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说明]马克思的唯物论，是辩证法的唯物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例如法国机械唯物论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是没有辩证观点的唯物论，即是形而上学的，或抽象的唯物论。前者是由自然领域扩张到社会领域的唯物论，后者只是适用于自然领域的唯物论。前者是无产阶级的哲学，后者是资产阶
级的哲学。两种哲学的基本差异的分歧点，是在认识论的基础之上。
哲学是世界观。辩证唯物论这一科学的世界观，是人们对于世界（包括自然、社会与思维）的一般发展法则的认识。认识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认识的主体是人，认识的客体是外部世界、外界事物。但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究竟是怎样性质的人？对于这一问题，抽象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各有不同的解答，因而形成两种不同的认识论、不同的唯物论。
在抽象唯物论一方面，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只是自然界的生物，是生物学上的人，是人类学上的人，是超越时间空间的人。不论是原始社会的人，奴隶制社会的人，封建社会的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甚至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在其为人的一点是同一的。这样的人，是抽象的人，是一般的人，没有社会性，也没有历史的发展。这样的人，虽好像是超阶级的人，而实际上却隐藏了阶级的真相。所以抽象唯物论的认识主体，实际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人，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抽象唯物论从抽象的人、一般的人去了解认识客体时，只把外部世界或外界事物，看作是可以感觉到的东西，看作是感觉的来源，却不看作是人的行动的对象，可被改造的对象。因而这样的哲学的任务，至多只是说明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
的是社会的动物，是政治的动物，是在社会中制造并使用工具以改造自然物为生活资料的高等动物；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一定社会中的人，是属于特定阶级的人。他在原始无阶级社会中，是与其他一切人平等的人，他在奴隶制社会中属于奴隶主或奴隶的阶级，在封建社会中属于地主或农民的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属于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属于工人阶级。这样的人，是实在的人，是具体的人。因而在阶级社会中，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是属于特定阶级的人，是特定阶级的代表，所以辩证唯物论的认识主体，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人，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辩证唯物论从上述实在的人、具体的人去了解认识客体，就不单把外部世界或外界事物，看作是感觉的源泉，并且看作是人的行动的对象，可被改造的对象。因而，辩证唯物论这一哲学的任务，不单是说明世界，而最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世界一客体，认识一主体，认识了的世界（世界观）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主体与客体如何能够统一？辩证唯物论者的答复是：由于实践。实践是劳动，是生产，是阶级斗争，是“革命的批判的行动”。社会的人，只有在他们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共同向外部世界采取自然物并改造为生活资料的过程中，即在社会的生产过程中，才能认识外部世界，并把所得的认识(知识)来指导并组织社会的生产。特定社会中被压迫阶级的人们，只有在组织为一个阶级共同对敌对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才能认识那阶级社会的真相，并根据所得的认识来指导并组织革命，所以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统一的。一架机器是知识与劳动的统一，其统一的基础是劳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革命理论和中国人民革命实践的统一，其统一的基础是人民革命的实践。所以人们对于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必须依赖于社会实践，依赖于生产与阶级斗争。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过：“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作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作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知识（即认识）之依赖于生产与阶级斗争，是非常明显的。
抽象唯物论者费尔巴哈，虽然也曾经要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但他把实践只解释为人与自然的斗争。这是抽象的自然主义的实践观。因为人若离开社会，是决不能与自然斗争的。所以，在费尔巴哈说来，认识主体的人是抽象的自然科学上的人，认识客体的世界只是可以感觉的对象，不是可被改造的对象，因而这样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在消极的、被动的感觉过程中实现的，而不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的。他不能理解人的社会实践之历史的阶级的性质，因而他和马克思以前其他一切唯物论者一样，是离开人的历史发展，离开人的社会性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与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说明]辩证唯物论由自然领域扩张于社会领域，就成为历史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总论点是：我们人类生活在社会之中，第一件重要的根本工作，是取得物质生活资料来维持自身的存在。所以人们在从事政治活动及其他各种精神文化的活动之前，必先从事生产的活动，满足衣食住等生活资料的需要。人们为要取得生活资料，必须参加社会的生产。在社会的生产过程中，他们相互间就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本身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与他们当时的物质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组成为社会的基础。社会对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适合于这些观点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则是受基础所规定的上层建筑。所以社会实践虽有很多种类，而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
人类由高级人猿进化而来以后，就结成原始人群，共同向自然界采取生活资料以维持生存。他们在采取生活资料的过程中，接触到自然界的无数自然物，首先就知道他们自己是和那些自然物有区别的。他们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逐渐认识水、火、风、雷、云、雨、动、植、飞、潜等自然现象,看到日月的运行、昼夜的交替、植物一年一度的生长和成熟等，于是就了解这些自然物的性质及其规律性,并且顺应它们的性质和规律性,经常地利用自然、克服自然、改造自然。照这样，人们便知道他们自己是栖息于自然之中，并与自然发生经常的相互关系。并且，在生产活动中，人们知道他们自己必须结成一定的关系，互相交换他们的劳动，才能向自然界取得生活资料。这样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基于这生产关系，更发生其他各种社会关系。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人们就能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与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即认识了生产关系以及在生产关系上发展起来的其他各种社会关系。这一切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的知识，都是在生产过程中得到，并用来指导生产活动，促进生产。
在原始无阶级社会中，人人都是劳动者，各人都是自己的主人。他们最初知道按照年龄与性别，分任采集和狩猎工作，取得生活资料。往后由流动生活转入定居生活，由采集经济转入生产经济，知道结成氏族团体，按照一定分工方法，互相交换其劳动，结成平等的生产关系。经营农业与畜牧业，往后又经营手工业，因而生产力逐渐发展，物质生活也比较以前丰富了。但是，随着劳动的分工与私有财产的发生，社会开始发生了奴隶主与奴隶的阶级的分裂，社会便转变为最初的阶级社会，即奴隶制社会了。
阶级社会，经历了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的3种形态。这3种阶级社会，都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在这样的社会里的生产关系，基本上都是当作阶级的诸关系而存在的。在奴隶制社会，奴隶主与奴隶结成的生产关系，是奴隶主不仅占有生产手段，而且占有奴隶；在封建制社会，封建主占有土地，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而为封建主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占有机器、工厂、原料，工人们出卖劳动力。像这样的各种阶级社会中，所结成的生产关系，方式虽有不同，但都显示着是剥削关系与被剥削关系。一方是剥削阶级，即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都独占着社会的生产手段，并不参加生产的劳动，专靠剥削其对立的阶级，过着富裕的生活。他方是被剥削阶级，即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他们因为被剥夺了生产手段，迫不得已为剥削阶级劳动，取得极少的生活资料，过着非人的生活。剥削阶级，知道对方被剥削阶级占据绝大多数，为了镇压被剥削大众的反抗，便组织国家权力，作为压迫敌对阶级的机关，以维护其赋予法律形式的生产关系一剥削制度。被剥削阶级在其非人生活条件下，也逐渐地认识了那剥削制度，认识了那巩固剥削制度的国家机关，他们就知道团结起来，去推翻那剥削与压迫的阶级，爆发了奴隶革命、农民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被剥削阶级这样由于认识剥削制度而实行阶级斗争的知识，都是在生产过程中得到的。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说明]在阶级社会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生活的方面很多，人参加于这些实际生活的活动也很多。大概说来，除了生产活动这一基本形式之外，还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等形式，这些活动形式都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阶级关系，原是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是在生产过程中发生和发展的。无产阶级因为被剥夺了生产手段，不能不在工资制度之下，出卖劳动力。剥削制度之后，就知道团结起来，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这种斗争，首先是经济斗争，即为争取较有利的劳动条件的斗争，更进一步，就进行政治斗争，组织革命。革命必须掌握正确的革命理论。于是阶级斗争的精神，就必须贯穿于一切精神文化的领域，于学说，于艺术，于哲学，形成理论斗争。因为在这些领域中，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一向独占着支配地位，资产阶级用整套的反动的学说、艺术和哲学，作为统治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正和他们凭借经济权力和国家权力作为统治无产阶级的物质武器一样。无产阶级为要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建立自已阶级的整套的学说、艺术和哲学，清洗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扫除敌人伪装的、有害的毒素。所以，在阶级社会中，对立的阶级，各自生活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之中，各自有其一套的阶级思想。
中国人民，100多年来，受着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思想毒害，以致革命的人民，在长时期内不能建立正确的革命思想。直到近30年来，人民领袖毛泽东的思想，才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渐锻炼出来，成为全国人民革命的指导思想，并贯穿于政治的、经济的及文化的领域，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现在我们必须根据毛泽东思想，从科学、艺术和哲学的领域中，彻底“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尤其是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树立新爱国主义思想，清除帝国主义者对中国文化侵略的影响，克服民族自卑感，加强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表现出中国人民在思想战线上，也同样地站了起来。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一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明了。但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个发展过程，因而人们的认识也是一个发展过程。认识的历史，伴随于实践的历史。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也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个道理，可以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三方面加以说明。
先从自然科学的知识来说。我中华民族，从传说中的氏族社会以来，劳动人民的祖先，在生产活动中，逐渐地认识了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有过无数的科学上的发明和发现。数千年来，我民族就主要地从事于农业生产，直到现在。在数千年的农业生产过程中，一代一代地，由低级向高级，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都有着很丰富的科学的创造，来为生产服务。在数学上，早就发明了"十进法"和"九九乘法"。春秋秦汉之间，进而有了《周算经》和《九章算术》，汉代以来，许多算学家更创造了代数、几何，还有"数书九章"了太阴历。星象的观测，也有许多优秀的天文家努力过。在工程方面，水利灌溉工程学说，自传说中的夏禹治水以后，历代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水利工程专家，而且技术一代比一代的提高，一代比一代的优秀。在机械工程方面，春秋时代公输般就以能造机器著名；三国时，诸葛亮做木牛流马；隋代更造出了能容800人的大船，明代更提高了，那时能造出多艘能容4000多人的大海船，做远程的海洋航行。在纺织业方面，4000多年前，便有了车和机，汉代一个女纺织师，进而发明提花机。在军事工业方面，1900年前，开始发明了火药，以后接着就发明了火炮。在燃料工业方面，汉代就有用煤的记载，宋代四川人更知道用煤气。在造纸及印刷术方面，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接着隋代就发明雕版印刷术，宋代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一些伟大的科学的知识，都是从生产活动中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得来，并服务于生产的。但在封建社会里，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很慢的，最近一两百年来，资本主义的西方就跑在我们前面去了。
