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学的范围和内容部分
史料学（从《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摘录）
史料学阐明史料的研究和利用方法，是历史辅助科目之一。真正科学的历史，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研究方法论一般原则的基础上。史料学的任务，是把史料分类，予以批判的分析，确定其来源、阶级性质和用途以及可靠程度与实际价值，最后就史料的多样性、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存性综合研究整个的史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史料学，把历史资料看成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
资产阶级史料学的特征，是从形式上看待史料，而对史料的分类和研究又脱离开社会经济关系与阶级斗争，以唯心主义的精神解释史料，选择史料时别有用心，最后竟至直接捏造史料。……
每个时代具有其一定典型资料的特征，并且资料的内容与形式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无论内容与形式都是由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思想意识的观点决定的。
科学地选择某一主题的资料，要求全面研究现有材料。历史家在其工作中会接触到大量的和非常复杂的资料，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料，必须全面地批判分析和深刻地予以解释，来决定资料的重要性及其价值。历史家必须坚持布尔什维克党性立场，以免陷于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立场，以免成为文件的俘虏。
批判地研究资料要从说明资料的来源问题入手（真实性、作者、时问、环境、原本）。发现笔名、揭发抄袭，对于评定历史资料特别重要。外部的批判或资料来源的批判就是研究这个问题的。说明资料的来源，可以确定资料的用途（意义、主题、任务等等）。因此，重要的不仅是正确地阅读文献的原文、了解其语言和术语，而且是说明其思想意图，揭露政治倾向和实际目的。……
分析资料和综合资料是密切联系的，综合资料在于概括因分析一时代或各时代许多资料而得的知识，以便说明它们对于研究历史过程客观规律性的重要性。资料必须就其发展来加以研究，因为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发现某一历史时代社会生活的法则。正如列宁所指示，批评是应当把一定事实拿来和其他事实比较对照，以便“尽量确切地把两件事实研究清楚，使它们彼此对照显现为发展过程中的两个不同的阶段，而特别是注重于同样确切地把一整批联续的相当状态，它们的一贯交替以及各个发展阶段间的联系，都研究清楚”（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载《列宁文选》两卷集，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版，第一卷，第一二四页）。例如，在立法、政论等等文献方面，研究原文的来龙去脉（用分析个别变化、发现校改情形等方法），对于确定历史事实和现象的连贯性及发展，是很重要的（苏联研究者专门研究作为封建法权文献的《俄罗斯法典》或作为封建思想体系文献的编年史资料的著作等等）。
目录部分
《汉书·艺文志》（节录）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六艺略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
《易》曰：“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篹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
凡《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凡《礼》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
《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
凡《乐》六家，百六十五篇。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凡《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篹，故谓之《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
凡《孝经》十一家，五十九篇。
《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
凡小学十家，四十五篇。
《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其宣扬于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浸不正。《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
凡六艺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序六艺为九种。
诸子略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右阴阳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右名七家，三十六篇。
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譥者为之，则苟钩析乱而已。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右从横十二家，百七篇。
从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右杂二十家，四百三篇。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右农九家，百一十四篇。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上下之序。
右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蠭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七录》序
［梁］阮孝绪
日月贞明，匪光景不能垂照；嵩华载育，非风云无以悬感。大圣挺生，应期命世，所以匡济风俗，矫正彝伦。非夫丘索坟典，《诗》《书》《礼》《乐》，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荡荡之化也哉？故洪荒道丧，帝昊兴其爻画；结绳义隐，皇颉肇其文字。自斯已往，沿袭异宜。功成治定，各有方册。
正宗既殄，乐崩礼坏。先圣之法，有若缀旒。故仲尼叹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夫有志以为古文犹好也。故自卫反鲁，始立素王。于是删《诗》《书》，定《礼》《乐》，列五始于《春秋》，兴十翼于《易》道。
夫子既亡，微言殆绝。七十并丧，大义遂乖。逮于战国，殊俗政异。百家竞起，九流互作。嬴政嫉之，故有坑焚之祸。至汉惠四年，始除挟书之律。其后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至孝成之世，颇有亡逸。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命光禄大夫刘向及子俊、歆等，雠校篇籍。每一篇已，辄录而奏之。会向亡丧，帝使歆嗣其前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及后汉，兰台犹为书部。又于东观及仁寿闼，撰集新记。校书郎班固、傅毅，并典秘籍。固乃因《七略》之辞，为《汉书·艺文志》。
其后有著述者，袁山松亦录在其书。魏晋之世，文籍愈广，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一存。后虽鸠集，淆乱已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删正。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自时厥后，世相祖述。宋秘书监谢灵运、丞王俭，齐秘书丞王亮、监谢朏等，并有新进，更撰目录。宋秘书殷淳，撰大四部目。俭又依《别录》之体，撰为《七志》。其中朝遗书，收集稍广；然所亡者，犹太半焉。齐末，兵火延及秘阁。有梁之初，缺亡甚众。爰命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别藏众书，使学士刘孝标等重加校进。乃分数术之文，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录。其尚书阁内别藏经史杂书，华林园又集释氏经论，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逾于当今者也。
孝绪少爱坟籍，长而弗倦。卧病闲居，傍无尘杂。晨光才启，缃囊已散。宵漏既分，绿袠方掩。犹不能穷究流略，探尽秘奥。每披录内省，多有缺然。其遗文隐记，颇好搜集。凡自宋齐已来，王公搢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见若闻，校之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其方内经史，至于术伎，合为五录，谓之内篇。方外佛道，各为一录，谓之外篇。凡为录有七，故名《七录》。
昔司马子长记数千年事，先哲愍其勤，虽复称为良史，犹有捃拾之责。况总括群书，四万余卷，皆讨论研覈，标判宗旨。才愧疏通，学惭博达。靡班嗣之赐书，微黄香之东观。傥欲寻检，内寡卷轴；如有疑滞，傍无沃启。其为纰缪，不亦多乎！将恐后之罪予者，岂不在于斯录？如有刊正，请俟君子。
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次《六艺略》，次《诸子略》，次《诗赋略》，次《兵书略》，次《数术略》，次《方技略》。王俭《七志》，改《六艺》为《经典》，次《诸子》，次《诗赋》为《文翰》，次《兵书》为《军书》，次《数术》为《阴阳》，次《方技》为《术艺》。以向、歆虽云“七略”，实有六条，故别立《图谱》一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条《七略》及二汉《艺文志》、《中经簿》所阙之书，并方外之经，佛经、道经，各为一录。然继《七志》之后，而不在其数。今所撰《七录》，斟酌王、刘。王以《六艺》之称，不足标牓经目，改为《经典》，今则从之。故序《经典录》为内篇第一。刘、王并以众史合于《春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今依拟斯例，分出众史，序《记传录》，为内篇第二。《诸子》之称，刘、王并同。又刘有《兵书略》；王以兵字浅薄，军言深广，故改兵为军。窃谓古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则武事之总名也，所以还改军从兵。兵书既少，不足别录，今附于子末，总以子兵为称。故序《子兵录》为内篇第三。王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王以“数术”之称，有繁杂之嫌，故改为《阴阳》；《方技》之言，事无典据，又改为《术艺》。窃以《阴阳》偏有所系，不如《数术》之该通；《术艺》则滥《六艺》与《数术》，不逮《方技》之要显。故还依刘氏，各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医经经方，不足别创，故合《术伎》之称，以名一录，为内篇第五。王氏《图谱》一志，刘《略》所无。刘《数术》中虽有历谱，而与今谱有异。窃以图画之篇，宜从所图为部。故随其名题，各附本录。谱既注记之类，宜与史体相参，故载于记传之末。自斯已上，皆内篇也。释氏之教，实被中土。讲说讽味，方轨孔籍。王氏虽载于篇，而不在志限。即理求事，未是所安。故序《佛法录》为外篇第一。仙道之书，由来尚矣。刘氏神仙陈于《方技》之末，王氏道经书于《七志》之外，今合序《仙道录》，为外篇第二。王则先道而后佛，今则先佛而后道。盖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浅深也。凡内外两篇，合为《七录》。天下之遗书秘记，庶几穷于是矣。
有梁普通四年，岁维单阏仲春十有七日，于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书。通人平原刘杳从余游，因说其事。杳有志积久，未获操笔。闻余已先著鞭，欣然会意，凡所抄集，尽以相与。广其闻见，实有力焉。斯亦康成之于传释，尽归子慎之书也。
《广弘明集》卷三
《四库提要辨证》序录
余嘉锡
间尝论之，乾嘉诸儒于《四库总目》不敢置一词，间有不满，微文讥刺而已。道咸以来，信之者奉为三尺法，毁之者又颇过当。愚则以为《提要》诚不能无误，然就其大体言之，可谓自刘向《别录》以来，才有此书也。《别录》亡矣，今其存者八篇而已。班固尝称刘向校书，每一书已，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又云：刘向司籍，辨章旧闻。夫取经传九流百家而辨章之，又从而撮取其指意，岂易言也哉？非博通如向，不足以办此。向子歆继父之业，总群书而奏其《七略》，今观诸书所引，已不能如《别录》之详。若固之《艺文志》，特《七略》之要删耳。其后荀勖、李充之徒，代有簿录。王氏《七志》，阮氏《七录》，又复继轨向歆，然《隋志》率讥其不述作者之意，浅薄不经。盖著录之事，如此其难也。唐元行冲等撰《群书四录》，同时修书学士毋煚已议其不能精悉，今遂只字弗传。宋之《崇文总目》，多所谬误（晁公武语），复残阙失次。晁氏《读书志》，陈氏《解题》，粗述厓略，鲜所发明。杨士奇以下，又不足算也。今《四库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持比向歆，殆无多让。至于剖析条流，斟酌今古，辨章学术，高挹群言，尤非王尧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项背。故曰自《别录》以来，才有此书，非过论也。故衣被天下，沾溉靡穷，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虽然，古人积毕生精力，专著一书，其间抵牾尚自不保。况此官书，成于众手，迫之以期限，绳之以考成，十余年间，办全书七部，荟要二部，校勘鲁鱼之时多，而讨论指意之功少。中间复奉命纂修新书十余种，编辑佚书数百种。又于著录之书，删改其字句；销毁之书，签识其违碍，固已日不暇给，救过弗遑，安有余力从容研究乎？且其参考书籍，假之中秘，则遗失有罚；取诸私室，则藏弆未备，自不免因陋就简，仓卒成篇。故观其援据纷纶，似极赅博，及按其出处，则经部多取之《经义考》，史子集三部多取之《通考·经籍考》，即晁、陈书目，亦未尝复检原书，无论其他也。及其自行考索，征引群籍，又往往失之眉睫之前。隋唐两《志》，常忽不加察；《通志》《玉海》，仅偶一引用。至宋明《志》及《千顷堂书目》，已惮于检阅矣。甚至颜叔秉烛，不知出于《毛传》（见《蒙求集注提要》）；蚬称缢女，不知出于《尔雅》（见《异物汇苑提要》）。作《论衡》之王仲任，不知有传在《后汉书》；撰《家训》之颜之推，不知已见于《北齐史》。马迁之《史记》，谬谓尝采陆贾《新语》；胡爌之《拾遗》，未觉全抄《困学纪闻》。于习见习闻者尚如此，其他疏漏，复何待言？颜之推曰：“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家训·勉学篇》）此虽名言，其实难副。然董遇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魏志·王朗传》注），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四库》所收，浩如烟海，自多未见之书；而纂修诸公，绌于时日，往往读未终篇，拈得一义，便率尔操觚，因以立论。岂惟未尝穿穴全书，亦或不顾上下文理，纰缪之处，难可胜言！又《总目》之例，仅记某书由某官采进，而不著明板刻，馆臣随取一本以为即是此书，而不知文有异同，篇有完阙，以致《提要》所言，与著录之本不相应。如宗懔《荆楚岁时记》，《提要》所据为《汉魏丛书》本；而《四库》所收，则《宝颜堂秘笈》本也。倘取全书细校，类此者固当不乏。顾千里尝言，板本之异，敻若径庭，不识其为何本，则某书之为某书，且或有所未确，乌从论其精粗美恶（《思适斋文集》卷十二《石研斋书目序》）？惜乎纂修诸公，未能解此也。昔迁固修史，必撰自序；刘向校书，亦条篇目。既标宗旨，复便检阅，历世相承，莫之或易。而《四库》缮写，苟欲杀青，遂删除序目，取便急就，及作提要，未窥原本。故或连篇累牍，皆旧序之陈言；或南辕北辙，乖作者之本意；或有此篇，而谓《酒诰》俄空；或无此事，而忽无的放矢。此虽写官之失职，然而校雠之谓何？若夫人名之误，移甲就乙；时代之误，将后作前；曲解文义，郢书燕说；谬信谰言，榛楛勿翦：余已逐条驳正，不假一二谈也。案乾隆三十八年谕旨云，朱筠奏每书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若悉放刘向校书序录，未免过于繁冗，应令承办各员，将书中要旨檃括，总叙厓略，用便观览（见《总目》卷首）。然则高宗初意本不责以录略之体。及诸臣承诏撰述，遂能钩玄提要，旁引群书，加以考证，原原本本，动至数百言，不肯以檃括厓略塞责，可谓通知著作之义矣。今库本所附《提要》，虽不及定本之善，以视《崇文总目》，固已过之。其后奉旨编刻颁行，乃由纪昀一手修改，考据益臻详瞻，文体亦复畅达，然以数十万卷之书，二百卷之总目，成之一人，欲其每篇复检原书，无一字无来历，此势之所不能也。纪氏恃其博洽，往往奋笔直书，而其谬误乃益多，有并不如原作之矜慎者。且自名汉学，深恶性理，遂峻词丑诋，攻击宋儒，而不肯细读其书。如谓朱子有意抑刘安世，于《名臣言行录》不登一字，而不知原书采安世言行多至二十二条（据文津阁本）。谓以吕惠卿之奸诈，与韩范诸人并列，而不知书中并无吕惠卿。谓杨万里尝以党禁罢官，讲学之家终不引以为气类，故庆元党禁遂削其名，而不知万里实于孝宗时乞祠不复出，并无因党禁罢官之事。谓孔平仲不协于程子，讲学家百计排诋，终不能灭其著述（此条实隐诋朱子，见《珩璜新论提要》），而不知朱子实未尝诋平仲，且文集中有孔毅父《谈苑》跋，于其著述，护惜甚至。谓唐仲友立身自有本末，其为朱子所论罢，盖以陈亮之诬构，周密《齐东野语》所载甚明（见《帝王经世图谱提要》），而不知密之所载，与朱子按状皆不合，其说得之传闻，无一可信。夫其于宋儒如此，则其衡量百家，进退古今作者，必不能悉得其平，盖可知也。然而汉唐目录书尽亡。《提要》之作，前所未有，足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一二通儒心知其谬，而未肯尽言。世人莫能深考，论学著书，无不引以为据。《提要》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并为一谈，牢不可破，鲜有能自出意见者。逮至近代，高明之士，自持其一家之说，与《提要》如冰炭之不相容，遂厌薄其书，漫以空言相诋毁，亦未足以服作者之心也。余治此有年，每读一书，未尝不小心以玩其辞意，平情以察其是非，至于搜集证据，推勘事实，虽细如牛毛，密若秋荼，所不敢忽，必权衡审慎，而后笔之于书，一得之愚，或有足为纪氏诤友者。然而纪氏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为《辩证》也易，何者？无期限之促迫，无考成之顾忌故也。且纪氏于其所未读，不能置之不言，而余则惟吾之所趋避。譬之射然，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夫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柳子厚好读《国语》乃能作《非国语》，盖必与之相习，然后得其要害也。余之略知学问门径，实受《提要》之赐，逮至用力之久，遂掎摭利病而为书，习惯使然，无足怪者。然往往草创未就，旋觉其误。《传》曰：“三折肱，然后知为良医。”余之为医弗良，而其折肱也屡矣。尚望世之读者，勿徒以诋诃古人为余罪，而能入我室操我矛以伐我，使我得有所启牖，则余之厚幸也。
商至西周部分
《尚书》序
［汉］孔安国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
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举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
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
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复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其余错乱摩灭，弗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
