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所谓性情，并不是心理学中所谓性情。本篇所讲亦并不是心理学。我们常听说：某社会有封建社会性，或资本主义社会性。我们常听说：某民族有它的特别底民族性，或国民性。我们又常听说：政治上社会上底设施，有些“合国情”，有些“不合国情”。本篇所谓性情，即是这些性，这些情。本篇所讨论者，即是关于这些性，这些情底问题。
有逻辑上所谓性。凡是某一类底事物，都必有其所以为某类底事物者。其所有之所以为某类底事物者，即属于此类底事物之某性。例如一桌子，既是桌子，必有其所以为桌子者。其所有之所以为桌子者，即桌子之桌子性。又如桌子是方底，既是方底，必有其所以为方者。其所有之所以为方者，即此方桌子的方性。这些性都是逻辑上所谓性。
说某社会有封建社会性，或有资本主义社会性者，所说之性，亦是逻辑上所谓性。某社会如是封建社会，则必有其所以为封建社会者。其所有之所以为封建社会者，即是其封建社会性。对于什么是封建社会，许多人的说法，虽不一致，但他们所谓社会有封建社会性之性，是逻辑上所谓性，则是显然底。在我们的系统中，我们亦说某社会有某性。照我们的系统，我们可以说，某社会有以家为本位底社会性，某社会有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性，此所谓性，均是逻辑上所谓性。
有生物学上所谓性。“生之谓性”，“食色性也”，此所谓性，均指生物所有一种要求或倾向，与生俱来，“不学而能”者。此即我们所谓生物学上所谓性。若用性之此义，则无生物即无性。我们说：桌子有桌子性，与说：“食色性也”，此二性字，意义完全不同。
这些分别，说清以后，我们可以看，所谓民族性或国民性之性，究竟是逻辑上所谓性，抑是生物学上所谓性。凡说民族都有民族性，此话若解释为：凡民族既是民族，则必有其所以为民族者，其所有之所以为民族者，即是其民族性。照此解释，则“凡民族必有民族性”，正与“凡桌子必有桌子性”，是同样底真理。不过主张有民族性者所谓民族性，不是如此底性。这是很显然底。
他们所谓民族性之性，不是逻辑上所谓性，更可从另一方面看出。就逻辑上所谓性说，一个个体可原来无某性而后有，或原来有某性而后无。例如一个黄底桌子，可原来不是黄底而后来是黄底，亦可原来是黄底而后成为黑底。又例如一个民族或国家，可以由以家为本位底社会变为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它可以原来有以家为本位底社会性而后无，亦可以原来无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性而后有。但照主张有所谓民族性或国民性底人所说，一个民族的民族性，不是可先有而后无，或先无而后有，至少亦是不能先无而后有。例如有人说，爱好和平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有人说蛮干执拗是日本人的国民性。他们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中国人生来是爱好和平底，日本人生来都是蛮干执拗底。这些，对于中国人或日本人，都是与生俱有，决不能是先无而后有底。即令有些中国人或日本人可以有与他们的民族性相反底习惯，但他们的本性，是难变的，所谓“山难改，性难移”。我们的头发，生来是直底，太太小姐们虽可以将她们的头发烫成弯弯曲曲底，但这些弯曲是不可久底。无论什么样底理发师，他所烫底头发，如不继续地烫，经过相当时期，总要自己还成直底。照主张有所谓民族性者的意见，一个民族内底人，虽亦时可有与他们的民族性相反底习惯，但这些习惯亦是不可久底，正如我们的头发的弯曲是不可久底。由这方面看，主张有所谓民族性者所说底民族性之性，是生物学上所谓性。
照主张有所谓民族性或国民性底人所说，每一个民族中所有底人，或至少有些民族中所有底人，生来都有些心理上底相同底特点，与别底民族中底人不同。正如他们都有些生理上底相同底特点，如黄发碧眼，或黑发黑眼等。这些都是不可变底。所谓不可变者，即是一个民族中底人，若生来都是黄头发碧眼睛，则他们一辈子都需是黄头发碧眼睛。他们虽可以想法子把他们的头发染黑，但总是不可久底。不但他们一辈子都需是黄头发碧眼睛，他们的儿子孙子，如果他们都是纯粹底“亚利安”，都需是黄头发碧眼睛。黄头发碧眼睛对他们，是“子子孙孙，万世永宝用”。