其次，说到社会科学的知识。这和自然科学的知识不同。社会科学的领域，完全是涉及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的。在奴隶制、封建制社会中，关于社会方面的各种学说，完全是奴隶主阶级和封建主阶级的人所创造的。这两种社会中的阶级关系和剥削关系，非常单纯而透明。奴隶做工养活奴隶主，农"民出粟米麻丝以事其上"(封建主)，这是剥削的定律。反之，奴隶如不做工养活奴隶主就格杀勿论，农"民如不出粟米麻丝以事其上，则诛"，这是压迫的定律。所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关于社会方面的知识，是以上述剥削定律与压迫定律为依据的。中国自周秦以迄鸦片战争的2000余年之间，有不少关于社会方面的学说。在经济领域中，有《管子书》、《商鞅书》、《货殖传》、《平准书》、《盐主讲求剥削术的。在政治的领域中，主要的有儒家的伦理的政治学说和帝王统治术等的著作，这些著作，是巩固专制政治，讲求对农民镇压与欺骗的方法的。在法学领域中，有不少法家学说和历代的法典，规定了很细致的保障封建财产的章程。在历史学的领域中，有不少史学方法论和史论的著作，但大部分是说明如何叙述帝王卿相等封建剥削阶级与统治的事实。在这一类的知识中，虽然也有过一些积极的东西，但也只是对于社会历史的片面了解。这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外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在欧洲方面，希腊、罗马奴隶社会时代，奴隶主阶级也曾有一套剥削和压迫奴隶的社会学说，最主要的是罗马法。中世纪黑暗时代，一切知识都受神学所支配，直到资本主义的曙光期，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才逐渐萌芽。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发展，大工业的出现，阶级与阶级斗争(最初是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其后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发展，社会生活的日趋复杂，于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历史学，就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出现了。但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贯穿着资产阶级的偏见，却又伪装超阶级的态度，借以巩固其阶级的剥削与统治，所以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除了古典经济学较有突出的成就外，其余在实际上并不能称为科学。但是到了19世纪初期，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并行的，有空想社会主义出现了。
最后，再就哲学方面来说。哲学从古就分裂为唯物论与唯心论两个阵营。唯物论常是代表革命的进步的阶级，唯心论常是代表反动的保守的阶级。最初的哲学是唯物论，接着有唯心论出现，往后又有新唯物论起而代之。哲学的历史是唯物论与唯心论斗争的历史。但哲学是世界观,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括与总结，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还未发达的时代，哲学所能概括所能总结的那种世界观,必然是片面的,是直观的,是抽象的。18世纪法国机械唯物论,虽然是复活了古代唯物论,形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但当时自然科学除了数学、物理学、力学以外，还不发达，这一唯物论，主要地是综合当时数学、物理学、力学的知识而成的世界观,带有力学的机械的性质,所以成为机械唯物论。这一机械唯物论,当作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斗争的精神武器来看,是起过很大的作用的，但当作哲学的科学来看，却是形而上学的、抽象的唯物论。当资产阶级爬上了统治阶级地位以后，就放弃了这种唯物论，而采用唯心论了。他们所采取的唯心论，就是德意志唯心的古典哲学，其最高峰是黑格尔的辩证唯心论。
19世纪30、40年代，巨大的生产力一大工业出现，资本主义社会已发展到自我批判的时代。它的内在矛盾，已经充分暴露了出来，其第一个矛盾就是工钱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无产者已形成为一个阶级登上政治革命的战场。无产阶级第一个最伟大的领袖马克思，在其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批判地摄取了过去知识的成果，综合了当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论，他扬弃了德国古典哲学辩证唯心论，创造了辩证唯物论；扬弃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创造了资本论；扬弃了法国空想的社会主义，创造了科学的共产主义。辩证唯物论、资本论和科学共产主义三个构成部分，辩证地综合为一体，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所以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已经暴露而无产阶级出现于世界革命战场的时候，才发生、才形成的。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2]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说明]现在我们来谈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问题。所谓真理，是说人们的认识，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即是说，主观符合于客观。反之，认识如果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的规律性，或者歪曲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便是谬误，即是说，主观不符合于客观。这真理与谬误的鉴定的标准是什么？这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我们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常就每一产业部门，估计工人们及其他一切的条件，定出一定期间的生产计划，付之实行。到期如果计划完成或者超额完成，这计划便符合该一产业部门发展的规律性，便是真理。“马恒昌生产小组”成功的范例，不消说，完全是这样的。另在农业生产部门，劳动模范李顺达领导西沟村的农业生产，他计划改良技术以增加产额，该村过去农民没有犁地的习惯，李顺达便首先在自己的一块草地，三年没收成的七分土地上进行实验，他把这块地犁了三遍，做到草尽土松，结果收粮一石七斗。另在推广温汤浸种时，群众不相信，怕烫死种子，经过他两年的钻研实验，证明温汤浸种可以减轻作物病害。像李顺达这些计划实验成功的范例，也正是符合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规律，便是真理。又如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指导者如果善于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和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一切战争环境，“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来进行作战，结果取得了胜利。这个作战计划便把握住了客观的战争规律，即主观与客观相融洽，即是真理。所以人们的工作如要达到预想的结果，必须要使主观的思想与客观的规律性相符合，否则必然招致失败。人在社会中的行动，失败原是常事，只要能够吸取失败的教训，正确地再认识行动的对象的规律性，就容易得到成功。科学上的发明者，经过了多少次实验的失败，终于在最后一次得到成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也曾遭受过大小若干次的失败，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善于吸取这些次失败的教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锻炼出毛泽东思想作为革命的指针，所以中国的人民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正是这个道理。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的。它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出发点和源泉，是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人若是离开了实践，就不能得到任何一点的知识。所以实践对于认识，占居第一位，凡属否认实践的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理论，都是错误的理论，是辩证唯物论所排斥的。列宁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实践为什么高于认识？这是因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而认识只是实践的要素，并且成为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的实践，是社会的实际之综合，对于认识具有普遍性的品格。不单如此，人的实践是直接作用于行动的对象，所以具有直接现实性。至于认识是通过实践的活动去认识对象，并且再通过实践去证明的，它只有媒介的现实性。正因为实践比较认识具有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的品格，所以实践高于认识。
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即阶级性与实践性。这两者具有有机的不可分离的关系。本来辩证唯物论这一哲学，是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武器，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造、所锻炼而又由列宁、斯大林所发展起来的哲学，它是为着无产阶级，并专属于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敢于面向真理，因为他们不怕被别人推翻。马克思当年创造这一哲学时曾经说过：“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由此可见，辩证唯物论这一哲学，在它被创造的时候，就和无产阶级分不开的。辩证唯物论所以是战斗的哲学，所以在论战中总是所向无敌，就在于它是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永远结合着的，它成了无产阶级利益的科学的表现。它是最科学的。因为事实上在现代阶级社会中，根本不可能有所谓超阶级的客观真理，只有无产阶级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才是具有科学性的客观真理。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公开宣称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党服务的，不但公开宣告这一哲学的阶级性、党性，并且还揭露敌对阶级哲学的欺骗的本质，撕去它的“纯学术性”、“纯客观性”的神秘外壳；同时，还对潜入无产阶级阵营的敌人企图阉割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革命性、政治性的有毒理论，予以无情的打击和扫荡。所以辩证唯物论强调革命理论对于革命斗争的依赖关系。革命理论从革命斗争锻炼出来，又转过来为革命斗争服务。革命的阶级是为革命而要哲学，不是为哲学而要哲学。
还有，作为真理之标准的社会实践，完全是客观的。我们依据对于某一自然物的认识去改造它的时候，若能达到预想的结果，这认识便是真理，反之便是谬误。真理与谬误，由实践来鉴定，完全是客观的，绝不杂有主观的成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此外别无标准。所以，“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然而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这只要看一看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两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作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个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做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
［说明］前面已经说明了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与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现在进而说明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的问题。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分析认识过程。
在分析认识过程之前，必须说明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这一反映论，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核心。我们分析认识过程时，如不能彻底展开这一反映论，就会背离于辩证唯物论，而陷于唯心的不可知论的泥沼。这一反映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造，而由列宁发展起来的。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恩格斯说：“我们头脑中的概念”是“现实事物的反映”。这些命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古典见解。列宁发展了这一反映论，把认识看作反映，认识就是反映自然。关于客观的认识，即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即映象或肖像。凡属认识过程中一系列的因素，如感觉、省悟、印象、概念、判断、推理、思想、法则、结论等，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依据这一反映论，人们是能够完全地认识客观世界的。虽然人们的认识不能一次地完全地反映出客观世界一切的方面、联系和属性，但那些还不曾被反映的方面、联系和属性，人们都能够在认识过程中把它们反映于感觉和概念之中，变为人们所认识的东西。照这样，由于社会实践的发展，人们就能够在认识运动过程中，一步又一步地接近于客观世界之完全的认识。所以，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表明了客观世界是可以完全认识的，因而揭破了不可知论之唯心的虚构。还有，反映是一个过程，并且是一个矛盾的运动过程。反映过程中的内在矛盾，是客观世界内在矛盾的反映。如同客体与主体的矛盾、现象与本质的矛盾、感觉与概念的矛盾等，都是反映过程中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运动，引起反映过程中的突变，如由现象到本质、由感觉到概念，都是突变。我们必须懂得这种突变，才能理解唯物论的反映论的本质。
关于认识过程的分析，列宁给了辉煌的指示。他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这一认识的总过程，可分为两段的过程：一是“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即由感觉到思维的过程；一是“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即由认识到实践的过程。这两段过程，具有有机的联系，因为在实践中认识外界事物的规律性以后，立即要把这认识通过实践来验证，并用以指导实践。在说明的顺序上，我们先说明由感觉到思维的过程。
由感觉到思维的过程，可分为感觉与思维两个阶段。感觉是初级阶段，思维是高级阶段。前者是感性认识，后者是理性认识或论理认识。感性认识必须以理性认识为归宿，理性认识必须以感性认识为前提。认识必须从感性发展到理性，才能告一段落。所以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不是独立的认识，也不是独立的认识阶段，两者互相渗透，互为条件，其间绝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我们认识外界事物，必先通过感觉，我们的思维，把感觉作为材料，抽象出外界事物的规律性。感觉中所有的东西，就是思维的全部内容。感觉中所没有的东西，思维中也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认识外界事物，必须从感觉出发。从古以来，一切科学都是从反映外界事物的感觉出发的。外界事物是感觉的源泉，感觉是认识的源泉。
在实践过程中，我们接触于外界事物，外界事物反映于我们的感官，便发生感觉。许多感觉合流在一起之时，我们就得到关于外界事物的知觉。当离开外界事物时，那感性知觉就在我们脑海中记忆下来，我们就感性知觉记忆中所留存的外界事物的各方面、联系和属性等，以一个形象概括起来，就造出了关于外界事物的印象。至于经验，则是感觉的重复和积累。感觉、印象、经验等，都是外界事物的反映或映象。印象之反映外界事物，比较感觉要深刻些、明晰些，这感觉、印象和经验等，都只是感性的认识，是思维的材料。哲学上所说的直观、直感或直觉，都是指这个阶段的认识说的。延安考察团的人们，最初在延安考察所得的感觉和印象，就属于这个认识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人们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的外部联系，不能认识其本质的内部联系，即是说：还不能造出深刻的概念，做出合乎论理的结论。
