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篇《辨城乡》里，我们说：中国人的城里人底资格，保持了一二千年，不意到了清末，中国人遇见了一个空前底变局。中国人本来是城里人，到此时忽然成为乡下人了。这是一个空前底变局，这是中国人所遇到底一个空前底挫折，一个空前底耻辱。
我们又说，在现在底世界中，英美及西欧等处是城里，这些地方底人是城里人；其余别底地方大部分是乡下，别底地方底人大部分是乡下人。这些乡下地方有些已为某城里人底国家所管。此受某城里人底国家所管底乡下地方，即是某城里人底国家的殖民地。有些乡下地方，虽不特别为某城里人底国家所管，但在经济上是附属于，至少是靠城里人底国家。这些地方即所谓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中国即是这些乡下地方。在现代世界里，中国的地位是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底地位。这是一个行以家为本位底生产制度底社会与行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制度底社会相遇时不可避免底结果。
在《辨城乡》里，我们只在经济方面，说做殖民地底国家与有殖民地底国家的区别及关系。专在经济方面说，做殖民地底国家与有殖民地国家的区别及关系，是如城里与乡下的区别及关系。但若就别方面说，则其区别与关系，又不仅是如此。在一个社会里，有法律道德可讲，城里人虽可在经济上统治乡下人，但他不能用武力底或政治底方法压迫乡下人，使他永远做乡下人。在中国以前“天高皇帝远”底地方，有些土豪劣绅，也可做这些事，但这总是例外。不过这例外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却是一个原则。因为国之上并没有一个更高底社会，所以国与国之间亦没有道德法律可讲。所以城里人底国家不但可在经济上统治乡下人底国家，而且可用武力底或政治底方法压迫它，使它永远当乡下人底国家。近代城里人底国家对付它的殖民地，并不要“毁其宗庙，迁其重器”，而还要使其“钟虡不改，庙貌如故”。还要使其故君，安坐在小朝廷里，依然“称孤道寡”。它只要抓着它的殖民地底人的矿产工业，叫它的殖民地底人安于不进步底经济状况，永远一方面为它生产原料，一方面为它推销货物。这样底福就足够它享了。这样底罪也就足够它的殖民地底人受了。
中国最早对付西洋经济势力底办法，是所谓闭关政策。这种政策虽为以后人所讥笑，但专就经济方面说，这政策并不失为一种政策。在经济方面说，关于衣食住等必需品，中国都是自给自足底。外洋来底东西，都是些“奇技淫巧”，人有之亦可，无之亦可。中国只要把那些外国商人，一律驱诸大门之外，噗通一声，把大门关上，则一切问题不都解决了吗？中国在经济上不与西洋发生关系，西洋何从在经济上统治中国？在现代我们亦常看见，某国禁止某国货物或某国某种货物入口，或虽不完全禁止其入口，而提高其税率，或限制其数量。这些都是一种经济上底自卫办法。中国以前所谓闭关政策，专就经济方面说，亦是这一种底性质，所以亦不失为一种政策。不过这种政策虽不失为一种政策，但如何能行呢？老鼠想在猫项下挂铃，以便于猫来底时候，先得到“警报”。这亦不失为一种办法，但是这铃如何挂上呢？清朝中叶底人想闭关，虽亦是一种政策，但这关如何闭上呢？在讲法律道德底社会里，我们可以说：这是我们的大门，我们愿关就关，谁也没奈我何。但国际间是不讲法律道德底。我们的门关一次，人家就派打手来撞开一次。到后来简直不能再关，亦不敢再关了。门既不能关，而我们的生产制度，又是以家为本位底生产制度，因此遂自然地成为半殖民地底国家了。
在现代世界中，中国的地位是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这一句话近十几年来大家常说，不过说这句话底人，亦间或不十分明了这一句话的确切意义。亦间或有人以为这一句话未免言之过甚。不过我们若回看清末民初时候底中国，我们知道这一句话是不折不扣底真理。我们须回看清末民初时候底中国，因为自这个时候以后，中国的地位是一天一天在改善之中。现在中国与日本打仗，是中国在近代处境最危底时候，但不是中国在近代地位最劣底时候。中国在近代地位最劣底时候，已经在二十年前过去了。我们的时代是中国中兴的时代，而不是中国衰亡的时代。旧说“否极泰来”，在近代，中国否极的时候是在清末民初，现在已是泰来的时候了。这并不是我们强为此说，的确事实如此。
