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戏曲

诗别集。唐僧齐己撰。齐己《白莲集》系其卒后由门人西文收集、孙光宪编辑而成的，于后晋高祖天福三年(938)勒成十卷，共八百十篇。据《直斋书录解题》云，《白莲集》十卷外，尚附《风骚旨格》一卷。此书北宋曾刊行，传世既久，湮灭不完，诸家庋藏，仅依传抄。今传最早之抄本为明世宗嘉靖(1522—1566)年间抄本，有嘉靖八年(1529)柳佥跋文;此抄成为后来众多抄本之母本。《四部丛刊》影印者即此本。明末毛晋从柳佥本录出，与皎然、贯休诗合刊为《唐三高僧集》，至此，《白莲》一集才有了新的刻本。据《江苏一图善本书目》，有明武宗正德(1506—1521)年间依宋刊之《齐己诗集》一卷，收入《唐人小集三十四家》。《白莲集》向为十卷，此竟为一卷，殆收入丛集时合十为一。此书不见于《全国善本书目征求意见稿》，其详情不得而知。此较诸本，以柳氏抄本为胜;此本较汲古阁本存诗多，且足以正毛本伪误之处甚多，且附《风骚旨格》，为毛本所无。齐己集尚有一卷之朱警《唐百家诗》本及江标《唐人五十家小集》本，皆题作《唐齐己诗集》。

诗别集。宋姜夔著。一卷。《直斋书录解题》载“《白石道人集》三卷”。《宋史·艺文志》载《姜白石丛稿》十卷。《四库全书总目》云：“今止一卷，殆非完本。考《武林旧事》载夔诗四首，《咸淳临安志》载夔诗三首，《研北杂志》亦载夔诗一首，皆此本所无，知在所佚诸卷之内。”此外，尚有影抄《南宋六十家集》本，存诗一百六十九首，《白石诗集》出于宋本者，当推此为最善。《南宋群贤小集》本，嘉庆六年(1801)辛酉读画斋刊。陆钟辉刊本，乾隆八年(1743)江都陆钟辉刊，此本流传很广。《中兴群公吟稿》戊集卷六亦录白石诗七十六首。又世传有《白石晚年自定集》，出于姜忠肃祠堂，夏承焘先生以为“全出伪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附《版本考》)。白石诗集除单行本外，又有诗词合刊本，有陆钟辉本、江春鹤本、许增本。夏承焘曾以陆氏本为底本，遍校他本，整理出《白石诗词集》。其《诗集》两卷，分卷上、卷下，又集外诗及集外诗补遗十六首，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又有孙玄常《姜白石诗集笺注》，1986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清谭献撰。共一百三十一则，为其门生徐珂所辑，1925年付梓。徐珂跋云：“师之论词诸说，散见文集、日记及所纂《箧中词》、所评周止庵《词辨》。光绪庚子(1900)，珂里居，思辑为专书，请于师曰：‘集录绪论，弟子职也。侍教有年，请从事。’师诺。其年冬，书成，呈师。师曰：‘可名之曰《复堂词话》。’”谭献论词继承常州词派张惠言、周济的词学观点而有所发挥，认为“倚声之学，由二张(张惠言、张琦)而始尊”;周济“切磋于晋卿，而持论益精”。谭氏极少推尊词体，并在《复堂词录叙》中指出：“词为诗馀，非徒诗之馀，而乐府之馀也。”词是由风、骚和乐府的演变发展而来，不应“以词为小道”。作者虽撰《箧中词》，“以衍张茗柯、周介存之学”，但又感到“以常(州)派挽朱、厉、吴、郭，佻染饾饤之失，而流为学究”。故“常州词派，不善学之，入于平钝廓落，当求其用意深隽处”。他不囿于门户之见，而自立己说。如对苏轼《卜算子·雁》，张惠言《词选》以《诗经·考槃》为比，谭献以为“其言非河汉也”，并提出“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主张，颇有新见，对晚清词坛产生一定的影响。是书有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唐圭璋《词话丛编》据《心园丛刊》辑入。

