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阴道上
我国古代文化，一直在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区，生根抽芽开花，那一地区文士，视野不很远大；华岳嵩高，伊洛泾渭，已经算是不得了的了。东晋王室南渡，文士们才有机会领略东南山川之胜。顾长康（恺之）从会稽还（会稽山阴即是绍兴），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其上，若云兴霞蔚。”王子敬（羲之之子）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山阴道中，目不暇接”，也就成为千古流传的成语。他们都是以山谷间居民的眼光来欣赏江南风物的。
浙东山水，富春、四明、天台、雁荡，各擅其胜。我们江南人，却从水乡景色来接受，会稽山阴，有如威尼斯那么醉人。有一回，一位北方人要远游浙东，周作人氏写信给他说：“我要说的，是一种很有趣的东西，这便是船。……船有两种，普通坐的都是乌篷船，白篷的大抵做航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萧山）去，也有特别的风趣。但是你总不便坐。……乌篷船，大的为‘四明瓦’，小的为脚划船，亦称小船。但是最适用的，还是在这中间的三道，亦即三明瓦（三明瓦者谓其中舱有两道，后舱有一道明瓦也）。……你如坐船出去，……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来回总要预备一天，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景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即栚树），河边的红蓼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你往杭州，去时可于下午开船，黄昏时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这才是十足的水乡情调。也正是清末诗人李慈铭所谓：“藻影浮空动，荷香入定深。橹摇鱼跃际，都是故乡音。”
绍兴自古多文士，代有诗人名家。南宋陆放翁，自是大作手，他眼底的山阴道上，写得最为入神，且看《舍北晚眺》诗云：
红树青林带暮烟，
并桥常有卖鱼船。
樊川诗句营丘画，
尽在先生拄杖边。
（杜牧，晚唐诗人，有《樊川集》。宋画家李成，别号营丘，善画山水。）
日日津头系小舟，
老人自懒出门游。
一枝筇杖疏篱外，
占断千岩万壑秋。
（筇杖：竹杖，“筇”音穷。）
他还有四首《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其一云：
数家茅屋自成村，
地碓声中昼掩门。
寒日欲沉苍雾合，
人间随处有桃源。
放翁的《稽山行》，也就是徐蔚南氏所写的“山阴道上”。开头总括四句：“稽山何巍巍，浙江水汤汤。千里亘大野，勾践之所荒。”（“汤”音伤，“荒”即开辟之意。）下接写道：
春雨桑柘绿，秋风粳稻香，
村村作蟹椴，处处起鱼梁。
陂放万头鸭，园覆千畦姜，
舂碓声如雷，私债逾官仓。
禹庙争奉牲，兰亭共流觞，
空巷看竞渡，倒社观戏场。
项里杨梅熟，采摘日夜忙，
翠篮满山路，不数荔枝筐。
星驰入侯家，哪惜黄金偿？
湘湖莼菜出，卖者环三乡。
何以共烹煮，鲈鱼三尺长，
芳鲜初上市，羊酪何足当。
镜湖滀众水，自汉无旱蝗，
重楼与曲槛，潋滟浮湖光。
……
我初次到绍兴，那是民国初年的事，距今差不多五十年了。暮春天气，菜花正黄，夹杂着紫色苜蓿花，一片锦绣，一阵阵风送麦叶清香，仿佛回到我自己的家乡；所不同者，船从田垄中穿过，一片清香气息，掩盖了小船舱外耳。其后二十五年，1937年冬天，间道经曹娥江返杭州，从百官下船，时逢急雨，沙沙打窗，脚划船声声打桨；我静静躺着，听船底潺潺水声，知道船在向绍兴驶去。第三次到绍兴，那是抗战第三年（1939年），依旧从余姚、上虞，渡江到百官，也乘了脚划乌篷船到绍兴，先后住了一个月，这才对山阴道中的人情风俗，有进一步的了解。虽是战乱时期，也曾访寻历史上的绍兴胜迹：禹陵、快阁、兰亭、柯岩、吼山以及百草园，缅怀往烈，想见他们的生平。第四次到绍兴，乃是1957年夏天的事；这一回的行程，自西而东；既不是坐在乌篷船中卧游，也不曾乘上杭州、宁波间火车。我们坐了汽车，过了钱江大桥，沿公路经绍兴直驶奉化溪口到宁波，中间有一段近百公里的山路，大概是晋代文士王子猷雪夜到剡溪访戴的程途，山行有山行的妙趣，却非我们坐汽车的人飞驶而过所能领略。
直到1958年，看了《祝福》影片，绍兴是祥林嫂的生活背景，于是，水乡风物，鲜明地浮在我的眼前。祥林嫂走出了卫家山，第二天早晨日出，小船荡过河面，她从桥头走向河埠，她在埠石边掬水自饮，抬头看见了鲁镇。她在鲁镇乡绅家做工，在河边淘米，把鱼肠扔给鸭子……这正是我们所最熟悉的。本来，祥林嫂再嫁山农贺老六那一段，正可取景于剡溪山谷中。大概为了摄影工作上的便利，那段山农生活背景，他们才取景于西湖南山的九溪十八涧中，但一般人的印象，确乎看作是在山阴道上了。
我虽非绍兴人，对于绍兴戏的爱好，还在周氏兄弟之上。我在上海时期，已经是绍兴戏的戏迷，吴昌顺和小凤彩的印象，不在谭鑫培、梅兰芳之下。到了绍兴，又看了吴昌顺的《四进士》，他唱调的苍凉，扮演的利落，自可与周信芳并驾（我所说的绍兴戏，乃是有了六百年传统的高腔，并非年轻剧种在上海生根的越剧）。不过坐船看戏的风趣，我还是从鲁迅的《社戏》得来。“……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宛转，悠扬。……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动，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篷。”“月还没有落，仿佛看戏也并不很久似的，而一离赵庄，月光又显得格外的皎洁。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缥缈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吹到耳边来的又是横笛，很悠扬……”夏天，月夜，坐着小船停在水边看戏，该是多么富于诗意的生活。
从我的记忆中，把过去五十年，四次旅居绍兴或久或暂，所得的印象，嵌成一幅山阴道上图，当然和陆放翁的诗篇，主副浓淡，大有出入。
龙山横在城中，好似一个马鞍。大善塔和褒忠塔，矗立在城的南北，山峰上立着“观海”“风雨”二亭，一眼看去，就是这么一个东南水乡大城市（那天，我在香港大会堂看《西施传》，各方面都很满意，只是看起来，不像是绍兴——古越国）。“山南亘鉴湖，北连江海，周数里，盘屈江湖之上，状卧龙也。”相传，越王勾践的大夫文种，死后葬在山上，那就有了二千五百年的历史。大善寺和塔，相传南朝梁武帝时代的建筑，也有了一千七八百年的久远记录。我初到绍兴时，寺中香火很盛，每年也有庙会，仿佛南镇殿的香市。春秋时代，那位勾践谋臣范蠡，曾在观海亭所在，造过一所高达十五丈的飞翼楼，那是防吴的瞭望台。后来，又改名“鼓吹楼”，到了南宋，才在遗址上造了“观海亭”。而今海岸迁移，在龙山望海，有点浩渺不可见了。新的纪念所在，山麓有越王台，使人想起了二千五百年前吴越争霸往事，如《西施传》所说的。南面则有风雨亭，便是纪念那位革命女战士秋瑾的新建筑（秋瑾殉难处在轩亭口）。
