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孙道升合作
欲知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须先知中国哲学史一辞之歧义。中国哲学史一辞有二义：一是指中国历代哲人从事创造哲学之全部活动之自身，一是指哲学史家对于中国历代哲人从事创造哲学之全部活动之纪述。此二义差别甚大：前者是客观的，后者是主观的；前者是不成文的，后者是成文的；前者是实际的事情，后者是语文的表达；前者无是非，后者有是非；前者是后者之对象，后者是前者之写照；前者之例，如所谓“哲学在中国历代实际发展之事迹”，后者之例，如胡适之先生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若欲用二名表此二义，则中国历代哲人从事创造哲学之全部活动之自身，可名为客观的不成文的中国哲学史；哲学史家对于中国历代哲人从事创造哲学之全部活动之纪述，可名为主观的成文的中国哲学史（即写的中国哲学史）。
主观的成文的中国哲学史，实说不上研究；客观的不成文的中国哲学史，才说得上研究。据此，可见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一问题，不是问的怎样研究主观的成文的中国哲学史，而是问的怎样研究客观的不成文的中国哲学史；亦即不是问的怎样研究哲学史家对于中国历代哲人从事创造哲学之全部活动之纪述，而是问的怎样研究中国历代哲人从事创造哲学之全部活动之自身。
“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一问题，既只是问的“怎样研究中国历代哲人从事创造哲学之全部活动之自身”，既只是问的“怎样研究客观的不成文的中国哲学史”，则就可知研究“中国历代哲人从事创造哲学之全部活动之自身”，或“客观的不成文的中国哲学史”之方法，便是研究中国哲学史之方法。这种方法，就其荦荦大者而言，则共可区别为六种：
1．钻研西洋哲学；
2．搜集哲学史料；
3．详密规划迹团；
4．探索时代背景；
5．审查哲人身世；
6．评述哲人哲学。
这六种方法便是研究中国哲学史之方法。以下我们便依次诠解这六种研究中国哲学史之方法。
一、钻研西洋哲学
中国哲学，没有形式上的系统，若不研究西洋哲学，则我们整理中国哲学，便无所取法；中国过去没有成文的哲学史，若不研究西洋哲学史（写的西洋哲学史），则我们著述中国哲学史，便无所矜式。据此，可见西洋哲学史之形式上的系统，实是整理中国哲学之模范。打算把中国哲学整理出一个形式上的系统，就得首先钻研一些西洋哲学。研究西洋哲学，可分四方面：第一，须精读一部系统整饬而内容完备的形式逻辑；第二，须精读一部系统整饬而内容完备的哲学概论；第三，须精读三部系统整饬而内容完备的哲学专论：一形上学，二人生论，三认识论；第四，须精读一部系统整饬而内容完备的西洋哲学史。其中理由，则为篇幅所限，不能涉及。
二、搜集哲学史料
哲学史料是组成哲学史之细胞，没有这种细胞，当然也就不会有由这种细胞所组成的哲学史。所以研究中国哲学史，除应首先研究西洋哲学外，就应首先搜集有关于中国哲学史之各种史料。有关于中国哲学史之史料，共有三种：一是原料，二是副料，三是旁料。兹请分别释之。
第一，原料。中国哲学史之原料，即中国历代哲人自己之著作；如朱子的语录、周子的《通书》、邵尧夫的《观物篇》、释宗密的《原人论》、智顗的《摩诃止观》、董子的《春秋繁露》等等都是。搜集这类哲学史料，得经四层手续。第一层手续是全部浏览，将中国历代凡带有哲学气味的著作，不分好歹，一律加以涉猎。第二层手续是严格遴选，遴选的标准是“具有哲学内容、中心观念、与特殊见解，而并出之以理智的辩论”，合则取之，否则弃之。第三层手续是考辨真伪，“古今伪书甚多，若不细加甄别，则必滥引失真”。如《易·系辞传》，旧说孔子作而实非孔子作。《大乘止观法门》，旧题慧思作而实非慧思作。若不详加考辨而一仍旧贯，则便有紊乱进化系统、颠倒事实是非之危险。辨伪法前人论之已详，这里没有多讨论的必要。第四层手续是整理会通。整理会通有两方面，一是文字上的校勘注释，一是思想上的提纲挈领。关于校勘等法，这里也因篇幅限制，不能多讲。
第二，副料。中国哲学史之副料，即别人所作有关于中国历代哲人与其哲学之著作，如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全祖望的《宋元学案》、孙奇逢的《理学宗传》、《韩非子·显学篇》、《庄子·天下篇》、班固《汉书·艺文志》等都是。这种史料有补助原料不足之功用；如果一哲人的原著散佚，便可引用此类哲学史料，补其缺憾，所以研究中国哲学史，也应搜集这种哲学史料。从副料中搜集原料的工作，便是所谓“钩沈”或“辑佚”。
