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俪园之忆
最近，港台朋友都在谈爱俪园哈同夫妇的往事，我也来搭一脚凑凑热闹。1956年夏天，我回到了上海，陈毅市长邀我在中苏友好大厦闲谈。陈氏第一句话就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我说我知道，这是先前的哈同花园（爱俪园），诚如孔尚任《桃花扇·余韵》所写：“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而今，只有南边大门角上那喷水池是爱俪园旧迹，其他一点影子也没有了。我告诉陈市长，我在爱俪园住过。因为替哈同夫妇造像的程铿兄弟（其弟克猷），都是我的七中同班同学；而爱俪园总管姬觉弥，他本名潘孬，（孬，音劳，苏北人损人的称呼。陈定山说：“姬”，女臣也。“觉弥”，以白话文来译，便是“好像一个小和尚”。）苏北人，和我的朋友姚潜修兄是小同乡，因此有住园的机会。
以往在爱俪园住过的，真是各色人等，五花八门。五十四年前，旧历十一月十二日，即1911年12月31日，那位革命领袖孙中山就是从爱俪园启程，到南京去就任大总统职位的。那时，孙中山从国外回来，到了上海便住在爱俪园。其后，1919年，南北议和，集会于上海，北洋政府代表王揖唐南来，也住在那里。这位段派要人，虽不曾完成和谈，却附庸风雅，写了一本随笔式的上海小史，题名《上海租界问题》。他史识不够，史笔更差，却因为答谢园主的情谊，写了一篇比较像样子的《爱俪园记》。
爱俪园在上海静安寺路、哈同路交叉线上，原是哈同及其妻罗迦陵夫妇俩的私园，故曰“爱俪”，“爱俪”犹“爱侣”（杭州还有他俩的私园，名罗苑，在孤山南，今浙江艺术学院院所）。园占地三百亩上下，约及当年跑马厅（今人民公园及人民广场）之一半。亭台池石，备极壮丽，并参以佛寺之式。园分内外，入园第一处为海棠艇，艇右曰看竹笼鹅，前为茞兰室，黄檗山亭在其西，又西曰接叶亭，亭外草地，设垂花门，门对听风亭。其南循路而行，至柳湾，前有桥曰絮舞桥。北立一坊，曰“森立坌来”。临流有亭曰观鱼亭，北有圃，周以小径，径外一亭，石级层折，云气滃来，曰拨云。升其颠，又有亭曰碧亭，亭下长廊曰蝶隐，有亭曰岁寒。亭西曰“绿天澄抱”。过此入冬桂轩，前曰诗瓢，曰昆仑源。循冬桂轩，又西为串月廊，有桥曰引泉，过桥为九思庼；庼之南为延秋小榭，过榭里廊至飞流界，界之东有挹翠亭，亭之东为芝洞，其间曰方壶，曰小瀛洲。洲之北有石梁，是曰堆碧；前有石塔，为北洞天；循塔洞而行，一舟倚山而泊，鹢首西向是曰慢舸。舸前石峰曰太华仙掌，其后为云林画本。水临于南，桥曰迎仙，崖曰饮蕙。西有阁曰铃语，登斯阁也，园景历历在目，可远眺龙华。阁西曰涵虚楼，乃遥对飞流界，楼下一亭临爱夏湖，有石径曰六鳌远驾。西为平波廊，廊之西南，绕以花墙，有月洞，门额曰大好河山。门外有石峰，状若寿星，上有古松一株，是为苍髯上寿。折而东曰藏机洞，洞之上曰石坪台。自铃语阁回环曲折而来，胜境不穷，其胜处为山外山，有流水一湾，沿岸遍植花，曰逃秦处。其西南为万生囿，东北为赊月亭；亭之西有竹亭，额曰锦秋；其东一桥，曰横云，过桥为笋竿蕨乡；有方塔，七级矗立，池中层层喷水，下注于地，署曰千花结项（即今留存着的喷水池）。塔之南，石笋林立，曰石笋嶙峋。折而北则接卍字亭，亭额曰万籁笙竽。其东种竹千竿，花木蔚翳。
爱俪园的外园，共有七十五景。我们从卍字亭的竹林曲径向西南为松筠绿荫。其西有山，高下植梅，山顶小茅亭曰梅壑；循行至水心草庐，前有九曲桥，西曰兰亭修楔，前亘长堤曰柳堤试马。西为阿耨池，池北屋三间，曰曼陀罗华室。其东一带松山间，有思潜亭，其麓曰淡圃，圃之北临河一亭曰涉否可，从那儿棹舟可到水心草庐。亭后为万花坞，其南有桥曰渡日，过此曰烟水湾。其北接绛雪海，中有楼曰望云。后有长廊，循廊径横隔一河，有小桥曰玉，通频伽精舍，舍前为养生池，池上有亭曰鉴泓，池后一楼为春晖。其东乃是哈同宗祠。外园亭池，便到此为止。
内园由欧风东潮阁而入，其地以水为界，水通黄浦（苏州河支流）。潮上时琅琅可听，歌曰“黄河涛声”。过此西行为红叶村，村前有倏秋吟馆，上曰待雨楼，四面临空，古树森立。北有长廊，接二茅亭：椒亭与风来啸。南辟大路，竹柏夹道，由此入月在亭，至仙药阿，为主人所居，层楼叠栋，曰无障碍。其前为戬寿堂，堂共五楹，翼然有楼，左右廊宇宏深，曰巢云，曰选胜。迤西曰西爽斋，斋前石峰曰松发，曰寒山砭骨，皆嶙峋有奇致。其南为天演界，剧场也。其东编竹屏，有半面亭曰驾鹤，屏外假山，上有亭曰环翠；亭外草地，花圃参差径接，可通车马。南有池，旧名涌泉，朱栏绿筱，环其前后，中辟一月洞门，曰涌泉小筑；自此以来，皆翠竹粉墙，墙东则九思厩，到了外园了。东西遥隔，水相通，为天然之界线。像刘姥姥初到大观园，也仿佛是昆明湖上的颐和园。那一群清朝遗老名士清客，帮着这位犹太富人风雅起来，确比此间的狮子花园像点局面。那天，陈市长问我对旧楼新厦的印象如何。我说，这倒容易说的，旧园幽美，新厦壮美，各有千秋。不过，三十年后想起往景，昔日的爱俪园，总好像海市蜃楼，几乎不敢相信真的有过这么个去处呢！
