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戏曲

词论著作。中国清代贺裳撰。裳字黄公，江南丹阳人，生卒年不详。工于词，著有《红牙词》1卷。《皱水轩词筌》共1卷，赖古堂集本为54则，今人唐圭璋又据《倚声集》、《词苑丛谈》、《昭代丛书》三书补遗13则，合之共67则。作者在论述中，能运用比较分析法，如将欧阳修词与范仲淹词相比较，秦观词与黄庭坚词相比较，将姜白石与张功甫的咏蟋蟀词相比较等，通过比较指出各自特色和得失。作者反对作词浅直、酸腐、怪诞、粗莽和涉于淫靡，指出“词虽宜于艳冶，亦不可流于秽亵”。对于“语淡而情浓，事浅而言深”的“风流蕴藉”之作，击节称赏为“真得词家三昧”。特别强调作词要写出真情、实境。他说：“作词不待用事，用之妥切，则语始有情。”“小词以含蓄为佳，亦有作决绝语而妙者。如韦庄‘谁家少年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之类是也。”“词家须使读者如身履其地，亲见其人，方为蓬山顶上。”作者还认为词人创作时应如韩幹画马一般，“身作马形，凝思之极”，以求达到“形神俱似”的境界。本书有赖古常刊本，昭代丛书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词话丛编》本。

词论。 清张惠言(1761—1802)撰。一卷。惠言有《词选》已著录。此编系今人唐圭璋辑录张氏《词选》中评语而成，又附《词选序》、《重刻词选原序》、《词选后序》等六文而成。计收张氏对十二位词人三十三首词之评语，约万余字。张氏精于词学，《词选》一书尤名重词坛。于各家词作之评语中，多有高见。评温庭筠词达十二首，提示简要明达，使温词朦胧晦涩处豁然清晰。然亦有囿于陈说处。如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张氏难脱“刺明微也”、“暗时也”、“爱君不忘也”之陈说，并谓“此词与考槃诗极相似”，殊为失当。附录诸篇，为严整论文，颇有价值。有一九八六年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

词话。一卷。清邹祗谟撰。邹祗谟,生于明崇祯年间，清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晚年广为交际，与王士禛过从甚密。工词，有《丽农词》二卷。《远志斋词衷》共六十三则，着重论述词的体制、词牌、声韵以及风格特色诸方面，并对前人论词之语多所阐述。作者强调作词要求神似，说：“咏物固不可不似，尤忌刻意太似。取形不如取神，用事不若用意。宋词至白石、梅溪，始得个中妙谛。”主张咏古词须有寄托，说：“词至咏古，非惟著不得宋诗腐论，并著不得晚唐人翻案法。反复流连，别有寄托。”评价辛弃疾词也颇中肯，说：“稼轩雄深雅健，自是本色，俱从南华冲虚得来。然作词之多，亦无如稼轩者。中调、短令亦间作妩媚语，观其得意处，真有压倒古人之意。”“词至稼轩，经子百家，驱斥如意。”对豪放词的态度与浙西词派的看法很不一样。此书有若干则论述诗词的不同特色，从体裁、格调、用韵等方面加以阐述，也颇有见解。其辨调名原起，认为“宋人词调不下千余，新度者即本词取句命名，余俱按谱填缀，若一一推凿，何能尽符原指。安知昔人最始命名者，其原词不已失传乎。且僻调甚多，安能一一傅会载籍。”“大率古人由词而制调，故命名多属本意。后人因调而填词，故赋寄率离原辞。曰填、曰寄，通用可知。”都较有说服力。有《赐砚堂丛书》本、《词话丛钞》本。近人唐圭璋编入《词话丛编》，1986年中华书局版。

