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上杂忆
梦寻
朋友们看了《苏小小》的影片，人人都说西湖好，此生只愿西湖老了。我这个喝西湖水长大的人，诚如明末清初那位绍兴文士张宗子所说的：“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
晚明公安、竟陵两派文人，写了好多妙趣的西湖纪行文，如袁中郎的《西湖》（一）说：“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大约如东阿王（曹植）梦中初遇洛神时也。”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的。中郎嘲讽杭州人不会游湖，道：“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时，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这都说得很好。
公安派抒情写景，得一个“奇”字，竟陵派添上一个“涩”字，有时简直“不通”，但，他们的“不通”，也颇有趣。谭友夏《自题湖霜草》，云：“到湖上，既不住在楼阁，也不托足庵刹，把琴樽书札都搁在轻舟上，这就行了。和船老大用不着酬应，一善也。昏晓看得清清楚楚，二善也。访客登山，尽可由我做主，三善也。入断桥，出西泠，午眠夕兴，尽可在湖上兜圈子，四善也。不爱见客的话，时时移掉，谁也找不着，五善也。有时，湖我两忘，属之人乎？属之湖乎，曰不知也。这是他们的真赏了。”（李长蘅的《两峰罢雾图》《冷泉红树图》，短短篇幅，舒展自如，都是好文字。）
写《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的张宗子，他的笔下，以情生文，以文生情，最为我所爱好。他有一段小品，写《西湖七月半》，说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这是大家赶热闹的场面。那看七月半的人，他分作五种，妙极，妙极，等到热闹场面过去了，他们才出来看月，摇了船靠岸，断桥石磴初有凉意，这时候月光如镜新磨，山谷也换了新妆，湖水也格外清秀了。他们一直喝酒到天明，才罢手的。他还有一篇千古奇文《湖心亭看雪》，韵味深长，得一个“淡”字。他写道：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断桥
《白蛇传》最精彩的一段，乃是白、青二姐妹从金山寺斗法回来，白素贞抬头一看，对青妹说：“这不是断桥吗？”这一声凄厉的叹息，响彻在听众的耳边，不论到没到过西湖，断桥的印象总是很深的。五十年前，我初到杭州，那时的断桥，还是如乡村常见的石桥，一级一级叠着的。后来公路铺成了，石桥也就不见了。前年1957年，我重到西湖，那儿就连断桥的影子也没有了；我对那一带的地势，实在太熟悉了，依着昭庆寺的方向看，还摸得一些着落的。
不过如张宗子在《梦寻》中所说：“至断桥一望，凡昔日之歌楼舞榭，弱柳夭桃，如洪水淹没，百不存一矣。”可见，三百年前明代的西湖，断桥仍是歌楼舞榭的繁华之地。李长蘅《断桥春望图》说：“往时至湖上，从断桥一望，便魂消欲绝。……”壬子正月，以访旧重至湖上，辄独往断桥，徘徊终日。翌日为杨谶西题扇云：“十里西湖意，都来在断桥。寒生梅萼小，春入柳丝娇。乍见应疑梦，重来不待招。故人知我否？吟望正萧条。”西湖的热闹在中心地区，虽说南山凤凰岭一带的宋宫，在元代被蒙古人所摧毁。而北山从保俶塔到孤山一带的风月场面，到了明代，还是个繁华世界。
白居易《杭州春望》诗：“望海楼明照曙霞，护江堤白踏晴沙。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看来在唐代，断桥一带，也已有了市面了。
孤山
孤山，小小的山冈，连着白堤成为里湖外湖的隔线。山以林和靖得名。林和靖，北宋真宗年间隐士，“为诗孤峭澄淡，居西湖二十年，未尝入城市”。相传他梅妻鹤子，今日孤山，还有鹤冢。其实他是有妻室有孩子的。他在孤山时，也有童仆应门；那只鹤，有如他的传信鸽，会到处探寻他的游踪的。林诗最能道出梅花的冷幽情趣，有疏影、暗香的名句，其实他的梅花诗，如：
吟怀长恨负芳时，
为见梅花辄入诗。
雪后园林才半树，
水边篱落忽横枝。
人怜红艳多应俗，
天与清香似有私。
堪笑胡雏亦风味，
解将声调角中吹。
小园烟景正凄迷，
阵阵寒香压麝脐。
池水倒窥疏影动，
屋檐斜入一枝低。
画工空向闲时看，
诗客休征故事题。
惭愧黄鹂与蝴蝶，
只知春色在桃溪。
都是很清逸的。林氏赏梅，不一定在孤山，湖上梅花，也不一定推孤山梅为最好，只是地以人传，有这么一回事就是了。（林和靖的墓碑倒是南宋贾似道题石，金华王庭所写的。）
隐士，如朱熹所说的：“多是带性负气之人。”林和靖的诗，有“卖药比常嫌有价，灌园终亦爱无机”“颜渊遗事在，千古壮闲心”之句，正是乐道安贫之意。“乐道”才可以“安贫”，这是旧时代士大夫的一种修养。在今日，箪瓢屡空的生活，该怎么熬过去，也是“岁课非无称”的林和靖所体会得的。我们在孤山，找不到一些儿隐逸的气息了。
我们住在孤山文澜阁时，傍晚，趁着凉风，信步从广化寺、楼外楼、俞楼到西泠印社，到了四照阁，便是一站。而今西泠辟成公园，从后门穿出，便是西泠桥。有时，就沿着湖堤走，不上四照阁，便在西泠桥打尖。从苏曼殊墓走孤山后背，慢慢踱了二三十分钟，到了冯小青墓，便已到林和靖墓的脚下。走上山冈，穿过放鹤亭、鹤冢，再走下来，那儿就是平湖秋月。湖上景物，我最爱“平湖秋月”，楼前小小墙地，几株大柳树俯垂湖面，我们就把小艇绾系在柳荫中，那才真正与世相忘了。那时，我们的闲步，到了平湖秋月，便转向西行，到了罗苑（昔哈同夫人罗迦陵的别墅，今为浙江美术学院院所），便已夜色四动，该回家休息了。
西泠桥
游西湖的路线，古今并不相同。吴越旧城，就有七十多里的周围；南宋建立帝都，南山一带，那是皇宫和六部政治中心地区。（筑城自秦望山，由夹城东亘江干，连着西湖、霍山、范浦在内。）到了蒙古人建都大都（今北京），这一王气所钟的城市，便缩小到三十多里。秦望山、西湖和湖墅、西溪，都划在城外了。元代的里湖，乃是蒙古贵族的院落（南宋时，也是赐给贾似道的私院），行人不许在白堤上往来的。清代湖滨划归旗营，游人当然不许由钱塘门进出。因此，过去三百年间，湖面是缺了最开展的一角。今日的西湖，才回复到明代的情况；新的市面，慢慢从涌金门向南山一带发展，省府也移到了松木场，这才有了南宋的大杭州规模。
我闭着眼想去：湖上旅程，如《白蛇传》中的许仙，从苏堤（大概是茅家埠）乘船，过三潭印月，到涌金门，这一线，可说最古老的路程，唐、五代、宋，就是这么走的了。我们幼年时，便是从涌金门坐船到岳王坟去的。从湖滨公园经过断桥、白堤到孤山，绕到西泠桥，可说是近五十年的新线，也正是南宋的游湖线。那是我们祖先所不曾走过的。好山游的，如明代袁中郎所记者，经过保俶塔（多宝峰头）、葛岭、初阳台；到栖霞岭脚，又是一线。游北山一线的，岳王坟和西泠桥一带，总是打尖的所在，自然而然成了市集。我们舍舟登陆，或是游倦下船，总是在凤林寺前和岳坟的船埠转换着的。
到了20世纪初年，辛亥革命搬开了旗营，开辟了新市场，这才慢慢把西泠“现代化”。灯光添了它的新姿，不过欧化气息，只闯入葛岭。西泠饭店的欧化，和背黄香袋的善男信女不相干的。岭脚的葛岭饭店，虽说是用刀用叉，餐餐吃西菜，看起来，总还是旧日的庭院。后来，天虚我生父子在西泠桥北造了蝶来饭店，欧风才慢慢吹到了湖西，那已经是抗战前夜。近十多年，才从蝶来饭店旧址，扩建到凤林寺一带，矗立着华侨大厦，规模比当年的西泠饭店大得多，也不是陈定山所能想象的。