于普通说到民族时，我们总是把“民族”当成一个集体名词用。例如，于说德国民族时，我们用“德国民族”一名，把所有底德国人当成一堆而指之，并不是把德国的人当成一类而指之。我们说：德国民族战胜了捷克民族。我们意思总是说：德国的那么一堆人，战胜了捷克的那么一堆人。如果就“民族”一名的此义说，则所谓“民族性”恐怕是一不通底名词。因为照说民族性者之所谓性，既是用“生之为性”之义，其所谓性的意义，既是生物学上底，而不是逻辑上底，则照“性”的此义，只有生物始有性。一个民族内底人虽是生物，但民族并不是一生物。犹如一学校虽是人组织底，但学校并不是人。一民族内底人虽可有生物学上所谓性，但一民族则不能有生物学上所谓性。在这一点，我们亦须“明层次”。
或可说：所谓民族性者，并不是说一民族的性，而正是说一个民族内底人所皆有底特点。如果如此，则所谓某某民族者，并不是以某某民族为一堆人而说之，而是以某某民族为一类人而说之。所谓某某民族的民族性者，即是说属于某某民族一类底人所皆有之特点，生而即有，不可变者。不过说民族性者所说底某民族的民族性，姑无论其民族内底人是否生而即有，但普通都不是某某民族内底人所皆有底。例如有些人说，德国人好勇斗狠，好勇斗狠是他们的民族性；有些人说，法国人浪漫松懈，浪漫松懈是他们的民族性。有许多人对于每一个民族，都要说出来它的许多底民族性。但事实上无论哪一民族内，都有没有所谓它的民族性底人。有一个人问一个德国人：“你赞成共产主义不赞成？”这位德国人说：“不赞成。”那个人问：“为什么不赞成？”这位德国人说：“因为我是德国人。”这一句话，真可以说是所答非所问。他的意思或是说：德国人的民族性，是与共产主义不相容底。但他没有想到，在“集中营”做囚徒底成千上万底政治犯，有大部分也都是百分之百底“亚利安”。不是一类的分子所皆有底特点，决不能是说一类的事物的性。若不是所有底人，都是需要食色，我们即不能说，“食色性也”。
由上可见，所谓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决不能与一个民族的人的生理上底特点相提并论。一对“亚利安”夫妇，生了一个小孩，忽然是黄皮、黑发、黑眼睛，丈夫必以其妻为不贞。但如他们生了个小孩，不好打架，丈夫或有“生儿不象贤”之感，但决不能因此即指其妻为不贞。
或可说，一个民族内底人，虽不必人人皆生而有心理上底某特点，而其多数人则皆生而有心理上底某特点。因此，此民族作整个民族的行动时，必表现特点。所谓民族性者，正就此方面说。例如德国人虽不必人人皆生而好勇斗狠，而大多数底德国人则皆生而好勇斗狠。所以德国民族于作整个民族行动时，亦是好勇斗狠。所谓德国民族的民族性，正是谓此，亦只是谓此。
此虽亦可说，但我们第一须知：此所谓心理底特点，不但须是一民族中大多数底人所生而即有，而且须是别民族中大多数底人所生而皆不能有或少有者，不然，此所谓特点即是一部分底“人”的心理底特点，而不是某民族内底人的心理底特点。事实上有没有如此所说底心理底特点，是尚须证明底。普通所谓一个民族中大多数人的心理底特点，及其于整个民族行动时所表现者，可以随时不同。关于这一点，我们于下文有例说明。若说民族的特点，本来是随时变动底，则这些特点，即不是性，至少不是生物学上所谓性。
照我们的看法，主张有所谓民族性者所说底民族性，实则并不是性而是习，不管在人种学上是属于哪个民族底人，生养在别一个民族内，即有别一个民族的习，而没有他自己的习。正如不管在人种学上是属于哪一个民族底人，生养在别一个民族内，即会说别一民族的语言，而不会说他自己的民族的语言。会说语言，是人的性，会说哪一民族的语言，是人的习。
