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列宁说:“观点是:(一)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二)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列宁说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宇宙观。

以后,就贯穿于人们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规定他们对于世界的关系。在阶级社会中,任何宇宙观都具有阶级性。由于人们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同,他们的宇宙观就代表了所属阶级的利益。大体上说来,推动社会发展的宇宙观是进步的、革命的;阻碍社会发展的宇宙观是保守的、反动的。

按照人们认识世界时所采取的一定观点来说,宇宙观可分为唯物论的和唯心论的两个党派。主张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的,即主张物质规定精神的那种宇宙观是唯物论的。反之,主张精神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的,即主张精神规定物质的那种宇宙观是唯心论的。哲学上只有这么两个党派。但是此外还有表面上好像是第三种的宇宙观,这就是所谓折中论或二元论的哲学。这种宇宙观,既唯心又唯物,主张物质或精神都可以成为第一性,企图调和唯物论和唯心论,建立所谓不偏不党的哲学。但这种哲学,结局不是唯物论原理占优势,便是唯心论原理占优势,它不属于唯物论,便属于唯心论,不能成为一贯的哲学。所以宇宙观只有唯物论和唯心论两个党派。在哲学历史上,唯物论常是代表进步的、革命的阶级的宇宙观,唯心论常是代表保守的、反动的阶级的宇宙观。

宇宙观是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见解。按照发展的观点来说,宇宙观又可以分为辩证法的和形而上学的两派。

「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 唯物论的宇宙观! 机械唯物论的宇宙观=形而上学的宇宙观 『唯心辩证法的宇宙观 唯心论的宇宙观 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

《矛盾论》在这里所说的辩证法的宇宙观,是指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说来的,其目的在于复活“绝对精神”或“上帝”,他虽然主张辩证法的发展观,却反对动植物界的发展的观念。他只认为“绝对精神”或“上帝”是发展的,而现实世界却是不发展的。他的唯心辩证法在历史领域中应用起来,却得到了历史停止发展的结论,即当时普鲁士贵族地主阶级的反动国家是最高形式的国家。因此,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仍是保守的、反动的)。所以《矛盾论》在这里

只就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唯心论的和机械唯物论的)对于发展的两种见解,加以说明。

如列宁所说,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把发展看作事物之量的减少和增加,是重复。而辩证法的发展观,则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事物内部的对立的统一,即统一物分成为互相排厅的对立物,而两个对立物又互相关联着。形而上学的发展观,看不到事物运动的动力,自己运动的源泉,或者把事物运动的动力,或自己运动的源泉,移到事物的外部去,而主张事物的运动是由于外力的推动,或者是由于上帝的推动。但在辩证法的发展观方面,则认为事物的运动是自己运动,这自己运动的源泉是事物内部的矛盾。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是死板的、贫乏的、干枯的。辩证法的发展观是生动的。只有从辩证法的观点出发,才能认识事物的“自己运动”,才能认识“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1]。由此可知,列宁所以指斥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是死板的、贫乏的、干枯的,是由于它否认事物内部的矛盾。

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的地位。在欧洲,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于是,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开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

[说明」形而上学,也叫做玄学。亚里士多德曾著有《形而上学》一书,依照他的说法,形而上学是“后于物理学”的意思。在哲学史上,凡是以超出形体以上的精神、理念、神、灵魂、自由意志等为对象的哲学,都叫做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唯心论的世界观。在中国,孔孟学派的学说,都是形而上学,支配中国思想界达两千余年之久。在欧洲,自从亚里士多德以后,这两千多年来,

