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的开始也就是春秋时代的开始。春秋（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及以后的战国（公元前476年至公元前221年），是我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整个社会处于大变革之中，阶级斗争十分剧烈。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历史前进，已经腐朽的奴隶社会开始走向全面崩溃。新兴地主阶级产生并且发展起来，他们要夺取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而代之。历史的进程必然是由新兴的封建制取代腐朽的奴隶制。与这种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大变革相适应，在这个时期思想战线上也发生了大变革，从而使古代文化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这个时期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展开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成为中国哲学史中内容十分丰富的一页，对后来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第一节大转变时期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八二至八三页）春秋战国就是这样的一个革命时期。这个时期的大转变，归根到底，是生产方式的转变。当时社会各方面的转变，都是生产方式转变在社会各方面的反映，是生产方式转变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又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二〇四页）从春秋到战国，社会生产力有很大的发展。由于铁的应用，生产工具有很大进步。铁的应用大概是从春秋开始，到战国初年就相当的普遍了。《国语?齐语》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榍，试诸壤土。"所谓"美金"即指青铜，所谓"恶金"即指铁。从历史文献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一般农民都用铁制的农具种地（"以铁耕"〔《孟子?滕文公上》〕）了。人类制造工具，首先是用石头，后来用天然的金属。在用金属的时候，首先是用铜，后来用青铜，最后才用铁。恩格斯说："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一五九页)人类的经济史，随着生产工具的发展,分为石器时代，铜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在春秋战囯之间，中国社会进人了一个新的时代，铁器时代。铁器的普遍使用，提高了农业生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中国使用铁器比欧洲晚。使用铁器在欧洲是奴隶制的标志，而在中国则成为向封建制过渡的标志。
在春秋末年，已开始用牛曳犁耕田。有了铁制的农具，又用牛力，就可以深耕。在战国的时候，人们都已经知道深耕是增产的一个重要条件。他们也深知水利灌溉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很多的国家都修渠道引水灌溉。例如秦国修的很完善的灌溉系统"郑国渠"，对于促使农业增产，对于秦国富强起了很大作用。
农业生产技术，从春秋到战国，有很大的发展。对于土壤的识别，战国时人，已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周礼?草人》分土壤为九类，并用九种动物骨煮汁拌庄稼种子，种在一定的土壤上，称为"粪种"。《管子'地员》篇把土壤分为上中下三级，每级之中，又分三十小级。某级土壤宜于某种农作物的种植，某级土壤的收获在某种程度上不及上一级土壤的收获，《地员》篇均有说明。
随着农业方面的生产技术的提高，专讲农业技术的专门的学问，也出现了。《吕氏春秋》有《任地》、《辩土》、《审时》三篇，所讲的都是农业生产技术。《任地》篇指出，农业生产技术的功用是，能使"蕖数节而茎坚","穗大而坚均"，"粟圆而薄糠"，"米多沃而食之强"。《辩土》篇指出，种庄稼必须使苗"下得阴（墒），上得阳（阳光）"，又要"正其行，通其风"。《审时》篇指出，种庄稼必须合乎时令；只有"得时之禾"，才能"粟圃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强"。"先时""后时"都必然要使庄稼受到损失。它说："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时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时者忍饥。是故得时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气章（高诱注:气，力也；章，盛也）。百日食之，耳目聪明，心意鷇智，四卫(高注：四肢也）变强；汹气不人，身无苛殃。"这就是说，"得时"的庄稼，不但打粮食多，而且所打的粮食的营养价值也高。
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科学，在当时也都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从《吕氏春秋》的十二纪中，可以看出，人们对农业生产具有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当时唯物主义哲学家荀况说："所志于天者，已见其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于地者，巳见其宜之可以息者矣。"（《荀子，天论篇》）这就是说,在天文方面，对于天体运行的规律有相当高的认识，能够对于日月的运行有所预期，由此订出相当精确的历法；对于土壤的性质也有所了解，知道什么样的土壤，适宜于生长什么样的农作物。现有的历史资料证明，荀况对于当时科学的估价基本上是正确的。