哈同（Abraham Hardoon），原是中东伊拉克的犹太人，生于公元1850年。早孤，年轻做了错事，被母亲逐出家庭，流浪海外，忽然到了上海，这就成为乐园中最成功的冒险家。哈同身无长物，只好做粗活，受雇于上海沙逊洋行，做看门人。这沙逊洋行，在上海有两家，一家是老沙逊，那是进出口商，以贩运鸦片为主；一家是新沙逊，以营地产为主。哈同服役的那一家，那是老沙逊；他小心谨慎，勤勉服务，很得老沙逊的信任。后来老沙逊年迈退休回国，就给这位年轻小伙子一笔退职钱，叫他另谋发展。那时，哈同只知道贩鸦片的门径，还是熟门熟路，做起老买卖了。贩鸦片可以稳赚钱，赚了钱，又放高利贷，慢慢滚成了大雪团。那时，他姘识了一位咸水妹罗莉莉，便是罗迦陵。她是上海人，地道的上海人，家住上海老西门梦花街，自幼是卖花的。她结识哈同以后，却有那股帮夫运；她劝哈同放下鸦片烟，改做地产业，那是新沙逊的路子。那时南京路迄静安寺一带，乃是郊外草原，地价不高。她就信了虹庙方丈的主意，接连买了南京路一带的地皮。哪知时来运到，南京路一带地价，日长夜大；那一带市面，也日趋繁荣；不过十年，成为上海商业中心区。他们的地产，几乎占了南京路的十分之六，地价涨了千倍上下。他们虽以五千两银子起家，到了民初，已经是千万家财的大富翁了。
哈同相信罗莉莉是他的福星，事事奉命唯谨；爱俪园中，罗氏便是慈禧太后，他自己也和光绪皇帝差不多。园中居然也有一位李莲英，便是那位姬觉弥，他以园中总管自居。
哈同夫妇，这一对从微贱地位爬到富比王侯的高贵层的幸运儿，确乎要关起园门来称孤道寡；园中男女仆役、连着他们所收养的孤儿子女，都要对他们跪接叩头，有如西太后之在颐和园。当清皇室崩溃以后，他们就收养了一批太监到园中来，显得爱俪园真的有着皇宫的气象了。（那位自居李莲英的姬觉弥，年轻时流浪北方，曾在宫中住过些日子，因此颇知宫中仪节及太后生活排场。）我那同学程氏兄弟所雕塑的哈同夫妇铜像就安放在园门口，园中人也必对之跪拜如仪。他们还花了一笔钱，收买了一批遗老、文士、书画家，当作园中点缀品。有一时期，爱俪园就等于遗老博物馆。那儿办了一所仓圣明智大学（周郎称之为苍蝇蚊子大学），校长便是姬觉弥，监督（副校长）便是喻长霖（湖北黄梅人，清末一甲三名进士）。他们所尊奉的不是孔圣人，而是造字的仓颉大圣人。那时，遗老中如罗振玉、王国维诸氏，治甲骨文，就在戬寿堂设立了文海阁，是继乾隆七阁以后又一阁；收存四库所未有的版本，还刊行了《甲骨石丛刊》，如《殷墟书契》前后编，《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及待问编，这是一种风雅。俗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也。
哈同本不知书，罗莉莉也并不识字。不过，她有钱以后，也曾请人教她读写，识得一点粗浅书报，也会写得一张便条。至于风雅的门径，完全得力于那两位真假和尚：乌目山僧和姬觉弥。有人以为姬是乌目的徒弟，那是说错了的，姬之进园，乃是一位耶稣牧师推荐的（姬并未受戒，也未出家，也算不得是个和尚）。乌目山僧，本名黄宗仰，江苏常熟人。他富有才学，擅长诗词，也精通英日语文，同情同盟会兴中会的民族革命，崇敬孙中山；孙氏海外归来，在上海住爱俪园，乃是他所推介的。他皈依禅宗号乌目山僧（常熟有乌目山，故名），也许是一种烟幕。看他过的俗家生活，不戒荤酒，有时也穿西服和服，俨然翩翩俗世佳公子。而其由座上宾成为罗迦陵的入幕之宾，成为爱俪园的工程师，亭台楼阁，草木花石，都出于他的匠心。园成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以爱俪园为名，因为莉莉小字“俪蕤”，其上再加一“爱”字，本意如此。他又劝说了罗女主刊印了一部《大藏经》，根据日本弘教书院本，配上了龙藏续藏，共八千四百十六卷，称为《频伽藏》。园中辟频伽精舍，尊“莉莉”为迦陵夫人。“迦陵频伽”者，梵语为鸟名，《正法念经》云：“山谷旷野，多有迦陵频伽，出妙声音，若天若人。”《慧苑音义》云：“此云美音鸟，此鸟本出雪山，其音和雅。”
可是，罗迦陵毕竟是凡鸟，她虽尊敬这位自幼相识的高僧，而入幕的机会却让位给那位姓潘的飞仔式的假和尚姬觉弥。迦陵也宠信日专，让姬觉弥做园中总管。园中有这么一幅画像，从这边看去是哈同，从那边看去是姬觉弥，从正面看去则是罗迦陵，正所谓三位一体，迦陵则左拥右抱，得其所哉（这几幅画，也是程铿兄的手笔）。觉弥六根不净，但哈同夫妇却一直没有养个孩子；因此，迦陵收养了许多中西的孤儿寡女，有了十三太保、八姐、九妹之称。哈同先死，迦陵继亡，于是姬总管被逐出爱俪园。为了争遗产，各显神通，爱俪园也就分割成几十家。当上海沦陷时，一场大火，烧得七零八落。抗战胜利，我重回上海，访寻旧园，已破旧不堪了！
傅雷、大世界
法国前总理傅雷夫妇昨日重访北京，我在他的名下连上了上海大世界，仿佛他和上海大世界有关。是的，他和上海大世界有关。上回他访问北京，那是1957年的事。他到了上海，和上海荣副市长毅仁一同游览，他要荣氏带他到大世界去。荣氏指着延安东路西藏路角上那竖立着“人民游乐场”五字牌坊的所在便是。旧地重游，傅雷兴趣很好。那时，还是陈毅副总理兼任市长，他忽然一转念，“人民游乐场”又重复改为“大世界”了。我知道傅雷在《蛇山与龟山》的记行文中，并没说到这件事；这回，他到了上海，又复会看见“大世界”了。这个“大世界”和他有这么一段渊源。