第三，旁料。旁料一辞，是我所杜撰的；因其异于原料、副料等正面哲学史料，故取旁征博引之义，名之曰旁料。中国哲学史的旁料，即中国历代的正史和野史，如廿五史、《世说新语》和近人所作的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经济史等等都是。在这些“史”中，我们可以见哲人的时代背景，及哲人的品性身世。哲人的哲学，是哲人的品性之表演，是哲人的时代背景之反映。不深知哲人的品性，则不能深知哲人的哲学；不深知哲人的时代背景，也不能深知哲人的哲学。欲深知哲人的哲学，就得深知哲人的品性与背景；欲深知哲人的品性与背景，就得多读正史与野史。所以我们以为中国的正史与野史，是中国哲学史之旁料；所以我以为研究中国哲学史，也应当首先搜集这种哲学史料。
三、详密规划迹团
“迹团”一辞，系酌采自梁任公先生，乃“事迹集团”之简称，将欲用以表示整个的“哲学在中国实际发展之事迹”中之一小段事迹。中国哲学事迹，绵延二千数百余年，历久不替；若不把它区划为许多比较小的迹团，则我们研究时，便要感觉到许多“无从着手”之困难。梁任公说的好：“史迹本为不可分的，不可断的；但有时非分之断之，则研究无所得施；故当如治天体学者画出某躔度某星座，如治地理学者画出某高原某平原某流域，凡以为研究之方便而已。”吾们研究中国哲学史，亦如此。所以我以为详密规划中国哲学发展之事迹的“迹团”，乃是研究中国哲学史之初步入门的方法。划分中国哲学发展之事迹的“迹团”，其方法有三：一分期，二别派，三明域。下分三层叙述。
甲，分期。分期是“规划哲学发展之事迹的迹团”之一种方法，亦即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种方法。适当的分期，不但能便于研究，而且能显示出哲学的进化之系统，发展之阶段，与演变之方法。分期的标准是“哲学思潮起伏的段落”或“历史的类型”。根据这种标准，我们可以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上古的子学与中古的经学两个时期；我们可以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上古哲学、中古哲学与近世哲学三个时期；我们也可以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上古的纯中国哲学、中古的印度化哲学、近古的中印合的哲学、近世的先秦化哲学，与现代的欧美化哲学五个时期。有时，我们或者还要把这几种分法中的许多大时期，再分为若干小时期。分期不可任意，必须适得其当。
乙，别派。一个时期中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哲学家，一个时期中的许多不同的哲学家，可以分门别户，联合而为几个不同的大派别。研究中国哲学史，若不把各时期中之哲学界所含的各宗各派，指示清楚，区辨出来，则我们对于当时的哲学界之情势，仍必“如入五里雾中”，手足无措。所以我主张研究中国哲学史，次于分期，应当别派。别派的标准是“师承关系与思想类似”。有师承关系者则划归一派，无师承关系者不划归一派；思想类似者则可划归一派，思想不类似者则不可划归一派。前者之例，如朱子与程子、孟子与孔子；后者之例，如惠施与墨子、老子与庄子。别派研究法，亦可称作“宗派的研究法”。这种研究法具有两个好处，在积极方面可得一种铺叙便利的效果，在消极方面可免一切拖泥带水的劣迹。
丙，明域。明域者，确定一哲学发展之事迹的迹团所分布的区域之谓。一哲人的哲学，与一哲人所在之地域有关，一学派的哲学，也与一学派所在之地域有关；如先秦齐国之于阴阳家，鲁卫之于儒家，宋国之于墨家，秦国之于杨朱，楚蔡之于道家等等，都是极好的例。我们研究某时期某宗派的哲学，最好把它在当时分布所及的地域指明，以便探讨它蒙受它所在地之影响。
一个哲学事迹的迹团，必占有一定的空间，必依有一定的时间，更必含有一定的宗派。明域，所以规定“哲学事迹的迹团”所占有之空间；分期，所以规定“哲学事迹的迹团”所依据之时间；别派，所以规定“哲学事迹的迹团”有之宗派。三事尽，则“哲学事迹的迹团”以分；“哲学事迹的迹团”以分，则中国哲学史的进化之迹以明。据此，可见详密规划哲学事迹的迹团，实大有造于中国哲学史之研究；所以我以为它是研究中国哲学史之初步入门的方法。
四、探索时代背景
