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训》出版以后，承梁实秋先生及似彭先生先后在本刊（第十八期）与《新经济》（第五卷第三期）中介绍。他们二位对于此书都极称许，这是作者所应向他们道谢底。
似彭先生“提出三点，来与作者商榷”。第一点，似彭先生说：“忠恕之道在有底时候，有底地方，一定可行，但恐不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可以行底。譬如下棋，便不是可以行忠恕之道的时候。如果在下棋的时候，也要实行忠恕之道，那么，只有把我的车送给你的炮打，我的将军送给你的马吃。”似彭先生举这个例的时候，大概忘记棋盘中间往往有八个大字：“黄河为界，两国交兵”。下棋是一种游戏底战争。就其是战争说，这一个交战团体与那一个交战团体当然用不着讲忠恕之道。说忠恕之道，在任何地方都可行，此任何地方，当然不包括战场。但就下棋是游戏说，则一方因怕对方生气而不“逼人太甚”，甚或佯输一两盘，也是常有底事。
似彭先生又说：“下棋也许是小道。但在比较严肃底情况下，我们的先哲还有‘当仁不让’、‘见义勇为’等教训。所谓‘不让’与‘勇为’，与忠恕之道，是有冲突底。根据‘己之所欲亦施于人’的原则，我们只有‘当仁而让’，才可满足别人‘当仁不让’的欲望。但是‘当仁而让’决不能成为行为的标准。”似彭先生似乎以为，凡是行忠恕之道者，都要遇事退后。其实，行忠恕之道者，并不是如此。见义勇为就是勇于行道德。勇于行道德，怎么会与忠恕之道冲突呢？我有一种道德行为，并不妨碍别人也有同样底道德行为。不但不妨碍而已，如别人亦有此种道德行为，他还与我志同道合，相得益彰。根据“己之所欲亦施于人”的原则，我勇于行道德，我亦希望别人勇于行道德。但道德底事，并不是如一碗菜，一块肉，我先吃了，别人即不能吃。道德底事是大家都可以行，而且都应该行底。况且勇于行道德，亦包括勇于行忠恕之道。勇于行忠恕之道，决不会与忠恕之道相冲突。“当仁不让”是说：于行道德的时候，人不可互相观望推诿。“当仁不让”的原文是“当仁不让于师”。为甚么不说不让于父，不让于君，而只说不让于师呢？因为一个人的师是他的表率。人常有一种想法，以为他的师所不能作者，他自己似乎亦可以不作。学校的学生，如有甚么不妥底行为，而受别人批评时，他们常说：教授们亦是如此。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即是说：即令你的教授作了些某种不道德底事，你还是不应作那种不道德底事。即令你的教授不作某种道德底事，你还应该作那种道德底事。原文之意如此。离开原文之意，专就“当仁不让”四字说，行道德底事有甚么可让呢？道德底事是大家都可以作而且都应该作底，并不是一个人作了，别人即不能作，何必要让？让固然亦是一种道德行为，如果大家于让不让，即是争着要让。不争亦是一种道德行为，如大家于不争不让，即是争着不争。争着要让就是让。争着不争就是不争。争着行忠恕之道，就是行忠恕之道。
似彭先生又说：“最近美国报载马丁飞机公司在三个月内赚了五百万元，于是工人起来要求分红。在这种情形之下，马丁是应当行忠恕之道底。而要求分红底工人，应当继续地要求下去，大可不必牺牲自己，而为别人的便利。”要求分红底工人，应该继续要求下去，因为工人不应该设想“假如我是资本家，我也要剥削别人”。因为剥削别人，是不道德底事，工人不应该如此设想。类此底情形，《新世训》（页四九）中已有讨论。
第二点，似彭先生说：“作者在《为无为》一篇里，提倡一种无所为而为底态度。一个人作事，可以只问应该作不应该作。应该作即作，不应该作即不作，不必计较他自己是将因作此事或不作此事而得利或受害，此即是无所为而为。”似彭先生亦赞同，人应有此种态度。但又说：“一个人作事，不但要问某事应该作或不应该作，还应追问某事为甚么应该作，或不应该作。这一问就要问到某事作了之后，或不作之后，要发生甚么结果。我们即不必计较自己因作此事或不作此事而得利或受害，却应计较作了此事或不作此事，对于社会底影响是好或是坏”。此说是不错底。我于《新世训》（页七五——七六）中已说过。不过似彭先生心目中，还似以为利与义是不相容底。其实所谓义的行为，就是于社会有利底行为。所谓不问利害者，只是不问对于行为者自己底利害，不是不问其对于社会底利害。一般人对于此点，多不清楚，以为儒家只讲义，不讲利，必亦不赞同为社会兴利，而要叫社会中底人都“以箪食，以瓢饮，居陋巷”。这是完全错误底。此点我于《新世训》（页七七）中已有讨论。于近作《新原人》（尚未发表）中，更有详细讨论。
第三点，似彭先生以为《新世训》对于齐家的道理讲得不很充分。对于齐家的道理，《新世训》中所讲甚少。因为我以为现在底社会，是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不是以家为本位底社会。“新世训”照旧日底习惯，应该称为“家训”。我所以不称之为“家训”而称之为“世训”者，其理由即在于此。此点看了我的《新事论》中《说家国》及《原忠孝》二篇，即可明了。
实秋先生提出两点。第一点，实秋先生说：“第五篇开端引的例子不甚妥当。因为这样写法，容易令人误会，以为关于一件事，中国人和美国人，有两种生活方法。”此点甚是。有机会时，我甚愿将第五篇开端加以修正。第二点，实秋先生说：“所谓‘抗志希古’，以古人作品为衡量，为标准，则正像是阿诺德所谓‘试金石学说’，是早已为人所诟病底一种方法。”我于《新世训》提到“抗志希古”，意思只在说明“凡作事均须以较高底标准为标准”，不可如有些人，只要有一两篇文章经时人称许，便自以为满足。若真讲艺术论，则我并不如此说。我于《新理学》论艺术章中说：“历史中大诗人依照本然样子（诗的理）作诗，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常人又依照大诗人之诗作诗，则只可算是‘取法乎中，仅得其下’。”
原载《星期评论（重庆）》第三十五期，1941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