上海的五湖四海英雄之中（所谓“白相人”），有三个最有名的“滑头码子”（头脑灵活，善于投机的角色），创办大世界的黄楚九，也是其中之一。上海的十里洋场，就在北门外城郊慢慢发展起来；今日最热闹的南京路，一百年前，正是野草丛丛，水鸟交鸣的原野。西郊（今日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一带先前的跑马厅），更是乡村景色。（在香港，我们都很荣幸地被称为上海国人，在上海，过了苏州河，如北四川路一带，已经是宝山县境，乡人到南京路，就说是到上海去，他们都不承认自己是上海人。）后来洋场越来越发展，黄楚九首先和经仁山创办新世界于静安寺路西藏路口跑马厅角上。后来经仁山病逝了，经大娘子大权在握，一脚踢开了黄楚九；这是那位江湖好汉一生最大的耻辱，他就发了狠心，在跑马厅的另一角，创办了另一游乐场——大世界；除了南北部通地道以外，一切都比新世界的花样更多，规模更大。（黄楚九死后，这份企业，才转到另一江湖好汉黄金荣手中去。）
大世界，只要二角钱（银毫子）门票，那就可以上下五层楼到处看世界了。（先前也有变相收钱的办法，就是找了座位，替你泡茶，收茶钱，至于站着看或是坐在场后面那几行，也就不必泡茶。也有另外收钱部门，多少和色情或赌博有关。）进门便是哈哈镜，给我们乡下人开洋荤；进了院子的广场，便是杂耍场，节目不少。楼下也有一处书场，有时也有歌女来清唱。二楼以上，每层都有二三个剧场，从下午一时到夜半十二时，不断有节目上演，如地方剧种、本地滩簧、弹词、说书、话剧、戏法、曲艺、文明戏、电影等，只有京剧，才另设剧场，另售门票，叫作乾坤大剧场。上演的节目，也有第一流的剧种，如传家班的昆曲、淮扬戏，都在那儿演出过。初期话剧名角，如顾无为、汪优游也在那儿上演过。真是老少咸宜，可以看个一整天也看不完的。
可是，大世界乃是最足以代表上海风气，白相人天下，蛇鼠天堂，那真是藏垢纳污的所在。一进门，那院子里总有一二百个流莺，二、三、四楼也是川流不息的野鸡群，她们虽不会抬了我们去，只要看她们一眼，就会来和你搭腔了；间接就成为花柳病的传播线，所谓色情世界便是如此。因此，少女们，一过了十岁，就不能再上大世界了；直到大世界变成了人民游乐场，那色情气氛一扫而空，这才有让妇女欣赏民间剧艺的机会。那就是傅雷上回看了后大为惊异的。
说起大世界，想起了黄楚九；说起黄楚九，有人就联想到李裁法，好像他们都是走旁门的海派英雄。有人又觉得黄楚九比较正派些，陈定山许之为一代人杰。傅雷觉得先前的上海法租界富有巴黎气息，大世界也是巴黎型产物。我呢，以为大世界是缩小了的上海，黄楚九是洋场人物。
黄楚九本是眼科医生，他这一手本领还不错，却是以“艾罗补脑汁”起家，后来开了中法、中西两家药房。洋人把我们身体主宰从“心”搬到“脑”，因此，现代化的补药，他说要补脑。楚九找了一位西医朋友，开了一服带磷质的补剂方子，加上一些可口的果汁，让小姐、少爷、老爷、太太们爱吃。他定了一个药名，叫作“补脑汁”，他知道那是崇洋时代，中国医生的方子是不会有人信任的，一定找一个洋人；他就照了一张犹太朋友照片，印在上面，称之为“艾罗”。“艾罗”（Yellow）者黄也，拆穿来还是姓黄的人发明的补脑汁。在月亮还是外国圆的世纪，他就发了财了。
楚九生平做买卖，有两句秘诀：一个钱当十个钱用，一分本钱，配上九分广告，这就成为洋场生意经了。他最懂得望平街的神通广大。他最后一种药，叫作“百龄机”；一句广告叫作：“有意想不到的效力！”有人说，他这句广告，比十万字的宣传还有力量。药呢，还是补血汁之类的东西。
他是上海游艺场的始创者，他听了海上漱石生和孙玉声的主意，在浙江路南京路角上，新新舞台（今永安公司）的屋顶，开了一家楼外楼；那是茶室，带着两档说书和林步青滩簧，游客喝茶闲谈，登高望远，生意倒也不错。而且装了电梯，收费一角，也算是开洋荤。他脑子一动，和经仁山在跑马厅角上开新世界，游艺、杂耍、戏曲的花样加多了，而且南北两部有地道可通，这就把东南各城乡的人都吸引过来了；而且，只要两角钱，让你整天看个饱，我们乡下人顶合口味的。我说过仁山死后，那位经大娘子手段太辣了，一脚踢掉了黄楚九。他就心有不甘，在跑马厅角上，又开了一家大世界，花样更多，规模更大，也只收门票二角。而且有像样的乾坤大剧场，连法国的军政大员，都印象很深，可见这位黄老板的手法是不错的。
黄老板的一钱十用论，在企业上表现得很灵活；除了大世界以外，还在对面开了一家温泉浴室；大世界东边，开了一家世界日夜银行，便利走偏门的人存放。他还造了新光大戏院、中国大戏院两座大房子，办了一家烟厂，发行一种“小囡牌”的香烟，广告上写“小囡牌人人爱”六个大字。于是，他从地产上打主意，借了钱，买地皮造房子，又转押给银行，再买再造再押。于是，一发牵全身，如清末东南大富豪胡雪岩一般全部坍下来。给他致命的打击，乃是上海法租界××堂，那是高利贷之父。他一死，大世界也就转手了。其他企业，也都换了主人了。
在海外的上海佬，没到过上海城隍庙和大世界的，怕不会有了吧？连傅雷到了上海，第一句话就问起了大世界，黄楚九也就可以瞑目了。
傅雷，这位法国的来客，他所著的《蛇山与龟山》，我还不曾找到；不知他在1949年以前，到过上海几回？住过多久？他对上海掌故，也颇熟悉。他对荣毅仁氏也说到大世界门前的大炸弹，那是“八·一三”淞沪战事第二天，上海市民所看到的战争面貌。据当时的报纸载，说死伤千余人，一位德国记者说中国的空军闹乌龙，离目标还有好几里呢，真蠢。这倒是新闻报道上最保守的一页，实在炸死了一千一百二十多人，受伤的有二千多人。我们那天，正在新世界的角上，远远看见一颗黑东西掉下来的。报载是五百磅炸弹，大世界门口那一坎口有一丈五尺深，一丈二尺直径大。炸碎了的残肢碎肉，堆在跑马厅角上，有二三丈长，四五尺高。我还看到一只残腿飞到大世界隔邻的青年会的九层屋顶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除了重庆大隧道和广岛原子弹，这一页，该是最惊心动魄的了。至于这炸弹究竟怎么会落在大世界门口，当时还有一种说法，说是炸弹架子，给日军舰的高射炮打中了，因此落了下来。这一疑案一直没人找到过答案。战火扩大，大家也慢慢忘记这战神的第一个礼物了。直到二十多年后才由当时指挥空军的飞虎将军，说到那炸弹有一千磅重，所造成的死伤，比报载多一倍以上；而落弹错误，乃由于那天天气，空军由五千尺高飞改为五百尺低飞，算错了时间，本该落在黄浦江苏州河口的出云舰（日本旗舰）上的，却落到跑马厅来了。这一礼物替黄楚九证明了一句遗言：本来新世界角上是上海最热闹的“通衢”，而今证明大世界门外是上海最热闹的“交会”了。