词论，三卷，清蒋敦复撰。敦复(1808～1867)字剑人，始名金和，字纯甫，又易名尔谔，字子文，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性傲慢，好诋肆人，江淮间人因名之曰“怪虫”。避仇为僧，号铁岸，亦号妙尘，后返初服，始名敦复。所交多江南名士。工诗词古文。蒋氏少时受知于周济，故其论词受到常州词派的影响。认为他们“启古人不传之秘”。“近来浙吴二派，俱宗南宋，独常州诸公，能瓣香周秦以上，窥唐人之旨”。敦复主张提高词体的地位，言词为“意内言外”之作，其蕴涵深厚。他还提出作词应“以无厚入有间”，认为词应能做到“比兴无端，言有尽而意无穷”。敦复以南宋词为例说：“词源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知乎此，则《齐天乐·咏蝉》《摸鱼儿·咏莼》皆可不续貂。”这是蒋氏主张“尊词体”的原因。他对清代一些绘形绘影而毫无寄托的作品是否定的。书中以论时人词为主，兼论当时词事。“月坡词刻”条记孙麟趾事，言其客游所得，尽以刻词，并言及其所受知于地方官之事。结合刘履芬为孙氏所著《词迳》写的跋语便可知孙氏生平大概。此书为其友王韬所刻，刊于光绪十一年(1885)。常见者有中华书局1986年排印《词话丛编》本。

郑文焯撰，龙沐勋辑。大鹤山人郑文焯为近代词学大家，批校宋人词集甚多，朱黄满纸，颇具新意，然散落海内藏家。1933年龙沐勋附记：“友人唐圭璋君，方议汇刊词话，属为搜辑遗佚，因拟汇录先生批校各集，兼及遗札中之有关于词学者，为《大鹤山人词话》若干卷，以报唐君，并先揭载本刊(《词学季刊》)，为海内治词者之助云。”是编辑录《东坡乐府》(据《彊村丛书》本)批校语二十五则，如《永遇乐》(天末山横)一首，文焯按：“此词又见《石林词》，元刻既无之，毛本又以意题作‘眺望’，当据元刻及叶梦得词，删去此阕。”有的则用评语，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评语云：“煞拍画龙点睛，此亦词中一格。”另有附录“郑大鹤先生论词手简”五通、“大鹤山人词集跋尾”十一则、“大鹤山人论词遗札”二十四则，还有戴正诚辑“大鹤先生手札汇钞”十九则等，对研究郑文焯词学观点皆有助益。《词话丛编》据《词学季刊》辑入。

诗别集。七卷。宋郑清之撰。《宋史·郑清之传》载其“代言奏对，多不存稿。有《安晚集》六十卷”。此集为诗文合集，当时刊于临安。由于清之曾保护过江湖派之中坚陈起，陈在《江湖集》中亦曾收清之诗集。后六十卷本郑集散佚，唯存第六至十二卷，凡七卷，皆为诗，遂为藏书者所宝贵。明末汲古阁毛晋遂据此宋残本影印，称《安晚堂诗集》。清高宗乾隆(1736—1795)间收入《四库全书》。现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民国年间古书流通处据毛晋印本影印。民国三年(1914)，李之鼎重刻此七卷本，又从《江湖小集》中辑得郑集《补编》二卷，并辑《补遗》一卷、《辑补》一卷，收入宜秋馆所刻《宋人集》的丙编中。

诗总集。四卷，补遗一卷。宋桑世昌辑。世昌字泽卿，号莫庵，高邮(今属江苏)人，陆游甥。《渭南文集》卷三三《陆孺人墓志铭》赞世昌“从诸公问学，不以贫夺其志”。世昌有诗集，《龙川文集》卷十四有序，已佚。有《兰亭考》，今传。回文始于晋时前秦窦滔妻苏蕙的《回文璇玑图》，“反复皆可成章”(桑世昌《序》)。本书卷一即专论《璇玑图》，列举各种读法，末附苏轼、黄庭坚、秦观等题《璇玑图》诗。卷二列举各种回文图十六图，并述其读法。卷三收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回文诗五十三首，卷四收回文词五十五首，作者苏轼等。由图和文字的结合而只用文字，由诗而词，“咏歌渐盛，工巧日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回文乃诗之一体，本书自源流发展立卷，编次有序，可资研究。本书所收宋人的回文诗词，不少仅见于此书，可备辑佚。本书搜采颇富，惟不书所出，是其所短。《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著录本书，为三卷，且云以太宗至道“御制冠于篇首”。今太宗之回文偈见《全宋诗》卷三八。本书问世后，明张之象为补。清康熙戊子(1708)，朱存孝《补遗》一卷，漏收颇多。本书有明万历、清康熙刊本。《四库全书》本删去《补遗》中美人八咏。

