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委员会通知我们，本届大会的重点，在于“批评有关人生需要的流行哲学观念”和“分析对于公共事务的哲学影响”，所以在这篇简短的报告里，我不打算涉及技术性的哲学问题，诸如宇宙构成，或知识有效性，这些问题是在学院的圈子里讨论的。我只限于讲我认为是时代精神在中国的理性表现，这些表现若不是指导着、也是标志着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当前面临的“现在”，并非她的“过去”的自然发展，而是违反她的意志强加于她的。她不得不面对全新的局势，一直极其困惑。为了使局势更好理解，为了更明智地适应局势，她只好有时用过去解释现在，又有时用现在解释过去。换言之，她必须把她必须面对的新文明与她已有的旧文明联结起来，使二者彼此不生疏，而互相可以理解。除了解释，还有批评。在她用旧文明解释新文明，或者用新文明解释旧文明的时候，别无他法，只好有时用旧的眼光批评新的，又有时用新的眼光批评旧的。因此，对两种文明的解释和批评，就是东方西方在中国会合的自然产物，它打动了中国人心，并在近五十年间形成中国思想的主流。
可以看出：对新旧文明的解释和批评，近五十年中，根据对外来新文明有知或无知的程度，在不同的时间阶段而各不相同。大致说来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标志是，在光绪皇帝驾下康有为领导的命舛的戊戌变法。康有为是儒家公羊学派的学者。照公羊家说，孔子是一位具有神性的大师。孔子设计了模式，可以包括人类进步各阶段。主要有三阶段。第一阶段是据乱世，第二是升平世，第三是太平世。在据乱世，人各为其国。在升平世，所有文明国家联合为一国。在太平世，人皆文明而人类联合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孔子预先知道这些未来的一切。孔子相应地设计了三套社会组织。照康有为说，东西方之间的交往，欧美的政治社会改革，表示人们正在从据乱世向较高阶段即升平世进步。绝大部分的，也许是全部的，西方的政治社会制度，早已含蕴于孔子教义之中。康有为是当时维新运动领袖。但是按他的意见，他所作所为并非采用西方新文明，倒不如说是实行孔子的旧教义。他写了许多儒家经典注解，将他的新思想注入其中。此外他还写了一部《大同书》，在书中具体描绘出将在太平世变成现实的乌托邦。此书性质如此猛烈而革命，甚至绝大多数乌托邦著作家为之瞠目结舌，虽然如此，康有为本人却不是空想家。他坚持说，他在此书中提出的纲领，不到人类文明最高阶段即人类进步最后阶段，决不可以付之实施。他要实施的政治纲领是坚持君主立宪。
当时维新运动中，康有为的一位同事谭嗣同，是一位更能哲学思维的思想家。他写了一部《仁学》，书中也讲孔子关于人类进步的三世之说。照他说，孔子虽然提出了三世总模式，但是孔子所讲的大都是据乱世。因此缘故，孔子常被误解为卫护传统制度和常规道德的人。基督教义主张博爱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十分接近孔子关于升平世的教义。接近孔子关于太平世的教义的教义是佛教，它超越了一切人世分别和常规道德。
这个时代的主要精神是：领袖们都不与来自西方的新文明对抗，他们对它的价值更不乏欣赏。但是他们欣赏其价值仅限于适合想象的孔子模式的范围。他们用旧的解释新的，用旧的眼光批评新的。后来可见，建立民国的辛亥革命，其哲学根据主要是取自中国哲学。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曾被大事引用和发挥。像卢梭这样的欧洲革命著作家们的学说也发挥了作用，但是中国人的想法是，他们之所以正确是与孟子相合。
第二阶段的标志是新文化运动，在1919年达到高潮。这个阶段的时代精神是用新的眼光批评旧的。陈独秀和胡适是这场批评的领袖。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还只出版了上卷。其实这部书与其说是中国哲学史，不如说是中国哲学批判。中国哲学的两个影响最大的学派，儒家和道家，都受到严厉的批评和质问，所用的是功利的和实用的眼光。胡适是争取个人自由与发展，因此他觉得儒家错了，因为儒家教导个人从属于其君其父，其国其家。胡适是提倡奋斗精神与征服自然，因此他觉得道家错了，因为道家教人乐其自然。读他这部书，感觉不到别的，只感觉到，整个中国文明是完全走错了路。