李长蘅《西湖画记》云：“余尝为孟阳题扇云：‘多宝峰头石欲摧，西泠桥边树不开。轻烟薄雾斜阳下，曾泛扁舟小筑来。’西泠树色真使人可念，桥亦自有古色。近闻且改筑，当无复旧观矣，对此怅然。”短短几句话，把我所想说的意思都说出来了。当然，而今的西泠桥，早不是明朝当年的石桥；但若保留着古色古香的石桥，苏小小的油壁车又该怎么办呢？
苏小小坟
我们住在西湖文澜阁时，傍晚时分，总是沿着湖边由西泠印社走向西泠桥。桥北堍便是苏小小坟，有一小亭，挂着“湖山此地曾埋玉”的联句，有人在那儿闲坐。我们当然知道这处坟是后人造的，文澜阁中的朋友，满屋是杭州史料，这一点还不明白吗？不过，我很欢喜苏小小的唯美主义的风致，有如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
苏小小，据史载，她是钱塘名娼，南齐时人，其墓盖在江干，即凤山门外南星桥附近。古诗云：“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当时所谓西陵，便是后来的“江干”，俗称江头，今钱江大桥畔。宋人笔记中，所说司马才仲在洛下梦一美姝，后来游幕杭州，梦中相会，每夕必来。他的同僚告诉他：“公廨后有苏小小墓。”可见，宋代的苏小小墓，自在江干，不在湖畔的。沈原理《苏小小歌》：
歌声引回波，舞衣散秋影。
梦断别青楼，千秋香骨冷。
青铜镜里双飞鸾，饥乌吊月啼勾栏。
风吹野火火不灭，山妖笑入狐狸穴。
西陵墓下钱塘潮，潮来潮去夕复潮。
墓前杨柳不堪折，春风自绾同心结。
可见古代文人，一直都有江干苏小小坟的印象的。
苏小小死时，只有十九岁。她冒了风寒，生了重病，医生说她凶多吉少，她的贾姨娘替她十分着急，她却以为做了几年“佳人”，富贵繁华无不尽享，风流滋味，无不遍尝。这样早死，留给人间一个好的印象，倒是天心有在，乐于成全的。她就一直成为古今诗人仰慕的对象。白居易《杨柳枝》词云：
苏州杨柳任君夸，更有钱塘胜馆娃。
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
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
剥条盘作银环样，卷叶吹为玉笛声。
她在世人心头的印象，是多么深呀。
那么，西泠桥头的苏小小坟，又是怎么来的？沈三白的《浮生六记》中倒有一段记载：
苏小墓在西泠桥侧，土人指示，初仅半丘黄土而已。乾隆庚子，圣驾南巡，曾一询及。甲辰春，复举南巡盛典，则苏小墓已石筑其坟，作八角形，上立一碑，大书曰“钱塘苏小小之墓”。从此吊古骚人，不须徘徊探访矣。
其来由不过如此，正如上海的流氓头子，要在那儿竖起“武松墓”是相同的，要说苏小小的人生观，倒是真正的潘金莲呢！
葛岭、初阳台
《老残游记》开场，说到登州蓬莱阁看日出的事，他们是子夜一过，丑末寅初，便爬到阁上去等日出。我还记得当年在初阳台看日出，那时年纪轻，脚劲大，半夜里就出了钱塘门上宝石山，绕过保俶塔爬向初阳台去，不过四更天。本来西湖里，有两处可以看日出，南山烟霞洞和北山初阳台，都是很开阔的。烟霞洞和尚狗眼看人，十分势利，我们穷学生也住不起，打穷主意，只好到北山去。不过，初阳台乃是葛洪炼丹吐纳之地，也是很有名的；葛岭，还是因他而得名。
我们朝东观看，只见海中白浪如山，一望无际，一轮红日缓缓地从海尽头升起，那日头好像比平时大三五倍，红柿子那么红，红光四射，这就是黎明到来了。我们到了孔卯屋便离开高台，曲折到了葛岭，就在一处小亭子里吃野餐，诚所谓晨光熹微，四野静寂，天风海雨，怡我胸怀也。一千七百年前的葛仙翁，他大概就在我吃野餐处住家，我们从高台下来时，他上台去做吐纳工夫的。不过年轻人好动，做了神仙，也不知道这位抱朴子有什么了不得的。后来，我在西湖图书馆做事，那一时期对抱朴子颇有兴趣，还有他那位岳父鲍玄，他们都是治老庄之学，主张无君无治的。他们说：“混茫以无名为贵，群生以得意为欢，故剥桂刻漆，非木之愿；拔鹖裂翠，非鸟所欲；促辔衔镳，非马之性；荷軏运重，非牛之乐。诈巧之萌，任力违真。”真是快论。不过，到了那时，已经没有夜半爬初阳台的兴趣；在吐纳炼丹方面，我也不是这位仙翁的信徒。我讨厌那些方士神仙，如讨厌和尚、神父、牧师一般。
我似乎对葛岭特别有好感！那是因为带着主观的因素，每每唤起我们的甜蜜回忆的缘故。有一时期，我们曾在葛岭脚下那公寓住过些日子，就在那些高高下下的亭榭，消磨整个黄昏的。我曾想起那南宋的宰相，贾似道就在葛岭过荣华富贵的淫靡生活，他的园池，包括整个里西湖。他的游艇不只是华丽，而且用活车系长缆，在宝石山绾了轴的。（前些日子，川剧团演出的《红梅记》，便是写他那一段生活的。）当时有人赋诗讽刺他，诗云：
山上楼台湖上船，
平章醉后懒朝天。
羽书莫报樊城急，
新得蛾眉正妙年。
那时，他曾纳西湖樵家女张淑芳为姬，宠之专房。元明两代，葛岭地区，也都是私家园池。到了清代，旗营就驻扎在湖滨，因此，宝石山葛岭也等于禁地。直到辛亥革命后，才成为公共游赏的场所，有如湖滨公园一般。我们踯躅于葛岭与初阳台之间，颇有“大好湖山归管领”之慨。
岳坟
游西湖的，岳王坟是中心休息站，无论出钱塘门或涌金门，而今是湖滨（杭州人沿旧称旗下）。坐船到岳坟，弃船登陆，正好访灵隐三竺及北高峰。山游回来，在此上船，回旗下，几乎成为惯例。岳王坟前的小小市墟，百货杂陈，正如上海城隍庙、苏州玄妙观、南京夫子庙，春、夏、秋三季都很热闹；只有冬季，门前冷落车马稀，如张宗子那样的雅士，总是不多的。有一年冬天，上海友人过杭相访，因为我们住在泉学园，只好在岳王坟招待一下。天寒地冻，一家饭馆半掩着门，勉强炒了蛋饭一碗酱油汤对付着。于是游西湖吃蛋炒饭，成为友朋间的笑话。一般的想法，总该是上楼外楼吃醋熘鱼的。
那时踏出我们的寓所，便是岳王坟，我又是在西湖图书馆做事，弄弄史学的，但对于岳王的生平说法，也一直不曾摆脱流俗的传统观点。当年，吕思勉先生的白话本国史刚出版（商务），对于岳飞生平，说得更近事实。（目前，岳王坟已经成立纪念馆，根据史实作了岳飞生平事迹图，已经把“朱仙镇之捷”这类传说抹去了。）岳庙前挂的对联很多，题诗更多。据明人田汝成所集，元明二代，就有一千多首。到了现代，该有几千首了。换句话说，大家在那儿写史论发各人的感慨，带着各时代的民族情绪的。最有名的对联是“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一直挂在那儿；其他的对联，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了一批又一批的。田汝成推许赵子昂诗，诗云：
岳王坟上草离离，
秋日荒凉石兽危。
南渡君臣轻社稷，
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
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
水光山色不胜悲。
1937年冬天，敌军迫进杭、富，我离杭州的前夕，又游了西湖，上了岳坟，诚有“水光山色不胜悲”之感。我懂得赵子昂的感受。
到了岳王坟前，当然切齿秦桧夫妇，但“南渡君臣”都是轻社稷的，也不能怪秦桧一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引前人语，谓：“高宗虑钦宗之返而攘己也，阳奖而阴憾之。丞相秦桧，揣知帝旨，遂力主和议。”这倒是合实情的。坟前跪着的铁人，明正德年间初铸时是铜的，而今是四人，当初是三人，都指挥李隆所铸。那三人除了秦桧和王氏，还有万俟卨（音墨其雪），这倒是没有什么异议。清初台湾事平，把那些兵器重铸铁人，加了张俊，这就有点问题了。张俊和岳飞，只是不合作，而陷害岳飞的，倒是另外一位张浚，他是宿将，对岳飞很嫉妒的。张浚在宋史上所得的好舆论，还是由于他的儿子张南轩乃是朱熹的好友之故。因此，朱熹晚年也引为恨事。
假使岳飞不死，痛饮黄龙之愿能成功乎？看来也未必成功的；这一点，王船山《宋论》上已慨乎言之了。最主要的，是他们的部队不行，军队风纪很坏。（朱熹、王船山都是这么说的。）