基本上也是由形而上学支配看欧洲的思想界。就欧洲方面来说,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论,例如18世纪法国唯物论,19世纪初期德国费尔巴哈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法国唯物论者们虽也承认事物的运动,但把最单纯的机械运动形式,当作普遍的运动形式。他们把运动解释为位置的移动,把运动解释为外的压力,物体是由外的压力而改变其位置的。这种把力学的运动当作宇宙万物的运动(除力学的运动外,还有物理学的、化学的、生物学的、社会的运动),把运动当作由于外力推动的见解,显然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并且,法国唯物论者,不能把唯物论应用于历史的领域,而用唯心论的见解去解释历史,他们反对过去封建社会而拥护新的社会(即资产阶级的社会),却不知道新的社会与过去社会的历史的联系,而把过去的社会认为是人类的错误和愚味的产物,因而主张根据理性来改造社会。这种半唯物半唯心的哲学,切断历史的联系因而没有联系观点的见解,也是形而上学的。其次,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比较法国唯物论当然是进了一步的,但费尔巴哈因为反对黑格尔的唯心论,却连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放弃了。他不能把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唯物论的改造,完成自己的唯物论,所以他的唯物论是缺乏辩证法的唯物论,变为反历史主义的哲学。并且,费尔巴哈把他的哲学上所注意的中心的人,看作抽象的、超越时间空间的、生物学上的人,不是属于一定社会和一定阶级的实在的人,没有社会性,也没有阶级性。这显然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他也和法国唯物论者一样,在历史领域中不能贯彻唯物论,反而落到唯心论方面去了。他排斥了宗教,把所谓友爱代替了宗教,形成了唯心论的社会观。所以费尔巴哈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

形而上学认识宇宙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这个方法,在自然科学不发达的时代,是人们所采用的唯一的方法。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说,这个方法,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人已开始采用。直到15世纪个别的自然科学逐渐发展的时期,这个方法就逐渐发展和巩固下来。从这个时候起,科学家认识自然的基本条件,就是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传给人们的遗产,就是使人们习惯于把自然物和自然过程从全部自然的总联系中分离出来,而实行个别的观察。这就是说,不在联系上观察自然,而在孤立形态上观察它;不在其运动上观察自然,而在其静止上观察它;不把它当作根本变化的东西去观察,而把它当作固定不变的东西去观察;不观察于其生,而观察于其死。这种见解,经过培根和洛克两人从自然科学移入于哲学时,就产生了18世纪特有的狭思想,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从此形而上学方法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就为资产阶级学者所通用所坚持了,因为这些方法把宇宙万物当作固定不变的东西去观察的,凭借这些方法,就可以造出资本主义制度万古长存的理论来。

历史的车轮进到了19世纪以后,人类的认识史就突破形而上学的阶段进到了唯物辩证法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是由无产阶级最伟大最杰出的领袖马克思所创造所完成的。马克思创造唯物辩证法,是有其深厚的广大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基础的。在社会经济方面,欧洲许多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到高度的水平。生产力的发展,呈现了空前的广大的规模,正如《共产党宣言》上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由于生产力高度的发展,资本主义就开始了“自我批判”,即自己暴露自己的矛盾,由于生产的社会性质与占有的私人形式的基本矛盾的发生与发展,就产生了并发展了其他一系列的矛盾一工场的有计划组织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都市与农村的矛盾、占有条件与剩余价值实现条件的矛盾(即经济危机)等。那基本矛盾的发生与发展,在社会集团中的表现,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即阶级斗争的发生与发展。例如:1816年,英国劳动群众,举行了破坏机器的大暴动;1819年,英国曼彻斯特劳动者,在要求选举权的名义下,举行了一次大示威运动;1831年到1834年,法国里昂劳动者举行了两次大暴动;1838年到1842年,英国宪章派的劳动者举行了最初的政治的斗争;1844年,普鲁士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开始了第一次的暴动。这些次的无产阶级的斗争,表明了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剥削的反抗,他们已由自在阶级转到自为阶级了。在自然科学方面,19世纪以来,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都建立了一定的体系。这些科学,对于辩证法供给极丰富的日渐增加的材料,表明了“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恩格斯语)。在其他意识形态方面,有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有过“劳动价值说”的伟大发现(虽然只是一个端绪);有英法的空

