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三国魏阮籍作。作于魏正元二年(255)。虚构一位“大人先生”,不知其姓名与年寿,以万里为一步,千岁为一朝,与造化相推移,不与世同。有世俗之士致函于先生,鼓吹君子立身,当遵守礼法,追求荣华,建立功业,扬名后世。大人先生乃答以天地变化,颠倒反复,世俗君子亦将难保其富贵荣华;又斥责礼法之士处世,犹如裈中之群虱,一旦大火焚烧城邑,则群虱死于裈中而不能出。文中揭露礼法之虚伪,指责封建专制统治“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假廉以成贪,内险而外仁”,并预言必将有亡国、戮君、溃败之祸。又谓至人混同是非,听任自然,不避地而处,不以物累身,提倡和光同尘、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不赞成隐士遁于山林的做法。后遇采薪者,与论古今盛衰变化,乃歌“天地解兮六合开”(即《大人先生歌》)以抒怀。《晋书》本传载籍曾于苏门山遇孙登,相与商讨终古及栖身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长啸而退,至半岭而闻鸾凤之音响于岩谷间,乃登之啸声。籍归而著《大人先生传》,所言皆其胸怀本趣。文中着意塑造的大人先生,乃作者理想人格的化身。其超世独立、不同流俗、崇尚自由的精神,体现了作者的人生理想。而对于封建专制及世俗礼法的抨击,则委婉透露对司马氏统治的不满。明张溥曰:“履朝右而淡方外,羁仕宦而慕真仙。大人先生一传,岂子虚、亡是公耶!”(《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阮步兵集题辞》)近人刘师培曰:“所为《大人先生传》,其体亦出于汉人设论。然杂以骚赋各体,为汉人所未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南宋理学家朱熹与吕祖谦共辑周敦颐、张载、程顥、程颐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之言,取子夏“切问近思” 之义以名。凡14卷。成书于淳熙二年 (1175年) 。周、张二程之书,博大精深,初学者不知所择,无从入门。朱熹与祖谦从《太极图说》、《易通》、《西铭》、《正蒙》、《经学理窟》、《二程遗书》、《易传》中,摘录有关体用的论述,分类编排。分为道体、为学、致知、存养、克治、家道、出处、治体、治法、政事、教学、警戒、辨异端、观圣贤14门,共622条、道体论 “性之本原,道之体统,盖学问之纲领也”(《近思录》卷1) 。为学论述“为学之要,盖尊德性矣。必道问学,明乎道体,知所指归” (同书卷2) 。出处论 “出处之道,盖身既修,家既齐,则可以仕矣” (同书卷7) 。此书使学者致力于日用之实,而不使骛于高远,实为性理诸书之祖,为《五经》之阶梯,“入圣之基” (《近思录·原序》)。此本为《近思录》白话译文。

中国南宋朱熹(1130～1200)编著。这是一部古代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的教本。1187年写成。全书共6卷,385章,分为内外篇。内篇4卷,以《立教》、《明伦》、《敬身》、《稽古》为题,分别阐明教育的重要性和方法,五伦之教,恭敬修养工夫;辑录历代思想家的行为、表现等。外篇2卷,以《嘉言》、《善行》为题,分别辑录了汉至宋代诸多思想家的言论和行为表现、格言政事,具体形象地给学生举出榜样。该书既有封建道德的理论说教,又把古代贤人的“嘉言懿行”汇集起来,使儿童通过此书,即读、即讲、即知、即行,以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从小树立道德观念,培养道德品质的目的。宋代以后,此书成为历代各类学校,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的主要入门教材,影响甚大。该书注释校勘本主要有:明代陈选《小学集注》,清代张伯行《小学集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朱子小学节本》等。