在清末的时候，在政治方面，我们虽说是独立自主，这是我们所以只是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的缘故，但是这个独立自主亦是很可怜底。几个外国公使的意见可以影响朝政。几个强国如有所要求，只要叫他们的公使，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拍一拍桌子，发一点脾气，即可如愿以偿。在经济方面，不但铁路邮政等均在外国人手里，而且社会上流通底货币，亦是外国底。上海通用底是墨西哥的鹰洋，北方通用底是俄国的站人洋。到现在还有人不说银几元而说洋几元者。洋者，洋钱也。洋钱者，鹰洋及站人洋也。
在安南旅行，我们看见，坐头二等火车底，大都是法国人，而安南人都挤在四等车上，与猪狗在一起。在河内、海防，我们看见洋式楼房，大都是法国人的住宅。我们看见坐汽车底都是法国人，而安南人顶好亦只坐洋车。我们说，这是殖民地的情形。这真是殖民地的情形。但是在清末民初的时候，中国亦是这样。不过在中国，在那时候，坐头等车、住洋房底人，不必定是法国人而已。
在那时候，中国人的心理，亦是殖民地人的心理。所谓殖民地人的心理者，即殖民地人因为常受压迫，久而久之，即有一种自卑心结，认为自己本来是不行底。如刘姥姥认为贾府的人，天然都是聪明伶俐底，天然都是应该享福底；她自己同板儿，天然都是粗手笨脚底，天然都是应该受罪底。刘姥姥的心理，是乡下人的心理，亦即是殖民地人的心理。有人说：有人以为，美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月亮圆。如真有人如此以为，这人的心理，是十足殖民地人的心理。
在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殖民地人的心理，可以从言语里看出来。例如西菜初本称为番菜，到后来则称为大菜。清中叶以前，中国人本以西洋人为夷狄，所以称其菜为番菜。到后来由鄙视西洋人，改为恐惧西洋人，由恐惧西洋人，改为崇拜西洋人。到崇拜西洋人的时候，番菜即成为大菜了。中国人本以西洋人为野蛮，到后来则以西洋人为文明，而自居为野蛮。所以在清末民初，凡西洋底东西，俱可以“文明”二字加之。如话剧称为“文明戏”，手杖称为“文明棍”，行新式婚礼称为“文明结婚”。又如长江及沿海轮船，其头等称“大菜间”，二等称“官舱”，三等称“房舱”。这些名称表示当时“百姓怕官，官怕洋人”的心理。以上所说各名称，所表现底心理，都是殖民地人的心理。
在以前，中国大多数人所认为最有希望底事是晋京赶考，最光荣底成就是状元及第。到清末民初，中国大多数人所认为最有希望底事是出洋留学，最光荣底成就是博士回国。在以前，中国受过教育底人常引“孔子曰”，以作为他的言论的根据。凡是只要是孔子所以为是底，一定没错。清末民初，中国受过教育底人常引“某国某教授曰”，以为他的言论的根据。凡是只要是某国某教授以为是底，一定也没错。在以前中国受过教育底人，说话总要夹杂些文言，以表示他是“喝过墨水”。在清末民初，受过教育底人，说话总要夹杂些外国语，以表示他“吃过面包”。这些情形所表现底心理，都是殖民地人的心理。
在那时候，固然还有以西洋人为夷狄底人。不过这些人是“外强中干”底。在那时候，有些当时所谓“老顽固”者，终日骇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视所谓欧化为洪水猛兽。不过这些人一听说西洋人亦有称赞孔孟者，亦有将四书五经，译成其国文字者，他们即马上觉得“受宠若惊”，见人称道不置。这亦是自卑心结的表现。这心理亦是殖民地人的心理。
还有些人亦常说：我们要发扬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要恢复我们的民族自信力。但一说到此，他即说：我们必须有人学德国的菲喜推。这一句话即表示他自己没有民族自信力。这一句话所表示底心理，亦是殖民地人的心理。
