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理哲学

二十卷。元刘瑾(生卒年不详)撰。刘瑾字公瑾,安福(今属江西吉安)人。博通经史,隐居不仕,除 《诗传通释》外,有 《律吕成书》行世。《诗传通释》以朱熹《诗集传》为蓝本,搜集前人之说对其进行再阐释,若有所感,则用“愚按”标出,以示区别。该书跟辅广《诗童子问》一样,都是《诗集传》的普及本,但侧重点不同。《诗童子问》循文演义,重在词义和名物的训释,而该书在词义训释的基础上有更多的历史与典故的考订,视野更为广阔。刘瑾继承朱熹说诗传统,着重对文本的吟咏与研究,对诗旨的把握往往超越前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誉之:“研究义理,究有渊源。议论亦颇笃实于诗人。美刺之旨,尚有所发明,未可轻废。”是符合该书的实际的。不足之处是囿于《诗集传》,以致于将错就错,委曲回护。在史实和礼制的考订方面也出现许多纰漏,受到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的批评。该书有一定的影响,明胡广《诗集传大全》多所承袭。版本有《诗经通释》二十卷纲领一卷外纲领一卷,《刘氏日新书堂》刊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文渊阁 《四库全书》影印本。

清毛奇龄(1623—1716)撰。五卷。奇龄有《西河全集》已著录。针对当时盛传托名干子贡、申培之《诗传》、《诗说》而作。明嘉靖年间,鄞人丰坊作《鲁诗世学》一书,不为《毛诗》所束缚,自出新义,往往发旧注所不曾发。但因世人盲目崇拜圣人、名人,恐其说不为文人、学士所接受,乃托言己家世传鲁诗秘本两种,一为子贡《诗传》,一为申培《诗说》,均载于所撰《世学》中。其后郭子章将二书析出单刻、诡称得黄佐所藏秘阁石本。明代学者见书中所言颇近情理,误信为真,其书遂大行于世。奇龄察其托古人之名以传己说,乃博引古籍以证明其作伪。其意在辨明依托,并非以其说为谬。有《西河合集》本。

十五卷,元梁益著。书前有至正四年(1344),太平路总管府推官滨州翟思忠作的序,故朱睦㮮《授经图》误认为此书为翟思忠著。朱彝尊《经义考》已辨其误。因其书体例仿杜文瑛《语孟旁通》,故以《旁通》名题。朱熹《诗集传》详作《诗》之意,而略于名物训诂,此书则于朱熹所引故实,一一引据出处,并辨析源委;朱熹书所未言者,又补充说明。如论五緎、五总,引陆佃之说;论三单,引郑玄笺“羡卒”,孔颖达疏“副丁”一类。并对朱熹的一些说法提出不同意见,如论《大雅》“民文攸塈”与“顷筐塈之”的塈字之音,就指出朱熹注音与《礼部韵》不合等。今存《四库全书》。

十二卷。清陈大章撰。陈大章,“章”一作“璋”,字仲夔,号雨山,黄冈(今湖北黄冈)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以母老乞归,遂杜门读书。工诗文,精名物训诂。《诗传名物集览》凡三易其稿乃成。初一百卷,后摘其要为十二卷,刊入《湖北丛书》中。凡鸟二卷、兽二卷、虫豸一卷、鳞介一卷、草四卷、木二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毛诗》自陆玑以下,诠释名物者毋虑数十家,此书成之最后,故于诸家之说采辑尤夥……其征引既众,可资博览,虽精核不足,而繁富有余,固未始非读《诗》者多识之一助也。”是书以朱传为宗,次及经传训故、诸史百家,即裨官小说,亦所不遗,间附以己意。征引故实,颇近类书,然核其大致,可取者多矣,固宜略其芜杂,采其精英焉。书前有查初白(慎行)、其甥丘(良骥)二序。有《湖北丛书》本。

五十卷。明王道焜、赵如源合编。王道焜、赵如源皆明末人，生平不详。此书是合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与宋林尧叟《春秋左传句解》二书而成。杜预《集解》己见前。林尧叟字唐翁，宋人，生平不详。杜氏《集解》号为精密，而林氏《春秋左传句解》四十卷则专以笺释文句为主，使简洁深奥之旧注浅显易明，颇便一般初学者之读《左传》，故明末杭州书坊己取其书合杜注行之。此书首卷有杜预《春秋左传序》与《春秋提要》。《提要》与诸书之《纲领》相同，乃是辑诸家论《春秋》经传精要之语而录之。现存崇祯杭州刻本、明毛氏汲古阁刻本、天启问奇阁刻本、大文堂刻本、芥子园刻本。