南朝齐梁时无神论思想家范缜的论战之著。范缜(约450～510)字子真,河南人。出身寒微,性情率直,“好危言高论”,不畏权势。齐梁两朝,先后任尚书殿中郎、尚书左丞等职。早年,曾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发表反对佛教因果报应的言论,退而著《神灭论》。其基本论点是“形神相即”和“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以此推论,人的形体与精神的关系乃是“质”和“用”的关系。“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正如刀刃与锋利的关系一样,刀刃没有了,锋利也就谈不上了。作者还对佛教加以指责,认为“浮屠害政,桑门蠹俗”。南北朝期间佛教盛行,南朝皇帝和世家豪族大都奉佛。寺院林立,僧徒云集,迷信成风,误国害民。《神灭论》一出,“朝野喧哗”。萧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又派人以高官相诱,范缜则断然表示决不“卖论取官”。后来梁武帝萧衍奉佛教为国教,又组织64人发表75篇文章对《神灭论》进行再次围攻,还亲自写了《敕答臣下神灭论》,指责其“妄作异端”、“违经背亲”,并以命令语气说:“言语可息(不要再坚持了)!”但范缜仍然“辩摧众口”,不为所屈。结果,被流放岭南。《神灭论》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传统和无神论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中国西晋鲁胜著。鲁胜,字叔时,据《晋书·隐逸列传》载,他曾有《墨辩注》和《刑名》两部逻辑学著作,但皆已散佚。现存有《墨辩注叙》一文,是中国自秦汉至清以前2000年间仅存的研究先秦逻辑史、阐述古代逻辑思想的著作,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墨辩注叙》首先阐述了名学的作用,“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广泛的逻辑研究的定义。关于先秦名学的发展,鲁胜这样阐述:“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刑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这里一反史家的传统主张,将墨子学说作为名家的核心和源头,并高度评价其作为逻辑学客观规律的科学意义,鲁胜还十分精当地阐述了先秦逻辑学所涉及的基本内容,并指出自秦汉以来500年中,这种传统的正名思想渐已亡绝。他认为在当时儒、佛、道、玄诸家论争的混乱情况下,有必要重新明确逻辑研究的主题。

亦称《礼》或《士礼》,作为儒家经典,也称为 《礼经》,成书约在春秋战国时代,也有人主张为孔子所撰。全书17篇,现今通行本、即郑玄所注本的篇次是: 《士冠礼》第一,叙贵族子弟在20岁所举行的加冠典礼; 《士昏礼》第二,叙贵族结婚的礼仪; 《士相见礼》第三,叙贵族之间相见、送礼或回拜的礼节;《乡饮酒礼》第四,叙乡里定期举行的以敬老为中心的酒会仪式;《乡射礼》第五,叙乡里定期举行的射箭比赛的仪节; 《燕礼》第六,叙诸侯与大臣们举行酒会的礼节; 《大射礼》第七,叙国君主持射箭比赛的具体仪节; 《聘礼》第八,叙大臣出国的礼节; 《觐礼》第十,叙诸侯朝见天子的礼节; 《丧服》第十一,叙人们对死去的亲友,根据亲疏远近而在丧服和服期上有种种差别的制度;《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这两篇叙贵族从死到葬的仪节;《士虞礼》第十四,叙贵族埋葬父母后,回家所举行的安魂礼; 《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叙贵族定期有家庙中祭祀祖祢的礼节; 《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这两篇叙述大夫一级的贵族在家庙中祭祀祖祢的礼节。此为仪礼白话文。

《周礼》是西周根据周王朝曾有过的官制加工整理的王朝设官分职的书。汉朝原称《周官》,又称《周官经》。西汉末刘歆始称《周礼》。全书6篇,分载天、地、春、夏、秋、冬6官:天官冢宰,称为治官,管理朝廷大政及宫中事项,有属官63;地官司徒,称为教官,管理土地方域及王畿内人民的教养,有属官78;春官宗伯,称为礼官,管理宗教及文化,有属官70;夏官司马,称为政官,管理军制、步骑、兵甲、交通及各方诸侯有关事务,有属官69;秋官司寇,称为刑官,管理刑狱、司法政务,兼掌礼宾等,有属官66;冬官司空,称为事官,管理工程建设兼及沟洫、土地、水利等,这一部分在汉代发现时已缺,当时取《考工记》抵充,有属官30。旧时常约言共有官360,实为376,每一官职皆有不少属员,合计数万人。《周礼》以官制的职掌联系各种制度,目的在于富国强兵,组织民户,广征贡赋,充实府库,为治理统一的大国提供设计蓝图。这部书原是先秦旧籍。郑玄认为该书“乃周公致太平之迹”,遂被认为是周公的著作大行于世。此为周礼白话文。