海外朋友，或许不知道绍兴在历史上出现，比杭州早得多，或许越王勾践称霸浙东之日，杭州还是一片海滩，并无市墟。还有更早的历史，便是那位治水的大禹；他是山西人，死后却葬在绍兴（现代史学家，考证禹迹，可能他是南方的传说中人物，所以绍兴有大禹陵）。从绍兴五云门，踏着石板路，约五六里，便到南镇殿，香炉峰便在眼前了。穿过村庄，过了石桥，就到禹庙大门（乘船的也直泊到大门埠上）。
由于王羲之那篇《兰亭集序》，我十几岁时就已经熟悉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的文句，像我这样的土老儿，当然不懂得“曲水流觞”是怎么一回事；但我们一到兰亭，实在失望极了！据说，晋代的兰亭不在其地，还要再过去二里多路。兰亭代有修建，清乾隆年代的新建，最为完整。我们在民初所看到的，却是一位布店老板所造的，其人是干净的，却把兰亭修建成“布业会馆”，王羲之在地下，即使不气死，也要笑死，一句话：“俗不可耐。”这“布业会馆”之外，有一条一丈多宽的小溪，溪上跨小桥，过桥便是文昌关。过了文昌关，后面便是王羲之大书的“鹅池”二字的石碑。池北便是流觞厅，厅外清流曲折。“布业会馆”中有“兰亭”二字石碑，左面是墨池和墨华亭。所谓“修褉”，一般人是不懂的，而魏晋文士的风雅，也不是后世文士所了解的。只见亭上有人题壁，句云“看景不如听景好”，倒是实话。
鉴湖、绍兴老酒
轻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断苹洲烟雨。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
——陆放翁《鹊桥仙·华灯纵博》
到了绍兴，便喝上鉴湖水了。鉴湖，乃是萧山绍兴间的极大蓄水池，本来周围有百多里大，开辟于东汉年间。过去二千年间，四围土田逐渐被侵蚀，没有疏浚，面积缩小到后来，只剩下十五里长的清水湖了。这便是绍兴老酒的摇篮。
说到鉴湖的源流，张宗子就指出从马臻开鉴湖，由汉及唐得名最早。到了北宋，西湖夺取了它的宝座（西湖开辟于唐代）；鉴湖之澹远，自不及西湖之冶艳了（这是张宗子的评语）。至于湘湖（在绍属萧山），则僻处萧然，舟车罕至，因此，韵士高人，谁也不曾着眼过。
在唐代，鉴湖和一位隐士贺知章有过一段因缘。贺知章字季真，号四明狂客，会稽人。官秘书监，天宝初请为道士，求周宫湖数顷为放生池。有诏赐镜湖剡川一曲。放翁那首词中的话，就是从这一故事翻出来的。（贺知章有一首《回乡偶书》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乃是一直传诵的诗篇。）在我们记忆中，陆放翁与鉴湖的因缘，更是密切。我们出了绍兴偏门再向南走，便到了鉴湖，顺着湖边走三里路，便到了南宋诗人陆放翁故居“快阁”。那是放翁晚年饮酒赋诗之地。本来有些假山、石桥和春花秋水楼、飞跃处等胜地，还有藏书满架的书巢。我们曾经在快阁逗留过一晚，可是在抗战后期，日军进占绍兴时，“快阁”也就被破坏，化为陈迹了。放翁在《书巢记》中说：“……吾室之内，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吾饮食起居，疾痛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宾客不至，妻子不觌，而风雨雷雹之变有不知也。间有意欲起而乱书围之，如积槁枝，或至不得行，则辄自笑曰：‘此非吾所谓巢者耶。’”这倒是我所最欣羡的去处。
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放翁从江西回山阴，正月到家，这就是他经营快阁的开始，他曾写《小园》诗云：
小园烟草接邻家，
桑柘阴阴一径斜。
卧读陶诗未终卷，
又乘微雨去锄瓜。
历尽危机歇尽狂，
残年惟有付耕桑。
麦秋天气朝朝变，
蚕月人家处处忙。
村南村北鹁鸪声，
水刺新秧漫漫平。
行遍天涯千万里，
却从邻父学春耕。
放翁的另一遗迹，便是绍兴禹迹寺。故址上的沈园，那是他和被迫离去的妻子唐琬重逢之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有名的《钗头凤》悲剧，就在那儿上演的。“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我们的耳边，一直响着这一段哀歌（鉴湖，乃是放翁洒泪的伤心地）。
一榼兰溪自献酬，
徂年不肯为人留。
巴山频入初寒梦，
江月偏供独夜愁。
——陆放翁《龟堂独酌》
我们翻看陆放翁的《剑南诗稿》，他有很多饮酒、醉中独酌的诗篇，这位诗人是会喝酒的。他颇欣赏金华兰溪的老酒，如这首诗所说的。在酒的历史上说，金华府属的义乌、兰溪，好酒的盛名，还早过了绍兴，唯一的反证就是那位葬在绍兴的大禹王，他是恶旨酒的，或许四千年前，绍兴已经酿酒了。放翁平常喝的，当然是绍兴本地的酒，他在《游山西村》中说：“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绍兴农村原是家家酿酒的。
绍兴酒是用糯米做的黄酒，和用麦或高粱做的烧酒，一辛辣，一醇甜，自是有别。绍酒之中，一般的叫花雕，坛上加花，原是贡品。（十斤装的叫京庄，专销京津；二十斤装的叫行使，专销湖广。目前小坛装的三斤，大坛装的二十五斤，上海南货店都有出售。）加料制造的，有善酿、加饭、镜面各品，酒味更醇。还有一种女贞酒，富家育女，便替她做酒加封，藏在地下，作为出嫁日宴客之用，故名女贞。酒越陈越香越醇，十年五年埋着，如《儒林外史》所写的杜家老太爷埋藏二十年的陈酒，镶了新酒，那几位酒翁，喝了才过瘾。
绍兴府属各县，都有绍酒酿坊，西郭、柯桥，沿鉴湖各村镇，散布很广；以东浦为最上，阮社次之，据说东浦以桥为界，内地也有上下床之分，那只好让行家去鉴别了。阮社村到处都是酿坊，满堤都是大肚子的酒坛，一眼看去，显得这是醉乡了。绍酒所以特别好，行家说主要条件之一是鉴湖水好。我的朋友施叔范，他是诗翁，也是酒伯。他说：真正的佳品，必须汲湖水酿造；水的成分不要过清，也不可过浊；清则质薄，日久变酸，浊则失掉清灵之气。鉴湖水，源出会稽，有如崂山泉，所含矿质，恰合酿酒之用，因此绍酒独占其美。（我个人的看法，金华酒并不在绍兴之下，只是产量不多，行销不广，让绍酒占尽声名而已。）
做酒是一种艺术。酿酒行家，叫缸头师傅。这种师傅我们家乡也有。首先把糯米浸了，再放上饭蒸（一种大木桶的蒸具）去蒸，蒸熟了，摊在竹垫上，等它凉下来，再拌上酒药；酒药的分量得有斟酌，多则味甜，少则味烈。接着把它放在大缸中“作”起来（“作”即是发酵之意）。究竟“作”多少日子，那就看缸头师傅的直觉判断了；总是听得缸中沙沙作响，有大闸蟹吐沫似的，看是“作”透了，再由酒袋装入酒架，慢慢榨出来。这榨入缸中的酒汁，一坛一坛装起来。再用泥浆封了口，一坛坛放入地窖中去，普通总是半年十月，就可开坛了；一年以上，便是陈酒，市上出售的，大多是一年陈的。我不会喝酒，却懂得做酒，因此，看看别人的描述，觉得不够切实。
“作”酒时期，我们也可喝连糟酒，称之为“缸面浑”，其味较醇，却不像“酒酿”那么甜。酿了头酒以后，还可再酿一次，其味淡薄，我们乡间，称之为“旁旁酒”（不知究竟该怎么写）。
杜甫的《饮中八仙歌》，那八位酒鬼都很有趣。不过，他们喝的不是绍兴酒，汝阳王李琎，他要去的是“移封向酒泉”（今甘肃），并非到绍兴。我不会喝酒，要喝还是喝绍兴老酒。