上回，傅雷进了大世界第一句话就是说：“太干净了，太干净了。”这意义包括黑社会人物的完全扫除和流莺、赌徒、小偷、乞丐一类垃圾的肃清。新的大世界，乃是人民游乐场。一位十岁以后没进过大世界的七十岁老太太，带了媳妇和孙女重到大世界，也和傅雷一样眼睛一亮。她说，从前大世界是野鸡世界。那十六岁的孙女问她：什么是野鸡？老太太说：“你们年轻的不懂、不明白。”她的媳妇，对着她笑笑说：“还是不懂的好。”
1956年，我重到大世界，以后几乎每年要去一两次。哈哈镜依旧是进门的见面礼。底层大院子那杂耍场，正是第一流杂技团；上回到香港来过的中国杂技团，就在那儿演出过。有一惊人节目，便是驾电单车跑圆墙的，胆小的人吃不住看，可真精彩。二楼以上的剧场、节目情况，大致和1950年以前差不多，但却丰富得多，也去芜存菁，真正百花齐放着。我们看过华文公司的《美丽的三江》，其中有大世界的镜头，那儿的淮扬戏剧团，便是最出色的地方剧团；有名的《杨门女将》，便是从淮扬戏的《十二寡妇征西》改编的。
我曾在大世界看过最坏的《雷雨》（文明戏），但今日的文明戏可真的不错，有名的《七十二家房客》，就是在大世界上演的。新的大世界，也就是新上海的缩影，从“蛇鼠天堂”变成了人民游乐场。
豫园、城隍庙
那位法国的来客傅雷，他和荣毅仁氏，看了大世界，接着又看了城隍庙，这是洋人的东方观，仿佛到香港的洋人看了兵头花园，还得看看狮子别墅。洋人心目中的城隍庙，便是湖心亭、九曲桥以及那“老爷花园”，如伊孛尼兹（西班牙小说家，以《四骑士》为世人所知）、芥川龙之介（日本文学家）所写的：“那边走着穿漂亮的洋服，缀着水晶的领袖顶针的中国时髦女郎，这面走着戴着银项圈的小脚三寸的旧式妇人，《金瓶梅》中的陈经济，《品花宝鉴》中的奚十一，在许多人里面，这样的豪杰似乎也有着。”这便是现代的中国。
依我的说法，古代上海的城隍庙，和豫园两不相干；到了过去一世纪中，豫园才和上海城隍庙二而一，一而二，合为一体，如洋人所看到的；可是最近三四年中，豫园是豫园，城隍庙是城隍庙，划分而二，傅雷重访城隍庙，一定会看到豫园公园的新景了。
“城”与“隍”，本来是两种防守性的建筑，“隍”乃是城外护城河；“城”“隍”各有其神，流俗合之为一，混称城隍。上海的城隍庙，仿佛苏州的玄妙观、南京的夫子庙、北京的东安市场，那一地区变成了百货杂陈、老幼妇孺交集的大市场。在芥川龙之介眼中，仿佛日本的“缘日”。
上海之有城隍庙，始于宋代；不过那时的庙宇在淡井庙，因为上海还只是一个市镇，属于华亭县；淡井庙所供奉的城隍，乃是华亭县的城隍。到了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海由镇升为县，它的城隍庙仍在淡井旧地。直到明永乐年间（15世纪初），知县张守约，才将金山庙改建为今上海城隍庙。金山庙，本来是祀奉西汉名臣霍光的，称霍光行祠，乃是三国吴主孙皓所立。因此，金山庙前殿，至今仍祀奉霍光如旧，后殿才供奉那位红面的秦裕伯的神像，那是明代的事了。
说起了秦裕伯，其间就有一段掌故。据秦氏后裔秦温毅所说，这位元末的豪杰之士，乃是宋代文士秦少游的七世孙，世籍扬州高邮，宋末兵乱，才由他的祖父移居上海。秦裕伯在元末，中了进士，做了几处地方官。遭遇世乱，归隐上海，张士诚据苏州，聘他襄助政务，他固辞不就。后来，明洪武建了帝业，命中书省檄请他任职，他又托居母丧，未终制辞就。洪武下了手谕，说：“海滨之民好斗，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坚不起，恐有后悔。”他只好应命到了京，却又不曾任官。洪武六年，他病逝上海。洪武诏令中说：“生不为我臣，死当卫吾土，着即敕封为本邑城隍神。”看起来，可说是有凭有据的了。
本来，上海城隍庙规模很小，清康熙年间在庙东构建东园，凿池造亭，堆叠山石，栽种花卉。上海文士曹一士赋诗纪胜，诗云：“神祠北际名园辟，寝庙东偏别殿开。更拟登高望云物，人间重筑小灵台。”“何年丹诏起孤臣，云树苍茫旧隐沦。东去题桥有遗迹，固应忠孝作明神。”“引水为山十亩间，祈年宴罢此中闲。石坛夜静神鸦集，海上云旗乍往还。”“斥卤桑田纵目初，万家耕织杂樵渔。赤氛黑祲年来有，凭仗登台一扫除。”
在我们印象中的城隍庙，就是以城隍庙为中心那一地段，上海城中的商业区。这一商业区，远比后来的英法租界市区早得多。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百五十年前，派人探访上海，城隍庙那一带已经有了外来的洋货，称洋行街。我们时常到城隍庙去，但进庙拜神的机会很少很少。
殿前那一行都是吃食摊子，也有摆了桌椅，像个小店的；即如酒酿圆子、豆浆油条、南翔馒头、油豆腐线粉，各地的点心，在那儿成行成市。南翔馒头皮薄，肉细汤鲜，那是他们的特点。南翔离上海虽说只有四十华里，起意郊游吃馒头，毕竟是一件大事，到了城隍庙就可以过瘾了。而且酒酿常州味，豆浆苏州观前味，左宜右有，要吃什么有什么，真是老幼妇孺皆大欢喜。那儿有家小店，专卖茴香豆，颇有绍兴味；孔乙己把手指一点，说：“多乎哉，不多也。”便是这种豆。前些日子，我看见香港的上海南货店就有茴香豆，正是城隍庙来的，可惜年老齿落，已经嚼不动了。那儿也有冰糖山楂、糖葫芦，便是北京城东安市场的红果儿，也是小孩子恩物，我颇爱吃。我们到城隍庙去的，吃是第一。
