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神田喜一郎等
王国维先生在北京北郊万寿山昆明湖自杀，二十五年很快就过去了，于今学者追思先生之念弥切。六月十日午后一时半，在大阪市北滨三丁目绪方洪庵先生私塾的旧址，静安学会和浪华艺文会共同主持召开了王国维先生追忆会。这一天，王国维先生的亲交铃木虎雄、梅原末治、桥川时雄诸先生特地从京都来会，会员中以石滨纯太郎、神田喜一郎、内藤乾吉几位为首，直接或间接亲炙先生的，有近四十名参会者，以座谈会的形式谈谈对先生的追忆。就此请静安学会及浪华艺文会对座谈会作了速记并揭载于下。
在会场的壁龛上祭着先生的照片，并展观铃木、神田、石滨、桥川、武内（义雄）诸人所藏的遗墨、书翰、墓志拓本、书籍等等。先是干事之一木村英一氏致开幕辞，接着铃木豹轩老博士奉献一诗如下：
浮海乘槎戴故冠，避秦恋主寸心丹。
藏山著作顾炎武，避秦操持管幼安。
大息九州蔽荆棘，正逢二纪奠椒兰。
即今更欲赋哀郢，躬阅沧桑泪不干。
王忠悫二十四年荐筳赋奠于日本大阪绪方氏适园辛卯六月十日 豹轩铃木虎雄
然后神田喜一郎氏被推为座长，座谈会就开始了。
神田：我一向没做过这种事，真是惶恐，但大家既然要我司会，那只好从命了。
王国维先生是明治四十四年末来日本的，辛亥革命后罗振玉先生亡命日本，他就跟着来了。——但据说很早以前，他非常年轻的时候来过一次东京，在物理学校就学过一段时间——王先生四十四年来日本，是先生一生中的大事件，我觉得是他学问上的一个转机。在此之前的王先生，已故长尾雨山先生、藤田剑峰先生应该有所知，现在想来没人知道了。四十四年来日本、侨居京都时的事，铃木、梅原两先生知道得很清楚，尤其铃木先生在王先生到京都不久即有诗歌的唱和。所以先请铃木先生讲讲京都时代的事吧。
一、京都时代
铃木：来日本不久，他就从田中百万遍的中华料理店（今之“神海楼”）搬到隔一两栋的地方居住，他正搬家的乱糟糟的时候，我访问过他。过了不久又搬到百万遍寺庙左边古怪的日本房子里住了比较长的时间，之后再迁居神乐冈，董康先生也住在附近。罗先生最初也住百万遍，不久搬到净土寺，就是今天桥本关雪邸附近。
不记得什么时候，请罗、王二先生到大学文学部，藤田剑峰先生也来了，开了一个欢迎会。听说王先生在上海学校求学时，是藤田先生的生徒。
梅原：明治四十四年时我还是中学四年级的学生。我初次见他是大正三年，想来是罗先生搬到净土寺以后的事了。但在此之前，大约四十五年初吧，听说中国有名的学者来了，我到百万遍附近的田中村去看看他的家。那个家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屋南有门，门前有东西向的小河，河上架着一座小桥。门里是庭园，之后是平房。周围没有住家，东侧有通往田中神社的路，我在那条路上看看里面的样子就回去了。听说这是一位名叫外村的先生的别庄。与王先生有直接接触是在富冈先生为拓本事频频带我出入罗先生家的时候，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神田：我所知道的罗先生的家，是迁到净土寺以后的，川越病院北边一点，现在还在。好像是挂着泽田什么的牌子。