宋陈振孙撰《直斋书录解题》列有《言子》三卷。陈振孙与王邑宰为同时人，悉其事，故载之于书。考王公爚所次《言子》三卷，书已失传，惟元代大德间赵孟顺书《卢侯生祠碑记》有“言子废集，卢公重加侵梓”之语，碑在县儒学。明邑宰耿公与侯氏辑注《言子文学录》一卷，耿邑宰所注《言子文学录》，全文悉备，其书采选《鲁论》、《礼记》、《家语》诠次之，文与原书次第不侔。考当日惟视语义，各从其类。如《论语》先载子游问孝章，而《文学录》首辑“文学子游”四字，余皆类是。顾于诸书，犹有挂漏。不揣彅劣，重为讨辑之，仍昔名曰《言子文学录》。耿公原书所有者并注，录之加注“侯氏辑”、“耿氏注”等字，不敢没古人之用心，其先后亦仍之。今所增入者，添注“今增”二字。略仿宋王邑宰分辑三卷之意：第一卷文学上，凡言学问政事入之；第二卷文学中，言丧礼者入之；第三卷文学下，言杂礼者入之。共成三卷，略存旧体。

胡适一生著述甚多，在哲学、文学、历史学等方面都有专门著述。在胡适大量的著术中，编者取人生问题这一角度，选编了一本这样的书，旨在使读者通过这些文章对胡适的人生观有一大致了解，也可从中引出些微镜鉴。本书从人生从幼稚走向成熟再至暮年为主线索，插 入人生各个阶段的重大问题，共分为“树头铜钲”等六节，每节标题为编者所加，这样分类罗列的编排，其区区用心唯在便于阅读。

儒家崇理性，尚修身；道家却抱持反面的观点，偏好自然与直觉。喜欢抗拒外物的人，似乎总站在高处，较易于接受外界事物的一方更能吸引人。代表这两种类型思想的人，便是尊崇礼教的孔子和喜欢抗拒外物的自然主义者——老子。在本书中，国学大师林语堂先生全面揭了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真正内涵！

《禅外阅世》是丰子恺先生用禅意去感悟人生心得的散文集，全书分为艺韵书香、如烟往事、人生如梦、心与物游等五部分，收录了丰子恺先生的一些人生随笔。无常之恸，大概是宗教启信的出发点吧。一切慷慨的，忍苦的，慈悲伯，舍身的，宗教的行为，皆建筑在这一点心上。故佛教的要旨，被包括在这个十六字偈内：“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

校勘注释《抱朴子·内篇》的著作。中华书局1985年增订本,收入《新编诸子集成》第1辑,20卷。王明撰。《序言》部分对葛洪其人及《抱朴子·内篇》的价值有颇为详尽的介绍。《附录》1列清严可均辑《抱朴子·内篇佚文》,《抱朴子·内篇序》(葛洪撰),《抱朴子外篇自叙》,《晋书·葛洪传》。《附录》2收入孙星衍《新校正抱朴子内篇序》、《抱朴子内篇目录》,方维甸《校刊抱朴子内篇序》,《葛洪撰述书目表》。本校释以清孙星衍平津馆校刊本为底本,与其他10余种书籍参校。或采用前人校语,标明出处;或断以己意,迳作校语。《抱朴子》向无注本行世,此书先校后释,注解简明扼要。汇校和注释,于此书均属首次,然已有集大成的性质。

马叙伦著，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出版，7.3万字。该书是对《庄子·天下篇》的解释，也兼及文字的注释。在述义和注解两方面，作家列举自汉以来各家的意见，加以考订和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全书由序言、述义本文、庄子年表序、庄子年表、后记几部分组成。书中认为，《庄子》三十三篇中，只有内七篇确为庄子所著，在杂篇中只有《天下篇》最有可能是庄子本人所作。《天下篇》作为一个时代的学术总结，也只有精通整个时代学术的大手笔才能胜任。马叙伦更认为《天下篇》作为《庄子》的自序，实在是天衣无缝了。