庙外四围，茶楼很多，最有名的是春风得意楼，这是一句好口彩；每年元旦，进香祈祷的少妇少女，都上楼去吃一杯元宝茶（龙井茶加一颗橄榄）。逢月朔望，长三堂子漏夜前来进香，也在茶楼歇脚，真是美人世界。其他如湖心亭、四美轩、第一楼、春江听雨楼、鹅园、访鹤楼、雅叙楼……都是游人品茶之所；却也人以类聚，成为各业市人的会集所，有的是古董商，有的是茶客，有的是布商木客的生意买卖。好多茶楼是带书场，下午晚上有几档弹唱说书节目，茶客就躺在藤椅上，一边喝茶一边听书，悠然自得。上海的说书人，就从那些茶楼中培养出来的。
我初到上海时，年纪很轻，脚力很健，听书兴趣并不高，吃了点心，就到处闲逛，和洋人一般爱在九曲桥那一带穿来穿去，反正往东向西投南落北，都无不可。兴尽，到处可以上电车找归程的。那一处原是豫园旧地，到今则是形形色色的旧货摊子。也有大小旧书摊，虽没北京琉璃厂的规模，却也有厂甸的样儿，长年如此。那儿的旧书，古今中外都有，讲版本当然说不上，拾遗补阙，大可以到那儿碰机会。我所收藏的第一份上海《申报》，便是那儿找来的。我曾找了一块旧的绸手帕，有一尺五寸见方。上面密密写着蚂蚁大小的字，用放大镜看，也颇端正，字字清楚。一块手帕上，就抄了全部四书，那是从前士子上考场做夹带用的。总之，随时看看找找也颇有意思的。
百货交集在城隍庙附近，也不及一一备举。有一条街，可说是鸟街，百鸟交集，要什么鸟有什么鸟；附带就有鸟笼、鸟粮、鸟杯，成为独一行市；入其街，只听得啾啾切切之声。连着就有白老鼠、小松鼠、兔子、狗仔、猴子、乌龟，小动物的世界。只有一点，和香港不同，在城隍庙买不到活蛇的。
此外，和神殿相应的香烛纸马，和时节相应的灯花，还有小姐所爱戴的白兰花，这便是城隍庙。
1959年，豫园部分，经过上海市当局的三年整理，恢复四百年前潘家园林旧貌，又从城隍庙分离开来，称豫园公园。我相信傅雷夫妇重到上海，访游城隍庙，又将觉面目一新了。
本来，城隍庙的西园部分，乃是明万历年间潘氏旧址，园主潘允端曾任四川布政司，拓地四十余亩，先后经营二十年（嘉靖三十八年迄万历五年），筑成了豫园，其意在侍奉父潘恩，颐养天年，故曰“豫园”。园内胜景，如玉华、会景、乐寿、容与等堂，如醉月、征阳、颐晚诸楼，如留影、含碧、凫佚、挹秀诸亭，他有留春窝、鱼乐轩、玉茵阁及家祠和一些神祠。当年凿地成池，叠石为山，池沼贯流，山石错列，陆具涧岭洞壑之胜，水极岛滩梁渡之趣，加植名花珍木，布置曲梁阁道，登山遥瞩，荡舟绕游，自是东南名园。潘氏当年自比网川平泉，以“人境壶天”题门前小坊，坊西高墉，还写着“寰中大快”四个大字。
可是潘家胜境，到了明末清初，便已渐次荒废。潘家子孙家境中落，到了乾隆年间，便把荒园出卖给上海城中的绅商集团，以与东园对称，乃为西园。绅商集资续建，花了十多万银两，历时二十多年才完成。据说，当年园基占七十多亩，可是到了同治七年重行清丈，只留三十六亩八分九厘二毫了。西园的意义，也和当年潘家私园不同，大半成为上海工商各业的公墅，园正中为三穗堂，宏敞高耸，乃是公晏朝贺之所。堂北有万花深处、可乐轩、留春坞诸胜，迤逦而东，有花神、听涛两阁；西北便是萃秀堂，右拥大假山。堂东有烟水舫、绿杨春榭、得月楼、玉华堂、莲花厅诸胜。玉华堂前植立的奇石，即系豫园旧物，相传是北宋宣和间花石纲中遗漏在东南的玉玲珑。这是洋人最欣赏的奇石。在石下燃放一支香，只见石洞处处生烟，有如雾中美人。西看胜迹有凝辉阁、挹翠亭、船舫厅、绿荫轩，南看有茶墙酒墅清弟堂、越丹阁、春禊阁及吟雪楼。堂前临大池，构亭架曲梁，夏时红莲盛开，晓起立桥上，面面皆花，绛霞晕目。这些景色，我们读乔鸥村《西园记》及王韬《瀛壖杂志》，能仿佛得之。在那以后，又添建了超然台、迥回楼、点春堂、五老峰诸胜，又改玉华为香雪、万花深处为万花楼，这就是海内外人士所曾记得的了。
西园的兴废，又和过去一个世纪的战乱有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兵曾占据了城隍庙，九曲桥头的红莲便绝种了。咸丰三年（1853年），响应太平军的小刀会，曾在这儿设立司令部。后来清兵入城，西园便遭火劫，香雪堂、莲花厅、得月楼、花神阁，同付劫灰，只是奇石犹存，池塘无恙，犹存旧日规模。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入境，英法防兵又借西园为兵营，西园的浩劫，此为第一。同治年间，重新修葺，可以说是另起炉灶。今日的豫园，又在新西园的基础上参照了明代的记述，从西园回到豫园的旧轮廓去。只见古树参天，花木繁茂，回廊曲径，假山池塘俨然是潘老旧气象。上海文史馆诸老曾在这儿雅集，吟诗写画，抚今怀古，觉得豫园的市侩气息已一扫而空了。
四行仓库、八字桥
