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皆谓近年中国一切皆无长进。其实，在学术研究上，如历史、地质学、生物学等，确有人时时在努力，而成绩方面，亦有长足之进步。中国近年研究历史之趋势，依其研究之观点，可分为三个派别：（一）信古，（二）疑古，（三）释古。“信古”一派以为凡古书上所说皆真，对之并无怀疑。“疑古”一派，推翻信古一派对于古书之信念。以为古书所载，多非可信。信古一派，现仍有之，如提倡读经诸人是。“疑古”工作，现亦方兴未艾。“释古”一派，不如信古一派之尽信古书，亦非如疑古一派之全然推翻古代传说。以为古代传说，虽不可尽信，然吾人颇可因之以窥见古代社会一部分之真相。今举出历史上众所聚讼之问题数则，以作此三派研究态度之说明。如关于先秦诸子起源之学说，在《汉书·艺文志》谓“诸子出于王官”，如“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墨家者流，出于清庙之守”。自信古者之观点，以为此说出于《汉书》，其为可信，绝无问题。而在疑古者则以为《汉志》所说，纯系揣测之辞。一种学说之起，皆一时聪明才力之士所倡，以应当时社会之需要。战国诸子之兴，亦系如此，与“王官”有何关系？在释古者则以为在春秋战国之时，因贵族政治之崩坏，原来为贵族所用之专家，流入民间。诸子之学，即由此流入民间之专家中出。故《汉志》之说，虽未可尽信，然其大概意思，则有历史根据。又如孟子所谓“井田制”，八家分田百亩，中为公田，八家共耕，在信古者以为上古社会制度，真系如此。在疑古者则以为此种制度，绝对不能为古代所已行，而纯是孟子的理想制度。从释古者的观点来看，则以为井田之制，非如“信古”者之认为真的历史事实，亦非为全出于孟子的梦想。释古者对此问题的解释是：在周朝贵族政治，一国之君，兼为庶民之政治的及经济的主人。农民为君主之佃户（或农奴），君主为农民之地主。孟子所谓井田，即君主分田与大夫，大夫再分田与农民。此种分田而耕，其原意非为农民之利益，乃地主剥削农民之方式。如信孟子所讲，谓“井田制”全为农民利益，固属非是；若认“井田制”为全然离开当时制度之空想，则亦不尽合理。此种“井田制”固大都属孟子之理想，然吾人须信在当时制度上一定有相当的暗示，孟子方能有此种理想。又如“古书真伪问题”，从传统的信古说法，则认为古书之真，大都毫无问题。如信《庄子》即为庄周所作，《管子》即为管仲所作，《墨子》即为墨翟所作。疑古者对于此诸书之真伪，则发生疑问，谓《庄子》、《管子》诸书，其中大部分系伪的，乃后人所造。在释古者之观点，则认为此信古与疑古之二观点，皆属非是。如《庄子》与《墨子》诸书，本未写明为庄周与墨翟所作，故亦无所谓假。古人以为著作之目的，在于表现真理，只求将真理传诸后世，至作者为谁，则认为无关重要（西洋中古时亦如是）。如《庄子》等书，最初皆为零碎之篇章，经汉人整理，始成为“书”。刘向、刘歆父子即为从事整理先秦之学术者。逮经整理后，讲庄子一派之学之书，即称为《庄子》；讲墨子一派之学之书，即称为《墨子》，并不以其书为系庄周、墨翟所手著也。乃后来不察当时情形，误认为《庄子》即为庄周所手著，《墨子》即为墨翟所手著，因启疑古者之疑。若此种误会一经解释，则疑古者之说，亦不成立，所谓“妄既不存，真亦不立”也。“信古”、“疑古”、“释古”为近年研究历史学者之三个派别，就中以“释古”为最近之趋势。吾人须知历史旧说，固未可尽信，而其“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煞。若依海格尔的历史哲学来讲，则“信古”、“疑古”与“释古”三种趋势，正代表“正”、“反”、“合”之辩证法。即“信古”为“正”，“疑古”为“反”，“释古”为“合”。
原载二十四年五月十四日《世界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