照我们的看法，不但所谓民族性是习不是性，即普通有些人所常说底人性，亦是习不是性。例如有些人常说，私有财产制度是不能废除底，废除私有财产制度是反乎人性底。事实已证明这是不尽然了。在苏联现行底社会制度里，私有财产制度固然尚未完全废除，但人对于私有财产底观念，已经与我们大不相同了。在我们的现行社会制度里，除少数底例外，每人都觉得必需在银行里有相当底存款，或有些其他财产，然后对于其生活，方有所谓“安全感”。这种心理是可以了解底。在我们的现行底社会制度里，一个人的生活的保障，全靠他自己的力量与运气。他固然须有某种底技能，他固须认真地做事，但对于他的生活的保障，这些不过是必要底条件，而并不是充足底条件。他很可以因所谓“不景气”而失业，他很可以因疾病而失业，他更可以因老不能工作而失业。虽然在有些地方，有所谓失业救济等，但那是不可必得底。就他一个人说，他对于这些情形，已不能不有所打算，有所准备。假使他再有妻有子，他更不能不替他们有所打算准备。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必须要准备些财产以为他自己的医药费、养老费，以及子女教育费等。这是人情之常。在我们的现行社会制度里，一个人若有病而没有钱上医院，活该他不吃药。若年老而不能做事，活该他不吃饭。若有儿子而没有钱送他上学，活该他的儿子不识字。人谁愿意这样“活该”？人不愿意这样“活该”，他当然须把持些财产，以为准备。所以说在我们现行底社会制度里，人重视私有财产，是人情之常。
我们说这是人情之常，而不说这是人性之常，因为这并不是不可变底。假定在有一种社会里，每一个人，于他能做事底时候，只要他出力，他都有事可做，有工资可得。于他有病底时候，虽然他没有钱，他亦有医院可住，有药可吃。他如年老，他即不做事，亦有人送钱来。他如有子，他即不花钱，亦有人送上学去。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对于私有财产，自然不很重视了。这亦是人情之常。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下，人不重视私有财产，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性”特别高尚。在我们的现行社会制度中，人重视私有财产，亦不是因为我们的“性”特别卑鄙。他们与我们，是“易地则皆然”。
据说有一个美国人到苏联一个小学校里参观。他出一个算学题考一个小学生。他的题是：一个人按三块钱的价钱，买了许多东西，按五块钱的价钱，把这些东西卖去，问这个人得了什么？小学生回答：他得了三个月的监禁。这个小孩的回答，很不犹太；但他的种族，也许正是犹太。无论如何，这个小孩与我们现行社会制度下底小孩的见解及行为，总有不同底地方。这并不是由于他们的性不同，而是由于他们的习不同。
在制度不同底社会内人的习当然不同。即在制度相同底社会内，因某社会某一时底风尚不同，其中底人的习亦可不同。我们于第七篇《阐教化》中说到家风校风等。某一家于某一时有某一种家风。某一学校于某一时有某一种校风，某一社会于某一时有某一种社风，某一国于某一时有某一种国风。家风校风是我们常听说底名词，社风国风则是我们所新杜撰底。虽是新杜撰底，但其所指者则是向来即有底。我们于上文屡次说“某一时”，因为一家、一校、一社会或一国等的风是时常变底。我们于上文又屡次说“某一种”，因为这一家与那一家、这一国与那一国，虽不是一家、不是一国，而它们于“某一时”可有同一种底家风或国风。例如某一家与某一时有“勤俭家风”或“孝友家风”。一个有这一类家风底家，不见得是常常如此，其如此是于某一时如此。而有这一类家风底，亦不见得只限于这一家。所以这一类家风，是一类底家风，而不是这某一家所专有底家风。就国说，现在德意日三国有相同底国风，它们的国风是一种底。而它们之有这一种底国风，都是于某一时有底。不过这个某一时，对于它们三国有长短不同而已。说有国民性底人或说：这三国的人有相同底国民性；德国人不是说，日本人亦是“亚利安”吗？但我们知道在法西斯党开往罗马的时候，意大利人亦是以放浪颓唐著称底。在六七十年以前，日本人还是以中国为法底。他们有现在所有底国风，都是近来底事。这些国风都是于“某一时”有底。
照以上所说，我们不承认有所谓民族性或国民性。普通说民族性者所说某民族的特点，有些是某民族于其时所行底社会制度的特点，有些是某民族的特点。所谓某民族某民族的特点，我们亦承认是有底，不过我们不谓之为“性”，而谓之为“习”。这并不是专是字面上底争执。照我们的看法，性应该是不变底，但在历史上看来，所谓各民族的特点，没有不变底。就有些历史很短底民族看，它的特点，有些似乎不变，其实并不是不变而是没有变：它还在所谓“某一时”中。就历史长底民族看，所谓它们的特点的变，是很显然底。罗马人初时严肃，后来荒淫。中国人的历史更长，它的特点的变亦特多。我们常听见有些人说，中国人若何若何，但就这许多若何之中，我们很难指一个若何，是历周秦汉唐宋明而不变底。普通人，只看见他所看见底中国人，有一点或数点特别顺眼或不顺眼底地方，便随口说中国人若何若何，而不知纵横数万里，上下数千年，在这个大空间与长时间内底中国人，他所未看见者，还多得很。这些很多底中国人，不见得是他的简单底若何若何所可概括。