最近，中国电影出版社刊行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以及几位写回忆录的军政人物，都说到抗战初期淞沪战场的“四行仓库”和“八字桥”，以及送旗到四行仓库去的女童子军杨惠敏；也说到最后移防四行仓库的谢团长和杨营长。那一影片，就叫作《八百壮士》，阳翰笙（华汉）编剧，应云卫导演；由袁牧之扮谢晋元，张树藩扮杨瑞符，陈波儿扮杨惠敏，那是一幕悲壮的爱国写实场面，十分动人。正当武汉会战前夕，更是激奋人心。恰当其时，那位防守四行仓库的杨营长，从上海孤岛脱出，到了汉口，“中制”就请他在片前插演了一幕。那天，杨营长从武昌回来，对我说：“曹先生，今天，我可以死得了！可以死得了！”他是流芳百世了，就那么兴奋得睡不着觉。其后不久，他真的病逝宜昌的军医院中了。时经二十多年，中年以上的人，还记得抗战初期曾经在中外报纸占头条地位的“四行仓库”和“八字桥”；要问这两处是怎么一个所在，几乎很少人说得出来；就是那几位写回忆录，也不知当年的女童军杨惠敏后来怎么样，到哪儿去了。
我是在四行仓库住了两个月的人。八字桥呢，也是我到江湾上课必由之路。上回到了上海，特地到真如访了旧日暨南大学，绕道北新泾到了闸北，访了四行仓库，转到水电路，看了八字桥，重拾旧梦，再经江湾回来。即算在上海，也已是白头宫女说开元了。
说到“四行仓库”，有人以为是中（央）、中（国）、交（通）、农（农民）四行的仓库，那就说错了。在上海银行界，有大四行，即“中、中、交、农”；有小四行，又分北四行、南四行。北四行，即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行。四行仓库和上海最有名的国际大厦，都是北四行的产业。在四行仓库的东边，便是金城银行的仓库。为什么谢晋元所统率的五二四团（即八百壮士），要移防到四行仓库去呢？原来淞沪战役展开战斗时，孙元良的八八师，负责闸北一带防务，从八字桥北站到沪西一带都在防守线中（王敬久的八七师，负责江湾、庙行一带防务，后来增援的宋希濂三十六师，便在八字桥与江湾间楔人，主要在水电路一带。这便是张治中所指挥的第五军，他的总司令部在南翔）。孙的司令部一直在闸北、沪西，第四迁，才到了苏州河北岸茂新面粉厂；第五迁，才移到四行仓库。其地就在苏州河北岸，贴近西藏路，即是说，过了金城银行仓库，便和西藏北路的商店隔壁邻接了。河的南边，便是上海市煤气库。那位设计移此的参谋处处长，他是下了险棋，料定日本空军不敢向四行仓库投弹的，因为离煤气库太近，日军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果然，住了两个多月，平安无事，也可说是置之危地而后安。
师司令部转到四行仓库以后，孙元良将军住在底层，仓库四周都已构筑了防御工事。我和张柏亭处长住在二楼，天天在一起吃饭、睡觉、做事。那是我一个人独霸淞沪战线新闻时期，我的电讯，占了两个月的头条新闻地位（除了平型关战讯到来那天）。我们曾经在四行仓库招待过外国记者，我还陪了他们，上仓库的屋顶，看明白日军的司令部，陪他们上北站第一线去，他们承认我军防线很稳固，日方报道失实了。
到今天为止，研究五二四团为什么要在四行仓库据守？后来为什么突然要撤退？一般人还是不明白的；总之，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是一个震动全世界的大新闻。
其实，我们在四行仓库招待了在上海的外国记者，一扫日军方所散布的“华军即将撤离闸北”的谣言，在当时的作用是很大的。但，10月8日的攻击，只是佯攻；那晚，闸北守军唯一的收获，是把日军从北四川路的西边赶到北四川路的东边，只收复了北四川路那几丈路的街面而已。在总决策上，便已开始淞沪全线的总退却。不过，从八字桥经北站到沪西这一线，到10月26日晚间，还是兀然不动，和“八·一三”开战那天一样，和日军对峙着的。那天白天，八八师已接上了江湾、八字桥间防线，八七师、三六师都已后撤。因此，五二四团接上了八字桥迄北站防线。那天晚上，八八师全线后撤，到沪西苏州河南岸。五二四团乃是掩护退却的最后部队，要等全师部队安全退却后，该团杨瑞符一营，才接任四行仓库的师部防御堡垒；即是说该营有与四行仓库共存亡的殉国职责。实际上，杨营只有三百七十八人，而以五二四团全团名义作战，乃号称八百壮士。那天晚间，孙氏闲谈中，叫我回租界来，要我第二天到南市枫林桥某地去。我心里明白，相持二个半月的闸北防线，那晚决定总撤退了。那晚，我心中一直放不落，我不相信闸北防线会撤退，我还希望会产生奇迹。27日早晨六时左右，我就赶到西藏路苏州河南角上，用望远镜看四行仓库前门，寂寂无动静，堡垒兀然如旧；我以为奇迹毕竟产生了。哪知过了半小时，日军试探前进的先头部队，毕竟摸索到四行仓库，控制着两边中国银行仓库，开始攻击四行仓库的侧面了。淞沪全线后撤，给上海市民带来了沮丧失望的心理；四行仓库的枪炮声，又激起了一线希望。
当年报纸所载新闻，连我的报道在内，都是虚张声势，夸大其词，不符合实在情形的。不独八百壮士，只是折半充数；连防御战开始时，谢晋元团长也不在仓库指挥作战，指挥作战的就是那位受了伤的杨瑞符营长。谢团长后来怎么进入四行仓库去的呢？在当时是一个大秘密。因为四行仓库连接金城银行仓库，当时据为防守堡垒，再过一间住宅便通到北西藏路一家商店后壁。我们就打开那后壁，通往那两仓库去。谢团长就这么进入仓库，代替杨营长来指挥作战的。陈参谋长也这么进去视察阵地。那儿，有一架通租界的电话，本来是我日夜报道战讯的专线，这时也成为军部指挥作战的通信工具。所以，那位被许为英勇的女童军杨惠敏，也就是这样从那后壁巨穴送旗入营，成为全国人心所寄托的。她到了后方，把故事编造得十分离谱，显得她是怎么不怕死；当然不会把爬后壁的实情说出来。她看见了我就十分难为情。我说：“这本来是演戏，让大家看了兴奋就是了！我会同意你的编造的；不过，前言要搭后语，编造要有谱，不要自己闹笑话就行。”她不久就代表全国童子军到巴黎参加世界童军大会，周游欧美。后来到了香港，闹了几场笑话，慢慢为国人所忘却了。而今在台北做体育教师，已经结了婚，养了孩子了。
