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的思想是很复杂的。在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下，他的思想的复杂性是地主阶级的意识的反映。从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当时地主阶级处在一个转攻为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考虑要改变秦朝的统治思想，但是，怎样改变？这是当时地主阶级所面临的又一个大问题。陆贾和贾谊建议用施仁义代替重赏罚，以注重礼替代注重法。但这只是一个建议，是一个开端。从建议到实行，这中间要有一个考虑和酝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地主阶级需要作出一个决定，在作出决定之前，还要从先秦以来的各家之中作一个选择；各家也有一个争取成为统治思想的斗争。司马迁说："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史记?太史公自序》)太史公的这一段话，说出了这种斗争的一个概况。
第一节曹参的黄老政治
曹参是汉高祖的同乡。在秦朝的时候，他同汉高祖和萧何都是秦朝的统治基层中的小吏。后来跟着汉高祖起兵，立了功，当了当时齐国的丞相。他到任的时候，听说当地有个盖公"善治黄老言"。他派人把盖公请来。"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史记-曹相国世家》）。"贵清静而民自定"是个纲，"推此类具言之"，是说盖公对于这个黄老之学的中心思想作了相当详细的发挥。这个发挥的言论没有传下来。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曹参用"黄老术"治理齐国。他在齐国做了九年丞相，据说"齐国大治"。
当时中央政府的丞相萧何死了，曹参被召到中央政府当丞相。他走的时候告诉他的继任人说："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同上）这一段话的意义下文再说。且说曹参代替萧何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变动，一切都照萧何的办法，他自己只是坐在家里喝酒。汉惠帝看见他不办事，觉得很奇怪。曹参对惠帝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同上）曹参做了三年丞相，老百姓歌颂他说："萧何为法，觏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同上）这就是曹参的黄老政治，这种政治其实就是实行法家的统治术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治国要先定出一套规章制度，有了规章制度以后，统治者要守着它，不可轻易改变。在汉朝建立以后，萧何定了一套规章制度。曹参认为，只要守着它，皇帝和丞相就可以使他们的臣下按着规章制度办事，让老百姓都照着规章制度生活，皇帝丞相就可以无为而治。曹参对惠帝说的那一段话，就是这个意思。据说是老百姓的赞歌所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节汲黯的黄老政治
汲黯（死于公元前112年），濮阳人，汉武帝时候推行黄老政治的一个人物。司马迁记载："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巳，不苛小。"（《史记，汲郑列传》）当汲黯任东海太守的时候，用这种办法治理东海。据说，"岁余，东海大治"，只用了一年多时间，东海就大治了。
汲黯的这种黄老政治合乎法家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上无为而下有为"。汲黯责成他的属吏，叫他们办事，这就是"下有为"，在叫他们办事的时候，要给他们一定的自由。汲黯只"责大指"，"不苛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并不亲自办事，这就是"上无为"。汲黯的身体不好，经常害病。但他能够责成他的属吏替他办事，这是法家的原则。要想达到上无为而下有为的原则，"上"必须"清净"。所谓清静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这个"上"必须寡欲，这就是黄老之学所说的"虚一而静"。必须"虚一而静"才可以对下属的成绩作正确的判断，行公正的赏罚。另一方面，这个"上"心中必须寡欲，才可以不乱出主意，不瞎指挥。汲黯批评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同上）"内多欲"，就是说他不能寡欲，"外施仁义"，就是说他不能无为。照黄老之学看起来，"施仁义"也是有为。当时汉武帝正重用公孙弘和张汤。公孙弘讲仁义，张汤定律令。汲黯有好几次在武帝面前质问张汤，说他"非苦就行，放析就功"。（同上）这八个字有点费解，可能文字上有错误，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史记》下文所说的。下文说，汲黯当面批评公孙弘和张汤，说他们"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胜为功"。这段话，前半段是骂公孙弘，后半段是骂张汤。汲黯又骂张汤说："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在汲黯看起来，张汤这一类人不过是一些刀笔吏。所谓刀笔吏就是玩弄法律的条文，专从文字上讲法律，不管法律的精神。这种人当小吏还可以，如果当公卿掌着大权那就要使天下的老百姓都人人自危。