有些人说：民族亦有少壮与衰老。上所说一民族的特点之变，可以用此义以说明之。罗马民族于其少壮时严肃，其衰老时荒淫；这是并无不可底。于此我们说：佛家说一切事物，都是无常底，都有成住坏空。此所谓成住坏空的意义是逻辑底。因为它只说成住坏空，而不说哪一种成住坏空。一个人的成住坏空与一个桌子的成住坏空有不同之处，但这些不同，佛家说成住坏空时，是不管底。它只说一切事物均有成住坏空，而不说某一事物于某一时有成住坏空。就各事物说，一个人的成住坏空，与地球的成住坏空所占底时间很有差别，但这些差别，佛说成住坏空时，亦是不管底。它离开了各种差别，而说成住坏空，所以我们说，它所谓成住坏空的意义，是逻辑底。若说民族有少壮衰老者说，凡物皆有成住坏空，民族亦是一物，所以亦有成住坏空。此当然是可说底，不过没有什么特别意义而已。说民族有少壮衰老者，显然不是就此方面说民族有少壮衰老。他们所谓少壮衰老，是生物学上底少壮衰老。他们说一民族有生物学上底少壮衰老，这是不通底。我们于上文已经说过，虽一个民族内底人是生物，而民族不是生物。民族不是生物，当然不会有生物学上底少壮衰老。
就事实方面说，有些人看见上一代底中国人，大概都是走路弯腰，说话哼咳，男人则弱不胜衣，女子则弱不禁风，便以为这是中国民族衰老的证据，其实这些都是习。我们眼看着我们下一代底人，没有旧习者，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有人说中国民族是“返老还童”了。但若所谓老是生物学上底老，则所谓返老还童者，只是秦皇汉武的梦想，至少在现在不是可能底。
或说：就个人所有底成就说，其所以有某种成就，一部分是由于才，一部分是由于学。例如一个能吃酒底人，其所以能多吃而不醉者，一部分是由于他的生理方面底特别情形，此是天生底，此是其才；一部分是由于他常常吃酒养成底习惯，此是人为底，此是其学。无论人在何方面底成就，若究其源，都有这两方面可说。无论在何方面，都是有些人的才高，有些人的才低。这是很容易看出底。有些特别才高底人，我们称为天才。无论在何方面都有天才。如吃酒底天才，作诗底天才，军事底天才，等等。而且照遗传学讲起来，天才往往是遗传底。文学史上所谓唐宋八大家，其中三家都姓苏。因血统的关系，天才或才高底人，往往聚于一家，因此亦可说，因血统底关系，天才或才高底人往往聚于一民族。一个民族内底天才或才高底人比较多，此民族即是优秀民族。一民族内天才或才高底人比较少，此民族即是劣等民族。再进一步说，如一民族内某种底天才或才高底人多，则此民族即易于有某种学。其有某种学是习，但使其易于有某种习之天生底本质则是性。此性可以说是民族性。
就个人说，有些人才高，有些人才低，这是事实。在学一种学问或技艺的时候，有些人“一点即破”，有些人“劳而无功”，这都是事实。不过天才或才高底人，都生在什么家庭中，什么民族内，这是很难说底。于某一时，天才或才高底人，“往往”聚在一家内，或聚在一民族内，但这是不可久底。如这是可久，则孔子的后人，必都是孔子；孟子的后人，必都是孟子；希腊民族必永远出柏拉图；犹太民族必永远出耶稣：这显然是与事实不合底。如这是不可久，则我们不能指定某一家为优秀底家，某一家为劣等底家，某一民族为优秀底民族，某一民族为劣等底民族。既不能指定，则我们不能说某一民族永远能生许多某种天才或才高底人，我们亦不能说某民族有某种民族性。
说某民族是优秀或下劣者，大概都是就某民族于目前底成就说。白人说有色人种是下劣者，不过因目前有色人的成就，在许多方面，不及白人而已。但是离开过去将来，而专说目前，是很不可靠底。在五百年以前，中国人如知有德国人，如亦用现在德国人的逻辑，中国人很可以说，德国人都是天生底野蛮人，永远不配有文明。在这一点上，世界上最有发言资格底人，是中国人。我们的历史指示我们，与我们接触底民族，不管他是南蛮北狄，东夷西戎，我们如与他机会，他可以与我们同样地有成就，有些民族内底人，自己没有历史而又不肯看别人的历史，妄指哪些民族是优秀，哪些民族是下劣，真是信口雌黄，无有是处。若把这些“信口雌黄”作一种偏见看，则“家有敝帚，珍之千金，他人有连尺之璧，而不珍焉”，本亦是人情之常；但若把它当成真理看，则这真理可以说是井蛙的真理。