明代弹词作品。又称《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杨慎著。两卷，分为十段，用浅近文言写成。作品以正史所记事迹为题材，叙述历代的变迁兴替。清代张三异为此书作了评注，发解它的宗旨说，杨慎“止借里谣巷咏，以抒其吊古谈今之怀。意不主于诙谐，而实藉以提撕告诫;语非取予嘲谑，而有裨于群怨兴观。……其讴吟悲慨，可醒愚妇愚夫;而禾黍流连，亦可悟贤君贤相”。作品中每段弹词前先用〔西江月〕词调及律诗数首为引，次用散文与“三三四”的10字句韵体述唱故事，尾以一诗一词作结。有雍正年间刊本，并有评注本多种。

药学普及剧本。10回。传为清蒲松龄撰，约成书于18世纪初。将中药拟人化，用简单情节串编成剧。计有栀子斗嘴，陀僧戏姑，石斛降妖，灵仙平寇，红娘卖药，金钗遗祸，番鳖造反，甘草和国等剧目。借剧中“人物”，显示药性、反畏及配伍法。如甘草说唱词云： “老汉姓甘名草字元老，山西汾州府平和村人氏……善调诸药，也善解百药毒，万古流传。惟有那戟、遂、花，与藻并谋，他四人性最烈，与我不投。”此书以文艺说唱形式宣传药性，颇具特色。有数种清抄本。《蒲松龄集》(1962年铅印)附录中收载之。

诗话,又名《葛常之诗话》、《葛立方诗话》,二十卷。南宋葛立方(?-1164)撰。立方字常之,丹阳人,徙吴兴(今属浙江)。绍兴进士,官至吏部侍郎。“阳秋”即“春秋”,晋人避简文宣郑太后阿春讳,改“春”为“阳”。书前有作者自序,写于隆兴甲申(1164),书大约成于此时,为作者晚年归休吴兴时所作。此书为杂评宋代和宋代以前诗人作品的专著。在自序中说:“凡诗人句义当否,若论人物行事,高下是非,辄私断臆处而归之正。若背理伤道者,皆为说以示劝戒。”宋代诗话著作很多,此书采罗广博,卷数很多,是一部大型诗话,对唐宋诗人及作品的评论,时有新意,保存了宋以前不少未传世之作,评论及史料皆可资借鉴。

以七言绝句形式描述景德镇制瓷的记事诗。龚鉽作, 成书于清代道光四年(1824)。原有100首,刊出时为60首。对制瓷过程中的各种工艺、技法、艰辛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等,作了形象的描述,是了解清代景德镇瓷业概貌的参考资料。

清代词话著作。1卷。王士禛撰。此书专门品评《花间集》与《草堂诗余》两部词集所收录的作品。王士禛论诗提倡“神韵”，论词也持同样的主张，认为《花间集》与《草堂诗余》的妙处在于蹙金结绣而无痕迹。词须雕组而不失天然，要能够“写照象外”，极妍尽态，以此达到追魂摄魄的目的。本此出发，他高度评价李煜、苏轼、李清照的作品，说李煜入汴以后诸词，与“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同是千古情种”。对鲖阳居士屈解苏轼〔卜算子〕咏鸿词的行径深为不满，斥为“村夫子强作解事”。称苏词“直是轶伦绝群”，其“枝上柳绵”一首，恐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又引苏轼与黄庭坚的话概括苏词的特点，如醉后作草书，酒气拂拂，从十指间流出，又如其书挟海上风涛之气。凡此评论，都十分中肯。谈及诗、词、曲的分界，他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定非香奁诗。‘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定非草堂词也。”话虽然简略，但可令后人解悟三体的不同的抒情风格。本书有《昭代丛书》本，唐圭璋据以编入《词话丛编》。