梅原：神田先生所说的那个房子，里面有庭院有池塘，好像也是谁的别庄。说点题外的话，我大正二年三月中学毕业，当时我对拓拓本很执迷，自然而然就得到京都大学诸先生的帮助。此前认识的滨田先生那时出洋了，代替他的工作的今西先生为我介绍了内藤先生和小川先生，翌年七月蒙大学雇用，受到诸位先生的照应。此后大学夏期讲演，听说有狩野先生的《汉文研究法》，我想拜听这门课，以为可能因此也会读汉文，所以请内藤先生把我介绍给狩野先生。拜听了狩野先生一个星期的讲座，第一次模模糊糊了解了中国学是怎么一回事。与诸先生有了这样的关系，内藤、富冈、小川等对中国金石学特别有造诣的几位先生就吩咐我做拓本方面的工作。当时听说罗先生有很多这方面的古物，这样我就常常出入他的家。但我没有学过拓本的正规技术，只能闭门造车，每次我都向罗先生及他的公子请教诸如用什么纸、怎么打拓本之类的问题，有时还拜观他们实拓拓本。富冈先生常一起去，对我来说，罗先生家里人多得简直不可思议，其中有一位其貌不扬，说话口吃，看起来倒是读书人的样子，他好像非常专心地写着什么，这人就是王先生。当然那时我不知道王先生的事，甚至不知道此人就是先生。富冈先生是非常严格的，拓本如不佳就会受到不留情面的批评，而且为了讲义资料的需要他要求我每周拓十至十五张之多的拓本。这样我在罗先生家有较长的时间，终于和王先生有了直接的接触。藤田先生和富冈先生交情不浅，两人都好饮。有一次，听说藤田先生从东京来了，住在三本木，我陪富冈先生去见他，那时他已满脸通红，然后两先生一边咕嘟咕嘟喝啤酒一边谈笑，我在后边恭恭敬敬地坐着，听了很长时间，我记得那时王先生来了。当时我已在大学里听过内藤先生的课和富冈先生金石学的课，自然听说过王先生，此时我才意识到在罗先生那儿常见到的邋邋遢遢的人就是王先生，我记得先生对喝着酒的两先生鞠躬如仪。
神田：那时上富冈先生的课，他送给我们很多拓本之类的礼物，可能是梅原先生从命拓的吧。
铃木：王先生来京都前出版了《曲录》，我看后在《艺文》上作了介绍，这是很有用的。现在有这方面的研究者了，当时没人从事于此，王先生却在读词曲。《简牍检署考》也是我译介过来的。
明治四十五年明治大帝驾崩，乃木将军殉死，对此京都大学谷本教授提出批评，相国寺桥本独山管长则在说法中褒奖乃木将军。罗先生王先生偶因篆刻的关系已认识独山师，王先生说：“此前见独山师时并不觉得伟大，今天听了他的话才觉得还是很了不起。”王先生自己也对清朝恩义深重，一直戴着清朝的帽子，我诗中“戴故冠”即是此义。
神田：他还留着辫子。
梅原：王先生有太太吗？
铃木：我见过小孩，可能他太太也来了吧。
神田：王先生殁后不久，在五条袋中庵追悼会席上，木村得善先生说：“今天王先生的知交大多都来了，可是没有人知道王先生的家族吧。由于我是他的医生，经常为他一家诊病，所以知道他家里所有的人。”
铃木：在百万遍家中，每当祖先忌日，王先生就在壁龛摆上肖像祭祀。
神田：田中村现在是大变了，但他家在百万遍西电车通那条路的边上吧。
梅原：我记得好像是在狩野先生家北边变电所的东侧吧。
神田：内藤先生当时住在泉殿，内藤先生有没有什么记忆？
内藤：那时我上小学，罗振玉先生和王先生常到我家来，因我是小孩子，所以没接待他们。我的房间在客厅旁边，经常能听到他们的说话声。我记得有时我从隔扇之间窥伺，那时，罗先生清瘦如鹤，相比之下王先生色黑，用日语说话，可是不善谈吐，而且口吃。
铃木：王先生在百万遍住的时候好像是在读注疏，并且跟罗振玉先生学习龟甲文字。我想在日数年，他在学问方面肯定有很大的收获。
神田：罗先生净土寺住处门左，有一个很大的土间，王先生就是在那儿学习的。
梅原：是的，罗先生一家住在右边，王先生在左边的土间里。我拓拓本的时候，有时见他从那儿出来，吐唾沫并慢吞吞地说话，他自己好像总是在那儿写东西。我又说题外话了，罗先生是金石的大家，对日本和朝鲜的东西也有兴趣，他对我有诸如拓十张某某地方梵本之类的要求，所以我拓过很多妙心寺里的国宝黄钟调钟铭。
神田：罗先生大约是大正八年五月回国的，那时在圆山的“左阿弥”举行了盛大的送别会，犬养先生也来了。王先生此前三年归国，那时好像没开送别会。
