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哲学里，历史哲学，在汉代可以说是最发达。为什么历史哲学在汉代最发达呢？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的时候，中国在经济、社会、政治、思想各方面都起了根本的变动。到了秦汉大一统，中国完全进了一个新局面。在这个新局面中，人有机会也有兴趣把以前的旧局面，把以前的历史，重新研究估价。于此重新研究估价的时候，往往就可发现历史的演变，也是依着一定的公式。把这些公式讲出来，就成为历史哲学。我们可以说春秋战国是创作时期，秦汉是整理时期。中国的历史哲学，就是汉人整理以前历史的产品。
汉人的历史哲学约有三派。一派是五德说。此派始于战国末之邹衍。其说以五行为五种天然的势力，即所谓五德。每种势力，都有其盛衰之时。在其盛而当运之时，天道人事皆受其支配。及其运尽而衰，则能胜而克之者，继之盛而当运。木能胜土，金能胜木，火能胜金，水能胜火，土能胜水。如是循环不息，所谓“自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历史上每一朝代，皆代表一“德”。其服色制度，皆受此“德”之支配，而自成一套。
五德说之外，有三统说。此派可以董仲舒为代表。三统分为黑统，白统，赤统。每一统各有其一套的服色制度。历史上的一个朝代，若是代表那一统，他就须用那一套的服色制度。此三统的次序也是一定的：黑统之后，一定是白统，白统之后，一定是赤统，赤统之后，一定再是黑统。
五德说三统说之外，有三世说。此派可以何休为代表。本来在《礼运》中，社会制度已有大同小康之分。何休《公羊注》更确定历史的进化，要有三个阶段，即所谓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大概何休所谓太平世与《礼运》所谓大同之治相当。所谓升平世与《礼运》所谓小康之世相当。
我们现在又处在一个非常的大转变时期。我们试看以上三种的历史观，其中是不是有些意思，我们现在还可用。总括起来，以上三种的历史观，包含有下列的几种意思：
（一）历史是变的。各种社会政治制度，行之既久，则即“穷”而要变。没有永久不变的社会政治制度。《易》所谓“穷则变，变则通”之言，很可以拿来说这个意思。
（二）历史演变乃依非精神的势力。上述之三世说中，不必有此意思。但在五德说及三统说中，此意思甚为明显。五德之转移，及三统之循环，皆有一定的次序。火德之后，一定是水德。白统之后，一定是赤统。这一个朝代若是火德，他一定要行一种什么制度。若是水德，一定要换一种别样不同的制度，白统赤统亦复如是。这都是一定的公式，不论人愿意不愿意，历史是要这样走的。这一点意思，我们现在还用得着。所谓唯物史观就有这个意思。依照唯物史观的说法，一种社会的经济制度要一有变化，其他方面的制度，也一定跟着要变。例如我们旧日的宗法制度，显然是跟着农业经济而有的。在农业经济中，人跟着地。宗族世居其地，世耕其田，其情谊自然亲了。及到工业经济的社会，人离地散而之四方，所谓宗族，亲戚，有终身不见面的，其情谊自然疏了，大家庭自然不能维持了。由此例看来，我们就知道唯物史观的看法，以为社会政治等制度，都是建筑在经济制度上的，实在是一点不错。而且说穿了也是很平常的道理。说到这里，又有一个问题。社会政治等制度，固然是靠经济制度，人不能以意为之；但是经济制度，人是不是能以意为之呢？也不能。因为一种经济制度之成立，要靠一种生产工具之发明。例如若没有耕田的工具之发明，人即不能有农业经济。若没有机器之发明，人即不能有工业经济。而各种发明之有无，又需看各方面之环境、机会，不是想有就可以有的。有些人论历史，离开了环境机会，专抽象的论某个人或某个民族之努力不努力，聪明不聪明，以为人可以愿怎样就怎么样。我们觉得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话虽如此说，我们并不忽视人的努力及其智慧，以及领袖人物的重要。历史的大势所趋，不是人力所能终究遏止或转移的，但是人力可以加快或延缓这种趋势。有人说美国如果没有华盛顿，也一定要有革命，革命也一定成功。究极言之，这话也未尝不可说。但是我们若看美国初革命时所处境况之危险，应付偶有失宜，即有不测之变之情形，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华盛顿，虽然可以说美国的革命终究必成功，但这一次未必成功。有了华盛顿就加快了美国革命的成功；没有华盛顿或有一个反华盛顿的有力人物，就延缓了美国革命的成功。历史如一条大河一样，他流的方向，是他源头的形势所决定的。人力所能做的，就是疏通它以加快他的流，或防范他以延缓他的流。所以我们不忽视人力及领袖，不过我们反对那专就人力及领袖的力量来看历史的说法。