泉学园
在讨厌“西湖十景”这一点上，我似乎是鲁迅的同路人。西湖十景，我都到过，一句话，都不见佳。最讨厌的，每一景都有那位清皇帝乾隆的御碑，和他那不通的诗、肥肥大大的字；他只是附庸风雅而已。景的十种名目，大概宋代已经有了，并不是乾隆的“钦赐”，而是“加封”。虽是自古有之，我还是十分讨厌。有时，我也默默地想：“断桥残雪”的“断桥”，那么萦人怀念，可早已没入平坦的大道和广阔的花丛中去了。而“柳浪闻莺”，千百年来，不会有人听到过的。那“曲院风荷”的石碑，仔细去找的话，还立在宝带桥的西边，可是左手给那三层高楼遮住，几乎看不见了，右手便是泉学园，那一回廊和一列平房，勉强算得“曲院”，至于“风荷”，也给西边的岳坟船埠的小艇挤得连荷花吐蕊展叶的空间都失掉了。世间所谓“名胜”，大抵就是这么一回事。只有我们住在泉学园的人，有时和风轻送，莲蕊清香，还有前人所欣赏的境界，此时“南面王不啻也”！
泉学园，大概是“曲院风荷”那一景的看守人，化公为私的手法。他们老夫妇，由于生活艰难，就借院舍的北门出入，辟为旅人休养之处，一种廉价的公寓。沿湖是曲院，湖岸成曲尺状，把湖水绕为庭沼，留着旧日的莲叶。我们住的那一排房间，记得有十来间，都是租给我们这一类寒士，在上海只配住亭子间的朋友，却也不穷酸到哪儿去。我们住了两间，隔邻两间，住了吴弗之夫妇，他是我们乡友，名画家，在美术院任教授。这些房间，正是“一板之隔”，轻微咳嗽都听到的。我们也时常叩板喧笑以为乐。西边住的那一行列，有时几乎可以说是肺病疗养院，都是肺病的病人，他们在依靠着自然疗治。
湖上的旅客，住别墅的豪富户，自是一等；西湖气候，只宜于春秋二季，夏天如蒸笼，冬天又冷得刺骨，因此，他们的别墅，如刘庄、高庄、蒋庄，都是游客的园林，主人很少来享受。又一等，则是葛岭饭店、蝶来饭店、西泠饭店的主顾，他们多是上海客，也有一半是“洋人”。我们这一种，长年住在湖中的也就很少了。泉学园虽是小小院落，却自有佳景。小艇就搁在我们的房门前，湖沼就是我们的大盆，洗脸、洗衣、洗脚、洗碗，看游鱼在我们脚边穿来穿去，我们就成为鱼的朋友了。船埠游客，到了埠，便匆匆向岳王坟去，游倦回来的，又急急找船回湖滨去，很少人会来看泉学园的，虽说是竖了“曲院风荷”的石碑。
张岱（宗子）《陶庵梦忆》，写湖心亭看雪，西湖香市，西湖七月半都是绝妙好文字；我独赏《看雪》一节，拿一小舟独往湖心亭，“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此是何等境界！丁卯秋，我从上海归杭州，时三更将尽，月色皎白，雇小舟直驶岳王坟，默不作声，任桨板拍碎湖波。那年深冬，黎明，白茫茫的大雾，把西湖整个儿包住了。对面不见人，轻舟从雾袋中穿过；到了湖边，才看见那么一条细痕。湖水真赏，只能这么体会，舌与笔都已穷了。
钱塘苏小是乡亲
自别钱塘山水后，
不多饮酒懒吟诗。
欲将此意凭回棹，
与报西湖风月知。
——白居易《杭州回舫》
从前有一位诗人，袁子才（枚），他刻了一颗小印：“钱塘苏小是乡亲”。这颗印，我没看见过，却很想念它。
有一段时期，我的家住在西湖孤山文澜阁中；傍晚时，我们沿着湖边走去，走过了楼外楼。南宋人诗中的“山外青山楼外楼”，那是一句泛语，这儿的楼外楼，乃是著名吃西湖醋鱼、莼菜汤的所在。到了广化寺俞楼，就得弯向西北，到西泠印社的门前了。在那儿步着斜阳在柳荫下缓步，那真是仙境。真是“缓步”，“缓”得仿佛在拖鞋子。张岱（宗子）有《西湖梦寻》之作，我们仿佛在寻梦。有兴趣的话，从西泠印社穿过去，在四照楼小坐，那真“一片湖山归管领”了。社北便是西泠桥，桥北境便是钱塘苏小小墓。
相传，北宋司马才仲初在洛下，昼寝，梦一美姝，牵帷而歌曰：“妾本钱塘江上住，花落花开，不管流年度！燕子衔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才仲爱其词，因询曲名，云是《黄金缕》。后五年，才仲因苏东坡推荐，应制举中式，遂为钱塘幕官。为秦少章道其事，少章为续其后，词云：“斜插犀梳云半吐，檀板轻敲，唱彻黄金缕。梦断彩云无觅处，夜凉明月生南浦。”顷之，才仲又梦见美姝，迎笑入帏云：“夙愿谐矣。”遂与同寝而处。这真是美妙的梦。
（李贺《苏小小墓歌》：“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油壁车，久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
我们走过了西泠桥，在苏小小的坟前，呆呆地看着；只觉得如此湖山，不可无此点缀。至于晋软？唐软？还是两宋呢？都不十分干我们的事，因为她只是一个美丽的梦，一个十九岁的佳人，巫山云雨，伴着我们立尽黄昏而已。
前几年我们又到湖头，重拾旧梦。我也曾写过几首小诗，诗云：“一别西湖二十年，旧堤新柳喜重看。潭边往日鹣鹣影，照处双瞳扣小舷。”“我来湖上看西施，葛岭山前山日低。双影暗从垂柳出，一舸泛过岳王祠。”“青春杳似云边雀，无限绮思记不真。一碟杨梅君记取，鲜红似血是侬情。”
苏小墓在西泠桥侧，土人指示，初仅半丘黄土而已。乾隆庚子，圣驾南巡，曾一询及。甲辰春，复举南巡盛典，则苏小墓已石筑其坟，作八角形，上立一碑，大书曰“钱塘苏小小之墓”。从此吊古骚人，不须徘徊探访矣。余思古来烈魄贞魂，湮没不传者，固不可胜数，即传而不久耳，亦不为少。小小，一名妓耳，自南齐至今，尽人而知之，此殆灵气所钟，为湖山点缀耶？
——沈三白《浮生六记》
苏小小，这位南齐的佳人，我曾比之为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从前文人骚客都说她花容月貌，是一个美丽的梦。她当二七年华，天天坐了油壁车在白堤上逗引行人，马上就有许多“豪华公子，科甲乡绅，或欲娶为侍妾，情愿出千金，不惜纷纷来说”。你想，有琼楼可住，有油壁车可坐，写写意意做大人先生的宠儿，岂不是好？她的贾姨娘就来劝她道：“姑娘不要错了主意，一个妓女嫁到富翁人家中去，虽说做姬做妾，也还强似在门户中朝迎夕送，勉强为欢。”你知道苏小小怎么打主意的，她说：“我最爱的是西湖山水，若一入樊笼，只可坐井观天，不能遨游两峰三竺间了。况且富贵贫贱皆系于命，若命中果有金屋之福，便不生于娼妓之家；今既生于娼妓之家，则非金屋之命可知。倘入侯门，荣华非耐久之物，富贵无一定之情，入身易，出头难；倒不如移金谷之名花，置之日中之市，嗅于鼻谁不爱色？若能在妓馆中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佳人，岂不胜似在侯门内随行逐队之姬妾？”她梳栊了以后，把男子在手掌中打转，她若倦时，谁敢强交一语？到她喜时，人方踊跃进词。从没人突然调笑，率尔狂呼，以增其不悦。故应酬杯盏，交接仪文，人自劳而她自逸，却妙在“冷”字。从中偶出一言，忽流一盼，若慰若藉，早已令人魂销。有一回，孟观察在西湖叫了楼船，请了宾客，限定苏小小去陪酒，苏小小三番四次地推却。孟观察勃然大怒，要饶她不过，府县都替她暗暗担惊。谁知苏小小一到面前，一颦一语，把孟观察直喜得眉欢眼笑。后来，苏小小冒了风寒，生了重病，医生来看，都说“凶多吉少”，她的贾姨娘替她非常着急。她却以为做了几年妓女，富贵繁荣，无不尽享，风流滋味，无不遍尝。这样早死，留人间一个好的印象，倒是天心有在，乐于成全。她死时只有十九岁。
以上的话，我的说法，乃是借用《西湖佳话》，和茶花女的观点相合的，乃是唯美主义的观点。这样的说法，当然也出之于文人的想象，却也合上千古风雅之士的意境。元遗山《苏小小图词》云：“槐荫庭院宜清昼，帘卷香风逗。美人图子阿谁留？都是宣和名笔内家收。莺莺燕燕分飞后，粉淡梨花瘦。只除苏小不风流，斜插一枝萱草凤钗头。”