绍兴老酒，我说过是一种糯米酒，味儿醇厚，黄澄澄的。我喝过一坛十五年陈的枣酒，那简直像酱油一般。我们一想到茅台、大曲、汾酒、高粱那股辛烈的冲劲，就觉得冬日跟夏日的不同。我们喝绍兴酒，总是一口一口地喝，让舌尖舌叶细细享受那甜甜的轻微刺激，等到喝得醉醺醺时，一种陶然的心境，确乎飘飘欲仙。我们从不像欧美人那样打开了瓶嘴，尽自向肚子灌下去，定是要喝得狂醉了才罢手的。鲁迅曾在一篇小说中，写他自己走上了一石居小酒楼，坐在小板桌旁，吩咐堂倌：“一斤绍酒。——菜？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他很舒服地呷一口酒，酒味很纯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可惜辣酱太淡薄。这就是酒客的情调了。在绍兴喝酒的，多用浅浅的碗，大大的碗口，一种粗黄的料子，跟暗黄的酒，石青的酒壶，显得那么调和。
要说绍兴酒店的格局，鲁迅在《孔乙己》那小说的开头，有过如次的描写：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靠柜外站着，热热地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店的后半雅座，摆上几个狭板桌条凳，可以坐上八九十个人，就算是很宽大的了。下酒的东西，顶普通的是鸡肫豆与茴香豆。鸡肫豆乃是白豆盐煮漉干，软硬得中，自有风味，以细草纸包做粽子样，一文一包，内有豆二三十粒。茴香豆是用蚕豆即乡下所谓罗汉豆所做，只是于煮加香料，大茴香或是桂皮，也只是一文起码，亦可以说是为限；因为这种豆不曾听说买上若干文，总是一文一抓；伙计也很有经验，一手抓去，数量都差不多，也就摆作一碟。此外现成的炒洋花生，豆腐干，盐豆豉等，大体具备。但是说也奇怪，这里没有荤腥味，连皮蛋也没有，不要说鱼干、鸟肉了。我们家乡的酒店，也是这么一个格局，假使《孔乙己》要上演，这样布局是不可少的。
说到孔乙己喝酒的咸亨酒店，周启明先生还写了几段小考证：咸亨酒店开设在东昌坊口，坐南朝北，店堂的结构与北京的大酒缸不相同。在上海一带那种格式大抵是常有的。——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台边有一两人站着喝碗酒。那情形也便差不多了。在绍兴吃老酒，用的器具与别处不大一样，它不像北京那样用瓷茶壶和盅子。店里用以烫酒的都是一种马口铁制的圆筒，口边再大一圈，形似倒写的“凸”字，不过上下部当是一与三的比例。这名字叫作窜筒，读如生窜面的窜，却是平声。圆筒内盛酒拿去放在盛着热水的桶内，上边盖板镂有圆洞，让圆筒下去，上边大的部分便搁在板上。这么温了一阵子，酒便热了。一窜筒的酒称作一提，倒出来是两浅碗；这是一种特制的碗，脚高而碗浅，大概是古代的酒盏吧。
绍兴人喝黄酒，起码两浅碗，即是一提；若是上酒店去只喝一碗，那便不大够资格。
绍兴师爷
南宋政论家叶水心谓：“今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顾亭林乃在《郡县论》里引申叶氏之义谓：“州县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之子，兄以是传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州县之权，上之人明知其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这就把绍兴师爷的内幕揭露出来了，他们不是几个才智之士，而是一个集团，他们也和封建组织一般，父子相承，师徒相继，有他们的传统势力的。冯桂芬说：“吏户兵工四部，每部不下千人之多，其渠数十人，车马宫室衣服妻妾之奉，埒于王侯，内外交结，隐语邮书，往来旁午，辇金暮夜，踪迹诡秘，莫能得其赃私都数。尝与一绍兴人拟议，吏部四司，岁约三百万，兵部官少而费更大，户部有盐漕，工部有河工，计四部岁不下千万。外省大小衙门，人数尤众，婪赃更多，更不止千万。究银所自来，国家之帑藏居其三，吾民之脂膏居其七。今天下之乱，谁为之？亦官与吏耳，而吏视官为甚。”大家都已明白，“绍兴师爷”不只是一个政治集团，也是一个贪污集团，“六部，书吏窟穴其中，渔利舞文，往往舍例引案，上下其手。”“各省院司书吏，多与部吏勾通，其各府州县衙门书吏，又往往勾通省吏。”造成了积重难返的情势。最近从美国回到台北的陈立夫，他们兄弟主持中央政治学校，就想网罗天下的专署、县、区的科长、科员于一家之手，造成新的“师爷集团”，所以他虽离开国民党的政权十多年，而其声势一直不衰。
吏胥的地位，几乎一代低于一代，但他们操纵把持的力量，却一代增于一代。他们把持时政，广纳财货，由来久矣。顾亭林《日知录》吏胥条：“唐郑余庆为相，有主书滑涣，久司中书簿籍，与内宫典枢密刘光琦，相倚为奸。每宰相议事，与光琦异同者，令涣往请必得。四方书币赀货，充集其门，弟泳官至刺史。及余庆再入中书，与同僚集议，涣指陈是非，余庆怒叱之。未几罢为太子宾客。其年八月，涣赃污发，赐死。宪宗闻余庆叱涣事，甚重之，久之，复拜尚书左仆射。韦处厚为相，有汤铢者，为中书小胥，其所掌谓之孔目房。宰相遇休假，有内状出，即召铢至延英门付之，送知印宰相。由是稍以机权自张，广纳财贿。处厚恶之，谓：‘此是半装滑涣矣’，乃以事逐之。”吏胥弄权，可以左右宰执，甚至可以打击宰执；权势如此，“师爷”诚不可为而可为的呢。
五种“师爷”之中，“刑名钱谷”二者最为重要。可是县政得失，每在疏忽小处，发生了大漏洞。我的一位朋友，就是在“挂号”的方面出了毛病，以至于丢官，几乎入狱的。汪辉祖在《学治臆说》中说：“刑名钱谷，动系考成，尽人而知，其当重矣，抑知赋繁之地，漏催捺搁，及大头小尾诸弊，实皆征比核之，而词讼案牍，刑钱多不上紧，全在号友稽查催办，至书启庸拙疏忽，亦足贻笑招尤，无一可以易视。”他是经验丰富，确有所见的。
我在绍兴城中，看了吴昌顺主演的《四进士》。那位见义勇为打抱不平的宋士杰，把一位老讼师的风度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了。“讼师”与“绍兴师爷”是同一窟的狐狸，他们的权谋术变，也很相近。不过，旧中国的政治，乃是半儒家、半法家而采用术治的政治，因此，国家的法律，藏之于官府，并不公之于天下，让老百姓共同知闻的。一个地方官，与当地巨室朋比为奸，那是常事，但逃不过“恶讼师”的明眼。因此县官上任，捉拿讼师，也算是政治手法之一。宋士杰年纪老了，决定收山了，但激于正义感，不能不出来主持正义，这就得冒充军入狱的危险。《四进士》这剧本，是同情有正义感的讼师宋士杰的。做“盾”的唯恐伤人，做“矛”的唯恐不伤人，这便是“讼师”与“师爷”的两面。在我的幼年还是“讼师”时代，到了我的少年，已经是“律师”时代，民主政治的法律观念已经改变了。
绍兴杂拾
衙前、平水
我的一师同学之中，诸暨人最多，其次则是萧山人。在社会革命前期担当前驱工作的徐白民、宣中华，他们都是诸暨人，但他们都是萧山衙前这一洪炉锻炼出来的。有一时期，我颇想用衙前做背景写一本表达知识分子思想变迁的长篇小说；可是，此间（香港）有一位妄人，却说有种种挂碍，因此，没曾写下去。
民国初元，衙前有一位火辣辣的人物沈玄庐先生，他是屠格涅夫一型的地主，满清末年还做过几任知县大老爷，可是投身革命，和刘大白、沈仲九、邵力子诸先生，都是当时的激进分子。辛亥革命成功，他是浙江省议会第一任议长。才气纵横，散文、诗歌，富有煽动性。他在五四运动时期，主编《星期评论》和北方的《每周评论》，同为新文化运动的讲坛。我的一点新观念，还是受他们的熏陶而得的。后来，他创办了衙前小学，实在是鼓吹社会革命的东南据点。这位最为绍兴乡绅所头痛的沈老爷，就和泥脚朋友平起平坐，颇有旧俄民治派风度。在他的感召之下，那位为农民运动而牺牲的李成虎，乃是现代社会革命的第一个战士，真正的农民，揭竿而起的。刘大白师还写过这么一首悼诗：