一名《吕祖度何仙姑因果宝卷》。清佚名撰。二卷。三万余字。宣讲吕洞宾成仙得道后，赴王母蟠桃圣会，见八仙尚少一女仙，故下凡超度何仙姑。何父逼女儿招夫生子，阻其参禅悟道。历经曲折，何女以其意坚终为吕祖度为神仙。成仙后亦下凡再度其父母，在天堂合家团聚。是书宣神仙道祖事，旨在阐“十磨十难成仙子，不磨不难不成神”，劝诫世人诵经向善，脱尘世苦海，故其现实意义并不大。吕祖、何仙姑“对药”一段，以药喻世警时，精彩独到，耐人寻味，语言精巧。为研究八仙传说提供宝贵资料。有光绪十六年(1890)常州乐善堂刊本，宣统三年(1911)刊本。

一名《宋元戏曲考》。戏曲史。清末王国维撰。十六章。国维有《王国维遗书》已著录。作者认为中国戏曲至宋元大盛，却囿于传统，横遭鄙弃，无人整理论述，便从中年开始研究。先后完成《曲录》、《戏曲考原》、《宋大曲考》、《优语录》、《古剧脚色考》、《曲调源流考》、《录鬼簿校注》、《录曲余谈》等著作，在此基础上，于一九一二年旅居日本时撰成此书。分上古至五代、宋之滑稽戏、金院本、元杂剧、南戏等五个历史阶段，论述戏曲的发生发展。“余论”带有总结性质，“附录”载元戏曲家小传凡四十余人。资料丰富，搜罗浩繁，为中国第一部戏曲发展史，实开近代戏曲研究之先河。特别是从古代歌舞降神的巫觋活动和宫廷俳优作戏，探索古剧起源，指出“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多有独到之处。依次论述从原始歌舞调戏，由汉至唐，乃演进为略具情节的歌舞戏、参军戏。至宋综合为滑稽戏、小说、乐曲，产生杂剧。至金又有“院本”，已能搬演完整故事，形成戏剧。但演唱形式是一人独唱还是按角色扮演，已不可考。故作者谓“真正之戏曲，不能不从元杂剧始也。”立论严谨，符合历史实际。其对元曲艺术价值亦有精辟论述：“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实发前人所未发，在文学史上第一次给元曲以公正的评价，影响深远。有《王国维遗书》本，《国学小丛书本》今收入中国戏剧出版社编《王国维戏曲论文集》。

一名《词旨畅》。词论。元陆辅之撰，2卷。陆辅之曾从张炎受词学，《词旨》论词，专门阐明乃师的宗旨。全书计有论词7则，属对38则，乐笑翁奇对23则，警句92则，乐笑翁警句13则，词眼26则，炼字之法集虚字33则。总的来看，他强调的问题和张炎一样，认为词应雅正、清空。他明标作词秘诀是取“周清真之典丽，姜白石之骚雅，史梅溪之句法，吴梦窗之字面”，显然，陆辅之是拘于形式之小道，无视内容之大体。从他论词所举的例子看来，于传统的风花雪月的题材内容，婉媚的风格意趣，特别称颂，而尤为推崇张炎。可见陆《词旨》一书，不过是张炎《词源》的具体化而已，是用例词来说明乃师主张的。前人称《词旨》为作词之“规矩”，未免过当，但此书确为宋元间词论中有代表性的作品，从中可以窥知这一派词家的理论主张，明瞭词论源流。《词旨》一书，主要传述南宋张炎论词主张，举词亦以张炎词为多，是一本指导创作的入门书。清光绪时吴元仪有《词旨畅》一书加以笺释。今有《百尺楼丛书》本、《词话丛编》本。