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这个时期经济的高度繁荣。荀况描写当时的经济情况说:"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纮、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荀子*王制篇》）荀况这段话说明建立在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土地占有制基础上的分散割据的经济体系被打破了。这段话也说明，当时的手工业尤其是商业也发展到相当的高度；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之间的分工，也达到相当完善的程度。
当然，荀况所说的是战国末期的情况。可是，这些生产技术和知识是长时期经验的总结。当时的经济繁荣也是从比较早的时期就开始积累下来的。二者都是长时期发展的结果。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旧的生产关系日益成为束缚新的生产力的桎.梏，奴隶主阶级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促使奴隶大量逃亡和起义。在奴隶大众的猛烈打击下，最后终于冲破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推动了社会向封建制过渡。
第二节大转变时期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
大转变时期，各诸侯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它们向封建制的转化也有迟早的不同。据现存的史料看，齐国比较早地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管仲向齐桓公建议"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这种措施又称为"案亩而税"（《管子，大匡》）。鲁国于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税亩"（《春秋》宣公十五年）。这都是新的生产关系出现的志0《春秋》用了一"初"字，^确地说明这是以前所没有过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税"。
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不仅占有生产资料，而且占有劳动者(奴隶)本身。奴隶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劳动的果实全部为奴隶主阶级独占。奴隶主只要像养活牲口一样养活奴隶就行了。因此奴隶主向奴隶无所谞征税不征税，奴隶向奴隶主也不存在交税不交税的问题。只有在封建社会中，农民已经摆脱了奴隶地位，向地主租种土地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有征税交租的事。所以"初税亩"这个"税"字，是奴隶制生产关系向封建制生产关系的转变的标志。
"税亩"这个税字，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当时统治者的一种财政上的措施，其实是一种剥削形式。"初税亩"表示一种新的剥削形式的出现。这种新的剥削形式的出现，可以说明新的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所有制、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是春秋战国时期各方面转变的经济基础。
大转变时期诸侯国都在先后不同的时期，陆续实行"履亩而税"的剥削方式。实行这种剥削方式就标志着这些诸侯国开始在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这方面，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
关于"初税亩"的问题，本书本册《绪论》已有讨论。本节不多重复。
第三节大转变时期——奴隶反对奴隶主的斗争和奴隶身分的解放
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冲破了旧的生产关系，在整个社会大转变中，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这在政治上表现为奴隶反对奴隶主的斗争，新兴地主阶级反对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它们构成了当时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些斗争是推动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主要动力。
奴隶的斗争，仅就当时鲁国的官方历史《春秋》所记载，我们就可以举出不少的事例。
公元前656年(鲁僖公四年)《春秋》记载："蔡溃。"《公羊传》说："溃者何？下叛上也。"公元前624年（鲁文公六年），《春秋》记载："沈溃。"《左传》说:"凡民逃其上曰溃。"前641年（鲁僖公十九年），《春秋》记载："梁亡。"《左传》说"梁伯好土功"，"民罢而弗堪"，"民惧而溃"。《公羊传》说，梁是"鱼烂而亡"。这些例子都说明奴隶和劳动人民对于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用"渍散"的办法，进行抵抗。大批奴隶的溃散,正是奴隶制瓦解的表现。