明末清初顾炎武抉摘杜预《左传集解》缺误并加补正之书。3卷。以杜《解》时有缺失,贾逵、服虔之《註》,乐逊之《春秋序义》,又佚而不传,于是博稽载籍,作为此书。至于邵宝《左镌》等书,如有合者,亦皆采辑。“若室如悬磬,取诸《国语》; 肉谓之羹,取诸《尔雅》;车之有辅,取诸《吕览》; 田禄其子,取诸《楚辞》; 千亩原之在晋州,取诸郑康成; 祏为庙主,取诸《说文》; 石四为鼓,取诸王肃《家语注》; 祝其之为莱芜,取诸《水经注》” (《四库全书总目》) 。凡此之类,皆有根据。其他惟文求义,研究训诂,亦多得《左氏》之意。然炎武甚重杜《解》,又能弥缝其缺失,可谓扫除门户,是非持平。后惠栋著《左传补注》,“拾炎武之遗者尚多,其纠炎武之错者仅五六条耳”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有《四库全书》本。

一卷。汉郑玄撰。东汉时期，今古文经斗争激烈，着名今文经学家何休有感于贾逵张大属古文经的《左传》学，于是着《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既捍卫《公羊》学，亦攻击《左传》与《穀梁》学。郑玄曾师事古文经学家马融，然其学虽以古文经学为根本，却兼容今文经学。因此，他既不容忍何休对《左传》的攻击，亦不赞同何休对《穀梁》的批评，遂针对何氏之书而作《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史称何休见郑玄之书后曾感叹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吾乎!”郑玄遍注群经而未及《春秋》经传，据《世说新语》云，郑玄曾注《春秋传》，但未完成。因知服虔所注多与己同，乃以己注赠与服虔。此说可靠性难以断定，然郑氏之《春秋》学亦赖此三书而流传。此三书原与何休所着别行，盖唐时合而为一，逐条先列何休曰，再列郑玄之反驳。此三书宋时散佚。王应麟从诸书中辑出《箴膏肓》二十余条，《起废疾》四十余条，《发墨守》四条，合编为一书，即今《四库全书》所据之本，然已不及原书十之一二。《箴膏肓》专驳何氏攻驳《左氏》之论。如“曹太子来朝，宾之以上卿，礼也。何休曰：‘《左氏》以人子安处父位，非哀世救世之宜，于义《左氏》为短。’箴曰：‘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罢病，孰当理其政、预正事也?”由于何氏并未把《左传》看成是记载史实之书，而是当作《公》、《穀》一类的解经之作，故有此诘难。然从郑氏之“箴”，我们知道在这一点上，郑氏与何氏并没有区别，此书其它诸条，亦可证明这点。清儒刘逢禄学主《公羊》，不满郑玄之攻驳何氏，撰《箴膏肓评》以申何难郑，或评郑氏之伪，或评郑氏之诬、或评郑氏之非典礼，藉此以申《公羊》家言。郑氏此书，清儒王复、袁钧、孔广森、黄爽等都曾重新辑佚。现存《汉魏丛书》本、《艺海珠尘》本、孙氏问经堂本。