十二卷。清徐釚（1636—1708）撰。徐釚，字电发，号虹亭、拙存，晚号枫江渔父，吴江 (今属江苏) 人。徐釚为“慎交社”成员，康熙十八年(1679)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后乞归故里，著书为事。有《菊庄乐府》、《南洲草堂集》、《词苑丛读》、《本事诗》。本书专辑词家故实，分体制、音韵、品藻、纪事、辨正、谐谑、外编七门。采摭繁富，援据详明，足为论词总汇。《江南通志》称，“釚少刻菊庄乐府，朝鲜贡使仇元吉见之，以饼金购去。贻诗曰，‘中朝携得菊庄词，读罢烟霞照海湄，北宋风流何处是，一声铁笛起相思。’”则徐釚于倚声一道，自早年即已擅长。故于论词亦具有鉴裁，并非苟作。惟其间征引旧文，未尽注其所出，同时朱彝尊、陈维崧等尝议之。徐釚亦自欲补缀而未尽。至纪事一门，半取近事。其间点缀已成佳句，标榜以借虚声，在所不免。考《世说新语注》载裴启作《语林》，记谢安黄公酒垆事，安以为所说不实。则序录同时之事，自古已然。唐宋人诗话、说部，此类尤多，则亦非徐釚所创例。有海山仙馆丛书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清江顺诒辑。八卷。卷首有铁岭宗山序和自撰“凡例”九则。序称此辑“寻源竟委，审律考音，取诸说之异同得失，旁通曲证，折衷一是。所以存前人之正轨，示后进之准则”。是书经宗山参订，条分缕析，分列子目，卷一曰源、卷二曰体、卷三曰音、卷四曰韵、卷五曰派、卷六曰法、卷七曰境、卷八曰品。末有附录四则。书中引录前人词论，倘需全编登载始能得其旨趣者，皆全编过录。如卷八采录郭频伽《词品》十二则、杨伯夔《续词品》十二则以及江顺诒《续词品》二十则。对各家词序，则择要摘录，以见各序之长。如卷一徐鼒《水云楼词序》、卷六吴谷人《露蝉词序》和诸迟菊《词综续编序》等。该书所辑，间有己论，并用案语标出，以示区别。如卷一录张惠言《词选·序论》。诒案：“此论高出流辈，发前人所未发。”又如卷二录杜文澜《词律校勘记序》。诒案：“万氏有功于词学，杜氏又为万氏之功臣。虽其书知声而不知音，然舍此别无可遵之谱，则校勘之不可少也明矣。”所案也能自成一则。是书有光绪七年(1881)刊本，唐圭璋《词话丛编》据以收录。

清陈廷焯撰。陈氏曾编选历代词作为《云韶集》，计二十五卷，三千四百三十四首，一千一百馀家。在此基础上，写成《词坛丛话》，计一百零一则，综评历代名家词作，并述《云韶集》编选大旨。其论词之发展，认为汉乐府“长短句不一，是词之祖也”。六朝“《江南》、《采莲》诸曲，去倚声不远”，经唐五代，至南宋形成高峰，以后由衰而亡，复盛于清初。他提出词中“五圣”(北宋贺铸、周邦彦，南宋姜夔，清代朱彝尊、陈维崧)，称“方回词，笔墨之妙，真乃一片化工”，“美成乐府，开阖动荡，独有千古”，“白石词中之仙也”。对清代词人，又以唐诗拟之，朱彝尊为李白，陈维崧为杜甫，厉鹗为韩愈。称“朱竹垞词，艳而不浮，疏而不流，工丽芊绵中而笔墨飞舞”;“陈其年词，纵横博大，海走山飞”;“樊榭词之妙，窈曲幽深，脱尽凡俗”。此书代表陈氏早年词学观点，推尊浙西词派，论词以雅正为宗，讲求格律，以朱氏《词综》为“千古词坛之圭臬”。这与《白雨斋词话》中推尊常州词派，论词主沉郁、重比兴、以张惠言《词选》为指归的见解异趣。《词坛丛话》置于《云韶集》前。此书为未刊稿本，1930年前后陈氏长子兆瑜捐赠南京国学图书馆，今存南京图书馆。屈兴国《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将此书辑入。

