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其昌
国维先生，字静安，中国近代学术界之权威；毕生从事学术研究，供献殊多，故为词人、文学史家及文艺批评家，并最先作中国古史之研究。且奠定其基础，誉满国际史坛。讵料于民国十六年投颐和园昆明池溺死，一代宗师，遽嗟长眠！其昌先生曩昔从先生学于清华园，复有乡谊，故知先生最详，今掌武汉大学史学系，此文系吴先生在该校讲演笔记。
我作这次演讲，内心感慨万端。先生的去世，是在民国十六年，我离开先生算来已十多年了。深惧学殖容有荒疏，无以仰对先生生前的提携与教诲。回想音容，实不胜感伤。
刚才主席提到各位对先生的景慕，恨不及亲炙其声音笑貌，从外貌看来，中年以后的先生，肤色黧黑，颌上留两撇八字胡须，秃顶，脑后拖着一条小辫发，说话时露出长长的两个门牙，其余的牙齿脱掉很多，经常穿一件长袍，外面套上马褂。初次看到这位享大名的学人，是不免使人感到失望的。我没有入清华以前，在上海哈同花园第一次见到先生。过后有人问起我印象如何，我譬喻他如一古鼎。入清华后，受教于课堂，先生满口海宁土白，当年同学诸君中，能完全把先生的话听懂的，只有我一人。这因为我也是海宁人。
平时先生寡言笑，状似冷漠，极乏趣味，醇湛的襟度，现出他学人的本色，暗示着一生治学的冷静严肃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其实，早年的先生并不如此。在那些年岁中的文学创作和论文里，风华赡丽的吐属，曾留下了才人旧日的梦痕，然而时世的推移，影响及于先生，遂造成他此后畸形的发展，造成我所亲眼看到的先生的暮年。
先生是科学的古史研究的奠基者，生于清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在先生幼年时，左宗棠戡平回乱，班师东旋，洪杨乱事既平，随着又拓地万里，西洋诸国，都以为中国从此或将走上复兴的道路，一时有中兴之目。不幸事实上国力却日趋衰弱，到先生二十一岁的那年，甲午一战，海军全遭覆没，屈辱求和，声威尽坠。先生的少年期，就在这黯淡的局面下度过，当我们回溯着他多缺陷的身世，很容易联想起东罗马帝国衰亡期的那些学者们的坎坷的命运。
先生的先世，虽有念过书的，但到先生的祖辈父辈，已经改营商业。先生的父亲是当铺里的朝奉先生。十八岁时，先生中了秀才，此后应试却总是失败。二十三岁时先生任上海时务报馆的书记。《时务报》是汪康年、汪穰年两先生办的鼓吹维新的报纸，当时由梁任公先生任主笔。所以梁先生和王先生早年晚年都曾共过事。但早年时代，梁先生是主笔，王先生是书记；梁先生当时已是维新运动中的健将，而王先生还度着他早年黯淡的生涯。因为地位的悬隔，所以彼此也难得接近，但到晚年，梁先生王先生又同任教职于清华研究院。梁先生尊王先生为首席导师，对之推崇备至。这固然是王先生的学问才华，足以使梁先生倾倒，而同时我们于此也可见梁先生的谦虚。
在《时务报》任职时代，王先生虽未为梁先生所知，却因一个特殊的机缘，而为罗振玉赏识了。罗振玉在光绪间也是一个维新志士，为“农学社”于上海，并发刊《农学报》，聘日人译农书，提倡以农立国，因此当时罗振玉与汪康年、梁任公诸先生也有往随手〈来〉。某日罗振玉往访汪、梁两先生不值，候于房门，随手拿了一把破扇子挥汗，却在上面发现了一首诗。末两句是：“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后面署着海宁王国维。这是咏班超遣甘英使罗马（当时我们称之为大秦）而未果的事的。大概那时会王先生很崇拜左宗棠，而自己也油然有功名之志，所以不期然的写出这样雄伟的诗句。这种佼然不凡的吐属，震动了罗振玉，因询问侍者王国维先生是何许人，侍者只知道他是报馆里的一个书记。罗振玉乃嘱托侍者请王先生回馆后到他私寓里去访他。先生访罗振玉后感其知遇之诚，乃辞去时务报馆的职务，转入农学社服务。这一次访问，是先生生命史上的一个大关键，这是先生受知于人之始，更决定了先生此后生活的趋向，罗振玉以为那时一个青年人，应该接受一点新思潮，所以劝先生学习英文。当时藤田丰八——后来的东西交通史南洋史的权威，初在帝大历史系毕业，正受罗之聘在农学社译书。先生乃从藤田学英文，此后先生终其生俱师事藤田。即在清华研究院任导师的时代，和藤田通信，还是以师弟相称。