十一卷。纲领一卷。张洽撰。张洽字元德，清江(今属江西)人，宋代着名经学家。张洽曾在朱熹门下研习六经传注，皆能究其指归。嘉定进士，历任袁州司理参军、知永新县、池州通判，皆有善政，官至着作佐郎。除此书外，张洽还着有《春秋集传》、《春秋历代郡县地理沿革表》，皆佚。宋理宗知张洽家居着书，于是命临江军守臣以礼延访，张洽因此而升任知宝章阁。张洽《进书状》称：“于汉唐以来诸儒之议论莫不考核研究，取其足以发明圣人之意者，附会于每事之左，名曰《春秋集传》，又因此书之粗备，复仿先师文公《语》、《孟》之书，会其精意，诠次其说，以为《集注》。”可见此书是仿朱熹《四书集注》体例，旨在汇集诸家之说而斟酌发明。然通观其书，集解者多而发明者少。张洽为朱熹高足，其说亦多从朱子。如胡安国创“夏时冠周月”说，认为《春秋》经中如“春二月”、“夏五月”之记时，“春”“夏”为夏正，“二月”、“五月”为周正，朱熹曾反对此说，张氏捍卫朱子之说，以“春”为建子之月，与《左传》“王周正月”义合。朱熹曾反对《春秋》一字褒贬说，认为“《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吴楚、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又说：“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又说：“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寻求圣人之意，你如何得知他肚子里事?”(《朱子五经语类》)张洽继承朱子之说，认为：“《春秋》一书，质实判断不得，除非起孔子出来说当时之事，与所以褒贬去取之意方得。”明初科举，经义宗法程朱，乃以胡安国《春秋传》与此书同列于学官，作为解释程朱之说的权威。至永乐年间钦定《五经大全》，胡广等抄袭汪克宽《春秋纂疏》而为《春秋大全》，其说专主《胡传》，成为科场程式，此书遂被废弃。现存宋宝璠三年临江郡庠刻本、元延璠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务滋堂刻本。

十五卷。傅恒等奉敕撰。乾隆二十三年(1758)，傅恒、来保、刘统勋、汪由敦等奉敕撰《春秋直解》，当年而成。以鲁十二公为十二卷，其中庄、僖、襄公篇帙较繁，各折一子卷，共十五卷。此书只列经文，不列传文，大旨在发明孔子本义，铲除种种迂曲之说，故名为“直解”。其卷首乾隆《御序》称此书“以《汇纂》为指南，意在息诸说之纷歧以翼传，融传之异同以尊经，庶几辞简而事明”。又有乾隆四十三年《御制书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事》，旨在阐发《春秋》尊王、大一统之义，显然为其政治之需要。其书解释《春秋》经文，行文较为简明，无烦琐考证，亦无宏篇大论。如隐公元年《经》“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解云：“逐其弟也。凡杀子弟目君，以目郑伯，知其为弟也。称兵争国则不书弟与公子，以不称弟，知其争国也。胜而去之曰克，亲而兵之可伤矣。于鄢，远也。已奔鄢又克之，甚之也。”其解虽杂采三传及先儒之说而折衷之，然简明扼要，颇便御览。现存内府刻本、外省覆本。

二十卷。叶梦得撰。其平生着述颇多，除《春秋传》外，还着有《春秋考》、《春秋谳》、《春秋指要总例》、《石林春秋》、《石林居士建康集》、《石林词》、《避暑录话》、《石林燕语》、《石林诗话》。叶梦得认为，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尽废三传以从经，苏辙《春秋集解》力主《左氏》而轻《公羊》、《穀梁》，皆不免有失偏颇。故此书参考三传以求经，不得于事则考于义，不得于义则考于事，相互发明。他评三传得失说：“《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以不知经故也；《公羊》、《穀梁》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以不知传故也。”因而他要斟酌三家，以求史实与大义之契合。如隐五年《经》：“春，公矢鱼于棠”。《公羊》、《穀梁》作“观鱼”。《公羊》以远观为讥，《穀梁》以亲卑者之事为非正，而《左传》则训矢为陈，以陈鱼而观之为非礼。杜预《集解》亦云“书陈鱼以示非礼”。而孔颖达《五义》则调和三传之说，认为陈鱼是“谓使捕鱼之人陈设取鱼之备，观其取鱼以为戏乐。”叶氏认为，“矢”字当从《左传》，且云“矢，射也。古者天子、诸侯将祭，必亲射牲，因而获禽亦以共祭。春，献鱼之节也。公将以盘游，盖托射以祭焉，以公为荒矣。于是公子驱谏曰‘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非其矢也。”’叶氏经文虽从《左传》，但解释则创新说，而其详于考证而少空谈。重视训诂和史实，正是叶氏治学之特点。此书于宋宁宗开禧中与《春秋考》、《春秋谳》一道，由梦得之孙叶筠刻于南剑州，此本今仍存，此外还有康熙《通志堂经解》本。