历史的车轮进到了19世纪以后,人类的认识史就突破形而上学的阶段进到了唯物辩证法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是由无产阶级最伟大最杰出的领袖马克思所创造所完成的。马克思创造唯物辩证法,是有其深厚的广大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基础的。在社会经济方面,欧洲许多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到高度的水平。生产力的发展,呈现了空前的广大的规模,正如《共产党宣言》上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由于生产力高度的发展,资本主义就开始了“自我批判”,即自己暴露自己的矛盾,由于生产的社会性质与占有的私人形式的基本矛盾的发生与发展,就产生了并发展了其他一系列的矛盾一工场的有计划组织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都市与农村的矛盾、占有条件与剩余价值实现条件的矛盾(即经济危机)等。那基本矛盾的发生与发展,在社会集团中的表现,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即阶级斗争的发生与发展。例如:1816年,英国劳动群众,举行了破坏机器的大暴动;1819年,英国曼彻斯特劳动者,在要求选举权的名义下,举行了一次大示威运动;1831年到1834年,法国里昂劳动者举行了两次大暴动;1838年到1842年,英国宪章派的劳动者举行了最初的政治的斗争;1844年,普鲁士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开始了第一次的暴动。这些次的无产阶级的斗争,表明了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剥削的反抗,他们已由自在阶级转到自为阶级了。在自然科学方面,19世纪以来,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都建立了一定的体系。这些科学,对于辩证法供给极丰富的日渐增加的材料,表明了“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恩格斯语)。在其他意识形态方面,有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有过“劳动价值说”的伟大发现(虽然只是一个端绪);有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虽然它没有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认识无产阶级的动力);有德国的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把自然界、历史界、精神界的全部,当作不断的运动、变化、变形、发展的过程去考察(虽然它的辩证法是唯心的,必须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总起来说,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的暴露,阶级斗争的发展,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上的成就,证明了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辩证法的,即并不老是演着同一的循环,而是创造着现实的历史。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马克思的哲学的实践的活动,首先是从社会的=历史的领域开始的,即是从政治的=实践的领域开始的。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认定无产阶级是社会革命的伟大的动力,首先阐明了历史领域中的辩证法,再由历史的辩证法进到自然辩证法,而在革命的实践上把两者统一起来,创造了唯物辩证法,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的武器。

唯物辩证法创立以后,引起了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烦恼与恐怖。因为在唯物辩证法面前,腐朽的资产阶级的势力虽然庞大,却是必然要消灭的,新生的无产阶级势力虽然微小,却是必然要成长与壮大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为社会主义社会所替代。所以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就采用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此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是唯物辩证法的公开的敌人,我们容易辨认它。至于庸俗的进化论,却伪装着自然科学的面貌,容易混淆人们的视线,我们必须揭破它。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包括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会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说到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就用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说明。他们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这种思想,在欧洲,在17世纪和18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则有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2]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

