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日战争爆发于1937年。自那时起我用了大部分时间写出一套丛书，我叫做“贞元之际所著书”。在我看来，在这些书中，一个思想体系已经定型——比早先在我心中的样子严密多了——这个体系我已起名为“新理学”。这个名字的意义，随着读者细读这本《新原道》，他就会明白了。
这套丛书中，有四本书专谈这个思想体系的哲学方面：第一本是《新理学》（商务印书馆，上海，1939），讲这个体系的形上方面；第二本是《新原人》（商务印书馆，1943），讲这个体系的伦理涵义；第三本是现在这本《新原道》，讲这个体系的历史背景；第四本是正在写的《新知言》，讲这个体系的方法论。
这本《新原道》，因为它是讲中国哲学主流的发展，所以可以当作一部简明中国哲学史，不过不是就严格意义而言。无论如何，它的确可以当作我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补编。自从十年前我的《哲学史》出版以来，我对于中国哲学的新见，全部写在这本书里了。
我愿借此机会，向我的朋友，牛津大学的休士先生（Mr.E.R.Hughes），为他英译此书所受的辛苦，表示我的感谢。在此应该指出，在许多段落，英语的表示法完全足以满足要求；但另有一些段落，译者和我都沮丧地一致认为，似乎没有办法译出原文全部意思。引自古代著作的段落尤其如此，不论是哪种语言，在翻译上都有这种不可避免的缺憾。
我还要感谢中国哲学会，感谢在重庆的编译馆，由于他们很感兴趣，给予鼓励和支持，我的书才有可能以英文形式出现。特别感谢中国哲学会，给我荣誉，以此书为其“中国哲学丛书”第一种，又为推到英语读者公众面前的第一种。
1944年9月于昆明
（涂又光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