这些情形，近二十年来，渐渐地改变了。我们不说西餐是番菜，也不说它是大菜，我们直说它是西餐而已。我们不说手杖是打狗棍，也不说它是文明棍，我们直说它是手杖而已。这些地方，表现我们对于西洋既不鄙视，亦不崇拜。我们对于西洋的东西，只如其实以称之。我们在国内各地旅行，看见头等车上，满坐些中国人，而这些中国人，昂然坐在沙发上，居之不疑，毫无自惭形秽底样子。这是一个很大底改变。这一方面证明中国人的财力大有增加，一方面证明中国人的心理亦大有改变。
无论在什么方面，近二十年来，中国都有很大底进步。无论在什么方面，我们在现在返看清末民初时候的情形，都有如同隔世之感。关于这些，在我们这篇短文里，我们亦不能一一举例说明。我们只可概括地说：在近代，中国的厄运，至清末民初而极。我们现在底时代，是中国复兴的时代，而不是中国衰落的时代。
有许多人嫌中国进步得太慢。在过去几十年中，如果中国不走些冤枉路，中国的进步还可以快些，这是可以说底。不过我们说这话底时候，我们不可以忘记，中国的改变，是一个旷古未有底艰巨任务。这个任务，是要在短时期之内，把西洋各主要国家于几百年内所做底事，完全做了。而中国的人民，又如此底众多，土地又如此底广大，以前底历史又如此底悠久，行动起来，改变起来，当然特别困难。这种任务，是非常艰巨底。对于如此艰巨底任务，中国的进步不能说是不快。
日本何以进步比中国快呢？这有几个原因可说。就第一点说，日本的人民，比中国少得多。它的土地比中国小得多。所以在行动方面，便利许多。就第二点说，它的历史与中国不同，所以少了一次种族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是以种族革命始，而以政治革命终。我们在现在平心而论，清末当局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所行底政策，并不能说是全盘地不对。若果没有所谓满汉种族问题，如果当时底皇室是姓刘底，姓李底，姓赵底，或姓朱底，辛亥革命，可以没有，国家的组织中心，不致崩坏，则中国的进步，即可少一番迟滞。一个组织的中心，破坏之甚易，而建立之甚难。中国比日本多经了一次革命，自然进步多受了一番迟滞，而让日本占先了。
无论如何，中国是进步了。在世界政治说，中国的进步是世界上一个大部分底人要脱离殖民地底生活，是世界上一个大部分底乡下人，对于城里人底反抗。所以说，中国的进步有革命的性质，中国的进步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所谓世界革命者，即全世界被压迫底人要求翻身也。中国是半殖民地底国家，中国人是被压迫底人，所以中国的进步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从这一方面看，中国的进步，是世界上已经是城里人底国家所不喜底。但是这种不喜，若不用力量以表示之，对于中国的进步是不能阻止底。在清末，一个强国对于中国，如有所不喜，只须派几只兵舰开到中国，再叫它的使臣，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拍一拍桌子，即可达到它的目的。但现在底中国，则不是当日底吴下阿蒙了。谁要想压制中国，叫中国永远当乡下人，他非派大量底军队不可。这又不是任何国家所皆能办到底。在现在底局面下，能如此办到者只有日本，日本既能如此办，它当然如此办。这就是中日冲突的根本原因。