前550年，陈国的贵族庆氏强迫奴隶替他修城。因为他杀了人，"役人相命，各杀其长",把庆寅、庆虎也都杀了（《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前484年陈国的贵族辕固加重对于奴隶的剥削，为陈国国君的女儿作嫁妆，自己也中饱了一部分。人民把他赶出国外，"国人逐之"（《左传》襄公十一年）。这些例子说明在公元前7世纪与.5世纪的时代，奴隶对于统治的贵族，巳实行暴动，反抗他们的统治，拒绝他们的剥削。奴隶力量强大，在贵族之间的矛盾中，也表现出来。
前563年,郑国的贵族因争土地而互相火并，一派贵族聚"群不逞之人"进攻当时执政的贵族。执政的贵族有一家集兵抵抗，但是"臣妾多逃，器用多丧"。其另一家则得到"国人"之助，因而打败进攻的贵族(《左传》襄公十年）。这个例子说明，奴隶和老百姓的力量，在贵族之间的斗争中，有举足轻重之势。
此所谓"不逞之人"，大概是指逃亡的奴隶和摆脱奴隶身分的流氓无产者。所谓"国人"，是指城市中的人,其中一部分是摆脱奴隶身分的工商业者。公元前502年，卫大夫王孙贾说："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左传》定公八年）可见这种情况是相当普遍的。
奴隶对于奴隶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也可以用"逃亡"的方式，表示抵抗。"臣妾多逃"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从旧奴隶主贵族统治下逃亡出来的奴隶，多半投靠于新兴的统治势力，或依附于新的土地占有者。新兴的统治势力或土地占有者也采取减轻剥削的措施或新的剥削方式，尽力争取劳动人民拥护自己的统治。
《左传》记载晋赵鞅的誓师辞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哀公二年）这说明在战争中立了军功的奴隶，可以摆脱奴隶的身分，成为自由人或半自由人。到了战国时代，秦国采取了商鞅的措施，其中规定说："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鞅列传》)这也说明，立了军功和努力于农业生产的奴隶，可以改变自己身分，成为自由人。
这样，劳动者的身分也就逐渐起了变化，一部分奴隶变成了半自由的或自由农民——农奴和佃农。奴隶身分的解放和社会主要生产者:"一农业劳动者地位的变化，意味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向封建制的过渡。
奴隶反抗奴隶主阶级更髙级的形式是组织大规模的暴动。《左传》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记载"郑国多盗，取(读为聚字）人于萑苻之泽"，郑国的统治者动员了很多的兵才镇压下去。先秦的书中，常说到两个有名的奴隶起义的领袖，一个是跖，当时的剥削阶级诬蔑他为"盗跖"。一个是庄峤，《庄子》书中说："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人保"（《盗跖》）。《吕氏春秋》说：盗跖临死，叫人于葬他的时候，在他手里放一个"金椎"。他说："下见六王五伯，将敲其头。"（《当务》)"六王五伯"是当时统治阶级所尊崇的"圣人"。跖的话，表示他的反抗的意志。《荀子》书中说："盗跖吟口，名声若曰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不苟篇》）（详见第十章）又说："庄娇起,楚分而为三四。"（《议兵篇》)《韩非子》书中说："庄峤为盗于(楚)境内而吏不能禁。"(《喻老》)《吕氏春秋》说，庄峤打过楚国的京城（"暴郢"）。这都可见当时奴隶暴动的规模是很大的。奴隶的暴动，强有力地打击了奴隶制统治，为封建制的形成开辟了道路。
第四节大转变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贵族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
在第一章中已经说过，在西周末期，已经出现了不贵而富的人。这种人的势力越来越大，逐渐成为新兴的土地占有者。到了战国时代，新兴的土地占有者的势力就更大了。秦国政权公开宣布废除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占有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得到了国家法律的保障。《汉书*食货志》记载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这说明新兴的地主把土地分租给贫农而施行超经济的剥削。《吕氏春秋》说："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可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审分》)这说明战国时代土地占有者已经懂得，用奴隶制的集体耕种，奴隶们容易怠工，因而采取了分佃的剥削方式。
新兴地主阶级是在生产力的发展和封建生产关系的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的来源或前身有两个：一部分是从奴隶主阶级转化过来的。他们逐渐改变了他们对奴隶们的剥削形式，采取了新的剥削形式，因而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由此转变成为地主。另一部分是从新兴商人或手工业农业小生产者上升起来的。他们是比较急进的新兴地主阶级。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个时期也出现了新兴的工商业者。他们对当时封建经济的发展和地主阶级的形成，也起了促进的作用。在奴隶制度下,奴隶主贵族也占有一些手工业和从事商业的奴隶；这就是当时所说的"工商食官"（《国语*晋语?四》）。后来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人们对于手工业的需要逐渐增长。随着手工业种类的加多，品质的提高,分工的加细，独立的手工业者逐渐加多。这些独立的手工业者就是当时所谓"百工"。其中一部分是从贵族官府手工业脱离出来，一部分是从农业生产脱离出来。他们从事于简单的商品生产，自制自卖，所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论语*子张》）。他们多聚居于城市，成为"国人"的一部分。