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从实际出发”，即是从感性认识的阶段出发。担任某一任务的工作者，为要正确地掌握政策，不出偏差，就必须善于了解情况。“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3]，材料”，作为了解情况的依据。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做判断和推理的功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说明]现在进而说明认识的运动过程，即感觉到思维的推移过程，我们说认识是外界事物的反映，正和镜子中的映象是某种对象的反映一样。但人的认识，并不像镜子的反映那样，完全是受动的、不变的。人是积极地能动地改造自然以维持其生存的动物，是从事于物质生产的动物。人们实践的物质的能动性，在观念的形式上反映出来，就成为认识的能动性。所以人在认识上反映外界事物的那种反映，是能动的反映。那认识的能动性，在认识过程中，表现为主体的创造能力，能够把感觉和印象实行论理的加工，把感性的认识提高到论理的认识。认识的这种能动性，是社会的、历史的、实践的因素；认识的深化运动，也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显现的。在物质的生产过程中，人们经常把各种物质的物体分解又结合，这就促进认识的分析与综合的能力；人们又经常看到各种商品的互相交换，这就促进认识的普遍化的能力；人们经常看到各种现象的反复、各种现象在实践上的再现，一种现象之后接着有他种现象发生，这就促进认识的推理能力（例如由履霜而推论到坚冰至，由月晕而推知将有风，由础润而推知将有雨，由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而推论到它准备进攻中国等）。所以人们在实践中所得的感觉和印象反复了多次，就“在人们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的构成，是人们运用头脑的创造力，就感觉与印象实行论理的加工的结果，即是把感觉普遍化的结果。感觉反映事物的个别性、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外部联系，概念反映事物的普遍性、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内部联系。像这样由个别到普遍、由现象到本质、由外部联系到内部联系的推移，就是认识运动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跌）。
就哲学上物质这一概念的构成过程举例来说：世界是物质的统一体，物质的种类，千差万别，混沌变动，有物理学领域中的物质，有化学领域中的物质，有生物学领域中的物质，还有社会领域中的物质，即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政治关系、文化活动的关系等）。辩证唯物论这一哲学，却就感觉上所反映的千差万别而又混沌变动的物质的物体的外部关联中，抽出其最普遍的规定：即他们都是离开我们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而又为我们意识所反映，我们从一切物质的物体中，单把这一方面的属性抽象出来，把其他一切质与量的区别舍象出去，由此就可以到达关于这一切物质的物体之最单纯、最普遍的规定，构成哲学上的物质的概念，即物质是离开我们感觉独立存在，并在感觉上给予我们而又为我们感觉所反映的客观实在性的哲学的范畴。这样看来，关于物质的概念与关于物质的感觉，在数量上、在性质上，都是有差别的。感觉反映物质的个别性、现象、外部联系，概念反映物质的普遍性、本质、内部联系。感觉的内容非常丰富，概念的内容比较贫弱，这是两者在数量上的差别。但概念比较感觉却更深刻地反映了物质，这是两者在性质上的差别。
概念构成以后，我们就开始思维，即进行判断与推理。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思维形式，判断和推理是反映客观事物与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的思维形式。判断与推理必须运用概念才能进行，否则便不能思维。延安考察团的人们，把延安考察所得的感觉和印象，实行普遍化的概括，就能得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概念，因而作出如下判断：“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他们在下了这个判断之后，如果当时他们真有团结救国的决心，就能够引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像这样造概念、下判断、进行推理的阶段，是认识过程中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或论理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引出论理的结论，付之实践。例如，毛泽东同志认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首先了解这一社会的内部矛盾，指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革命的对象，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必须结成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去战胜那三大敌人。他又指出，中国人民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经过人民民主专政即指出这一社会的发展规律。同时他还指程的本质的内部关系。照这样，他创造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作为中国革命的指针。这是从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的辉煌范例。所以我们对于周围世界事物的认识，必须从感性阶段推移到理性阶段，从感觉上所反映的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转变为在理性上所反映的事物之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暴露那些事物的内在矛盾。因而就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内部联系，暴露那些事物的内在矛盾。因而就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4]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两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5]”，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么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
“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说明］如上所述，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外界事物作用于人们的感官，便引起感觉，人们就用感觉的材料进行思维，引出论理的结论。像这样由外物到感觉到思维的认识过程之科学的说明，是马克思所首创的伟大的业绩。在马克思以前，关于感性与理性的关系如何的问题，总没有一个哲学家曾经正确地解决它。
首先，就一切唯心论哲学家来看，他们有一个共通的原则，就是主张精神是本源的东西，物质世界及其规律性，都是精神的产物。他们根本否认精神以外还有物质世界存在，因而否认认识是外界事物及其规律性的反映。他们主张认识的各种因素，如感觉、经验、印象、概念等，都是主观意识中所固有的东西。他们以为认识的任务，是在于把那些感觉、经验、印象、概念等加以组织，臆造出物质的事物及其规律性，这样来说明世界。所以这种哲学是否认了物质世界的世界观。他们把认识过程，封锁于纯主观领域中，与外界事物完全隔离，他们把认识当作纯主观的意识的活动，对于感觉与思维的关系如何的问题，各凭自己的主观来解答。有的唯心论者，例如贝克莱，把主观的、内省的、有的唯心论者，例如莱布尼兹，主张只有思维能给人们以正确的知识，而感觉则不能相信。直到黑格尔，才在唯心辩证法上企图解决这一问题，他主张认识的运动是由感性到理性。但他虽然承认感性是认识的始点，却否认感觉是外界事物的反映，不能改造感觉的丰富材料，以到达于论理的认识，他以为认识越是上升到高级阶段，就越发远离于感性，逐渐与感觉的具体性相分离，因而思维与感性就不能保持联系。所以黑格尔对于论理的认识这一阶段，虽然发表过很可贵的思想，但在全体的方向上完全是唯心论的。
其次，就旧唯物论的哲学家来说，他们虽然都主张物质规定精神，承认认识过程中各种因素都是外界事物的映象，却都没有理解感觉与思维的正确关系。有些旧唯物论者，认定感性经验是认识的真实源泉，却轻视思维的意义。例如洛克认为思维过程中所发生的复杂概念，不反映真实的事物。有的旧唯物论者，例如斯宾诺莎，认为真实的认识由理性所发掘，不需要感性的帮助。直到费尔巴哈，才正确地提起感觉与思维关系的问题。他主张思维依存于感觉，思维的法则依存于感觉的真理性；感觉不单对思维提供材料，并且是对于外界事物的论理认识的基础；思维是在感觉中去发现联系，不是自己去创造联系，这种主张是正确的。可惜他缺乏实践的观点不能理解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只知道认识是受动的反映，不知道认识还是能动的反映，所以他虽正确地提起这一问题，却不能现实地解决这一问题。
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才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说明了人的认识过程是在实践中由感性认识推移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为要从感性认识推移于论理认识，就必须就那感性的材料，进行具体的分析，实行抽象。这样抽象出来的东西(论理认识)，和感性材料比较起来，其内容是好像比较空虚着”事物。例如我们就感性上所反映的千差万别的物质的东西(自然的和社会的)，抽象其共通的“物质”这一普遍性(离人类意识独立的客观实在)，舍弃其千差万别的个别性，构成“物质的抽象”。又如就感性上所反映的各种个别的自然现象，抽象其共通的规律性(即由一种形态发展到另一种形态的规律性)，舍弃其他各种个别的属性，构成“自然规律的抽象”。又如就感性上所反映的商品的现象，抽象一切商品所共通的本质及价值，舍弃其各种物理学的、化学的、生物学的属性，构成“价值的抽象”。这一类的抽象，是“科学的抽象”，即“正确的，郑重的”抽象，不是“瞎说的”任意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
感性认识和论理认识，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在感性的阶段，人们只能认识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到论理的阶段，人们才能认识事物之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这两种认识，形成一个统一，即片面与全体、现象与本质、外部联系与内部联系形成一个统一。这就是感性认识与论理认识的统一。所以这两种认识，绝不是各自独立的认识阶段，两者完全是一脉相通的。我们说，在感性的阶段只能认识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却不是说我们的感觉只反映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而不反映其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若果这样说，他就会成为不可知论者)。实际上，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与其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是同时在感觉上完全给予着的，不过我们在没有实行抽象的思维之前，我们只能有直觉的认识，即只能认识其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而那些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是被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隐藏着，必须要我们运用抽象的思维才能发现它(譬如商品中隐藏的价值，要靠抽象才能发现它，不是肉眼所能看出的)。在思维中所有的东西，已在感觉中给予着；感觉中所没有的东西，思维中是不能有的。思维只在感觉中发现本质，发现内部联系，绝不是自己与感觉之外去创造本质，创造内部联系(只有唯心论者才这样做)。所以感性与理性两者的性质虽然不同，却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
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统一的基础，是实践。在实践过程中，人们感触到新的事物时，就开始来理解它。在理解它时，还是要感触它(即实践)。这样，对一种新事物，在实践中感觉了才去理解，在理解时仍要到实践中去感觉，直到完全理解为止。所以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两者，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
感性与理性，互相渗透，互为条件。实践证明：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总是先感觉到它，然后才去理解它，并不能先理解了它，然后才去感觉它。这便是说，理性认识必须以感性认识为前提。只有我们对于事物的感觉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了，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它。在另一方面，我们对于事物有了理解，才能更正确、更深刻地感觉它。譬如某种自然现象或社会事变发生时，在没有科学知识的人，只能有浅薄的直观的认识，但在科学家看来，却能深刻地感觉到它。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事变发生时，在理解了美帝国主义本质的人看来，立刻知道美帝国主义的目的是要占领全朝鲜，作为进攻中国和苏联的基地。但在对美帝国主义本质全无理解的人看来，就说美帝国主义之进攻北朝鲜，只是偶发的事件，实际上做了美帝国主义侵略的辩护人。所以感觉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理性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但现象是本质的现象，本质是现象的本质。在实践过程中，感觉与思维互相发展、互相渗透，本质浮现于现象之上，而现象也转变为本质。于是认识便由感性推移于理性。由现象的认识进到本质的认识了。在天文学没有发达的时代，人们看到月球是一个发光体（这是现象），但由于科学的研究，就知道月球并非发光体（这是本质），它的光是由于反射的日光。于是现象与本质统一了。又如中了美帝国主义的毒素的人，看到美帝国主义有钱有势，海陆空军，非常强大，还有原子弹，就认美帝国主义是个真老虎（这是现象）。但是，人民领袖毛泽东，多年以前，早就认识了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腐朽性、寄生性和垂死性，认识了美帝国主义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尖锐的对立，以及美帝国主义与英法等仆从国家的利害冲突，并且估计了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力量之压倒的优势等，就断定美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这是本质）。这个纸老虎，在朝鲜遭受了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痛击，已经现出了原形，即本质浮现于现象，而现象转变为本质（表面上的强都只能证明它是纸老虎）。
认识依赖于生产与阶级的斗争，如果没有一定时代的生产与阶级斗争的实况，就不能产生关于那个时代的阶级斗争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出现，无产阶级形成之后才产生的。在封建社会，既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业，无产阶级也没有出现，就不能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创造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还没有到来，独占主义的可能性还不显著，所以还是处在“准备无产者去进行革命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成为必不可免的直接实践问题的时期”[6]，他当然不能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提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指示。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因为他们“在帝国主义充分发展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开展起来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在一个国家内获得了胜利、打破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开辟了无产阶级民主制纪元即苏维埃纪元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以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和斯大林所以创造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们的天才条件，而主要的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与科学研究的实践。另一方面，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也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结合，正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之所以锻炼成功，除了毛泽东同志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的是从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所以伟大的革命领袖的革命理论，都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创造与发展的。