梅原：罗先生离开京都回国后，狩野、内藤两先生指示我把他留下的东西用车拉到大学。他的住宅大概卖了两万三千元，后来用作影印寄赠的唐抄本的基金了。宸翰楼的匾额那时我带回考古学教室，现在还保存在那儿。
铃木：宸翰楼在什么地方呢？
梅原：宸翰楼就在左边的土间。
神田：有没有人知道王先生在神乐冈的家？
梅原：我总是在罗先生家见到他，不知道王先生的家。
森（鹿三）：王先生号观堂跟永观堂有关系吗？
神田、铃木：那——不知道。
神田：王先生会一点日语，有时当罗先生的翻译，可是不太流畅而且口吃，不太好懂的。罗福苌当翻译的话就非常好懂。
水野（鹋之助）：罗福苌先生大正五年归国时我与之同行，我记得那时他好像带着一位满洲妇人。
神田：他们家里的事我不太了解……
内藤：王先生在京都时年纪多大了？
神田：大约是从三十四五岁到四十一岁，王先生比罗先生小十一岁。对于京都时代的王先生，汇文堂主人有什么回忆？
大岛（汇文堂主）：那时我上小学，常有中国人来看书，我只知道点头打招呼，搞不清谁是谁。
内藤：神田先生和王国维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神田：大约是大正二年二月，我从祖父之命，带了家刻的尚书影印本去内藤先生在泉殿的家，再去大学，再去罗先生家，王先生正好在那儿，我就顺便送他一部。这是我们初次相识，我带回了王先生送的《壬癸集》。那时我十七岁。
梅原：由此我想起从那时起我同神田先生也熟识起来了，也真是有历史了。神田先生尊祖是特别讲究拓本的人，为拓本事我拜访过神田先生家，在那儿认识了神田先生，那时我二十二三岁。我和铃木先生认识是大正三年，他带我去洛西松尾的古墓。先生好像忘了此事，但我前天找着了当时的日记。
二、上海时代
神田：大正五年王先生回上海。铃木先生在中国留学时曾去过上海，我想与会者中铃木先生大概是最早见到上海时的王先生吧，铃木先生有没有什么回忆？大正十一年我去拜访时他住在吴兴里。
铃木：我留学时与他见过几次。有一次我从上海去宁波范氏天一阁，范氏的书库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校仓造” [3] ，但书放在二楼。是否让日本人看书，得由亲属会议决定，结果我没能进去。随后我踏访王阳明遗迹，并顺访苏州的孔子庙回上海。之后见到王先生。
森：他在上海时干什么呢？
神田：大概他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编纂学术丛编或艺术丛编——即犹太人哈同出资的那个杂志。——随后是诸如整理蒋孟频〈苹〉家藏书之类的事。
森：没讲过课吗？
神田：可能没有吧。
铃木：我曾陪他访问过沈子培。
神田：当时沈子培批评他人的诗，用的全是别名，我搞不清谁是谁，王先生一一为我指明这人是谁，那人是谁。
铃木：沈子培的诗非常难懂，连诗题也不容易搞明白。
神田：桥川先生对上海时的王先生能说点什么吗？
桥川：对上海时的王先生我一无所知。
神田：大正十一年我去上海时，他正在作蒋汝藻的藏书目录。把我带去介绍给蒋氏的正是王先生，王先生的《观堂集林》也是由蒋先生出资出版的，我差不多每天去蒋先生家。王先生有时在自己家里招待我，王先生家很小，连便所都没有，有一次我想借用便所，他指着院子说“请便”，把我吓了一大跳。之后不久，北京清廷招他为南书房行走，他就赴任北京了。北京时的情况桥川先生知道得很详细，那么就请桥川先生谈谈吧。
三、北京时代
内藤：您什么时候去的北京？