成虎，一年以来，你的身子许是烂尽了吧。
然而你的心是不会烂的，活泼泼地在无数农民的腔子里跳着。
假使无数农民的身子都跟着你死了，田主们早就没饭吃了；
假使无数农民的心都跟着你的身子死了，田主们却都可以永远吃安稳饭了。
然而不会啊！
田主们多吃了一年安稳饭，却也保不定还能再吃几年的安稳饭。
你的身死是田主们的幸，
你的身死心不死，正是田主们的不幸啊！
大白先生，绍兴平水人。平水镇在香炉峰的脚下，山陵平衍，成为一大平原，四山环翠，溪流交错，那儿的“平水茶”和“龙井茶”一样，同为世人所爱好。在那山区，有云门、平阳、寿圣三寺，正是唐人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名寺的一部分，以云门寺为最著，岩间石刻，留着大书法家智永的遗迹。相传大禹治水，到此水平，乃称平水；大禹，大概是越民族的古代传说人物，因此，他的坟墓也在绍兴，绍兴城中也有禹迹寺。他所治的水，大概是钱塘江，不一定和黄河的洪水有关。
据唐代大诗人元微之《长庆集序》：“尝山游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问之，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也。’”这山水明秀之乡，乃是诗人的园地呢，大白先生的“白屋”，也就在小溪之右。他曾有《白屋说诗》之作，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故实。
大禹陵
我第一次游大禹陵，乃是四十多年前的事。庞然一大堆土，竖着一块石碑，实在看不出什么。陵前大禹庙，也是古老黯淡得很，只有一印象很深，总有无数的蝙蝠，满殿飞舞，吱吱作声，张起翼来，有车轮那么大。它们栖息殿梁上，积粪遍地，有的还躲在大禹神像的耳朵里。禹像垂旒搢笏，容像庄严，约有二三丈高，看起来好像各地的城隍菩萨。殿侧高处有空石亭，石高五尺如笋尖，中有断纹，上有空穴。志载石上有东汉顺帝时刻文，已漫漶不可辨识了，宋刻文尚可读。石旁有两碑，一曰禹穴，一曰石纽，篆势飞动。庙门外那有名的峋嵝碑，系乾隆时所摹刻的。
大禹治水的故事，流行得很早。说他疏九河，凿龙门，九河自以黄河为主体，他所凿的龙门，便是今日黄河水利重心地区三门峡。但据水利专家地质专家如丁文江氏的研究，龙门乃是天然冲成的，不是人工所做得到的。大禹治黄河，只是传说中的人物而已。不过，大禹，这位脚步很健的工头，他生长在西北，为什么要死在浙东，葬在会稽山呢？这就使人怀疑他只是古代越民族的传说人物，他所治的水只是钱塘江，并非黄河。此一说也。大禹生平事迹中，有一件大事，便是会诸侯于涂山（今安徽怀远东南八里），显然又是淮河流域的传说人物，他可能治的是淮河。此又一说也。（《汉书·地理志》：“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
由于古代社会民族文化的研究，我们才懂得若干传说中人物，乃是一种部落的“图腾”；因此，许多史学家，就联想到“禹”（《说文》云：虫也），如顾颉刚所说的，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王伯祥说：禹或是龙，大禹治水的传说，与水神祀龙王事颇相类。这样解释，本来很通，古越民族以“禹”为“图腾”，禹乃成为治水传说中人物，由南而北，普及全国，已经言之成理的。这一来，在当时，触了一位文士刘永济的大怒，他写了七首《沪战杂感》（沪战即一·二八战役），其二云：
仲尼无父禹为虫，大圣玄言总凿空。
今日上邦文物尽，有谁流涕叹为戎！
这位刘诗人，颇有叶德辉的口吻，他说：“晚近学风，务反旧说，自命新奇，颓波所被，举凡先圣典谟，可以行己立国者，皆视为陈腐迂阔，尽扫而空之。于是礼防大毁，人欲横流，虽无外侮，已无以立国，一旦祸发，安得不仓皇失措哉！失地辱国，特其必食之果耳。”如他所说的，日本进攻沈阳、上海，乃是国人说仲尼是私生子，大禹是爬虫的缘故，这样的推论，实在想不明白的。
大禹传说之中，还有“禹恶旨酒”的说法，这位历山泽的工头，他在草里走、水里浸，不喝点酒怎么行？或者，他是说要喝高粱、大曲、茅台，不喝绍兴酒；因为绍兴酒太甜，进口容易，醉了也不明白的缘故，偏生他自己的坟墓，又恰好在酒乡之中，岂非自我讽刺？一笑。
溪口、雪窦寺
上月底，草山老人在台北过生日。他老人家避寿如仪，他的部属祝寿也如仪。台北有几家报纸刊载奉化溪口专栏，兼及雪窦寺。那位写掌故的芝翁，似乎对溪口情况也不很熟，眼前的溪口，他又不曾到过，说起来十分隔膜。溪口本来是我的旧游之地，前几年，又去看了一回山水胜景，门庭依旧，只是梁上燕子飞入平常百姓家了。今日台湾人士，当然不会知道溪口新景；海外人士，也很少到过今日的溪口。因此，一位朋友，出了题目，要我谈谈今日的溪口。
上回，我幽默地说天下和尚都可杀，至少花和尚鲁智深一定拍手赞成。至于寺院和尚带着势利眼，有“坐，请坐，请上坐；茶，泡茶，泡好茶”的对联可证，并非我诬陷他们。且说奉化雪窦寺的方丈太虚法师，就是一个政治和尚，和那位洋和尚于斌，瑜亮一时，算得一对活宝贝的。有一回，我们到了雪窦寺，太虚恰好到印度去了，他的高足弟子××在那儿主持寺务。他很客气地请我们喝茶（当然是泡好茶了）。我问他：“法师，一个叫花子到寺中来，和蒋委员长到寺中来，像你这样道行很高的法师，有差别相？无差别相？”他说：“无差别相。”我说：“口中无差别相，心中有差别相，是差别相？非差别相？”他一脸通红，说不出来。我笑道：“又何必难为情呢？你何妨说：有差别相，是世间法；无差别相，是出世间法。蒋委员长来了，太虚如不出来迎候，只怕雪窦寺早已开不成了。”当然，像我这样的新闻记者是有差别相的。
有人以为雪窦寺的名声，乃是草山老人的光辉，那真小看了雪窦寺了。雪窦寺在晚唐已负盛名。陶谷《五代乱纪》云：“巢既遁免，祝发为浮屠，有诗云：‘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栏看落晖。’”又《僧史》言：“巢有塔，在西京龙门，号翠微禅师，而世传巢后住雪窦，所谓雪窦禅师即巢也。明州（宁波）雪窦山有黄巢墓，岁时邑官遣人祀之至今。”可见雪窦寺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雪窦寺记》，宋淳化三年，赐御制赋诗。祥符三年，仁宗梦游此山；淳祐五年，理宗御书赐四大字：“应梦名山”。）要说雪窦寺和草山老人有什么关系，那只有种种无稽之谈，有的说老人原是雪窦方丈的孩子，有的说老人的老父，乃是雪窦寺的伙头，传信传疑，无从考证的。
雪窦寺自古为林泉胜境，其地有妙高台、藤龛、含珠林、锦镜池、石窦、千丈崖、瀑布泉、桃花坑、龙隐潭诸胜。而以妙高台、千丈崖为最著。草山老人归溪口时，总是住在妙高台的多。台前有一联，云：
台前飞瀑长留，激浊扬清，淡泊能明高士志；
窗外孤峰特立，居高临下，鞠躬须识老人心。
目前，这是溪口招待所，我们到溪口时，就住在妙高台。那天，我就引用了于右任先生的诗句：“风虎云龙亦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另一首云：“无聊豫让酬知己，多事严光认故人。面上征尘衣上血，千秋赢得一沾巾。”