（三）历史中所表现之制度是一套一套的。这个意思上述三派说法中均有。如五德说以为凡以某德王的，其服色制度皆受此德之支配。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以秦为水德，“改年始贺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数以六为纪。……刚毅戾深，事决于法。刻削无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这是水德的一套。如换一德则须另换一套。三统说亦主张每一统皆有其一套。正赤统有正赤统的一套。正白统有正白统的一套。三世说如《礼运》所说大同小康之治，亦各有其一套。现在唯物史观对于历史的见解，亦有这个意思。一切社会政治等制度，都是建筑在经济制度上。有某种经济制度，就要有某种社会政治制度。换句话说：有某种所谓物质文明，就要有某种所谓精神文明。这都是一套的。比如下棋，你手下要只有象棋盘，象棋子，你就只得下象棋。你要下象棋，你就须照着象棋的一套规矩。你手下要只有围棋盘，围棋子，你就只得下围棋。你要下围棋，你就须照着下围棋的一套规矩。假若你不照着他的规矩，你棋就下不成。关于这一点，我们只看上面所说大家庭制度与农业经济制度之关系，即可概见。现在人已经离开地四方乱跑，大家庭制度一定须改，这是很清楚的。这一点郭象在他的《庄子注》里说的很好。他说：“夫礼义，当其时而用之，则西施也；时过而不弃，则丑人也。”又说：“夫先王典礼，所以适时用也。时过而不弃，则为民妖。”现在我们也说：一种的社会政治制度，都是为适合一种的经济制度。在其与经济制度成一套的时候，即是好的。不然，就是坏的。就其本身说，各种社会政治制度，没有绝对的好坏。郭象也说：“揖让之用于师，直是时异耳，未有胜负于其间也。”
（四）历史是不错的。这个意思在五德三统说中，都很显著。每一德当运而实现其一套；另一德当运而实现其另一套。用另一套的人，不能说其前人用别一套者是错的。因为前人用别一套，也是由于客观的必要。三统说中，也有同样的主张。现在我们若用唯物史观看历史，我们也可以有同样的主张。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第一，我们不能离开历史上的一件事情或制度的环境，而但抽象的批评其事情或制度的好坏。有许多事情或制度，若只就其本身看似乎是不合理的。但若把他与他的环境连合起来看，则就知其所以如此，是不无理由的了。例如大家庭制度，很有人说他是不合理，以为从前的人何以如此的愚；但我们若把大家庭制度与农业经济社会合起来看，就可以看出大家庭制度之所以成立，是不无理由的了。再就历史演变中之每一阶段之整个的一套说，每一套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也各有其历史的使命。例如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历史的使命，是把一切事业集中，社会化，以为社会主义的社会的预备。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完全成功的时候，也就是他应该，而且必须让位的时候。这正是从前持五德说者所谓“四时之运，成功者退”。他退并不是因为他错，是因为他已经尽了他的使命，已经成功。有些人好持一种见解，以为以前的人全是昏庸糊涂，其所做的事全是错的。只有我们才算对了。另外一种见解，以为现在及将来的人都是“道德日下”，其所做的事，全是错的，只有古圣先贤才对。这两种见解可以说是一样的不对。