桥川：大约是大正十二年，我在北京顺天时报社，同社以戏剧通著名的辻听花氏说，“王出齿” [4] 来了，你要不要见见他。这是我初次见到王国维先生，当时王先生说，苏州时的辻听花氏是总打着领带的国士型绅士，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他非常吃惊。听说，辻听花氏晚年那么疯疯癫癫地过日子，是因为他夫人去世了。我问辻听花氏是怎么认识王先生的，他说在苏州时，罗振玉、藤田剑峰诸先生在师范学校等地的时候，他的讲义稿是由王先生翻译的，那时起就叫他“王出齿”。从辻听花氏介绍认识，一直到去世，我和王先生始终有往来。最后他在万寿山辞世的四五天前我还见过他。
神田：他当南书房行走后住在北京的什么地方？
桥川：在东板桥，离北京大学很近。以后从那儿搬到清华大学。
神田：起先他当南书房行走，后冯玉祥军队进京，宣统帝出走，王先生这才进了清华大学。
桥川：王先生说，当时他不能去北京的研究所，又不能像他希望的参加日方的文化事业，结果是进了清华大学，甚至他谈到了清华大学的待遇。
内藤：王先生没能参加文化事业的原因是什么？
桥川：起先柯邵〈劭〉忞先生任总裁，狩野先生非常放心。狩野先生非常卖力地推荐说，如果将王国维先生排除在外，这一事业肯定会失败。结果是柯先生手下书记之类的都加入了，而最终把王先生排除在外。狩野先生后来一直为此遗憾。
神田：您说过，在王先生去世前几天还见到他，那时有什么异状？
桥川：早先，冯玉祥军进北京，宣统帝退出宫中，移到醇亲王府。我听到急报，早上八点左右赶到王府，陈宝琛、朱益藩他们在门外转来转去，进到里面只见宣统帝张着大嘴魂不守舍地坐在椅子上，对面王先生一个人跪在那儿哭。当时我也很年轻，后来见到王先生时大放厥词说重臣这种东西一旦到了紧急的时候就没什么用了，先生大有同感，之后我们就非常亲近了。王先生有感情用事的一面，有一次我介绍一个日本人来，那人说他想研究中国的中古史，王先生突然不高兴了，一声不吭，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根本不知道那人所说的中国中古史是什么玩意儿。也有这样的事，有一次我带一位日本来的老先生去看他，他感情激动，迥异平时，我问他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他说他家一个孩子刚刚病逝。他对冯玉祥非常憎恶，搜集了“二马”（即“冯”）的左一个右一个的坏话，送来要登在报纸上，要是没登载的话，他还会写信来催促说：“前天我要辻听花登载，怎么还没载呢？”事情就是这样！他死前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冯玉祥已经到了保定，他和平时不太一样，说“再坐一会儿”、“在这儿吃饭吧”等等，我们上午去，一直呆到晚上。回来时，他一直送到清华大学正门，约有三丁远。那时和我一起去的是一个叫小平的人，我们都很纳闷，今天王先生为什么这么热情而且依依不舍，不过这是过后才想到的。清华大学看门的是一个留有辫子的有趣的人，我找先生时他说：“你真了不起。”我问为什么，他说：“拜访那位留辫子先生的人都很了不起。”
神田：王先生去世后北京学界的反应如何？
桥川：受到非常大的震动。葬礼之后，在清华大学开了追悼会，与王先生同为大学研究院导师的梁启超先生发表了非常庄重的追悼演说：“中国近年失去了两位文化伟人。一位是画家陈师曾（陈衡恪，1876—1923，陈寅恪的叔兄） [5] ，另一位是王国维先生。”
神田：我想王先生和章炳麟的学风非常不一样，北京学界章炳麟学派占了多数，他们对王国维先生学问的态度如何，是不是很敬服？