从苏小小墓过了西泠桥，桥北堍便是苏曼殊墓。曼殊亦情僧，亦诗人。我到香港，才看见“情僧”的绰号带在贾宝玉的颈上，所谓“情僧夜访潇湘馆”是也。大观园中怕不会有这回事吧？曼殊才算得是情僧。他有《何处》诗，云：“何处停侬油壁车？西泠终古即天涯。捣莲煮麝春情断，转绿回黄妄意赊。玳瑁窗虚延冷月，芭蕉叶卷抱秋花。伤心怕向妆台照，瘦尽朱颜只自嗟。”可以作为《苏小小》影片的题词。
从苏曼殊墓东行，便到了冯小青墓。此人也是痴情人，她读了汤若士的《牡丹亭》，不觉痴倒，曾有“人间犹有痴于我，不独可怜是小青”之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她对于杜丽娘的遭遇，十分同情；这位被大妇所逐的少妇，就在孤山别业中，过着孤寂生活。她病危时，叫画师图像，自奠而卒。这样的女性，又于苏小小、白娘娘之外，别创一格。大抵在浓重的礼教空气中，被压迫的性心理畸形变态，转为自影恋，乃是常事。从冯小青墓转出了孤山，再向东步着白堤，便到了传说中最有名的“断桥”。白娘娘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却被那妖僧用传统的雷峰塔罩住，成为旧社会妇女的象征人物。我说过，从西泠桥走向断桥，乃是从唯美主义走向唯情主义的道路，苏曼殊地下有知，一定有个交代的。
新联影片中的苏小小，是唯美主义加上了唯情主义。白娘娘的灵魂，在苏小小的躯体复活了，使她更富有人情味。编导为李晨风先生，也指出这是中国的茶花女。她的时代，比传说中更移后一点，有着热烈的爱国民族情绪。影片的背景，已经有了那位照耀千古的岳王坟，而苏小小所引为知音的落魄书生鲍仁，他的琴中，就是《满江红》的“悲切”情调。苏小小已经不是一个玩世的女子，她洗脱了游戏人间的气氛。牺牲自己来成全宁竹铭与柳翠云的痴恋，她助成了鲍仁的壮志，达到用世的目的。而她的一片痴心，在阮郎死后，也相随于地下了。她那义侠、敢作敢为的风格，使我们觉得更可爱，更可敬了。
游子他乡，西湖是我永远的梦。（我曾在上海戏院看过苏联的《生路》，影片一开场，便是莫斯科春天的早晨，四围看客，都在那儿呜咽流涕。故国山河之感，太动人了。）影片中，几乎每一处都有过我们的足迹。南北高峰、苏堤、白堤、花港观鱼、曲院风荷，我的心魂就跟着它走入梦中去了，西湖实在太美了！康伯可《长相思·游西湖》词云：“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烟霭中，春来愁杀侬。郎意浓，妾意浓，油壁车轻郎马骢，相逢九里松！”此意得之。
孤山一角
文澜阁
最近，某刊物有人在谈文澜阁和《四库全书》的故事，勾起了我的回忆。或人并未到过文澜阁，也不曾看过《四库全书》，因此，他只知道文澜藏书，一部分毁于太平军战役，却不知道战后丁氏兄弟补抄了大部分，到了1927年，单不庵先生主馆务时，已经根据文渊阁本完全补齐了。（我们都在这一工作上做过一些事。）在清代，文澜阁是藏书圣地，一般人是不能进去的。民国以后，圣因寺西北，建筑了省立图书馆分馆，这部《四库全书》，也就移入新馆。文澜阁一直空闲着，后来划归分馆，作为馆员的宿舍。1927年，北伐军某部队留住在此，我们这些馆员，只好散住在泉学园、圣因寺一带。一天，馆方通知，赶一个下午，大家都住了回去，因为某部队刚调开，我们赶紧收回失地。
阁的东北角上，有一别院，自成小天地。那是单不庵先生的住宅。第四进、第三进，住了几家同事，我只记得陆仲襄先生住在第三进的右厢。第三进前面，有一方池，四围梧桐匝立，池水黝黑，仿佛很深沉似的。第二进，便是我和曹礼吾兄分住之所，东西厢各有两大间，很宽敞似的。第一进是大厅，前面是假山庭院。小亭竖着石亭石碑，上书“文澜阁”三大字，碑阴系乾隆御诗。乾隆乃是我生平最讨厌的古人之一，他的诗都是酸腐不堪的。大门紧闭，我们都从侧门进出。出了大门，便到了罗苑的后门了。（罗迦陵的湖上别墅，她是犹太商人哈同妻子。而今哈同花园化为尘土，罗苑仍在，一直是美术学院的校舍。）在一般朋友想象中，我们住的是帝王家院落，一定是神仙侣了；其实，并不那么理想，只是很有趣。那时，我和礼吾都年轻，跟着单、陆诸老过着发霉的生活，因此，我们的精神每每老过我们的年纪。有时，也如蛀虫似的钻在古书堆中要做“饱学之士”。那梧桐庭院的假山中，也就变成鸡群的巢穴。母鸡在找寻不到的山洞中，生下它的蛋，累积起来，直到它孵育了一群小鸡出来，才引起了我们的惊异。池中，据说在藻萍下有很大的鲤鱼，我却没看到过。那年夏天，礼吾就在桐荫下过着盛夏，他曾看到两头蛇在池畔爬行，可惜，我也无此眼福。后院那树绿梅，依礼吾的说法，乃西湖上最珍贵的梅花；可是，我们那位单师母，她是把“风雅”当柴烧的，孩子们的衫裤袜子每每晒在梅枝上趁夕阳；单师也只摇了一下头便走开了。总之，在乾隆皇帝的“石文”招牌上，涂上这些泥灰，也是有趣的。
近二十多年，那儿已经辟为西湖博物馆，一进门便是那条大鲸鱼，又是对乾隆的小讽刺。文澜阁只留下那石碑，后院的绿梅，也真的当柴烧了呢！
楼外楼
南宋绍兴、淳熙之间，世俗康裕，君相纵逸，耽乐湖山，无复新亭之泪。士子林升题一绝于旅邸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此讽语也。其后就有楼外楼酒楼，以西湖醋鱼著称。我们住在广化寺、文澜阁时，楼外楼恰在隔邻，闲步过楼前，看柳荫下木栅中，青鱼泛鳞，呷水作声。它们并不知道“末日”在眼前，如叔本华所说的其“乐趣”是完整的。提着活鱼，让食客过了目，那就躺到砧板上去了。醋鱼之味在鲜嫩，鱼片只是在滚水烫一转，就熟了，加上佐料就行了。宋人笔记称：“宋五嫂者汴酒家妇，善做鱼羹，至是侨寓苏堤，光尧召见之，询旧凄然，令进鱼羹。人竞市之，遂成富媪。”醋鱼或许是从这一脉传下来的。香港有一家天香楼，他们的“乾隆御席”，只是骗骗“洋盘”；可是，他们的西湖醋鱼，独沾一味，犹有楼外楼风味。
今日，苏白二堤只是垂柳夹堤，并无什么酒家，可是南宋时，苏白二堤都有酒家可买醉，规模还不错的。据《西湖游幸》载：“淳熙间，一日，御舟经过断桥旁，有酒肆颇洁雅，中饰素屏风，书‘风入松’一词于上。光尧停目称赏久之，宣问何人所作，乃太学生俞国宝醉笔也。其词云：‘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玉骢惯识西湖路，骄嘶过沽酒楼前。红杏香中歌舞，绿杨影里秋千。’‘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画船载得春归去，余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携残酒，来寻陌上花钿。’上笑曰：‘此词甚好，但末句不免酸寒’，因为改作‘明日重扶残醉’，即日宣命解褐云。”看起来，就和现在的楼外楼差不多，只是那时的酒楼，还有歌舞女郎的。今日的楼外楼，也有题诗素屏的，我曾看了马叙伦、许宝驹二氏的题诗。
聂大年《苏堤春晓》诗，有“绿窗睡觉闻啼鸟，绮阁妆残唤卖花。遥望酒旗何处是，炊烟起处有人家”之句，可见明代的苏堤，也有酒家的。
1949年初，蒋介石的军事命运已经日薄西山，他就通电宣告引退。那时，到南京迎接蒋氏归杭的正是陈仪（公洽）。他们到了杭州，陈氏便陪着蒋氏到楼外楼吃午饭，醋鱼既上，酒杯再举，陈氏因又向蒋氏进了“英雄出处，磊落光明，要提得起，放得下”的忠言，这才引起蒋氏的疑心，而陈氏杀身之祸，即伏于此。许宝驹楼外楼题诗云：“山河如此昼沉沉，白眼看天觉泪深。已误当年蔡州雪，湖楼滞酒近来心。”可移作悼陈之词也。
前年（1957年），我们又到了西湖，征衣初卸，便买舟到楼外楼去，友人徐君最称赏“呛扁笋”，与醋鱼并美。楼外楼的肴菜，得一“淡”字，不妨说：“淡得好！”此意，也可向蒋氏再说一回的。
俞楼
在孤山西南隅，靠近西泠印社、广化寺处，有一所小楼，那便是“俞楼”——俞曲园（樾）先生之寓楼，有时也寄寓一些避暑的文士，或许和他们俞家有关系的（俞平伯先生，便是曲园老人的孙子）。我在那儿吃过几回酒。