四行仓库的枪声，以及仓库顶上的那面国旗，维持着上海的人心，也给日军的尊严以绝大的打击。市民的热烈支持，和国内外人士对孤军的热望，更是当时皇军最头痛的大事。因此，驻沪日本总领事对公共租界当局加了压力，要英方用外交力量压迫我军退出四行仓库。交涉重心乃在南京，日军方面，限我军于四十八小时中退出，否则，日军将进入租界；他们的汽艇也将驶入苏州河，从仓库前门来进攻了。我军最高当局乃于30日晚间，下令总撤退；当时，驻防苏州河南岸的英军司令史摩莱少将协助撤退。接洽之初，英方原说，我军士兵和军械分别运送，士兵即由西藏路上车，直送南市军部。（士兵便是通过金城银行仓库，经西藏路那商店走出，和北、西二面日军绝无关系，英军司令下令将日军探照灯打熄，撤退工作非常顺利。那晚午夜开始，黎明前即已撤退完毕。）可是，租界当局受日方压力，不让英军送我军往南市。因此，八百壮士（三百四十余人）便运往戈登路胶州路集中营，成为国际性俘虏，谢晋元团长也一直留在那边，直到后来被暗杀殉难为止。若干战士，那几年分别从集中营逃出，直到太平洋战事发生，还有一部分又被日军所拘囚的。在中日战史上，四行仓库八百壮士这一页，是写得很光辉的。
站在四行仓库顶上，看看当年淞沪战场的轮廓，这倒是研究军事史重要的一页。且说，1932年1月28日黎明，淞沪战役第一枪是从八字桥开始的；而1937年8月13日上午，第二回淞沪战争第一枪也是从八字桥开始的。血战八字桥，不仅是新闻记者的题材，也是时事戏剧的题材。在若干战士记忆中，对八字桥的印象都是很深的。
我们知道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订立，我军退出上海，日本海军便在北四川路底天通庵车站附近构筑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这便是日军现代化堡垒线的支柱。司令部系用水泥钢筋筑成，下层系仓库，屋顶有高射炮阵地、窥测所，中层系陆战队营房。从司令部俯瞰天通庵车站及八字桥，遥对闸北北站，一到战时，便是一所要塞。东北和六三花园及日本坟山连成一线（日本坟山就在八字桥东边，六三花园就在司令部东边），西南连接着日本小学、福民医院，沿苏州河而西，又和戈登路底的内外纱厂，梵皇渡的丰田纱厂连成一线。（“八·一三”战役发生时，日军即先占据丰田纱厂，威胁我军在北新泾的防线。）再绕过沪西，和徐家汇的同文书院、祁齐路的自然科学研究所连成一线。由司令部而东，连着日本女学—公大纱厂—汇山码头，成为对虹口的弧形防守线。
因此，两次淞沪战争，八字桥成为中日双方的攻防枢纽，双方几次攻占了八字桥，却也几次丢失了八字桥，终于成为双方相持地区。最剧烈的争夺战，就在那一三角地带发生，日本坟山，上演了戏剧性的悲壮一幕。我在两次战役，凭吊八字桥，只见桥残岸毁，处处枪弹痕迹而已。
上海杂拾
金家巷
海外人士，熟于上海掌故的颇有其人；但能说出金家巷的所在的，不一定很多。金家巷并不是冷僻所在，一头接上静安寺路，一头接上新闸路，也可说是很热闹的转角。巷口竖立着一方刻着中英文的界碑，那是1893年（光绪十九年）所定的租界线。英国人似乎对这一条成文的界线觉得非遵守不可，于是，沿着界碑两边，越界筑路的已经越得十分阔远，可是，这短短的金家巷，大约有百来丈长，倒还是华界。住在这小巷中，照样有电灯、自来水的供应，只是不必对工部局纳捐，租界巡捕也不能到巷中来行使职权，成为三不管地区。（它已被包围在越界的路线上，上海市政府也不能到巷中来行使职权。）我每回回家，对着界碑总是微笑地看一下。
我也说不上上海通，这样三不管地区究竟有几处，我也说不周全，最著名的便是苏州河北的天后宫；那儿，除这所著名的“妈阁”以外，还有规模相当大的总商会。在宫外的河南路、苏州河路，都是当时的公共租界。上了阶石，进入天后宫范围，便是华界，不属于工部局的管辖。我们所召集的爱国运动，历史上有名的五四罢工、五卅惨案，以及救国会的抗日运动，都是在这儿集会，作为号召全市的司令台的。这，也就成为上海的海德公园，有着集会、演讲的充分自由。只是金家巷虽有这样的自由，大家不曾加以利用就是了。
“余生也晚”，住到金家巷时，已经不及晤见那位株守金家巷不踏租界一步的金家老头子了。清末那位顽固守旧的相国徐桐，他的家恰好也在北京东交民巷，和法国使馆对门，他是最讨厌洋人的，却天天非看见洋人不可。他发挥了他的“阿Q”精神，在大门上贴着一副对联：“望洋兴叹”“与鬼为邻”。这一副对联，大为金老头子所赞赏，有一年贴春联，也写的这八个字。金老，谈者忘其姓氏，其家园亦已败落；我所见的，乃是一家影戏公司在那儿拍片，“西风”太劲，关不住大门了。
友人胡君，他是上海通；他说这副八字排洋的对联，也曾贴在《申报》的楼上。从《申报》顶楼，可以远望海外，而隔邻正是外国坟山。这样一贴，又增多了一种幽默意味了。
霞飞路上
在上海，说到法租界的霞飞路（现淮海路），正如说到公共租界的南京路，虹口的北四川路，每个人都有深刻的印象。我说过我对法国人的印象并不怎么坏，可是，法国的殖民政策以及“放逐”到殖民地上的法国官吏，实在不敢恭维。因此，那些法国的领事、神父、主教，一定要在上海“遗臭”万年；到而今，连“遗臭”的机会都没有了，唯一留着的就是马浪路，而今改为“马当”路。（马当在江西九江以东，那是江上要隘，一般人也不大明白的。因为“马当”与“马浪”音相近，所以谐音改名，并非纪念马当封锁的战役的。）霞飞、福煦和贝当，都是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军事将领，可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贝当已经成为法国的国贼了。