我们虽不承认有所谓民族性或国民性，但我们却承认有所谓国情。我们试把某一国或某一民族的历史，于某一时截住，它的历史，在此某一时以前者，即是它的国情。例如我们试于清末戊戌年元旦将中国历史截住，则此日以前所有关于中国底事情，都是中国的历史。此日以前底整个中国历史，即是中国于此时底国情。这时底国情是，中国有一个皇帝，有一个异族底皇帝，中国行底是以家为本位底生产制度，中国受了西洋人的压迫，中国打了几回败仗，等等。这些事情，详细写起来，真是“不计其数”，但总起来，即构成当时中国的国情。
一国或一民族于某一时有它的“情”，一家或一人于某一时亦有他的“情”。总之，凡一个体，于某一时都有它的情。它的情都是绝对地特殊底。此即是说，某一个体，不论其为某一国，或某一民族，或某一家，或某一人，或某一桌子、某一椅子，于某一时所有底情，皆是“绝无仅有”底。所谓“绝无仅有”者，即是只有此一，不能重现。民国元年元旦时底中国，是空前绝后底。任何个体于任何某一时所有底情，都是空前绝后底。
就逻辑上所谓性说，一个体如有一新性时，此新性与其个体其时之情，总有不合。例如一个小孩子于其第一次上学之时，即有“是学生”之新性。此小孩于有此新性之时，无论是喜欢或厌恶，他总有些不惯。其所以有些不惯者，即因其新性于其原有底情，有不合也。一国或一民族如在任何方面需有改革，此一国或民族即须有一新性，此新性与其原有底情，亦必有不合。自守旧底观点看，这些改革即是“不合国情”。
照以上所说，对于任何个体，一切底新性，既是“新”性，当然对于“旧”情，均有不合。就一国或一民族说，一切任何底改革，在其初均不合国情。不合乎国情者，在其初行时，一国或一民族的人，自然都觉得不惯。在此方面说，守旧者之反对任何改革并不是没有理由底。
一国或一民族所有底新性，如只是关于一方面者，或对于此国或民族之旧情，尚非十分不合者，则此一国或一民族的人所感觉底不惯，尚不是十分厉害。如其所有，或所将有之新性，是关于一国或一民族的多方面，而且与其旧情十分不合者，则此一国或一民族的人的感觉不惯，必十分厉害。此种改革，如系用暴力以促成者，即所谓革命。
革命是痛苦底，守旧底人反对维新，尤反对革命，并不是没有理由底。不过如一国或一民族在某种情形中必需有某种新性，否则此国或民族即不能存在，而此种新性，又非用革命不能得到，则革命虽痛苦亦是不得不有底。
不过情的力量，亦终是不可侮底。于某一个个体有一某性时，情于某种程度内，对之亦能有影响。例如有伤寒病，必然发热，此是其所有底伤寒病性。凡害伤寒病者均发热，但其发热之程度，或四十度，或三十九度，或四十一度，则可因人而异。其所以异者，即各人的“情”不同也。于此时即需要医生斟酌用药。用药虽大致有一定，而配合可以变化，分量可以加减。医人的医生是如此，医国的医生亦是如此。大政治家所谓斟酌国情，因时制宜者，正是就这些方面说。
害同病底人，其病同而病状不必尽同，不过此不尽同之处，自某种病的观点看，不是主要底而已。行同样社会制度底国家民族，其社会制度同，而其表现亦不必尽同，不过此不尽同之处，自某种社会制度的观点看，不是主要底而已。所以同一民治主义底国家，而英法美各不尽同。英国人常说，即使英国行了共产主义，英国亦与苏联不尽同。他们说此话时，意欲表明英国人有特别底地方，其实这是当然如此底。苏联革命所经历过底历程，与其现行底制度，亦不见得与马克思所说全同。这是俄国的国情所决定底。
这些不尽相同之处，从类的观点看，虽不是主要底，而从个体的观点看，则却是重要底。例如一个人害伤寒病，发烧到四十一度，又一个人害伤寒病，发烧到三十九度。这些不尽同之处，从伤寒病的观点看，不是主要底，但对于这两个害伤寒病底人，却是重要底。医生用药，正要在这些地方，斟酌如何适应病情。他用底药虽可以是不错底，但也许有时用得太多而致病人吃亏，也许有时用得太少而致病人吃亏。在这些地方，一个好医生与坏医生，即大有分别。一国或一民族的病，亦有这些情形。医国底好医生与坏医生，亦在此等处显出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