昨晚，翻读一部书信选集，读到曲园老人与杜小舫的信。（杜小舫，名文澜，浙江秀水人，俞氏挚友，也以文辞著称。）信中说：
别后由苏寓寄到手书，知台候胜常为慰。仆于九月初，携老妻至湖上小楼，倚槛坐对全湖，晴好雨奇，随时领略。至夜则月色波光，上下照耀，两三渔火，明灭其间，光景尤清绝。前日乘篮舆至天竺灵隐礼佛。是日为月尽日，香客稀少，游屐亦罕。与内子坐冷泉亭上，仰观山色，俯听泉声，一乐也。亭中悬平斋（吴云）所书“泉自几时冷起”一联。内子谓问语甚隽，请作对语。仆因云：“泉自有时冷起，峰从无处飞来。”内子云：不如竟道“泉自冷时冷起，峰从飞处飞来。”相与大笑。随笔及之，博故人抚掌也。
曲园老人，字荫甫，浙江德清人。晚清经学大师，于训诂名物，多有创见。其苏寓即曲园，在苏州马医库。我们从他的小简，可以体会得他的真赏以及俞楼的景物。游赏西湖，我说我最赞许马二先生拔脚向城隍山顶爬上去，可以目有全湖。到北高峰韬光庵去“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自是壮观，可不是一般人所想去的，而且爬上北高峰，也真得喘几阵气才行。面对湖光，到西泠印社四照阁去，最为便捷；我们就在阁右的亭子中打过午盹，虽羲皇上人不啻也。曲园老人所说的倚槛坐对，我们在四照阁中一样领会得到。至于湖上夜色，也只有我们寄寓在湖楼中才享受得。我还记得寄寓广化寺时，有一晚，一直在回廊上坐到四更时分才回房中去的。湖上最可恶的，也是那些狗眼对人的和尚，世所传“茶，泡茶，泡好茶；坐，请坐，请上坐”，乃是真事，并非故意讽刺他们的。曲园老人，一代名士，又是富贵中人，所看见的和尚笑脸虽多，我想他也不会怎么领受的。因此，曲园老人的禅家机锋，只能老夫妇相互酬答，此外就写给知交去共同体会了。“泉自几时冷起”的对边是“峰从何处飞来”，在禅家只是一种觉境，本不求解，说“泉自有时冷起，峰从无处飞来”，固是多事；即说“泉自冷时冷起，峰从飞处飞来”，只是巧解而不是解脱的。当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寻师至韶州，闻五祖宏忍在黄梅，他便充作火头僧。五祖欲求法嗣，令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说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惠能在厨房舂米，听了，道：“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便将衣钵传给了他。曹雪芹借薛宝钗启发贾宝玉的话来表达他自己的觉解，此意近之。
西泠印社
今年是西泠印社的六十年纪念。杭州西湖，古称西泠湖。孤山西北角上有西泠桥，那位有名的南唐诗妓苏小小墓，便在桥北堍。桥南堍，那山冈的一角，便是西泠印社，今为西泠公园（“泠”即是庄子“泠然御风”的“泠”，平声，不是“冷”。“冷”，仄声）。
我年轻时在杭州读书，闲时踯躅湖头，最爱去的便是孤山，走过长堤，无论经山前或山后，上西泠印社歇歇脚，最为理想。因为岳王坟，变成了市场，太热闹；那些寺庙不论灵隐、天竺、玉泉、广化、净寺，我虽非吴庭艳的党徒，却觉得天下和尚都可杀，因为他们那一对势利眼可恶透了。后来，我的师友信佛成为和尚的颇有其人，也有许多和尚和我往来成为朋友，但我仍不变我的和尚可杀论。正如鲁迅所说的“一本正经的和尚，不想女人，他们都是孤僻得可怕；而想女人的和尚，却又荒唐得出奇”。我的和尚可杀论并非反佛教，立此存照。我这样的穷学生，上西泠印社的四照阁一坐，游目畅怀，岂不快哉！顶多泡一碗茶，莲藕粉都不必吃的。
后来，在文澜阁做事，图书馆书楼，就在西泠印社的隔墙东角上。我们住在文澜阁，也就是西泠印社的东邻。晨昏闲步，信步走去，就会走到西泠印社，隔邻便是广化寺和俞楼。西泠印社也就等于我的外书房。那时，我还年轻，不懂得什么是风雅，对西泠印社的艺文掌故，不发生兴趣。只知道那个站在山洞里的石像是吴昌硕（缶庐），一位当代大书画家。和我们有关系的，乃在进门石级上的“印冢”，那是我们老师李叔同先生的印石（即后来的弘一法师）。他出家以后，把先前的印石都葬在那儿。至于为什么要出家？出家为什么要把俗缘断绝？那都是我们所不了解的。
似乎刻印在我们一师圈子中，颇成一种风气。我们的校长经子渊先生和夏丏尊先生，还有一位徐道政先生，都是研究说文、钟鼎篆刻的名家，他们都是浙派刻印家，和西泠印社有关。我自己对这一门不发生兴趣。和我同班的一位同学，叫叶天底（在校时，名叶天瑞），他是艺术家，善刻石治印。有一天，我借了他的印泥一用，一不小心，印盒掉在地下碎了，他很慷慨，就把那盒印泥送给我。我这乡下人，真不知艺术轻重；西泠印社的印泥，上品比黄金还要贵重些呢！
叶天底，便是流行一时的那部《情书一束》的主角之一。那位吴曙天女士，本来是天底的爱人，后来她到了北京，爱上了章衣萍，天底便失恋了。浪漫主义的爱情和浪漫主义的革命，可以说是从同一炉火铸出来的。我看了囚首丧面，也看了短衣草屦的天底，他从失恋转到社会革命路上去了。
1927年秋天，我正在文澜阁工作，忽见报载：“浙东暴动总司令叶天底已于今晨四时在陆军监狱执刑”。我悲从中来，不禁号泣。第二天清晨，惘然地走到钱塘门外，徘徊久之。我回到了文澜阁，找出了天底替我刻的印子和那盒印泥，一同包了，就在西泠印社的一角埋了下去。前几年，我重游西湖，再访西泠印社，看见那青苔蒙笼，印冢依然，天底所舍身的革命大业已完成，天底也可瞑目了。
我在孤山文澜阁工作那一年，也慢慢懂得一点“风雅”了。“印”章，说起源流来，那是很古的（古称玺节）。本来是为了商业上在交流货物时作为凭信的实用品。郑康成云：“货贿用玺节。”到了秦汉以后，印章即被法定为表征当权者权益的法物，使用范围随之扩大，为当权者所掌握。而且规定天子用的称“玺”，其材用玉；其余的臣民，只能称“印”，其材不能用玉。——在这儿，我不想多谈印章的制度，只指出古代所有的官私印章，大都是白文，这样打在泥封上比较清楚些（泥封就等于今日邮件上的火漆印）。东晋以后，印章打在纸帛上，白文渐少，改作朱文，和后世的印章相同。
印章的材料，除了玉石以外，铜铁铸成的很多。我在开封，买了一颗铁铸的“曹”字，那是元代的姓氏章。也有金银铸成，加上雕刻的。有的官章，已是金制的。到了隋唐以后，印章成为艺术雕刻品，和其他艺术品（书画）结伴，成为美的点缀品。一幅画一张字，不配上好的印章，好似一张脸缺少了眉毛似的。这类印章，材料以“石”为主，于是田黄、鸡血，成为上品，有的也和黄金同价。西泠印社乃为篆刻艺术的俱乐部，欣赏篆刻的，不独对篆隶笔法有种种讲求，同时也讲究刀法、间架以及分朱布白的结构。
同时，和印章相伴的，要讲究那书画的用纸质地、色泽，以及印泥的光彩、颜色。西泠印社，不仅是书画、碑帖的总汇所在，而且是纸张、印泥、砚墨这些美术副品的制成所。这一来，我们从湖山胜景转到内在美的领会，这个世界，也就更大了。
我说我对于篆刻这一门艺术，完全外行。不过，要说明西泠印社的发展过程，不能不简括地把往史追叙一下：宋末元初的赵孟，首先对篆刻艺术加以提倡，他竭力提倡复古，主用玉筋小篆，以圆转之法来矫正当时官私印信流行已久的九叠文。这种刀法，为后来篆刻家所取法。接着吾丘衍写了《学古篇》，阐述篆刻艺术的法度。明初王冕（1287—1358），发明以石刻印，在篆刻上，产生了新的条件。印章的雕刻，从篆文到雕刻，合而为一，完全由篆刻家自己掌握；这一转变，使篆刻艺术又跃进了一大步。
明代文徵明和他的儿子文彭，最先师承汉印，经过他们弟子何震的发扬，开出皖派（即徽派，世称文何），一变典雅秀润之风，而成为流利苍古的格调。这派名家很多，到了明末汪关、汪泓父子出，一变何震之法，刻立了工整流利的风格，以汉印为宗，篆法、结构和运刀能得自然之致。印文的并笔及破边之法也是他们所创。到了清代，皖派更加辉煌了。