《膏兰室札记》是章太炎早年在杭州诂经精舍求学时所作的读书札记。章太炎先生早年著作《膏兰室札记》原有四卷,抗战时期佚失一卷,目前关于《膏兰室札记》的论述均基于存世三卷.收录章太炎于光绪十七年（1891）至光绪十九年（1893）在杭州诂经精舍肄业时的读书札记。生前未发表，1982年据章氏家属收藏未刊稿本校点刊印。《札记》卷一有231条，卷二有155条，卷三有88条，共474条。

弘道录，明朝邵经邦撰。五十六卷，收入《万历续道藏》。此书选录经史子集四部典籍中有关纲常名教之「嘉言善行」，汇辑成编，并附加编者按语。全书分作仁义礼智信五品，每品又分君臣、父子、夫妇、昆仲、朋友五目。记事上起唐尧，下至明代万历年间。盛赞尧舜以来明君贤臣治世之业迹，历代名儒之经伦典范，宣扬儒家道德伦理。故此书虽名「弘道录」，其实与弘大道教无关。

近代章炳麟著。清宣统二年(1910年)在日本初版。共三卷,上卷小学,中卷文学,下卷诸子学。凡七万言,以发扬国学传统为宗旨,被黄侃称为能“见古人之大体”、“识刑名之取舍”(《国故论衡赞》)。其中《原学》、《原儒》、《原道》等,阐述学术思想的源流,论辩诸子学说的优劣。书中肯定孔子删定六经、变“学在官府”为“学皆在家人”的历史功绩,然否认“六经皆孔子臆作”的说法。以佛学教义为论据,驳孔子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谓人的意根都有“我见、我痴、我爱、我慢”四德,智出于见,愚出于痴,我见与我痴具生,故愚与智亦不相离。“上智无痴必无我见也,非生而具之。下愚者世所无有,诸有生者,未有冥顽如瓦砾者”(《辨性》)。体现出了作者“不一孔父,不蹩躠为仁义”(《原儒》)的立场。又曾言“宋世儒者之书盈箧,而言不能舍理气,适得土苴焉”(《明见》)。以示对宋儒思想狭隘僵化的不满。后收入《章氏丛书》,篇目和文字均有变动。

欧阳渐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佛学思想家和教育家。 作为思想家， 他终生治学求道、 讲经说法，把学问与生命体验、与医民救国结合在一起。作为教育家， 他通过办学以培养整理佛经和阐释佛学思想的人才。他的学术观点主要体现在讲学和书信中。像梁启超、熊十力、 吕澂等知名学者都曾是他的学生。本书主要根据欧阳渐晚年亲自手订的二十六种著作选编而成，依文章体裁和内容分为八编，如《佛学通论》、《佛典研究》、《儒学通论》、《论儒学书》等。

本文写成于1965年3月。《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主要内容为伍庸伯的讲学记录和严立三的著作，由梁漱溟与他人合作编辑，于1988年12月由巴蜀书社出版。本文即为此书序言，表达了著者关于儒家养工夫的见解。此书于1991年收入《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现据《全集》文本将此文收入本卷，并据巴蜀书社文本校正个别错误。

《儒佛异同论》是梁漱溟所著作品，出自于《梁漱溟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面对中国文化的危机, 梁漱溟超越文化上的夷夏之争和伦理矛盾的冲突, 在广义的文化比较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梁漱溟认为, 儒佛二学只是手段、途径、步骤的不同而已, 二者本质上都是在解决人世间所面对的许多困惑与苦难, 儒、佛对生命意义关怀的一致性, 使其同为人类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 梁漱溟把大乘佛学的佛性说与儒家的仁心相沟通, 在一定意义上, 使佛家的“无我为本” 与儒家的“ 有本不穷” 会通了起来, 这为其后的现代新儒家探讨心性开辟了重要的理路。 由于梁漱溟思想上亦儒亦佛的二重性, 儒家在相当程度上被佛化了。 他的文化哲学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 尽管如此, 构成梁漱溟思想理论主体的仍是儒学 。

钱穆先生的《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成于1955年，最早是一篇讲演稿，后经整理编辑出版。该书共分为道理、性命、德行、气运四个主题，其后又增添了自然、自由等补篇。钱穆在该书自序中就提到，欲通过探究“几个普泛论题”，分析并阐释几个特定名词的意涵，以此概括出中国传统思想的轮廓。