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与别底城里人底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又有不同。对于别底城里人底国家，中国成为城里人的结果，不过是使它们少了一块公共殖民地而已，对于它们本身的地位，并没有什么了不得底威胁。不但如此，而且中国在成为城里人的过程中，于开发资源、建立工业的时候，一定还要用许多机器及其他工业交通用品，它们还可以在相当底时期内，做大批底生意。譬如一个乡下底土财主，如要变为城里人，他必需先进城向城里人买许多东西。其终究将成为城里人，与现有底城里人并驾齐驱，虽为城里人所不喜，但就眼前说，他们亦并非无利可图。中国的成为城里人，对于别底城里人底国家，虽是如此，但对于日本却不是如此。在历史上，在地理上，或在文化上，无论就哪一方面说，中国本来是东亚的主人。因为欧洲早经过产业革命，所以整个底东亚，都一时沦为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日本脱离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的地位较早，欧美国家又都不能在东亚取大规模底军事行动，“强龙不压地头蛇”，所以日本即以“东亚安定力”自命。所谓东亚安定力者，即东亚的主人也。日本之所以能有此地位，是因为中国尚未完全成为城里人的缘故。若中国完全成为城里人，则无论在何方面说，中国天然是东亚的主人。如此即与日本的现在地位不能相容。所以别底城里人底国家，对于中国的完全成为城里人可以放过，而日本则必不能放过。这又是中日冲突的根本原因。
日本当局口口声声说，日本对于中国，并无他求，只是要经济合作而已。所谓经济合作者，即中国为农业国，日本为工业国，中国的资源用日本的资本技术开发，如是互相辅助而已。这的确是日本的真意。这就是说，在东亚以日本为城里，以中国为乡下，日本人为城里人，中国人为乡下人。如此，日本在东亚可以长保其经济上政治上底主人的地位。如中国人承认这一点，随你用五色旗也好，青天白日旗也好，这些对于它都是没有关系底。
但是中国的进步，正是要脱离乡下底地位，脱离殖民地的地位。所以中国的进步与日本起了直接底冲突，而闹到现在底地步。这是历史的“势所必至”，而没有方法可以避免底。有些人以为，两国的交争，如同个人间吵架，只要一方客气一点，让步一点，即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是完全错误底。
有人以为日本侵略中国，只是他们的军阀的意思，他们的财阀是不赞成底，或者是反对底。这种说法，亦是完全错误底。无论在何时何地，一个国家打了胜仗，军人所得底是虚荣，财阀所得底是实利。现在日本所占领底地方，跟着就有日本的商人来卖货，日本的工业家来开发资源；可知收“战果”实利者，还是日本的资本家。资本家冒险心不如军人大，所以他们有时不免替军人“捏一把汗”，这是有底。军人叫他们拿钱出来打仗，他们未免“善财难舍”，这也是有底。在战时军人的威权日大，他们恐怕将来“尾大不掉”，这也是有底。但说他们不赞成，或是反对，军人的行为的最后目的，这是没有底，而且不会有底。
有些人以为，中国尚未进步到一个能与日本打仗的地步，不如暂时不打，等到进步到了一个地步再说。这些人不知道，这一次打仗，正是日本怕中国进步到一个地步，不可复制，所以先下手为强，他所谓“制于机先”。有人说：这一次打仗，对日本是迟了五年，对中国是早了五年。对中国早了五年，所以我们不能不忍痛后退。对日本迟了五年，所以它不能速战速决。不过无论如何，在现在底局面下，这个战事是中国进步中间所必经底一个阶段，必过底一关。“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若怕魔高，即只好不修道了。不修道，魔自然亦没有了。假使中国现在表示愿永远当乡下人底国家，愿意同日本“经济合作”，一切问题自然都没有了，可是中国一切的前途自然亦没有了。
有些人看这次中日战争，总不知不觉地，用看两个平等国家的战争底看法。有些人虽知在这次中日战争中，中日两国的力量是不平等底，但以为所谓不平等者，不过是中国的飞机大炮少，日本的飞机大炮多等等。在这些方面，中日的力量，固然是不平等，但这些不平等，尚是枝节底。中日根本上底不平等，是日本是个城里人底国家，中国是个乡下人底国家。从城里人的观点看来，乡下人想变为城里人，等于想造反。从日本人的观点看来，中国近来底进步，即是中国造反的“逆迹昭著”。它派兵来，只是“扫荡”这些造反底人，而并不是与一敌国作正式底战争。所以它不说这次战争是中日战争或日支战争，而说这是“中国事件”。这固然是日本的狂妄，但这狂妄也是一种事实的反映。我们也常说“抗”战“抗”战，我们常说我们这次“抗”战有革命的性质。这话也是一种事实的反映。“抗”有以下违上的意思。乡下人与城里人争执起来，在经济上城里人是上，乡下人是下。战而曰抗，则其不是两平等底国家的战争可知矣。革命与造反，本是一件事的两个名字。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自压迫者的观点说，这是造反。自被压迫者的观点说，这是革命。
