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在立达中学向各中学学生讲演
人在一生中所作的事情，要想成功，靠几种什么因素？我想，人生事业的成功，一定要靠三种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天资。人的天资可以有高有低。天资高的人，我们说他聪明，聪明人作事容易成功；天资低的人，我们说他愚笨，愚笨的人作事不易成功。这种天资亦即心理学家所谓的“智力”，我们给他取个名字叫做“才”。事业能不能成功，“才”要占一个因素。第二种因素是各人的努力。一个人虽有很高的天资，但他自己不肯努力，也就把本有才辜负了。在历史上看来，凡是成大功立大业的人，不止他的天资本来高，而且他是实干硬干下了一番最大的功夫，才达成功的境地。这种因素，我们称他为“力”，也是人生成功所不可缺少的。第三个因素是机会。这个人很有天才，很能努力，可是一生没有遇着好机会，那么在他的成功方面，也要大受影响。比如这个学生的天才高，又能刻苦向学，才与力的因素是具备了，偏偏没有机会给他求学，便也不能有所成就了。这种因素，我们称他为“命”。这个命不是算命先生讲的人一生下地来就被安排好了的命，而是如孔孟所讲的“命”。也是人生成功不可少的因素。
这样说来，人生要想有所成就，必须“才”“力”“命”三种因素配合起来，始能达到目的。现在我们再要说的，三种因素之中，究竟哪一种比较重要呢？那末，就要看你在哪一方面去求成功。是学问方面呢？事业方面呢？抑或是道德方面？因其所求不同，所需要的重要因素也就各异。大概说来，人生所能有的成就，约分三种，一个大哲学家、文学家或科学家，他们在学术上有所创作，有所发明，这是学问方面的成功。一个大政治家、工业家、实业家，立下一些福利民生的功绩，这是事业方面的成功。一般先圣先贤，他的言行足为万世师表，使后代的人得到一种作人的标准，这是道德方面的成功。以上是人生可能有的三方面的成功，亦即旧时谓人生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道德有成就，即立德方面的不朽；事业有成就，即立功方面的不朽；学问有成就，即立言方面的不朽。究竟哪一种因素在哪一种成功方面占最重要的地位呢？我可以告诉诸位，如果你要在学问方面求成功，则靠“才”的成份多；在事业方面求成功，则靠机会靠命运的成份多；在道德方面求成功，则靠努力的成份多。
为什么学问方面求成功靠“才”的成份多呢？因为求学是靠自己去学习，去思考，去研究，不是靠多数人凑合起来作的。自己的天资愚笨，别人没法子帮忙你，定要自己天资高，学问才有成功的希望。过去一些大学问家，大发明家，莫不由于他的天资比常人颖异——也许他对某种学问天才低，但他对自己所学这门学问，天资一定很高。在此一方面愚笨，另一方面聪明的人，是常有的，所以他们能够成功。总之，一个愚笨的人，即使能够努力，在学问方面的成就，仍是有限的。所以谈到学问，总是靠“才”的成份多。
为什么事业方面求成功，靠“命”的成份多呢？刚才说学问是自己一个人可以去学习的。事业则需要多少人的合作，甚至于往往要同别人竞争，竞争胜了，才算成功，反之就是失败。与求学问只凭天才，凭自己坐在书房坐在研究室努力就有把握不同，事业的成功，要靠组织，不是个人力量可以完全作到。好像一种游戏，要许多人一起才可以玩。譬如打球或下棋，我们要打球，必须许多人来合作，必须有个对手，我们要下棋，也要再有一个人作对手。既有了合作的人，又有了对手，同时还要争得胜利，才算成功。这个问题就复杂多了，我们的事业，是否得到同志？合作的人是否本领高强，这个我们不敢决定；在事业方面同我们竞争的对手，本事是否比我们强？也不敢一定。正如打球下棋的情形一样，我打球与下棋的本领，无论如何高强，不敢说一定要赢，因为也许对方比我的本领更高更强，我没有法子赢；我打球与下棋的本领，无论如何低，也不敢说一定要输，也许对手方本领比我更不行，我却赢了。我只有努力把我自己的球或棋练好，至于对手方的本领强，我们是输是赢，那要看机会，看运气，我们没有把握决定。经营一种事业，亦复如此；自己只能做到努力的地步，所谓“尽人事”的地步，至于同我们竞争的人是否会失败？不得而知，这就要靠机会了，所以“命”这个因素占的成份居多。
为什么道德方面的成功，靠“力”的成份多呢？因为为圣为贤，靠自己努力修养，不受才的限制，也不受命的限制。要明白这个道理，先要知道什么是道德方面有所成就。换言之，要道德方面有所成就，应该作些什么事？也许有人以为要在道德方面求成功，必须做下一些特别的事情，这种见解是不大对的。在道德方面有所成就只要作到古人所谓尽伦尽职这个标准就行了。所谓“伦”，就是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这个人同那个人的关系，不一定限于从前人所说的五伦，也不一定限定五种。总之，人在社会上必有一种关系，这个关系就是伦。所处的伦是哪种，就在哪种伦的地位上处得合理，算是尽伦。所谓尽职，就是每一种地位，都有他应作的事情。这个人是公务员，他就尽心竭力将公务员应作的事作了，他就算尽职。这个话说出来，诸位也许觉得有点陈腐。其实所谓尽职，就是诸位常常听到，或者报纸上常常看到的一句话，“大家都应站在他的岗位上，作他应作的事”，即是说，你是什么人，就应作什么事。