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二十篇，记孔门师弟之言行，而曾子后学辑之。郑玄以为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则不然。夷考其书，称诸弟子或字或名，惟曾子称子，且特叙曾子启手足事，盖出于曾子门人弟子后学所纂辑也。夫仲弓、游、夏皆年长于曾子，而曾子最长寿，年九十余，安有仲弓、游、夏所辑，而子曾子，且代曾门记其启手足耶？
夫孔子之后，七十弟子各述所闻以为教，枝派繁多。以荀子、韩非子所记，儒家大宗有颜氏之儒，有子思之儒，有孟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仲弓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其他澹台率弟子三百人渡江，田子方、庄周传子贡之学，商瞿传易，公孙龙传坚白，而儒家尚有宓子、景子、世硕、公孙尼子及难墨子之董无心等，皆为孔门之大宗。自颜子为孔子具体，子贡传孔子性与天道，子木传孔子阴阳，子游传孔子大同，子思传孔子中庸，公孙龙传孔子坚白。子张则高才奇伟，《大戴记·卫将军文子篇》孔子以比颜子者，子弓则荀子以比仲尼者。自颜子学说无可考外，今以《庄子》考子贡之学，以《易》说考子木商瞿之学，以礼运考子游之学，以《中庸》考子思之学，以《春秋》考孟子之学，以正名考公孙龙之学，以《荀子》考子弓之学，其精深瑰博，穷极人物，本末大小，精粗无乎不在，何其伟也！
《论语》既辑自曾门，而曾子之学专主守约。观其临没郑重言君子之道，而乃仅在颜色、容貌、辞气之粗；乃启手足之时，亦不过战兢于守身免毁之戒。所辑曾子之言凡十八章，皆约身笃谨之言，与《戴记》曾子十篇相符合。宋叶水心以曾子未尝闻孔子之大道，殆非过也。曾子之学术如此，则其门弟子之宗旨意识可推矣。故于子张学派攻之不遣，其为一家之学说，而非孔门之全，亦可识矣。夫以孔子之道之大，孔门高弟之学术之深博如此，曾门弟子之宗旨学识狭隘如彼，而乃操采择辑纂之权，是犹使僬侥量龙伯之体，令鄙人数朝庙之器也。其必谬陋粗略，不得其精尽，而遗漏其千万，不待言矣！假颜子、子贡、子木、子张、子思辑之，吾知其博大精深必不止是也。又，假仲弓、子游、子夏辑之，吾知其微言大义之亦不止此也。佛典有迦叶、阿难之多闻总持，故精傲尽显，而佛学大光。然龙树以前只传小乘，而大乘犹隐。盖朝夕雅言，率为中人以下而发，可人人语之，故易传焉。若性与天道，非常异义，则非其人不语，故其难传，则诸教一也。曾学既为当时大宗，《论语》只为曾门后学辑纂，但传守约之绪言，少掩圣仁之大道，而孔救未宏矣。故夫《论语》之学实曾学也，不足以尽孔子之学也。盖当其时，六经之口说犹传，《论语》不过附传记之末，不足大彰孔道也。然而孔门之圣师若弟之言论行事，藉以考其大略。司马迁撰述《仲尼弟子列传》，其所据引不能外《论语》。凡人道所以修身待人、天下国家之义，择精语详，他传记无能比焉。
其流传，自西汉，天下世讽之甚久远，多孔子雅言，为六经附庸，亦相辅助焉。不幸而刘歆篡圣，作伪经以夺真经，公、穀《春秋》，焦、京《易》既亡，而今学遂尽，诸家遂掩灭，太平、大同、阴阳之说皆没于是，孔子之大道扫地尽矣。宋贤复出求道，推求遗经，而大义微言无所得，仅获《论语》为孔子言行所在，遂以为孔学之全，乃大发明之，翼以《大学》、《中庸》、《孟子》，号为四子书，拔在六经之上，立于学官，日以试士。盖千年来，自学子束发诵读，至于天下推施奉行，皆奉《论语》为孔教大宗正统，以代六经，而曾子守约之儒学，于是极盛矣。
圣道不泯，天既诱予小子发明《易》《春秋》阴阳、灵魂、太平、大同之说，而《论语》本出今学，实多微言，所发大同神明之道，行极精奥者。又，于孔子行事甚详，想见肫肫之大仁，于人道之则，学道之门，中正无邪，甚周甚备，可为世世之法。自六经微绝，微而显，典而则，无有比者；于大道式微之后，得此遗书别择而发明之，亦足为宗守焉。其或语上语下，因人施教，有所为言之，故问孝问仁，人人异告，深知其意而勿泥其词，是在好学深思者矣。
曾子垂教于鲁，其传当以鲁为宗。凡二十篇。汉时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及子玄成、鲁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将军萧望之并传之，各自名家。《齐论》者，齐人所传，多《问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异于《鲁论》。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琅琊王卿、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并传之，惟王吉名家。《汉艺文志》有《鲁传》二十篇传十九篇，《鲁夏侯说》二十一篇，《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鲁五骏侯说》二十一篇，《齐说》二十九篇，说《论语》者止此而已。安昌侯张禹受《鲁论》于夏侯建，又从庸生、王吉受《齐论》，择善而从以教成帝，最后行于汉世。然鲁、齐之乱，自张禹始矣。刘歆伪古文《论语》托称出孔子壁中，又为传托之孔安国，而马融传而注之，云多有两《子张篇》，分“尧曰”以下“子张问政”为《从政篇》，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同。桓谭《新论》谓文异者四百余字，然则篇次文字多异，其伪托窜乱当不止此矣。自郑玄以鲁、齐《论》与古《论》合而为书，择其善者而从之，则真伪混淆，至今已不可复识。于是曾门之真书亦为刘歆之伪学所乱，而孔子之道益杂羼矣。晋何晏并采九家，古今杂沓，益无取焉。有宋朱子，后千载而发明之，其为意至精勤，其诵于学官至久远，盖千年以来，实为曾、朱二圣之范围焉。惜口说既去，无所凭藉，上蔽于守约之曾学，下蔽于杂伪之刘说，于大同神明仁命之微义，皆未有发焉。
昔尝为注经，戊戌之难而微矣。避地多暇，不揣愚昧，谬复修之。僻陋在夷，无从博征，以包、周为今学，多采录之以存其旧，朱子循文衍说，无须改作者。亦复录之。郑玄本有今学，其合者亦多节取，后儒雅正精确者，亦皆采焉。其经文以《鲁论》为正，其引证以今学为主，正伪古之谬，发大同之渐。其诸本文字不同，折衷于石经，其众石经不同者，依漠无则从唐，或从多数。虽不敢谓尽得其真，然于孔学之大，人道之切，亦庶有小补云尔。
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即光绪二十八年癸卯，春三月十七日，康有为序于哲孟雄国之大吉岭大吉山馆。
康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