《宋代理学三书随扎》为钱穆对宋代理学三书——元代刘因所编《朱子四书集义精要》、周濂溪《能书》及朱熹、吕东莱编《近思录》——所作的读书答记，以发挥理学家之共同要义为主，简明扼要地辨析了枕头代理学对传统孔孟儒家思想的阐释、继承和发展。书珍附有四篇论文，深入浅出地探计了中国文化、思想之大要、精义。

《淮南子》是汉高祖之孙准南王刘安与他门下的宾客们集体编写的一部大型哲学文综，其正式名称是《淮南鸿烈》，胡适则称之为“淮南王书”。胡适的《淮南王书》是他研究这部现在通称《淮南子》的书的哲学思想的一册学术著作。1923年3月胡适曾为北京大学的同事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写过一篇序言，缕述了从许慎、高诱、庄逵吉、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到刘文典诸人治《淮南子》的瑕瑜得失，他认为，“叔雅(文典)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刘氏此书毕竟只是一部校健考订、注释疏解的书,本意不在阐述发明《淮南子》的哲学思想。胡适研究《淮南子》文字校释多依刘氏《集解》。《淮南王书》是胡适1930年写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七章中的第五章。《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从学术意图来说，一是为回北京大学授课编写讲义，二是为早已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写续编作准备。但作为第五章的《淮南王书》则受到了特殊处理.1931年就抽出来由上海新月书店排印出版，流行多年，后来纸版归了商务印书馆，故又有商务印书馆的重印本。直至1962年初胡适临终前夕还在撰写《淮南王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手稿本的序,写了几稿，均不满意,等撒手人寰时仍是残稿，但这已看出胡适对他的这册小书的重视与钟爱。

明代洪应明撰。书约成于万历年间,共536条。作者从文献中和口头流行的语言里搜集了大量的古籍名句、民间谚语、先哲格言、佛家警语,在字句上进行整理加工,使之成为音节和谐、字句整齐的短语,便于诵读与流传。主要内容指出人应如何进行自我修养、培养品德意志、处理人际关系、对待人生甘苦、内心安适等等,强调人之“为善”和培养内心坚韧而恬淡气质的“培根”功夫。此书一出,对清代《昔时贤文》 等书产生了广泛影响。此为菜根谭原文+译文

道家哲学名著。因其为西汉淮南王刘安主持编撰,故名。《淮南子》与《吕氏春秋》一样,不是个人论著,而是集体编撰的著作。据《汉书·淮南王传》,淮南王刘安好读书鼓琴,善为文辞,不喜弋猎狗马驰骋,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注:“《内篇》论道,《外篇》杂说。”今本《淮南子》就是《内书》二十一篇。这部书称为《淮南鸿烈》,“鸿”为大,“烈”为明,意为此书包括广大而光明的道理。《淮南子》一书体系非常庞杂,大抵以道家思想为主,杂糅儒法阴阳诸家,故《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在“杂家”,而“道藏”又将其作为道家著作收入。《淮南子》的哲学思想不是几句话能概括的,其中谈到过许多哲学话题,如“道”、“气”、“阴阳”、“太一”等,也谈到许多其它的问题,如古代的神话传说和四时月令等,可以说是一部包罗万象、网罗古今的大书。此为淮南子原文+译文。

明清之际王夫之的政论著作。一卷。作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分“原极”、“古仪”、“宰制”、“慎选”、“任官”、“大正”、“离合”七篇,另附后序。认为君位“可禅、可继、可革”,反对“孤秦陋宋”。反对“私神器”的专制主义,提出兵民分治、加重府权、选贤任能、关心民瘼等方针策略。强调“仁以爱其族,义以自制其伦”,认为黄帝轩辕氏的子孙当竭力“凝黄中之絪缊”,“拒闲气殊类之灾,扶长中夏以尽其材”。反映了作者坚持民族气节,维护民族独立,反对民族压迫的立场。收入《船山遗书》、《船山全书》。1956年中华书局将其与《噩梦》合编校点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