到了清康熙、嘉庆年间，皖派在印坛称盛一时，杭州的丁敬（1695—1765），以浙派的雄姿崛起于浙江，作家辈出，如黄易、蒋仁、奚冈、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等，世称西泠八家，这就是西泠印社的开山祖。丁敬的篆刻艺术，冥会众长，发展了秦汉玺印的传统，质朴浑厚，自开浙派。皖、浙二派，正可比之于绘画上的南北宗，书法上的碑学和帖学。过去二百年中，正是浙派的印章时代。
浙派篆刻艺术，自丁敬以后，绵延了二百多年，其间也曾出了以邓石如为首的革命异军（邓石如的再传弟子吴熙载，在刻印上参以碑碣刀法，把邓派艺术提高到了顶峰）。到了晚清，则有赵之谦，在邓石如以小篆和碑额入印的启发下，更把所取资的领域扩充到了连权量诏版，钱布镜铭，瓦当石碣等，凡有文字可以取法的，都运用到他的腕下来。其源流都出于浙派，却又融合了皖派的刀法；如赵之谦，已可以说是新浙派，其成就又超越了丁敬和邓石如了。他在篆刻上提倡有笔有墨，使他的作品更见其生动活泼，风韵婀娜。他初试了以单刀直切，影响了后来的齐白石。晚清诸家，都从复古思想中解放出来，到了新的自由的天地，这就产生了新的篆刻家，如吴昌硕、黄士陵诸氏。
吴昌硕（1844—1927），是晚清最后的大艺术家，诗、画、书、印，都有很高的造诣。他富于创造性，能把诗、书、画、印冶于一炉，作品中有着古拙浑厚、苍劲郁勃的风格。他的篆刻，得力于石鼓瓦甓，以及印封和将军印。他对于石鼓文的研究，得其神理，形成了写意刻法。他用钝刀切石，更显得淳朴古趣。他的篆刻，也影响到后起的赵石、陈衡恪、齐白石这些艺术家。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金石书画家丁辅之、吴石潜等发起建立西泠印社，公推吴昌硕任社长。吴氏谦辞不获，乃书一联挂在社前，联云：
印岂无源？读书坐风雨晦明，数布衣曾开浙派。
社何敢长？识字仅鼎彝铃镝，一耕夫来自田间。
联意，即是说西泠印社的源流，自浙派大师发展过来，而他自己深得石鼓、钟鼎的启发，别有会心的。吴氏，浙江安吉人，生长于孝丰，遭逢太平军战乱，逃难外乡，过着孤苦流浪生活。二十一岁时，从皖、鄂辗转回到家乡，村中人烟寥落。“亡者四千人，生存二十五。”他们一家，只留了他们父子两人。他刻苦求学，读于场屋，入泮后，便绝意功名，致力文艺。因以自成一家（他曾到杭州，在尊经精舍师事俞曲园）。他有一段时期，在苏州上海卖画，生意也很清淡，任伯年为作《饥看天图》。吴氏自题诗句云：“生计仗笔砚，久久贫向隅。典裘风雪候，割爱时卖书。”盖纪实也。西泠印社石龛，塑着吴氏铜像，石壁上刻了这一幅《饥看天图》，有杨岘山题诗，云：
床头无米厨无烟，
腰间并无看囊钱。
破书万卷煮不得，
掩关独立饥看天。
人生有命岂能拗，
天公弄人示大巧。
臣朔纵有七尺躯，
当前且让侏儒饱。
我和西泠印社有着这样亲密的关系，而且结邻相处了一年，我的师友，又和这一派的篆刻艺术相接近，但我对于篆刻艺术稍能欣赏之日，却已垂垂老矣。今日的西泠公园，把印社的后墙，另开大门，穿过石龛直通西泠桥，那位热爱拜伦的诗人苏曼殊，也就在公园的北邻；说起来，整个孤山，可以当作一个大公园看了。今日的游客，对吴昌硕的艺术如何欣赏，那是另外一件事；但吴氏毕竟是他们的朋友呢！
最近看到一本很完备的弘一法师李叔同先生年谱，勾起了许多回忆。编者把我也列入李师的入室弟子之列，那是很惭愧的。李师的高第弟子，自当说及丰子恺、刘质平、李尊庸诸君，我于艺术简直是外道，对于佛法也不是从李师处学习而得的。在李师心目中，我只能算是阙党童子。
我曾经写过李叔同先生，那已经是李师削发成为弘一法师之后十多年的事。我自己在社会上混了一些年月，慢慢懂得李师的胸襟，我曾说：“李师之于人，不以辩解胜，微笑之中，每蕴至理。”那位侍候他的校工，简直心悦诚服，有如他的儿子。所谓感化，所谓悟，便是如此。我也敬重单不庵先生，但我并不把单师看作是教主的。
李师出家以后，就把他在俗世时候的印章封存起来，葬在西泠印社的岩壁间，凿有“印冢”二字，表示“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与俗世断绝关系了。（西湖本名西陵湖，亦名西泠湖，因此，浙派刻石家有西泠印社的名称。）李师出家后，在玉泉寺住了一些时日，那时，他为了要断念，开列条款，不接见师友亲属，也不披阅信件，断绝一切文字酬应。他承认自己未免动念，所以切断外缘种种。我在玉泉寺几次看到他，只是微笑点头而已。
我在文澜阁工作时，单师原是李师的旧交，我们也时常在西泠印社闲坐，那儿几乎等于我们的走廊，看了印冢也就说到李师的事。依沈仲九先生的说法，李师是忠实于社会人生的人，他是彻底入世的；因为世代太苦闷了，所以要出家。要是五四运动早发生几年，李师或许不会出家的。单师也是对于社会人生很认真的人，但他并不求解脱。
我们从李师习音乐时，他有几首境界很高的歌曲。一首是《落花》，其中说道：“览落红之辞枝兮，伤花事其阑珊！人生之浮年若朝霞兮，泉壤兴废；朱华易消歇，青春不再来！”这是他中年后对于生命无常的感触。苦闷、寂寞、无所寄托，李师原想在艺术的境界寄托他的心灵，也正是一种精神的升华作用。李师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但他并不在那儿住脚，他静悟到另一境界，那便是《月》所代表的境界！
仰碧空明明，朗月悬太清；瞰下界扰扰，尘欲迷中道。惟愿灵光普万方，荡涤垢滓扬芬芳。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
他从这超现实的想望，把心灵寄托于彼岸，顺理成章，必然走到《晚钟》的境界去了：“惟神悯恤敷大德，拯吾罪过成正觉。誓心稽首永皈依，瞑瞑入定陈虔祈。……钟声沉暮天，神恩并存在。”我们唱这些歌曲时，当然不了解李师的心怀；等到我们懂得这些歌曲的境界，李师已经行到“彼岸”了。在“觉”的境界，这才是“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
涌金门外
涌金门外柳如烟，
西子湖头水拍天。
玉腕罗裙双荡桨，
鸳鸯飞近采莲船。
——于谦《夏日忆西湖》
前天，和一位女孩子看《白蛇传》影片，片中许仙和白娘子她们乘船到涌金门去。她问我：“涌金门在哪儿？”我说：“你是杭州人，涌金门在哪儿，还要问我？”我问她：“知道不知道明代的政治人物于谦？他是杭州人。”她也摇摇头。我就翻开于谦的诗给她看，这位在山西关塞边主持军事的统帅，他一想到杭州家乡，就想到涌金门外柳如烟的景物。不独明代如此，从五十年前到一千二百年前，出城游湖，主要埠头之一就是涌金门。许仙他们游湖回来在孤山或苏堤乘了船，要进城也是靠了涌金门。
有名的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香港的东南人士，即算到过杭州，未必看到过。要看“雷峰夕照”，就得到涌金门外去。五十年前，我第一回下杭州，民国初建，新市场（湖边）刚开辟，涌金门外，不像后来那么衰凉。靠着西湖边上，这是南宋年间最热闹的游人船埠，那时还有三家卖茶的茶居。历史最悠久的是藕香居，挂着一副清代乾隆年间文士写的集苏联句：
欲把西湖比西子，
从来佳茗似佳人。
茶居的前门和右方，对着西湖；左方和后面，那是藕花荡。盛夏六七月间，荷花盛开，莲叶田田，凭栏饮茶，花香扑鼻，更觉得雅韵欲流。我是住过“曲院风荷”（西湖十景之一）的小院子的，仍觉得藕香居楼头，格外幽静些。
藕香居的左边，有一家三雅园，右边有一家仙乐园，历史虽不悠久，却也占尽了湖光山色。刘大白师时常和朋友在仙乐园品茶吟诗。刘师说过一段富有诗意的话：抬头看去，便看到一肥一瘦的两座宝塔。左瞻保俶，仿佛是一个瘦削的美人；右仰雷峰，仿佛是一个颓然的醉翁。我们常常这么想：它俩这样相对站立着，该是恩爱夫妻吧，至少是似曾相识，未免有情的一对恋人吧！它俩永远这样隔着一个湖面对立着，相思相望，处在无可奈何之天；傍晚时分，射在雷峰塔上的夕照；清晨时分，映在保俶塔山上的朝暾，它俩也许借着朝暾、夕照来互通缠绵的情愫吧。