北宋孙觉据《左氏》、《公羊》、《榖梁》及历代诸儒所说之长,解《春秋》之义的著作。今本13卷,与《宋史·艺文志》所载15卷不符。清纪昀等认为:王应麟在《玉海》 中所载《春秋学纂》13卷,“注曰: 其说以《榖梁》为本,及采《左氏》、《公羊》历代诸儒所长,间以其师胡瑗之说断之,分庄公为上下云云,与今本一一相合,然则《春秋学纂》即《春秋经解》之别名” (《四库全书总目》) 。《春秋经解》力主抑霸尊王,认为: “幽王遇祸,平王东迁,平既不王,周道绝矣。观夫东迁之后,周室微弱,诸侯强大,朝觐之礼不修,共赋之职不问,号令之无所束,赏罚之无所加,坏法易纪者有之,变乱礼乐者有之,弑君戕父者有之,攘国窃号者有之,征伐四出,荡然莫禁,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诸侯分裂之” (《春秋经解·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周麟之云: “莘老 (孙觉字) 发明圣人之奥,举 《三传》以断得失,反复折中,著为通论” (《春秋经解·后跋》) 。邵辑说: “凡先儒之是者从之,非者折衷之,义例一定,凡目昭然,诚后学之指南也” (《春秋经解原序》) 。有《四库全书》本。

十二卷。宋苏辙撰。据其《自序》，此书初稿成于神宗熙宁间谪居高安之时，其后又再三修改而定稿。其时王安石当政，苏氏兄弟因与安石政见不合而被排挤出京。而当时王安石又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废之不列于学官，加之当时孙复一派尽弃三传的学风泛滥，苏辙因经传并荒，故作此书以矫之。其说以《左传》为主“《左氏》之说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赵诸家以足之”。《自序》称：“余少而治《春秋》，时人多师孙明复，谓孔子作《春秋》略尽一时之事，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无所复取。余以为左丘明，鲁史也。孔子本所据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为本。至于孔子之所予夺，则丘明容不明尽。故当参以《公》、《穀》、啖、赵诸人。”自杜预以后五百年间，《左传》学一直为治《春秋》者之主流，自唐啖助、赵匡至宋孙复、孙觉，乃提倡“弃传求经”，学风为之一变。苏氏再倡《左氏》释经，反对深文周纳以追求微言大义与褒贬，重视史实，学风亦为之又一变。苏氏于三传之中独重《左传》，正是由于其重视训诂与史实，因此他常把前人深求之义例看成单纯的训诂与史实问题。如隐公四年《经》“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云：“不期而会曰遇。遇者，志相得也。”即是不期而会，则未必是志相得，其自相矛盾显见。杜沄云：“遇者，草次之辞。二国各简其礼，或道路相逢也。”苏氏用杜义，释之曰：“礼盛曰会，简曰遇”，可谓简而赅。但其尊《左》而轻《公》、《穀》，亦有失偏颇。正如朱彝尊《经义考》引陈宠绪《跋》所指出，《左传》、《公羊》、《穀梁》各有得失，若尽据《左传》而诋《公羊》、《穀梁》，此乃因噎废食，亦不可取。现存有元刻印本、明刊本、《两苏经解》本、经苑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二卷。清吴鼐撰。此书为研究《春秋》历法所作。《春秋》一书所采用之历法，汉晋诸儒皆以为周正，至唐刘知几《史通》始提出用夏正之说。宋代大儒程颐因《论语》载有孔子“行夏之时”一语，遂提出“夏时”说，胡安国《春秋传》本其说而发挥之，提出“夏时冠周月”之说，由此引起一场纷争。元李廉着《夏周正辨疑》、明张以宁着《春王正月考》，驳斥胡安国说。吴鼐此书取李廉、张以宁之说，节其繁冗，并增加清代诸儒所论，补其未备，以驳斥胡安国、蔡德晋“改月不改时”及诸儒“时月俱不改”之说，以明《左传》“王周正月”之旨。其书辨证极有根据。其中“三正通于民俗”一条，引陈廷敬、吕祖谦、蔡德晋、顾炎武诸儒之说，于先秦诸书所纪年月差异之处，一一详加分析，以明《春秋》之用周正。其书卷首有《改时改月图》；卷一有《造历之初建子》、《唐虞建寅》、《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三代改时之证》、《三代改月之证》、《冬不可为春辨》、《商周分至不系时》、《三正通于民俗》、《秦正建亥》诸条；卷二则专驳赵汸、程颐、胡安国、蔡德晋、陈傅良、程端学、吴楠之说，重点驳胡氏之说。现存《经学丛书》本、励守谦家藏本。

