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不好与人打笔墨官司。因为打这官司的结果往往是“后息者胜”，而双方亦易流于意气之争。不过读了陈序经先生对于我的《新事论》底批评，（见陈先生的《抗战时期的西化问题》，《今日评论》五卷三期）我觉得特别冤枉，似乎有说几句话的必要。
陈先生批评我用底方法是：先把我的见解，作一叙述，然后而批评之，说他是矛盾。不过陈先生所叙述底我的见解实在并不是我的见解，只是陈先生以为是我的见解。他叫我替人受过，这是我所以觉得特别冤枉底。按一方面说，陈先生所批评底，既然不是我的见解，而只是他以为我的见解，我本可不负责任。但按又一方面说，《新事论》的初印本，既已绝版，而商务印书馆的印书又不易到内地，读陈先生的文者或不能与《新事论》对看。我所以觉得有说几句的必要。
陈先生说：“（《新事论》）第一篇是《别共殊》。照冯先生的意见，文化可以分为共同与特殊两方面。所谓共同的文化，或冯先生所谓类型的文化，是人类共需的文化。所谓特殊的文化，就是每个民族的特殊的文化。前者可以改变，而后者不可以改变。这种区别，差不多在三十年前韦柏在其《社会学的文化观》一文里，已经解释。后来马其维在其《社会》一书，又加以说明。照韦柏与马其维的意见，我们可以区别文明与文化。……”陈先生断定我的见解就是（或“近于”）韦柏与马其维的意见。所以下文叙述他们二位的意见，以为就是叙述我的意见；批评他们二位的意见，以为就是批评我的意见。其实我的见解与他们二位的意见，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我所说共与殊的不同，是类与个体的不同，共与殊关系，是类与其份子的关系。陈先生文里，也引了《新事论》一段，其中明明是就类说，何曾与韦马二位的见解，有丝毫关系？陈先生在这一点所作底批评，大意是，我所谓共殊的区别，就是（或近于）韦柏二位所说，文明与文化的区别。“那么他一方面主张共殊的区别，一方面又有意或无意反对共殊的区别，这是一个矛盾了。”我现在已经说明，我的见解与韦马二位的见解既不相同，又不“近于”。则陈先生的误会，似可以冰释。陈先生说：“冯先生所说的共殊，究竟是不是近于体和用或精神和物质的区别，冯先生自己没有明白说出来。”这何必说呢？因为我所谓共殊，与这些区别，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陈先生又问：“那么他所谓共同底文化，究竟是什么，所谓特殊的文化，究竟又是什么，在他的著作里，他并没有明显的列举出来。”我的回答是：《新事论·别共殊》一万多字，就是讲这些。若一万多字还不能讲明显，我没有法子讲得更明显。
陈先生又说：“冯先生在《赞中华》一篇里又好象以为道德是中国文化的特殊文化。”这又是陈先生以为是如此。我的意思是：照中国人的历史底传统，中国人特别崇尚道德。这与说“道德是中国文化的特殊文化”完全不同。崇尚道德底人所崇尚者，可以是固有底道德，亦可以不是固有底道德。陈先生说：“智识发展，技术进步，工业发达，则社会组织的本身也要起了变化。所谓组织社会的道德，也不能不受了影响。”这话正是我在《说家国》、《原忠孝》二篇里所说底。我说我们要保存我们的崇尚道德的传统，并不是说，我们要保存固有底道德。你可以说，崇尚道德的传统，其本身就是固有道德。这是可以说底。不过说保存崇尚道德的传统，与说保存固有底道德，还是不同。说保存固有道德，则不能废除固有道德，而说保存崇尚道德的传统，则可以废除固有的道德。因为崇尚道德，所崇尚者可以不是固有道德，即是新道德。
陈先生又说：“冯先生好像以为道德是不变的，所以他说：在基本道德一方面，是无所谓近代化或不近代化的……然而同时他又说：忠孝可以说是旧道德……这又不是自相矛盾吗？我并非没有注意到冯先生所谓基本道德的基本两字，这就是说以前人讲忠孝，现在人也讲忠孝，所以在基本上仍然存在。”这又是陈先生以为是如此。我所谓基本道德者，是任何种类底社会所都必需有底道德，例如仁、义、智、信等，这是不变底。至于只为某一种类的社会所需有底道德，则不是基本道德，是可变底，例如忠孝等。现在我们虽亦说忠孝，但与以前人所说底忠孝，意义不同。这正是我在《原忠孝》一篇里所特别说明底。
陈先生又说：“冯先生以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必定有其特殊之处。而这种特殊之处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在这一点，陈先生没有很误会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大致是如此。陈先生接着问：“着马褂与穿胡服的既不失为中国人，难道戴洋帽穿洋服的，就不是中国人吗？信了孔孟，信了佛教固是中国人，信了耶稣的，难道就不是中国人吗？”我的回答是：他们仍是中国人，其所以仍是中国人就是因为他们的改变不是“全盘”的缘故。若一个人“全盘”改变了，他只能穿洋服戴洋帽，不能穿戴中国一般人所穿戴的衣帽。他只知有耶稣，不知有孔孟，只知有拿破仑华盛顿，不知有汉祖唐宗，只知有莎士比亚米尔顿，不知有李白杜甫。如此等等，一直不知不能下去，则其人虽是人种学上的中国人，我们仍不能说他是文化上的中国人。
陈先生又说：“我翻阅冯先生的《新事论》，觉得有许多处……犯了矛盾的病。”照以上所说底，我真疑心陈先生对于《新事论》，只是“翻阅”。如其不然，何以他把与我的见解毫不相干底见解，作为我的见解，同时又把我书中千言万语所要证明的见解，作为不是我的见解？陈先生如以《新事论》为有值得批评底价值，我希望他对于此书，不止于“翻阅”。如此则他所觉得底矛盾的病，或可减少，亦未可知。
陈先生的结论是：“我个人以为他们的最大的缺点是一方面既忽视了中国西化的事实，一方面又没提出一个具体的办法。”我的《新事论》明明大书特书地提出“工业化”的具体办法，其错误与否姑不论，但不能说是没有提办法。若说这办法并不具体，则比所谓西化，又似乎具体一点。所谓西化的事实，若是指的修铁路办工场等，这些我并没有忽视，而且正是我的《新事论》所竭力提倡底，不过我不称之为西化，而称之为工业化。这并不是名词之争，我在《新事论》中已经说明。若说西化的事实，是基督教的传入之类，这真是西化，不过这些是有也可，无也可，我们也无须提倡他，也无须消灭他。信不信是个人的自由，与抗战建国，并没有什么关系。
陈先生说：“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并不主张被动的西化，奴隶的模仿，而是主张自觉的吸收，采用融化与创造的精神。”“其实主张这些精神的人，已是有了西化的精神。”前一句话，我很佩服，后一句话，我非常反对。中国人虽穿了些胡服，拉了胡琴，吃了胡椒，坐了胡床，但没有废耕织而事牧畜，没有废宫室而住帐棚，这不能说是没有采择。宋儒的道学受佛学的影响而成新系统，这不能说不是融化与创造。在这些时候，现在的西洋人的祖先，大部分还在树林中生活。陈先生对于西洋文化，既主张批评，则亦必以其中有是底有非底。既主张采用，则亦必以其中有可采者有不可采者。我们诚恳地希望陈先生把这地方指出来，以为国人的响道，则不必要底争论，也可以免除许多了。
原载《今日评论》第5卷第6期，1941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