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于是遂研精覃思，博学经籍，采摭群言，以立训传。约文申义，敷畅厥旨，庶几有补于将来。《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毕，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传之子孙，以贻后代。若好古博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也。
《周易正义》序（节录）
［唐］孔颖达
第二论重卦之人
《系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礼纬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伏羲则而象之，乃作八卦。”故孔安国、马融、王肃、姚信等并云伏羲得《河图》而作《易》。是则伏羲虽得《河图》，复须仰观俯察，以相参正，然后画卦。伏羲初画八卦，万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系辞》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虽有万物之象，其万物变通之理犹自未备。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为六十四卦也。《系辞》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诸儒不同，凡有四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羲画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以此论之，不攻自破。其言神农重卦，亦未为得。今以诸文验之，案《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创造之谓也。神农以后，便是述修，不可谓之作也。则幽赞用蓍，谓伏羲矣。故《乾凿度》云：“垂皇策者羲。”上《系》论用蓍云：“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既言圣人作《易》，十八变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后，非三画之时。伏羲用蓍，即伏羲已重卦矣。《说卦》又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既言圣人作《易》，兼三才而两之，又非神农始重卦矣。又上《系》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之四事皆在六爻之后。何者？三画之时未有彖繇，不得有尚其辞。因而重之，始有变动。三画不动，不得有尚其变。揲蓍布爻，方用之卜筮。蓍起六爻之后，三画不得有尚其占。自然中间，以制器者尚其象，亦非三画之时。今伏羲结绳而为罔罟，则是制器。明伏羲已重卦矣。又《周礼》小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明三皇已有书也。下《系》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盖取诸夬。”既象夬卦而造书契，伏羲有书契，则有夬卦矣。故孔安国《书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又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是也。又八卦小成，爻象未备，重三成六，能事毕矣。若言重卦起自神农，其为功也，岂比《系辞》而已哉？何因《易纬》等数所历三圣，但云伏羲、文王、孔子，竟不及神农。明神农但有“盖取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辅嗣，以伏羲既画八卦，即自重为六十四卦，为得其实。其重卦之意，备在《说卦》，此不具叙。伏羲之时，道尚质素，画卦重爻，足以垂法。后代浇讹，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为教，故作《系辞》以明之。
第四论卦辞爻辞谁作
其《周易·系辞》，凡有二说。一说所以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系辞》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又《乾凿度》云：“垂皇策者羲，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验》又云：“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经。”准此诸文，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易历三圣，只谓此也。故史迁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郑学之徒，并依此说也。二以为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说者皆云，西邻谓文王，东邻谓纣。文王之时，纣尚南面，岂容自言己德，受福胜殷？又欲抗君之国，遂言东西相邻而已。又《左传》，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谤，亦得为忧患也。验此诸说，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圣，不数周公者，以父统子业故也。案《礼稽命征》曰：“文王见礼坏乐崩，道孤无主，故设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其三百、三千，即周公所制《周官》、《仪礼》。明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成之，故系之文王。然则《易》之爻辞，盖亦是文王本意，故《易纬》但言文王也。
第六论夫子十翼
其《彖》《象》等《十翼》之辞，以为孔子所作。先儒更无异论。但数《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经》本分为上下二篇，则区域各别。彖象释卦，亦当随经而分。故一家数《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郑学之徒，并同此说。故今亦依之。
论《易传》非孔子作
［清］崔述
《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由是班固以来，诸儒之说《易》者，皆谓《传》为孔子所作。至于唐宋，咸承其说。余按，《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其文谨严简质，与《尧典》、《禹贡》相上下。《论语》，后人所记，则其文稍降矣。若《易传》果孔子所作，则当在《春秋》、《论语》之间，而今反繁而文，大类《左传》、《戴记》，出《论语》下远甚，何耶？《系辞》、《文言》之文，或冠以“子曰”，或不冠以“子曰”，若《易传》果皆孔子所作，不应自冠以“子曰”字，即云后人所加，亦不应或加或不加也。孟子之于《春秋》也，尝屡言之，而无一言及于孔子传《易》之事。孔孟相去甚近，孟子之表章孔子也不遗余力，不应不知，亦不应知之而不言也。由此观之，《易传》必非孔子所作，而亦未必一人所为。盖皆孔子之后通于《易》者为之，故其言繁而文。其冠以“子曰”字者，盖相传以为孔子之说而不必皆当日之言。其不冠以“子曰”字者，则其所自为说也。《杜氏春秋传》后序云：“汲县冢中，《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尚未播之于远国也。”余按，《汲冢纪年》篇乃魏国之史，冢中书，魏人所藏也。魏文侯师子夏，子夏教授于魏久矣。孔子弟子能传其书者莫如子夏，子夏不传，魏人不知，则《易传》不出于孔子而出于七十子以后之儒者无疑也。又按《春秋》襄九年传，穆姜答史之言，与今《文言》篇首略同而词小异。以文势论，则于彼处为宜。以文义论，则元即首也，故谓“为体之长”，不得遂以为“善之长”。会者合也，故前云“嘉之会也”，后云“嘉德足以合礼”。若云“嘉会足以合礼”，则于文为复，而嘉会二字亦不可解。足以长人、合礼、和义而干事，是以虽随无咎。今删其下二句而冠君子字于四语之上，则与上下文义了不相蒙。然则是作传者采之鲁史而失其义耳，非孔子所为也。《论语》云：“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今《象传》亦载此文。果传文在前，与记者固当见之。曾子虽尝述之，不得遂以为曾子所自言，而传之名言甚多，曾子亦未必独节此语而述之。然则是作传者往往旁采古人之言以足成之，但取有合卦义，不必皆自己出。既采曾子之语，必曾子以后之人之所为，非孔子所作也。且《世家》之文本不分明，或以序为《序卦》，而以前序书传之文例之，又似序述之义，初无孔子作传之文，盖其说之晦有以启后人之误。故今皆不载。
录自《洙泗考信录》卷三
春秋战国部分（一）
《论语集解》叙
［魏］何晏
叙曰：汉中垒校尉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胜、前将军萧望之、丞相韦贤及子玄成等传之。《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琅邪王卿及胶东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鲁论》，有《齐论》。鲁共王时尝欲以孔子宅为宫，坏得《古文论语》。《齐论》有《问王》、《知道》，多于《鲁论》二篇。《古论》亦无此二篇，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至顺帝时，南郡太守马融亦为之训说。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近故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前世传授师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于今多矣。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
论《论语》
［清］崔述
《汉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余按，《鲁论语》中所记之君大夫，如哀公、康子、敬子、景伯之属，皆以谥举，曾子、有子皆以子称，且记曾子疾革之言，则是孔子既没数十年后，七十子之门人追记其师所述以成篇，而后儒辑之以成书者，非孔子之门人弟子之所记而辑焉者也。然其义理精纯，文体简质，较之《戴记》独为得真。盖皆笃实之儒谨识师言，而不敢大有所增益于其间也。
唯其后之五篇多可疑者。《季氏篇》文多俳偶，全与他篇不伦，而“颛臾”一章至与经传抵牾。《微子篇》杂记古今事，有与圣门绝无涉者，而“楚狂”三章语意乃类庄周，皆不似孔氏遗书。且孔子者，对君大夫之称，自言与门人言则但称子，此《论语》体例也。而《季氏篇》章首皆称孔子，《微子篇》亦往往称孔子，尤其显然而可见者。《阳货篇》纯驳互见，文亦错出不均。“问仁”、“六言”、“三疾”等章，文体略与《季氏篇》同；而“武城”、“佛肸”二章，于孔子前称夫子，乃战国之言，非春秋时语。盖杂辑成之者，非一人之笔也。《子张篇》记门弟子之言，较前后篇文体独为少粹，惟称孔子为仲尼，亦与他篇小异。至《尧曰篇》，《古论语》本两篇，篇或一章，或二章，其文尤不类。盖皆断简无所属，附之于书末者。《鲁论语》以其少故合之。而不学者遂附会之，以为终篇历叙尧、舜、禹、汤、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继之，谬矣。窃意此五篇者皆后人之所续入，如《春秋》之有续经者然，如《孟子》之有外篇者然，如以《考工记》补《周官》者然。其中义理事实之可疑者盖亦有之，今不能以遍举，学者所当精择而详考也。
其前十五篇中，唯《雍也篇》“南子”章事理可疑，《先进篇》“侍坐”章文体少异，语意亦类庄周，而皆称夫子，不称子，亦与《阳货篇》同。至《乡党篇》之“色举”章，则残缺无音尾而语意亦不伦，皆与《季氏篇》之末三章，《微子篇》之末二章相似，似后人所续入者。盖当其初篇皆别行，传其书者续有所得，辄附之于篇末，以故醇疵不等，文体互异。惜乎后世未有好学深思之士为之分别而厘正之也。呜呼！《孟子》之十一篇，刘歆已合之矣，幸而赵氏去古未远，知其本异，而其识又足以辨其真伪，遂断然以后四篇为后世之所依仿而托之者，决然删而去之，以故《孟子》一书纯洁为一，赵氏力也。彼张禹、马融、何晏之辈，固不足以及此，以康成之名儒，乃亦混混无所分别，何也？及至于宋，传益久，尊益至，则虽以朱子之贤，亦且委曲为之解说而不敢议。然则如赵氏者，可不谓《孟子》之功臣也与？尤可异者，宋复有《孔子集语》，明复有《论语外篇》，若犹以《论语》为未足而益之者，取庄列异端小说之言而欲跻诸经传之列。呜呼，人之识见相越，可胜叹哉！说并见前“堕费”、“南子”、“楚狂”诸条下。
《论语》之始，篇皆别行，各记所闻，初不相谋，而后儒汇合之，故其文有自相复者，“巧言”章，《学而》、《阳货》两篇皆有之；“博学”章，《雍也》、《颜渊》两篇皆有之；“在位”章，《泰伯》、《宪问》两篇皆有之，是也。有复而有详略者，《学而篇》“不重”章，《子罕篇》止有“主忠信”以下十四字；“父在”章，《里仁篇》止有“三年”以下十二字，是也。有复而有异同者，《宪问篇》“不忠”章，《卫灵篇》作“君子病无能焉”云云是也。此或孔子尝两与弟子言之，而各述其所闻，以诏门人；或但一言之而所传闻不同，皆未可知。后儒纂辑之时，未及删耳。至《八佾篇》“太庙”章，《乡党篇》止有“入太庙每事问”六字，《子罕篇》“齐衰”章，《乡党篇》作“虽狎必变，虽亵必以貌”。此则后人记孔子之事，其文之有详略异同，不足异也。又有语相似而人地异者，《雍也篇》“哀公”章，《先进篇》作“季康子问”；《子罕篇》“畏匡”章，《述而篇》作为桓魋发，是也。此未必果为两事，或所传闻小异，后儒尊之不敢复议，相沿既久，乃复强为之说，以其词之小异为圣人之区别，恐未必然也。
《论语》之文有与他书复者。“克己复礼为仁”，告颜渊也；《春秋传》作“克己复礼，仁也”，乃引古志之言以论楚灵王者。“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答仲弓问仁也；《春秋传》作“出门为宾，承事为祭，仁之则也”，乃晋胥臣告文公者。“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孔子自言也；伪《古文尚书》作“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乃召康公训武王者。“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谓伯鱼也；伪《古文尚书》作“不学墙面”，乃成王训迪百官者。余按，《春秋传》之文于义皆通，但不如《论语》之条畅自然，盖传闻者异词，疑《论语》为得实。《书》之二语，则雕琢裁整，酷类晋宋间人手笔矣。夫此语本之《论语》则可，若在《论语》前则深属难解。九仞岂足言山？所亏宁仅一篑？而墙面之上下，无犹正而立之文，岂复成文义耶？且“克己”、“出门”二章，皆答门人之问，述古语以告之，可也，若“周南”章，伯鱼初未尝问，而孔子衍《周官》之言以告之，已为无谓。至“为山”章乃孔子所自言，书既有之，又何必雷同而剿说乎？由是言之，刘焯之书其为伪作无疑。余甚怪夫宋之儒者不觉刘书之伪，而反谓孔子之言之出于《旅獒》，本于《周官》，是所谓信《鹖冠子》而反訾贾谊之《鸟赋》为录人之旧也。
录自《洙泗考信录》卷四
《孟子》题辞
［汉］赵岐
《孟子题辞》者所以题号孟子之书，本末指义，文辞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称也。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其篇目则各自有名。孟子，邹人也，名轲，字则未闻也。邹本春秋邾子之国，至孟子时改曰邹矣。国近鲁，后为鲁所并。又言邾为楚所并，非鲁也。今邹县是也。
或曰：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故孟子仕于齐，丧母而归葬于鲁也。三桓子孙既以衰微，分适他国。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
周衰之末，战国纵横，用兵争强，以相侵夺。当世取士，务先权谋，以为上贤。先王大道，陵迟隳废，异端并起。若杨朱、墨翟放荡之言，以干时惑众者非一。孟子闵悼尧、舜、汤、文、周、孔之业，将遂湮微。正涂壅底，仁义荒怠。佞伪驰骋，红紫乱朱。于是则慕仲尼，周流忧世。遂以儒道游于诸侯，思济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寻，时君咸谓之迂阔于事，终莫能听纳其说。
孟子亦自知遭苍姬之讫录，值炎刘之未奋，进不得佐兴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余风，耻没世而无闻焉，是故垂宪言以诒后人。仲尼有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载。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厉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有风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
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乃删《诗》，定《书》，系《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论语》者，五经之，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问利国，孟子对以仁义。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称“天生德于予”；鲁臧仓毁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众。
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讫今诸经通义，得引《孟子》以说明事，谓之博文。
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其言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后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说《诗》也。今诸解者往往摭取而说之，其说又多乖异不同。
孟子以来五百余载，传之者亦已众多。余生西京，世寻丕祚，有自来矣。少蒙义方，训涉典文。知命之际，婴戚于天，遘屯离蹇，诡姓遁身。经营八纮之内，十有余年。心剿形瘵，何勤如焉。尝息肩弛担于济岱之间，或有温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眷我皓首，访论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济集。聊欲系志于翰墨，得以乱思遗老也。惟六籍之学，先觉之士释之辩之者，既已详矣。儒家惟有《孟子》，闳远微妙，缊奥难见，宜在条理之科。于是乃述己所闻，证以经传，为之章句。具载本文，章别其恉，分为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当达者。施于新学，可以寤疑辩惑，愚亦未能审于是非。后之明者，见其违阙，倘改而正诸，不亦宜乎。
录自《孟子正义》
春秋战国部分（二）
《管子》叙录
［汉］刘向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管子者，颍上人也。名夷吾，号仲父。少时尝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子贫困，常欺叔牙。叔牙终善之。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子纠死，管仲囚。鲍叔荐管仲。管仲既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时，与鲍叔分财，多自予，鲍叔不以我为贪，知吾贫也。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吾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鲍叔既进管仲，而己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丑。故其书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犹流水之原，令顺人心，故论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为福，转败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会，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诸侯归之。管仲聘于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让高国。是时诸侯为管仲城穀，以为之乘邑。《春秋》书之，褒贤也。管仲富拟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子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言之也。”又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爱，岂管仲之谓乎？”《九府》书民间无有。《山高》一名《形势》。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向谨第录上。