和雪窦寺有关的史迹，我们可以重看《雪窦寺记》，但莫德惠所提到的王阳明，却和雪窦寺无关。我知道读者诸君，对雪窦高僧的圣迹，并无兴趣。阳明山虽在台北代替了草山的徽号，又知道台湾人士也未必对王阳明有什么印象。我不妨在这儿提一提的，倒是那位长时期囚居在新竹，近年静住阳明山的张学良，他的囚居第一站，却正在溪口雪窦寺。张氏梦魂中，对雪窦寺的印象，一定比老人深得多。西安事变后，张氏待罪随着老人到了南京，军事法庭判处其十年徒刑。老人以父辈管教子侄的说法，把他送到自己的家乡溪口去。张氏就住在雪窦寺旁边的中国旅行社。（在溪口的中国旅行社有两处，一处在镇西武岭公园，一处在雪窦寺。）当时，也曾在寺的另一边，构筑新居，准备张氏久住。新居未成，而卢沟桥战事发生，接着又起了八·一三淞沪战争。张氏奉命内迁，便结束雪窦寺的囚居生活，先后不及一年。
张学良在雪窦寺的囚居，只能算是画地为牢。沿武水泛排而下，可以到镇口文昌阁一带，那是尽头了。沿武水可以上登四明山，不过，他不会有机会上相量岗，极目杭州湾的云烟的。他们的行迹，除了雪窦寺，可以跋涉青龙潭、千丈岩、和尚坟那些山川胜迹，就是不能再上妙高台了。那时，千丈岩边住着一位东北籍的寂光和尚，乃成为张氏的方外交。张氏是一个爱热闹的人，突然要过这样枯寂的幽居生活，当然心有不甘；因此，他找寻种种方式来发泄心胸的苦闷。有时游水，有时打网球，有时骑马射箭，有时买了大批鞭炮，点燃发放，噼啪声满山谷，引以为乐。雪窦寺前，有一株高达八九丈的参天大树，浓荫远蔽，那就是他们的运动场。张氏的精神，就是在那一天地中慢慢磨炼净化的。
千丈岩的清泉，原是雪窦寺那一股山水泻注而来的；春夏之间，春雨狂泉，直注岩头，瀑布高悬，蔚为奇观，虽不如雁岩、天台，却也和庐山三叠泉媲美。这样壮美的自然境界，容易引我们超乎自然，如李白所咏“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的诗境。千丈岩正如鹅湖的舍身崖，历来有人在那儿投崖的。有一回，张氏在那儿扶乩消遣，召来一个冤鬼，自称“李进，明末人，在奉化做驿丞的”。（驿丞，仿佛是中国旅行社的主任或总干事。）张氏问他住在哪儿，他说就住在千丈岩底，一定是投岩而死的冤鬼。可惜，今日的张学良，还没有机会写回忆录，否则这一段雪窦寺囚居录，一定十分动人。
清《一统志》言：雪窦山和瑞峰山，都是从天台山发脉，向东北一百三十里，涌为二百二十峰，中有三十六峰，绵亘奉化、慈溪、鄞县、上虞、嵊县、宁海诸县境，上有方石，四面如窗，通日月星宿之光，故曰四明。从雪窦寺上山，我们到过海拔一千余公尺的天宫峰，天宫峰的南部，为相量岗。那儿，一座五开间的平楼，才是蒋经国回国后在乡静居修习之地。在岗上，东北引望，可见镇海的洋面，东南可以遥见象山港的帆影，转向北面，又可以看到杭州湾的烟云。这么一想，溪口在军事地位上，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了。十六年前，当草山老人从南京引退到溪口休养时，解放军的四明支队，已在相量岗一带有所活动，真的卧榻之际，有人在那儿伸足了。
溪口镇，就在武水的口上。武水亦称剡溪，水浅不能通船，山农以竹排往来其间，也可说是最简朴的水上交通工具。口上那临流山阜上的文昌阁，倒和过去的国民党政权有密切关系。九·一八国难发生，汪精卫带着腰中的子弹在这儿住了一些日子；京粤合作的局面是在阁中商定的，接着乃有一·二八的淞沪战役，又接着订立了淞沪停战协定。我知道桂系若干政要，也在那儿住过，蒋桂合作的局面，也在文昌帝君昭鉴之下达成。镇口右岸那所庭院，便是武岭学校。我所认识的朋友，在那儿住过的很多。奉化水蜜桃，其种来自上海龙华，却比龙华更驰名世界，每年都有大量到香港来。对于除虫、接种、罐装工作，武岭颇尽了一点力。溪口另一特产，便是竹笋。溪口实在是山区，宁波如生厂的油焖笋，一部分就是武岭山农所供应的。武岭学校也在这一方面做了一些事；武岭只是一个职业学院，分农、商二科。主持这一学校的教育长，先后都是农业专家。
溪口地处交通冲要，水陆交通，战时集中在那儿，沿溪商店林立，战后依旧很繁荣。全镇近千户人家，草山老人这一族姓蒋的是镇中大族。镇西那一头，都是山农。我曾访问过一回，他们都是从台州来的山农，以开山为业的。所谓开山，就是种竹挖笋，砍柴烧炭为生，镇中人叫他们烧炭佬。他们和蒋族没有多少关系，因此，草山老人有什么政治上大波动，和他们绝无影响。他们才是鼓腹而歌，说“帝力何有于我哉”的羲皇上人。
草山老人，在政治上起伏的波动很大，可是，溪口镇上人，连蒋姓的人受影响并不很大。前几年，我重访溪口，那位刻着“蒋委员长舅父”头衔的舅父，依旧在那儿自食其力。老人的私宅，依然如旧，私宅那一圈房子，有一所平房，那就是蒋母生前起居之所，使我们想见百年前蒋家的境况。
本来，溪口镇西的武岭公园，和蒋母墓园，乃是游人最感兴趣的所在。公园已毁于日军侵占时期。草山老人先前在墓园所布置的石碑墙刻，还是二十年前的旧景。只是游客们不知道国民党政权的内部矛盾，如何在那儿反映着了。
富春江上
最近，许多从大陆观光回来的朋友，都到了新安江；他们并不知道“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的往事，只知道在新安江水坝上蓄水池泛舟，可以乘小轮到屯溪。他们并没有到屯溪，也不明白皖南人会把这件事看作人类史上的奇迹。不过，他们这回到新安江去，并非乘浙赣路车经金华转向兰溪支线通往淳安，而是沿富春江岸公路线，经富阳、桐庐、建德前往的。因此，罗兄回来，不断赞叹富春江上的景物；一个生长在阳朔桂林山水间的文士，而推许富春江秋色，其风光媚人，可想而知。
本来东晋南朝文士，从西北黄土层来到东南水乡，已经觉得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可是，那时文士吴均，到了富春江上，写信告诉友人朱元思道：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这一幅图画，罗兄必定有先得吾心之感。吴均这一封信，仿佛是一首散文诗，音律铿锵，几乎难于做适当的话译，我们还是从讽诵中求之。
钱塘江自富阳以下，江面宽阔；范成大所谓“富春渡口明人眼，落日孤舟浪拍天”是也。富阳以上到桐庐桐君山下长糕洲边，这一百里许，便是严子陵隐居游钓之地。严光，字子陵，是浙东余姚人。少时和东汉第一位皇帝刘秀是同学。刘秀做了皇帝，他改变姓名，隐居不见，披羊裘钓于泽中。刘秀思念他，寻访得之，三请而后才来，除官谏议大夫，坚持不就，归隐富春山，耕钓终其身。他的舟居生活，就在这一百里江面上，当然不会上钓台去钓鱼的。大家请恕我这土老儿说傻话，我第一回到杭州，觉得西湖并没有怎么了不起的美。进一师第一个月，国文教师叫我读这篇吴均写给友人的信，我想到富春江上的景色也不过如此，这番小孩子的话，当然不敢说出来。后来才知道古代文士写的都是一时直觉；七里泷中，又是一番景色。而兰溪横山、金华八咏滩，在诗人笔中也是如画如绣。即说我们家乡的挂钟尖，也够得上和桐君山、独秀峰争胜的。金华山水，本不在富阳、杭江之下，难怪我这土老儿一眼就把西湖看低了。
有一年秋天，霖雨经日，飙风时起，我们的轮船从桐庐下驶，过了富阳，就在滔天白浪中打旋，连闻家堰都靠不拢，只好弯向临浦镇停泊。拖轮一直腾起暴落，终宵在澎湃中起伏。大家瞠目结舌，紧握着拳头，好似等待被海神吞下去。那一晚，我才体会到壮美的场面，那是我们乡居人所不曾经历过的。又有一回，我们的帆船驶下长糕洲，已经三更时分，远看桐庐，渔火点点，桐君山只是那么一个庞然黑影，有如老僧入定。回看七里泷中，山高月小。耳边只听得轻桨打水，拍拍作声，有如乳母鸣儿入睡。我忽然体会到这是静美的境界。境与情遇，心随物转，有时物我两忘，这才体会到“天地之悠悠”，不禁怆然而涕下的。