简称《曲谱》。由清代人王奕清等人奉康熙敕命，考寻旧调编辑而成，所以称为“钦定”曲谱。成书于清代康熙五十四年(1715)。全书分14卷。其中卷首刊载诸家理论，以及九宫谱定论。该书正文包括北曲谱4卷，以《太和正音谱》为底本，共收335个曲牌;南曲谱8卷，以沈璟的《南曲谱》为底本，收各调引子112支，过曲472支，慢词28支，近词37支，以及各调的尾声总论，共收811个曲牌。书后附有1卷刊载失宫犯调的曲谱，收引子8支，过曲42支。南、北曲谱都按宫调排列目次，对其中的每句曲均注明句式、四声和韵角，对旧谱中的错字误字，均加以更正，附注在后，而对于北曲中的入声字，则均注明宜作何声。南曲并点明板位的所在，体例比较完备。是为“使倚声者知别宫商，赴节者咸谐律吕。用以铺陈古迹，感动人心”的一部官方曲谱。该谱有清代康熙年间内府刻本;《四库全书》本;《扫叶山房》石印本;《万有文库》本等版本。

况周颐撰。此书专论清代闺秀词，因李清照有《漱玉词》，朱淑贞有《幽栖居士词》，为今存最早的女词人别集，故取“玉栖”为名。全书三十三则。其论闺秀词特点，颇有见地，云：“论闺秀词，与论宋元人词不同，与论明以后词亦有间。”“但当赏其慧，勿容责其纤。”又云：“闺秀词心思致密，往往赋物擅长。”“轻灵为闺秀词本色。”所评词人有钱餐霞、关瑛、顾春(太清)、熊琏(商珍)、伦灵飞等，或云“以意境胜，无庸刻划为工”，或赞“词诗俱妙，出自性灵”，甚为惬当。此书成于1920、1921年间，况氏生前未刊。其弟子陈运彰于1940年将它发表于《之江中国文学会集刊》第六期，后收入《词话丛编》。

梁启超撰。由“乙卷”、“丙卷”、“丁卷”、“附录”四部分构成。历评两宋及清代词人近三十家。梁氏评词首重词中所表现的情感，尤推崇辛弃疾、蒋万里等抒发爱国情感的激楚悲壮之作。其对历代名家词抒情艺术的评点和论析，时见精彩，表现出评论者对词学的精深造诣。是书未单独刊行。唐圭璋由梁令娴所编《艺蘅馆词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刘逸生校点本)辑出，收入新版《词话丛编》第五册。其后，陈少松增编为《梁启超词评辑要》(见南京师大《文教资料简报》1988年第一期)。所据资料除《艺蘅馆词选》外，还自梁氏《饮冰室诗话》、《王荆公》、《清代学术概论》、《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辛稼轩先生年谱》等论著及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中择要辑录，故最为丰富。

词学论著。清杨夔生著。十二则。以“轻逸”、“绵邈”、“独造”、“凄紧”、“微婉”、“闲雅”、“高寒”、“澄澹”、“疏俊”、“孤瘦”、“精练”、“灵活”等审美范畴，概括词的审美意识。以“轻逸”为第一品：“悠悠长林，濛濛晓晖，天风徐来，一叶独飞。望之弥远，识之自微。疑蝶入梦，如花堕衣。幽弦再终，白云逾希。千里飘忽，鹤翅不肥。”另其描述：“万山巑巑，回风荡寒。”(《独造》)“落花醉枝，凄入燕心。”(《凄紧》)“卷帘缘阴，微雨思梦。”(《微婉》)“疏雨未歇，轻寒独知。”(《闲雅》)“矫矫独往，落落希踪。”(《高寒》)“渔舟往还，相忘千年。”(《澄澹》)“田家败篱，幽兰愈芬。”(《疏俊》)“怅焉独迈，憀予隐忧。”(《孤瘦》)“水为沉流，星无散芒。”(《精炼》)“四无人语，佛阁一铃。”(《灵活》)反映其注重孤苦凄然寂寞的词境。吴衡照撰《莲子居词话》和江顺诒辑《词学集成》均收录。