《经典释文》二则
［唐］陆德明
老子者，姓李，名耳，字伯阳，陈国苦县厉乡人也。生而皓首，为周柱下史。睹周之衰，乃西出关，为关令尹喜说《道德》二篇，尚虚无无为。班固云：“道家者，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术也。”汉文帝、窦皇后好黄老言。有河上公者，居河之湄，结草为庵，以《老子》教授。文帝征之不至，自诣河上责之。河上公乃踊身空中，文帝改容谢之。于是作《老子章句》四篇，以授文帝，言治身治国之要。其后谈论者莫不宗尚玄言，唯王辅嗣妙得虚无之旨。今依王本，博采众家，以明同异。
河上公章句四卷，毌丘望之章句二卷，严遵注二卷，虞翻注二卷，王弼注二卷，钟会注二卷，羊祜解释四卷，范望州注训二卷，王尚述二卷，程韶集解二卷，邯郸氏注二卷，常氏注二卷，盈氏注二卷，孟子注二卷，巨生内解二卷，袁真注二卷，张嗣注二卷，张凭注二卷，孙登集注二卷，蜀才注二卷，释慧琳注二卷，释慧严注二卷，王玄载注二卷，顾欢堂诰四卷，节解二卷，刘遗民玄谱一卷，想余注二卷，戴逵音一卷。
右《老子》，近代有梁武帝父子及周弘正讲疏，北学有杜弼注，世颇行之。
庄子者，姓庄，名周，梁国蒙县人也。六国时，为梁漆园吏，与魏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齐楚尝聘以为相，不应。时人皆尚游说，庄生独高尚其事，优游自得。依老氏之旨，著书十余万言，以逍遥、自然、无为、齐物而已，大抵皆寓言，归之于理，不可案文责也。然庄生宏才命世，辞趣华深，正言若反，故莫能畅其弘致。后人增足，渐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窜奇说，若《阏栾》、《意修》之首，《卮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分有三。《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众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无杂。唯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徐仙民、李弘范作音，皆依郭本，今以郭为主。
崔譔注十卷二十七篇，向秀注二十卷二十六篇，司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郭象注三十三卷三十三篇，李颐集解三十卷三十篇，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王叔之义疏三卷，李轨音一卷，徐邈音三卷。
《老子覈诂》序
马叙伦
《老子》书，今所行者为河上公注本，王弼注本。王本于唐初有陆德明为之音义。顾如颜师古注班固《汉书》，贾公彦疏《周礼》，李贤注范晔《汉书》，率用河上本。李善注《文选》，则二本兼用。余见唐人所书《老子》，又往往与河上本合。《唐书·刘知几传》：开元初，知几尝议《老子》书无河上公注，请存王弼学。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论，奏与诸儒质辩。博士司马贞等阿意，共黜其言，请兼行二家。盖唐世崇尚道教，故弼学虽兼行而河上本尤通于民间。宋则众本杂出，率祖河上。益以徽宗尊道，甚于唐玄。故熊克求王本，至谓近世希有，久乃得之。今行王本即熊氏所得，晁说之称为近古者也。然晁氏谓弼题是书曰《道德经》，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而《音义》所依为王本，已析上篇为《道经》，下篇为《德经》。晁氏谓：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独得诸河上公本，而古本无有也，赖傅奕能辩之。今王本仍有此四句，傅本亦然。以王注及陆氏音义与河上注参覈经文，则依河上本以改王本者颇多，是今王本非复晁氏所见之旧，王注原本盖已不可复睹。河上公者，陆德明谓汉文帝征之不至，自至河上责之，河上公乃踊身空中，文帝改容谢之，于是授汉文以《老子章句》四卷。盖本于葛洪《神仙传》。然释道世谓《汉书》及潘岳《关中记》、嵇康皇甫谧《高士传》皆无河上公结草为庵现神变事。《列仙传》号刘向所为，固不足信，然应劭《汉书音义》已再引之，而《列仙传》无河上公。黄震谓河上公以《老子》授文帝，其事发于裴楷，不知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仅尝劳军及郊雍，未尝幸河上，而裴楷乃晋人也。一本作裴偕，又未详其何人。余谓裴楷或襄楷之误。盖后世道士者流，托于襄楷以为此说。如谓汉景帝以《老子》为经立道学，其说托于阚泽，皆妄也。且《汉书·艺文志》本于《别录》，刘向父子覈中秘书，录《老子》邻氏经传、傅氏经说、徐氏经说，无河上公章句。《隋书·经籍志》曰，梁有战国时河上丈人注二卷，盖本之阮孝绪《七录》。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六引薛氏曰，古文《老子》道德上下经，无八十一章之辨。今文有河上公注，分八十一章。《史记》：乐臣公本师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再传至于臣公，其弟子盖公为曹相国师，修黄帝老子学。则丈人者，乃今所谓河上公也。余寻《史记·乐毅传》言，乐臣公以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又寻《六国表》，秦始皇十九年虏赵王迁，则乐臣公之齐，当在秦始皇十年前后，乐臣公之师曰乐瑕公，乐瑕公师毛翕公，毛翕公师安期生，安期生师河上丈人。今惟安期生又见于《封禅书》，为秦时人，则河上丈人盖在战国时，许老久如张苍，得至汉文景时犹存。顾《史记》不言其注《老子》。《太平御览》五〇七引皇甫谧《高士传》曰：河上丈人著《老子章句》。当战国之末，诸侯交争，驰说之士，咸以权势相倾，惟丈人隐身修道，老而不亏。《书苑英华》、《云谷杂记》并引梁虞龢《论书表》曰：山阴昙酿村养鹅道士谓羲之曰：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无人能书。河上公《老子章句》盖始见于此。刘知几以与《孝经》郑氏学、《易》子夏传并举为伪作，薛季宣亦不信之。范应元谓，闻之前修，河上注乃汉儒所为。然余检河上注曰：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与天通，故鼻为玄也。又曰，天门，北极紫微宫。若此者，汉初犹无其说，何况战国时？又检王本，经注相譣，颇多错讹复重。亦有弼注讹入经中，而河上乃并弼注亦注之。其题箸之尤者，则佳兵者一章是也。亦有弼注后经文始有错讹者，而河上本亦同其错讹。以此证之，盖出于王本乱离错讹之后，为张道陵学者所为。独不解晋之中世，其书已行，而诸所存晋、宋前籍，顾多不及，至梁元帝《金楼子》，阮孝绪《七录》，始录其书。皇侃《论语义疏》始援引其注。从可知梁世乃大行。岂《高士》《神仙》之传，犹未可尽信乎？谢守灏谓：唐傅奕考覈众本，勘数其字。河上丈人本，齐处士仇岳传之。意者河上注即岳所为，故其陈义颇与顾欢相类。二本而外，有唐傅奕本，宋范应元本。范本号为古本，不知所从出，颇与傅本同。范举王本与古本同者，覈之弼注皆信，而与今王本则不合。疑范所见王本，犹是晁氏、薛氏所谓古本者也。余治《老子》，每怪今王本文字与其注多牾，覈之《音义》，复有差失，遂事雠核。惜《音义》所载《老子》众本多乖，特纪全句者，今譣之，十不得一，则遭刊落者多矣。使有善本音义，王本尚可复睹十七八。今虽古卷子书时时间出，独未得此。以观彭耜、薛君采、焦竑、毕沅所勘，不足厌心。若姚鼐者，颇欲正章句，又率尔不择事据。迩有德清俞先生及仁和谭君献、瑞安孙诒让、会稽陶方琦、龙阳易顺鼎、仪征刘师培，钩稽譣，多胜先士。余会覈众家，因而继作，虽有任肊，十不一二。其余皆有明白证譣，赖为质节。所恨腹藏寒乏，媵箧卷册，又复苦俭，知有未尽，俟夫缮修。又以国中学人讫于海外彦流，颇习是书，或殚研寻，或劳移译。欲其少畼旨趣，毋障玄义，由是并为释词，故号《覈诂》云尔。十三年七月七曰，马叙伦写于北京。
《庄子校释》自序
王叔岷
《汉志》及《吕氏春秋·必己篇》高诱注，并称《庄子》五十二篇。今所存者，仅三十三篇，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乃郭象删定之本。郭本内、外、杂篇之区画，盖随意升降。如内篇《齐物论》第二“夫道未始有封”下，释文引崔云：“《齐物》七章，此连上章，而班固说在外篇。”可知班固所见五十二篇本“夫道未始有封”章，原在外篇也。又如隋释吉藏《百论疏》卷上之上云：“《庄子》外篇，庖丁十二年不见全牛。”今本此文在内篇《养生主》第三。唐释湛然《辅行记》卷四十云：“《庄子》内篇，自然为本，如云，雨为云乎，云为雨乎，孰降施是，皆其自然。”今本“雨为云乎，云为雨乎，孰降施是”，在外篇《天运》第十四。可知所据本皆与郭本异也。即内篇先后次第，郭本亦有所颠倒。如《大宗师篇》第六“此古之所谓县解也”下，《释文》引向秀注云：“县解，无所系也”，而《养生主篇》第三“古者谓是帝之县解”下，向氏反无注，可知向氏所见《大宗师篇》，当在《养生主篇》之前也。至于外、杂篇，昔贤多疑为伪作。然今本内、外、杂篇之名，实定于郭氏，则内篇未必尽可信，外、杂篇未必尽可疑。如《荀子·正论篇》云：“语曰，坎井之蛙，不可与东海之乐。”此即引《庄子》外篇《秋水》之文也。荀子去庄子未远，则《秋水》虽在今本外篇，而为庄子所作，自可无疑。又如《韩非子·难三篇》云：“故宋人语曰，一雀过羿，羿必得之，则羿诬矣，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此即引《庄子》杂篇《庚桑楚》之文也（庄子即宋人）。韩非子去庄子亦未远，则《庚桑楚》虽在今本杂篇，而为庄子所作，亦可无疑。其他类此之例尚多。故《庄子》外杂篇之真伪，诚有待于商榷，决不可囿于郭氏之区画，而轻于致疑也。即郭氏所删略之各篇，使今日见之，有足与今本三十三篇并存者，亦未可知。如《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庄子》逸文云：“海上之人好鸥者，每旦之海上，从鸥游。鸥之至者，百数而不止。其父曰，吾闵鸥鸟从汝游，取来玩之。明日之海上，鸥舞而不下。”（又见《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注。《吕氏春秋·精谕篇》、伪《列子·黄帝篇》，亦并载此文）《文选·左太冲魏都赋》注、《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注，并引《庄子》逸文云：“尹需（一作儒）学御三年而无所得，夜梦受秋驾于其师。明日往朝其师，其师望而谓之曰，吾非独爱道也，恐子之未可与也，今将教子以秋驾。”（《吕氏春秋·博志篇》、《淮南·道应篇》亦并载此文）如斯之类，厥例甚多（详后附录一）。并无伤于巧杂，又何尝不足与今本三十三篇之文并存乎？可知郭氏之不免以私意去取矣。郭氏于旧有篇第，亦随意分合。如苏轼《庄子祠记》，谓《寓言篇》末，当连《列御寇篇》首。今审《寓言篇》末“阳子居南之沛”章及《列御寇篇》首“列御寇之齐”章，其旨意实相含接（《道藏》罗勉道《南华真经循本》从苏说，以二章相连是也）。伪《列子·黄帝篇》袭用《庄子》文，正以二章相连尚存庄书之旧。今本盖郭氏分之也。《北齐书·杜弼传》称弼注《庄子·惠施篇》。今考《天下篇》“惠施多方”以下一章，专论惠子之学说，与上文不必相连。旧必另为一篇，杜弼所注《惠施篇》，疑即指此，或存庄书之旧，今本盖郭氏合之也。又如《田子方篇》篇末，“楚王与凡君坐”章，释文云：“俗本此后有‘孔子穷于陈蔡’，及‘孔子谓颜回’二章，与《让王篇》同。众家并于《让王篇》音之。检此二章无郭注，似如重出，古本皆无，谓无者是也。”但审今本《让王篇》，文多杂凑，“孔子穷于陈蔡”，及“孔子谓颜回”二章，实不合于《让王》之旨（“鲁君闻颜阖得道之人也”、“子列子穷”、“楚昭王失国”、“原宪居鲁”、“曾子居卫”五章亦然），则不当在《让王篇》，俗本在《田子方篇》，或尚存古本之旧亦未可知。古本既不在《田子方篇》，亦不当在《让王篇》，盖今本《让王篇》之杂凑，必非古本之旧，识者自能辨之也。郭氏删定三十三篇之后，已不能见庄书之旧。三十三篇传至今日，暓乱讹夺，又纷见迭出。自王念孙、洪颐煊、俞樾、孙诒让、章太炎、刘师培、奚侗诸贤，相继讨治，发正已多。岷专治此书三载，复多所弋获，固据《续古逸丛书》宋刊本（《逍遥游篇》至《至乐篇》南宋本，《达生篇》至《天下篇》北宋本），作校释五卷，凡一千五百六十九条。庄书五十二篇，虽不可备见，郭本三十三篇之旧，庶可继此而复矣。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仲秋二十日，简阳王叔岷，时寓四川李庄之栗峰。
春秋战国部分（三）
《荀卿新书》叙录
［汉］刘向
《劝学篇》第一，《修身篇》第二，《不苟篇》第三，《荣辱篇》第四，《非相篇》第五，《非十二子篇》第六，《仲尼篇》第七，《成相篇》第八，《儒效篇》第九，《王制篇》第十，《富国篇》第十一，《王霸篇》第十二，《君道篇》第十三，《臣道篇》第十四，《致仕篇》第十五，《议兵篇》第十六，《强国篇》第十七，《天论篇》第十八，《正论篇》第十九，《乐论篇》第二十，《解蔽篇》第二十一，《正名篇》第二十二，《礼论篇》第二十三，《宥坐篇》第二十四，《子道篇》第二十五，《性恶篇》第二十六，《法行篇》第二十七，《哀公篇》第二十八，《大略篇》第二十九，《尧问篇》第三十，《君子篇》第三十一，《赋篇》第三十二。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杀青简，书可缮写。
孙卿赵人，名况。方齐宣王、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是时孙卿有秀才，年五十，始来游学。诸子之事，皆以为非先王之法也。孙卿善为《诗》、《礼》、《易》、《春秋》，至齐襄王时，孙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孙卿三为祭酒焉。
齐人或谗孙卿。孙卿乃适楚。楚相春申君，以为兰陵令。人或谓春申君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孙卿贤者也，今与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谢之，孙卿去之赵。后客或谓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入齐，鲁弱而齐强；故贤者所在，君尊国安。今孙卿天下贤人，所去之国，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孙卿。孙卿遗春申君书，刺楚国，因为歌赋以遗春申君。春申君恨，复固谢孙卿。孙卿乃行，复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孙卿废，因家兰陵。
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乃韩非号韩子，又浮丘伯，皆受业为名儒。孙卿之应聘于诸侯，见秦昭王。昭王方喜战伐，而孙卿以三王之法说之。及秦相应侯，皆不能用也。至赵，与孙膑议兵赵孝成王前。孙膑为变诈之兵，孙卿以王兵难之，不能对也。卒不能用。
孙卿道守礼义，行应绳墨，安贫贱。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孙卿后孟子百余年。孙卿以为人性恶，故作《性恶》一篇，以非孟子。苏秦、张仪以邪道说诸侯，以大贵显。孙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进者，必不以其道亡。”至汉兴，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书美孙卿。
孙卿卒不用于世，老于兰陵。疾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箸数万言而卒，葬兰陵。
而赵亦有公孙龙，为坚白同异之辞。处子之言。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长卢子、芋子，皆著书。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孙氏之术，惟孟轲、孙卿为能尊仲尼。兰陵多善为学，盖以孙卿也。长老至今称之曰，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孙卿也。孟子、孙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为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皆羞称五伯。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于王。然世终莫能用，而六国之君残灭，秦国大乱，卒以亡。观孙卿之书，其陈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凄怆甚可痛也。呜呼！使斯人卒终于闾巷，而功业不得见于世，哀哉！可为霣涕。其书比于记传，可以为法。谨第录，臣向昧死上言。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雠中孙卿书录。
《韩非子》提要
子部法家类《韩子》二十卷（内府藏本）。周韩非撰。《汉书·艺文志》载《韩子》五十五篇。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载《韩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惟王应麟《汉艺文志考》作五十六篇，殆传写字误也。其注不知何人作。考元至元三年何犿本称，旧有李瓒注，鄙陋无取，尽为削去云云。则注者当为李瓒。然瓒为何代人，犿未之言。王应麟《玉海》已称，《韩子》注不知谁作。诸书亦别无李瓒注韩子之文。不知犿何所据也。犿本仅五十三篇，其序称内佚《奸劫》一篇，《说林》下一篇及《内储说》下《六微》内“似烦”以下数章。明万历十年，赵用贤购得宋椠，与犿本相校，始知旧本《六微篇》之末尚有二十八条，不止犿所云数章。《说林》下篇之首尚有“伯乐教二人相踶马”等十六章，诸本佚脱其文，以《说林》上篇“田伯鼎好士”章迳接此篇“虫有蚘”章。《和氏篇》之末，自“和虽献璞，而未美未为玉之害也”以下，脱三百九十六字。《奸劫篇》之首自“我以清廉事上”以上，脱四百六十字。其脱叶适在两篇之间，故其次篇标题与文具佚。传写者各误以下篇之半，连于上篇，遂求其下篇而不得，其实未尝全佚也。今世所传，又有明周孔教所刊大字本，极为精楷。其序不著年月，未知在用贤本前后。考孔教举进士在用贤后十年，疑所见亦宋椠本。故其文均与用贤本同，无所佚阙。今即据以缮录，而校以用贤之本。考《史记》非本传称，非见韩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又云：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其《孤愤》、《五蠹》之书。则非之著书，当在未入秦前。《史记》自叙所谓，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者，乃史家驳文，不足为据。今书冠以《初见秦》，次以《存韩》，皆入秦后事。虽似与《史记》自叙相符，然传称韩王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之药使自杀。计其间未必有暇著书。且《存韩》一篇，终以李斯驳非之议，乃斯上韩王书，其事与文皆为未毕。疑非所著书本各自为篇。非殁之后，其徒收拾编次，以成一帙，故在韩在秦之作，均为收录。并其私记未完之稿，亦收入书中。名为非撰，实非非所手定也。以其本出于非，故仍题非名，以著于录焉。
《四库全书总目》
《吕氏春秋》序（代毕沅作）
［清］汪中
《吕氏春秋》世无善本。余向所藏，皆明时刻，循览既久，辄有所是正。于时嘉善谢侍郎、仁和卢学士并好是书，及同学诸君，各有校本。爰辑为一编，而属学士刻之。既成，为之序曰：周官失其职，而诸子之学以兴，各择一术以明其学，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及比而同之，则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犹水火之相反也。最后《吕氏春秋》出，则诸子之说兼有之。故《劝学》、《尊师》、《诬徒》、《善学》四篇，皆教学之方，与《学记》表里。《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皆论乐。《艺文志》言，刘向校书，别得《乐记》二十三篇，今《乐记》有其一篇，而其他篇名载在《别录》者，惟见于《正义》所引。按本书《适音篇》，《乐记》载之。疑刘向所得，亦有采及诸子同于河间献王者。凡此诸篇，则六艺之遗文也。十二《纪》发明明堂礼，则明堂阴阳之学也。《贵生》、《情欲》、《尽数》、《审分》、《君守》五篇，尚清净养生之术，则道家流也。《荡兵》、《振乱》、《禁塞》、《怀宠》、《论威》、《简选》、《决胜》、《爱士》七篇皆论兵，则兵权谋、形势二家也。《上农》、《任地》、《辨土》三篇，皆农桑树艺之事，则农家者流也。其有牴牾者，《振乱》、《禁塞》、《大乐》三篇，以墨子非攻、救守及非乐为过，而《当染篇》全取《墨子》。《应言篇》司马喜事，即深重墨氏之学。甚者吴起之去西河，《长见》、《观表》二篇，一事两见。惟《有始览》所谓解见某书者，于本书能观其会通尔。司马迁谓，不韦使其客人人著所闻，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然则是书之成，不出于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学。而为后世《修文御览》、《华林遍略》之所托始。《艺文志》列之杂家，良有以也。然其所采摭，今见于周汉诸书者，十不及三四。其余则本书已亡，而先哲之话言，前古之佚事，赖此以传于后世。其善者可以劝，其不善者可以惩焉。亦有闾里小智，一意采奇词奥旨，可喜可观。庶几乎立言不朽者矣。其文字异同，已注于篇中，兹不复及。故序其著书之意以质之诸君子，幸正教之。