四十四卷。张尚瑗(生卒不详)撰。张尚瑗字宏蘧，又字损持，吴江(今属江苏)人，清代经学家。康熙二十七年进士，官兴国知县。张尚瑗曾师从朱鹤龄，治《春秋》经传之学。朱氏曾作《读左日钞》，张氏仿其师作《三传随笔》，积累日久，卷帙逐伙，乃重新编纂而成此书。“折诸”之名是取扬雄“群言淆乱折诸圣”之语。此书计《左传》三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可知其用力于《左传》尤勤。其《自序》谓：“读古人书当出己裁，而经学必以传疏为依据”，又云：扬雄“又曰：‘众言淆乱折诸圣’。欧阳氏谓：‘经简而直，传新而奇，学者乐闻而易惑’。愚以为乐闻新奇然后可以折诸简直，其新奇也，盖其所以为简直也。”此盖为其书之大旨。其书卷首两篇为通论性质，有先生评说、郊禘考、五岳考、涂山会诸侯考、左丘明时代考、五霸辨、四凶议、论左传书、成周地形、鲁地形、楚地形、宋卫地形、陈蔡曹地形、郑地形、吴越地形，总论列国地形、河、江、关、春秋列国论、春秋列国党仇分合、姬姓之国、鲁异诸国、王室之卑、晋楚更霸、秦晋姻雠、陈蔡亡于楚、齐争国始末、宋卫叛臣、季氏专鲁、三家纂晋、赤狄白狄、三传经文互异、三传立例互异、类事类语、地名同、地名与国名同、名谥同、名姓世表、人名同、同姓名录诸篇，大多为张氏所撰，间亦有采前人所论着者，此为其书之精华所在，其书之特点是取材宏富，但其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亦失之芜杂。此书成于康熙五十一年，现存乾隆刻本，另清敬足斋刻其中《穀梁折诸》六卷。

傅斯年著。载1919年1月《新潮》月刊第1卷第1号。中心是宣扬实用主义的人生观,认为“供给人生的发达与成功的是有用,有用就是真;损害人生的发达与成功的是无用(包括有害),无用就是假”。认为实用主义的观点是“拿人生解释人生,是现在思想潮流的趋势”。文章批判中国传统的人生观,认为传统人生观念的核心是“遗传的伦理主义”,“他以为人为道德而生,——为圣人制定的道德而生”,这是“硬拿着全没灵气的人生信条,当做裁制人生的一切标准”。反映了作者当时主张批判封建伦理,提倡个性解放的思想。

六十四卷。此书为康熙皇帝经筵旧稿。由着名宋学家，康熙经学老师李光地主持编定，雍正时由大臣张廷玉、方苞修订定稿，乾隆三年(1738)锓版。宋代由于重《春秋》之慎赏罚、当功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之用，特别重视《春秋》一书，治《春秋》者甚众，据《宋史·艺文志》所着录的《春秋》学专着即有二百四十部左右。其中亦有经筵讲义，如王葆《春秋讲义》、张九成《春秋讲义》、戴溪《春秋讲义》。这些讲义，“大抵皆演绎经文，指陈正理，与章句之学迥殊”。(《四库提要》)此书即是采宋人讲义之体裁以阐发《春秋》“微言大义”。每条经文之下先例《左传》记事，次列《公》、《穀》之义例，反复演绎，大旨归于尊王。据康熙《御序》云：“惟宋康侯胡氏，潜心二十年，事本《左氏》，义取《公》、《穀》，萃诸家之长，勒成一家之书，虽持论过激，扶隐太严，未必当日圣心皆然。要其本三纲、奉九法、明王道、正人心，于《春秋》大旨常得六七，较之汉唐以后诸家优矣。”因而此书“大约以胡氏为宗，而去其论之太甚者，无传经文则博采诸儒论注以补之，亦时有所折衷。”是此书初稿尚推崇胡传。但据乾隆二年《御序》，则云雍正时鉴于康熙皇帝己对“胡氏之说多所驳正”，但当时廷臣“所进讲义一遵胡氏之旧者，于圣心自多未洽”，所以久久不予“宣布”。至雍正七年才命张廷玉、方苞详细校订。乾隆御制序文时又“反复循览，于胡氏穿凿之说旷若发蒙，笔削之旨阐明者亦过半焉。”可知此书之攻驳胡传之说当在张、方“校订”之时。而其攻驳之重点，则在于胡传因激于时弊而托《春秋》大义生发的讽时讥世，尊王攘夷之论，代之以尊尊卑卑、君君臣臣之价值体系。其书之体例是，于经下先列《左传》、《公羊》、《穀梁》之文，再附以讲解。卷首为《总说》，有纲领、通论、经传源流、传注得失四篇，皆引诸儒之语要者。现存康熙六十年内府刻本。