第三节司马迁父子的黄老之言
司马迁是《史记》的作者，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同他的父亲司马谈(卒于纪元前110年）在汉初世袭为史官。他们父子都是讲黄老之学的，司马谈尤其是如此。
司马迁说：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所作《论六家要旨》对于先秦各家思想作了一个概括的评述。他把先秦思想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他认为在六家之中，道德家（道家）最高。其余各家都有所长也有所短。他认为道家的思想能够包括其余五家的长处，而没有它们的短处。他所谓道德家其实就是黄老之学。他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史记《太史公自序》)这里所讲的就是黄老之学。他首先从养生讲起，然后把养生之道应用到治国。他认为，人之所以生，主要的是形、神合，如果形、神分离，人就要死了。形当然是指人的身体，神是什么？他没有说，可能就是稷下黄老之学所讲的精气。稷下黄老之学认为，人的身体好比一所房子，神是住在房子里边的精气。神不离开形，人就生存。形里边住的神越多越好。如果精气少了，人就要生病，如果形里边完全没有精气，那个形也不能独立存在，这就是死亡。神和形都不能用得太多，过于劳累。如果过于劳累，形神就要分离。这个道理也要用来治天下。最高统治者要保持着自己的形、神，让它们不要分离，他首先得无为。可是，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要无不为。怎么样才能无为无不为？这就要用群臣替他办事，实行君主无为、臣下有为。怎么样可以保证臣下都在替他好好地办事？那就要使他们"自明"，看他们办事的成绩是不是跟他们所说的或者所担任的职务相符合。这就是法家所讲的综核名实。
至于一般老百姓，可以说又是有为，又是无为。说他们是有为，是说他们都要做他们自认为是有利的事，既然都做事，那就是有为。可是，他们做这些事都是出于自愿，并不是出于勉强，所以也可以说是无为。照黄老之学的说法，让老百姓都做他们自认为是有利的事情，这就叫"因循"，或者叫"因"。司马谈在这里所说的"因循"或"因"就是这个意思。
"因循"或"因"是黄老之学的前辈慎到所提出的。照慎到所说的"因"就是"用人之自为"(《慎子，因循》）。所谓"自为"，就是为自己，替自己打算。慎到认为，统治者用人，所靠的是人人都趋利避害、替自己打算这种私心。正因为人都有这种私心，所以统治者才可以用刑、赏把人组织起来，为他自己服务。这就叫做"用人之自为"（参看本书第二册第十六章《慎到和稷下黄老学派》）。
这个道理，《管子》中也讲过。《管子》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人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人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管子，禁藏》）意思就是说，凡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每一个人也都知道怎么样可以得到他认为是利的东西，用不着统治者替他们操心。统治者只要听其自然，他们都可以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譬如鸟之覆卵，不声不响，到时候小鸟自然就出来了。
司马迁也讲这个道理。他说："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史记，货殖列传》）意思就是说，社会的财富，生产、流通，因为利之所在，自然会有人做农、矿、工、商这四种事情。在这四种事情中，每个人都可以发挥他的能力，得到他所要的东西，用不着在上的人发出命令征发。财富的流通有一定的规律。如果一种东西贱了，贱自然会把贵召来。如果一种东西贵了，贵自然会把贱召来。每一种职业的人，都有他自己认为是最好的方法。这是出于自然的，也就是合乎规律的。
司马迁又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同上）又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同上）意思就是说，既然每一个人都在求利，就让他们求利好了。在上者最好不要干预，这就是"善者因之"。其次的办法是在不同程度上加以指导。最下的办法是同他们争利。
盖公同曹参所讲的"清静而民自定"，其意思就是司马迁所说的"上者因之"。"民自定"的这个"自"字很重要，就是说，照他们自己的打算，以满足他们自己的欲望。"清静而民自定"，就是稷下黄老学派的所谓"静因之道"(《管子，心术上》）。
当然人与人之间，总是会有矛盾的。照曹参的办法，这也不要管它。曹参离开齐国的时候告诉他的继任的人说："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狱"字为字之误。市是齐国都城中的闹市，其中人物不齐，难免有闹事的情况。曹参认为，要把这些情况都看成一种暂时的情况("寄"），不要干扰它。
曹参住在相府。相府的后园附近，有一个官僚的宿舍。那些官僚们每天都在宿舍里喝酒、唱歌、叫喊。管那个宿舍的人很厌恶这种情况，他想了一个办法，请曹参到相府的后园游玩。他想，曹参如果听见那个宿舍中的胡闹声音，必定要责备他们。谁知道，曹参听见那个宿舍中的人在喝酒、唱歌、叫喊，他也在他自己的园中，设了酒席，喝酒、唱歌、叫喊。曹参看见别人有些小的错误，他总是设法替他们掩盖（《史记*曹相国世家》）。这一段故事，可能就是他离齐国时向他的继任人说的那句话的说明。