可是，中国有句古话：“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这岂不是说，知识与实在交通和技术不发达，文化传播不便利的时代，只是一句空话。“秀才”只不过从一些古书上“知”道一点天文、地理和人事，至于当时的新事变与新知识，却不一定能够知道。到了近代，交通发达，技术进步，文化传播也很便利，“不出门”的“秀才”才能间接地“知天下事”。“秀才”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原是别人在实践中得到的知识。知识仍是离不开实践。所以人们要直接认识某种自然物，只有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亲自接触那自然物，才能认识它的规律性；人们要认识某一社会事变，只有在社会斗争过程中，亲自接触那一事变，才能认识那事变的真相。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可是有些“知识里手”，却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以为知识与实践无关。他们从别人那里得到一知半解，便自以为无所不知。或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中，摘取片言只语，拿来吓唬人们，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人，否认了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正是十足的教条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罢！”[7]
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人要求得知识，就必须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接触到外界事物，发生感觉，积累经验，然后依据经验来思维，才能认识外界事物的性质和规律，并且还要通过实践证明了这一认识的正确，才算是真实的知识。所以人们要知道自然物之物理学和化学的性质和规律，就必须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就必须到革命工作岗位上去锻炼。日常生活中也有“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的说法。
所说知识发源于直接经验，这是就认识与实践的历史性说的。事实上，我们不能事事都是直接经验，我们的知识多半是间接的东西。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要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这些革命领袖的著作，都是他们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正确理论，都是由革命的实践证明了的真理。我们从他们的著作中学得的知识，是完全可靠的，问题是在于我们能不能把这些知识实际应用到革命建设的工作罢了。所以我们的知识，不外乎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革命经验，在我们是间接经验，在他们却是直接经验。归结起来，一切知识，都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依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说来，一切知识的来源，都在于外界事物所引起的感觉，而感觉的积累便是经验。人们如果否认感觉，否认经验，否认亲自参加生产与阶级斗争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而是唯心论者，是教条主义者。“知识里手”（即教条主义者）之所以可笑，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中国有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虎子”是在“虎穴”之中的，你“不入虎穴”，当然不能得到“虎子”。同样，革命的知识是从革命的实践得到的，你不去参加革命，当然不能得到革命的知识。纵然你从书本上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如果不拿到革命工作中去应用，或应用不得当，就将成为一个教条主义者。
为了明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认识的逐渐深化的运动，下面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是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说明]现在举出几个具体的实例，说明基于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认识的深化运动。
无产阶级在其实践的初期，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还是感性认识。他们看到了多少手工业工场，都依次采用了机器生产；看到了采用机器的工场，一方面解雇了大批男工，一方面又添雇了一些女工和童工；看到已被解雇了的工人失了业，未被解雇的工人的工资降低了。他们所感受的压迫和剥削日益加重，他们的生活水平都被降低到饥饿线上。但他们不知道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当中去寻找自己贫困的原因，只知道在工场的机器当中寻找那个原因。他们不能把机器和机器之资本主义的利用分别开来，只知道恼恨自己的工场企业家，不知道那企业家原是剥削者阶级的代表。他们基于在奴隶生活条件下所得的体验和知觉，被迫起来向个别企业家做斗争。“最初是个别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个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个别资产者做斗争。他们不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他们攻击生产工具本身；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8]这样的自发的斗争，是初期无产阶级斗争史上所常见的。他们因为还不曾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所以还不能对资产阶级做有意识的斗争。他们还是“自在的阶级”，即还是没有阶级意识的阶级。他们还不能了解自己整个阶级的任务，不能把那些企业家当作一个阶级来斗争。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愈来愈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愈来愈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生活状况也愈来愈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愈来愈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愈来愈没有保障；个别工人和个别资产者之间的冲突愈来愈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一旦发生冲突在生活上有所保障。有些地方，斗争转变为起义。”[9]
“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愈来愈扩大的团结。这种团结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10]
从这个时候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用科学方法综合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经验，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无产阶级基于斗争的经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把自己组织成为一个阶级，组成革命的政党，去准备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企图建设共产主义的社会了。无产阶级就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了。这是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过程，即由感性到理性到实践的过程。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
[说明]就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过程举例来说。中国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就陷入了殖民地化的过程，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直到“五四”运动以前（或俄国十月革命以前），还停顿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历年来，他们亲眼看到外国人夺取我国的领土，在中国境内设置租借地，开辟租界，增开商埠，驻扎军队，把持海关，行使领事裁判权，夺取内河航行权、筑路权和开矿权，划分势力范围，以及洋货充斥国内，利权外溢，国内农业、手工业因而破产。此外，外国人还在中国传教，办学校，作为侵略工具。这一连串的事实，使得我国人民感受到列强的侵略和剥削，觉得中国要被瓜分豆剖，国亡无日了。中国人民基于这样的认识，就起来做救亡运动了。但是救亡运动如何进行？靠政府的力量么？当时的清王朝被列强征服以后，已向列强投降，做了列强的仗鬼，帮助列强压迫着人民。于是只有对列强做自发的斗争。这斗争的方式，就是排外主义，即排斥外国人，排斥外国货。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加以区别，还不知道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大资本家及其政府，他们是帝国主义者，但另一方面要争取外国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这即是说，那时的中国人不知道帝国主义的本质，以为只要洋人和洋货排斥了，中国就可以得救。所以每逢某国对中国加紧侵略时，就往往排斥那个国家的一切。基于这种自发斗争的经验，我国人民就认为所有来到中国的洋人都是虎狼，都是侵略者，要把它们斩尽杀绝，中国才能免于灭亡。义和团运动，就是依照这种认识才发动的。这一类排外主义运动，无疑的是反帝的民族斗争，只因为当时不能理解帝国主义的本质，更理解不到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互相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连锁性，所以采用了错误的斗争方法，致使像义和团那样轰轰烈烈的民族革命运动终于失败。但在这一类运动中，可以看出一个特点，就是参加这一类斗争的人，主要的是农民群众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当时的大资产阶级却不曾参加过。孙中山当初所倡导的民族主义，也单纯以清王朝为革命对象，从未把反对帝国主义作为自己的任务。虽然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因为推翻了帝国主义走狗——清政府，当然就带着反帝的作用，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不满，不帮助孙中山而帮助袁世凯，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并没有认识这一点，单纯认为清政府一经推倒，民族主义已经实现了（直到1924年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之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才在民族主义里加上了反帝国主义的内容）。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后，欧美帝国主义者忙着在欧洲打仗去了，中国在当时有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独吞的危险，它首先夺去了山东，还夺取了许多特权。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民在首先是反日的斗争中，民族意识增强了。直到十月革命给了我们启示，中国人民才在革命斗争中，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知道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中华民族求解放的唯一道路。五四运动，正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的序幕。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就从感性阶段进到了理性的阶段。革命的先驱者已经知道了：帝国主义是最后阶段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危机已经尖锐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者相互间重新分割殖民地的战争，而中国正是它们宰割的对象；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十数亿人民与少数帝国主义者和反动统治者的斗争已经开始了，而中国人民已经到了与帝国主义者短兵相接的地步了。依据这些基本的认识，中国人民就从一次一次的反帝和反封建的实践运动当中，逐渐地认识了帝国主义勾结封建阶级及买办资本家压道和剥削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于是就得到了一个结论：中国人民只有打倒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才能获得解放。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形势之下诞生和成长的。
我们再来看战争。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穿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经验的人去指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的规律。
[说明]再就军事规律的认识过程举例来说。战争的领导者，必须学习军事规律，以便应用这规律于战争。
“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11]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初出茅庐临阵作战的人，他们对于敌我双方的情况和当时的战争环境，只能有感性的认识，还不能理解一个具体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他们根据感性的认识，拟订作战计划，一定是胜战打得很少，败仗打得很多。但他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经历多次败仗和必要的侦察手段”，侦察敌方的情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像这样去“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这是在长时间内认识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规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结果。这一认识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一种长时间的经验，要了解和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是困难的”。[12]
中国人民在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是有过这样的经验的。“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了井冈山。然而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13]。这十六字诀的原则，在敌强我弱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是合乎军事规律的。但从1932年1月开始，那十六字诀的原则被错误的“新原则”所代替，“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1935年1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呵！”[14]
所以战争的领导者，必须理解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与战术，才能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在这种时候，如果又改换一个初出茅庐的领导者去指导战争，又必须在战争中历练一番，学习一番，才能理解战争的正确规律。
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的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一个时期，他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了，而他又是一个肯虚心体察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作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跤子的。
[说明]再就工作同志对于新工作任务的认识过程举例来说。某些工作同志们，当他们接受新的工作任务时，总觉得没有把握。因为他们对于这一新的工作，没有经验，或者经验不多，不能懂得这一工作的规律性。等到有人把这一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有把握，接受这一工作了。他在这一工作中，积累了经验以后，如果能够虚心学习，善于体察工作的情况，能够客观地、全面地、深入地去看问题，他就能理解这一工作的规律性，完成这一工作的任务。例如湖南大学的学生，在报名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之时，他们对于这一工作是全无把握的。后来进行土地改革学习，学习土地改革法令和政策，学习《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又听取了老干部、同志们关于土地改革工作的报告，从他们学习土地改革工作的经验。经过了这一番学习之后，他们就觉得有了一些把握。他们下乡参加工作以后，多数都能坚决地站在农民的立场，端正工作的态度，虚心地向老干部学习，向农民学习。他们在工作中积累了一些经验，能够分清敌、友、我三方面。他们体会了下述的步骤，即首先访问贫雇农，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日常生活上和他们打成一片，然后进行“扎根”、“串连”，在思想上把他们发动起来，接着成立贫雇农主席团，进行反霸斗争，组织或整理农民协会，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垮地主当权派，再进一步是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和征收土地，然后分土地，分果实，最后是帮助农民组织政权，实行对地主专政。如果他们虚心学习，善于体察工作情况，不是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去看问题，是能够理解土地改革工作的规律性的。