种质是独立存在的,外界环境与它不生关系,它永生不变。因而一切生物和它们的遗传性都是彼此孤立而互不相干地生存着。第二,它认为地球上一切形态和种类的动物、植物和人类,都是开天辟地以来永远如此、永远不变的。例如魏斯曼的种质连续说,主张生物体内有种质和体质的两种东西,各有不相联系的物质和功用。他认为种质是独立存在的,种质可由生殖细胞传达于后代,并且亲体的种质与子体的种质连成一贯,子代的种质早已存在于亲代的生殖细胞中,不折不扣地遗传下来,就是说,子代的种质即亲代的种质。照魏斯曼的主张,生物体适应环境的变异是没有的。一切生物的种类和性质,是永远相同的。至于生物的变化,只是单纯地增长,是生物体原有的特质因取得外界营养而长大的结果。第三,它把局部的、片面的理解,推及宇宙全部的理解。例如庸俗进化论者,把关于生物界的不正确的见解,来说明社会现象。例如魏斯曼主张生物体内部淘汰说,说细胞组织与原生质之间进行着生存竞争,好像各生物个体进行着生存竞争一样。于是把生存竞争说,搬到社会领域中来应用,借以证明资产阶级的斗争及竞争的必然性。依照这种见解,社会群斗争的结果,必然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帝国主义对于落后民族的统治与剥削,正是天演公例。这是魏斯曼主义或社会达尔文主义,即社会法西斯主义。总起来说,形而上学家的见解,是主张世界一切东西,都是各自孤立的,都是永远不变的。纵使说有变化,那也只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一种事物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形而上学家,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有同样的看法。他们认为社会制度,从世界有人类以来,直到现代,都是相同的。他们把资本解释为谋生的工具,而谋生工具,在世界开始有人类的时候就有了的。原始时代有渔人,他的谋生工具是钓竿;有猎人,他的谋生工具是弓箭。这钓竿和弓箭,就是原始人的资本。可见资本主义从原始时代以来就有了的,因而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从原始时代起,经过奴隶制时代、封建时代,直到资本主义时代,都是同样存在的,并且在将来的社会主义时代也会同样存在,因为那时代的人类也要有谋生工具即资本,所以私有财产制是万古长存的。他们也会承认人类社会是有发展的,譬如说世界人口逐渐增加了,物质生活逐渐丰富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规模比较原始时代扩大了。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社会的发展。社会为什么有发展?其原因何在?形而上学家的答复是:社会发展的原因,不在社会的内部,而在社会外部的地理环境中。这原是地理学的环境观,资产阶级初期的学者们早已发表过了。地理学的社会观,主张世界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由于地球经纬度的不同,由于海洋、河川、平原、山地、气候、土壤等等的不同,就产生出各民族不同的特性、风俗、习尚、宗教和经济状况,因而形成了各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同的程度。这种社会观,其用意在于说明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而在社会以外的自然环境中,去探求社会发展的原因。这种社会观,在资产阶级中,流传已久,影响很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资产阶级的学者,曾创立了所谓“地理政治学”作为法西斯的理论,说一切国家的政策,要由其所领有的自然财富的欲望所决定,鼓吹殖民地的夺取,是满足这种欲望的手段。这种社会观,也还影响了一些假马克思主义者,譬如考茨基、普列哈诺夫和布哈林关于历史唯物论的曲解,都是受了这种社会观的影响,因而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唯物辩证法,主张事物发展的原因是因事物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形而上学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为了对抗唯物辩证法,偏要单纯地从事物的外部去找寻事物发展的原因,因而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也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这种见解显然是反科学的。科学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存在物,都由于量的发展而引起质的变化,这就是突变。同样,社会也经由量变而引起质变,这就是革命。所以唯物辩证法认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压迫,不可能通过缓的变化,通过改良来实现,而只能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质变,通过革命来实现”[3]。形而上学家否认事物的质变,等于否认革命,否认阶级斗争,来拥护资本主义制度。关于宇宙万物绝对不变的思想,在欧洲方面,有17世纪和18世纪的旧机械唯物论,在20世纪有现代机械唯物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庸俗进化论,这些都是拥护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动理论。在中国方面,从古就有儒家所主张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学说,长期地为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旧的和新的机械唯物论,以及魏斯曼等人的庸俗进化论,都先后输入到中国来,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宇宙观的党派性、阶级性,是表现得非常明显的。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这是清楚的、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即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动物的单纯的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的也是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样,社会的发展,主要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帝国主义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日本变为帝国主义的日本,这些国家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长期被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变化到一个自由解放的新中国的方向去,中国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整个地球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气候也是变化着的,但以它们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相比较,则显得很微小,前者是以若干万年为单位而显现其变化的,后者则在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甚至几年或几个月(在革命时期)内就显现其变化了。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的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的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时常存在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作用。1927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由此看来,革命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说明]与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世界是一过程。一切事物在联系中发展着,在发展中联系着。我们认识任何一个事物,首先要考察它与其周围的许多事物的联系和差别,确定它与其他事物不同的质,指出它与周围条件的关系。否则如果用孤立的方式来考察某一事物而不考察其与周围条件的关系,我们就绝不能认识这一事物。其次,这一事物与其周围的许多事物联系的发展着,它本身也是发展着的。我们必须考察它由一种运动形态发展到别种运动形态的过程,由一种质转变为别种质的发展过程,并进而追求它的自己运动的源泉,自发地发展的源泉。这自己运动或自发的发展的源泉,不在这一事物的外部,而在这一事物的内部,这即是它本身内部所包含的矛盾性。世界任何事物,绝对没有不具有内部的矛盾的。从原子起,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最复杂的现象,到人类的思维为止,一切事物或现象,都各具有其内部的矛盾。事物内部的矛盾,即是事物的自己运动的、自发的发展的源泉。正因为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才能引起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虽然一个事物处于它与周围许多事物的联系中,它的发展不能不受周围条件的影响,但这种外部的影响,只能是它的发展的次要的即第二位的原因。例如生物体,只因为它内部有新陈代谢,细胞不断地更新,所以它能吸收外界的营养而自发地发展起来。假使它本身没有新陈代谢,没有细胞不断地更新,纵有良好的环境,它绝不能有发展,这是很明白的。唯物辩证法这种发展观,强有力地粉碎了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即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所主张的外因论或被动论。不难了解,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这样的运动,只能表明事物的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