三十八卷。王掞、张廷玉等奉敕撰。康熙三十八年(1699)，礼部尚书王掞、礼部右侍郎张廷玉等奉敕撰《春秋传说汇纂》，至康熙六十年始成。康熙《御序》云：“朕于《春秋》独服膺朱子之论。朱子曰：‘《春秋》明道正谊，据实事书，使人观之以为鉴戒，书名书爵亦无意义。’此言真有得者。”又云：“朕恐世之学者牵于支离之说而莫能悟，特命词臣纂辑是书，以四传为主，其有舛于经者删之，以集说为辅，其有叛于传者勿录。”此盖全书之宗旨。其所谓“舛于经者”，主要针对胡安国《春秋传》。此书之驳胡传，不遗余力，揆其原因，除胡传本身多臆测之说外，更主要在于胡传强调“尊王攘夷”，尤其强调“攘夷”之说。而其“攘夷”之论则多有感于当时金人对南宋之压迫而发。清为金人之后，故于此特别敏感。此外，因《公羊》有“革命”思想，故删削最多。所谓“集说”，则是引汉唐至明诸儒之说，计所引一百三十五家。而其引录之原则，亦针对胡传，即凡为胡传所弃者多录之，凡攻驳胡传者多录之。其书体例，先以大字标举经文，次以小字胪列《左》、《公》、《穀》、《胡》四传之文，最后为《集说》。首卷上篇为《纲领》，集诸儒之论为三部分：一论《春秋》经传源流；二论《春秋》大旨，经传义例；三论传注之失及读《春秋》之法。下篇有《王朝世表》、《列国年表》、《王朝列国世次》、《王朝列国兴废说》、《列国爵姓》、《列国地图》、《王朝地名》、《列国地名》，计八篇。其中《列国年表》尤为重要。《年表》仿《史记》年表之体例，内容则大抵抄自《春秋大全·二十国年表》，只是排列次序不同，是按尊王宗鲁及“周之宗盟先同姓”之原则排列。现存内府刻本、外省覆本、浙江书局本。

一卷。汉郑玄撰。此书是针对何氏攻驳《穀梁》的《穀梁废疾》一书而作。汉代《公羊》与《穀梁》同属与《左传》对立的今文经学，但两汉《公羊》独盛，《穀梁》远不能企及。因此，何休之驳《穀梁》，即在于维护《公羊》独尊之地位。而郑玄之申《穀梁》，盖有联合《穀梁》与之一争高低的目的。此书今存四十余条，体例同于《箴膏肓》。如“何休曰：‘《公羊》以为日与不日为远近异词。若《穀梁》云益师恶而不日，则公子牙及季孙意如何以书日乎?’释曰：公子牙，庄公弟，不书弟，则恶明也，故不假去日。季孙意如则定公所不恶，故亦书日。”又如：“何休曰：‘南季、宰渠、伯纠、家父、宰周公来聘皆称使，独于祭叔夺之上奈可?’释曰：诸称使者，是奉王命，其人无自来之意。今祭叔不一心于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来，故去使以见之。”清儒刘逢禄不满郑氏之攻驳何氏，撰《穀梁废疾申何》二卷以申何难郑。

三十卷。吕本中(1084－1145)撰。吕本中字居仁，原名吕大中，宋代着名诗人、理学家。吕本中北宋末官至祠部员外郎，南宋初赐进士，累迁中书舍人，兼侍讲，权直学士院，学者称之“东莱先生”。吕本中以诗擅名，其诗颇得黄庭坚、陈师道句法，诗家多称之“吕紫微”、“东莱”之号稍隐。吕氏着述颇多，除此书外，还有《童蒙训》、《师友渊源录》、《东莱诗集》、《紫微诗话》、《江西诗派宗社图》等书。此书乃自三传而下，集诸儒解经之说而为之。其所集诸儒，主要是陆淳、刘知几、孙复、孙觉、刘敞、苏辙、程颐、襄陵许氏、胡瑗数家。此书虽全无吕氏议论，但采择较精。朱熹曾说：“吕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诗传》相似。此书旧刻题曰吕祖谦撰，误，《四库提要辨之甚详。然吕本中传林之奇，而林之奇则吕祖谦之师，二人亦有渊源。现存有康熙《通志常经解》本，乾隆本。