犯有主观主义毛病的人，跑到一个工作岗位，常是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去看问题，不肯虚心体察客观的情况，看不到工作的全体，不触到那一工作的性质，以及这一工作和别一工作的联系，用一句话说，就是不懂得那一工作的规律性，便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结果一定要招致失败。例如有个别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新干部，跑到一个乡村去，也不个别地访问贫雇农，就召开贫雇农大会，以致地主的狗腿子都混了进去。于是他对那些群众讲一些土地改革政策和法令，也不在群众的思想已被发动起来的基础上去进行反霸斗争，便出一个划阶级成分的榜，实行分田。像这样实行土地改革，在农民看来，和没有实行土地改革一样，他们并不曾翻身，封建势力并不曾推翻。像这样“和平分田”，正是土地改革工作的失败。所以“和平分田”的乡村，还得重新再来一次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农民才得翻身，土地改革的目的才能实现（湖南有几个乡在最初是这样实行“和平分田”的，后来已经改正过来了）。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说明]从上文看来，可以知道，认识过程的第一步，属于感觉的阶段。我们的认识是从感觉开始的。即是说，在生产与阶级斗争中，外界事情引起我们的感觉，因而发生知觉，构成印象。这感觉、知觉、印象等，都是感觉的材料，是思维的源泉。于是认识就进到第二步，即进到论理的阶段。我们就感觉的材料，实行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就造出反映外界事情的普遍性的概念。概念是思维形式，有了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思维，就概念进行判断，表现外界事情的性质，于是就从一个判断或几个判断，引出新的判断，作成论理的结论。所以感觉的材料，必须是完全可靠的东西，然后才能作出正确的论理的结论。因为论理的东西，完全是从感觉的东西抽象出来的，绝不能在感觉的东西以外，任意添加什么东西进去（如果这样做，便是唯心论者）。感觉的东西如果是不完全的，或者是不正确的，是错觉的，不合于实际的，那就不能从这样的感觉材料抽象出科学的结论。我们考察任何一个问题，必须尽量搜集对于这一问题的材料，并且还要辨别其中某些不正确的材料，把它剔除出去，然后才能从这些完全而正确的材料，运用唯物的辩证的思维方法，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
[说明]前面说过，认识过程，是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统一过程，感性认识以理性认识为归结，理性认识以感性认识为前提。两者互为条件，互相补充，互相发展，互相丰富其内容。两者具有有机的、不可分离的关系，绝不是各自独立的认识阶段，其间绝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用一句话说，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人们如果割裂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把两者分离开来，或者专重理性认识而无视或轻视感性认识，或者专重感性认识而无视或轻视理性认识，就背离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而陷入于主观主义，陷入于“唯理论”或“经验论”。这里先指出“唯理论”的错误。
哲学上的“唯理论”有唯心论与唯物论的两派。这两派的错误有两个共通点：其一是切断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其二是切断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只有认识，没有实践，因为感性的东西是从实践发源的。唯心论的唯理论，例如前面所述的莱布尼兹的唯理论，主张认识是主观的心理活动，根本否认外界事物的存在，他主张只有思维能给人们以正确的知识，而感觉是不能相信的。唯物论的唯理论，例如斯宾诺莎的唯理论，虽然主张精神是从物质发生的，但他认为真实的知识由理性所发掘，不需要感性的帮助。这两种“唯理论”，从认识过程中，割去感性的阶段，只采取理性的阶段，虽然有唯心的与唯物的区别，却都是主观主义的。理性认识是从感性认识发源的，如果否认了感性的东西，就等于否认了理性认识的来源，这理性的东西，就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的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唯心论的唯理论，是辩证唯物论的死敌，我们固然要坚决地打击它；就是唯物论的唯理论，也是辩证唯物论的大敌，我们也绝不能轻易放过。因为唯物论的唯理论虽是唯物论的，却又是唯理论的，它轻视感性认识，就等于轻视认识是外界事物的反映，等于轻视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因为感性认识是在社会实践中用五官四肢感触到外界事物的结果，否认感性认识的人，就是不参加社会实践的人，是闭着眼睛塞着耳朵不接触外界事物的人，这样的人，正是教条主义者，他与唯物论的唯理论者有血统的关系。
教条主义者因为否认了感性认识即否认了经验，脱离了社会实践，所以他们谈学习，谈问题，做文章，做工作，总是从主观的见解出发，从定义出发，从教条出发。谈学习，他们是为学习而学习，“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15]。谈问题，他们总是主观地看问题，他们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16]。做文章，他们总是向马、恩、列、斯的著作，寻章摘句，夸夸其谈。“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做工作，他们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他们“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17]。总起来说，教条主义者脱离了实践，所以没有感性认识，没有经验，因而也不能有理性认识。
认识开始于经验——这是认识论的唯物论。人们要求得革命的知识，必须参加于革命的实践，取得革命的经验，然后用科学的方法，把革命的经验总结为革命的知识。所以革命的知识，依存于革命的实践，从革命的经验出发。教条主义者的认识，从教条出发，其必然的归结，是陷于认识论的唯心论，即是主观主义。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18]。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造成概念及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说明]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说：“为了理解，必须在经验上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升高到一般。”这便是说，我们为要认识一个对象或一个问题，必先就关于那对象或问题所得的一切感性的经验，用科学的方法加以分析，作出总结，“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即一般）。所以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
哲学史上的经验论，有唯心论的与唯物论的两种。唯心论的经验论和唯物论的经验论不同，它根本否认经验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反而主张客观事物是精神所创造的东西。它主张经验是主观意识中所固有的东西，是主观的内省的东西，它把这种主观的经验，作为认识的唯一对象，并否定理性的认识。例如巴克莱、休谟、马赫与波格达诺夫等，都是唯心论的经验论者，他们都否定论理的概念对于认识所具有的意义。至于唯物论的经验论，例如培根、洛克等的经验论，都主张感性的认识是外界事物的映象，是人类知识的来源，这是正确的。但在它重视感性的经验而轻视理性认识这一点，却是片面的认识。唯心论的经验论，是唯物论的死敌，我们应对它做无情的斗争。唯物论的经验论，在其对感性经验作唯物论的说明这一点是正确的，但它从整个认识过程中分割感性与理性两个阶段，重视感性经验而轻视理性认识这一点，却是辩证唯物论所排斥的。因为感性的经验虽然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但只是直观阶段的反映，人们所能认识的只是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而事物之全面的、本质的、内部联系，仍然是隐藏着，不是感性所能发现的。为要认识事物之全面的、本质的、内部联系，就必须应用科学的方法，就丰富的感觉材料即感性经验做一番思索的功夫。这就是说，要就那些经验，辨别一番，分析一番，剔除那些不合于实际的东西，保存那些合于实际的东西；除去那些粗糙的东西，取出那些精华的东西，于是从那些完全而合乎实际的材料，分别研究，由一部分进到别一部分，比较对照，发现矛盾，提出问题。为要解决问题，更要做系统的周密的分析，从外部联系进到内部联系，暴露其基本的矛盾。指出矛盾的主导的方面，由此进行综合，实行概括，对于那一事物就能得到明晰的概念与论理的系统，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了。
论理的认识是把感性经验改造过了的认识，是关于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这种规律性的认识的内容，比较感性阶段上所反映的混沌复杂的现象，好像是贫弱了，空虚了，但是只要它是在认识过程中，在实践基础上，用科学的方法改造过了，它便是可靠的认识，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毛泽东同志研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得到一个结论：中国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才能到达共产主义。这种规律性的认识和感性阶段上所反映的中国社会的复杂现象比较起来，好像是非常空虚了，但它却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了中国社会，这是非常明白的。
上升为理论，然后才能促进实践的向前发展。如果长此停顿在经验的阶段，不去分析经验，总结经验，他做起工作来，只能敷衍了事，甚至坏事，更谈不到使事业发展了。
经验，尤其是革命的经验，原是至可宝贵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革命领袖们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经验的科学总结啊！但是革命的工作者，绝不能仅以经验为满足，不能把认识停滞在经验的阶段而故步自封。如果是这样，他就会变成庸俗的事务主义者、经验主义者。重视经验而看轻理论，对于一种客观事件如何发生？现状怎样？将来如何演变？是不能有通盘的理解的。因此他不能把握这一事件发展的规律，不能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任务或指导工作。所以犯有经验主义毛病的人，常常满足于局部工作的零细思列宁主义就会变成教条主义者。他写文章，做报告，常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他谈问题时，则常是不假思索，“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至于担任某一工作时，他不受时间、地点与条件的限制，常把局部的经验套用于全部，把一时一地的经验，套用于异时异地，而不考虑当时当地具体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例如把游击战争环境中的农村工作方式套用于全国胜利后的城市工作上；把内战时期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工作方法，套用于今日的晚解放区。经验主义者像这样只凭经验，轻视理论，若担任工作，必出偏差，若指导革命，必招失败。经验主义者“否认理性认识所必然引出的逻辑的结果，就是限制感性认识，并使感性认识归于无用”[19]。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认识）也是如此。
[说明]概括以上所说，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与“经验论”，有一个共通的缺点，就是它们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任何事物或对象，都具有历史性，都有其发生、发展和转变的过程，因而反映那事物或对象的认识，也有其发生、发展和转变的过程。在实践中，认识从反映外界事物的感觉发生，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也发展起来，以至于引起突变，由感性阶段跌进到理性阶段。这种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在“唯理论”和“经验论”都是不能懂得的。
唯心论的“唯理论”与“经验论”，如上文所述，都是唯物论的敌人，姑且不去说它们。在这里，只以唯物论的“唯理论”与“经验论”为问题，因为唯物论义相像。教条主义注重理论而看轻经验，经验主义注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前者从统一的认识过程剥夺去经验，后者则剥夺去理论。两者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
所以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是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两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两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20]
由感性到理性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过程，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认识过程，都必须由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
现在就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过程举例来说。我志愿军郭忠田英雄排，在朝鲜北部参加对美帝国主义匪军作战一星期以后，积累了一些经验。当他们奉令到龙源里截击向北增援与向南溃退的美帝国主义匪军时，他们从经验上知道了美帝国主义匪军的伎俩（最初是用飞机轰炸，其次用大炮轰击，最后是步兵冲锋），知道了自己部队的战斗能力，于是选择有利地形，修筑工事。匪军到来以后，一经接触，果然旧技重演，我郭忠田英雄排，等匪军冲上山腰时，就给以歼灭性的猛击。如此连续三次，终于把敌人打败，全排无一人伤亡。于是郭忠田英雄排，总结了作战的经验，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以前光听说美国兵是纸老虎，但是心里没有底，现在总算把纸老虎打破了。美国兵飞机多，大炮多，坦克多，汽车多，跑得快，这些算是他们的特点。但是他们缺乏牺牲精神，一个比一个怕死；他们怕近战，怕夜战，怕包围，怕迁回，怕机关枪，怕手榴弹；他们既不能攻，又不能守，是一群怕死鬼。”[21]
至于大的认识过程，则毛泽东同志在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及其他许多著作中，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对于中国革命的研究，十足地体现了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给了我们极其辉煌的范例，我们必须认真地去学习，去体会，这里不再撮要复述了。
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么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再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2]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需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自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23]，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22]