先生与刘鹗相识，大概也在此时。刘鹗是甲骨的收藏家，对罗振玉和王先生之研究甲骨文，均有影响。所以在此地我们要提及刘鹗，同时更要说一说甲骨文发现的经过。
光绪廿四年“戊戌变起”梁、康亡命海外，明年，安阳殷墟甲骨发现。后者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与前者在政治史上的意义相等，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节目。其实安阳的甲骨早经发现，乡人无知，称它为龙骨，常用来治病。同时乡人有种传说，以为没有字的治病才有效，所以药铺得到有字的甲骨，往往把它磨平以便出售。当时京师有三种最时髦的学问：康有为提倡“公羊学”，替维新运动在中国古代的经典中找理论的根据；俄人对我国西北边疆的觊觎，和左宗棠拓边政策的成功，更引起中国人研究西北地理的兴趣；而埃及、巴比伦的地下史料的探究，也使中国人对于周金文的研究，在当时的京师蔚为风气。北京的古董商人本常到安阳搜罗古物，大骨董商范某发现甲骨上刻有线纹，疑其或具有相当价值，乃请教于名鉴赏家王懿荣（周金的收藏家，时任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知道它具有学术上的价值，嘱古董商替他广为收罗，甲骨之被重视自此始。
又明年，八国联军入京师。王懿荣殉难。刘鹗当时正在京津间活动，王懿荣所收藏的甲骨完全为刘鹗所收买。后来有人告发刘鹗在庚子之乱时曾通款于外人，以粮米资敌。刘鹗因此充军新疆，他所收藏的甲骨至此几全归罗振玉。罗振玉拓印后，又把它转售于日本人。
然而当时先生正沉淫于叔本华尼采的哲学。国事的蜩螗和早年生活的阴黯，使先生很自然地成为叔本华的崇拜者，对人生世相的观察，充满了悲观的色彩。甲骨文尚未为他研究的对象。廿九岁，先生至张季直故里南通师范学校任教师，并常常写文投到《教育杂志》去发表，《红楼梦评论》即作于此时。同时，《宋元戏曲史》也开始在《东方杂志》连载。《国粹学报》在当时是一个鼓吹革命的刊物，但先生当时对革命并无兴趣，投刊于《国粹学报》的是先生另一种整理戏曲目录的撰述——《曲录》。次年（也就是我的生年），罗振玉任苏州师范学校校长，先生也随罗振玉到苏师任教。苏州山水秀丽，徘徊光景，创作益丰。由卅一岁到卅三岁，这三年，先生的《静安文集》、《人间词话》、《苕华词》、《宋元戏曲史》陆续出版。在《人间词话》里先生提出境界之说，名言妙理，如一串串晶莹的智珠，这时先生似已自甘将自己封锁在艺术的象牙塔里，世事的风云似已不能在先生古潭似的心境里荡起涟漪。艺术与宗教可以使人摆脱生存欲的困扰，在宗教的世界里，人们可以远离尘世的悲欢扰攘，而达于涅槃的境界；在艺术的世界里，人们可以暂时忘却“生”给予他的痛苦，而得到片刻的安息；这是叔本华的宗教观与艺术观，也是先生当年所崇奉的说素。先生既沉淫于这样的世界，所以虽和刘鹗认识，而罗振玉更是先生最初的知己，但对甲骨文的研究，殊无意趣。光绪三十二年，英人斯坦因赴新疆考古，“敦煌学”因以大显于时，而先生对之，亦复冷漠。