探索时代背景，是研究哲学史深入一步的方法。时代背景是组成中国哲学史的一个原素，中国哲学史中历代哲人的哲学便是由它反映而出。它的内容非常复杂，撮要言之，则有经济构造、社会组织、政治制度、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等等。一个时代内的这些东西，都能影响于那一个时代内之哲人的哲学。那就是说，一个时代内之哲人的哲学，不独是那时代的经济构造之反映，而且也是那时代的社会组织、政治制度以及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之反映。研究某一时代内之哲学，而不明白那一时代哲学之时代背景，则必不能深刻理解那一时代内的哲学之真精神。所以我以为研究各时代内各宗派中各哲人的哲学，应当先研究他们的时代背景；所以我以为探索时代背景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个方法。探索时代背景，应取材于上文所述的旁料，亦即应取材于中国的正史和野史等典籍。
五、审查哲人身世
哲人的身世是哲人的品性之决定者。一个哲人的哲学，不但是他的时代背景之反映，而且是他的独有品性之表现。以故，单独探索时代背景，尚不足以洞澈哲人的哲学之底蕴，必须兼审哲人身世，才可以洞澈哲人的哲学之底蕴。哲人的身世，约可分为五方面：
甲，哲人所属的阶级。一阶级有一阶级的意识形态，一阶级的意识形态足以支配一阶级的分子之思想言论。哲人所属的阶级不同，则其所发扬出来的哲学必异；所以审查哲人身世，不可不注意哲人所属的阶级。
乙，哲人所隶的家庭。一家庭有一家庭的特殊情形，一家庭的特殊情形足以支配一家庭的分子之意志背向。哲人所隶的家庭不同，则哲人所提供出来的哲学必异；所以审查哲人身世，不可不注意哲人所隶的家庭。
丙，哲人所受的教育。哲人所受的教育，亦能影响于哲人所建立的哲学。哲人所受的教育不同，则其所建立的哲学必异。所谓“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是也。以故审查哲人身世，不可不注意哲人所受的教育。
丁，哲人所值之际遇。人生有否泰，遭际有顺逆。同属一家庭，有出令者有受令者；同属一阶级，有施虐者有受虐者；同属一国家，有统治者有受治者；同生一时代，有得意者有失意者；同为一个人，有幸者有不幸者。遭际不同，品性必异；处顺境者的思想多乐天，处逆境者的思想多厌世；统治者的哲学多严肃，被治者的哲学多愤慨。遭际的顺逆既能这样的影响于哲人的思想言论与意志背向；所以审查哲人的身世，不可不注意哲人所值的际遇。
戊，哲人所禀的气质。世有处逆境而安者，有处逆境而不安者；有处顺境而乐者，有处顺境而不乐者；此无他，个人所禀赋的气质之差异有以使之。生而白痴者，虽加以美好的教育，亦不能化愚昧为聪颖；生而敏慧者，虽锢之陋僻的乡村，亦不能化高迈为愚騃。哲人的气质有软硬，哲人的哲学有刚柔。荀子的哲学所以如此，其个人独有的气质有以使之；孟子的哲学所以如彼，亦其个人独有的气质有以使之。气质不同，有如其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墨子之不能强杨朱之同于己，亦正犹杨朱不能强墨子之同于己也。哲人的气质影响于哲人的哲学既是这样重大，所以审查哲人的身世，不可不注意哲人所禀赋的气质。
哲人的身世是哲人的品性之决定者，不研究哲人的身世，则无法理解哲人的品性；哲人的哲学是哲人的品性之表现，无法理解哲人的品性，当然也就无法理解哲人的哲学。所以为理解哲人的哲学起见，不得不把握哲人的品性；为把握哲人的品性起见，不得不审查哲人的身世。只要能把哲人的身世认明，则哲人的品性自明，哲人的哲学亦明。所以我们以为研究中国历代哲人之身世，也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重要方法。
六、评述哲人之哲学
评论历代哲人之哲学，即是专家研究，亦称述学。述学者，“用科学的方法，存疑的态度，精密的思想，谨严的文笔，把握哲人的哲学之体系、来源、影响和得失，依次予以描写叙述”之谓也。所以述学有四层手续，如以下各条所释。
甲，搜寻哲人的哲学之来源。无论怎样聪明的哲学家，都不能毫无根据，凭空杜撰出一种崭新的哲学。任何一个哲学家的新哲学，都是由他用“接钢法”（aufgehoben）修改他以前的旧哲学而加以新发现得来。譬如庄子，庄子的哲学成于“剽窃儒墨”；譬如智顗，智顗的哲学成于揉合中印；譬如朱熹，朱熹的哲学成于折衷周程张邵、隋唐释道与周秦诸子等等都是。研究一哲人的哲学，最好能把他取于他以前的东西，一一为之指出。能如此，才能把一个哲人的哲学之来龙弄清，才不至误认别人的哲学为此人的哲学。所以我们以为探索哲人的哲学之来源，是述学的第一步工作。