明白了这次战争的真正性质，我们即可以明白，这次底战争为什么是不可避免底，为什么是中国进步的一个必经底阶段，一个必过底关。知其是必过底关，则即非往前闯不可。闯过也要闯，闯不过也要闯。因为往前闯有闯过底希望，即使万一闯不过，其结果也不过与不闯一样。
在这一点，日本比中国走了好运。它在它将要脱离半殖民地的地位的时候，没有一国非压它不可，所以也没有一国压它。那时候的中国俄国都是腐败不堪，所以日本两战成名，立了成为“东亚安定力”的基础。中国没有这个好运，或者虽亦有这个好运，而自己让它空过了。不过这都是已往底事。空追悔已往，是没有用处底。
我们若知这次中日战事是中国的成为城里人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我们即可知，所谓抗战与建国，并不是两件事情，而只是一件事情的两方面。在这个阶段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真理，此即是：一面抗战，一面建国。从前我们总想着，抗战是抗战，建国是建国，一个是非常时的工作，一个是常时的工作。好像历史上底事情，能够拿钟表上底时间，于某一分某一秒，可以截然划断。好像是可以有一个时候，我们可以坐下，长叹一口气，说：哎呀，抗战完了，现在我们可以做建国的工作了。这一种见解，完全是错误底。我们常说“一劳永逸”。这句话对于一件比较简单底事情，是可以说底。一个人盖了一所钢骨洋灰底房子，一个人盖了一所草棚。钢骨洋灰底房子，可支持百年以上，草棚只可以支持一二年。比较起来，我们说，盖钢骨洋灰房子是一劳永逸，这是可以说底。但如较复杂底事情，其中包罗千头万绪，其错综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对于这些事，即不能有所谓“一劳永逸”。
办河工底人常用一个名词是“抢救”。人生里各种事都是以抢救底精神成功底。就一个人的生理方面说，他的身体时时刻刻都在与千百万底病菌争斗中。千百万各色各样底病菌，对于他时时刻刻，轮流攻击，而他的身体亦时时刻刻在那里一面抵抗，一面生长。这两方面，若有一方面有一时一刻底停息，这个人立刻即有性命之忧。这是生理学及医学上底常识，我们都知道底。
有一个人画了一幅讽刺画。画中有一道大河。河上有一条独木桥。桥上有许多人从一边往另一边走。桥下有许多像所谓魔鬼者流，抓着每一个过桥底人的腿，用力往下扯。桥上每一个人，都正在一面过桥，一面努力与魔鬼争斗，同时河里面也漂流些落下桥底人的死尸。这幅画旁边注说：“这就是人生。”这实在就是人生。
一个人就是这样活下去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就是这样活下去底。那个独木桥，总是走不完底。无论是一个人，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是在活底时候，即是在走独木桥与魔鬼争斗的时候。小说上有一句话是：“且战且走。”一面与魔鬼争斗，一面过桥底人，亦正是“且战且走”。不过这走不是向后走，而是向前走而已。中国现在一面抗战，一面建国，亦正是这一种底且战且走。
魔鬼固然是可恶底，但独木桥本身也就是不容易过底。即使没有魔鬼，而过桥底人，如果偶一疏忽，也会失脚跌在河里。所以我们先哲常说，人是“生于忧患，死于逸乐”。我们先哲最怕人说“一劳永逸”。我们先哲所说底，不是永逸，而是“无逸”。
所谓争斗的精神，中国以前是不讲底。中国以前所讲底，是无逸的精神。这与所谓斗争的精神，对于人过独木桥，有同样底功用。中华民族的四千年底生存，就是靠这种精神维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