宣统元年，先生三十六岁，在先生治学的生涯中，这一年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先生治学的兴趣，在这一年完全转变了。这以前，先生是词人，是文学史家，是文艺批评家，是叔本华的崇拜者；这以后，先生却尽弃其所学，埋头在中国古史这一新处女地，从事拓荒奠基的工作，而以古史学家播誉于世界史坛。这一年，张之洞由（两）广总督调任学部尚书，罗振玉北上任学部参事，先生随行。那时张之洞创立京师图书馆，缪荃孙任馆长，先生由罗振玉介绍，入馆任编辑。次年，《国学丛刊》出版，先生起草宣言，倡言“学术无新旧之分，无中外之分，无有用无用之分。”所以不能以空间观念，时间观念，功利观念，来作学术的绳尺，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观念，当然极易导先生入于史学研究的途径。这时先生开始为罗整理《殷虚书契前编》，其中一部分曾分载于《国学丛刊》。宣统三年，辛亥革命起，清室退位，对这一划时代的历史事件，罗振玉却毫无理解，他仍衡之以旧日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斥武昌起义为“盗起武昌”。清帝逊位后，罗振玉逃往日本，先生也随罗东渡。先生的辫发本早已剪去，且平居西装革履，俨然是一新少年，如今清社已覆，因罗振玉以遗老自居，先生摆脱不了他的影响，又重新蓄发留辫，服马褂长袍，俨然是一遗少了。
先生东渡后，乃完全沉潜于中国古史的探索。先从事金文拓片调查的工作，成《宋代金文著录表》一卷，《国朝金文著录表》六卷，这是企图将中国古史系统化科学化的基本准备工作。同时，并为《殷虚书契前编》作考释。民国元年，《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菁华》在日本出版。那时日本的小林忠太郎刚在德国学玻璃版印刷，学成回国，看到《殷虚书契前编》刊载于《国学丛刊》的印得太糟，乃向罗兜揽这笔生意。所以这两部书印得极其精致。民国三年，《殷虚书契考释》也用罗振玉的名义出版 [1] ，罗振玉并因此得到法国国家学院的博士学位。巴黎图书馆知道罗振玉是研究中国古史的学者，乃赠以斯坦因及伯希和在敦煌所得的《流沙坠蕳》影印本，所以《流沙坠蕳考释》也在同年刊行，第一卷、第三卷署先生名，第二卷署罗振玉名。这是先生以古史学者知名于国际学术界之始。
先生研究甲骨文，除与认识罗振玉、刘鹗有关外，哈同与先生的关系也应该在此提及。这位犹太籍的巨商，爱好古玩珍物，所以与珠宝商姬觉弥颇有往还。后来这两家关系更日益密切，情若通家，民国五年，张勋复辟失败，遗老猬集沪滨，姬觉弥虽是一个商人，但颇想附弄风雅，以文饰他的鄙陋，供养着一大批遗老。同时他又信佛，尝迎名山大庙僧众设坛讲经，并刊行《频伽精舍大藏经》八千余卷。这类事情搅腻了，他又捐资集汉学家宣讲小学，更创办“仓圣明智大学”及“广仓学宭”，聘邹景叔（安）及先生为教授。先生自辛亥渡日，转瞬已过了六个年头。客居异域，当然不免有对故国的怀想，所以欣然应聘归国。仓圣明智大学及广仓学宭的学生几同哈同家奴，本谈不上学术的研究；但先生却得利用这个环境，对古史作更深邃的探求。《殷虚书契后编》就是在这一年出版的。刘鹗所藏的龟片，十九虽已归罗，但他的家属还保有一部分。后来这一部分为哈同所收买。先生又将这一部分材料加以整理，于民国八年刊刻《戬寿堂所藏殷契文字》、《戬寿堂所藏殷契文字考释》。前者用姬佛佗（即觉弥）的名义，后者则由先生自己署名。
自民国五年至民国十二年，先生四十三岁至五十岁，这八年是先生学术生涯中的黄金时代。哈同供给先生一个便于研究学术的环境（哈同私人藏书之富，在中国实无其匹。《四库全书》，哈同那里都有全抄本）。而先生自己也正年富力强，生活的安定，使先生不致为琐屑而劳心，因得致其全力于甲骨文金文古史的探讨。故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以这一阶段最为辉煌。重要著作多刊行于此时，古史论文的结集——《观堂集林》的出版，结束了这一阶段的学术生涯。