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促使商品交换日趋频繁。农村与都市间需要商品交换；地域与地域间，或国与国间，都需要商品交换。随着商品交换的需要，社会中逐渐产生出来了绅立的商人。他们一部分是脱离生产的农民或手工业者，一部分是"食官"的商人取得自由与独立。
这些独立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富有了以后，有的购买土地，变成了新兴的地主阶级。随着农业生产的提高，农业小生产者发生了分化，许多下降为奴隶或农奴，也有一些农业小生产者富裕起来，又进而购买土地，进行剥削，自己不劳动，成为新兴地主阶级。
地主阶级当时是一个新产生的阶级，它是新的生产关系——封建生产关系的代表者，在反对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中，处于领导的地位。新兴地主阶级利用了奴隶和劳动人民的反抗力量，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势力，逐步地从奴隶主贵族手中夺取了政权，建立起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当时在反对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中，新兴>主阶级是一个进步的、朝气蓬勃的阶级。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都是围绕着政权而展开的。新兴地主阶级在当时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向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夺权。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都是如此。秦国的商鞅变法尤为彻底。斗争是反复的。最后，到了战国末年，秦始皇统一全中国，建立了封建统一的秦王朝，标志着新兴封建制战胜了腐朽的奴隶制，结束了奴隶制的统治局面，从此奠定了我国以后两千多年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专政。
第五节春秋时期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的初步发展，"法"与"礼"的斗争
上面所说的大分化、大变动、大改组的情况反映在哲学思想上，就是维护奴隶制度的神权思想的进一步动摇，和代表进步势力要求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在这个时期，在自然观方面，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主要的是围绕着"天"这个问题进行的。在社会思想方面，主要的是围绕着"法"和"礼"这个问题进行的。
在中国文字中，"天"这个名词，至少有五种意义。一个意义是"物质之天"，就是指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苍苍者与地相对的天，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天空。一个意义是"主宰之天"或"意志之天"，就是指宗教中所说有人格、有意志的"至上神"。一个意义是"命运之天"，就是指旧社会中所谓运气。一个是"自然之天"，就是指唯物主义哲学家所谓自然。一个是"义理之天"或"道德之天"，就是指唯心主义哲学家所虚构的宇宙的道德法则。
在第一章中，我们已谈到，商周的统治者都强调有"至上神"。这个"至上神"原先称为"帝"或"上帝"，后来就称为"天"。唯物主义思想不承认有这样的"天"，也不承认有"义理之天"或"道德之天"。唯物主义者所说的"天"，是"物质之天"或"自然之天"。在这时期，也出现了这样的唯物主义观点，与"主宰之天"的宗教观念对立起来。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的逐步变革，奴隶起义与奴隶身分的解放,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贵族斗争的激化，人们也就越来越对宗教天命论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人的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神的权威也就逐渐地下降。这样一些现实的情况，反映到思想战线内，使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逐步地走上了无神论的道路，开展了反宗教天命论的斗争。这种斗争，同时也是反对维护奴隶制的"礼"的斗争。
上面所说奴隶对于奴隶主阶级反抗的情况，巳经证明统治者如果得不到劳动人民的拥护，必然不能维持他们的地位。这一点，当时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也看清楚了。晋国的士^说："虢公骄，若骤得胜于我，必弃其民。无众而后伐之，欲御我谁与？"（《左传》庄公二十七年）周惠王十五年(鲁庄公三十二年）周朝的内史过也断言说："虢必亡矣，不禋于神而求福焉，神必祸之。不亲于民而求用焉，民必违之。"（《国语*周语上》)晋国的^武子要伐楚。韩献子说："无庸，使重其罪，民将叛之，无民孰战？"（《左传》成公十五年）劳动者身分的变化和劳动力在生产和兼并战争中所显示出来的重要性，使一国的最高统治者国君的地位，也失掉了尊严。国君的地位，也被认为是随时可以变动的。鲁昭公被季氏驱逐出国，死在国外。晋国的赵简子问史墨说："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何也？"史墨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民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史墨认为，鲁国的老百姓不同情昭公这件事是完全合理的。他并且指出没有永恒不变的等级秩序。这在当时说是一种非常进步的言论，打击了君权神授说，反映了维护奴隶制的等级制度，"礼"的没落。