冒广生撰。五卷。多为清末民初词坛轶闻、交游纪实与词作评论，时间跨度数十年。所载名家众多，有周星誉、叶衍兰、王鹏运、文廷式、汪瑔、何兆瀛、朱祖谋、江标、郑文焯、易顺鼎、程颂万、曹元忠、谢章铤、张景祁、张鸣柯、沈曾植、冯煦、潘飞声、钱振锽、陈衍、林纾、缪荃孙、夏孙桐、金武祥等五六十家。其间所记学词经历及酬唱之作，为他书所未载，尤为可贵。如卷一云番禺叶衍兰“主讲越华书院十年。余与姚伯怀、潘兰史皆从问学。后堂丝竹，至今犹绕梦寐。乙未(1895)，余计偕北上，先生手书‘文章有神交有道，珍珠无价玉无瑕’十四字楹帖见贻，又为赋《庆春泽》慢词以宠其行”。又如卷三记江标 (建霞)“尝为余画扇，题《念奴娇》词于上。词云(略)。时已亥(1899)八月，距建霞之殁，不过五十日，盖绝笔也”。其他如与朱祖谋、文廷式、易顺鼎兄弟等唱和之作，亦赖此以不坠。至于所评当时名流词作，持论精当，足备一说。如卷三谓钱振锽“负气坎轲，不可一世，世目之为狂，非真知梦鲸(振锽)者也。梦鲸人有风骨，能以身分为重，名位为轻，处此颓流，眼中之人吾见亦罕”。又称其词《蝶恋花》、《清平乐》、《菩萨蛮》、《临江仙》等，“皆性灵语，雅与元人为近”。而卷五所评林纾《补柳词》一卷，“殆绝似吾乡王通叟《冠柳词》也”，更为世人所不尽知。是书有国学萃编本，《词话丛编》据以辑入。

清代词话著作。1卷。毛大瀛辑录。此书主要辑录清代词家的有关本事。当时著名的词人，如陈其年、尤侗、朱彝尊的部分作品赖以保存。作者受唐宋以来本事词的影响，专辑文人与某女子相关的风流韵事，不讲究思想内容，也不重视作品的文学价值，其编辑倾向是值得批评的。但书中个别条目，也可令后人参考，如记曹贞吉赠柳敬亭词，真实地记录了柳敬亭这位著名平话艺人在当时享誉都城的情况。再如记瞽人陈孟周填〔忆秦娥〕二阕，郑板桥惊叹不已，深愧己作数百皆不如，遂不复存。这些材料，对于研究柳敬亭、郑板桥的生平事迹都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本书有《戊寅丛编》本，唐圭璋据以编入《词话丛编》。

清田同之撰，1卷。田氏论词之流变，宗王世贞正宗、变体之说，但他认为填词应各见性情，婉约是本色，豪放亦非不是本色，这就显得比较灵活了。他认为词中有诗人之词，有文人之词，有词人之词，有英雄之词，语多中肯。田氏对词的音律，也很重视，《词说》全文征引李清照《词论》，于“别是一家”之说是独有会心的，他认为词律较诗律倍难，强调“宫商调，阴阳谐”，于字的四声和调之宫商均加讲求。他以艳丽为词之本色，但又强调不应流入浅俚。于词之格调气度，追求神韵，所谓“以神气为主，取韵次之，镂金错彩其末也”，可见他论词颇受王士祯神韵说的影响。《西圃词说》在评论词人方面，间有不一致及错误之处。如他既称姜夔于南宋最为高洁，史达祖、高观国，张辑、蒋捷、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等皆效仿姜，又称史达祖为南宋第一词人，这就不免矛盾。同时，强派吴文英为姜夔嫡派，也与实际不符，实际吴文英是心香周邦彦而自成一派，所以田氏之说不够恰当。