《述学补遗》
关于《吕氏春秋》篇目的考订
［清］卢文弨
《玉海》云，书目是书凡百六十篇。今书篇数与书目同，然《序意》旧不入数，则尚少一篇。此书分篇极为整齐，十二《纪》，《纪》各五篇；六《论》，《论》各六篇；八《览》，《览》当各八篇。今第一《览》止七篇，正少一。考《序意》本明十二《纪》之义，乃末忽载豫让一事，与《序意》不类。且旧校云，一作廉孝，与此篇更无涉，即豫让亦难专有其名。因疑《序意》之后半篇俄空焉。别有所谓《廉孝》者，其前半篇亦简脱。后人遂强相附合，并《序意》为一篇，以补总数之缺。然《序意》篇首无“六曰”二字。后人于目中专辄加之，以求合其数，而不知其迹有难掩也。今故略为分别，正以明不敢妄作之意云耳。
《抱经堂文集》
汉至晋部分（一）
《春秋繁露义证》例言
［清］苏舆
《汉书·艺文志》载：“《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后汉书·应劭传》：仲舒“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当即《志》之十六篇，而无《春秋繁露》名。《汉书》本传载，仲舒说《春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之属，复数十篇。是《蕃露》止一篇名，当在百二十三篇中。此书隋唐《志》始著录，唐宋类书时见征引。盖东汉古学盛而今学微，故董书与之散佚。兹后人采掇之廑存者，前人已疑其非尽本真。然微词要义往往而存，不可忽也。西汉大师说经，此为第一书矣。兹于其可疑者略为别白，间复离其节次。错简误文，时据诸家说及群书迻正，并注元文于下。
何休序《公羊解诂》云：“往者略依胡母生条例，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而无一语及董。条例当是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缺之说，究其义与此合者，十实八九。胡母生与董同业，殆师说同也。兹间为采入，以证渊源。其说焉而失者，间为辨正。此外如两京经师家说，及诏令奏议，与本书比傅者，颇复采录，用征条贯之同，而得致用之略。诸子及各传记，亦多节取。纬家说同出今学，引用特慎。
此书，凌氏曙始有注本。凌之学出于刘氏逢禄，而大体平实，绝无牵傅。惟于董义少所发挥，疏漏繁碎，时所不免。随文改正，不复征引，以省复冗，其可采者，仍加“凌云”以别之。各家解释，足资考证者，并为收入。
是书宋本不多见。然据明校所引宋本参之，知已不免讹误。乾隆时，馆臣据《永乐大典》所收楼钥本对勘，补订删改，渐成完帙。且于创行聚珍版之始，首先排印。卢氏文弨曾取聚珍本复加考核，参以明嘉靖蜀中本，及程荣、何允中两家本，今所称卢校本是也。凌注本亦以聚珍为主，参以明王道焜及武进张惠言读本。予复得明天启时朱养和所刊孙评本。合互校订，择善而从。其官本曾校他本作某，与今所见各本同者不复列，异则出之。凡校语不关书义者，别为圈隔，以便省览。
《淮南鸿烈》叙目
［汉］高诱
淮南子名安，厉王长子也。长，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赵氏女，为赵王张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讨韩信于铜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楼烦，还过赵，不礼赵王。赵王献美人赵氏女，得幸，有身。赵王不敢内之于宫，为筑舍于外。及贯高等谋反发觉，并逮治王。尽收王家及美人，赵氏女亦与焉。吏以其得幸有身闻上，上方怒赵王，未理也。赵美人弟兼因辟阳侯审食其言之吕后。吕后不肯白，辟阳侯亦不强争。及赵美人生男，恚而自杀。吏奉男诣上，上命吕后母之。封为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即位，长弟上书愿相见。诏至长安，日从游宴，骄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阳侯不争其母于吕后，因椎杀之。上非之，肉袒诣阙谢罪。夺四县。还归国，为黄屋左纛，称东帝。坐徙蜀严道，死于雍。上闵之，封其四子为列侯。时民歌之曰：“一尺缯，好童童。一升粟，饱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闻之曰：“以我贪其地邪？”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长子安袭封淮南王，次为衡山王，次为庐江王。太傅贾谊谏曰：“怨仇之人，不可贵也。”后淮南、衡山卒反，如贾谊言。
初，安为辨达，善属文。皇帝为从父，数上书召见。孝文皇帝甚重之，诏使为《离骚赋》，自旦受诏，日早食已。上爱而秘之。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贤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验经传。以父讳长，故其所著诸长字皆曰修。
光禄大夫刘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谓之《淮南外篇》。
自诱之少，从故侍中同县卢君受其句读，诵举大义。会遭兵灾，天下棋峙，亡失书传，废不寻修，二十余载。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东郡濮阳令。睹时人少为《淮南》者，惧遂陵迟。于是以朝事毕之间，乃深思先师之训，参以经传道家之言，比方其事，为之注解。悉载本文，并举音读。典农中郎将弁揖借八卷刺之。会揖身丧，遂亡不得。至十七年，迁监河东，复更补足。浅学寡见，未能备悉。其所不达，注以未闻。唯博物君子，览而详之，以劝后学者云尔。
《汉书·五行志》叙
［汉］班固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刘歆以为虙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师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归，武王亲虚己而问焉。故《经》曰：“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乌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逌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范》九畴，彝伦逌。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逌叙。’”此武王问《雒书》于箕子，箕子对禹得《雒书》之意也。“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叶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畏用六极。”凡此六十五字，皆《雒书》本文，所谓天乃锡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为《河图》、《雒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穀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著于篇。
《太玄经》赞
［晋］范望
赞曰：扬子云处前汉之末，值王莽用事，身絷乱世，逊退无由。是以朝隐，官爵不徙。昔者文王屈抑而系《易》，仲尼当衰周而述《春秋》，为一代之法，以彰圣人之符。子云志不申显，于是覃思，耦易著玄。其道以阴阳为本，比于庖牺之作，事异道同。福顺祸逆，无有主名。桓谭谓之绝伦，张衡以拟五经，非诸子之畴也。
自侯芭受业之后，希有相传受者。乃到建安年中，故五业主事章陵宋衷，郁林太守吴郡陆绩，各以渊通之才，穷核道真，为十篇解释，足以根其秘奥，无遗滞者已。然本经三卷，虽有章句，辞尚婉妙，并宜训解。且此书也，淹废历久，传写文字，或有脱谬。宋君创之于前，郁林释之于后。二注并集，或相错杂，或相理致，文字猥重，颇为繁多。于教者劳，于诵者勌。
望以暗固，学不博识。昔在吴朝，校书台观。后转为郎，雠讲历年。得因二君已成之业，为作义注，四万余言。写在观阁，亡其本末。今更通率为注。因陆君为本，录宋所长，捐除其短。并《首》一卷，本经之上，散《测》一卷，注文之中。训理其义，以测为据，合为十卷，十万余言。意思褊浅，犹惧不能发畅扬氏幽微之旨，裨闿后学未觉也。
《法言》序
［汉］扬雄
天降生民，倥侗颛蒙，恣乎情性，聪明不开。训诸理，撰《学行》。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然后诞章乖离，诸子图徽，撰《吾子》。
事有本真，陈施于意，动不克咸。本诸身，撰《修身》。
芒芒天道，昔在圣考。过则失中，不及则不至，不可奸罔，撰《问道》。
神心忽恍，经纬万方，事系诸道、德、仁、义、礼，撰《问神》。
明哲煌煌，旁烛无疆，逊于不虞，以保天命，撰《问明》。
遐言周于天地，赞于神明，幽弘横广，绝于迩言，撰《寡见》。
圣人聪明渊懿，继天测灵，冠乎群伦，经诸范，撰《五百》。
立政鼓众，动化天下，莫尚于中和。中和之发，在于哲民情，撰《先知》。
仲尼以来，国君将相，卿士名臣，参差不齐，一概诸圣，撰《重黎》。
仲尼之后，讫于汉道。德行颜闵，股肱萧曹。爰及名将，尊卑之条。称述品藻，撰《渊骞》。
君子纯终领闻，蠢迪检押，旁开圣则，撰《君子》。
孝莫大于宁亲，宁亲莫大于宁神，宁神莫大于四表之欢心，撰《孝至》。
《隋书·经籍志》三则
自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先王制其夫妇、父子、君臣、上下，亲疏之节。至于三代，损益不同。周衰，诸侯僭忒，恶其害己，多被焚削。自孔子时，已不能具，至秦而顿灭。汉初，有高堂生传十七篇，又有《古经》出于淹中。而河间献王好古爱学，收集余烬，得而献之，合五十六篇，并威仪之事。而又得司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阴阳之记，并无敢传之者。唯《古经》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不殊，而字多异。自高堂生至宣帝时，后苍最明其业，乃为《曲台记》。苍授梁人戴德，及德从兄子圣，沛人庆普，于是有大戴、小戴、庆氏三家并立。后汉唯曹元传庆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虽存并微，相传不绝。汉末，郑玄传小戴之学，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于义长者作注，为郑氏学。其《丧服》一篇，子夏先传之，诸儒多为注解，今又别行。
而汉时有李氏得《周官》。《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时，刘歆始置博士，以行于世。河南缑氏及杜子春受业于歆，因以教授。是后马融作《周官传》，以授郑玄，玄作《周官》注。
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经》十七篇，《小戴记》四十九篇，凡三种。唯郑注立于国学，其余并多散亡，又无师说。
《春秋》者，鲁史策书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沦废，鲁以周公之故，遗制尚存。仲尼因其旧史，裁而正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顺，或直书其事，以示首恶。故有求名而亡，欲盖而彰。乱臣贼子，于是大惧。其所褒贬，不可具书，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说，左丘明恐失其真，乃为之传。遭秦灭学，口说尚存。汉初，有公羊、穀梁、邹氏、夹氏四家并行。王莽之乱，邹氏无师，夹氏亡。初，齐人胡母子都传《公羊春秋》，授东海嬴公，嬴公授东海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眭孟授东海严彭祖、鲁人颜安乐。故后汉《公羊》有严氏、颜氏之学，与《穀梁》三家并立。汉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说》。而《左氏》汉初出于张苍之家，本无传者。至文帝时，梁太傅贾谊为训诂，授赵人贯公。其后刘歆典校经籍，考而正之，欲立于学，诸儒莫应。至建武中，尚书令韩歆请立，而未行。时陈元最明《左传》，又上书讼之。于是乃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后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遂罢。然诸儒传《左氏》者甚众。永平中，能为《左氏》者擢高第，为讲郎。其后贾逵、服虔，并为训解。至魏，遂行于世。晋时，杜预又为《经传集解》。《穀梁》范宁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穀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而《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无师说。
《易》曰：“河出《图》，雒出《书》。”然则圣人之受命也，必因积德累业，丰功厚利，诚著天地，泽被生人，万物之所归往，神明之所福飨，则有天命之应。盖龟龙衔负，出于河洛，以纪易代之征，其理幽昧，究极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传。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书中候》、《洛罪级》、《五行传》、《诗推度灾》、《氾历枢》、《含神雾》、《孝经勾命决》、《援神契》、《杂谶》等书。汉代有郗氏、袁氏说。汉末，郎中郗萌集图纬谶杂占为五十篇，谓之《春秋灾异》。宋均、郑玄，并为谶律之注。然其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相传疑世人造为之后，或者又加点窜，非其实录。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汉时，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唯孔安国、毛公、王璜、贾逵之徒独非之，相承以为袄妄，乱中庸之典。故因汉鲁恭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参而考之，以成其义，谓之古学。当世之儒又非毁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肃推引古学，以难其义。王弼、杜预，从而明之。自是古学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图谶。梁天监已后，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禅，禁之逾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今录其见存，列于六经之下，以备异说。
汉至晋部分（二）
《桓子新论》辑本序
［清］严可均
谨案：《隋志》儒家，《桓子新论》十七卷，后汉六安丞桓谭撰。旧新《唐志》同。本传：谭，字君山，沛国相人。成帝时为郎。哀平间，位不过郎。莽时，为掌乐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征待诏，极言谶之非经。出为六安郡丞，道病卒。谭著书言当世行事，号曰《新论》，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章怀注曰：《新论》，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辅》，四《言体》，五《见征》，六《谴非》，七《启寤》，八《祛蔽》，九《正经》，十《识通》，十一《离事》，十二《道赋》，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闵友》，十六《琴道》。《本造》、《闵友》、《琴道》各一篇。余并有上下。注又引《东观记》曰：光武读之，敕言卷大，令皆别为上下。凡二十九篇。《琴道》未毕，但有“发首”一章。案二十九篇而十七卷者，上下篇仍合卷，为十六卷，疑复有《录》一卷，故十七卷。其书宋时不著录。《群书治要》所载十五事，当是《求辅》、《言体》、《见征》、《谴非》四篇。《意林》所载三十六事，当是十三篇，惟少《本造》、《述策》、《闵友》三篇。各书所载，又三百许事。合并复重，联属断散，凡百七十二事。依《治要》、《意林》次第，以类相从，定为三卷。诸引但《琴道》有篇名，余无篇名。今望文分系，仍加各篇旧名，取便检阅。君山博学多通。同时刘子骏《七略》，征引其《琴道》篇。扬子云难穷，立毁所作《盖天图》。其后班孟坚《汉书》据用甚多。王仲任《论衡·超奇篇》、《佚文篇》、《定贤篇》、《案书篇》、《对作篇》皆极推崇，至谓子长、子云，论说之徒，君山为甲。则其书汉时早有定论。惜久佚失，所得见者仅此。然其尊王贱霸，非图谶，无仙道，综核古今，偭偻失得，以及仪象典章，人文乐律，精华略具。则虽谓此书未尝佚失可也。嘉庆二十年，岁在乙亥，二月既望。
《全后汉文》卷十三
《白虎通义》考上
［清］孙诒让
建初白虎观议五经同异，东京之大典也。范氏《后汉书》载其事颇详，而史臣撰集之书，则文三见而各异。《肃宗纪》云：建初四年，冬十一月，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班固传》云：迁玄武司马。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作《白虎通德论》。令固撰集其事。《儒林传》云：建初中，大会诸侯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其不同如是。袁宏《后汉纪》云：建初四年秋，诏诸儒会白虎观，议五经同异，曰《白虎通》。《太平御览》六百一引丘悦《三国典略》云：祖珽等上言，汉时诸儒集论经传，奏之白虎阁，因名《白虎通》。则皆谓《通义》即《议奏》。故章怀太子注《后汉书》《白虎议奏》，亦云今《白虎通》。盖六朝唐人之说，皆如是也。近儒阳湖庄氏述祖作《白虎通义考》，则据《蔡中郎集·巴郡太守谢版》云：诏书前后赐《礼经素字》、《尚书章句》、《白虎议奏》，合成二百一十二卷。谓《礼》古经五十六卷，今《礼》十七卷，《尚书章句》，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多者不过三十一卷。二书卷不盈百，则《议奏》无虑百余篇，非今之《通义》明矣。又驳章怀《后汉书》注云：按《儒林传》云：命史臣著为《通义》，即今《白虎通义》也。《议奏》隋唐时已亡佚，注以为今《白虎通》，非是。则又谓《议奏》与《通义》本属两书，特同出于白虎观耳。今考《议奏》《通义》，卷数多寡悬殊，庄氏谓非一书，其说是矣。至谓《议奏》之外别有《通义》，则范史于《本纪》不云《通义》，《儒林传》叙不云《议奏》，不宜疏漏若是。袁宏、李贤皆得见《东观汉记》及袁山松《后汉书·艺文志》，倘《通义》《议奏》灼为两帙，亦不应不考，以致误合也。窃谓建初之制，祖述甘露。《议奏》之作，亦袭石渠。《白虎议奏》虽佚，其卷帙体例，要可以《石渠议奏》推也。《汉书·艺文志》，《书》九家内，《议奏》四十二篇（本注：宣帝时石渠论）。《礼》十三家内，《议奏》三十八篇（本注：石渠）。《春秋》二十三家内，《议奏》三十九篇。《论语》十二家内，《议奏》十八篇。《孝经》十三家内，《五经杂议》十八篇（以上本注并云：石渠论）。共五部，百五十五篇。盖石渠旧例，有专论一经之书，有杂论五经之书。合则为一帙，分则为数家。《礼》、《春秋》、《论语》，《议奏》专论一经者也。其书，晋以后，独《礼》家三十八篇存，《五代志》谓之《石渠礼论》。据杜佑《通典》所引，盖备载戴圣、闻人通汉、萧望之等论难及宣帝制诏。其体与《白虎通义》绝异。《五经杂议》，杂论五经者也。《唐书·经籍志》有刘向《五经杂义》七卷。王应麟《玉海》、朱彝尊《经义考》并以为即石渠《五经杂议》。盖《汉志》载刘向所叙六十七篇，内无说经之书，而石渠论经刘向校定，或录其奏于篇首，故误题其名也。其书未见援引，体例无可考，以意推之，似系隐括经义，标举闳旨，不与《礼论》载问答者同（隋唐《志》又有《五经通义》、《五经要义》二书，亦题刘向撰。诸经义疏及唐宋类书所引二书逸文甚多，体例与《白虎通义》正同。疑即石渠《五经杂议》流传之别本）。故分著之目，不曰“议奏”，而曰“杂议”（《通典》引《石渠礼议》，甘露三年三月，黄门侍郎临奏：经曰乡射合乐，大射不乐，何也？盖诸经之称议奏者以此。《五经杂议》标目无奏字，则体例微异可知。然此自谓其子目之异，若其全书必统题《石渠议奏》也）。若使亦如《礼论》之例，则一展卷焯知为石渠旧帙，何至误题都水耶？白虎讲论既依石渠故事，则其《议奏》必亦有专论一经与杂论五经之别。今所传《通义》，盖《白虎议奏》内之《五经杂议》也。诸经议奏既各有专书，杂议之编，意在综括群经，提挈纲领，故不以经为类，而别立篇目。且文义精简，无问答及称制临决之语，与专论一经之议奏体例迥别。其书在汉代统于议奏，本为一书。《蔡中郎集》所举者尚其全帙，故亦如《石渠议奏》有百余卷。晋宋以后，《议奏》全帙渐至散佚，而《通义》一编，析出别行，廑存于世，展转传迻，忘其本始。于是存其白虎之名，昧其杂议之实。或以《通义》该《议奏》，或以《议奏》疑《通义》，皆考之不审，故舛误互见矣。且既知《通义》为《议奏》之一种，则知范史帝《纪》，与《班固传》本无违异。盖诸经议奏，纂自诸儒。《通义》一编，专属班氏。《纪》载写定之总名，《传》详撰集之分帙。则一曰《议奏》，一曰《通德论》，固各有当也。惟《儒林传》序不举《议奏》，而举《通义》，则未免疏舛。意者《白虎议奏》，蔚宗已不得见其全，而亦以《通义》当《议奏》，沿袁宏等之误说，《纪》、《传》多袭旧史之文，故未违其实。序论则范氏自作，故遂失其真耳。夫《议奏》之作，本效石渠之所有。《通义》一编，亦非增石渠之所无。古籍虽亡，固有可推绎而得者。世之究心录略者，当不以余说为臆断也。