[说明]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在上面虽然说明过了，但认识的运动，到这里还没有完结。前文中我们曾经引用列宁的指示：“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是由感觉到思维，由思维到实践。依照这一指示，可以知道，认识的总过程，包括由感觉到思维的过程和由思维到实践的过程。上面所展开的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只说到问题的一半，并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至于十分重要的那一半，则是由思维到实践的过程。因为认识是从实践发生的，人在实践中，遇到了困难，发生了问题，就要认识那困难，解决那问题，于是就形成了理论（即论理的认识）。然后依据所得的理论，组织实践，指导实践，实践就可以继续发展下去。如果得到了理论而不去组织实践，指导实践，则实践势必停顿了。所以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便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是一个统一的过程。理论与实践，具有有机的不可分离的联系，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是实践的因素，由实践证明为真理的理论，能够组织实践，指导实践。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理论对于革命的重要性，由这一句话充分地表现了出来。斯大林发展了这一句话的真理，他说：“理论如果是在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中形成的，那么它就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极伟大的力量；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运动具有信心，使它有确定方针的能力，使它能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实践不仅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而且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的将来会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24]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为了民族的解
[说明]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在上面虽然说明过了，但认识的运动，到这里还没有完结。前文中我们曾经引用列宁的指示：“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是由感觉到思维，由思维到实践。依照这一指示，可以知道，认识的总过程，包括由感觉到思维的过程和由思维到实践的过程。上面所展开的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只说到问题的一半，并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至于十分重要的那一半，则是由思维到实践的过程。因为认识是从实践发生的，人在实践中，遇到了困难，发生了问题，就要认识那困难，解决那问题，于是就形成了理论（即论理的认识）。然后依据所得的理论，组织实践，指导实践，实践就可以继续发展下去。如果得到了理论而不去组织实践，指导实践，则实践势必停顿了。所以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便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是一个统一的过程。理论与实践，具有有机的不可分离的联系，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是实践的因素，由实践证明为真理的理论，能够组织实践，指导实践。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理论对于革命的重要性，由这一句话充分地表现了出来。斯大林发展了这一句话的真理，他说：“理论如果是在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中形成的，那么它就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极伟大的力量；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运动具有信心，使它有确定方针的能力，使它能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实践不仅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而且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的将来会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25]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为了民族的解放而流血而奋斗，其英勇事迹是可歌可泣的，但他们不能摸索出救国救民的革命理论。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毛泽东同志才在领导人民革命的斗争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综合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的经验，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形成了中国革命的理论一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已经指导我国人民得到了胜利和解放，并将使我国民族经由社会主义而到达于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中国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毛泽东同志本人非常重视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思想一中国革命理论的创造，是一件极其伟大而又非常艰巨的劳作。毛主席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具有百折不挠、移山填海的无限忠心。他对于历史、社会有非常丰富的知识；对于领导革命有极其丰富的经验。他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做精确的科学（的）分析；他善于集中群众的经验、意志和思想，又应用到群众中去。因此，他能依据历史进程中每个特殊时期和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及条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做独立的、光辉的补充和发挥，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群众与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思想武器。中国民族，由于有了毛泽东思想，不但是能够战斗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有近代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民族了。
习理论。他说：“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26]在今日革命建设的过程中，一切党与非党的干部，一切工作者，都要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特别是要依据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27]。
然而理论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或因为它好看，而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毛泽东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能够知道中国人民的革命取得胜利，使中国能够得到独立、民主、和平与统一，并将由社会主义的阶段而走向共产主义的美好的将来。所以重视理论，学习理论，必须采取“有的放失”的态度。仿照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的”就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我们所以寻找这根“矢”，就是要射中中国革命与建设之“的”。如果真能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去解决实际问题，得到了正确的理论之后，而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正像一个人得到了真箭（不是芦苇），却“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日：‘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28]。革命的理论而不应用到革命的实践中，那种理论就没有什么意义。理论是解答实践中所提起的问题的，解答了问题的理论，必须应用到实践中去，才能使实践继续发展。所以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必须把它运用到实践中去。
认识有两种作用：一是受动作用，一是能动作用。两者都是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受动作用与能动作用之反映。人在生产过程中，经常地受到外界物质的事物之刺激，这是受动作用；同时又经常地改造、处理外界事物，使它合乎我们利用的目的，这是能动作用。物质生产上这两种作用在观念的形式上反映出来，就成为认识中的受动作用与能动作用。认识中的这两种作用，形成辩证的统一，但认识的能动作用，比较受动作用占居主导的地位（正如物质生产上的改造物质的能动作用，对接受物质刺激的受动作用占居主导地位一样）。认识的能动作用，表现为思维的创造能力，能够改造感性认识的材料，引起认识过程的突变，即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需表现于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即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在中国革命历史的过程中，毛泽东思想一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29]这就是从理论飞跃到实践的良好例证。马克思所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就是意味着理论到实践的飞跃。我们可以这样说，一切能在实践中正确地解决问题的理论，都可使实践提高一步，这就是飞跌的变化。
理论与实践，有不可分离的联系。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是无产阶级的党性的最高表现，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之唯物辩证的统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如果有人分裂理论与实践，那便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斯大林说得对：“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这两句话的意思，最好借用斯大林自己在别的地方所说的话来说明。他说：“什么是没有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呢？一这好像是放在船上不用的罗盘，只会生锈，结果只好把它扔到海里去。什么是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呢？一这好像一只没有罗盘的大船，虽然也能驶到彼岸，但是有了罗盘，到达彼岸就会快得多，危险也会少一些。把这两件东西（即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工人运动的实践一引用者)结合起来就会有一只很好的大船，它会一直驶向彼岸，安然靠近码头。”[30]
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么，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然而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需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说明]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过程，在前面已经说明了。但是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么？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
为什么说是完成了呢？这是就变革某一对象的发展阶段内的某一过程得到成功的情形说的。譬如就变革某一自然过程来说,我们要兴办一个工程，要解决一个科学问题，要制造一种器物，要增进农业生产；或者就变革某一社会过程来说，人们要发动一次斗争，要指导一次战役，要改造一种教育。在从事这一类实践时，某一对象的具体过程，就反映于人们意识之中，形成感性的经验，人们的主观的能动性就发挥作用，把那些感性的经验实行论理的加工，能够发现那一对象的具体过程的法则，适应于这一具体的法则，就能够概括那些关于这一对象的意识内容，形成思想，得出有系统的知识（即理论），根据理论，拟订计划或方案，然后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来改造同一对象的同一具体过程。如果这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在改造那一具体过程中成为事实，或者大体上成为事实，这就算是实现了预想的目的，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即是说,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业生产计划的完成；某一斗争的胜利，某一战役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都算是实现了预想的目的。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例如在战争中，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连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经过这番思索，加上自己的情况，就研究出军事行动的计划。但在战斗进行之中，“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31]所以,在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中，依据所得的理论，拟订实践的计划去实践的时候，遇到失败，并不是奇怪的事。人们往往基于失败的教训,去检验所得的理论，改正原来的错误，然后再去实践。有的时候，要经过多次的失败，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使认识与客观预想的结果，变为客观的事实。这便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但不管怎样，到了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时，人们对于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 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需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说明］根据对于某一过程的认识去改造某一过程，如果实现了预想的目的，人们对于这一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但是当着一个过程在其发展中，推移于另一过程时，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认识是对于自然过程或社会过程的反映,这反映本身也是一个过程,并且是一个辩证法的过程。任何自然过程或社会过程，都有其内在的矛盾，因矛盾而引起斗争，由于斗争的发展，那自然过程或社会过程就从一种形态转变为他种形态，即从一个阶段转变到另一阶段，开始了新的过程。这新的过程又孕育着新的矛盾，开始其新的发展。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既然向前推移和发展了，人们对于过程的反映，必然也跟着推移与发展。所以，真正的革命指导者，在指导革命的过程中，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如果发现了有与客观形势不相符合时，固然要随时善于改正，并且在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及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与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武装革命过程中，最善于适应过程的推移与转变，制订出正确的革命战略。他在1938年发表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在1939年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综合了中国共产党18年间武装斗争的经验，得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与优点的正确结论。他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帝国主义没有武装进攻之时，或者是联合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军阀或者是联合农民与小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同样是帝国主义走狗）的国内战争，例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在帝国主义举行武装进攻时，则是联合国内一切抗敌阶层；同时也即是联合资产阶级，进行对外的民族战争，例如抗日战争。北伐战争是第一阶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是第二阶段，抗日战争是第三阶段。这三阶段的战争“都是革命战争，战争所反对的对象都是反革命，参加战争的主要成分都是革命的人民。不同的只在或者是国内战争，或者是民族战争，或者是共产党单独进行的战争，或者是国共两党联合进行的战争，当然，这些区别是重要的。这些表示了战争主体有广狭的区别（工农联合或工农资产阶级联合），战争对象有内外的区别（反对国内敌人,或反对国外敌人；国内敌人又分北洋军阀或国民党），表示了中国革命战争在其历史进转变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前期，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的是“中国型的正规战争”，即提高了的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的前期，主要的是游击战争，是用正规性的八路军去分散执行的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的是正规战争，是世界型的正规战争。至于1946年以后的三年多的解放战争，已进到革命形势的新阶段，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加上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主体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基于革命的新形势，毛泽东同志决定了十大军事原则，作为打败蒋介石匪帮的方法，结果果然把蒋介石匪帮打败，中国人民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以上的说明，是随着武装革命战争的过程的推移与转变而改变革命战略的很好的例证。