到民国十二年，这时“五四”的狂潮已经过去。为着适应新形势下文化建设的要求，学术界喊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国内北京大学研究院成立后，以先生的古史研究，久已获国际声誉，拟聘往讲学，但因为北大在“五四”时，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革命空气一向浓厚，先生忠于清室，不愿应聘，仅仅答应了担任校外的特约通信导师。
不久，蛰居故宫称制自娱的溥仪，忽召先生入南书房行走。先生自省以诸生蒙特达之知，惊为殊恩旷典，急束装北上，这一幕悲喜剧，使先生再到北平，而终于在北平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翌年，溥仪为冯玉祥驱逐出宫，出走天津，先生失职。同年，国立清华大学创办研究院。这以前，清华是留美生的预备学校，因此校中风气受西洋习惯感染特甚不免有过当的地方，曾惹起社会上一班的不满的批评，就是当日清华的学生中，也有不以本校的作风为然的。记得张荫麟君曾对我感慨地谈起：“我们同学进城，别人都拿特别的眼光看待，仿佛谁额角上刻了‘国文不通’四个大字似的。”这虽不过说笑，却也暴露了部分的真象，指出弊病的所在。适校方受当时新学术趋尚的影响，决定停止留美部招生，创设大学部，并成立研究院，校风为之一变。
时梁任公先生在野，从事学术工作，执教于南开、东南两大学。清华研究院院务本是请梁任公先生主持的。梁先生虽应约前来，同时却深自谦抑，向校方推荐先生为首席导师，自愿退居先生之后。这儿发生了一次小小的波折：原来，梁先生因为曾赞襄段祺瑞马厂起义之役，素为遗老们所切齿，罗振玉嫉视他更甚。先生是遗老群中的一个，与罗私交又颇密切。这事既由梁先生推荐，罗因力阻实现。先生颇感进退为难。正当踌躇未决的时候，梁先生转托庄士敦（一个中国籍的英国人，溥仪的英文教师）代为在溥仪面前疏通，结果经溥仪赞同，当某次先生上天津去请“圣安”的时候，面谕讲学不比做官，大可不必推辞等语。于是先生乃“奉旨讲学”，应聘迁居清华园，罗振玉无话可说，只好搁在心里不乐意了。
先生应聘的第二年春间，研究所正式开学。这时的盛况是使人回忆的：除了先生和梁先生外，同任导师及讲师的有陈寅恪先生和赵元任先生及李济、马衡、梁漱溟、林宰平四先生。陈先生那时曾经写过一副开玩笑的对联给我们，文曰：“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这是暗指梁、王二先生以嘲弄我们的。平常每一个礼拜在水木清华厅上，总有一次师生同乐的晚会举行。谈论完毕，余兴节目举行时，梁先生喜唱《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先生往往诵八股文助兴，如今，声音好像仍在耳边，而先生却已远了。
在研究院先生所开的课程，有（一）古史新证、（二）尚书研究和（三）古金文研究三种。不过讲授的虽还是古文字古史方面的东西，而先生自己的研究工作，则早在两年前（民十二）校《水经注》时，即更换了趋向，作为先生第三期学术工作的对象的是辽金史、蒙古史和西北地理。这几年陆续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著作。我现在撮述重要的书名和篇名如下：
一、蒙鞑备录校注，二、黑鞑事略校注，三、圣武亲征录校注，四、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五、阻卜考，六、黑车子室韦考，七、金界壕考，八、辽金时蒙古考，九、靼鞑〈鞑靼〉考，靼鞑〈鞑靼〉年表，十、南宋时[人]所传蒙古史料考，十一、元秘史，主因亦儿坚考，十二、蒙古札记。