蒋兆兰撰。一卷。兆兰曾于苏州任教职，精研词学，引朱孝臧、况周颐为同道。《自序》云，乃应诸生“从问词法，兼求词话”而作此书，其宗旨为：“推本屈、宋、徐、庾之旨，甄别家数选本之精，阐述前贤时彦相承之统绪”，“要使本末兼修，古今同化”。全书三十二则。首倡“学有本原”之说，“初学作词，当从诗入手”。因为“诗词实同源异派，皆风雅之流别”。“词以沉着浑厚为贵，非积学不能至”，学词者应“上探骚辨，下究徐庾，精思熟虑，一以贯之”。本风骚，重学养，贵沉着浑厚，与陈廷焯、况周颐主张相同。他反对诗馀之名，认为词也是立言之道，本于兴观群怨之旨，不能“以词为秽墟，寄其馀兴”，谓之“诗馀”。提倡婉约为词家正轨，以周清真、姜白石为宗，盛赞清真为“词中之圣”，白石为“别树一帜”。至于选本，则谓张惠言《词选》“导源风雅，屏去杂流，途轨最正”;周济《宋四家词选》“议论透辟，步骤井然，洵乎暗室之明灯，迷津之宝筏也”。宋人选本则以周密《绝妙好词》最为精粹。填词之法，首重炼意，次曰布局，三曰炼句，四曰炼字。此书所论，言皆入理，义多精当。有甲戌丛编本，民国十五年铅印本，收入《词话丛编》。

一卷。清郭麐撰。本编探索词之体貌，分十二品：幽秀、高超、雄放、委曲、清脆、神韵、感慨、奇丽、含蓄、逋峭、秾艳、名隽，各系以韵语十二句，全仿司空图《诗品》之体例。论文名品，始于钟嵘，原以定其主旨，品其先贤。图之所为，则就诗之品格而言。本书效法钟嵘《诗品》，其间有全袭旧名者，如委曲、含蓄之类;有字异而实同者，如易纤秾为秾艳，悲慨为感慨之类;亦有并为一品，如雄浑豪放，合为雄放。故有无此书，不足为轻重。但在当时却颇受重视。此书虽把各种艺术风格相提并论，但是偏重幽秀委曲，秾艳的感情色彩相当浓厚，此正体现了浙派论词崇尚雅正清空的基本观点。《词品》寥寥数语，附载于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三之中。江顺治《词学集成》卷八也录入本文。

明杨慎著。6卷。杨慎字用修， 号升庵， 新都(今四川新都)人。明正德六年殿试第一。授翰林修撰。嘉靖三年，召为翰林学士。以“大礼”之议触犯朝廷，遣戍云南永昌卫。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卒于云南，年72。《明史》有传;说：“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后人辑其诗文为《升庵集》。《词品》论说填词，穷本溯源，直至梁陈隋六朝，为前人所未及。他在《词品》的序文中说：“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陆琼之《饮酒乐》、 隋炀帝之《望江南》，填辞之体已具矣。若唐人之七言律，即填辞《瑞鹧鸪》也。七言律之仄韵，即填辞之《玉楼春》也。若韦应物之《三台曲》、《调笑令》，刘禹锡之《竹枝辞》、《浪淘沙》，新声迭出。孟蜀之《花间》、南唐之《兰畹》，则其体大备矣。岂非共源同工乎!”该书对两宋词人及其作品介绍论述较多，金、元、明人亦及之。对诗词文体关系，亦时有评论，如在说到梁简文帝《春情曲》时说：“此诗似七言律……唐律之祖。而唐词《瑞鹧鸪》格韵似之。”如在评论王筠《楚妃吟》时说：“大率六朝人诗风华情致，若作长短句，即是词也。……予论填词必溯六朝，亦昔人穷探黄河源之意也。”