我们住在法租界时期，霞飞路乃是我们日常必经之路，但它所以使人怀念，和这位英雄毫不相干。我们印象中，总觉得这一条路上的气氛乃是以“白俄”为基调，掺上了吉卜赛人的流浪情趣，用法国梧桐掩映着的。如阿雪所说，我们在这一条大马路上，随时可以看见这些全装披挂的哥萨克将校，威武地立在路旁。他的胸前满缀着宝星与勋章，闪闪地在放着奇光。（这些勋章的来源，有些说不得的。小当铺，和日本人开的铺子中，都有得出卖的。）依他们所诉说，“大的炮，小的枪，尖的矛，亮的刀，各色旗子，野兽似的人，撕人灵魂的声音，在血与血的交流、人与人的相拼中，他们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而由尼古拉二世亲手替他缀上这个勋章的”。这样的白俄，在上海，少说也有几千人。“白俄”在我们面前有两种很深切的印象。（一）他们似乎把西洋人的西洋镜拆穿了。（二）西洋人吃的虽说是“大菜”，实在没有什么好吃，这些高鼻子长胡子的俄罗斯人，终究带了“罗宋汤”和“沙拉”来让我们尝尝西方人的好菜。（厨子呢，当然是山东人。）
白俄少女——她们具有鹰的眼睛，狗的鼻头，狐狸的心机，虎豹的爪，看准了对象就一把抓住，非啃到皮尽骨碎不肯放手。红的胭脂，白的香粉，细细的眉毛，娇小的嘴唇，五颜六色的衣服，浅笑低窥的应酬，再加上做生意的一切本领。她们与一切绅士在赌着，下的注，一方是名誉和金钱，另一方则是肉体。有些说是二十来岁的少女，其实已经快四十岁了；也有的真是二十上下的少女，但她会倒在你的怀里，说她曾在莫斯科歌舞团中献过艺的。这笔账是无从算起的。
不过，在霞飞路逛街看野眼（“逛街”只是溜达，并非“拍拖”；“看野眼”，就是这么闲看，漫无目的地看了一家又一家，不一定买点什么；仿佛街上各店家橱窗里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的），踏尽黄昏，自有一种情趣；物我两忘，也不问是巴黎，是圣彼得堡，或是哈尔滨，就是这么荡着荡着。法租界和英租界之别，也仿佛澳门与香港之别，霞飞路上闲逛，多少还让我们透得过气来。
我写了上一节，已经深夜了。睡在床上，翻翻旧文献，霞飞路原名宝昌路。不意这位宝昌（Paul Brunat）先生，也是法国人，还做过六次总董呢。这位法国英雄霞飞，年轻时也曾到过上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曾到上海来过一次。合当补注一下。
“文艺复兴”
在旧上海的金神父路（现瑞金路）和亚尔培路（现陕西南路）的中间，又正在霞飞路的南首，有一家著名的咖啡馆，馆名“Renaissance”（文艺复兴）。在这条最富巴黎情调的街上，这儿更是带上了神秘情趣。“文艺复兴”的意义，我是明白的。我的朋友群中，爱在那儿“泡”上一半天的很多。我呢，一向对于“洋”字辈东西都不感兴趣，有时也奉命陪君子，在那儿附庸风雅。只是那儿出售一种似酒而非酒的麦水，乃是没成熟的啤酒，没啤酒那样的苦味，确实有点酒性，倒成为我爱喝的东西。
久而久之，才知道这位老板所说的“文艺复兴”和我们所理解的完全是两件事。我们是复归于希腊时代的自然情趣。这位老板是白俄，他要复返于沙皇的专制王朝；他们绝不称“列宁格勒”，一定说是“彼得格勒”；正如香港的一些人，绝不叫“北京”，而要叫“北平”的旧称。仔细看去，霞飞路以及这家“文艺复兴馆”，并不是什么巴黎情调，而是白俄情调，加上一点吉卜赛的流浪色彩，一种世纪末的情调。那位托名的“爱狄密勒”，在《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中有一大段文字，是记叙这一家神秘的咖啡馆的。我得把“托名”一语注解一下：这本书，原是洋人所供给的材料，商务印书馆叫阿雪整理的，稿子弄好了，却不敢出版；乃托名于“爱狄密勒”这么一位“无是公”，而由阿雪译刊，由生活书店出版。而今已有新刊本，大致和旧本相同。因此，前些日子，有人特地征求旧本《上海——冒险家的乐园》，我也并不想把手边的书借给他。他如知道“阿雪”译，只是托名而已，那就不必找旧本了。
阿雪说：“文艺复兴”中的人才真够多，随便哪一个晚上，你只需稍微选拔几个，就可以将俄罗斯帝国的陆军参谋部改组过。这里有的是公爵、亲王、大将、上校。同时，你要在这里组织一个莫斯科歌舞团也是一件极便利的事，唱高音的，唱低音的，奏弦乐的，吹管乐的，只要你叫得出名字，这里绝不会没有。而且就算你选过了一批之后，候补的人才还多得很呢，那些秃头赤脚的贵族把他们的心神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以消磨这可怕的现在。圣彼得堡的大邸高车，华服盛饰，迅如雷电的革命，血与铁的争斗，与死为邻的逃难，一切化为乌有的结局，流浪的生涯，展开在每一个人的心眼前，而引起他们的无限的悲哀。他们歌颂过去，赞美过去，憧憬过去，同时也靠着“过去”以赢取他们的面包、青鱼与烧酒。
有一天，我在诺士佛台（香港）的一家公寓门口，看到“托尔斯泰”或是“拉斯普丁”样儿，一大把胡子的人物在那儿晒太阳，恍然又是霞飞路上的旧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