即都是平民文艺。等到这些不是平民文艺的时候，平民不是没有文艺，而是已经不要这种文艺，而已另有一种文艺了。一时代的大作家，即是能将一时代的平民文艺作得最好者，惟因其如此，所以他的作品，才是活底，才是中国底。对于中国人，是中国底文艺，虽不必是活底，但是活底文艺，必须是中国底。只有从中国人的历史、中国人的生活中生出来底文艺，才是中国底，亦惟有这种文艺，对于中国人，才可以是活底。中国人的生活现代化了，所以中国底文艺亦要现代化。现代化并不是欧化。现代化可，欧化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