这部书的反作用便是出现一位旧文明的捍卫者。胡适的《哲学史》出版不久，另一位哲学家梁漱溟出版了另一部书，名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这部书中，梁漱溟主张每个文明各代表一种生活路向。有三种主要的生活路向：一种是目的在于满足欲望，一种是限制欲望，一种是否定欲望。我们若选上第一种生活路向，就有欧洲文明；若选上第二种，就有中国文明；若选上第三种，就有印度文明。这三种文明应当代表人类进步的三个阶段。人们应当首先尽力认识自然，征服自然。人们在自然界的地位打好了充足的底子以后，就应当限制欲望，懂得如何知足。但是生活有些内在矛盾无法在生活内部解决。因此人类最后一招，是否定欲望，否定生活，走这种路向。中国人，印度人，不是错在产生了看似无用的文明。他们的文明，都是第一流的，其中都有人类非采用不可的东西。中国人，印度人，都错在没有经过第一路向，就采用第二、第三路向。他们的路子对了，但是时间错了。所以这位东方文明捍卫者也认为，在东方文明中也一定有些东西错了。他的书因此也是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
第三阶段的标志是1926年的民族运动，结果建立了现在的国民政府。这个运动本是以国共合作的力量进行的。孙中山，是辛亥革命领袖，也是这个运动的领袖，以共产社会为最高社会理想。但是他不是共产主义者，因为他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以为，理想社会应当是爱的产物，不是恨的产物。不久国共分裂，后者正在受到镇压。由于这个运动，中国人对于西方新文明的态度发生新的转折。体现在政治经济组织中的西方新文明，一度被人认为是人类制度之至善，现在则被认为不过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阶段。历史没有结束，它正在创造中。历史趋向的最终目的，现在认为是世界和平，人类合一，看来与古老的东方，比与现代的西方，更为相投。其实，如果我们只取马克思关于人类进步的学说，撇开其唯物的解释，就看出它与康有为代表的公羊学派学说之间，不无相似之处。谭嗣同果然在他的《仁学》中，尽管既不知道海格尔，也不知道马克思，照样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可称为人类进步的辩证性质的东西。他指出，在未来理想社会与当初原始社会之间有某些相似。但是在我们达到理想社会时，并不是回到原始社会，我们前进了。
第三阶段的精神，与第一阶段的精神，是一样的吗？不，第一阶段的精神领袖们基本上只有兴趣以旧释新，而我们现在则也有兴趣以新释旧。第二阶段的精神领袖们只有兴趣指出东方西方的不同，而我们现在则有兴趣看出东方西方之所同。我们认为，东方西方若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不同环境的产物。在不同的环境，人们有不同的反应。我们若从产生反应的环境来看反应，我们也许可以用海格尔的话说，凡是实际的也是有理的。因此我们现在没有兴趣用另一种文明的眼光去批评某种文明，像第一、第二阶段的精神领袖们所做的那样，但是有兴趣用另一种文明去阐明某种文明，使两种文明都能被人更好地理解。我们现在有兴趣于东方西方的互相解释，而不是互相批评。我们把它们看做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人类本性同一原理的不同表现。这样，东方西方就不只是联结起来了，它们合一了。
这种精神也可以在专门哲学著作中看到。对于中国的与欧洲的哲学观念在作比较和研究，没有任何意图去断定哪个一定正确，哪个一定错误，只不过是怀有兴趣要弄清一种观念用另一种观念讲是什么。希望不久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哲学观念得到中国直觉和体验的补充，中国哲学观念得到欧洲逻辑和清晰思想的澄清。
我认为这就是近五十年中国历史三个阶段中时代精神的特征。若要应用海格尔辩证法，我们可以说，第一阶段是“正”，第二阶段是“反”，第三阶段是“合”。
（涂又光 译）
[1]在第八届国际哲学大会上宣读，1934年于布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