君臣之间的关系也有了变化。晋国的人把晋厉公杀了。鲁成公问："臣杀其君，谁之过也？"大夫里革说："君之过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于杀，其过多矣。"（《国语*鲁语上》)这就是说臣"弑"君的责任，应该由君来负。
君的变动不就是国的灭亡，国与君也不是一体，国应高于君，这一点也为当时进步的人所认识。齐国大夫崔杼杀了齐君，晏婴不肯从齐君死。他说："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是说，一个国的君与臣都是为国家办事的，一国的公事应该与君的私事分开。只有君的私人,才为他办私事。这种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也是当时社会思想的一个进步。
天上的上帝和神灵本来是人间的统治者的反映。奴隶主统治者的威权既已削弱和没落，上帝和神灵的威权也必然随之降低。在春秋时期，神权政治的观念有进一步的动摇。
统治阶级中的人也看出来，要维持他们的"国家"，"民"比神还重要。随国的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虢国的史翳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庄公三十二年）宋国的司马子鱼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僖公十九年）"民"是"神之主"，主是宾主之主，就是说，神还倚赖于人。神"依人而行"，而不是人依神而行。这些材料表明，民和人被提到首要的地位，而鬼神降到了次要的地位，鬼神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意志，一切要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实质上是一种无神论的观点。这是当时关于宗教的思想的一个大转变。
在孔丘以前的鲁国的展禽（柳下惠）给祭祀一个新的解释。他认为，祭祀的对象都是有利于民的自然界的东西，或者是有功于民的历史人物。前者如"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后者包括"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捍大患"的历史人物（《国语，鲁语上》）。祭祀这些对象，为的是"崇德报功"。古时的宗教迷信认为鬼神能赏善罚恶，支配人的命运，祭祀的目的在于祈求鬼神保佑自己。照展禽的解释，祭祀的迷信成分就很少了。
由于宗教迷信的动摇，人们也逐渐了解到，人的吉凶祸福是人自己的事，与"天"没有关系。公元前645年，宋国有陨石，又有"六鹆退飞"。这些不常见的现象，当时迷信的人认为与人事的吉凶有关。他们认为自然界的非常变化是由人事的好坏引起的，同时这些非常的变化又意味着人将要得到幸福或灾难。这是一种"天人感应"的思想。周内史叔兴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左传》僖公十六年)这是说，自然界的非常现象，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是由自然界的阴阳之气的失调造成的，与人事的好坏没有关系；人事的祸福是人自己造成的。这是一种无神论的观点。鲁国的闵子马也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左传》又记载说，宋国和薛国关于营建周城的问题引起了争论。宋国引证鬼神以辩护自己的观点；薛国引证人事以辩护自己的观点。弥牟评论说："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定公元年)他认为依赖鬼神是十分错误的。
郑国的占星术者裨灶，因天象而预言郑国将要大火。郑国的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左传》昭公十八年）这里所谓裨灶的"预言"的根据，是依据星辰的出没而推测人事祸福的占星术。子产对这种占星术表示怀疑。从子产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宗教.的天道观开始动摇和没落。吉凶祸福在于人事的好坏，不在于鬼神的赏罚，也与自然界的某些非常现象无关。这也表明当时人的思想从宗教中得到一定的解放。
这些转变正是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提髙、生产关系开始逐步变革、奴隶身分的解放、生产者地位的提高、劳动人民的反抗以及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在哲学上的反映。
这种大变革情况反映在上层建筑政治领域内，则可概括为"法"与"礼"的斗争。