钱塘江的海潮泛滥，潮汐就到富阳城外为止。富阳以上，便是清冽的淡水。海中鲥鱼，黄梅泛中，上溯淡水区产子，直入七里泷；因此，富春的五月鲥鱼，自是珍品。鲥鱼离水即死，前人有人生五大恨事之语，其一便是吃不到活的鲥鱼，只有在富春江上，才买到鲜活的鲥鱼，我曾吃过好多回，亦一快事也。海外上海菜馆所吃的鲥鱼，大多是从镇江、九江来的，当然经过冰封；好在鲥鱼味美在鳞，雪藏也没多大关系；比之富春江吃活鱼，自差得多。有一回，船过七里泷，看见江上渔舟正网得一尾鲥鱼；舟子替我们买了来，立刻动手剖洗，在锅上蒸起来，正是“一尺鲥鱼新出水，松枝炊火味无双”。舟子的蒸法是这样，洗干净了，用荷叶包着，摆上冬菇，隔水炖着；炖好了，用葱姜蘸着吃，其鲜美，非言语所能形容。我在洛阳吃过黄河鲤，在吉林吃过白鱼和丰满的鲫鱼，在香港吃过石斑，在西湖楼外楼吃过醋鱼，总觉得不及那一回的好；用一句乡间语来形容，几乎把自己的舌头吞下去。这是该献给皇帝吃的美味，不过，迢迢万里，不要说八百里驿马，兼程入贡，即算用飞机运去，也总得打折扣了。我想严子陵当年一定吃过，这一点，就比汉光武的口福好得多了。
我少年时期，浙赣路未修筑，从家乡到杭州，年年往来富春江中，真是严子陵的同路人。也正如那位山阴道上大诗人陆放翁所写的：
桐庐处处是新诗，
渔浦江山天下稀。
安得移家常住此，
随潮入县伴潮归。
（南宋淳熙七年，放翁从江西放归，途经桐庐渔浦返山阴时所作。）
我对于桐庐、富阳这一带江村有特殊的感情。桐庐在桐江口上，那是通往于潜、昌化、天目山一带的支流，和新安江一样清浅。钱塘江上的小轮，到此便是终点。我们要到钱江上流的，便从此转乘定期帆船两天可到兰溪。桐庐乃成为航程中的转换站，上下钱江，一定在这儿歇脚。桐庐之于我，真是十分亲切；桐江水中，也有着我的乡愁别情。桐君山在桐江北岸，仿佛苏东坡所游的石钟山，庞然巨岗，有如石钟兀坐。渡桐江便到山麓，盘旋而上，长林夹道，上有一庙，一般游客以为是桐君，其实是张王庙，或称张大帝。张王即唐代张巡，宋、元、明代香火遍及东南。自关王庙兴，张王便声名暗淡下去了。庙中藏有梁启超题诗，他们到七里泷，访严子陵钓台回来，经此登山庙时所作，并无新意。庙僧只有这么一点诗卷，可见文士游客之稀少。
从桐庐上驶约十华里，过了长糕洲，便是七里泷口。泷中夹岸危崖陡立，江水深碧，总有七十华里的长泷，出了泷口，便是建德。舟子谓泷中顺风顺水的话，仿佛七里；逆水逆风，就是七十里。在长泷中本可行驶小轮，只因北口浅滩，难以行驶，因此，小轮以桐庐为终点。出泷就看见一颗圆形的巨石，有如馒头，因以为名，那就到了有名的乌石滩。滩有乌金石，故名，乌金其实就是钨矿，石质坚硬而沉重。滩水浅，群石突兀，从滩到严州东关，不过五华里，水浅时，就得拖挨了半天一天才上得去。到了严东关，那就到了新安江入口处了。严东关离建德只有五华里，路程不算远，而且水行还利便。我们上下旅客总在东关歇脚，有一时期，那儿市面也还不错。
我们知道严子陵的生活圈，在富阳、桐庐之间；他或许棹渔舟进入七里泷，未必在那一带安身。这位隐士，他有着光武帝那样的阔朋友，同床而睡，把脚搁在皇帝的肚皮上，也就被千古文士赞叹不已。后世纪念他的严子陵祠堂和严子陵钓台，却在七里泷中，把他的生活圈移到富春江上半截去。那位写祠堂记的范仲淹，就有了“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赞词。
严子陵钓台，在长糕洲南约二十五华里，离严东关约四十五华里，那是富春江的西岸。山脚为严氏祠堂，曲折上山，山径陡而狭，半山有一危崖，平广数丈，便是钓台，离山脚总有二十多丈高。严先生当年是否上过这一台，并无证明。可是好事之徒，总说严先生要爬上半山钓鱼，而且替他设计一种钓竿和钓丝。往来旅客，千千万万，议论很多，却很少有上过钓台的，连那些诗翁，也只是过钓台远望有感而作，除非专程上山，做一天的打算，才会有俯视江流。我是乘了上水船在山脚夜泊，才上过一次山。山脚只有一家严氏后裔，要投宿也很难的。“风雅”一类的事，只能远看而不可近观，我想，再傻的渔翁，也不会上钓台去的。现代严子陵，他们都摇船往来泷中，蓄养鱼鹰来代替丝纶了。我们看见过两只鱼鹰扛起一条活鲥鱼，这是渔夫的实际生活。
钓台其实是两部分，东台与西台，远看好像是一处；近看其实是二台相对峙，也隔开四五丈那么宽。东台便是纪念严先生的；西台呢，江上过往人等，连船老大在内，一口咬定，说是姜太公的钓鱼台，而且说九江的鲥鱼，就是姜太公钓得的鲥鱼，一甩脱了钩，晃过了富春山，落到长江里去了。那位山东佬，为什么要到我们浙江来钓鱼，我心中总觉得有点离奇；可是在夜航船中，这类辩论是犯众怒的，还是算作姜太公钓鱼台的好。其实那西台，比严氏东台还有名些。宋末元初，那位爱国志士谢翱（皋羽）和遗民吴思齐、冯桂芳、严侣等在西台上设文天祥神主，号泣祭奠，击筑而歌，所谓“西台痛哭”者是也。说起来，西台比子陵台更有历史意义。谢氏《西台哭所思》云：
残年哭知己，白日下荒台。
泪落吴江水，随潮到海回。
故衣犹染碧，后土不怜才。
未老山中客，惟应赋八哀！
（谢氏有《西台痛哭记》，文长不录。）
他们当年上西台，也不是住在台上的（在台上简直难以生活的）。谢氏，福建霞浦人。他们到七里泷来，和朋友们先期到芦茨方凤家聚会（方凤和吴思齐是好友，也是宋末志士）。芦茨和将军岩相近，棹舟到子陵台，下行四十里左右，顺水二三小时可到。在台上行祭礼，傍晚下山，仍回芦茨过夜。那是他们集合的地区，其地离我家也只有四十华里，我倒走过许多回。南宋亡国痛，到了明代复国，已经淡了，因此，后世人只记得严先生的风雅，忘了谢翱的悲鸣。和谢皋羽同时，有一位温州诗人林景熙，他曾写了《酬谢皋父见寄》诗：
入山采芝薇，豺虎据我丘；
入海寻蓬莱，鲸鲵掀我舟。
山海两有碍，独立凝远愁。
美人渺天西，瑶音寄青羽。
自言招客星，寒川钓烟雨。
风雅一手提，学子屦满户。
行行古台上，仰天哭所思。
余哀散林木，此意谁能知？
夜梦绕勾越，落日冬青枝。
我希望经过七里泷的过客，先领会这首诗的微意。
新安江的黎明
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
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
——黄仲则《新安江滩》
昨天两位带苏北口音的朋友，在电车上看报。看见报纸上的大字标题：“新安江的黎明。”甲问：“新安江在哪儿？”乙呢，哎了一声，也没接下去。
大概四五十岁上下的上海人，抗战时期，在东南一带跑过码头的，一定知道新安江在哪儿。可是，他们又会问了：“新安在哪儿？”一千多年前，那位大诗人李太白，就到过新安江，他写道：“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南宋诗人陆放翁也在这儿做过地方官。
钱塘江（浙江）上游，过了兰溪，到了严州（建德）便称严江。过了七里泷，过了桐庐，以下便称富春江。那支从严州汇入富春江的便叫新安江。可是，“新安”这一由来，就得仔细说一说。一千八百年前，这儿是新安郡，包括皖南、浙东的一部分，郡城在今淳安县。今日的新安江水库，正在古新安郡城，即淳安西北。可是，历代建置，隋代郡城，移到了休宁，后来又移到了歙县（徽州，改属安徽）。所以清代诗人黄仲则诗中，所说的“新安在天上”的“新安”，是就徽州而言。新安江也有徽江之称。
我们从杭州上行，轮船只能驶到桐庐为止（九十公里）；桐庐以上，只能通行帆船，定期帆船二天可到兰溪，也是九十公里。进入新安江，上行到休宁（屯溪）或徽州，也是百八十公里，帆船无法通行，只能行驶小舴艋。日期就难以预定，冬日水浅，每天行十里八里都不一定，有时四五里，半月二十天到徽州，算是顺当；有时船只运货，一个月四十天，也说不定。“天上”二字就是这么来的。中间七十二滩，煤滩、米滩最长最险；徽帮学徒，出门学生意，十年八年不回乡，也是常事。古代文士咏叹赣江、新安江，说是有如长江三峡呢。