词学专著。二卷。清毛奇龄撰。成书于清初。多记明末清初词坛见闻,论述词韵和体制,间附自己所作词、以及同时诸人唱和的词。书中材料,大都是当时词坛实录,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如卷一云:“予少不检,曾以度曲知名,凡坊曲使人争相请教,且尝以己词令唱,故云间徐西厓赠词有云:‘晨消魂,一曲新词,雪儿争唱神仙句。’……皆是实赋。”卷二又云:“建平吴博士送予之江宁,有《念奴娇》词,尝藏之袖间。暨十年后重过其庐,出词读之,则已漫灭不可认矣。其词曰:‘五更初起,装成未,把酒送君烛下。挥手出门正月落,满屋光流如泻。此去江南,他时江北,回首无多话。驱车行矣,可怜独步归舍。 试看地荆榛,君今卜何处?能超罟获。无节望门去路远,天下朱家皆假。田舍粗安,壶浆堪掩,意气长相藉。天涯何限,一时去此秋夜。’”毛奇龄精通音韵、工于度曲,所以书中有许多关于词韵问题的论述,兼以具体例证,对于研究词的音韵颇有参考意义。卷一云:“词本无韵,故宋人不制韵,任意取押,虽与诗韵相去不远,然要是无限度者。予友沈子去矜,创为《词韵》,而家稚黄(毛先舒)取刻之,虽有功于词甚明,然反其古意。”随后,他举出苏轼《念奴娇》调与张孝祥《念奴娇》调,加以具体说明。《西河词话》还记载了笛色谱,如《锦缠道》、《普天乐》、《古轮台》、《尾声》等,因极少见于他书,故很可贵。该书的缺点在于,所记条目,不按时序,不分细目,颇难检索;同时,考证亦有失误之处,如云“宋末有安定郡王赵令畤者”,其“宋末”二字即不确。因为赵令畤生于皇祐三年(1051年),卒于绍兴四年(1134年),并非“宋末”。有《西河合集》本、《词话丛编》本。

周曾锦撰。一卷。共二十则，记述词人轶事、交游酬唱等，所录以近代词人为主，兼及宋词人，有柳永、张先、吴文英等，但不以时代先后排列，如首录杜文澜词，后录张子野词。书中间有评论，如云：“勒少仲(方锜)《榑洲词》二卷，清丽有馀，新警不足。”又云：徐贯恂(澹庵)《碧春词》“清新可传。归安朱古微侍郎称其词自壬子(1912)后，一洗粉泽之态，与东坡、后村二家为近，可谓善变”。有家刻《周曾锦遗书》本。《词话丛编》本据以辑入。

宋魏庆之撰。魏著诗话集《诗人玉屑》，据黄昇序文所述，成于理宗淳祐四年(1244)。有二十卷本及二十一卷本，其二十卷本末附词话十四目十五则，二十一卷本末附词话二十二目二十五则。两相比勘，二十卷本缺李易安评、聂冠卿、宇文元质、晏叔原、晁无咎与朱希真、柳耆卿、王逐客、僧惠洪八目。《词话丛编》据二十一卷本辑为《魏庆之词话》。是书征引前贤及时贤著述时，例于文末注明出处，惟东坡《卜算子》、《蝶恋花》二则，只注“词话”二字，未标书名全称，疑为黄昇《中兴词话》。李易安评一则，出自《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也未注明。是书采摘繁富，但缺少己见。《诗人玉屑》二十卷本，有明武林谢氏刻本、清《四库全书》本等。二十一卷本，有日本宽永十六年刻本、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王仲闻校勘本。唐圭璋《词话丛编》本据日本宽永十六年本收入。