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非常急速，革命党人的认识必须追随于变化了的新形势而急速变化，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毛泽东同志对于新鲜事物有敏锐的感觉，每逢革命形势发生变化时，总是依照新的形势，规定新的任务，指示全党去实行。如1947年12月所报告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是辉煌的范例。特别是1948年下半年以后，蒋介石匪帮势力在基本上已被击溃，革命是新鲜的东西。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要“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32]
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非常急速，革命党人的认识必须追随于变化了的新形势而急速变化，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毛泽东同志对于新鲜事物有敏锐的感觉，每逢革命形势发生变化时，总是依照新的形势，规定新的任务，指示全党去实行。如1947年12月所报告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是辉煌的范例。特别是1948年下半年以后，蒋介石匪帮势力在基本上已被击溃，革命是新鲜的东西。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要“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33]。这便是说，革命形势起了新的大变化，革命工作者从前在老解放区所“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所以必须学习做新的经济建设的工作，使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说明]说到思想与实际的关系，可能有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思想能正确地指导实际。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这些革命导师，能够总结人民革命的经验，通观革命过程的全体，指出过程的推移与转变的法则，对革命的发展提出科学的预见，指导革命的阶级不仅能了解在目前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而且能了解在将来会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第二种情形，是思想能与实际相配合，这虽不能像革命导师们那样有远大的科学的预见，但还能正确地针对革命的新形势，提出新的办法来，不致与实际脱节。第三种情形，是思想落后于实际，因为人们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最显著的是古今中外的一切顽固党，他们为着保持自己阶级的利益，想把社会拉到过去的时代去，想拉着历史开倒车。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所说的顽固分子，就是这类人。“什么叫顽固？固者硬也，顽者，今天、明天、后天都不进步之谓也。这样的人，就叫作顽固分子。但是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在我们革命队伍中也有顽固分子。其思想落后于实际，有很多的原因，或者是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作祟，或者是没有受过革命的锻炼，或者受了局部工作的限制，以致思想追不上实际。革命队伍中顽固派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便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他们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例如在1924年至1927年革命时，组织起来的农民已有数千万，土地革命的要求已被提了出来，民众武装的需要已是非常迫切，但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却认为行土地革命，不去认真准备武装斗争，而只是“片面的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34]。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引导革命走向失败的实例。右倾机会主义者们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实际的。他们不但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工作，也不能跟着社会车轮前进，而只怨恨车子走得太快，想把车子向后拉。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虽然和反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不同，但在思想落后于实际这一点却是相同的。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说明]思想落后于实际，固然要陷入右倾机会主义，但思想若远远超过于实际，超过于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就会陷入于“左”翼空谈主义。“左”翼空谈主义者，不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和革命的实际出发，而从主观的愿望或抽象的原则出发。有的人把幻想看作真理，例如，虽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及其以后种种事变的教训，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大会以后，党的领导机关仍然设在反革命中心的上海，党的领导仍然没有以红军战争为中心，仍然没有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抱着小资产阶级急躁情绪，不了解红军战争的意义，继续占据着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1930年6月至9月间，党中央以李立三为首，曾经要求组织全国中心城市的总起义和全国红军向中心城市的总进攻。这种从幻想出发的错误计划，在实行时就成为冒险主义，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但在红军中，因毛泽东同志坚持正确的方针而未发生大的影响）。
教条主义者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而不从实际出发的。例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在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后，出现了以王明和博古为首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重大变化，而认为国民党各派和各中间派别都是一样的反革命，要求党向他们一律进行“决死斗争”。这个“左”倾派别在红军战争的问题上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战运动战的思想，继续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35]。这一新的“左”倾派别的错误，一直继续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时，才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得到了纠正。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36]。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说明]现在进而说到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关系的问题。如前所述，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主张认识要从反映客观的感觉出发，由物的辩证的路程。论理的认识，如果反映了客观过程的规律性，就能得到实践的证明，指导实践，组织实践，实现预想的目的。这样的认识，便是客观的真理。所谓客观真理，是指人的认识之客观的内容说的。这客观的内容，就是离开人的意识独立的客观世界的内容。用一句话说，客观的真理，就是人的认识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但是，人的知识虽然表现客观真理，而这种表现客观真理的知识，“能否立即地、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表现它，或者只能近似地、相对地表现它？”这一问题，“就是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问题”，[37]辩证唯物论认定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是可以完全认识的，即是说，客观的绝对真理是存在的。但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是非常广大、非常复杂的过程，在这绝对的总体的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都是绝对的总体的过程中的一部分。若把人类对于绝对的总体的宇宙发展过程的认识，叫作绝对真理，那么，人们对于各个具体过程的认识，只能叫作相对真理。绝对的总体的过程是各个具体过程的总和，绝对真理就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犹如长河，相对真理犹如支流，无数相对真理的支流，汇成为绝对真理的长河。所以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是一个辩证法的关系，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从相对真理逐步走向绝对真理去的过程，社会实践的历史、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历史，都给予了充分的证明。例如自然科学上关于物质构成的认识，最初是分子说，以后由分子说发展到原子说，由原子说又发展到电子说，最近更发展到原子核论。所以“物质”这概念，表现着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但是，人的知识虽然表现客观真理，而这种表现客观真理的知识，“能否立即地、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表现它，或者只能近似地、相对地表现它？”这一问题，“就是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问题”，[38]辩证唯物论认定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是可以完全认识的，即是说，客观的绝对真理是存在的。但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是非常广大、非常复杂的过程，在这绝对的总体的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都是绝对的总体的过程中的一部分。若把人类对于绝对的总体的宇宙发展过程的认识，叫作绝对真理，那么，人们对于各个具体过程的认识，只能叫作相对真理。绝对的总体的过程是各个具体过程的总和，绝对真理就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犹如长河，相对真理犹如支流，无数相对真理的支流，汇成为绝对真理的长河。所以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是一个辩证法的关系，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从相对真理逐步走向绝对真理去的过程，社会实践的历史、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历史，都给予了充分的证明。例如自然科学上关于物质构成的认识，最初是分子说，以后由分子说发展到原子说，由原子说又发展到电子说，最近更发展到原子核论。所以“物质”这概念，表现着人类对于客观的物质世界的认识的发展阶段。“物质”这概念发展的历史，概括了关于客观的物质世界的认识的科学史，至于“分子”、“原子”、“电子”、“原子核”等概念，又是表现着“物质”这概念的发展的各个阶段，反映着客观的物质世界各方面的新属性。分子说、原子说、电子说、原子核论（将来还会有新的发现）等，虽然都是相对的认识，但每一个新的学说都比较前一学说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它们表现着一步又一步地接近于物质世界的完全的认识，即逐步接近于客观的绝对真理。所以列宁说：“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在给这个绝对真理的总和增添新的一粟。”[39]上述分子、原子、电子、原子核等学说，都是逐步添加于绝对真理那个总和上的各个真理的颗粒。这即是说，它们是顺次汇入绝对真理的长河中的各个支流。
关于客观真理、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之辩证法的理解，具有重大的科学的和实践的意义。它在对唯心论与机械唯物论的斗争中，在对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的斗争中，是一个强有力的武器。一切流派的唯心论，都否认物质世界离人类意识而独立存在，即否认客观真理，而主张主观真理。其中客观唯心论者黑格尔虽也承认客观真理，但他所说的客观真理乃是由“绝对精神”发生的，结局仍是主观真理。其次，机械唯物论者虽然主张物质世界离开人的意识而存在，却主张物质世界都是机械的构成，其运动都是机械的运动。他们主张人也是一架机器，不过是具有思想的机器；人是票赋着等于白纸一样的意识而诞生的，这张白纸像照相机里的胶片一样，外物作用于感官而发生感觉，完全是受动的。他们不知道人的意识是在生产与阶级斗争中得来的，也不知道人的意识还具有能动性；他们把机械运动的法则当作全部自然界的法则，所以他们所说的客观真理是与物质世界的内容不符的，结局仍然是主观真理。机械唯物论仍然和唯心论一样，以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对于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的问题，一些流派的唯心论与机械唯物论，各有片面的主张。机械唯物论的代表们是承认绝对真理的。他们主张物质世界和人类意识都是不变的，不变的人类意识能够一次地完全地认识不变的物质世界（即到达于绝对真理）。他们不懂得物质世界发展的历史和人类知识发展的历史，因而把真理看成没有发展的东西。他们认为真理只有绝对性，而不知绝对真理是在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中开辟出来的，绝对的总体的发展过程中每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虽然表现着绝对真理的一部分，却仍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
另一个片面的见解，是不可知论与经验批判论。它们对于真理的看法，都主张相对论。相对论一方面主张真理的主观性，一方面只承认知识的相对性，而否认绝对真理。这种见解也是错误的。因为单只主张认识的相对性，还不能区别真理与错误。依据相对论的见解，一切科学的知识都只是相对的真理，因而也只是相对的错误；反之，一切非科学的知识（例如宗教），都只是相对的错误，因而也是相对的真理。照这样，在科学与宗教、真理与错误之间，就没有认识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相对论者（例如波格达诺夫）主张真理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态，显然否定了真理之客观标准，变成了不可知论者和主观主义者。辩证唯物论虽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40]但是人的认识之接近于客观的绝对真理的界限虽为历史所决定，而客观的绝对真理之存在却是无条件的，人的认识之接近于绝对真理也是无条件的。科学上的每一发现，都表现着向绝对真理前进了一步，则是无条件的。所以辩证唯物论，在相对的东西中看出绝对的东西，而相对论却在相对的东西中，只承认相对而排除绝对，这就无异于把相对看成绝对，即把相对的认识看成绝对的认识，把科学变成了独断论或化石般的东西。相对论这种见解，显然是反动的。