自从浙赣路通，从杭州到金华，不过三四小时；而杭徽公路既通，朝发午至，不独新安江很少行客，即富阳、桐庐、建德、兰溪、金华的轮运帆运，也只以运货为限。大家连富春江七里泷都忘掉了。可是，抗战中兴，杭、富先后沦陷，桐庐以上，又恢复了帆船。日军再陷金华、兰溪，浙赣通道，要转经新安江，于是浙东淳安、皖南屯溪，一时成为冲要市镇。多少朋友，都从新安江到过淳安，西南大后方，也牢牢记住这一大动脉了。
海外朋友，或许不知道兰溪和屯溪的盛况，让我说一个小小的故事。有一位绍兴大乡绅，他的儿子，偷了二千块银洋逃出家门去了。乡邻告诉他，他那宝贝儿子逃到兰溪去了。他老人家大为放心，只要他儿子不到杭州、上海去，二千块钱花不了的。哪知他赶到兰溪，他的儿子已把这批大钱差不多花完了。兰溪的茭白船（花姑娘船）在百艘以上，再多的钱也花得了。他到了兰溪，才知道在天上的新安（屯溪），一样可以花掉；上海与杭州的享受，在这两处山城，都可以找得到的。
岸上行人莫叹劳，
长年三老政呼号。
也知滩恶船难上，
仰蹈桅竿卧着篙。
——杨万里《过招贤渡》
南宋诗人杨万里作《过招贤渡》诗，题下有小引：“余昔岁归舟经此，水涸舟胶，旅情甚恶。”招贤渡在衢州、常山之间，那是钱塘江另一支流，水浅船小，和新安江情况完全相同。我也乘过那一段的小船，身受之感相同。替杨万里诗作注的周汝昌先生，要算古今替诗词作注的第一能手，他也说得不分明。“长年”便是撑船的篙工，亦称老大。撑上水船，一篙下去，便曼声呼号，号喊了就不伤身体。一篙着底，篙把顶在肩上，船行了一段，就全身伏在船舱上。这是我们常见常听的。过了建德，滩便多了，浅了。就拿淳安东门外那一小滩来说，离城只有五华里，却整整撑了一天。因为舟工出建德时，便和上水船结成了帮，到了滩尖，那十只八只船就停在一起。大家下了水，把船一只一只抬了上去。抬一程，撑一程，因此，五里路就有五十里那么长。我们上岸过岗入城，上午九时半已经到淳安，那只船，直到晚上八时半才到埠。
这样“滩恶船难上”的新安江，却是皖南徽帮商人、文士到杭州、上海去的必由之道。因此，胡适、陶行知、汪原放、章衣萍、汪静之，他们这些皖南人，也和我们金华人一样，当年出门，必得经过七里泷下了新安江，到建德会合的。他们才是真正的“新安”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千百处大中城市，做生意的却让山西、徽州两帮商人做尽了。明谢肇淛所著《五杂俎》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即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中古以来，千五百年间，天下商业财富集于扬州、苏、杭一带；但商业中心就操在“山西佬”和“徽骆驼”的手中。一部《儒林外史》，写的便是徽州商人背景的东南文化。而那位可怜的沈三白，他在扬州欠的也就是“西”债（山西佬放贵利）。
一方面，新安江由于是皖南、浙东的大动脉，严州（建德）、淳安虽是贫瘠的山区，每年的粮食，不及供应五分之三；但在东南文化上，却占了重要的地位。从皖南到扬州去的朴学，也是这些小船运载了去的。皖南藏书之富，可与苏、杭、扬、泰并存，雕版之精，也为全国之冠。
就在今日新安江水库（淳安西北街口附近），明清之间有过一所大寺院（偶忘其名），先后就藏了一部《大藏经》（佛家经典，大小二经各为一藏），正续二藏总有七百三十函，每函十三册，共九千四百九十册，这是一部大书，佛家宝藏。那位清末民初的康圣人康有为，就因为到了西安，盗买了一部《大藏经》，给陕西人轰出来，咒他：“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我的朋友，杭州抱经堂老板C君，却在淳安那山寺中买到了这部大藏经，只花了银圆三百元，连应酬及运费，共花了一千元。他就在这部书上发了财，大概售价五万元。一转手说是十五万元，我就不十分清楚了。
偶翻看明人笔记，张瀚《松窗梦语》（瀚字子文，浙江仁和人），也说：“宣、徽之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棹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赢。休（宁）、歙尤伙，故贾人几遍天下，良贾近市利数倍，次倍之，最下无能者逐什一之利，其株守乡土，而不知贸迁有无，长贫贱者则无所比数矣。”新安贾人，在明代已经势力遍及全国。商人重利轻别离，新安江上小舟，也不知载了多少离人泪，不过，时势太平或战乱不同，风雨季候不同耳。我曾从屯溪下船，一夜之间，便轻舟过了万重山，第二天早晨到了建德，走完这一百八十公里的新安江，却也曾从淳安上陆步行，走过了威坪到街口，才宿下来。当时，我们当然想不到今日的新安江水库，就在街口安坝筑库发电的。大概三十年前，也有几位谈水利的朋友，说是在衢港筑坝，可以发电供全省之用；又有人说七里泷也是水电的筑坝理想所在。直到1956年7月，才知道我们第一个水电厂，正在新安江中段，我所步行的一段上——从安徽屯溪到浙江淳安铜官峡谷，街口上面几公里许，水位天然落差上下达百米之巨，江流湍急。水库于1957年筑坝，1960年4月开始发电，今年10月1日全部完工，新安江也就进入它的黎明期了。
也许有人对于我说新安江水电厂，是第一个水电厂，打上一个问号。那个驰名世界说是远东第一大水电厂，不是在东北吉林小丰满吗？是的，那是日本人所设计、所建造，完成五分之三左右，日军投降了，工程停顿了。后来经过长期内战，等于搁浅。直到1949年，才开始修整，重新建造，到1951年完成。那一水电厂，可发电四十五万千瓦，供吉林、抚顺、鞍山、沈阳那些城市之用。在当时，该说是远东最大的电力厂了。1950年以后，各地建筑的水电厂，如官厅水电，发电三万千瓦，都是小型的。电源最大，而由我们自己建造的，正是这一处新安水电厂，可供电五十四万千瓦，比小丰满的还多了九万千瓦。它的电力，除了供应浙江全省、皖南城乡，即安徽的南半，还可以供应上海及苏南一部分城乡，它带来的光明，就有这么广阔。这也是三十年前所想不到的。（今新安水电，共六十二万千瓦，比原定多了八万千瓦。）
那儿一座高达一百零五米，长达四百六十二米的大水坝，储水五百八十平方里，把七十二个险滩，大半淹掉了。从街口到屯溪这百十公里，已经可以通行小轮船了。这一面，浙赣路支线，从兰溪延伸到街口，达五十六公里。我们从杭州到淳安去，既不是水路，也不是公路，就乘四小时火车，朝发杭州，午到淳安，真是我们乡下人所梦想不到的（我的家乡，离新安水库，只有六十公里）。
前几年，我从天津经秦皇岛，出山海关，到东北那些大城市巡游，处处碰到了“新安江”，有的替它造汽锅，有的替它装马达，有的替它编电缆；而且都装配在新安江上，替东南半壁放光明的！
屯溪风月
新安江的另一头，接上了“屯溪”，那是“茶”的市场。新安江水库筑成以后，新安江上游，便可以通行小轮船，直达屯溪了。
屯溪只是一个皖南大市镇，属休宁县，离县城五十华里。休宁和金华相仿佛，是一个淳朴的古城；屯溪却是现代城市，和兰溪一样，赶上了现代化水准。又三十华里为岩寺，那是通往黄山的大道。中国旅行社在黄山设有分社，屯溪有黄山旅馆，也和中国旅行社一样现代化。
皖南茶叶，可说是出口的主要商品之一，沪杭茶业都掌握在徽商之手，程、汪两族，称雄东南。当年，程霖生以“地皮大王”在上海煊赫一时，起先便是经营茶业。汪裕泰也是茶业一霸。文化界朋友所共知的汪原放，他所创办的亚东图书馆，五四前后，为新文化重心，也是茶业中心人物。屯溪，就因为是茶叶集散场，乃成为皖南商业中心；正如兰溪为火腿集散场，成为浙东的商业中心。金华人既不出火腿，也不做火腿买卖的。