胡仔撰。仔字元任，徽州绩溪(今属安徽)人，南渡后在世。以荫授迪功郎、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迁奉议郎，知常州晋陵县，后卜居湖州苕溪，自号苕溪渔隐。所著《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有绍兴戊辰(1148)自序，后集有绍兴丁亥(1167)自序。今所见本偶有后人增补。据其自序，该书系诗话汇编之体，而间附己说;为继阮阅《诗总》而作，凡《诗总》已收者不录;《诗总》编纂时元祐党禁未开，苏黄诗说未能收录，故本书与《诗总》实可相互补充，北宋一代诗话，大体可见于此二书。其前集卷五九所收19则、后集卷三九所收29则，为长短句门，唐圭璋师析出收入《词话丛编》，题《苕溪渔隐词话》。另其他各卷亦多有话词之语，合计约有200馀则。如后集卷三三“晁无咎”目下6则，有5则话词。其中有所引“李易安云”一段，通常称李清照《词论》，即首见于此。该书有《四库全书》本、《海山仙馆丛书》本、《四部备要》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校点本。《词话丛编》本据《海山仙馆丛书》本收入。该书与《诗话总龟》、《能改斋漫录》、《诗人玉屑》等书，互有重出，其内容大同小异，其间关系复杂，不易厘清。相比较而言，本书所录，以人为纲，以时代为序，相关者相对集中，便于读者;引用他书必交代出处，其出于亲见亲闻或出于己见者，则言明“苕溪渔隐曰”，以资区别。其考证亦多有据。其论词则尚雅黜俗，于淫艳绮靡之风，颇有微辞。又有论及词之创作技巧的条目，为后世词话中诸多“作词法”之滥觞。然此书持论间有不公，对他书如《古今词话》等几乎贬为一无是处，凡加引述，必以微辞嘲讽，对李清照、僧惠洪等当代词人，亦多恶意讥刺，似有宽于己而严于人之风。

清谢元淮著。是书兼论词曲，而以词为主;论词又以词之声律为主。前人谓“词别是一家”，而谢元淮亦力主“守定词场疆界”。他说：“词之为体，上不可入诗，下不可入曲。要于诗与曲之间，自成一境。守定词场疆界，方称本色当行。至其宫调、格律、平仄、阴阳，尤当逐一讲求，以期完美。”作者还主张守律而不拘于律。鉴于时人填词不顾词律，作者着重论述了词的声律问题。他认为填词家应当遵用沈去矜词韵，不必旁及曲韵。填词除注重使用专为歌词而设的十七宫调外，还要严守四声，区分阴阳。“盖平声尚含蓄，上声促而未舒，去声往而不反，入声逼侧而调难自转。”倘用乖其法，则不易歌唱。因“词曲既播管弦，必高下抑扬，参差相错，引如贯珠，而后可入律吕。”这样，便可做到字字精切，声声轻圆，声文并茂。但作者又反对拘泥死法，主张“词禁诸条，亦须活着”。因为四声平仄呼吸阴阳，均有自然之妙。“大略阴平宜搭上声、阳平宜搭去声，不必拘泥死法”，此论极是。此外，作者还论述了南北声音之不同。他说：“以辞而论，南多艳婉.北杂羌戎。以声而论，南主清丽柔远，北主劲激沉雄。”各具特色。

戏曲论著。成书于1909年。王国维著。该书首先对大曲的起源及其体制的流变作了详细考述。大曲之名始见于汉代蔡邕《女训》，汉以后大曲之体制不断发生变化，汉时由艳、趋、乱三大段组成，唐宋时由若干遍组成，每一遍都有专名。其次对唐宋大曲现有辞之可征者作了考释和辑佚，从宋词、诸宫调、元代杂剧和南戏中辑录了五十三支大曲。最后论述大曲演故事对后世戏曲的影响。大曲演故事，以《王子高六么》为始，其盛行则在南渡后，如《盘洲集》所载的《句降黄龙舞》、《句南吕薄媚舞》，《鄮峰真隐漫录》所载的《剑器舞》等。大曲演故事对戏曲的产生有很大影响，“大曲与杂剧二者之渐相近，于此可见”。而且宋杂剧“一场两段”与大曲“一曲之中演二故事”有关。所不同的是由于大曲表演时动作一定，只能表演极简易之剧，故“元初纯正之戏曲出，不能不改革之也”。该书收入1957年出版的《王国维戏曲论文集》。