词论。 清杜文澜(1815—1881)撰。二卷。文澜有《古谣谚》已著录。此编为校勘万树《词律》一书而作。杜氏极重视万氏《词律》，“研究之际，旁及他书，偶有发明，笔之简首，岁月既久，所记遂多”，而成是编。杜氏所校，广涉词牌、作者、文字，发明较多，足补万氏原作之不足。为读《词律》必须参考之书。有咸丰十一年(1861)曼陀罗华阁刻本。

词论。清人万树撰。二十卷。树字花农，一字红友，别号山翁，江苏宜兴人。国子监生。康熙间在广东作两广总督幕友。多才多艺，怀才不遇，死于归途。著有杂剧、传奇二十余种。此编成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内容为取宋元名作排比求倚声度曲之律。唐宋以来，倚声度曲之法久已失传，此书据名作一字一句求之，得其八九。自《草堂诗余》以小令、中调、长调分别列目，旧谱因之以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然如《七娘子》，有五十八字及六十字两体，分别列入小令与中调，显然不宜。收唐、宋、元词六百六十调，一千一百八十余体，纠正《啸余谱》及《填词图谱》之误，以及诸家词集之舛异。“作于宫谱失传之后，振兴词学，独辟康庄，嘉惠后者甚厚。”(杜文澜《词律续说》)唯编者疏于考证，书中脱漏错误诚所不免。自序及《发凡》中言之甚详，后人亦有所校订。此编在清代词坛影响甚大，词家多奉为圭臬。研究与校勘、补续者亦大有人在。有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四库全书》本 光绪二年(1876)刻本，中华书局铅印本。一九八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光绪本影印。

清代词话著作。1卷。张祥龄撰。10则。张祥龄论词强调文章气运，认为诗至唐末已经作尽，所以文人才变化诗体以求发展，才有词的产生。而词体本身的发展又如春、夏、秋、冬一样，经过萌芽、发展、繁盛阶段，然后萧条冷落，最终又以元曲继之。这是从一种文体的兴衰废替立论的见解。他又重视作家天然才质的区别，“能疏宕者不能密丽，能密丽者不能疏宕”，是丹非朱，并非确论。他提倡讽世寓托，认为“词主谲谏，与诗同流”，但是又反对张惠言的胶柱鼓瑟，穿凿附会的作法。此外，他还提倡气骨，而并不摒弃绮语;反对雕凿，而又指斥鄙俚，这些意见都比较圆通，体现了他论词“不问人论何如，自叩用工甘苦”的基本立场。本书有唐圭璋辑《词话丛编》本。

三卷。清戈载编。明清之际，词韵分合之争，与词韵之作，一时俱盛。戈氏谓“古无词韵，古人之词，即词韵也”。是书即取唐宋人词，博考互证，又广稽韵书，裁酌繁简而成。其撰述目的，“非敢正古人之讹，实欲正今人之谬”，对于以前各种词韵之误，多所纠弹。分为十九韵部，前十四部为舒声韵。因词之押韵允许平上去三声通押，故是书将平上去三声合并于一部，每部中又分为平仄两声，仄声中再分上、去声；凡入声作平声或上、去声者，则附载于某部。入声因在词中不与舒声相混，故另列五部入声韵。十九韵部无韵目，但在每一部中均标明该部所包《广韵》之韵部，如第一部包括“平声东冬钟、上声董肿、去声送宋用”。韵部及每部内的小韵(即同音字组)的排列，基本与《广韵》一系韵书的排列同。每一小韵之首字，用〔 〕标出，并注明反切。反切多依《集韵》，韵字下无注释。书前有“发凡”一卷，简述编是书之目的、经过，该书之简况，词韵与诗韵、曲韵之差别等，举例甚详。王鹏运跋谓：“《文会堂》、《学宋斋》诸家强作解事，未足依据。戈氏书最晚出，而最精核，可谓前无古人矣。”但王氏对是书亦有所批评，云：“宝士著书，动谓宋词失韵，余谓执韵以绳今人之不知宫调者则可，若以绳宋人，似尚隔一尘也。”本书初刻于道光元年(1821)，全书收韵字一万二千九百九十九字。清人词韵之学，至戈氏而总其成。但尚有偏颇失当之处，罗常培曾拟为之重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