刘师想象雷峰塔上的磊砢不平，似乎把它胸中满贮着的垒块都给表现出来，英雄迟暮，苍茫独立，没有一个慰藉它的伴侣！倩影亭亭的保俶塔，会给它以无限的安慰吧。
有一天，刘师从岳坟（涌金门对面的船埠）叫了一只划子荡到对湖来。那时，骤雨乍晴，还带着淅沥的雨梢，北高峰和湖边两面，早出现了青天；只有宝石山和南屏之间，正驾了一道虹桥；这一虹桥，仿佛从保俶塔上，伸过一条玉臂来，隔着湖面，把雷峰塔给抱住了。它围住了雷峰塔的腰，把雷峰塔的塔顶露出云臂的上面，映着那从湖西云隙里射出的一道夕照。那云臂是灰白色的，夕照是玫瑰色的，有了灰白色的云臂衬着，那夕照越显得红艳艳地可爱了。在刘师的诗囊中，永远活动这一幕恋情的虹彩。后来，雷峰塔倒坍了，那瘦削的保俶塔，过着寡居的生活，显得更寂寞了。
憔悴一身在，孀雌忆故雄。
双飞难再得，伤我寸心中。
——李白《双燕离》
我在杭州读书五年，1921年离开杭州。1927年，重回杭州做事，雷峰塔已经完全倒坍，只留下一堆黄土了。雷峰塔的倒坍，乃是1924年9月间的事。那天，孙传芳的军队刚进入杭州，不到一小时，正午时分，隆然一声，这所千年历史的古迹便解体了。这位五省联帅，他的心头一直有这么一个疙瘩，据说他立志要把它重建起来。但他的事业，很快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也完全垮台，雷峰塔也只留在一般人的传说中，不再重返人间了。
据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南山胜迹称：雷峰者，南屏山之支脉也。穹隆回映，旧名中峰，亦名回峰。宋有道士徐立之居此，号回峰先生。或云有雷就者居之，又名雷峰。吴越王妃于此建塔，始以千尺十三层为率，寻以财力未充，姑建七级；后复以风水家言，只存五级，俗称王妃塔。以地产黄皮木，遂讹黄皮塔。俗传湖中有白蛇、青鱼两怪，镇压塔下。其傍旧有显严院、雷峰庵、通玄亭、望湖楼，并废。（陆次云《湖坝杂记》：“宋时法师钵贮白蛇，覆于雷峰塔下。”）
雷峰塔倒坍以后，一些文士着手考证，找寻了一些史实。才知道王妃塔的来由以及后来的变迁。塔初建成时，上有楼宇及回廊，有如今日的六和塔，可以登临览胜的。中经战乱，各层楼廊失火焚毁，就留着那泥砖的壳子。我们看去好似蜂巢的塔堆，到了跟前，只见黄土凹凸，隐隐有砖块出入；杂草蔓生，小雀飞潜，又是一番景象。越走越远，远远看去，有如颓然醉翁，替湖山添胜。说起来，雷峰塔是集众力而成，吴越王妃登高一呼，万众各献微力，完成这么大的胜业。可是，民间传说雷峰塔一掬土，可保佑信男信女的平安吉利。千千万万到湖上焚香拜佛的信士，礼拜了净慈寺诸佛，都到雷峰残塔来抉一掬土回去。累月经年，细水长流，集众力来破坏，终于把那么一座宝塔挖坍了。（恰好垮于孙军入城之日，也只是巧合而已。）
塔坍了，那些砖块暴露出来了。大家才知道这些砖块，乃是万人所奉献的。砖块上有信男信女的姓名，砖的一头有一小孔，中藏各人所抄的经卷（大多是《心经》）。这些经卷，大部分转到上海古董市场，成为宝物；其保留在浙江图书馆的，已经很少了（我看见过几份，其为五代吴越王时写经无疑）。
俚巷传说，和史学家所研究的，完全不相同。《白蛇传》宣传的力量太大太普遍了。他们相信法海禅师把白素贞放在钵里，压在雷峰塔下，还留了四句偈语：“雷峰塔倒，西湖水干，江潮不起，白蛇出世。”如今雷峰塔倒了，白娘娘应该出世了。这一传说，几乎遍及全国，比那些砖经更引人注意些。我重到杭州，特地重访雷峰塔，只见黄土隆然一堆，仿佛一个山冈，砖块已经完全挖去，除了黄土，什么都没有了。斜阳淡淡，黯然无语，真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
旧日雷峰塔传奇，并无“白娘娘生子、得第、祭塔”的蛇足。世俗替白娘娘抱不平，一定要替她团圆收场；作者黄图珌示不满，说是“被俗气儿薰倒了胜景雷峰”，其愤慨可知！
放生鱼鳖逐人来，
无主荷花到处开。
水枕能令山俯仰，
风船解与月徘徊。
献花游女木兰桡，
细雨斜风湿翠翘。
无限芳洲生杜若，
吴儿不识楚辞招。
未成小隐聊中隐，
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住？
故乡无此好湖山。
此苏东坡《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诗也。古代的西湖景物，北山线外，也繁荣了南山一线，从涌金门外向净慈寺、雷峰塔，都是风物宜人的地区；坡老所写的，一一都在我们眼前。就在明代，望湖楼虽已圮废，王阳明还写了如次的诗句：
掩映红妆莫谩猜，
隔林知是藕花开。
共君醉卧不须扇，
自有香风拂面来。
真的，坡老写了那么多西湖诗，他倒是恋恋于涌金门外的风光的。他在常润道中，怀念着杭州，寄陈述古，诗云：
浮玉山头日日风，
涌金门外已春融。
二年鱼鸟浑相识，
三月莺花付与公。
剩看新翻眉倒晕，
未应泣别脸消红。
何人织得相思字，
寄与江边北向鸿。
后来，他到了丹阳，又写了一首《行香子》，寄述古词云：
携手江村，梅雪飘裙。情何限，处处销魂。故人不见，旧曲重闻。向望湖楼，孤山寺，涌金门。
寻常行处，题诗千首，绣罗衫，与拂轻尘。别来相忆，知有何人？有湖中月，江边柳，陇头云。
民国初年，满人迁出了旗营，湖滨初建新市，我初到杭州，还看见涌金门外风光。其后游览中心，在旗营旧地发展起来，我也眼见涌金门外的衰落。那几家茶楼，先后歇业。年轻一代的杭州人，也就忘记了涌金门所在，只知故事中有这一个门而已。
就这么冷落了三十多年，南山线随着浙赣线的发展又复繁盛起来。前几年，我重到杭州，住在大华饭店，仔细想去，这正是涌金门外望湖楼旧地，湖头市区，浑成一片，又是一番新景象。今日的杭州，才回复到吴越、两宋时代的盛况。诚如坡老所说的：“故乡无此好湖山。”——写到这儿，那女孩子问我：“影片里的涌金门，船埠上就是这么一棵大杨树，你看过吗？”我笑着说：“这是穿了木屐的西湖，东洋化的涌金门。连我这样恋旧的人，也唤不起旧日的影子来了。”
大概在雷峰塔崩圮以后，戏曲的场面和影片中的画面，把我们从浪漫的幻境结合到现实的湖山来；俚俗人在幻想白娘娘的再世，我们也找寻一些传说的线索。湖心亭，自宋、元到明初，鹄立湖中，三塔鼎峙。相传湖中有三潭，深不可测，“西湖十景”中之所谓“三潭印月”者指此。又传有西湖三怪，时出迷惑游人，故法师做三塔以镇之。我们轻舟荡漾于三潭印月、湖心亭之间，恍然有所悟，这该是《白蛇传》的雏形吧？
月下老人祠
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
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
在《老残游记》二十回结尾上，老残是写了这一副西湖月下老人祠中的对联作结的。
月下老人祠在西湖的南湖，雷峰塔附近，这是善男善女最向往的去处。俞平伯先生曾作下诗：
君忆南湖荡桨时，
老人祠下共寻诗。
而今陌上花开日，
应有将雏旧燕知。
祠中的签语，富有暗示意味，因此，每一游客都引起兴趣。我在热恋时期，曾在祠中求得一签，句云：
隔帘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这类语句，是可以作种种解释的，因此大家都满意而归去。
船从三潭印月驶向南屏山脚，在净寺附近的漪园靠岸，便到了月下老人祠。这是一般香客所不到的庙宇，却有另外一群信士，如我们这样做着梦的人。老人祠前后两院落，中建小屋三楹，龛内老人披半旧红袍，丰颐微须，面浅赪色，神仪俊朗，佳塑也。前后四壁，挂满了匾额对联，最有名的，便是上述这一联，这一联，切题得有趣。