《籀庼述林》卷四
《论衡·自纪篇》（节录）
［汉］王充
俗性贪进忽退，收成弃败。充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闲居作《讥俗节义》十二篇。冀俗人观书而自觉，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或谴谓之浅。答曰：以圣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说丘野，不得所晓，无不逆者。故苏秦精说于赵，而李兑不说；商鞅以王说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所欲，虽尽尧舜之言，犹饮牛以酒，啖马以脯也。故鸿丽深懿之言，关于大而不通于小。不得已而强听，入胸者少。孔子失马于野，野人闭不与。子贡妙称而怒，马圄谐说而懿。俗晓露之言，勉以深鸿之文，犹和神仙之药以治鼽咳，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且礼有所不，事有所不须。断决知辜，不必皋陶；调和葵韭，不俟狄牙；闾巷之乐，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太牢。既有不须，而又不宜。牛刀割鸡，舒戟采葵，钺裁箸，盆盎酌巵，大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为辩？喻深以浅；何以为智？喻难以易。贤圣铨材之所宜，故文能为深浅之差。
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夫贤圣殁而大义分，蹉殊趋，各自开门。通人观览，不能钉诠。遥闻传授，笔写耳取。在百岁之前，历日弥久，以为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实论，其文盛，其辩争，浮华虚伪之语，莫不澄定，没华虚之文，存敦庞之朴，拨流失之风，反宓戏之俗。
……
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诣杨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材小任大，职在刺割，笔札之思，历年寝废。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年渐七十，时可悬舆。仕路隔绝，志穷无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发白齿落，日月逾迈。俦伦弥索，鲜所恃赖。贫无供养，志不娱快。历数冉冉，庚辛域际。虽惧终徂，愚犹沛沛。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养气自守，适时（则）〔节〕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既晚无还，垂书示后。惟人性命，长短有期。人亦虫物，生死一时。年历但（记）〔讫〕，孰使留之？犹入黄泉，消为土灰。上自黄唐，下臻秦汉而来，折衷以圣道，理于通材。为衡之平，如鉴之开。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详该。命以不延，吁叹悲哉！
王充《论衡》篇数残佚考
刘盼遂
《论衡》一书，今存八十五篇，内惟《招致》一篇有录无书，盖实存八十四篇，从未有加以异议者。惟予尝按考其实，则《论衡》篇数，应在一百以外；至今日佚失实多，最少亦应有十五六篇。今分三项，说明之如次：
一、以仲任自己之言为证。
甲、《自纪篇》云：“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余。书吾亦才出百，而云泰多。”
乙、《佚文篇》云：“故夫占迹以睹足，观文以知情，《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百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按百数各本皆误作十数，今正。百数者百许也，百所也，今山东言千之左右曰千数，百之左右曰百数，其遗语也。此本由后人误认八十四篇为足本，故妄改百数为十数，而不顾其欠通也。）据以上二事，足证今之八十五篇非完书矣。
二、以《论衡》本书之篇名为证。
甲、《觉佞篇》。卷十一《答佞篇》云：“故《觉佞》之篇曰，人主好辩，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辞丽，心合意同，偶当人主云云。”盼遂按，《觉佞》当是《论衡》篇名，与《答佞篇》为姊妹篇，旧相比次，而今亡佚矣。犹之《实知》之后有《知实》，《能圣》之后有《实圣》也。
乙、《能圣篇》。
丙、《实圣篇》。卷二十《须颂篇》云：“汉有实事，儒者不称，古有虚美，诚心然之。信久远之伪，忽近今之实，斯盖三增、九虚所以成也，《能圣》、《实圣》所以兴也。”盼遂按，“三增”者，《语增》、《儒增》、《艺增》；“九虚”者，《书虚》、《变虚》、《异虚》、《感虚》、《福虚》、《祸虚》、《龙虚》、《雷虚》、《道虚》，皆《论衡》篇名也。然则《能圣》与《实圣》，亦必为《论衡》篇名，不知于何时失传矣。
丁、《盛褒篇》。卷二十九《对作篇》云：“且凡造作之过，恶其言妄而谤诽也（恶字各本讹作意，今改正）。《论衡》实事疾妄，《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之言，无诽谤之辞，造作如此，可以免于罪矣。”盼遂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须颂》五者，皆《论衡》篇名，所以张其实事疾妄之说也。则《盛褒》亦必为《论衡》篇名，与《须颂》为并蒂连理之文无疑，而后世亡失者也。
据以上四事，由《论衡》本文中所载佚篇为吾人所考明者，已有四篇之多；其本文所载篇名未为吾人所甄明者，亦或佚去之篇而本文中从未提及者，为数当更不少，则《论衡》篇数过百之说非无稽矣。
三、以各书所引佚文为证。
……
马总《意林》卷三引《论衡》云：“天门在西北，地门在东南；地最下者扬、兖二州，洪水之时，二州最被水害。”
同上又引《论衡》云：“伯夷、叔齐为庶兄夺国，饿死于首阳山，非让国于庶兄也，岂得称贤人乎？”
同上又引《论衡》云：“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
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石驼溺条云：“拘夷国北山有石驼溺，水溺下以金银铜铁瓦木等器盛之，皆漏；以掌盛之，亦透；唯瓢不漏。服之令人身上臭毛尽落，得仙去，出《论衡》。”
据以上五事，举不见于今本《论衡》，知《论衡》至今日残缺者多矣。
由上列三项证明，则《论衡》百篇之说，盖确有此见象，而未容夺易矣。
《太平经合校》前言
王明
后汉《太平经》，现存的只有明朝《道藏》的一个本子。原书一百七十卷，今本残存仅五十七卷。编者根据《太平经钞》及其他二十七种引书加以校（在凡例和本文里标写〔并〕字）、补、附、存，基本上绘出一百七十卷的轮廓。并将和此经有关的几个问题，略加考订和说明。全书的大义代表中国道教初期的经典。值得注意的，其中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法因素，又有反对剥削阶级聚敛财货等思想。它是中国哲学史和道教思想史上有价值的资料。
一、《太平经》这部书的来历及其重要思想
范晔《后汉书·襄楷传》里，襄楷疏称于吉（于一作干）所得神书，号《太平清领书》，这就是道教相传的《太平经》。此书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每部一十七卷，全书共一百七十卷。明英宗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修的《道藏》所收的《太平经》，是现存的唯一的本子。可是它残缺不全，仅存五十七卷，甲乙辛壬癸五部完全遗失了，其他几部各亡佚若干卷。《道藏》里有《太平经钞》，是唐人节录《太平经》而成甲乙丙丁等十部，每部一卷，共十卷。这是现今可以校补《太平经》的卷帙较多的唯一别本。其他道经类书及古书注间有征引《太平经》文，现经搜集起来，约计二十七种。有的可为部分校勘《经》文之用，有的无法对勘的，就附存于合校本适当的位置里。
各家著录的书，大概都称《太平经》书一百七十卷。《太平经》卷九十八《男女反形诀》说：“天师前所赐予愚生本文。”《太平经复文序》说，于吉初受太平本文，因易为百七十卷。《仙苑编珠》说，帛和授以素书二卷，于吉受之，乃《太平经》也，后演此《经》成一百七十卷。所谓“素书”、“本文”，虽则含有神书传授的玄谈，然而这的确透露了《太平经》一百七十卷不是一时一人所作。东西两汉的著述，一书多至一百七十卷的，实在太少见了。所以我相信《太平经》先有“本文”若干卷，后来崇道的人继续扩增，逐渐成为一百七十卷。不能简单地说这书就是于吉、宫崇或帛和个人所著作。现存的经书里，固然不免有后人改写增窜，可是大体说来，它还保存着东汉中晚期的著作的本来面目。
……
二、关于《太平经钞》
与《太平经》有密切关系的两种道书是《太平经钞》和《太平经圣君秘旨》。对这两种书的应用，应该跟《太平经》文同样看待。这里先介绍《太平经钞》，其中有些问题还需要考证才搞得明白的。
《道藏》中《太平经钞》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每部一卷，系节录《太平经》文而成。《太平经》甲部已经亡失了，现存的《太平经钞》，以甲部的字数为最少，疑《钞》甲部是后人所伪补。《钞》甲部的文字来源，以《灵书紫文》为主，《上清后圣道君列纪》并为其采取的材料。案《太平经》援引古经旧义，都不著明出处，只有《钞》甲部乃说：“青童匍匐而前，请受《灵书紫文》□□传诀在经者二十有四。”现存《灵书紫文上经》卷首所说，与《太平经钞》甲部所载，其文字也是大同小异，从此可以证明《太平经钞》甲部是从《灵书紫文》来的。再者，《太平经》里并无外丹的说法，《钞》甲部“服华丹”、“食镮刚”云云，跟全书的内容不相协调，也是从《灵书紫文》抄来的。此外，《钞》甲部所用道教、佛教的术语，也与《太平经》其他各部不相类似。道教的名辞如“种民”，佛教的名辞如“本起”、“三界”、“受纪”等，都是仅见于《钞》甲部。就时代说，这些名辞也是比较《太平经》为晚出的。
……
汉至晋部分（三）
魏王弼撰《老子指略》佚文之发见
王维诚
（一）佚文发见之经过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载《老子王弼注》二卷。叙录谓弼又作《老子指略》一卷。今王弼《老子注》见存，其《老子指略》则亡。查《旧唐书·经籍志》载《老子指例略》二卷，不著撰人。然《新唐书·艺文志》则载王弼《老子指例略》二卷。可知旧志《老子指例略》二卷当即王弼所撰。此后则《宋史·艺文志》载王弼《道德略归》一卷。宋濂《子略》载王弼《老子指例略》二卷。郑樵《通志·艺文略》载王弼《老子指略例》二卷。又晁氏《郡斋读书志》载《老子略论》一卷，注云，魏王弼撰，凡十有八章。详察上列《旧唐书·经籍志》以下六家著录王弼之书，书名不全同，卷数亦或异，然无一家同时著录二书名者。窃疑各家所载，皆即《释文》叙录所称王弼《老子指略》一书。此书自宋以后不见著录，当系亡于宋末。
1934年间予在北京大学检阅《道藏》，见宋张君房所纂《云笈七签》卷一初引“老君指归曰”一段文，四百九十三字；次引“老君指归略例曰”一段文，一千三百五十字。以此二段引文颇长，当时欲知所引之文出自何人之书，继见《七签》卷三十二又引“严君平《老君指归》曰”文一节，遂知此与前引《老君指归》即为严君平之书。而《道藏》有严君平《老子指归》残书七卷，予亦阅及。并知《七签》引文与此书文义多同，盖出一书。惟观《七签》所引《老君指归略例》之文，殊不与《老君指归》之文相类。及反复浏览，觉其字句文义有似王弼《老子》注文，因取与王弼《老子》注对勘，果然字句颇同文义毕合。时予已知王弼尝有《老子指略》之作。故谓《七签》卷一所引《老君指归略例》一千三百五十字当为王弼《老子指略》之佚文。其后二年，予获见成都唐鸿学所刻明钞本《严君平道德真君指归》七卷，其卷末附录《指归》佚文，即以《云笈七签》所引《老君指归》及《老君指归略例》二文并列其内。予知《指归略例》非《君平指归》之文，而《君平指归》佚文，《道藏》尚有存者，则唐刻本未录及也。
1942年间，予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居北郊龙泉镇。又就镇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读《道藏》中一切《老子》注，因便阅及《道藏》第九九八册《老子微旨例略》一卷，合二千五百五十二字，分为二段。览其首段之文乃与《七签》所引《老君指归略例》相同。而其全文则较《七签》所引几多一倍。且所多者，其字句文义复与王弼《老子》注文有合。予因谓《老子微旨例略》二千五百五十二字亦为王弼《老子指略》之佚文，甚者或为王弼《老子指略》一卷之全文也。
（二）佚文及其考证（略）
（三）《老子指略》通考
王弼《老子指略》，唐宋二代著录，书名不同，卷数亦异，前已言及。观《道藏》九九八册题作《老子微旨例略》，而《云笈七签》所引则作《老子指归略例》，显见文字相同而书名不同，不足为异。今就此书由来更考论之。
王辅嗣卒于魏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年二十四，生命甚短，然著作颇多。《隋书·经籍志》共载王弼著作六种，计有（一）《周易》十卷，王弼注。（二）弼又撰《易略例》一卷。（三）《论语释疑》三卷，王弼撰。（四）《老子道德经》二卷，王弼注。（五）梁有《老子杂论》一卷，何、王等所注，亡。（六）梁有《王弼集》五卷、录一卷，亡。惟陆氏《释文》叙录有王弼作《老子指略》一卷，《隋志》不载；而《隋志》云梁有何、王等所注《老子杂论》一卷，叙录亦不言及。约当魏末晋初间，何劭为《王弼传》，言“弼注《老子》，为之《指略》，致有理统；注《道略论》，注《易》，往往有高丽言”。又言：“弼论道，附会文辞，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据何劭撰传，似王弼注《老子》外，别为《老子指略》，又注《道略论》，又有论道之文。予窃疑上言王弼四文，彼此互有联系，亦与《老子杂论》一卷有关。按《隋志》梁有《老子杂论》一卷，题为何、王等所注，当系好事者辑合何晏、王弼及其他人等所注《老子》之文而成；然此书既名《老子杂论》，何可题为何、王等所注乎？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篇》言：“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中略）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今张湛《列子》注有引何晏道论一节，是平叔之《道德二论》，其初稿本即《老子注》也。《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晋诸公赞》曰：“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论》。”窃谓魏世诸公著《道德论》，当皆论说《老子》旨要，其义本与注解《老子》相通。而魏晋间人注《老》、《庄》者，如王弼郭象，多以己意发挥本文，其义亦与著论略同。今比较《老子指略》佚文与王弼《老子注》，则或谓《指略》佚文为《老子注》，既于理无妨；或取《老子注》长文谓为《老子道德论》，似亦无不可。盖《老子注》与《老子道德论》二者相通，观何平叔之所为，其明证也。而《宋史·艺文志》所载王弼《道德略归》一卷，当即《老子指略》一卷，其故亦可知矣。何劭撰传谓弼“注《道略论》”，此或即为弼之《道论》。《道论》亦为《老子道德》之异名。《老子道德论》与《老子注》义又相通，故合注、论为称，遂亦可谓弼“注《道略论》”，一也。要之，王弼为《老子注》，与作《老子指略》，与注《道略论》，又或有论道之文，此四者之间实有密切关系。至于何、王等所注《老子杂论》一卷，其中王弼之文当必录自弼之《老子注》，或《老子指略》，或注《道略论》，其他如何晏、夏侯玄与阮籍等之《道德论》，当亦有在其内者。而《晋书·王衍传》称“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云云，其文或采自何、王等《老子杂论》。此并可得而略者也。
《老子指略》之名，初见于《释文》叙录。而《指略》之名，似出于何劭所为《王弼传》文。前曾言及《传》言“弼注《老子》，为之《指略》，致有理统”，今观《指略》佚文，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诚乎其“致有理统”者也。然除《释文》叙录外，各家记载，或称《老子指例略》，或称《老子指略例》者，此亦有故。按王弼注《周易》，又作《周易略例》，其注《老子》，亦作《老子略例》，其文其事，颇有可资比较者：（一）《周易略例》发明《周易》旨要，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辞义精美；此与《老子指略》，并为“致有理统”之文。（二）《周易略例》多举卦爻辞为例，以明《易》理；《老子指略》亦多举《老子》文句为例，以明道意。（三）《周易略例》发明《易》理，因即以斥象数、互体、卦变、五行之说；《老子指略》发明道意，因即以斥儒、墨、名、法、杂五家之言。（四）《周易略例》与弼之《周易》注互相发明；《老子指略》与弼之《老子注》互相发明。（五）《周易略例》“明彖”章言“物无妄然，必由其理”，此与《老子指略》言“道也者，取乎万物之所由也”，立论可通。根据上述五义，则知王弼《周易略例》之作既以“略例”为称，其《老子指略》之作亦可称为“略例”矣。此非止推论，尚有史实可考。梁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曰：“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无，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两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人伦之英也。”按刘勰所举六家论文，其言“平叔之两论”，即指何晏之《道德二论》也；其言“辅嗣之两例”，当即王弼之《周易略例》与《老子指略例》也。盖辅嗣两例，虽各一书，核其实质，皆论文也。又《南齐书·王僧虔传》言，僧虔于宋世尝有诫子书曰：“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按王僧虔所云“指例何所明”，似亦即指王弼之《老子指例略》也。
又各家记载，或有称王弼《道德略归》一卷，或有称王弼撰《老子略论》一卷者，此亦有说。按何劭撰《王弼传》言，“弼注《老子》，为之指略，致有理统”。随文解义，何邵本意，或止言弼注《老子》一事，非谓弼注《老子》外，别为《老子指略》。今观《指略》佚文，多论道者。其辞美辩，或即何邵所言，“弼注《道略论》，往往有高丽言”，及邵言“弼论道，自然有所拔得”者也。而《道德略归》与《老子略论》之名，或即由弼注《道略论》一言而来，亦未可知也。
王弼《老子指略》或作一卷，或作二卷，未知全书字数多少。《郡斋读书志》载《老子略论》一卷，凡十八章。或者文字颇多。今所见《指略》佚文虽有二千五百五十二字，然颇难分为十八章。如就佚文而言，前后虽分二段，而文思一贯，合为一篇，即可当全文之数。如就十八章而言，则佚文已难分为十八章，恐非《指略》之全文矣。未知此书他日或能更有所发见乎？
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七卷第三号
《嵇康集》序
鲁迅