二十卷。附春秋五论一卷。吕大圭(生卒不详)撰。吕大圭字圭叔，号朴乡，南安(治今江西大余)人，宋代经学家。淳璠进士，官至朝散大夫，行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国子编修，实录检讨官，崇政殿说书。出知漳州军、节制左翼屯戍军马。未行，沿海都制置蒲寿庚举城降元，令吕大圭署降表，大圭易服而逃入海，为蒲追杀。吕氏着述，除此书外，还有《春秋集传》、《易经集解》、《学易管见》等书，皆散佚。此书在于申明《春秋集传》之旨。吕氏曾师从杨昭复，杨氏则为朱熹高足陈淳之弟子，故吕氏之学皆本朱熹而发明之。其弟子何梦申《跋》云吕“氏”盖本文公之说而发明之，有《五论》以开其端，有《集说》以详其义，又有《或问》以极其辩难之指归，而《春秋》之旨明句矣。噫，夫子之心至文公而明，文公之论至先生而备。”此书体例仍以十二公排列，每公之下，撮其重要之事，以问答形式分条论说。于三传之中多主《左氏》、《穀梁》，而深排《公羊》，于何休《解诂》，斥之尤力。书后附有《五论》，一是论孔子作《春秋》，二是辩褒贬之例，三是特笔，四是论三传所长所短，五是世变。此书由其弟子何梦申初刻于宋理宗宝璠二年(1254)，现存明隆庆元年抄本、清《通志堂经解》本。

二卷。宋刘敞撰。此书体裁类似经义、史论。所论虽为《春秋》经传，实则多寓借古喻今，针砭时事之意。故《四库提要》称此书“其间正名分、别嫌疑、大义微言灼然圣人之意者亦颇不少”。但此书艰涩难读。元吴莱《春秋意林后序》云：“刘子作《春秋权衡》，自称书成世无有能读者，至《意林》犹未脱稿，多遗阙。今观其书，或仅标经文数字，不置一词；或草草数言，文不相属，而下注‘云云’二字；或一条之下别标他目一两字，与本文迥不相关；或诘屈聱牙，猝难句读；或仅引其端而词如未毕。其为随笔札记，属稿未竟之书，显然可证。”此书于宋哲宗时被旨刊行，现存有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乾隆聚珍版本、闽覆本等。

十五卷。刘敞撰。此书皆节录三传事迹，断以己意，以释《春秋》。其褒贬义例多采《公羊》、《穀梁》之说，《四库提要》批评其“不免于胶固”。此书所用经文杂采三传，不主一家，又以经传连书，不加区别，容易产生混淆。且主观随意，往往窜改三传字句。如《左传》“惜也，越竟乃免”句，后人一般认为此非孔子之评语。刘敞为了证明此乃孔子语，遂改为“讨贼则免”而仍以“孔子曰”冠之，首开宋代窜改经传之风。虽然如此，后人对刘敞的《春秋》经传之学仍推崇备至。此书所附清纳兰性德《序》称：“后林叶氏谓庆历间欧阳文忠公乃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抗衡。刘原父虽出其后，以通经传自许，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书》凡例，多问《春秋》于原文。又曰，原文为《春秋》，知经而不废传，亦不尽泥传，据义考例以折衷之，经传更相发明，虽间有未然，而渊源已正。今学者治经不精，而苏、孙之学近而易明，故皆信之。而刘以难入，或诋为用意太过，出于穿凿。彼盖不知经，无怪其然也。……晁公武谓刘氏《传》如桓无王、季友卒、胥命、用郊之类，皆古人所未言。诸公推服原父者若此。”此书当时未有刻本，最早的版本是清康熙《通志堂经解》本。