在汉武帝的时候，有个人叫卜式。他出身于一个搞农业和畜牧业的家庭。他同他的弟弟分家的时候，只要一个有一百多头羊的羊群。他赶着羊群上山，过了十几年，羊增加到一千多头。那时候，汉武帝正打匈奴。卜式上书，愿意把他的家财捐出一半，为边防之用。汉武帝想叫他做官，他不愿意。汉武帝说，我也有些羊在上林苑中，你可以替我在那里牧羊。卜式在上林苑牧羊过了一年多，羊都很肥了，头数也增加了，武帝很赞赏他。卜式说："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矣。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就是说,他牧羊的办法就是让羊的活动都有一定的时候。如果有得病的羊，就把它隔离出去，不让它败坏羊群。不仅牧羊用这个办法，就是"治民"也是这样。武帝听了他的话，很以为奇，想试用卜式"治民"，叫他到堠氏去当一个县令。缑氏的老百姓都觉得卜式这种办法很方便（《汉书*公孙弘卜式St宽传》）。卜式并不"为黄老言"，但是，他所讲的道理就是当时黄老之言的道理。
在汉朝初年，黄老之学很受当权派的尊崇。司马迁记载了张释之一个故事可以作为说明。张释之在文帝时候做官做到廷尉。景帝当太子的时候，有一次进朝到宫门口没有下车，张释之弹劾过他。后来景帝当了皇帝，张释之恐怕景帝杀他,深为忧虑。后来他用一个善为黄老言的王生的计策。王生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但很受皇帝的尊崇。在有一次朝会之中，所有的大臣都在站着。王生却在坐着。他向张释之说，我的袜子带解开了，你给我绑上。张释之跪在那里把王生的袜带绑上。在这件事情以后，有人向王生说，你为什么在朝廷之上、众人面前羞辱张廷尉，叫他跪在那里给你绑袜带？王生说，我这个人又老又贱，自己想着没有办法可以帮张廷尉的忙，张廷尉是当今的有名人物，所以我才羞辱他，叫他跪下给绑袜带，我羞辱他正是尊重他。当时的大臣们听说这个话，果然都重视张释之，景帝也没有办张释之的罪。（《史记，张释之列传》）当时最尊崇黄老的是文帝的皇后窦氏。司马迁记载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武帝）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窦太后做了二十三年的皇后，十六年的皇太后，六年的太皇太后。在这四十五年之中，她极力推崇黄老之言。在景帝的时候，她召见了一个儒家的人辕固生，问他对于《老子》的意见。辕固生说："此是家人言耳。"意思是说，这不过是一些老生常谈。太后大怒说："安得司空城旦书乎？"司空城旦是一种罪人。意思就是说：你说我的《老子》书是家人言，我说你的儒家书是犯罪人的书。太后罚他到猪圈里去和猪斗。景帝心里知道辕固生没有什么罪，就暗中给辕固生一把利剑。辕固生进到猪圈，一下子就把猪刺倒。太后也就没有话说了。（《史记，儒林传》)不能认为窦太后这种举动仅只是她个人的行为。她是代表当时拥护黄老之学的那一派人，以发泄他们对儒家的愤恨。张释之和窦太后的这两个故事，固然都是些个人的事，但也不仅是个人的事。这两个故事说明当时黄老之学和儒家的斗争是很激烈的，也说明当时的地主阶级选择新的统治思想的一段过程。
司马迁对于曹参的无为政治大加称赞。他说："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本或无言字）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史记*曹相国世家》）有些历史家盛称汉朝的"文景之治"，归其功于黄老之学。其实，所谓"文景之治"有些是封建历史家的夸张。文帝时候的贾谊曾向文帝说："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职，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汉书，食货志》）照贾谊所说的，当时的情况是危不是安。
汉初的黄老之学，实际上就是让老百姓在封建生产关系的范围内，自由竞争，发家致富。商鞅"废井田、开阡陌"的意义本来也就在此。《汉书*食货志》说："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然王制遂灭，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就是说，这种政策，在短时期内可以刺激生产，提高生产者的积极性，发展生产力，但其后果是贫富两极分化，贫者更贫，富者更富。这倒是实际情况。
从阶级的观点说，在这种发家致富、自由竞争的情况下，商人处在有利的地位，农民的地位非常不利。晁错就这个问题作了一个对比，他说: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民，有两个劳动力，能够种的地，至多不过一百亩。一百亩的收人，至多不过一百石粮食。他们的一切开支，都靠这一点粮食。一年之间，没有一天可以休息，非常勤苦。此外还有水旱之灾，官府的横征暴敛，当急于用钱的时候，只得把所有的东西半价出卖，或者是借高利贷，以致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可是商人呢？男的不种地，女的不织布，倒是吃好的，穿好的。所以商人"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况且他们可以利用他们的财富结交官府，压迫农民。晁错得出结论说："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汉书>食货志》）晁错说的是商人对于农民的压迫，实际上也是说的商人对于地主阶级的威胁。晁错提出的"贵粟"政策，就是打击商人的政策。实际上掌握粮食的是地主阶级，提髙粮食的使用价值，就是提高地主阶级在经济上的权力。地主阶级在对商人作斗争的时候，运用它的专政的特权，打击商人，使商人在经济上处于不利的地位。
在汉朝初期，地主阶级和商人的斗争，是很激烈的。以下还要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