围条件的关系。否则如果用孤立的方式来考察某一事物而不考察其与周围条件的关系,我们就绝不能认识这一事物。其次,这一事物与其周围的许多事物联系的发展着,它本身也是发展着的。我们必须考察它由一种运动形态发展到别种运动形态的过程,由一种质转变为别种质的发展过程,并进而追求它的自己运动的源泉,自发地发展的源泉。这自己运动或自发的发展的源泉,不在这一事物的外部,而在这一事物的内部,这即是它本身内部所包含的矛盾性。世界任何事物,绝对没有不具有内部的矛盾的。从原子起,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最复杂的现象,到人类的思维为止,一切事物或现象,都各具有其内部的矛盾。事物内部的矛盾,即是事物的自己运动的、自发的发展的源泉。正因为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才能引起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虽然一个事物处于它与周围许多事物的联系中,它的发展不能不受周围条件的影响,但这种外部的影响,只能是它的发展的次要的即第二位的原因。例如生物体,只因为它内部有新陈代谢,细胞不断地更新,所以它能吸收外界的营养而自发地发展起来。假使它本身没有新陈代谢,没有细胞不断地更新,纵有良好的环境,它绝不能有发展,这是很明白的。唯物辩证法这种发展观,强有力地粉碎了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即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所主张的外因论或被动论。不难了解,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这样的运动,只能表明事物的范围扩大了或缩小了,或者在数量上增加了或减少了,却绝不能说明事物的质变。因为形而上学那种只讲数量的增减的学说,是从机械学的观点产生的,机械学只研究对象的速度、数目和容积,至于事物的千差万别的性质,事物在其运动的过程中由量变到质变的变化,机械学是不能说明的。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明:“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又如植物和动物的单纯的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也是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如米丘林所证明,生物体与周围的生活条件是密切联系着的。阳光、空气、温度、湿度、养分等外围的生活条件,固然能够助长生物体的发展,但这些外围的生活条件,是通过生物体内部的代谢作用(即矛盾)而起变化的。生物体不断吸收外界的物质,组成为自己身体中的物质,并且又分化出简单的物质,把它排出于身体之外。所以生物体虽由于吸取外界的物质而成长,但仍是通过生物体内的代谢作用而显现的。

同样,社会的发展,主要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人类社会生存于自然环境中,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对此不能轻视。但就人类社会对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历史来看,这种历史是人类社会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人类社会对于自然环境是扮演着主导作用的。所以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社会本身之中,不在外围的自然环境之中。例如欧洲许多国家,地理与气候条件是相同的,但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从前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日本,后来变成帝国主义者。这些国家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中国在百多年以前还是独立的封建国家,1840年以后,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现在已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中国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固然,地球和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气候也是变化着的,但其变化的显现,动辄以若干万年为单位,而人类社会的变化则是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甚至几年或几个月(在革命时期)。所以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地理环境之中,而在社会本身之中。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见解,自然界的变化,主要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所以原始社会由奴隶制社会所替代,奴隶制社会由社会所替代。