先秦所谓"礼"，包括的范围很广，并不是像现在所谓"礼"，仅指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仪式。这些仪式，先秦的人也认为是礼的一部分。但是他们认为，严格地说，这些只能称为"仪"。鲁君昭公被季氏驱逐，逃到晋国，晋国仍待以国君之礼。鲁昭公也仍然摆着国君的派头。晋国的国君称赞他"善于礼"。有个大夫女叔齐不同意，说："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他说：鲁君不能保住他的国，不能行使政令，失了他的民。这算什么"善于礼"？《左传》评论说:"君子谓叔侯于是乎知礼。"(《左传》昭公五年)《左传》所谓"君子"，照《左传》的体例，一般指孔丘。先秦人所谓礼包搏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原则、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社会秩序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概括地说，礼就是奴隶社会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
第六节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活跃和思想战线上的"百家争鸣"
在社会大转变时期，阶级斗争十分激烈，各个阶级或阶层都要起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企图用自己的世界观改造社会，以符合自己的要求和愿望。思想战线因此非常活跃。原有的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激烈的分化，在斗争中产生了各个阶级或阶层的思想代表和思想流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知识分子旧日称为"士"。在西周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制度中，士是贵族中的最低阶层。他们都受过一些教育，通晓"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打仗时候，可以作下级军官；和平时候可以作卿大夫高级贵族在政治上的助手。他们过着"食田"的剥削生活。他们的职守也是世袭的。这就是说，在贵族等级制度中，他们有固定的地位、固定的生活和固定的工作。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这个阶层起了分化。随着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度的崩坏，士失去了原来的地位和职守，也无"田"可"食"，只得自谋生活。在当时夺权的斗争中，还有许多原来高于士的贵族,甚至是原来的国君，都失去他们原来的地位，流亡到各地。这些大小贵族们，过去凭世袭的身分，过剥削的生活，现在靠他们对于"六艺"的知识，自谋生活。他们也成为没有固定生活与固定工作的知识分子，在各地游来游去，寻找可以依附的主子，因此得到"游士"的称号。其中长于礼、乐，熟悉古代典籍的，成为私学的老师，或在别人家有红白喜事的时候，替人家指点怎样行礼（"相礼"），借以恢复奴隶社会的礼乐。这个时期，从新兴地主和小生产者阶层中也涌现出一批知识分子，他们也拥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希望得到统治者的任用。士的社会来源是复杂的。士原来是贵族的最低阶层，后来，照管仲所说的，成为"四民之首"，有比农、工、商高一点的社会地位。
士的最大的希望还是投靠统治者，在政治上得到发言权，爬上统治阶级的地位。他们"上说下教"。"上说"，企图得到统治者的信任，以推行他们的政治主张。"下教"可以招徕门徒，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制造舆论。'奴隶制末翁的士，主要是一些专搞意识形态的人。由于当时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激烈，国君与政治上的当权者都要"养士"，以作为他们制造舆论的工具，例如齐国的王在齐国都城近郊"稷下"聚集"文学游说之士"，称为"学士"，有"千数百人"。其中地位高的有七十多个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齐世家》)其他大贵族，如孟尝君、信陵君、春申君等，都"养士"数千人。他们"养士"所用的生活资料，当然都是从加重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而来。《战国策》记载，孟尝君派他所"养"的"士"到乡下去收高利贷的利息。大部分士的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是靠当时有政权的人的供给。因此，在这时候，士虽亦号为"四民之首"，但基本上还是剥削阶级内部的一个阶层。
斯大林说："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阶级，而且也不能是一个阶级,——它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由社会各阶级出身的人组成的一个阶层。"(《关于苏联宪法草案》，《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六一九页）他们必需依附于某一阶级以为生活。战国时候的士，对于某一国的统治者，可以"合则留，不合则去"。"游来游去"，有相对的自由。但归根到底，他们是依附于统治阶级的。他们"上说下教"，随时从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吸收本阶层的补充队伍。因此，他们在社会中的接触面比较广，也有各种不同的出身。他们因所投靠的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的不同，因出身不同，或者接触面不同，在他们的思想言论中，就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不同阶级的意识与要求。由于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他们成了这个时期各阶级在思想上的代言人。他们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这些不同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就是不同阶级的意识与要求的表现。