六卷。清惠栋撰。此书是惠栋《九经古义》之一。惠栋认为杜预《春秋左传集解》颇多违误，“因刺取经传，附以先世遗闻，广为补注六卷。用以博异说，祛俗议。宗韦、郑之遗，前修不掩；效乐、刘之意，有失必规，其中于古今文之同异者尤悉焉。”(《自序》)此书所搜集之先秦两汉古训极为宏富，除“春秋”经传之外，诸子有《荀子》、《墨子》、《韩非子》、《孙子》、《吴子》、《尉缭子》、《潜夫论》、《论衡》等十几种，史书有《史记》、两《汉书》、《三国志》、《世本》等，此外还搜集有《水经注》、京相旸《春秋土地名》、《说文》、《尔雅》、《玉篇》、《经典释文》、《隶释》、金石资料等专门性着作，偶尔亦引用宋儒之说。其考证相当精核，如隐五年《传》“则公不射”，引《周礼·射人》“祭祀则赞射牲”，《司弓》“矢倛射牲之弓矢”，及《国语》倚相之言，证旁引射蛟之误；僖公五年《传》“虞不腊矣”，引《太平御览》旧注及《风俗道》、《月令》章句，证腊不始于秦。僖公二十二年《传》“大司马固谏曰”，引《晋语》“公子过宋，与司马公孙固相善”，证固为人名；文公十八年《传》“在《九刑》不忘”，引《周书·尝麦解》证为刑书九篇；宣公二年《传》“以视于朝”，引《毛诗·鹿鸣》笺、《仪礼·士昏礼》注，证“视”为正字，作“示”为误；宣公三年《传》“不逢不若”，引郭璞《尔雅》注作“禁御不若”，证以杜注“逢”字在下文，知今本伪写；成公十六年《传》“彻七札焉”，引《吕览·爱士篇》，证郑康成一甲七札之说；襄公二十三年《传》“娶于铸”，引《乐记》郑注，证铸即祝国；襄公二十七年《传》“崔抒生成及强而寡”，引《墨子·辞过篇》，证无妻曰寡；哀公二十五年《传》“袜而登席”，引《少仪》，证燕必解袜等，如此之类，皆言之有据。惠氏所处之时代，小学尚未发展到高峰，因而惠氏对古训缺乏分辨能力，其考证体现了一种唯汉是从之倾向。如昭公三年《传》“君子不悛，以乐慆忧”，杜预训慆为藏，刘炫训慆为慢，惠氏则据《诗·唐风·蟋蟀》“日月其慆”毛传“慆，过也”，主张训慆为过。杜氏训慆为藏，是用假借；刘氏训慆为慢，则由《说文》引申；而毛氏训慆为过，于诗文义贴切，但非慆之本义。惠氏用毛传，于此则与文义扞格。又如“公即位”之“位”，惠氏认为应从古文作“立”；“屡丰年”之“屡”认为应从《说文》作“娄”，皆是泥古之论。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此书云：“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非常恰当。此外，此书引证虽富，但疏于材料之鉴别，如其引用《竹书纪年》，未注意古本与伪托本之别，其常引用之《小尔雅》，亦非汉孔鲋所撰。现存乾隆三十七年胡亦常刻、三十八年张锦芳续刻本、《贷园丛书》本、阮刻《经解》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本。

《春秋》学著作。又称《春秋说》,《半农先生春秋说》。清惠士奇撰。十五卷。惠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儒,晚号半农,人称红豆先生。江苏吴县人。官编修,侍读学士,曾典试湖南,督学广东。为清代著名经学家,尤精“三礼”。此书考辨《春秋》礼制、史事、书法等,分门别类,经文以类相从,每卷约论三四类,然不立目类。每经文后约采三传之文附之,亦间以《史记》诸书佐之。每传文之后又多附诸儒之说。其史事多信《左传》,礼制时据“三礼”,对《公羊》、《榖梁》、啖、赵之妄,时加驳正。每类之后,又以己意为总论。其意多出自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沈棐《春秋比事》。虽不免有拘泥窒塞之处,但大抵典核可信。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言必据典,论必持平,所谓原原本本之学,非孙复等之枵腹而谈,亦非叶梦得等之恃博而辨也。”有《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等。

“诗三百，诗无邪”，《诗经》，一部国学经典，数千年来诵读至今，各种研究和解读亦汗牛充栋。《诗无邪》系傅斯年先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任中山大学教授时，讲授《诗经》的讲义。作者以深厚的史学功底，提出许多新的《诗经》研究方法、理念和观点，是一部系统、全面研究《诗经》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