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在梁有十五卷，录一卷。至隋佚二卷。唐世复出，而失其录。宋以来，乃仅存十卷。郑樵《通志》所载卷数与唐不异者，盖转录旧记，非由目见，王楙已尝辨之矣。至于椠刻，宋元者未尝闻。明则有嘉靖乙酉黄省曾本，汪士贤二十一名家集本，皆十卷。在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者合为一卷。张燮所刻者又改为六卷。盖皆从黄本出而略正其误，并增逸文。张燮本更变乱次第，弥失其旧。惟程荣刻十卷本较多异文，所据似别一本。然大略仍与他本不甚远。清诸家藏书簿所记，又有明吴宽丛书堂钞本，谓源出宋椠，又经匏菴手校，故虽迻录，校文者亦为珍秘。予幸其书今在京师图书馆，乃亟写得之。更取黄本雠对，知二本根源实同，而互有讹夺。惟此所阙失，得由彼书补正，兼具二长，乃成较胜。旧校亦不知是否真出匏菴手，要之盖不止一人。先为墨校，增删最多。且常灭尽原文，至不可辨；所据又仅刻本，并取彼之讹夺，以改旧钞。后又有朱校二次，亦据刻本。凡先所幸免之字，辄复涂改，使悉从同。盖经朱墨三校，而旧钞之长，且泯绝矣。今此校定，则排摈旧校，力存原文。其为浓墨所灭，不得已而从改本者，则曰：字从旧校，以著可疑。义得两通，而旧校辄改从刻本者，则曰：各本作某，以存其异。既以黄省曾、汪士贤、程荣、张溥、张燮五家刻本比勘讫，复取《三国志》注、《晋书》、《世说新语》注、《野客丛书》、胡克家翻宋尤袤本《文选》李善注，及所著《考异》、宋本《文选》六臣注、相传唐钞《文选集注》残本、《乐府诗集》、《古诗纪》、及陈禹谟刻本《北堂书钞》、胡缵宗本《艺文类聚》、锡山安国刻本《初学记》、鲍崇城刻本《太平御览》等所引，著其同异。姚莹所编《乾坤正气集》中，亦有中散文九卷，无所正定，亦不复道。而严可均《全三国文》、孙星衍《续古文苑》所收，则间有勘正之字，因并录存，以备省览。若其集外如此，而刻本已改者，如“”为“愆”，“寤”为“悟”；或刻本较此为长，如“遊”为“游”，“泰”为“太”，“慾”为“欲”，“樽”为“尊”，“殉”为“徇”，“饬”为“饰”，“闲”为“间”，“蹔”为“暂”，“脩”为“修”，“壹”为“一”，“途”为“涂”，“返”为“反”，“捨”为“舍”，“弦”为“”；或此较刻本为长，如“讥”为“饥”，“陵”为“凌”，“熟”为“孰”，“玩”为“”，“災”为“灾”；或虽异文而俱得通，如“迺”与“乃”，“”与“吝”，“强”与“彊”，“于”与“於”，“無”“毋”与“无”，其数甚众，皆不复著，以省烦累。又审旧钞原亦不足十卷，其第一卷有阙叶；第二卷佚前，有人以《琴赋》足之；第三卷佚后，有人以《养生论》足之；第九卷当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下，而全佚，则分第六卷中之《自然好学论》等二篇为第七卷，改第七、第八卷为八、九两卷，以为完书。黄、汪、程三家本皆如此，今亦不改。盖较王楙所见之缮写十卷本卷数无异，而实佚其一卷及两半卷矣。原又有目录在前，然是校后续加，与黄本者相似。今据本文别造一卷代之。并作《逸文考》、《著录考》各一卷，附于末。恨学识荒陋，疏失盖多，亦第欲存留旧文，得稍流布焉尔。中华民国十有三年六月十一日会稽 序。
鲁迅手抄本《嵇康集》
庄注疑案的究明
侯外庐 等
在进论“儒道合”的理论之前，有一个疑案，应须稍加董理，这就是郭象盗窃向秀《庄子注》的问题。
《晋书·向秀传》说：“向秀，字子期。……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所知，雅好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方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注，嵇康曰：‘此书讵复须注？正是妨人作乐耳！’及成，示康，曰：‘殊复胜不？’”（卷四九，按《世说新语·文学篇》注所记略同，末有“与汉世诸儒互有彼此，未若隐庄之绝伦也”句。）
《晋书·郭象传》说：“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甚见亲委，遂任职当权，熏灼内外，由是素论去之。……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卷五十，《世说新语·文学篇》所载略同）
据此，我们知道：
（一）向秀首开注《庄》的新风气，为之“隐解”，发明奇趣，和王弼之注《老子》同为时代的前趋。
（二）向秀注《庄》，别于旧注，妙演奇致，遂畅玄风，颇为同辈友人所叹服，但死后其义不传于世。
（三）郭象就向秀解义，述而广之。
（四）郭象为人行薄，窃秀义以为己注，稍点定文句；秀本复出，始有向郭二《庄》之名。
从以上四点看来，没有理由为郭象辩护，说他不是盗书贼，冯友兰解放前因崇拜河南郭象，就以是非不值深辨为说，轻轻开脱了郭象行薄的勾当，唐人离晋不远，故《晋书》（卷五十）说：
史臣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子玄假誉攘善，将非盗乎？”
《赞》曰：“象既攘善，秀惟瘅恶。”
在晋末南北朝之际，向郭之名有被并称者，如刘义庆《世说新语》说，“《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刘孝标《注》也有“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曰”之称，因此，有人以为郭象不无心得，至少有保存向注（今佚）或述而广之的功绩，应以向郭合注并称，不必破此公案。此说不是公允之论。
按郭本早流传于世，以先入之见，虽向本别出，而郭已成名，不可一世，因此晋人连称郭向乃权变之辞，不得以合注目之。张湛为东晋成帝至安帝时代人物，他注《列子》，所引《庄子注》，向秀郭象分别题名，似在晋人中也有不主张向郭二《庄》并称的。至于向注又在什么时候佚失，则不能确考，《隋书·经籍志》已注“今阙”，则郭注《南华经》便成了独占《庄》注的绝学，至今一千四五百年了，除了专家少数人之外，《庄子注》只知郭象其人，而无识向秀为始创者，这是千古的一大冤案。为了更加明白郭象是怎样地攘善，我们试据《列子注》张湛所引向秀文，和今存郭象《庄子注》文作一比对，就知道郭象盗窃向注文义是一目了然的了。
郭象窃向秀注比照表（略）
由上表看来，向注与郭注有文义都是相同的，有文略异而义相同的，有义同而点定文句的，有义同而略加补缀的，然绝无道理上不一致的，这不是郭象攘善的确证么？按张湛《列子注》所引郭象文句与今本《庄子注》字句皆同，或为向注所略的地方；而所引向秀文除在今本《庄子注》中有阙而不录的几例以外，大致相同，且有一字无异者，则知张湛引文的取材方法，凡向郭注本同者皆认为向注，而向略而郭补易者，始认为郭注，所以郭注的少数文字，或即《晋书》所谓“述而广之”者，这当然也不是他的创义。
依此而言，《世说新语》注引证的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当属于向郭注本相同的部分，也可认为是向注，我们试作比较，便知注文之义没有不相似之处。
刘孝标在《世说新语》注引向郭逍遥义说：
夫大鹏之上九万尺，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卷上之下《政事》）
今本郭象《庄子·逍遥游》注说：
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以上为篇名注文——引者按）。……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故大鹏之能高，斥之能下……此皆自然之所能，非为之所能也……故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为能无待而常通，岂自通而已哉？又顺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按以上为“乘天地之正”句下注文）
因此，我们以今本郭象的《庄子注》大体上都是向秀的解义，若欲提出郭象的名字，只应说“郭象所窃向秀《庄子注》解义”，在思想派别上而言，郭象当是论“儒道合”派的宣传者（所谓“记志《老》《庄》”，“述而广之”，“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他诡辩为这是受之于天，而非私取（《山木篇》注：“盗窃者私取之也；今贤人君子之致爵禄，非私取也，受之而已。”），然这又不是《庄子》“迹”的伪行么？
《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二〇八一二一七页
列子伪书考（节录）
马叙伦
（上略）余籀读所得，知其书必出伪造，兹举证二十事如左：
一事，考《庄子·让王篇》，列子与郑子阳同时。陆德明《释文》云：“子阳郑相。”然《吕氏春秋·首时篇》、《观世篇》高诱注云：“子阳，郑相也。一曰，郑君。”诱知郑君者，因《韩非子·说疑篇》云“郑子阳身杀国分为三”也。但史无郑君名子阳者，日本人津田凤卿之《韩非子解诂》谓：“子阳似郑君遇弑不谥者。”考《史记·郑世家》注徐广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阳为君，是为康公。”然则子阳岂即郑康公耶？其年与缪公相承。刘向言列子为缪公时人，岂指其始居郑时耶？然《让王篇》苏轼以为伪作，盖所记列子、子阳事，本之《吕氏春秋》。按子阳当作子驷，因驷子阳而误。考《庄子·德充符篇》，子产师伯昏无人，《田子方篇》云：“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又《吕氏春秋·下贤篇》云：“子产相郑，往见壶丘子林。”《庄子·应帝王篇》言列子见壶子，司马彪云：“壶子，名林，郑人。”是列子又与子产同师。《庄子·达生篇》、《吕氏春秋·审己篇》并言列子问于关尹子，关尹子与老子同时，则列子并子产时可信，子驷正与子产同时，博闻如向岂不省此？然则叙录亦出依托也。
二事，《尸子·广泽篇》、《吕氏春秋·不二篇》并云“列子贵虚”，《庄子·应帝王篇》云：“列子三年不出……一以是终，无为名尸……亦虚而已。”而向序云：“《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篇》唯贵放逸，二义相乖，不似一家之书。”则不与三子之言相应，而《别录》曷为入于道家？汉初百家未尽出，太史公未见《列子》书，不为传，何伤？顾云“孝景时其书颇行”，则汉初人引《列子》书者又何寡也？太史公安得以寓言与《庄子》相类，而不称？斯则缘其剿袭庄生，用为弥缝者也。
三事，张湛云：“八篇出其外家王氏。”晋世玄言极畅之时，《列子》求之不难，何以既失复得，不离王氏？
四事，《天瑞篇》“有太易有太始有太素”一章，湛曰：“此全是《周易乾凿度》。”《乾凿度》出于战国之际，列子何缘得知？作伪纂入耳。
五事，《周穆王篇》有驾八骏见西王母事，与《穆天子传》合，《穆传》出晋太康中，列子又何缘得知？或云《史记》略有所载，然未若此之诡诞也。盖汲冢书初出，虽杜预信而记之，作伪者艳异矜新，欲以此欺蒙后世，不寤其败事也。
六事，《周穆王篇》言梦，与《周官》占梦合。《周官》汉世方显，则其勦窃明矣。
七事，《周穆王篇》记儒生治华子之疾，儒生之名，汉世所通行，先秦未之闻也。
八事，《仲尼篇》，言西方之人有圣者，乃作伪者缘晋言名理，剽取浮屠。作伪者囿于习尚，遂有斯失。
九事，《汤问篇》与《山海经》同者颇多，《山海经》乃晚出之书，则亦艳异矜新，取掇可知。
十事，《汤问篇》言方壶、瀛州、蓬莱，殷敬顺释文引《史记》云：“此三神山在渤海中。”此事出于秦代，引以为注，足征前无所征。
十一事，《汤问篇》云：“渤海之东，不知其亿万里，有大壑，实惟无底之谷。”案《山海经》云“东海之外有大壑”，郭璞注云：“《诗含神雾》曰：‘东注无底之谷。’谓此壑也。”此乃显窃《山海经》、注两文而成，不然，郭何为不引此而反援诗纬？
十二事，《力命篇》言颜渊寿十八，与《史记》等不一致，其说见于《淮南·精神训》高注及《后汉书·郎传》。此由作伪者耳目所近，喜其说新，忘其牾实也。
十三事，《汤问篇》记皇子以火浣布为妄，魏文帝著论不信有火浣布，疑为作伪者所本。
十四事，《汤问篇》记伯牙与钟子期事，汪中证钟子期即《史记·魏世家》之中旗，《秦策》之中期，《韩非子·难势篇》之钟期，则楚怀王顷襄王时人，列子何缘得知？由作伪者既诬列子为六国时人，故一切六国时事，辄附之而不疑耳。
十五事，《黄帝篇》列九渊，《庄子·应帝王篇》唯举其三，他无所用，伪作者从《尔雅》补足，并举九渊，失其文旨。
十六事，《力命篇》记邓析被诛于子产，与《左传》被杀于驷不合，夫列子郑人，事又相及，何故歧误如此？盖作伪者用《吕氏春秋·离谓篇》邓析难子产事影撰此文，故不寤与左氏牴牾也。
十七事，《汤问篇》载孔子见小儿辩日事，桓谭《新论》所载略同，谭云，“小时闻闾巷言”，不云出《列子》。《博物志》五亦记此事，末云亦出《列子》。则华所据为《新论》，疑“亦出《列子》”四字为读者注语，不然，华当据《列子》先见之书也，此为窃《新论》影撰。对校谭记，塙然无疑。
十八事，《汤问篇》言“菌芝者生于朝死于晦”。陆德明《庄子》释文引崔曰：“粪上芝，朝生暮死，晦者不及朔，朔者不及晦。”此乃影射《庄子》之文，而实用崔氏之说。
十九事，《力命篇》言彭祖寿八百，《庄子》言“彭祖……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则其寿不止八百。宋忠《世本》注、王逸《楚辞》注、高诱《吕氏春秋》、《淮南子》注乃有七百、八百之说，作伪者因以袭用。
二十事，《天瑞篇》曰：“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庄子》言藐姑射之山，有神人，不云在海河洲中，此乃袭《山海经·海内北经》文也。彼文郭璞注曰，“《庄子》所谓藐姑射之山也”，使《列子》非伪，郭何为不引此以注乎？
由此言之，世传《列子》书八篇，非《汉志》著录之旧，较然可知。况其文不出前书者，率不似周秦人词气，颇缀裂不相条贯。又如《天瑞篇》言：“天地空中之一细物，有中之最巨者。”《周穆王篇》言：“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硋，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既已变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虑。”《汤问篇》言：“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之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此并取资于浮屠之书，尤其较著者也。若《汤问篇》之“六鳌焦螟”，仿《庄子》之“鲲鹏蛮触”；《黄帝篇》之“海上沤鸟”，仿《吕览》之“好蜻”，如此者不可胜数。崔述谓其称孔子观于吕梁而遇丈夫厉河水，又称息驾于河梁而遇丈夫厉河水，此本庄周寓言，盖有采其事而稍窜易其文者，伪撰《列子》者误以为两事而遂两载之也。汪继培谓其“会萃补缀之迹，诸书见在，可复按也”，知言哉！盖《列子》书出晚而亡早，故不甚称于作者。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论》之言，附益晚说，成此八篇，假为向叙以见重。而刘勰乃称其气伟采奇，柳宗元谓其质厚少伪，洪迈、宋濂、王世贞且以为简劲出《庄子》右，刘埙谓漆园之言，皆郑圃之余，岂盲于目者耶？夫辅嗣为《易》注多取诸《老》、《庄》，而此书亦出王氏，岂弼之徒所为与？
《天马山房丛著》
列子冤词（摘要）
［日］武内义雄
向序非伪，《列子》八篇非御寇之笔，且多经后人删改，然大体上尚存向校定时面目，非王弼之徒所伪作。
姚氏以郑缪公之误，断为序非向作，因一字之误，而疑序之全体，颇不合理；况由后人之伪写，抑由向自误，尚未可知。
次对马氏之说辨之如下：
一、《让王篇》记事，未可与壶丘子林、伯昏无人等一例视之，《庄》书多寓言，所谓壶丘子林及伯昏无人又见于《列子》，亦是寓言。以此寓言为盾，而没去《让王篇》之记事，实非正当。此篇是否庄周所作，与史料之价值如何，实无关系。
二、《尸子》、《吕氏春秋》、《庄子》谓列子“贵虚”，而向序亦谓《列子》八篇驳杂，但举此以证八篇非御寇真作则可，不能以之证向序为伪。贵虚当认为道家者流，然《穆王》、《汤问》之恢诡，及《力命》、《杨朱》有与御寇之学乖背，故谓不似一家之书，而《别录》犹入之道家，想因此乖背者亦道者流之支裔也。向序谓《列子》之书于景帝时流行，其后不传，盖向校定时，上距景帝约一百二十年。如序所云，可见当时传本稍完全者已不可见。司马迁《史记》之终时在景帝后约五十年，比向校上《列子》约先七十年，正淮南王所上《庄子》最流行而不顾《列子》之时，则迁不撰列子传，与当时人不引用，又何足怪？要之，向序言《列子》之传来与性质甚明。若舍此而置疑，则不可不有确据。
三、马氏所举各证之中，（四）（五）（六）（七）（八）（九）（十）及（十四），大意在不信向序之认八篇为御寇自作，引御寇年代与子产同时，以作疑问。然通读向序全文，不认八篇为一家之书，人则无问题。又（十二）及（十五）据传闻相异古书中之事，为决定《列子》之真伪资料，颇非容易。（十三）不过马氏之想象。（十五）据《古书疑义举例》、《札迻》，是袭何治运之说，此文宁看为《庄》、《列》均由他文窜入。（八）从《周穆王篇》载“穆王敬事西极之化人”一语考之，则《仲尼篇》之西方圣人，乃道家之理想人物，与佛教无关。惟（三）《列子》八篇只存于与王弼关系之家张氏。（十七）（二十）之桓谭、郭璞皆未见过《列子》，是《列子》后出说之好资料。然张湛序质实无饰，又如《仲尼篇》子列子之学云云一章，注曰既见于《黄帝篇》，不删去之；又如中山公子牟一条，注曰公子牟、公孙龙是在列子之后，此章是后人所增益。对于保存旧面目一点于此可见。当寇虏强盛仅以身免之际，《列子》八篇犹不忍弃，则此为希有之珍籍，自向校上之后，余风寥寂，业可想见。从而桓谭、郭璞不得寓目，亦何足怪？若信向序与湛序，则此书不足疑怪。
以前疑《列子》之人，多标举《庄子》以立论，然皆郭象删定本之《庄子》，而非汉初之原形，原本如从陆德明所引郭象之言，谓妄窜奇说者十之三，其中驳杂有似《山海经》及占梦书者，此等不纯之点，与今之《列子》不分甲乙。反之，如郭象删定《列子》，而不著手于《庄子》，则后人却由《列子》以疑《庄子》矣。
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
唐至清部分（一）
《大乘起信论》考证序
梁启超
《大乘起信论》，旧题马鸣菩萨造，真谛三藏译，千余年来，殆相习无异议。虽然，以历史上佛教教理发达之顺序言之，马鸣时代，似不应有如《起信论》一派之圆教的学说。以中国佛教思想派别言之，《起信论》学说，与专家弘摄大乘论之真谛，亦多不相容处。故我国近年善言佛典者对于本论已不免有几分怀疑，如欧阳竟无居士即其一人也。然怀疑论实不自今日始。隋法经等所著《众经目录》初著录此论，而以入诸疑惑部。其文曰：“《大乘起信论》一卷，人云真谛译，勘真谛录无此论，故入疑。”
又，唐均正著《四论玄义》（此书中土佚，日本《续藏经》第七十四套收有残本）云：“《起信论》一卷，人云马鸣菩萨造，北地诸论师云，‘非马鸣造论，昔日地论师造论，借菩萨名目之’，寻觅翻经论目录中无有也。”
法经《众经目录》之成书，在真谛没后二十五年，而云“勘真谛录无此论”。均正年代虽不可考，但既为唐人，与斯论出世时相去必不远，顾乃目此为“昔日地论师所造”。是则马鸣之著，真谛之译，在隋唐间本已成疑问，特后世学者不之察耳。距今十五六年前，日本学界对于此书始发生问题。初则对于马鸣著述怀疑，继则对于真谛翻译怀疑，终乃决定其为支那撰述而非印度撰述，且作者所属之派别，所生之年代，亦大略推见焉。持此说者有三人，曰松本文三郎，曰望月信亨，曰村上专精。其论文及著书为吾所见者如下：
松本著《起信论考》（明治四三年五月）
《起信论后语》（明治四三年七月）
《起信论之译者与其注疏》（明治四三年九月，并见《佛典之研究》）
望月著《起信论之作者》（明治三五年一月《宗粹杂志》）
《疑似经与伪妄经》（大正六年八月《佛书研究杂志》）
《关于大乘起信论作者之拟议》（大正七年一月《宗教界杂志》）
《大乘起信论支那撰述考》（大正八年一月《佛书研究杂志》）
《三度论起信论为支那撰述》（大正九年八月《哲学杂志》）
《起信论学说与占察经之类同及关系》（大正九年十一月《佛教学杂志》）
《大乘起信论之研究》（大正十一年三月）（单行本）
村上著《对于大乘起信论之史的考察》（大正八年十月《哲学杂志》）
《四度论大乘起信之著作问题》（大正九年九月《哲学杂志》）
《大乘论》（大正十年二月《哲学杂志》）
《起信论与华严经》（大正十年十一月《哲学杂志》）
此问题以望月氏为中心，而松本氏导之于前，村上氏以斯界老宿翼之于后。当大正八、九两年中（即民国八、九年），日本论坛为此问题起一激战。其持反对论者为常盘大定及羽溪了谛，亦彼都著名学者。吾侪以史家之眼忠实评骘之，则望月派所持，盖信谳也。望月所著《大乘起信论之研究》，为五十万言以上之一巨帙，此外松本、村上二氏所论述，又不下十万言。吾既搜而遍读之，辄撷其精要，且间附己见，助彼张目，以成斯论。
（下略）
《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五册
《大乘止观法门》序
［宋］遵式
止观，用也，本乎明静；明静，德也，本乎一性。性体本觉谓之明，觉体本寂谓之静，明静不二谓之体。体无所分，则明静安寄？体无不备，则明静斯在。语体，则非一而常一；语德，乃不二而常二。祇分而不分，祇一而不一耳。
体德无改，强名为万法之性；体德无住，强名为万法之本。万法者，复何谓也？谓举体明静之所为也。何其然乎？良由无始本觉之明强照，照生而自惑谓之昏。无始无住之本随缘，缘起而自乱谓之动。昏动既作，万法生焉。捏目空华，岂是他物？故云，不变随缘，名之为心；随缘不变，名之为性。心昏，动也；性明，静也。若知无始即明而为昏，故可了今即动而为静。
于是圣人见其昏动可即也，明静可复也，故因静以训止，止其动也；因明以教观，观其昏也。使其究一念即动而静，即昏而明，昏动既息，万法自亡，但存乎明静之体矣。是谓圆顿，是谓无作，是如来行。是照性成修，修成而用废，谁论止观？体显而性泯，亦无明静。豁然谁寄，无所名焉。为示物旨归。止成谓之解脱，观成谓之般若，体显谓之法身。是三即一，是一即三，如伊三点，如天三目。非纵横也，非一异也。是为不思议三德，是为大般涅槃也。
呜呼！此法自鹤林韬光，授大迦叶，迦叶授之阿难。阿难而下，灯灯相属，至第十一马鸣，鸣授龙树，树以此法寄言于《中观论》。论度东夏，独淮河慧文禅师解之，授南岳大师。南岳从而照心，即复于性，获六根清净，位邻乎圣，斯止观之用验矣。我大师惜其无闻后代，从大悲心，出此数万言。目为《大乘止观》，亦名《一乘》，亦名《曲示心要》，分为二卷。初卷开止观之解，次卷示止观之行，解行备矣，犹目足焉。俾我安安不迁，而运到清凉池。
