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艺术的创作和批评和教育
艺术可以从许多观点去看，我是从哲学上的观点来看。
中国传统上常常用的有两个字，一个是“道”字，一个是“技”字。“道”就是哲学的意思，“技”就是艺术的意思。《庄子·养生主》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庖丁解牛”）技到了极点是可以成为道的。中国古代批评艺术常说“技进于道”的话，这话似乎是迂腐的，可是，艺术登峰造极，的确可进入哲学的境界。
哲学上有两个常用的名词：一是“共相”，一是“个体”。共相是理想的，个体是现实的；共相是完全的，个体是不完全的；共相是不可感的，个体是可感的。譬如，圆就是共相，圆就是圆，不是别的。我们可以说一个表是圆的，但是我们不能说表就是圆，表那种圆总归是有缺点的。一个圆的表是可以感得到的，而圆不然。个体确确实实指定一件现实的东西，共相却是抽象的。每一个体底“性”甚多，好像一只马有颜色、性别、大小等等的性。我们对于个体底某一个性甚难注意，可艺术则能特别表现某一个性，而将其他各性忽略甚至隐没，这样可以使鉴赏的人心里生出一种与境相印的“情”，同时叫人看出某一个性之所以为某一个性（好像圆之所以为圆），就是所谓一种共相，一种理想。至于讽刺画仅仅将某一个特点过分夸张，那只可以说是一种个体艺术。进于道的艺术能特别表现性，使人感觉到共相的存在。赵子昂画马，并非表现个别的凡马，而是表现一种完全的理想的马性。杜甫评曹霸画马说：“一洗万古凡马空”（《丹青引》），也就是这个意思。马画得好的不是哪一匹马画得好，而是马性画成功了。
艺术作品的主要目的，艺术之所以有价值，就在表现共相，而那共相不一定是被一般人所注意的。我们中国古代文人喜欢画竹画梅，那并不是为梅竹写像，而是借梅竹表示孤傲和幽独，不过寓意于画的性质。
我们常说艺术作品必须有情境。境和情都有两种：一种境是艺术品所要表现的性，一种境是离开作品的性，那本身又使人感觉到一种性。根据这两种性各生出一种情。杜甫有“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诗句，这诗先说出一种境，引起壮美之情。这诗声调雄壮，又使人感觉到一种性，于是又生出一种情。有价值的艺术品都是这样的。中国诗评评诗本身，评魏武帝曰“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评曹子建曰“三沙年少，风流自赏”，就指的是艺术的风格。
艺术作品永远是内容与形式两重的，但离内容而单凭形式也可以感人。我们中国特有的书法只讲形式不计内容，王羲之书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颜真卿书如“项羽按剑，樊哙排突”。总之，一件高贵的艺术作品必须使人感到情境（非个体的），那就是一种共相（理想的）。
所以批评艺术就看作品是否能使人感到情境。
艺术作品是感人的。古语“乐能感人”，其实乐以外的艺术品无不具有感人性。问题是在“什么人感情境”。王羲之书有人感到“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但有人则认为只是乱画鸦涂。这两者究竟谁是谁非？在古代是以少数人为是，所谓“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但金圣叹批好文学作品的评语往往说“将各人心中想说而不能说出者写出”，用现在的眼光看来，就是以大多数人为标准。其实“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解释得对。还是应该说某一个作品与当时风行相左，因此不被人发觉。然而时过境迁，等到成见破除，总有一天和者不寡。假如一个作品无论何时何地总不为人所了解，那么它底价值也可想而知了。不仅艺术品如此，人生其他各方面亦然。所谓“天下后世，自有公论”，大艺术家当时不能被人了解，以后总有一个高贵的评价。
艺术在教育上也是大有功用的。因为艺术品既然能使人感起情境，要使某人引起某种情，那只要让某人接触某类作品好了。中国古时所谓“乐可化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这些话实在是正确的。譬如《毛毛雨》使人听了靡靡欲醉，真是一种亡国之音，听《义勇军进行曲》心中好像热血奔腾，一番雄壮的气魄，这是很浅显的道理。荀子《乐论》所谓“入所以揖让也，出所以征诛也，揖让征诛，其义一也”。一般讲道理的，只能使人知而不见诸行，如果给看画听歌，那恐怕一定情可发于心而表诸行。所以艺术在教育上的效果是直接的，有力的。
（凌绍龚 记）
原载1939年7月5日、16日昆明《中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