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狩野直喜
一
王静安君于遥地去世，作为友人之一，我真是不堪哀悼之情。有关他纯粹学术上的功绩，可能还有讲述的机会。这儿先谈他与我的相识相处，顺便会涉及他的学问，但那不是主要的话题，这是要先说一下的。
二
我初次听到他的名字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大概明治三十四年左右，我到中国留学，在上海淹留的时候，我的友人藤田博士（现东京大学教授藤田丰八君）正好在罗叔韫君总理的东文学社任教，那是一所用日本语教授学问的学校。藤田博士说他教的学生里有某生，头脑极明晰，善读日本文，英语程度也很高，而且对研究西洋哲学有兴趣，他的前途真是引人注目。和中国现在的情况一样，我留学的时候，或许是因为当时风气，中国青年中的志学者，大都对政治学、经济学有兴趣，所谓有志新学而尝试研究西洋哲学的，非常罕见。藤田博士给某生极高的评价，说了一大堆推赏他的话，可是我始终没见到他。这位某生，就是王静安君。
以后张謇先生在通州办了学校，我的老友某先生在该学校教日文，听说王静安君也到通州当了翻译或助教。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明治四十三年（？）左右吧，我们得到一个消息，在敦煌发现的遗书，除了法国的伯希和、英国的斯坦因带走的以外，都在前清朝廷的学部里保管着，我与我们京都大学的内藤（虎次郎）、小川（琢治）、滨田（耕作）、富冈（谦藏），奉命去北京出差，作一些调查。当时罗叔韫君是京师大学堂的农科大学长，前面提到的藤田博士也在那里任教，他们为我们的遗书调查提供了许多方便，王静安君也在农科大学当职员，挺热情地招待我们。
当时我打算研究元杂剧，在京都大学也已经开始讲授这门课，恰巧王静安君与我相似，也作了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著述《曲录》和《戏曲考原》。我利用出差北京的机会面会王君，听了他关于元杂剧研究的谈话，觉得非常有意义。当时《大阪朝日新闻》计划南极探险，整个社会都很关注。小川博士每一次见到中国人的时候就讨论南极北极的问题，我则跟王君一直谈中国戏曲的南曲北曲。所以我们呆在北京的时候，有些中国朋友对比南北极与南北曲两个话题 [2] ，他们似乎把这事看成一个笑话。
三
王静安君的学问范围是宏大的，不只是以元杂剧研究为自己的专业。也许我的看法有错误，我以为王君学术研究的变迁是，在东文学社念书以及侨居上海的时候，他可能以西洋哲学为主，介绍了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书，在这样的哲学背景下批评《红楼梦》，创造了非常新式的学风，打破了已经僵化的传统中国学的研究方法，尝试打开一个新天地。研究叔本华并用之批评《红楼梦》，中国文学者采用这种做法，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事情。根据王君的看法，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以诗文为中心而忽视了戏曲小说类，这种偏见是全然的谬见，戏曲小说也有跟诗文一样的重要性，实际上他公开这样说，也是这么写的。正如他说的那样，就元朝文学而言，诗人、文章家可能远不如杂剧的作者。所以，正是王君开拓了从前中国学者不大重视的方面的研究。现今的中国新学者都讲究中国俗文学的研究，不能不说有赖于王君。王君十几年以前在这方面就已着先鞭。
四
此后，清朝大革命爆发了，王静安君带着他的家族，与罗叔韫君一起搬到京都，滞留了五六年。其间，与我常常来往。我觉得来京都以后，王君的学问有一些变化。也就是说，他好像重新转向研究中国的经学，要树立新的见地。可能他想改革中国经学研究。比方说，聊天的时候我偶尔提到西洋哲学，王君苦笑说他不懂，总是逃避这个话题。以后他扩展了元杂剧研究，写了《宋元戏曲史》，可是对他来说，写这本书已完全属于消遣。此前他说过，杂剧的研究以他的《宋元戏曲史》为终结，以后再也不研究了。那么在京都的时候，他的学问研究的本领在哪些方面呢？当时他精细地重读《十三经注疏》、《前后汉书》、《三国志》等等，在京都他有很多自由的时间供他精读。我想不为特别具体的目的而读书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可是没有很多的时间就不可能这样做。或许这是上天给他的一个好运。
王君在京都的时候，与罗叔韫君朝夕相处。众所周知，罗君在小学、金石文学方面是冠绝一世的学者，而且藏书丰富。他跟罗君整天讨论学术上的问题，对文字、考古开始发生很大的兴趣，另一方面，他研究经学。这两方面的研究，我以为后来成为他的《观堂集林》里论文的渊源。这次他投湖殉节，各种报纸都谈及他金石文字方面的巨大成绩，就这点而言，我觉得可能罗君给他的影响是极大的。