（五）历史之演变是循环的或进步的。关于这一点，五德说及三统说与三世说的主张不同。五德说及三统说以为历史之演变乃系循环的。此二说皆以为五德或三统之运行，“如顺连环，周而复始，穷则反本”。三世说则以为历史之演变，由据乱世，升平世，而至太平世，乃系进步的。此二种说法，我们若把他连合起来，我们就可以说历史之演变是辩证的。我们把循环及进步两个观念合起来，我们就得辩证的观念。所谓辩证的意思，说穿了也很容易明白。比如我们写字。小孩子写字是没有规矩胡写。胡写不能成为书家，必须照着规矩写。但是仅照规矩写，也不能成为书家。大书家之字要超规矩。所谓超规矩就是不照规矩，而又不离乎规矩，所谓“神而明之”。就其不照规矩说，似乎是小孩的胡写。但他是用过守规矩的工夫的胡写，与原来小孩的胡写，大不同了。我们评诗论画，有所谓神品、逸品者，就是指那些超规矩的作品。若不能超规矩的作品，顶好也只能算个能品。这些意思在中国思想中很普通，所以康有为、谭嗣同虽没有看过海格尔及马克斯的书，而已竟把这个意思来说历史的演变。他们都是讲《春秋》三世及《礼运》的，他们以为在原始的社会中，人是无父子、君臣、夫妇的。后进而有父子、君臣、夫妇。再进则至《礼运》大同之世，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又是无父子、君臣、夫妇之世界。但这不是退步，而是进步之极。谭嗣同在他的《仁学》里，说有人拿《易》之乾卦来讲这个意思。乾初九为太平世，指太古人之初生，浑浑噩噩，不识不知之状况。九二为升平世，指人已有国家等组织时之状况。九三为据乱世，指各国相争天下混乱之状况。此谓之逆三世。九四仍为据乱世。九五为升平世，指国界渐泯，世界渐归统一之状况。上九为太平世，指无国界，无家庭，人人平等自由之世界。此谓之顺三世。此顺三世中之太平世，“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有点像原始的社会，在其时人不知亲其亲，不知子其子。大同社会是有点像野蛮，但它实不是野蛮，实是大文明或超文明。我们现在的世界，就一方面说实有“返朴还醇”的趋势。就西洋说，在政治方面，从前的民主政治，自由主义，现在不行了。替他的是共产党及法西斯党的专制。在经济方面，自由出产，自由竞争，也不行了。替他的是统制经济。在艺术方面，从前的华丽精工的建筑，逼真活现的图画雕刻，现在也不行了。替他的是直上直下四方块的建筑，用笔乱涂，用刀乱砍的图画雕刻。从前西洋的画，是要越像真越好，现在是要越不像真越好。这些现象中，固有些是倒车。有些确不是倒车，而确是前进。不过这前进中，兼有循环与进步。这就是说，这前进所遵之规律，是辩证的。总之，在历史的演变中，我们不能恢复过去，也不能取消过去。我们只能继续过去。历史之现在，包含着历史的过去。这就是说历史的演变，所遵循的规律是辩证的。
（六）在历史之演变中，变之中有不变者存。这一点在三统说中最为明显。董仲舒虽主张三统“如顺连环，周而复始，穷则反本”，但又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人类的社会虽可有各种一套一套的制度。而人类社会之所以能成立的一些基本条件，是不变的。有些基本条件，是凡在一个社会中的人所必须遵守的，这就是基本道德。这些道德，无所谓新旧，无所谓古今，是不随时变的。究竟我们所常行的道德中，哪些是跟着某一种社会而有，所以是可变的；哪些不是跟着某一种社会而有，而只是跟着社会而有，所以是不变的，是很难确定。不过有些道德是只跟着社会而有，不是跟着某一种社会而有，所以是不变的；这一点似乎可确定的说。照我们现在想起来，例如“信”之道德，似乎即是一种基本道德。因为社会之组织，靠人之互助，而人之互助，靠一个人能凭别人之话而依赖他。例如我在这里写字，而不忧虑我的午饭是否有。因为我的厨子说与我做饭，所以我可以依赖他。我的厨子也因为我说与他工资，所以他可以依赖我。如果一个社会中个个人皆说话不当话，那个社会就不能存在。人没了社会就不能生存。越是进步的社会，其中的人越是须说话当话。人的生活越是进步，人越离不开社会。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初看这句话的人说，孔子多么残酷，多么不讲人道，叫人不吃饭也要有信；这真是吃人的话。实则人吃饭固是要紧。但是吃饭的条件如果不具备，人是没饭可吃的。或是有饭不得吃的。
以上所讲的并不是要恢复五德三统等说，不过汉人的历史哲学中有上述六点的意思。这些意思到现在还可用。我们用一种历史哲学的时候，本来也不过只师其意，不能把他拿来机械的用。这一点是我们现在应当注意的。
原载《哲学评论》第六卷第二、三期（二十四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