清华园的山光水色，校方的优裕的供奉，给这位冷于世事，懒于应付的学人以安宁和休憩，似乎尽可以颐养他的余年了。谁知世事的剧变，使先生仍不能平静地活下去。新的事物带来太多的刺激，北伐军兴，大局震荡，北京城里满浮着谣言，暗示着军阀统治的挣扎，无力和行将崩溃的前途。叶德辉在湖南被杀后，谣传着一个新的消息，说是南兵见有辫子的人便杀；又传闻一旦北伐军北上将极不利于溥仪。先生既久已和外界隔绝，判断力减退，对大局趋向莫明，在盛炽的谣言世界里，既为一己的安全担忧，又恐溥仪万一将有不测，因此，面对着亟变的世局，先生有着极度的愤恨和憎厌，心境极为凄苦。当时，有同学曾婉转进言，请先生将辫发剪掉。其实呢，对于这，先生也并不怎样固执。他曾说过：“倘是出其不意地被人剪了，也就算了！”不过要让自己来剪，则老年人的情怀觉得有点难堪，不愿如此做罢了。这些时，有一次我见到先生。他问我说：“前年有一天晚上，我曾看见一颗大星流坠，随后就听说孙中山死了。前两夜，我又看到了同样的异兆，你看吴佩孚怎样，会不会轮到他死呢？”在我们看来，这自然是令人发笑的情绪。果然，不久先生就以自杀闻了。
先生自杀的经过是这样的：
这年五月里一个风日和暖的日子，颐和园里的鱼藻轩前，发现一位老先生投水死在昆明池里，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王先生。据守卫园内的人说：先生入园后徘徊于池边，曾见他点燃一支卷烟。正午十二时，忽然传来“扑”的一声，循声前往，知道有人死在水里，待救将起来，人已气绝了。我们闻讯赶至，除了一瞻遗容外，已一无补益。呵，这一代大师的凄凉的死！
事后据人谈起，先生在前些日子和人谈及颐和园的风物，尚慨叹自己在北平这样久园中却一次没有去过。不料这名园竟成了他葬送生命的处所，他的第一次游园，也就是最后的一次了。
先生遗嘱略曰：“五十之年，唯〈只〉欠一死，经此大〈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遗著可托陈、吴二先生整理。”[陈指陈寅恪先生，吴指吴宓先生]这证明了先生之死，是因为在那时会，先生已不愿再活下去，所以自愿了结他自己的生命。
先生自戕的消息传来，梁任公先生正卧病于德国医院，赶忙抱病出院。后事料理初毕时，溥仪优恤的谕旨已下，发给治丧费三千元，伪谥“忠悫”。梁先生为请求北洋政府褒扬先生事，曾往访当时的国务总理顾少川（维钧）先生。顾允提出阁议，结果因为多数阁员根本不识“王国维”其人名姓，未被通过。这诚无损于先生的盛誉，然而一代学术宗师，誉满中外，退位困居的逊清帝廷尚知议恤颁谥，而北洋政府却不闻不问，其腐败昏庸，是可以想见的了。
总结先生的一生，以才人始，是学人终。而治学的科学精神及其结论的准确性，在学术史上，只有王念孙堪相伯仲。在私生活和事功上，先生是毕世坎坷的：年轻时屈居下位，壮岁碌碌依人，甚至个人辛勤的著作，都写着旁人名氏，晚年虽声名鹊起，而孤独郁结，不得终其天年。在友朋中，先生受罗振玉影响极大，偏巧这影响又是和时代的潮流相背的。但在学术上先生的成就，实有不可磨灭的光辉。他的治学的初、中、晚三期——第一期的哲学、文学、文艺理论，第二期的古史、古文字学，第三期的西北地理、辽金蒙古史——均有可贵的遗产留给后来的人，我们纪念先生，景慕先生，想学习先生，便应该从这些地方入手。
科学的进步无止境。前人播下种子；辛勤的操作给后人预备下来日的收获。而我们亦当为自己的下一代留下更丰盛的果实。王先生的贡献是永远的，值得尊敬的；但在理论上讲起来，我们应该超越他，再让我们的后辈再来超越我们。——这才是学术进步的征象。（景芹笔记）
（原载1943年9月《风土什志》第一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