他们是当时社会精神生活中的主要活动者，也是当时各种不同的政治主张的主要宣传者。其中有些代表，在思想言论上建立了自己的学派。各派之间，有激烈的斗争。这种思想上的分化与斗争，是当时的阶级分化与斗争的反映，反过来也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
马克思在有一次论到小资产阶级的时候说："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了攀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j、^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个阶级的寧，^寧和孝，卞f^^寧冬，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S#。"(〈i路易??ii巴mk+八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六三二页）先秦各派的哲学家对于其所代表的阶级的关系也正是如此。他们也都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理论是惟一正确的原则，企图用以改变当时的社会，所谓"以其道易天下"。同时，他们的思想和理论也都越不出他们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所越不出的界限。他们在理论上所得出的任务和办法，也就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上引导这些阶级或阶层得出来的任务和办法。
马克思又说："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分工是先前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现在，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出现在统治阶级中间，因为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该阶级的积极成员，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这一阶级内部，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但是一旦发生任何实际冲突，当阶级本身受到威胁，甚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象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假象、它们拥有的权力好象和这一阶级的权力不同这种假象.也.趋于消失的时候,这种对立和敌视便会自行消失。"（《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五二至五三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虽然是就统治阶级及其理论家说的，但对于各个剥削阶级及其理论家也都可以适用。一个阶级的理论家的理论是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愿望的集中表现，是这个阶级的问题及其自己的解决办法的集中反映，因此具有更典型的性质。这些理论家的理论可能与这个阶级中的个别人的见解有出入，但是他是这个阶级的真正的代表。
在一个社会为一个阶级所统治的时候，代表一个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当时统治的思想。跟它不同的思想就都被压抑，不能有发展的机会。在一个社会从一种社会制度转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过渡时期，原来的统治阶级已经逐渐失去它的统治的权威；新的阶级还没有取得完全稳固的统治地位。在这个时期，旧的统治思想也已失去了统治的地位；新的统治思想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或多或少地有机会提出他们的要求和愿望。代表他们的或者接近他们的知识分子，也都或多或少地有机会把这些阶级的要求和愿望在一定程度上系统化，理论化。这就成为代表这一阶级的哲学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在如上所说的复杂错综的阶级分化和斗争的情况下，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个时期的"百家争鸣"是当时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这一局面大大促进了当时学术思想的发展。在阶级斗争和百家争鸣中，出现了许多学术流派，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
这个时期的学术流派，汉人司马谈分为六家，BP,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道德家(道家）（《论六家之要指》，《史记，太史公自序》）。刘向和刘歆于六家之外，又加农家、纵横家、杂家、小说家，共十家。这些都是传统的分法。
这些分别和名称，本来是哲学史家所立以说明客观哲学史中的派别，但后来也成了客观哲学史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还不能不沿用这些分别和名称。但是，在客观的哲学中，一个派别的内容，也是很复杂的，其中往往又分为小派，互相对立，不能对于它们作简单化的分析，一刀齐的论断。在以下各章中，将力求有合乎实际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