暮春孟夏，新茶登场。茶农、茶商云集屯溪。茶叶经初摘、二摘、三摘，有粗细之分。所谓“明前”，即系清明以前所摘；“雨前”，即系谷雨以前所摘。绿叶有加色焙制、熏制及发酵的手续，即青茶、红茶，由此而分。因此，茶农把茶叶送到茶庄，庄中雇用千百妇女做加工工作。屯溪也有茶娘，却和兰溪的点心妹不同，就是这些应节的加工少女。茶商既多金，徽室每多怨女，她们的丈夫既是重利轻别离，经年不返，闺中少妇，不独对杨柳而怀春；因此，结织私情，在屯溪就和兰溪那样浓得化不开。她们当然并不布施，却也一半是性饥渴的满足，一半是天真的心怀，款款深情，俨若情侣。而当时当地的社会风俗，不把男女私情看得太严重，对候鸟式的茶商是最好的旅伴。
屯溪的繁荣，当然不只是依靠着茶叶。中古以来，皖漆、徽墨、宣纸也是运送湖广的大买卖，而徽骆驼就从全国各城市拖回许多资金，因此，皖南的城镇乡村，房屋建筑得相当高大。那些巨厦之中，多少都有几位怨女，对花兴怨，见月生愁。礼教纲常，都堵不住那道缺口。
茶业繁荣了山城屯溪，把千百村姑娘吸引到城市来，呼吸了都市文明，打扮得颇为入时；他方游客，也正恋恋于这份天真初凿的痴憨情趣。可是，凿破这种混沌山城，把她卷入“摩登”时尚中的，还是军事和政治的力量。
“屯溪”这个“屯”字，原是“屯营”之“屯”，当年，孙权兴兵，屯营于此，故称“屯溪”。清代史学家顾祖禹论徽州形势（即新安合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等六县而言），谓：“厚金陵之锁钥，控江浙之要领，山川险阻，襟带百城，摇足而定饶、信，运肘而慑杭、严，择利而动，无不可为也。且土沃民殷，资储易给，控御三方，战守足恃。”即是说，假使防守重心在南京，皖南乃是重要的外卫。假使控制了皖南，伸足赣东，便可以攻取上饶（饶、信）；沿新安江东下，北进可以攻取杭州、富阳，南旋便控制了金华、衢州，所以说“战守足恃”。从军事形势说，苏南、皖南、浙西、赣东、浙东，乃是一整体。当年，太平军在南京建国时，湘军统帅曾国藩便在祁门设统帅部，皖南各城便是双方争夺的第一线。抗战初期，日军攻陷了南京，第三战区长官部便在屯溪指挥作战。朱洪武起兵淮泗，渡江后正从这儿扩展到赣东，击破了陈友谅，进据浙东，和张士诚对峙于苏、杭；他的帝业，可以说是从皖南生根的。十多年前解放军从芜湖渡江，一面攻饶、信入福建，一面取金、衢，下杭、富，才包围了上海的。因此，屯溪近百年间，一直是军事重地，她的繁荣，正是军事所助长的（抗战八年中，屯溪并不曾受到战祸）。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园地上，也开出了文化艺术的鲜花。文房四宝之中，宣纸、徽墨，已占其二。沪杭两城的胡开文、曹素功笔墨庄，也是文士所共知的。徽墨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松烟、桐烟、漆烟，都是歙县、休宁的特产；直到近半个世纪，才被洋烟所代替。但制墨工作，依旧是徽州人的专利（和这些文房工具相辅而发展的，有刻版印刷业，还有天算学的副产品，日晷及罗盘针，也是皖南的特产）。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即是婺源人。他的一生，往来延平、建阳、铅山、上饶、金华之间，鹅湖之会，乃是理学史上最重要的一页。朱陆同异，乃千古不可无之同异。因此，皖学源于朱学，戴震（东原）之先，婺源汪绂、江永，一直继承朱学的余绪。清初，梅氏兄弟（文鼎、文鼐）以历算震烁一时，开出了徽宣间天算之学。戴东原，休宁人，师事江永，开出皖学规模，为清代三百年主流。其弟子金坛段玉裁、高邮王氏父子（念孙、引之），甘泉焦循，其乡人歙县凌廷堪，绩溪三胡（匡衷、培翚、春乔）都能光大戴学，为一代师。和皖学相先后，相颉颃，南曲主流之一徽剧，雍、乾以后，结合昆弋及秦腔的声技艺，在扬州发扬声光，以四大徽班入京，成为后来京剧的主流——京剧始于程长庚，他是徽剧的大师。我们说近代中国的学术文化，皖南乃其主流，非虚语也。
达夫诗词中之浙江山水人物
富春江上
郁达夫先生埋骨海外，他的诗词也为海外人士所爱好。但，他的诗词所写的景物，多是他自己家乡（浙江）的影子，并不是属于“上海人”的范畴，或许是海外朋友所隔膜的，姑且谬托知己，笺注一番。
那条蜿蜒穿过浙江省境的主要水流，钱塘江（亦称之江、浙江），从桐庐以下到江口闻家堰那一段，称之为富春江。我的朋友施叔范，也是一位诗人，曾说：这条江，好似穿山剖岭而流的，苍翠为岸，水色常清，一路瞻眺，左首峰势未下，而右边危峦又起，湾环围抱，不离杉篁；“青山之与船低昂”，这是人的感觉，“咬定青山不放松”，那是江的姿态。在有些转弯，分明已绝 当前，船进无路，可是远望空青低触的斜角里，却飞出一匹匹的布帆，像成群白马，自树梢奔驰而来。总之山回峦转，另换了境界。这样的愈变愈奇，层出不尽，便是富春山水，魏晋文士迷醉了的大画图。达夫就是富春江南岸富阳城中生长的孩子。
钓台题壁
达夫曾有一首《钓台题壁》诗：“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1931年作）看起来，只是他个人的感怀，和严子陵钓台不十分相关的。其实，严子陵钓台，并不只是严子陵的钓台，史载严光只是披了蓑衣、戴了笠帽在富春江上游钓，并非在那高高悬岩上垂纶的。倒是南宋末年，义士谢翱和遗民吴思齐、冯桂芳、严侣等登西台，设文天祥神主，击筑悲歌。所以达夫说“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才有了着落。
“夕阳红树照乌伤”
1933年，郁氏杭江小历纪程有《过义乌》绝句：“骆丞草檄气堂堂，杀敌宗爷更激昂。别有风怀忘不得，夕阳红树照乌伤。”乌伤，便是义乌。骆丞，即是说骆宾王写讨武后檄的故事。宗爷便是北宋末年留守开封的宗泽。他是用义乌的古代人物来写文士的抱负。
这首诗可与他的《闽子山武毅公祠题壁》词（调寄满江红）合看。词云：“三百年来，我华夏，威风久歇。有几个，如公成就，丰功伟烈。拔剑光寒倭寇胆，拨云手指天心月。到于今，遗饼纪征东，民怀切。会稽耻，终当雪。楚三户，教秦灭。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台畔班师酣醉石，亭边思子悲啼血。向长空，洒泪酹千杯，蓬莱阙。”这也是义乌人的故事。
义乌文士和海南关系颇深的，还有朱一新先生，那是达夫所不知道的。
“浅水芦花共结庵”
郁氏夫妇在杭州住了好多年，所以他的诗歌写西湖景物的很多。（他也是杭州之江大学的学生，乃有皋亭山的诗。）他毕竟是诗人，他心中所向往的却是西溪的茭芦庵。所以他病中示内诗说：“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剧怜病骨如秋鹤，犹吐青丝学晚蚕。一样伤心悲薄命，几人愤世作清谈。何当放棹江湖去，浅水芦花共结庵。”依他的说法，姜白石从苏州载小红归杭州，是经过这儿的。清初诗人厉樊榭娶了诗姬月上归来，也是经过西溪的。他呢，和王映霞正相痴恋，才子佳人之梦已圆，也要在弹指楼边写一页韵事。
凤凰山
达夫有一首《凤凰山怀汤显祖》诗，诗云：“瀫水矶头半日游，乱山高下望衢州。西江两岸沙如雪，词客东来一系舟。”汤显祖，明代大戏曲家，以“玉茗堂四梦”著称，他是江西临川人。凤凰山在浙南衢州，瀫水便是钱塘江上流，衢州、兰溪间的称谓。汤显祖谈情而不宗理，与清初李渔同一观点；达夫的人生观，也正和他们同一路子，所以他的怀汤显祖，乃有尚友古人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