认识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相对论者（例如波格达诺夫）主张真理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态，显然否定了真理之客观标准，变成了不可知论者和主观主义者。辩证唯物论虽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41]但是人的认识之接近于客观的绝对真理的界限虽为历史所决定，而客观的绝对真理之存在却是无条件的，人的认识之接近于绝对真理也是无条件的。科学上的每一发现，都表现着向绝对真理前进了一步，则是无条件的。所以辩证唯物论，在相对的东西中看出绝对的东西，而相对论却在相对的东西中，只承认相对而排除绝对，这就无异于把相对看成绝对，即把相对的认识看成绝对的认识，把科学变成了独断论或化石般的东西。相对论这种见解，显然是反动的。
以上两种极端的见解，都是错误的，都不能解决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只有辩证唯物论，才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承认客观的真理，承认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构成的，随着认识的发展，人们就逐步接近于绝对真理。
绝对的总体的宇宙发展过程，由于人类世代绵延的实践，是可以逐步认识的。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只是绝对的总体的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即处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我们是在这个大时代中实践着，认识着。
真理的发展过程，在某一具体过程中的各个小阶段，也同样地显现着。例如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的过程，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组成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建立反蒋介石匪帮、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时期，工农阶级又与其他的抗日阶层和党派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人阶级领导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成立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最广大的统一战线。这四个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构成，表现着革命真理的各个顺次发展的阶段，这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所证明了的。并且，这统一战线的发展过程，对我们表明了：前一阶段的真理不能无条件地适合于后一阶段，因为各个阶段的革命的形势是各不相同的。
从相对真理顺次接近于绝对真理的过程，真理的发展过程，在机会主义者和冒险主义者也是完全不理解的。机会主义者，思想落后于实际，把前一阶段的真理无条件地移用于新的阶段；冒险主义者，思想超越于实际，把幻想当作真理。他们也和唯心论者或机械唯物论者一样，同是分裂主观与客观，分裂认识与实践。这些错误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所要坚决反对的。
客观世界是充满着矛盾与斗争的发展过程，因而反映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是充满着矛盾与斗争的发展过程。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因为人的认识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人的认识到达了一定发展阶段时，客观世界就把那用当时的知识所不能把握的新矛盾、新联系、新属性和新方面显现出来了。于是客观世界就与主观世界发生矛盾。这个矛盾促起认识的运动，使认识进到反映客观世界发展的新阶段，更深刻地、更完全地、更具体地把握客观世界的新矛盾、新联系、新属性和新方面，因而社会的实践更进一步地、积极地、能动地变革客观世界。在社会的实践中，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因而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与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就中国人民寻找革命论，到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到毛泽东思想，表现着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一次又一次地深化的良好例证。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全部有系统的科学理论，指导着中国人民得到胜利和解放，并将由社会主义时代进到共产主义时代去。
真理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人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由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真理的道路。世界一切的民族都将到达于共产主义一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客观真理。但是各个民族发展的水平各不相同，各自有其特殊必须经历各种不同的具体过程。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世界无产阶级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而无产阶级为要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具体的过程，就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应用于自己的国家，认真研究自己国家的历史实际与革命实际，才能创造出具体的革命理论，指导革命的实践，取得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的实践的结合，所以它是具体的真理，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的统一。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一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一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上已经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这就是苏联。他们还正在促进这种改造过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需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说明]社会的发展，早已进到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责任，是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垂死的资本主义一帝国主义，早已踏入它自己的世界的末日。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在自己的坟墓面前，为了妄图恢复一去不复返的黄金时代，变得像恶魔和野兽一样，到处吮吸人民的膏血，做垂死的挣扎，它们不能也不愿认识这个世界。因为这世界是将要理葬他们，他们只是希望延缓或阻止无产阶级改造这个世界。但是无产阶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都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一一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的帝国主义，推翻中国人民的三大敌人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界，从黑暗世界进到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无产阶级及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一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一道，都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之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打倒了蒋介石匪帮，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改造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同时，中国人民学习毛泽东思想，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加紧清除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的毒素，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思想的改造虽是长期的过程，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与启发，在很短的时间内，已有显著的进步。首先，工人们采取了主人翁的态度，很快地改变了旧社会中劳动的消极态度，发挥了劳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前进的分子已能总结多年来的劳动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用以改造劳动工具，提高劳动的效能，并制订出生产计划，实行爱国主义的生产竞赛，涌现了大批劳动模范和工作模范。其次，农民在土地改革翻身之后，大都能订出爱国增产的计划，涌现了大批的农业劳动模范和广泛地组织了起来。再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正在接受毛泽东思想，进行思想改造。全国人民都服膺于毛泽东思想，放弃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去认识中国与世界，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全国人民都已投入这个改造的过程中，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这是可以断言的。所以说：“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人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42]
无产阶级改造世界，不单是摧毁资本主义世界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那些制度。改造世界为共产主义的世界，同时还要改造那些反对改造的人们、以剥削和压迫的制度为有利的人们，就我们中国来说，就是要改造那些已经缴械了的帝国主义走狗、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43]
无产阶级改造世界，不单是摧毁资本主义世界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那些制度。改造世界为共产主义的世界，同时还要改造那些反对改造的人们、以剥削和压迫的制度为有利的人们，就我们中国来说，就是要改造那些已经缴械了的帝国主义走狗、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44]
世界改造与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了。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说明]总括起来说，在生产活动或阶级斗争的实践中，认识了自然或社会的具体过程的规律性，这便是发现了真理。这真理得到实践的证明，便能促进实践的发展，因而对于真理的认识也随着发展起来。真理的认识过程，首先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其次是从理性认识到实践。我们认识客观的革命形势，必先搜集有关的一切资料，吸取各方面的经验，即尽量地占有材料，然后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来推知客观形势发展的法则，就能得到革命的理论。这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接着就用所得的革命理论，去指导革命的实践，这是从理性认识到革命的实践之能动的飞跃。革命胜利以后，把社会实行根本的改造，因而主观世界的人的思想也一同改造了。所以关于客观世界的认识的形式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但实践与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即是说，实践与认识的循环，并不是平面圆形循环，而是螺旋状的循环，逐步由低级形式进到高级形式，即逐步由相对真理走近于绝对真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引用
[1]爱晚亭是长沙岳麓山风景之一，一九五二年修复一新。李达当时任湖南大学校长，毛泽东应李达之请，亲笔题了“爱晚亭”三字。
[2]《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3]此段引自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4]里手，湖南方言，内行的意思。
[5]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6]《改造我们的学习》。
[7]《共产党宣言》。
[8]《共产党宣言》。
[9]《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0]以上引号中的语句均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1]《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2]《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3]《改造我们的学习》。
[14]《论持久战》。
[15]参看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所说：“为了理解，必须在经验上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升高到一般。
[16]《人民日报》社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
[17]以上引号中的话均见《反对党八股》。
[18]《整顿党的作风》。
[19]《整顿党的作风》。
[20]见志愿军归国代表柴川若广播词：《郭忠田英雄排》，收集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光荣属于伟大的祖国和人民》一书中。
[21]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参看该书第二章第六节。
[22]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参看该书第三个部分。
[23]《论列宁主义基础》。
[24]《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25]《整顿党的作风》。
[26]《整顿党的作风》。
[27]《改造我们的学习》。
[28]斯大林：《略论党内的意见纷歧》。
[29]《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30]《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31]《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32]《战争和战略问题》。
[33]《战争和战略问题》。
[34]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二版，第34—35页。
[35]参看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第二章第五节。
[36]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37]《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38]《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39]《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40]《论人民民主专政》。
[41]《论人民民主专政》。
[42]参见列宁：《哲学笔记》，《黑格尔〈哲学史〉第一卷〈伊里亚学派的哲学〉一节摘要》。
[43]统一物之分为二以及我们对其各矛盾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本质。
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的统一的学说。这样一来，辩证法的核心就被抓住，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挥。
参见列宁《关于辩证法问题》（即《谈谈辩证法问题》，下同一编者注）。又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44]统一物之分为二以及我们对其各矛盾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本质。
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的统一的学说。这样一来，辩证法的核心就被抓住，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挥。
参见列宁《关于辩证法问题》（即《谈谈辩证法问题》，下同一编者注）。又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