一卷。清胡薇元(1850—1920?)撰。胡薇元字孝博，号诗林，别署玉津居士。，河北顺天大兴(今北京)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清末曾历官广西、四川、陕西等地。民国后成为清室遗老，卒于1920年以后。工诗，擅词曲，著有《铁笛词》一卷、《天云楼词》一卷、《天倪阁词》一卷、《岁寒居词话》一卷，以及《壶庵五种曲》：《鹊华秋》、《青霞梦》、《樊川梦》为杂剧;《繙书图》、《壶中乐》为北曲散套;并附《壶庵论曲》一卷。其一生著作，辑为《玉津阁集》十二种。此书据所论及其自序，名为薇元自著。然自《珠玉词》至《碧鸡漫志》诸节，皆出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词曲类提要，其书具在，转录实为无谓。《漱玉词》略增数语。又《白石道人歌曲》一节云： “《四库提要》，以纪文达之博，谓似波似磔，宛转欹斜。如西域旁行字，薇元按此宋人自记工尺四合上，非字也。”言之明晰，余皆不著《四库提要》之名，似全出自己手者，不知其是何居心。其他论韵、论律亦多采自旧书，援引既不广博，又不能疏通其义。论清初诸家之词，亦无独到之见。有 《玉津阁集》本。

清周济撰，亦称《宋四家词选自序》。自“浙派”朱彝尊编的《词综》问世以后，“常派”张惠言曾编《词选》，以严拣精取、独立旗帜而称著。周济则继张惠言之后，编有《宋四家词选》，更进一步立派别作家数来取两宋词人作品，令人颇难理解。周氏这篇自序，发展了张氏《词选序》的看法，提出“词非寄托不入，非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申之，触类多通”的观点，这是常派论诗的见解。“入出”之说，在诗论、文论、画论中早就谈过，周氏移植于词论并予以阐发，表现了新义。他把填词家的思想修养、才识、艺术造诣和读者体会联系起来，强调了词的审美教育作用，这种观点是相当精辟的，它纠正了过去把词看作是“娱宾遣兴”的工具这一陈旧观念，故谭献赞周氏“入出”说是“千古辞章之能事尽，岂徒填词为然!”周济这篇序文，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作家创作时形象思维的过程和读者欣赏时的种种感受，对后代文学理论影响颇深。

清孙兆溎撰。共五十一则，卷末附作者部分词稿，以为鸿泥之旧迹。唐圭璋《词话丛编》初版未收，新版据香甫辑《花笺录》卷一一收录。内容多记述清词人创作轶事，也兼收南唐、宋、明人词。如云：“巴陵乐府，旧传《临江仙》一阕，为滕子京所作。其词曰：‘湖水连天天连水’云云。又，秦少游前调云：‘千里潇湘挼兰浦’一首，两词工力悉敌，末韵皆用钱起律句，何巧合耶?”所记清人词作，间有评语。如称黄(仪)子鸿词，“风流逸迈，真可追响东堂，齐踪西麓”。