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不但不排除,而且还对外部的原因给以正确的估价。如前面所说,一个植物体,生长于外部自然环境之中,空气、阳光、温度、湿度、养分等,是助长生物体发展的原因之一,这是无可否认的。但这些外部的生活条件,必须通过这植物体本身内部的新陈代谢作用,才能生长起来。它发芽,它开花,它结籽,要经过几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这些质变,完全是它本身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又如这一植物体,若处于变化了的生活条件之下,它本身也必发生变异,它既有变异,同时也能遗传,它就能够把变异的性质巩固下来,遗传下去,以后如再发生变异,就再度遗传下去。这类的变异与遗传,根本上是它本身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又就社会来说,自然环境是社会的粮食仓和材料库,它当然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原因之一。在原始社会的最初期,人类的生产技术非常幼稚,完全受自然环境的支配。但当生产技术逐渐进步,从事于农业和畜牧业以后,人类就能改造自然,从此社会内部的矛盾,就成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自然环境的力量只是第二位原因了。当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的水平时,社会就能充分利用自然的资源,增加物质的财富,社会就能向前发展。反之,当社会的生产关系障碍生产力的发展时,只有通过革命(命),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就国际关系来说,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时常存在的。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当一个国家发生了重大的事变时,世界各国都要引起重大的变动。例如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单是开辟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爆发了,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之间的矛盾爆发了。在欧洲方面,有德、奥、匈和意大利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在亚洲方面,有五亿人民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残余的许多帝国主义者都吓得发抖了。十月革命在国际上的影响是空前巨大的。在这里,要着重指出的,中国的人民革命,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全是事实。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白说过,中国革命是“走俄国人的路”的。但是否可以由此引出“革命外因论”,说中国革命完全受了十月革命的推动呢?这个论调显然是不正确的。十月革命的影响,是通过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作用的。中国的先进分子——共产党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了中国社会,正确地认识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人民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共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所证明了的真理。所以,中国革命的变化的内因,主要是人民大众与统治阶级、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人民大众推翻了统治阶级、中华民族驱逐了帝国主义的结果。有的顽固派,素来反共反革命,便捏造出所谓革命外因论,说中国从秦汉以来,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是很美满的社会,只因为辛亥革命把伦理本位搞坏了,所以引起了大混乱。顽固派硬说中国早已不是封建社会,现在更不是什么半封建社会;中国仍是独立国,现在并不是什么半殖民地;中国从古只有分业,没有阶级,更没有阶级斗争。因此,据他们的说法,最好的改良方法,就是在蒋匪帮统治之下,从乡村建设入手,建立新伦理本位的社会就行了。照他们的说法,俄国革命的影响。顽固派一向是用这种反动的见解作为反共反革命的论据的。顽固派直到革命已经胜利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以后,仍然不相信新政权能够持久,采取观望的态度。到了最近,全国广大人民热烈地拥护着新政权,人民民主专政越来越巩固了,顽固派感到惊奇,却还歪曲地说中国共产党分裂阶级,制造阶级斗争的路线走对了。这种革命外因论,彻头彻尾是反动的。

授蒋匪帮以可乘之隙,使党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但到遵义会议以后,这冒险主义的偏向得到了纠正,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我们的革命事业,才重新发展起来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革命与建设事业,永远在胜利中前进着。

说到这里,我们要联系到最近的"三反"斗争和"五反"斗争。新中国成立以来,资产阶级曾经表示愿意遵守《共同纲领》,愿意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他们的摇摇欲坠的私营经济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与扶助之下,呈现着欣欣向荣的气象。他们对新国家也曾作出了一些积极的贡献。但在另一方面,他们的剥削群众、不劳而食、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假公济私、投机取巧等思想,便发展起来成为五毒思想了。于是他们便违反《共同纲领》,反抗工人阶级的领导,更进一步要篡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了。他们也懂得了堡垒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道理,便欺侮某些缺乏财经工作经验而犯了官僚主义错误的干部,诱引某些意志薄弱的容易接受糖衣炮弹的干部,使用"拉过去"和"派进来"的恶毒方法,向着党和政府机关进行猖狂的进攻,使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遭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但是,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着的党,是经过了三十多年革命斗争锻炼了的党,是永远攻不破的工人阶级的先头堡垒,纵使有绝对少数被"派进来"和被"拉过去"的坏分子,也是很快要遭到清算的。同时,工人阶级是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彻底性的阶级,他们有充分的勇敢和机智打退资产阶级不法分子的猖狂进攻。所以全国各地"三反"斗争和"五反"斗争的伟大胜利,打退了资产阶级不法分子的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实行着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只要资产阶级清除了五毒思想,遵守《共同纲领》,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阶级必然团结他们、帮助他们,发展他们的于国计民生有利的事业。命的政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依靠自己的政治路线的正确和它的组织上的巩固。