噫！斯文也，岁月辽远，因韬晦于海外。道将复行也，果咸平三祀，日本国圆通大师寂照，锡背扶桑，杯汎诸夏，既登岭，解箧出卷。天竺沙门遵式，首而得之。度支外郎朱公頔，冠首序，出俸钱，模板广而行之。大矣哉！斯法也，始自西传，犹月之生，今复东返，犹日之升。素影圆辉，终环回于我土也。因序大略，以纪显晦耳。
《成唯识论》释题目
［唐］窥基
窃以六位精微，资象翼而筌理；二篇玄抄，藉蒙列以探机。况乎非有非空，息诠辨于言谛之外；不生不灭，绝名相于常寂之津。至觉迥照其宗，将圣独甄其宰。无言之言风惊，韬邃彩而月玄；非有之有波腾，湛幽章而海浚。匪属具体邻智，演赜钩深，则空性了义，几乎息矣。
《唯识三十颂》者，十支中之一支，天亲菩萨之所制也。白虹飞祲，素豪销景，线华奥旨，舛凤讹风；贝叶灵篇，乘鱼谬日。顾惟法宝，斯文行坠；诞兹融识，秀迹传灯。晦孤明于俱舍，示同尘而说有。解惠缚于摄论，表纵圣而谈空。鉴洽智周，穷神尽叡。研精此颂，用标玄极。释文未就，归真上迁。义繁文约，泉源重秘。爰有护法等十大菩萨，征情七转，激河辨而赞微言；游神八识，振金声而流妙释。净彼真识，成斯雅论，名曰《成唯识论》，或名《净唯识论》。义苞权实，陵鹫岳而飞高；理洞希夷，揜龙宫而腾彩。总诸经之纲领，索隐涵宗；括众论之菁华，掇奇提异。风飞三量，而外道靡旗；泉涌二因，则小乘乱辙。故以仪天地而齐载，孕日月而融明，岂只与潢河争流，雷霆竞响而已。
在昔周星色，至道郁而未扬；汉日通辉，像教宣而遐被。译经律义，继武联踪。多觌葱右之英，罕闻天竺之秀。音韵壤隔，混宫羽于华戎；文字天悬，昧形声于胡晋。虽则仿佛糟粕，未能曲尽幽玄。大义或乖，微辞致爽。鸿疑硕滞，雾拥云凝。幽绚屡彰，其详可略。惟我亲教三藏法师玄奘，含章拔萃，烛抟景于灵台；蓄德居宗，涌谈漪于智沼。骛三轮之宝躅，回晋金沙；澄八解之真波，辽清玉井。忘躯殉法，委运祈通。冥契天真，微假资习。匪摛灵而显异，固蕴福而延祥。备践神踪，穷探秘府。先行未觌，咸贯情枢。曩哲所遗，并包心极。誓志弘抚，言旋旧邦。德简帝心，道延天藻。遂此宝偈南赞，金牒东流。畅翳理于玄津，荡疑氛于缛思。颖标三藏，殚驾一人；擢秀五天，陵揜千古。讵与夫家依骧誉，空擅美于声明；童寿流芳，徒见称于中观云尔而已矣。
斯本汇聚，十释群分。今总详译，糅为一部。商榷华梵，征诠轻重。陶甄诸义之差，有叶一师之制。成唯识者，举宏纲旌一部之都目；复言论者，提藻镜简二藏之殊号。成乃能成之称，以成立为功。唯识所成之名，以简了为义。唯有识大觉之旨隆，本颂成中道之义著。唯谓简别，遮无外境；识谓能了，诠有内心。识体即唯，持业释也。识性识相，皆不离心；心所心王，以识为主。归心泯相，总言唯识。唯遮境有，执有者丧其真；识简心宝，滞空者乖其实。所以晦斯空有，长溺二边。悟彼有空，高履中道。三十本论，名为唯识，藉此成彼，名成唯识。唯识之成，以彰论旨，三靡娑释，依士立名。苏漫多声，属主为目。论则宾主云烈，旗鼓载扬。幽关洞开，妙义斯赜。以教成教，资教成理，即成是论，持业释也；以理成理，因理成教，是成之论，依士释也。
基学惭融恺，忝陪译以操觚；业谢颜游，谬厕资于函杖。属诸雅吹，诚事滥竽。顾异良工，叨辉蕴玉。凡斯纂叙，备受指麾。庶玄鉴来英，镜详幽致尔。
《成唯识论述记》卷一
《广弘明集》序
［唐］道宣
自大夏化行，布流东渐。怀信开道，代有浇淳。斯由情混三坚，智昏四照。故使浇薄之党，轻举邪风；淳正之徒，时遭佞辩。所以教移震旦，六百余年。独夫震虐，三被残屏。祸不旋踵，毕顾前良，殃咎已形，取笑天下。
且夫信为德母，智实圣因。肇祖道元，终期正果。据斯论理，则内倾八慢之惑；核此求情，则外荡六尘之蔽。萧然累表，非小道之登临；廓尔高升，乃上仁之翔集。然以时经三代，弊五滓之沉沦；识蒙邪正，铨人天之法网。是以内教经纬，立法衣以摄机；外俗贤明，垂文论以弘范。
昔梁钟山之上，定林寺僧祐律师，学统九流，义包十谛，情敦慈救，志存住法，详括梁晋，列辟群英。留心佛理，构叙篇什，撰《弘明集》一部，一十四卷。讨颜谢之风规，总周张之门律。辨驳通议，极情理之幽求；穷较性灵，诚智者之高致。备于秘阁，广露尘心。
然智者不迷，迷者非智。故智士兴言，举旨而心通标领；迷夫取悟，繁词而方启神襟。若夫信解之来，谅资神用。契必精爽，事袭玄模。故信有三焉，一知、二见、三谓愚也。知谓生知，佩三坚而入正聚；愚谓愚叟，滞四惑而溺欲尘。化不可迁，下愚之与上智。中庸见信，从善其若流哉。是以法湮三代，并惟寡学所缠。故得师心独断，祸集其计。向若披图八藏，综文义之成明；寻绎九识，达情智之迷解者，则正信如皎日，五翳虽掩而逾光矣。
余博访前叙，广综弘明。以为江表五代，三宝载兴。君臣士俗，情无异奉。是称文国，智藉文开。中原周魏，政袭昏明。重老轻佛，信毁交贸。致使工言既申，佞幸斯及。时不乏贤，剖心特达。脱颖拔萃，亦有人焉。然则昏明互显，邪正相师，据象则云泥两分，论情则倚伏交养。是以六术扬于佛代，三张冒于法流。皆大士之权谋，至人之适化也。斯则满愿行三毒之邪见，净名降六欲之魔王。咸开逼引之殊途，各立向背之弘辙。今且据其行事，决滞胥陵。喻达蒙泉，疏通性海。至如寇谦之拒崔浩，祸福皎然；郑蔼之抗周君，成败俄顷。姚安著论，抑道在于儒流；陈琳缀篇，扬释越于朝典。此之讽议，涅而不缁。坠在诸条，差难综缉。又梁周二武，咸分显晦之仪；宋魏两明，同乘弘诱之略。沈休文之慈济，颜之推之归心，词彩卓然，迥张物表。尝以余景，诚为举之。弊于庸朽，综集牢落。有汉阴博观沙门，系赞成纪。顾惟直笔，即而述之。命帙题篇，披图藻镜。至若寻条揣义，有悟贤明。孤文片记，撮而附列。名曰《广弘明集》一部三十卷。有梁所撰，或未讨寻。略随条例，铨目历举。庶得呈诸未睹，广信释纷。拟人以伦，固非虚托。如有隐括，览者详焉。
《广弘明集》
《文薮》序
［唐］皮日休
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第，退归州东别墅，编次其文，复将贡于有司。发箧丛萃，蘩如薮泽，因名其书曰《文薮》焉。比见元次山纳文编于有司，侍郎杨公浚见文编叹曰，上第污元子耳。斯文也，不敢希杨公之叹，希当时作者一知耳。赋者，古诗之流也。伤前王太佚，作《忧赋》；虑民道难济，作《河桥赋》；念下情不达，作《霍山赋》；悯寒士道壅，作《桃花赋》。《离骚》者，文之菁英者，伤于宏奥，今也不显《离骚》，作《九讽》。文贵穷理，理贵原情，作《十原》。太乐既亡，至音不嗣，作《补周礼九夏歌》。两汉庸儒，贱我左氏，作《春秋决疑》。其余碑铭、赞颂、论议、书、序，皆上剥远非，下补近失，非空言也。较其道，可在古人之后矣。古风诗编之文末，俾视之粗俊于口也。亦由食鱼遇鲭，持肉偶。《皮子世录》，著之于后，亦太史公自序之意也。凡二百篇，为十卷，览者无诮矣。
《无能子》序
无能子，余忘形友也。少博学寡欲，长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黄巢乱，避地流转，不常所处。冻馁淡如也。光启三年，天子在褒，四方犹兵。无能子寓于左辅景氏民舍，自晦也。民舍之陋，杂处其间，循循如也。昼好卧不寐，卧则笔札一二纸，兴则怀之，而不余示。自仲春壬申至季春己亥，盈数十纸，卷而囊之，似有所著者。余窃得之，多记所传、所见或尝与昆弟朋友问答之言，其旨归于明自然之理，极性命之端，自然无作，性命无欲。是以略礼教而外世务焉，知之者不待喻而信，不知者能无罪乎。余因析为品目，凡三十四篇，编上中下三卷。自与知之者共之尔。余盖具审无能子行止中藏，故不述其姓名游宦焉。
唐至清部分（二）
再定《太极通书》后序
［宋］朱熹
右周子《太极图》并说一篇，《通书》四十一章，世传旧本遗文九篇，遗事十五条，事状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缮写。熹按，先生之书，近岁以来，其传既益广矣。然皆不能无谬误。唯长沙、建安版本为庶几焉，而犹颇有所未尽也。
盖先生之学之奥，其可以象告者，莫备于太极之一图。若《通书》之言，盖皆所以发明其蕴，而《诚》、《动静》、《理性命》等章为尤著。程氏之书，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好学论》等篇，乃或并其语而道之。故清逸潘公志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之书，特以作《太极图》为首称，而后乃以《易说》、《易通》系之，其知此矣。
然诸本皆附于《通书》之后，而读者遂误以为书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骤而语夫《通书》者，亦不知其纲领之在是也。长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书》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后辄颇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别以“周子曰”者加之，皆非先生之旧。若《理性命》章之类，则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晓。其所附见铭、碣、诗、文视他本则详矣，然亦或不能有以发明于先生之道，而徒为重复。故建安本特据潘志，置图篇端，而书之序次名章，亦复其旧。又即潘志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记先生行事之实，删去重复，参互考订，合为事状一端。至于道学之微，有诸君子所不及知者，则又一以程氏及其门人之言为正，以为先生之书、之言、之行，于此亦略可见矣。
然后得临汀杨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犹有未尽正者。又得何君《营道诗序》及诸尝游春陵者之言，而知事状所叙濂溪命名之说，有失其本意者。复校旧编，而知笔削之际，亦有当录而误遗之者。又读张忠定公语，而知所论希夷种穆之传，亦有未尽其曲折者。尝欲别加是正，以补其阙，而病未能也。兹乃被命假守南康，遂获嗣守先生之余教于百有余年之后。顾德弗类，惭惧已深，瞻仰高山，深切寤叹。因取旧帙，复加更定，而附著其说如此。锓板学宫以与同志之士共焉。淳熙己亥夏五月戊午朔，新安朱熹谨书。
《程氏遗书》后序
［宋］朱熹
右《程氏遗书》二十五篇，二先生门人记其所见闻答问之书也。始诸公各自为书，先生没而其传寖广。然散出并行，无所统一，传者颇以己意私窃窜易。历时既久，殆无全篇。熹家有先人旧藏数篇，皆著当时记录主名，语意相承，首尾通贯，盖未更后人之手，故其书最为精善。后益以类访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闻岁月先后第，为此书，篇目皆因其旧，而又别为之录如此，以见分别次序之所以然者。
然尝窃闻之，伊川先生无恙时，门人尹焞得朱光庭所钞先生语，奉而质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读此书；若不得某之心，所记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复读。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学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后，可谓盛矣。而当时从游之士，盖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于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闻目见而手记之，宜其亲切不差，可以行远。而先生之戒，犹且丁宁若是。岂不以学者未知心传之要，而滞于言语之间，或者失之毫厘，则其谬将有不可胜言者乎！又况后此且数十年，区区掇拾于残编坠简之余，传诵道说，玉石不分，而谓真足以尽得其精微严密之旨，其亦误矣。虽然，先生之学，其大要则可知已。
读是书者，诚能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则日用之间，且将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于疑信之传，可坐判矣。此外诸家所钞尚众，率皆割裂补缀，非复本篇。异时得其所自来，当复出之以附今录。无则亦将去其重复，别为外书，以待后之君子云尔。
《程氏遗书》附录后序
右附录一卷，明道先生行状之属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状》一篇，皆其本文，无可议者。独伊川行事本末，当时无所论著。熹尝窃取《实录》所书，《文集》内外书所载，与凡他书之可证者，次其后先，以为年谱。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无谬误，故于每事之下，各系其所从得者。今亦辄取以著于篇，合为一卷，以附于二十五篇之后。呜呼，学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迹以观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则斯道之传也，其庶几乎！乾道四年，岁在著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谨记。
《朱子语类》后序
［宋］黄士毅
右《语类》总成七十家，除李侯贯之已刊外，增多三十八家。或病诸家所记互有重复，乃类分而考之。盖有一时之所同闻，退各抄录，见有等差，则领其意者斯有详略。或能尽得于言，而首尾该贯；或不能尽得于言，而语脉间断；或就其中粗得一二言而止。今惟存一家之最详者，而它皆附于下。至于一条之内，无一字之不同者，必抄录之际，尝相参校；不则非其闻而得于传录。则亦惟存一家，而注与某人同尔。既以类分，遂可缮写，而略为义例，以为后先之次第。
有太极然后有天地。有天地然后有人物。有人物然后有性命之名。而仁义礼智之理，则人物所以为性命者也。所谓学者，求得夫此理而已。故以太极天地为始，乃及于人物性命之原，与夫古学之定序。次之以群经，所以明此理者也。次之以孔、孟、周、程、朱子，所以传此理者也。乃继之以斥异端。异端所以蔽此理，而斥之者任道统之责也。然后自我朝及历代君臣法度、人物议论，亦略具焉。此即理之行于天地设位之后，而著于治乱兴衰者也。凡不可以类分者则杂次之，而以作文终焉。盖文以载道，理明意达，则辞自成文。后世理学不明，第以文辞为学，固有竭终身之力，精思巧制以务名家者。然其学既非，其理不明，则其文虽工，其意多悖。故特次之于后，深明夫文为末而理为本也。
然始焉妄易分类之意，惟欲考其重复。及今而观之，则夫理一而名殊、问同而答异者，浅深详略，一目在前，互相发明，思已过半。至于群经，则又足以起《或问》之所未及，校《本义》之所未定，补书说之所未成。而《大学章句》所谓高入虚空、卑流功利者，皆灼然知其所指，而不为近似所陷溺矣。诚非小补者。故尝谓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复明，至朱子而大明。自今以后，虽斯道未能盛行于世，而诵遗书，私淑艾者，必不乏人。不至于千五百年之久，绝而不续。反复斯编，抑自信云。
又
《语类》成编，积百四十卷，同志艰于传录。而眉山史廉叔，愿锓于木。士毅之类次，虽犯不韪而不复固辞者，庶几无传录之艰也。独池本陈埴一家，惟论仁一条，按遗文，乃答埴书，不当取为类，故今不载。又辅广所录，以先生改本校之，则去其所改，而反存其所勾者合三十余条。今亦惟据改本。或有一条析为三四条，如窦从周录所见先生语之类，今则复其旧。或士毅所传本多于刊本，如黄义刚者，悉类入而不去。文异者，则姑注一二条，云一本作某字。以上皆与池本异者。盖池本虽黄侯直卿之所次辑，然李侯贯之惟据所传以授直卿，而直卿亦据所授以加雠校，且有增改于已雠校之后者不与焉。故近闻之直卿，欲求元本刊改，而未能也。至于或出于追述，故得于传闻，则文辞之间，不无差误。凡此之类，读者详考四书及他记录，而折衷其所疑，可也。惟《学》类七卷，虽出于臆见，而实本先生教人之方。后学于此，三复而得夫入道之门，则能总会是编，而体之于身矣。己卯九月望日，门人莆田黄士毅谨识。
《朱子文集》序
［明］黄仲昭
右晦庵朱先生《文集》一百卷，闽浙旧皆有刻本。浙本洪武初取置南雍，不知辑于何人。今闽藩所存本，则先生季子在所编也。其后又有《续集》若干卷，《别集》若干卷，二本亦并刻之。历岁既久，刓缺寖多，读者病焉。成化戊子，仲昭自翰林谪官南都，偶得闽本，公暇因取浙本校之，其间详略微有不同。如劾唐仲友数章，闽本俱不载其所劾事状，世之鄙儒，多以是疑先生，异论纷起。故悉增入，使读者知仲友蠹政害民之实，而无所惑于异论也。其他无大关系者，则仍其旧，惟正其亥豕鲁鱼之讹而已。岁丙申，闽宪使山阴唐公质夫、佥宪兰溪章公德懋，闵旧板磨灭日甚，遂以仲昭所校本补之。未及讫工，而二公相继去任，寻复残缺。佥宪天台林公一中至，慨然以为己任，久未暇及。壬寅秋，乃谋于先生九世孙都转运伯承君，复以仲昭所校本精加仇订，讹者正之，腐者易之，缺者补之，至是始无遗憾矣。呜呼，先生不可复作，而是编之存，可以见其经国之谋焉，可以见其济民之政焉，可以见其出处之义焉，可以见其交际之道焉。上而天道之妙，下而物理之微，明而礼乐之文，幽而鬼神之理，大而人伦之常，小而人事之变，无所不该，诚作圣之阶梯，入道之门户也。诸公拳拳相与，图其永久，其嘉惠后学之意，不既深乎。工既告成，仲昭谨识其颠末，且以告于后之君子，俾谨守而嗣修之，以无替诸公之惠也。
成化十九年，岁在癸卯，二月之朔，后学莆田黄仲昭谨识。
《习学记言序目》序
［宋］孙之宏
《习学记言序目》者，龙泉叶先生所述也。初，先生辑录经史百氏条目，名《习学记言》，未有论述。自金陵归，间研玩群书，更十六寒暑，乃成《序目》五十卷。子寀既以先志编次，谂今越帅新安汪公锓木郡斋，又嘱之宏揭其大指于书首。
窃闻学必待习而成，因所习而记焉，稽合乎孔氏之本统者也。夫去圣绵邈，百家竞起，孰不曰道术有在于此。独先生之书，能稽合乎孔氏之本统者，何也？盖学失其统久矣。汉唐诸儒，推宗孟轲氏，谓其能嗣孔子。至本朝关洛骤兴，始称子思得之曾子，孟轲本之子思。是为孔门之要传。近世张、吕、朱氏二三巨公，益加探讨。名人秀士，鲜不从风而靡。先生后出，异识超旷，不假梯级。洙泗所讲，前世帝王之典籍，赖以存；开物成务之伦纪，赖以著。《易·彖》、《象》，仲尼亲笔也，《十翼》则讹矣；《诗》、《书》义理所聚也，《中庸》、《大学》则后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参也鲁”。以孟轲能嗣孔子，未为过也。舍孔子而宗孟轲，则于本统离矣。故根柢六经，折衷诸子，剖析秦汉，讫于五季，以吕氏《文鉴》终焉。其致道成德之要，如渴饮饥食之切于日用也。指治摘乱之几，如刺腧中盲之速于起疾也。推迹世道之升降，品目人材之短长，皆若绳准而铢称之。前圣之绪业可续，后儒之浮论尽废。其切理会心，冰销日朗，无异亲造孔室之闳深，继有宗庙百官之富美。故曰稽合乎孔氏之本统者也。至于忧时虑国，不舍食息，思为康济，常追恨唐初务广地而兆夷狄内侵之祸，中世废府兵而县官受养兵之患。本朝承平，未遑悛定。矧以旧虏垂亡，边方数警，笔墨将绝，遂为后总，特秘而未传。呜呼，谁能知先生之苦心哉！然贾谊分封之策，至武帝卒能宽同姓之忧；乌重嗣欲杀节镇之权，我宋实用以弭五代之祸。举天下之势变而通之，存乎其人而已。先生之书，所望于后人者，岂易量哉！宏之序是书，固不容无所表见于斯也。嘉定十六年，十月 日，门人山阴孙之宏序。
唐至清部分（三）
李贽的著作考
容肇祖
（一）《李氏藏书》六十八卷（明万历二十七年金陵刻本；又明翻刻本；明刻陈仁锡评本）。
（二）《李氏续藏书》二十七卷（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明汪修能刻本）。
（三）《李氏焚书》六卷（明刻本；清张氏贝叶山房刻本；国学保存会排印本；陕西教育图书社排印本；上海杂志公司排印本）。
（四）《李氏续焚书》五卷（汪本钶辑，明万历四十六年新安海阳虹玉斋刻本，附潘曾纮辑《李温陵外纪》五卷）。
（五）《初潭集》十二卷（明刻本）。
（六）《卓吾老子三教妙述》（又名《言善篇》）四集（明万历四十六年宛陵刘逊之刻本）。
（七）《李卓吾遗书》十二种，二十三卷（明继志斋刻本，内有《道古录》二卷，《心经提纲》一卷，《观音问》一卷，《老子解》一卷，《庄子解》二卷，《孙子参同》三卷，《墨子批选》二卷，《因果录》三卷，《净土诀》一卷，《闇然录最》四卷，《三教品》一卷，《永庆答问》一卷）。
（八）《李氏文集》十八卷（明刻本）。
（九）《易因》二卷（明刻本）。
（十）《李氏六书》六卷（李维祯删订，明万历四十五年痂嗜轩刻本，内有《历朝藏书》一卷，《皇明藏书》一卷，《焚书书答》一卷，《焚书杂述》一卷，《丛书汇》一卷，《说书》一卷）。
（十一）《阳明先生道学钞》八卷（明万历三十七年武林继锦堂刻本），附《阳明先生年谱》二卷。
（十二）《龙溪王先生文录钞》九卷（明万历二十七年刻本）。
（十三）《枕中十书》六卷（明刻本，前有袁宏道序，内有《精骑集》，《筼窗笔记》，《贤奕选》，《文字禅》，《异史》，《博识》，《尊重口》，《养王醍醐》，《理谈》，《骚坛千金诀》）。
（十四）《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明容与堂刊本；芥子园刊本）。
（十五）《批评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明杨定见刻本；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十六）李卓吾先生《批点西厢记真本》二卷，附录三卷（明刻本）。
（十七）李卓吾先生《批评幽闺记》二卷（明刻本）。
（十八）李卓吾先生《批评浣纱记》二卷（明刻本）。
（十九）《评选三异人集》二十四卷（明俞允谐刻本，内有《方正学文集》十一卷，《传状》一卷；《于节闇奏疏》四卷，《文集》一卷，《诗集》一卷，《传状》一卷；《杨椒山奏疏》一卷，《诗集》一卷，《文集》一卷，《自著年谱》一卷，《传状》一卷）。
（二十）《读升庵集》二十卷（明刻本）。
（二十一）《世说新语补》二十卷（明刻本）。
（二十二）《坡仙集》十六卷（有万历二十八年焦竑序，明刻本）。
（二十三）《九正易因》二卷（旧钞本）。
（以上各书，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可以分别找到。）
此外未见的尚有：