吴曾撰。其所著《能改斋漫录》之第一六、一七两卷为乐府门，计69则，唐圭璋师《词话丛编》析出收录，题《能改斋词话》。他卷及逸文亦时有话词条目，计约30馀则。曾字虎臣，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博闻强记，知名江西，应举不第，以献所著书得官，历敕令所删定官，宗正寺主簿权太常丞，太常丞权吏部郎官，迁工部郎中，出知严州。因“游时相(秦桧)之门，敢为大言，士流嗤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七)。《能改斋漫录》首刊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其编成约在此年之前不久。孝宗隆兴初(1163)，其仇家捃拾书中讥笑宗室文字，上告朝廷，旋被旨毁版。后人因以《复斋漫录》为名加以称引。光宗绍熙元年(1190)，京镗删去有碍文字重刊于成都郡斋。原本有著录，或云20卷，今本存18卷，13门，另逸文若干，计2000馀条。有上海图书馆藏明钞本(小瑯嬛仙馆旧藏)、《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丛书集成初编》本。《词话丛编》本据《守山阁丛书》本收入。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标点本，以聚珍版本为底本，用临啸书屋刊本、守山阁丛书本、上海图书馆藏明钞本、《词话丛编》原刊本等校过，补附若干逸文，较为完备。该书以考据、纪事为主，其资料丰富，后出之《苕溪渔隐从话》后集、《诗人玉屑》等书多加引用。其话词之条目，考证、品藻、评论、引述皆有之;与此前之词话专书或仅记本事、或仅论歌曲谱调、或以选词而顺及者有异。其所记五代北宋词人遗闻逸事，往往可资考证辑轶。如梅尧臣《苏幕遮》、欧阳修《少年游》咏草词，王安石《生查子》、《谒金门》词，均为本集所不载。其词学观点，则仍以“典雅”、“入律”、“清腴”为上，与南渡前后论词诸家大同小异。

清李宝嘉撰。一卷。宝嘉有《官场现形记》已著录。此编收词话四十七则,约一万五千字。大多为清末词坛趣闻逸事：有的反映当时社会崇洋习气，如泛填日本名词等;有的讥讽奸商贩米出洋;有的嘲弄校长渔色。所记皆一时谈资，词坛花絮。其间也偶记清初词人，如云朱竹垞咏美人词、吴梅村所填《金缕曲》(万事催华发)为绝命词。而所载“甲午中东之役，朝鲜武臣某，兵败自刎，从容赋绝命词”云云，对研究域外词颇有助益。是书《词话丛编》新版据《南亭四话》本收录。

二卷。清郭麐撰。郭麐著有《金石例补》，是有名的浙派词人。其论词推许南宋姜夔、张炎一派，于清代词人则奉朱彝尊为教主。本书论述清初及同时友朋之词，间亦及于宋元诸家。卷首即开宗明义，分词体为四派：风流华美，浑然天成，以晚唐花间诸人与宋初晏殊、欧阳修等人为代表;施朱传粉，学步习容，含情幽艳，以北宋秦观、周邦彦、贺铸、晁补之等人为代表;一洗华靡，独标清绮，以南宋姜夔、张炎为代表;以绝代天才，凌厉气概，偶尔作歌，而自是雄词高唱，如苏轼、辛弃疾等人。郭麟说苏、辛“别为一宗”，略嫌其粗豪，而盛赞姜、张诸人于“词之能事备矣”，反映了浙派词人论词倾向的偏颇。卷二记载杨伯夔所作《续词品》十二则，所标轻逸、绵邈、独造、凄紧、微婉、闲雅、高寒、澄淡、疏俊、孤瘦、精炼、灵活之类，与朱彝尊主张的醇雅、清空、温雅、芊丽等等，如出一辙。《灵芬馆词话》对清代词人的作品多有品评，又特别记载了当时许多女性作家的作品，为研究清代词学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材料。郭麟本身是词人，其论词的拗调、拗句等言论，又都是经验之谈，对后人也有借鉴意义。有《灵芬馆全集》本，唐圭璋据以编入《词话丛编》。