桥川：是，是很敬服，不过最佩服他的是并非章炳麟门下的胡适先生，但王先生没能在北京大学工作，北京大学《国学季刊》要出版的时候，胡适先生极力主张第一卷无论如何要登载王先生的论文，很卖力地劝说王先生，王先生也为他的热情所感动，终于答应了下来。那时先生对我说胡适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后来王先生寄去了原稿，但先生听说要横排印刷后非常不高兴，说如是横排印刷那就把原稿退回来，这就起了些纠纷。胡适先生数度拜访，竭力解释，好不容易得到王先生的理解得允横排。
神田：我在上海见到王先生时他已经当了北京大学的导师，柯劭忞先生也是。导师是给在校外的杰出学者以讲师的待遇，请他们看学生提交的论文。我见到先生时他正在看《诗经》的连绵词研究。
桥川：当时的情况今西龙先生和北京的松浦嘉三郎先生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神田：鸳渊先生说点如何？
鸳渊：我虽然住在北京，但专业很不一样，一次也没见过王先生。
石滨：关于他的死有很多说法。
桥川：他的死因有很多种说法。一是说罗振玉逼死了他，罗振玉要他拿出所有钱做生意，不知不觉全亏本了，但还是要他设法筹钱。清华大学陈寅恪先生和他交情最深，他颇相信这个说法，立王先生追悼碑时，碑文的原稿说了这件事，他给我看并问“这样如何”，我说：“这一部分不太合适，还是删除为好。”后来碑建成送来拓本的时候附着陈先生的信，说“那个部分都删掉了”。碑文大意是：“凡是人间忧虑越深的人越伟大，忧虑最大的人就不得不死。”接着叙述王先生生平，结尾说“王先生这样的人是最大的文化人”。另一个关于他的死的说法，是强调由于他和梁启超学问的差别，对王先生而言清华大学不是好呆的地方。许多人作吊王先生的诗，其中有骂梁启超的。不过这大概是不真实的。我觉得可能是由于冯玉祥到了保定，他对以后的时局感到悲观的缘故。
石滨：有没有他死因各种说法的记录？
桥川：他死时我正出版《文字同盟》杂志，很快就编辑了王国维追悼专号。罗振玉和王先生之间好像有家庭悲剧，据说罗振玉骂过王先生，说你这东西杀了我女儿的孩子， [6] 但我不知道此中的情况。《文字同盟》纪念号出版的时候，罗先生派人寄了许多挽联，说都要登载，并纠缠不休地说一定要写上没有罗振玉就没有王国维这样的话。
神田：刚才说的这些在日本也有流传，《哀挽录》川田节山的追悼文中大体都有记载。
桥川：新闻中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其中之一是关于他的年龄，他的遗书中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云云，于是有人说他四十九岁，又有说五十岁的，一时《晨报》上还争论这个没什么意义的问题。
神田：看王先生的墓志铭，杨钟羲撰文，袁励准书，袁励准和王先生是什么关系？
桥川：袁励准在王先生之前当南书房行走，先生当南书房行走也是由于袁的介绍。
神田：我明白了。王先生自杀这件事后来有各式各样的议论，近来左翼方面似乎也有各种议论。
桥川：先生在万寿山死的时候，身体倒插入池中，我调查过这件事。真为清朝殉死的只有震钧和王先生，我和震钧的儿子一块吊过他父亲投河的地方，他死在八里庄非常浅的河里。在中国据说死在浅的水里时应该倒插着跳下去。
神田：据说王先生也死在水很浅的鱼藻轩前，大概在佛光阁之下吧。——谢谢诸位先生的发言。时间也差不多了，座谈会就到这儿吧，下面请木村先生主持。谢谢诸位。
（滨田麻矢译）
（原载《怀德》廿二期，195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