《李氏说书》九卷（见《福建通志》卷七二）。
《史纲评要》三十三卷（见《福建通志》卷七二）。
《姑妄编》七卷（见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十二）。
《李温陵集》二十卷（见《四库总目提要》卷一七八存目）。
《禅谈》一卷又《龙湖闲语》一卷（见《千顷堂书目》卷十六）。
《文字禅》四卷（同上）。
《古德机缘》三卷（同上）。
《李氏因果录》三卷，又《业报案》二卷（同上）。
容肇祖：《李贽年谱》
黄宗羲著作目录
［清］全祖望
公所著有《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有明三百年儒林之薮也。经术则《易学象数论》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图说之非，而遍及诸家。以其依附于《易》，似是而非者，为内编；以其显背于《易》，而拟作者，为外编。《授书随笔》一卷，则淮安阎徵君若璩问《尚书》而告之者。《春秋日食历》一卷，辨卫朴所言之谬。《律吕新义》二卷，公少时，尝取余杭竹管，肉好停匀者，断之为十二律与四清声试之，因广其说者也。又以蕺山有《论语》、《大学》、《中庸》诸解，独少《孟子》，乃疏为《孟子师说》四卷。史学则公尝欲重修《宋史》而未就，仅存《丛目补遗》三卷。辑《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有《赣州失事》一卷，《绍武争立纪》一卷，《四明山寨纪》一卷，《海外恸哭纪》一卷，《日本乞师纪》一卷，《舟山兴废》一卷，《沙定洲纪乱》一卷，《赐姓本末》一卷。又有《汰存录》一卷，纠夏考功《幸存录》者也。历学则公少有神悟，及在海岛，古松流水，布算簌簌。尝言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假如》一卷，《西历回历假如》各一卷，外尚有《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圜要义》诸书共若干卷（行略尚有《元珠密语》，其实非公所作）。其后梅徵君文鼎本周髀言历，世惊以为不传之秘，而不知公实开之。文集则《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子刘子行状》二卷，《诗历》四卷，《忠端祠中神弦曲》一卷。后又分为《南雷文定》，凡五集。晚年又定为《南雷文约》，今合之得四十卷。《明夷待访录》二卷，《留书》一卷，则佐王之略。昆山顾先生炎武见而叹曰，三代之治可复也。《思旧录》二卷，追溯山阳旧侣，而其中多庀史之文。公又选明三百年之文为《明文案》，其后广之为《明文海》，共四百八十二卷，自言多与十朝国史多弹驳参正者。而别属李隐君邺嗣为《明诗案》，隐君之书未成而卒。晚年于《明儒学案》外，又辑《宋儒学案》、《元儒学案》，以志七百年来儒苑门户。于《明文案》外，又辑《续宋文鉴》、《元文钞》，以补吕苏二家之阙，尚未成编而卒。又以蔡正甫之书不传，作《今水经》。其余《四明山志》、《台宕纪游》、《匡庐游录》、《姚江逸诗》、《姚江文略》、《姚江琐事》、《补唐诗人传》、《病榻随笔》、《黄氏宗谱》、《黄氏丧制》，及自著《年谱》，诸书共若干卷。
《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宋元学案》跋
冯云濠 王梓材
宋元儒之有学案也，姚江黄梨洲先生既辑《明儒学案》，因溯宋元诸儒而为之述其学派也。顾梨洲仅举大要，至其子主一耒史先生，始编辑之。其稿尝归吾邑南溪郑氏而旋失。梨洲之孙证孙，复得之淮阴杨氏。厥后吾郡谢山全先生续修之，以补黄氏所未及。考其年谱，盖自乾隆丙寅，以至甲戌之春，几无岁不修学案。明年乙亥遂卒，而其编次序目草创甫定。修补之稿，递归及门卢月船氏。月船剧思完补，既任平阳学博归，即取稿本手钞之，以冀成编。且与梨洲元孙稚圭，号大俞者，往还商榷，未卒业，而月船以乙巳卒。距谢山之殁，盖已三十一年。其原稿与钞本，庋藏于家，世守之。迄今又五十余年，始出诸其孙卓人，而尽录之。盖谢山手稿字迹致密，其未为月船所钞者，犹三百余页。月船同门蒋樗庵氏，亦有《学案》残本，多与卢氏复。其不复者，今亦间入卷中。第黄氏原稿，不言卷数；谢山修定序录，列为百卷；而蒋氏藏稿帙尾，乃有六十卷之目。黄氏大俞及其子平黼，别见校补本，分卷八十有六。案其跋语，盖尝见卢氏藏本者。特大俞、平黼所补原本，有卢氏藏之而黄氏遗之者，亦有谢山修补之本，黄氏补本有之而卢氏藏本无之者。互见杂出，端宜归一。是用不揣固陋，与同志王君艧轩，悉心参校，汇为一编，适如序录百卷，以付剞劂。经始于丁酉之春，告竣于戊戌之夏。海内君子，得有所藉以资观览，庶梨洲、耒史、谢山诸先生，拳拳示学之意，不至湮没云。道光戊戌岁，七月既望，慈溪后学冯云濠，谨识。
戊戌之夏，是书百卷刻竣于溪上，版中讹脱，觕已考订。是年冬，梓材以内艰，归自京师。五桥同年属再为校正，因相与讲习旧业，随辑补遗，亦至百卷。而是刻版本之宜整次者，又复层见叠出。遂于初刷本，逐一标识，以备修改。辛丑二月，梓材服阕北上，亦照写一本，并携补遗稿本而行。时海氛不靖，未克命工修理。版藏五桥家，既慎且固，而是刻之不即印刷行世者，亦以昭慎重也。未几夷匪深入吾郡，延及慈水。壬寅二月初旬，五桥居室被烧，是版亦毁。幸而梓材行箧所留一部，岿然尚在。五桥复思重刻，敦属梓材，勿轻旁借，其志甚决。而道州何子贞编修与日下诸君子，亦谋刻于都中，以公诸宇内。梓材因以学事之余，重为校订。其有明为正编之遗漏，与补编之必当归入，而前此考订时所未见及者，皆为录入。又其学派初未审定者，亦多为更正。盖自壬寅之秋，以至甲辰之冬，再期而毕事，始克重付剞劂焉。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春二月初吉，后学王梓材，重识于都门宣南坊香炉营头条胡同之寓斋。
《宋元学案》总目
王夫之著述考
张西堂
先生著述，凡百余种。其著录有名者，凡经类二十四种，史类五种，子类十八种，集类四十一种，已共八十八种。而如家世节录之类并在文集之中计算，其他佚亡不可考者，谅亦甚多。王谱据家谱所称前后著书百余种之说，盖为实录。先生著述，始刊于先生子敔及门人姻友之有力者凡数种，其后增刻《周易大象解》，《春秋世论》、《四书稗疏》、《四书考异》、《老子衍》、《庄子解》、《楚辞通释》、《正蒙注》、《思问录》，凡十种（以下省称初刻本）。外文集、诗集、诗余、诗话，复有数卷，皆奇零不成部帙。清道光初，先生六世孙承佺始搜集遗书藏于家。道光庚子先生七世孙世全，始刻于湘潭，以校雠之役属之新化邹汉勋。其后二年，次第刊成《周易内传》、《周易大象解》、《周易稗疏》、《周易考异》、《周易外传》、《书经稗疏》、《尚书引义》、《诗经稗疏》、《诗经考异》、《诗广传》、《礼记章句》、《春秋稗疏》、《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四书训义》、《四书稗疏》、《四书考异》，凡十八种。首列《国史儒林传》稿、《湖南通志》列传、《衡州府志》列传、潘宗洛《船山先生传》、唐鉴《王而农先生全集叙》，及审阅姓氏、编校姓氏，此所谓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刊本《船山遗书》也（以下省称为旧刻本）。咸丰初板毁于兵。曾国藩与弟国荃重刻前十七种于金陵，以《四书训义》为口授讲章，姑从缓刻。增刻《读四书大全说》、《说文广义》等书，共五十八种。光绪四年，衡郡士绅创建船山书院于南城外，十年曾国荃以家藏遗书刻板归之于书院。十三年夏又于书院补刻《龙源夜话》、《忆得》、《薑斋文集补遗》、《薑斋诗分体稿》、《薑斋诗编年稿》，凡五种。此曾刻本《船山遗书》也（以下省称曾刻本）。《易》、《书》、《诗》、《春秋稗疏》，王氏守遗经书屋刊邹氏校本，增删窜易，非复本真，或托言先生晚年改本以掩其迹。曾刻本据文渊阁本及旧抄本悉行改正。又于先生记忆偶误之处，别著为《校勘记》，此曾刻本之善也。自光绪十九年迄民国六年间，浏阳刘人熙又于曾刻本外，获先生遗稿，随得随刻于长沙。先生裔孙王之春于光绪间又刊行先生之《四书笺解》。先生遗书之行世于是又增多数种。民国十九年上海太平洋书店，得湘省政府之资助，依据王氏守遗经书屋刊本、曾刻本、浏阳刘氏补刻本，及长沙湘潭衡阳坊间各散刻本，并先生之手稿获见者，参订综合，排印为《船山遗书》（以下省称排印本）。比之曾刻本，实多出《四书训义》、《搔首问》、《相宗络索》、《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数种，甚便于学者。兹合先生著述之已刻未刻者，为考如下：
《周易稗疏》四卷（旧刻本，曾刻本，排印本，《续经解》本），《周易考异》一卷（旧刻本，曾刻本，排印本），《周易外传》七卷（旧刻本，曾刻本，排印本，石印《王船山经史论》八种本讹误甚多），《周易大象解》一卷（初刻本，旧刻本，曾刻本，排印本），《周易内传》六卷，《发例》一卷（旧刻本，曾刻本，排印本），《书经稗疏》四卷（旧刻本，曾刻本，排印本），《尚书考异》一卷（未见），《尚书引义》六卷（旧刻本，曾刻本，排印本，《王船山经史论》八种本），《诗经稗疏》四卷（旧刻本，曾刻本，排印本，《续经解》本），《诗经考异》一卷（旧刻本，曾刻本，排印本），《叶韵辨》一卷（同上），《诗广传》五卷（同上，《王船山经史论》八种本），《礼记章句》四十九卷（旧刻本，曾刻本，排印本），《春秋家说》三卷（同上，《王船山经史论》八种本），《春秋稗疏》二卷（旧刻本，曾刻本，排印本，《续经解》本），《春秋世论》五卷（初刻本，旧刻本，曾刻本，排印本，《王船山经史论》八种本），《续春秋左氏传博议》二卷（旧刻本，曾刻本，排印本，《王船山经史论》八种本），《四书稗疏》一卷（初刻本，旧刻本，曾刻本，排印本，《续经解》本），《四书考异》一卷（初刻本，旧刻本，曾刻本，排印本），《续四书大全说》十卷（曾刻本，排印本），《四书训义》三十八卷（旧刻本，刘氏补刻本，排印本），《四书集成批解》（未刻），《四书详解》（佚），《四书笺解》十一卷（王之春刻本），《说文广义》三卷（曾刻本，排印本），《读通鉴论》三十卷末一卷（同上，商务印书馆排印本，《王船山经史论》八种本），《宋论》十五卷（同上），《永历实录》二十六卷（曾刻本，排印本），《莲峰志》五卷（同上），《大行录》（佚），《老子衍》一卷（初刻本，曾刻本，排印本），《庄子解》三十三卷（同上），《庄子通》一卷（曾刻本，排印本），《吕览释》（佚），《淮南子注》（未刻），《张子正蒙注》九卷（曾刻本，排印本，初刻本），《近思录释》（佚），《思问录内篇》一卷（初刻本，曾刻本，排印本，群学社《王船山集》本），《思问录外篇》一卷（同上），《俟解》一卷（曾刻本，排印本，群学社《王船山集》本，泰东铅印本），《噩梦》一卷（曾刻本，排印本，群学社《王船山集》本），《黄书》一卷（同上），《识小录》一卷（曾刻本，排印本），《搔首问》一卷（刘氏补刻本，排印本），《龙源夜话》一卷（曾刻本，排印本），《愚鼓词》一卷（同上），《相宗络索》三卷（排印本），《三藏法师八识规矩论赞》（佚），《楚辞通释》十四卷末一卷（初刻本，曾刻本，排印本），《夕堂永日八代文选评》（未刻），《夕堂永日八代诗选评》六卷（刘氏补刻本，排印本），《夕堂永日四唐诗选评》七卷（同上），《夕堂永日明诗选评》七卷（同上），《李诗评》（未刻），《杜诗评》（未刻），《刘复愚集评》（未刻），《词选》一卷（同上），《薑斋文集》十卷（曾刻本，排印本，《四部丛刊·薑斋诗文集》本），《薑斋文集补遗》二卷（曾刻本，排印本），《漧涛园初刻》（佚），《买薇集》（佚），《忆得》一卷（曾刻本，排印本），《岳余集》一卷（同上，《四部丛刊·薑斋诗文集》本），《悲愤诗》一卷（佚），《桃花诗》一卷（同上），《落花诗》一卷（曾刻本，排印本，《四部丛刊·薑斋诗文集》本），《遗兴诗》一卷（同上），《和梅花百咏诗》一卷（同上），《洞庭秋诗》一卷（同上），《雁字诗》一卷（同上），《仿体诗》一卷（同上），《薑斋诗编年稿》一卷（曾刻本，排印本），《五十自定稿》一卷（同上，《四部丛刊·薑斋诗文集》本），《六十自定稿》一卷（同上），《七十自定稿》一卷（同上），《柳岸吟》一卷（同上），《薑斋诗分体稿》四卷（曾刻本，排印本），《薑斋诗剩稿》一卷（同上，《四部丛刊·薑斋诗文集》本），《潇湘怨词》一卷（曾刻本，排印本，《四部丛刊·薑斋诗文集》本），《鼓棹初集》一卷（同上），《鼓棹二集》一卷（同上），《龙舟会杂剧》二卷（曾刻本，排印本），《诗译》一卷（同上，《谈艺珠丛》本，《四部丛刊·薑斋诗文集》本），《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一卷（同上），《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一卷（同上），《南窗漫记》一卷（曾刻本，排印本，《四部丛刊·薑斋诗文集》本），《南窗外记》一卷（未刻）。
张西堂《王船山学谱》
近代部分
《定庵文录》叙
［清］魏源
道光二十有一载，礼部仪制司主事仁和龚君卒于丹阳。越明年夏，其孤橙抱其遗书来扬州，就正于其执友邵阳魏源。源既论定其中程者，校正其章句违合者，凡得文若干篇，为十有二卷，题曰《定庵文录》；又辑其考证、杂著、诗词十有二卷，题曰《定庵外录》。皆可杀青付缮写。昔越女之论剑，曰：臣非有所受于天也，而忽然得之。夫忽然得之者，地不能囿，天不能嬗，父兄师友不能佑。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若君之学，谓能复于本乎，所不敢知；要其复于古也决矣。阴阳之道，偏胜者强。自孔门七十子之徒，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已不能兼谊。其后分散诸国，言语家流为宋玉、唐勒、景差，益与道分裂。荀况氏、扬雄氏，亦皆从词赋入经术。因文见道，或毗于阳，则驳于质；或毗于阴，则愦于事。徒以去圣未远，为圣舌人，故至今其言犹立。矧生百世之下，能为百世以上之语言，能骀宕百世以下之魂魄，春如古春，秋如古秋，与圣诏告王献酬，躏勒、差而出入况、雄，其所复讵不大哉！火日外景则内暗，金水内景则外暗。外暗斯内照愈专。君愦愦于外事，而文字窔奥洞辟，自成宇宙，其金水内景者欤？虽锢之深渊，缄以铁石，土花绣蚀，千百载后，发硎出之，相对犹如坐三代上。君名自珍，更名巩祚，字璱人，浙之仁和人。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其文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掌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晚尤好西方之书，自谓造深微云。自其先世祖父至君，三世皆以进士官礼曹。君二子，长子橙，方以文学世其家。邵阳魏源叙。
《古微堂外集》卷三
太平天国经籍志
罗尔纲
太平天国经籍总目，见于太平天国庚申十年镌刻的《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册首所列的《旨准颁行诏书总目》的共有二十九部，其名如下：
《天父上帝言题皇诏》 《天父下凡诏书》贰部 《天命诏旨书》 《旧遗诏圣书》 《新遗诏圣书》 《天条书》 《太平诏书》 《太平礼制》 《太平军目》 《太平条规》 《颁行诏书》 《颁行历书》 《三字经》 《幼学诗》 《太平救世诰》 《建天京于金陵论》 《贬妖穴为罪隶论》 《诏书盖玺颁行论》 《天朝田亩制度》 《天理要论》 《天情道理书》 《御制千字诏》 《行军总要》 《天父诗》 《钦定制度则例集编》 《武略书》 《醒世文》 《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
庚申十年后，仍有续刻，其目不详。太平天国经籍十分之九是宣传品，随处都有，人人习见。
这些经籍到了太平天国失败后，几乎都给清朝统治者烧光了。还幸当时流传到海外去的，有些还保存在外国的图书馆、博物院。自辛亥革命以来，海外太平天国文献的庋藏，始渐为国人注意。1926年，程演生在巴黎国立东方语言学校图书馆录得八部，即：《天父下凡诏书一》、《天父下凡诏书二》、《天命诏旨书》、《颁行诏书》、《天朝田亩制度》、《太平诏书》、《建天京于金陵论》、《贬妖穴为罪隶论》，编印行世，叫做《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约与程演生同时，俞大维在德国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又摄回九种，即：《天条书》、《天父下凡诏书》、《天命诏旨书》、《三字经》、《幼学诗》、《太平诏书》、《颁行诏书》、《太平礼制》、《太平条规》，张元济编入《太平天国诗文钞》第二版。1932年，萧一山把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所藏太平天国钦定颁行的经籍二十二部，即：《天父上帝言题皇诏》、《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天条书》、《太平诏书》、《太平礼制》、《太平军目》、《太平条规》、《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历》、《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新历》、《幼学诗》、《太平救世歌》、《诏书盖颁行论》、《天朝田亩制度》、《天情道理书》、《御制千字诏》、《行军总要》、《天父诗》、《醒世文》、《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钦定士阶条例》、《幼主诏书》，并加扬州发现的《钦定英杰归真》一部，共二十三部，汇编为《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其中《幼主诏书》没有颁行年份，《钦定士阶条例》、《钦定英杰归真》乃是辛酉十一年颁行的，都不见在庚申十年《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内，其前二十部却都在庚申十年《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内。合程、张、萧三家所编，除开重复的，共得二十六部。其《武略》即《孙子》、《吴子》、《司马法》合刻的。所以《旨准颁行诏书总目》二十九部里面只缺《天理要论》、《钦定制度则例集编》两部。
到1935年，王重民就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颁行经籍与柏林、巴黎、伦敦所藏查对多十一部，其中除《英杰归真》一部已在国内发现外，实得十部，即：《天理要论》、《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新历》、《太平天国戊午八年新历》、《太平礼制》、《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己未九年会试题》、《资政新篇》、《开国精忠军师干王洪宝制》、《钦定军次实录》、《诛妖檄文》、《太平天日》。王重民把这十部编做《太平天国官书》十种。于是太平天国经籍见于庚申十年《旨准颁行诏书总目》二十九部的今所缺惟《钦定制度则例集编》一部，其不见于庚申十年《旨准颁行诏书总目》二十九部里面的，今合程、张、萧、王四家所录，又得十二部，太平天国经籍虽还有缺佚，但没有看见的应该是不多的了。
《太平天国史稿》
《谭嗣同全集》编后记
蔡尚思
本书材料的来源，略如下述：
（一）《仁学》大字铅印本，系清末在日本所出版，但没有载明出版者或发行者。
（二）《戊戌六君子遗集》，张元济先生编纂，商务印书馆出版。
（三）《谭浏阳全集》附续编，系陈乃乾先生校订，文明书局出版，后由群学社改版，称《谭嗣同集》。
（四）《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民元长沙出版，系饮冰室藏书，承北京图书馆借抄。这书有极宝贵的眉批，为了编排方便起见，逐一列入附注。
（五）《湘报类纂》，系清末中华编译印书馆铸版，内有谭氏在南学会讲义四篇，承郑鹤声先生由南京寄来借钞。
（六）书启部分，最为国内学术界所重视，且常被征引，而我们搜罗也最勤，得了不少未刊稿，书启部分的来源，不出下列各方面：
（1）欧阳予倩先生于1942年在桂林所编印的《谭嗣同书简》，计收二十七通，全是他家藏谭氏上其老师欧阳中鹄（瓣彊）先生书。其中第一通与《谭浏阳全集》本文字小异，附有校勘记，现已重校加注。
（2）《谭复生唐佛尘先生墨迹》，原稿即予倩先生《谭嗣同书简》序文中所谓“为唐有壬所得”者，系上海宣和印社所影印，有唐有壬等的题跋。原稿闻曾落入汪逆精卫之手；今已不知其去向了！其中只有谭氏上欧阳中鹄长书一篇，即谭氏自谓之《北游访学记》。这册影印本是蒙郑振铎先生借抄的。
（3）《谭嗣同先生遗墨》，计有石印真迹遗札四通，末有戆斋主人按语，出版时间约在清朝末年或民国初年，但无出版处所，这册从唐圭良先生处得来。除前书外，唐先生并借抄真迹书札两通。
（4）合众图书馆藏有谭氏致汪稂卿、颂穀昆仲和梁任公等手札三十二通，从未刊印过，既承借抄，又经顾廷龙先生代为仔细校勘，真是难得！
（5）南京国民画苑藏有谭氏寄刘淞芙手札五通，内一通曾刊《京沪周刊》，余四通承李鸿球先生托人缮抄寄来。而李先生自己也藏有谭氏致刘淞芙手札二通，并经他介绍，承谭氏之孙训聪先生从浏阳原籍寄来谭氏最后遗墨两帧，和李凤池先生所藏谭氏遗札及《金陵听说法》诗等真迹，尤为难得！
（6）湖南《民国日报》副刊《湖南文献》，专刊湖南乡贤遗文掌故，内有谭氏致刘淞芙书三通，这是经陈子展先生的介绍，由湖南大学教授曹典球先生寄给我们的。我们虽于一年前即在曹先生复函中欣悉“浏阳刘淞芙家藏有其信札诗稿数十篇”，“未刊诗稿现藏浏阳李友梧家”，但终未见抄寄，实觉美中不足。
（7）《近代湘贤手札》（中华书局版），内有谭氏致龙萸溪氏书八通；此外于《古今尺牍大观》（中华书局版）载有谭氏致欧阳中鹄及贝元徵各一函，现都辑入本书。
（七）谭氏题江标修书图诗和章程数则，载于《湘报》及《时务报》，均承合众图书馆让我们借抄。
（八）谭氏遗像系谭训聪先生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