清黄苏撰。黄氏所著《蓼园词选》选录唐宋词人八十八家，共二百十三首。每首词下，大多先择录名家词话或宋人词选、笔记等作笺，然后加以按语。如苏轼《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词下先引《古今诗话》、《林下词谈》和沈际飞评语，后按云：“柳绵”自是佳句，而次阕尤为奇情四溢也。有的径自评述，如张元幹《石州慢》(寒水依痕)。所作按语，或笺释词语，或结合作者身世以阐明词旨，或分析章句结构、用笔炼字等以显示其词学见解，或借评述古人词作以抒发其忧国之心和抨击时弊之意。所写评语虽详略不一，但能用不同词家的同调作品，或同一作家的不同题材进行比较，言之有物，剖析恰当，诚为初学词者有益之选本。是书有1920年惜阴堂排印本，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重印。唐圭璋《词话丛编》辑录其词评，更名为《蓼园词评》，题作“清黄氏撰”。1988年齐鲁书社出版《清人选评词集三种》，尹志腾校点。第一种即本书，经考证作者为黄苏。

清吴衡照撰，4卷。吴氏论词，重在文字与音律的关系上面，认为词的兴起，先有文字，然后宛转其声，以腔就辞;后来传播通久，音律确然，继起词人以辞就腔。由于古之作者皆善歌，故制辞度腔时对于字的平仄多少可以变化，只要与音律无碍即可。今则歌法失传，音律不明，故词家运辞，兢兢于尺寸不易之道。这种观点，颇有价值，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何以词调同而体不一的现象;同时，吴氏关于词先以腔就辞，后又以辞就腔的说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吴氏论词，较为推重姜白石、张玉田，与浙西词派观点较为接近。他很重视词的醇雅，强调学者于雅俗正变之理是不可不辨的。他又强调音律、字面、过结、写景诸方面。吴氏对北宋词亦较重视，对苏轼、张子野、柳永、秦观、周邦彦都能予以好评。其对苏辛词之比较，以为犹诗中黄山谷与苏轼的关系，这主要是着眼于苏词之“大”，认为苏轼之“大”，姜白石之“高”，都是不可学得的。所论重在“写景之工”和“抒情之妙”，对词的起结、过换、衬帖等填词技法比较注意，可资参考。作者评定宋代词家优劣、折衷古今观点异同，比较稳妥圆通。在校正词律、考订词韵方面，对万树《词律》也多所修正和补充。今有退补斋刊本，收入《词话丛编》中。

一卷。清宋翔凤撰。翔凤字于庭，长洲 (今江苏苏州)人。嘉庆举人，官知州。其精心于经学，著有《大学古义说》等。此书为论词之作，只有十六则，颇有独得之处。主要为辨正性的文字，如辨古石刻 〔洞仙歌〕 为南宋人伪托，辨秦观〔踏莎行〕“斜阳暮”三字不重出等等。宋翔凤谈词着重从音乐方面进行探讨，他说：“宋元之间，词与曲一也。以文写之则为词，以声度之则为曲。”作词的人应该既讲文理，又讲节奏，二者兼顾。他对“度曲者，但寻其声，制词者，独求于意”的作法表示不满。其论慢词始于柳永一则，能联系宋仁宗时期的太平繁庶景象，认为当时的歌台舞榭，竞唱“新声”，柳永在政治失意的情况下迎合时代潮流，谱词造曲，为了方便妓人传唱，又以俚语俗言编入词中。其后，苏轼、秦观、黄庭坚等人继作，慢词遂盛行于世。此外，论词的令、引、近、慢与小令、中调、长调的区别等见解，也有一定参考价值。宋翔凤受浙派诗人影响，论词以南宋为主，尊姜夔为诗家之杜少陵，认为姜词“继往开来，文中关键。”但是，他更偏重南宋词人感怀国事，系情旧京的作品，他肯定姜夔是如此，肯定张孝祥、辛弃疾也是如此。这些，又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浙派偏重形式姣巧而忽略作品社会内容的创作倾向。宋翔凤尊尚屯田，最为有识。慢词虽不尽始于宋仁宗之时，然女郎歌咏，会社流行，实为屯田之功。谓《草堂诗余》以征歌而设，真能知草堂者。惟小令、中调、长调之名，实始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 顾从敬所刻 《类编草堂诗余》。翔凤竟谓《草堂》所固有，则为千虑之一失。有《云自在盦丛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