五
作为一个学者，王君伟大卓越之处，我想是凡中国的老一辈大儒才能做的事，他都做得到。晚年他绝对不提自己会外文，可是因为他研究过外国学问，他的学术研究方法比以往的中国大儒更加可靠。也就是说，他对西洋科学研究法理解很深，并把它利用来研究中国的学问，这是作为学者的王君的卓越之处。当今中国，因受西洋学问的影响而在中国学中提出新见解的学者决非少数，可是这种新涌现的学者往往在中国学基础的经学方面根柢不坚、学殖不厚，而传统的学者虽说知识渊博，因为不通最新的学术方法，在精巧的表达方面往往无法让世界学者接受。也就是说，他们的表述不太好领会。而王君既没这二者的毛病，又兼有两者的优点，这确实是罕见的。
大体上说，学问的倾向随着一个人的年龄、境遇的变化而变化，从王君至今的学风变化来看，我想，将来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成为更伟大、更卓越的大学者。五十一岁并不算老，可王君忽尔殉节、入幽明境，这对学界来说，真是一个大的损失。
六
前清末期，王静安君出仕学部，可他并不是官员，只是一个胥吏而已，当然未处在显要地位。他是个天生的研究者，世俗的富贵荣达，不萦于心。我从未听到他谈政治，但可以肯定地说，他谨守节义，绝对不随时流改变自己。他并未蒙受清廷的特别恩宠，只是无法忍受过分彻底的政体改革，不堪因追逐时髦而舍弃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以前王君并未因身临危难而离开祖国、侨居日本，我想大概也是基于上述原因。
有人曾向宣统逊帝推荐他当南书房行走，之后不久宣统逊帝被冯玉祥逼迫而逃到醇亲王府，又从醇亲王府逃到北京日本公使馆。听说王君遭逢此事，悲愤慷慨，泪如雨下。当时我给王君及其他有关人写信，探问宣统逊帝的情况。王君的回函如下，读之如亲睹当时情景。
君山先生有道：前日读尊致雪堂手书，以皇室奇变，辱赐慰问。一月以来，日在惊涛骇浪间。十月九日之变，维等随车驾出宫，白刃炸弹夹车而行，比至潜邸，守以兵卒，近段张入都，始行撤去，而革命大憝，行且入都，冯氏军队尚踞禁御，赤化之祸，旦夕不测。幸车驾已于前日安抵贵国公使馆，蒙芳泽公使特遇殊等，保卫周密，臣工忧危，始得喘息。诸关垂注，谨以奉闻。前日阅报纸，知先生与同僚诸君有仗义之言，尤课感谢。雪堂在都即寓敝寓处，前日有函夏〈复〉左右，想蒙察入矣。专肃敬候起居不尽。
国维顿首
阴历十一月五日
从中可以窥见王君的心情。
七
我最后见到王君是在前年，当时在北京召开东方文化事业大会，为此我到中国，顺便于北京郊外西山的清华学校探访了王君。其时王君非常热情地接待我。关于东方文化事业大会，我最希望的是王静安君的参加——除两三位老先生外——我跟日本的当局屡次这么说，跟中国的委员也这样讲，双方都同意我的意见。现在的中国，政治上的见解、思想都处于混乱状态，在这方面并非所有人都同意王君的观点。而他的学问，由于学殖识见超越时流，所以国民党系的人，共产派的人，以及无论什么派系的人，只要能理解中国的学问，没有不推赏王君的。连北京大学新进的中国学者也对他的学问推崇备至。
这回王君弃世，我知道一点真相，可是我担忧连累有关的中国朋友，在此只好避开不说。但我还要斗胆说一句，王君的这次自杀，并不是为了一时的兴奋，也不是为了悲叹自己的境遇，这些个人的因素跟他的行为完全无关。有的中国报纸说他是因为耽读叔本华的哲学书，才造成今天的结果，这样的见解全然是谬见。正如我前面说过，以前的王君确是读过叔本华的哲学书，可是这对王君的性格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他的赴水自有别的原因在，就此而言，他这次的决断是非常卓越的。不过，有的看法认为他没必要死。世界上有很多应该选择死而恬然贪生的人，可是王君以自己的自由意志，从容选择了一死，这是值得称赞的行为，如果要入国史本传，他应该在儒林、忠义两传。
王君研究学问的时候总是保持冷静的态度，绝对不把感情搀杂在里面。要言之，他始终是学究性的，而诗文也非常出色。他有理智，同时又有美丽、高洁的感情。平时往来交际的时候，我窥见了他情感的光辉。长诗《颐和园词》里的一言一语，都满含燃烧着的忠义之情，闪现着他美丽的感情、性格。
王君这次自杀，不用说是从他自身尊崇的道义观念出发，也可以说是楚屈原那样燃烧感情所引导的。
关于他的学问，以后有机会再作介绍。现在，只能表达对他的哀思，就讲到这里吧。
附记：本篇是编纂委员根据谈话记录整理的，文责由编纂委员负责。（那波利贞）
（滨田麻矢译）
（原载昭和二年〔1927〕八月《艺文》第拾八年第八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