乙，把握哲人的哲学之体系。凡在哲学史上有地位的哲学家，他的哲学，必有新创见解、中心思想与一贯主张。述学的第二步工作，就在把各哲人的新创见解、中心思想与一贯主张，原原本本、实实在在、有条不紊的给他充分表现出来。如果他自己有形式系统，则依他自己本有的形式系统叙述；如果他自己本没有形式系统，则当就他的实质系统中求出他的形式系统叙述。何者为他的形上学？何者为他的人生论？何者为他的认识论？他在他的形上学中提出一些什么问题，他解决他所提出的形上学之问题，用的什么方法？采的什么论证？得出什么结论？他在他的人生论中又提出一些什么问题？他解决他所得出的人生论之问题，又是用的什么方法？采的什么论证？得的什么结论？诸如此类，必须一一描写的恰到好处，方算尽了述学之能事。
丙，指出哲人的哲学之影响。哲人的哲学，有来龙必有去脉。哲人的哲学之影响，即是哲人的哲学之去脉。哲人的哲学，只要有新创见解、中心思想与一贯主张，一经提出，必然的要发生很大的影响；例如杨朱为我主义，在先秦的哲学界，虽只昙花一现，但其影响则传播无穷。孟子的不动心，受有他的影响；道家的疑天与非贤，也受有他的影响；荀子的戡天与性恶，更受有他的影响；他如法家的刻薄寡恩、杂家的贵己外物等尤其都受有他的影响。述学而不把哲人的哲学之影响找出，则必无法理解该哲人身后的哲学界之哲学，则必无法理解整个的中国哲学史之进化系统。所以评述哲人的哲学，必须指明哲人的哲学之影响。指明哲人的哲学之影响，约有三方面可说：一是他对于他以后的哲学界之影响，二是他对于他同时的哲学界之影响，三是他对于他同时与他以后的政治社会风俗习惯等之影响。三事兼顾，然后明示哲人哲学的影响的能事毕；否则顾此失彼，挂一漏万，未有不贻人以口实者也。
丁，评判哲人的哲学之得失。述学的最后一步工作，是批判哲人的哲学之得失。批判哲人的哲学之得失，有两种方法：一是在他自己的系统内批判他自己的得失，其标准是该哲学所采的论证，是否矛盾？有无谬误？能否说通？能说通则有价值，不能说通则无价值；一是在他自己的系统外批评他自己的得失，其标准是该哲学所得的结论，是否契合于他所解释的客观事实，契合则有价值，不契合则无价值。我们批判古人的哲学，不能以现代的哲学作标准，也不能以别人的哲学作标准，而只能以逻辑规律与客观事实作标准。用逻辑规律与客观事实作标准去批判哲人的哲学，得参照“校对法”。用校对法攻读中国历代哲人的哲学，往往能发现他的失真与违实。
有人说哲学史有三个目的：一明变，二求因，三评判，我们则以为只有这样的评述哲人的哲学，才能达到这种目的；又有人说研究哲学史能收“训练心灵的抽象思考，帮助自己的哲学完成”之效果，我们也以为只有这样的评述哲人的哲学，才能够收获这种效果。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以为评述哲人的哲学，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首要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六种方法，略如以上所述；“不敢云备，思过半矣。”研究中国哲学史者，只要能逞其想象力，运用此六种方法，便能将许多段片零碎而不相连属的哲学史料，揉合排比，洗练净化，而组成一种所谓主观的成文的中国哲学史。哲学史家只要能这样的研究中国哲学史，则其所得，“虽不中，不远矣”。总括起来，本文的结论有四：
一、中国哲学史一辞有二义：一是指的中国历代哲人从事创造哲学之全部活动之自身；一是指的哲学史家对于中国历代哲人从事创造哲学之全部活动之纪述。此二义，前者名曰客观的不成文的中国哲学史，后者名曰主观的成文的中国哲学史。
二、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一问题，是问的怎样研究客观的不成文的中国哲学史，不是问的怎样研究主观的成文的中国哲学史。
三、研究客观的不成文的中国哲学史之方法有六：一钻研西洋哲学，二多方搜集史料，三详密规划迹团，四探索时代背景，五审查哲人身世，六评述哲人哲学。
四、因为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只是问的怎样研究客观的不成文的中国哲学史，所以研究客观的不成文的中国哲学史之六种方法，亦即是研究中国哲学史之六种方法；而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一问题，便因以得到了具体的答案。
原载《出版周刊》二三三期、二三四期，1937年5月15日、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