假如你是公务员，公务员就是你的岗位，作公务员应作的事。假如你是位教授，教授就是你的岗位，你就应站在这一岗位作教授应作的事，这就算尽伦尽职了。一个人要在道德方面求成功，应作什么事情？他应作的就是“站在各人的岗位上作各人应该作的事”。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道德方面的成功，除了自己努力这一因素而外，不受任何限制。不像事业方面要靠机会，也不像学问方面要靠天才。天才高机会好的人，站在很高的岗位上，可以作些特别的事，和道德方面的成功。没有天才，没有机会的人，也可以站在较小的岗位作他应作的事，求道德方面的成功。简言之，不管站在什么岗位，都可以在道德方面有所成就。比方军队里面，有的人当总司令，地位高，有的当个小兵，地位低，总司令能够站在他的岗位上作事，他的行为有道德价值，总司令与小兵的岗位虽有不同，但从道德方面看，就不管你地位是高是低，只看你的行为有无道德价值。又如我们看戏，这个戏子唱得如何，并不在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不一定他扮演皇帝，就算能唱好戏，扮演兵卒，就不能唱好戏，这是说行为的有无道德价值，不在位分的高低，大事可以尽伦尽职，小事也可以尽伦尽职，所以不受才的限制。
刚才在说事业方面只要机会好，运气好，就容易成功，反之，机会差命运差的人，无论他天资怎样高，用力怎样大，依旧不易成功。如像楚霸王他很有军事天才，也很努力，不幸旁边出了一位刘邦，比他更强，楚王善于将兵，刘邦善于将将，于是霸王失败了，这就是霸王受了机会受了命运的限制，没有办法成功。在道德方面则不然，因为机会不过能影响事业的成败，而不能影响行为的道德价值。譬如历史上的文天祥与史可法这两个人，他们的行为是有道德价值的。假定文天祥能复兴宋朝，史可法能复兴明朝，当然是很好，不幸他们两位的事业都失败了，但他们为国家尽忠的事迹，都是炳耀千秋，永垂不朽，道德方面依然成功，不为机会所限。
说到这里，也许又要使人误解，道德方面的成功，既不因事业的失败成减少价值，那么我在社会上作事不是可以随随便便的作吗？反正事业失败，对行为的道德价值没有关系。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行为的道德价值固然不受事业成败的影响，但是还有一个先决问题，就是你对于应做的事，是否尽心竭力。如果心力已尽到了，那么由于天才不好，由于机会差，事业不能成功，这是不影响行为的道德价值的。可是，假使他压根儿就不用心，不尽力，马马虎虎作事，行为上早已没有道德价值，这个人根本就无道德。譬如这个人的父母有病，他就尽心尽力请医生，买药，尽心尽力服侍。当然，父母的病不一定因为这样就能痊愈。假使父母竟死了，他作的事是失败了，可是他不失为一个孝子。因为病治不好，是人力莫可挽回的。要是这个人对父母的病，本来就敷衍从事，即令父母的病好了，等于说他的事业侥倖成功了，人家仍然要说他没有道德，要说他不孝的。所以有无道德的问题，就在这个人是否尽心竭力，是否站在岗位上尽心竭力地尽到了他的责任。这种道德的修养，是靠自己，所以努力的成分居多。
由上面所谈的看起来，人生的成功，有些是靠天才的成份多，有些是靠机会的成份多，有些是靠努力的成份多。可是孟子说过一句话：“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意思是说虽然有些事有方法去求成功，但要看你有没有机会可以得到，因为你所寻求的，不是自己可以作主，不是靠机会靠命运来决定的。譬如富贵与名利等等，都是外界的事物，虽然求之有道，不一定你就可以得，可以成功。同时孟子又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内者也。”求之就可以得，抛弃它就不可得，因为你所寻求的，是出于自己的修养，自己的努力，如像道德仁义等等，只靠自己去下功夫，只要努力求，是一定可以得到。根据孟子的话，又可以看出中国过去的教育家、教育哲学家，他们教人，并不教你定要成大英雄、大豪杰或者大学问家，而要教人要立大志。所谓大志，不是说立志学项羽，学拿破仑，或者学李白、杜甫，而是说立志为圣贤。为什么他们这样教人呢？就因为学问事业，不是靠立志可以成功。立志作李白、杜甫，不一定可以成李白、杜甫，假如没有他们那种天才，虽然有志，终于是不成功的。立志做项羽、拿破仑，或者汉高、唐太，也不一定可达目的，假如没有种种机会，仅仅有那种大志，也不一定能成功。所以过去的教育家、教育哲学家教人的时候，他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告诉我们为圣为贤，靠各人修养，并不定要作特别的事，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到你所应作的事，就是道德方面的成功，这不是人人可以作到的吗？往哲如此教人，现在我们看起来，确是很有道理的。
（王季昌 记）
原载《四川学生月刊》第一卷第六期，19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