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

生活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掀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后来,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又发展了这个伟大的理论。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

[说明]斯大林说过:"辩证法来源于希腊文*dialego"一词,意思就是进行谈话,进行论战。在古代,所谓辩证法,指的是以揭露对方论断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来求得真理的艺术。古代有些哲学家认为,思维矛盾的揭露以及对意见的冲突,是发现真理的最好方法。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后来推广到自然界现象中去,就变成了认识自然界的辩证方法......"[4]中国周秦诸子的学说中,有不少关于辩证法的见解。例如老子的《道德经》,惠施学派的"合同异"学说,公孙龙学派的"离坚白"学说,易传的"阴阳"学说,墨子学派的《墨经》等,都含有辩证法的因素。在欧洲方面,古代希腊的哲学中,有很多辩证法的学说。例如伊奥尼亚哲学家太勒斯,说水是万物的发端,连生命也是由水发生的。这种见解的根抵,是认为一切物质都是单一的东西,都可以互相转变。这是欧洲最初的唯物论,也包含了辩证法的萌芽。又如赫拉克利特,用"万物变动不居"的命题,表示他的动的宇宙观。他又用"人不能再渡同一河流"这个比喻说明自然界及人事界的一切变化。至于变化的原因,他主张一切变化是在矛盾中进行的。他说"斗争是万物之父,万物之王",这是辩证法的根本思想。不过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因为当时的自然科学并不发达,并且受了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还不可能创造出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在欧洲古代,在上述唯物论的朴素的辩证法之后还出现了唯心的辩证法。亚里士多德的论理学,到处都提起了辩证法的问题,

研究了辩证法的思维形式。虽然他的哲学是唯心论,但对于意识的辩证法的构成,对于论理学,却留下了不朽的功绩。欧洲到了中世纪以后,哲学变成了神学的奴仆,思想界完全受了形而上学的支配。直到15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发达,自然科学的研究,不断地暴露了自然的辩证法。从此欧洲的许多哲学家,如笛卡儿、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谢林等,对于辩证法都做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唯心论的基础上,集辩证法之大成的哲学家,要推黑格尔。不过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论的,并且还受了他自身的和当时的知识范围所限制,所以他的唯心论的并且仍是形而上学的辩证法,把一切事物弄得颠倒,把世界的真实关系弄得颠倒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为阶级斗争的实践创造了精神的武器。他们首先在革命的实践的基础上把唯物论从自然领域扩张于历史领域,综合了人类知识史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即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创造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从此人类认识史上,掀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后来,这个伟大的理论——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论,经过列宁和斯大林的发展,内容更加丰富了。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了中国,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就用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造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前进。毛泽东思想,正是唯物辩证法在中国历史中的应用与扩大。

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说明]辩证法的宇宙观,是共产党的宇宙观,它是革命行动与科学研究的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大师们,根据这个宇宙观,暴露了各争的历史",暴露了资本帝国主义时代各国的阶级矛盾,指出了一切民族都必然走向于社会主义,创造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同志应用这个宇宙观作为考察中国命运的工具,他周详地、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社会

各种复杂的矛盾,暴露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即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因而创造了中国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的真理性,已由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所证明了。

我们学会了这个宇宙观,就容易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能够运用矛盾法则,去考察我们在革命建设事业中所遭遇到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曾经简要地说起应用矛盾法则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说,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那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那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侧面加以大略的调查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还不能解决问题。为要解决问题,还要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作系统的周密的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所以对于所提出的问题必须实行系统的周密的分析,才能发现基于基本的两个矛盾侧面所发生与发展着的许多次要的矛盾侧面,才能明了问题的面貌,因而才能做综合工作,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

以上是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应用矛盾法则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必须学会具体地应用这个方法,才能胜任一切革命和建设工作。

引用

[1]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2]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3]《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4]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节《辩证法。量与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