抗战时期，西湖成为禁地，游客绝足。那时，里湖、南湖都是日军的军事区域，只有湖边通岳坟，过了岳坟，也是禁地。湖亦只限巳午未申八小时可游船，很受拘束。因此，老人祠也就倒败了。胜利后，不曾修整过，近十年，西湖面目一新，净寺这一角，正在修葺中。我们到月下老人祠访旧，只见苍苔没径，寂无行人，月下老人也和其他残破桌椅挤在后楹一堆，神柜歪斜，一边黄绸帘帐也封在厚尘中，他老人家，这一回是寂寞了。
“月下老人”的神话，究竟怎么一个来由呢？李复言《续玄怪录》中《定婚店》便是说这一件事的。杜陵韦固，少孤，思早娶妇，可是多次求婚，都不成功。元和二年将游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友人替他介绍了潘家女儿，相约期会于店西龙兴寺门。固以求婚心切，一早就去了，斜月尚明。有老人倚一布袋，坐在阶上，向月光翻查书卷。固就进去看看，那书卷上的字，简直不认识，既非篆文、八分或蝌蚪文，也非梵文。他问道：“老父，你所看的是什么书？我少小苦学，也读了种种书，世间之字，无有不识得的。梵文佛典，我也懂得，何以你这本书，我一字也不识？”老人说，这不是世间书。他说他是管婚姻的，所以叫作月下老人。固因而问到自己的婚姻，老人告诉他：“你的妻子，今年才三岁，到十七岁那年，才嫁给你，你等着吧。”老人手边还有一只布袋，他告诉韦固：“这一袋是红绳子，用以系夫妻之足。我替你们系了起来，虽仇敌之家，贵贱悬隔，天涯地角，吴楚异乡，此绳绾系了，那就会结合在一起了。”这也是一种姻缘凑合的前定说法。
杭州一角
贡院·明远楼
前几天，贾景德老人在台北逝世，我本来想写一段悼念文字。贾老是清末最后一科的翰林，前几年，他曾写过一本谈科举制度的小册子。同时，商老衍鎏也写了一本更详赡的谈科举制度的专著，商老系清末最后一科探花，今尚健全。二老都是在贡院中应秋闱试的，科举时代的人。我呢，并不曾赶上科举时代，却在贡院住了五年，那所明远楼又做过我的办公处和编辑部，和他们所了解的大有不同。
我所说的，乃是杭州下城的贡院，贡院者贡士（即举人）应试的场所。清末，废除科举，兴办学校，便拆毁了旧号房（即考生食宿作业之所），建筑了新校舍，初为两级师范，民初改为浙江第一师范，我的中学课程，便在那儿修习的。拆毁贡院的把旧房子拆得太彻底了，并不曾保留旧制度的号房，只是从大门外表看来，门外照墙，门口石狮子，东西辕门的牌楼，还是贡院模样。杭州人一直把我们的学校叫作贡院，大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进了大门，只见那巍巍矗立在宿舍后进的方楼，看起来总有三层楼那么高，便是当年主考办公的明远楼。这座方楼还是保存原来构木而成的建筑，粗大的柱子，依旧髹着深红色，层檐四角飞起，有如紫禁城的城楼。那长长的楼梯，有如衰翁老叟，摇摇欲坠，走起来“皆皆”作响。有一时期，楼下为阅览室，楼上为调养室，有一回，我生疟疾，在那儿住了半个月。后来，学生自治会成立，那儿便是我们的办公室。我编刊《钱江评论》时，就把楼上一部分划分为编辑部。乡试主考，为天子取英才，饮食起居，都很威风的；鸣锣开道，旗盖相继，还有乐队伴着进膳。不过，这些仪仗、乐器，早都不见，只留下这么一个空架子了。
在明远楼后，约有半里路远的校园中，有一座小小的石屋。据说原在教室前面的，建校时才搬到这荒草堆中来的，乃是狐仙庙。据说，时常显灵作怪，我在一师五年，却没曾碰到过。此外，有一些鬼怪的传说，说是半夜里在操场上出现过白衣女人，我们也不曾看到过。其他也就找不到什么科举时代的遗迹了。
直到后来，我到了南京，才看到号舍旧址。而今保留在南京大学的两间号舍，乃是南京拆除贡院，照原样移到那边去的。每号外墙高八尺，门高六尺，阔三尺。号门之内有小巷，阔约四尺。每号约有号舍五六十至近百间。号舍，每人一间，深四尺，宽三尺，日间作为台椅，晚间铺平为床铺。闱中生活正是如此。我看了南京号房，才把杭州贡院旧印象唤了起来。真正是《儒林外史》中所写的读书人生活呢！
拱宸桥——运河的终点
介庐先生说到拱宸桥的跳虾儿，我也就来谈谈对拱宸桥的印象。拱宸桥在杭州东北部约三十里许，那是运河的终点。我们从上海苏州河北岸，河南路天后宫附近乘内河轮船往杭州，便在拱宸桥登岸，转车往城站，才算进了杭州城。在19世纪末期，这是沪杭间交通的主脉，那时沪杭甬铁路还不曾动工。那时的拱宸桥，如介庐先生所看到的种种，乃是日本租界，也可说是特区。
这儿就有一段掌故：《马关条约》订立后，不仅割让了台湾，同时还允许在上海、汉口、天津、扬州、苏州、杭州等市划设了日本租界。后面这三个城市，都是南运河沿岸的重要商业城市，日本当局当时想在中国内地建立经济网，抓住运河这条历史性运输大动脉，乃是最有用的一着。想不到日本的敌手英国，棋高一着，从南京往北通京津的津浦路，撇开了扬州，就结束了这一千五百年古名城的经济命运；而京沪、沪杭路，都撇开了苏州阊门和拱宸桥，也就把日本人的打算，全部吊空了。沪杭路入城终点是城站，只筑了一段支线通拱宸桥，供运货之用而已。
日本人经营拱宸桥租界，自设邮局电报局，自成一世界。上海《民国日报》以宣传革命为北洋政府所禁止，便由日本邮局代为递送。总之，藏污纳垢，无恶不作，可以说是最坏的码头。我第一回到拱宸桥，只有十三四岁，上午跟着几位生意人，他们是我的至亲长辈，在杭州卖火腿的。在一家茶楼吃茶，就看见姑娘白天拉人。后来，我们在上海看到四马路青莲阁、八仙桥的野鸡群，穷凶极恶样儿，我在拱宸桥早就看到了。所以拱宸桥的公娼，乃是日本租界的玩意儿，和杭州市府不相干的。（那时，还是杭县。）
拱宸桥是有那一座大桥，不过杭州的大桥很多，我们一师校边的梅东高桥，就比它还要高，因此我的印象并不深。只是桥东堍却有一座坟墓迎面挡住，往来车辆，只好绕路让它。说是那一端原是城郊坟地，修建杭拱支线时，把其他坟墓都挖掘搬掉了，只有这座坟墓挖不得，一动锄就会死人，只好留着作为神灵，说是香火很盛。那时年轻，不知道考证缘由，只见桥头便是一座圆坟则是真的。
我在拱宸桥，做了一件“胆大妄为”的事，便是五四运动狂潮到来，全城各校游行宣传，我们那一班分配到的地区是拱宸桥。我们居然拥入那些姑娘拉人的茶楼去“抵制日货”“打倒日本鬼”，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四方桌上的公开演讲。我只听得有些茶客窃窃私语，说我们都是吃了老虎胆的人。
从“反日”到“抗日”，从“五四”到“七七”“八·一三”，居然把日本军阀打倒了，这也是我们那些吃老虎胆的人所想不到的！今日的拱宸桥已经和湖墅区成为教育文化区，气象当然大不相同了。
西溪道中
不见施叔范这位诗酒又兼短胡的怪人，已经十多年了。昨天，偶尔翻看他的《听潮夜话》，所写景物的感想，颇多先得我心的。他有一时期，在一处旅行社工作，跋涉名山大川，胜景佳迹，发之于诗文，可诵亦可传。杭州的佳山水，或歌颂湖光，或喜九溪十八涧的山色，我和叔范相同，寻幽探胜，自推西溪为最宜人。
我们乘车出钱塘门，北行至松木场（今为浙江文教区，省政府已移至此处），这一支从北高峰纵脉秦亭山发源的溪流，便是连上了苕溪的西溪。当年我们第一步停脚的便是东岳庙；（东岳乃是我国最古老的神灵，也已带着道教和佛教的气息，因此，也有天上星宿和十殿阎王，有地狱的示象布景。）比之他处的东岳宫，这儿的活无常，躲在门角后，有活动机关。香客一碰上那方踏脚板，他就双臂带着索子扑了过来，大家会吃一惊的。我对云预先说了这件事，因此推开边门，看看这位戴着高帽子、腰系草索的老朋友，也颇有趣。我说：“生命本无常，他的请帖到了，也就欣然就道了。”东方的地狱，和但丁笔下的地狱，颇有点不同，在我看来，也只是黑暗政治面的写照而已。我当时曾写了一首绝句：
十殿阎王一笔勾，
层层地狱自优游。
阿芒牛首都无语，
为有维那在上头。
最后一句，用但丁《神曲》的原意。俗传，勾魂使者为牛头马面与佛说不合，当为“阿芒、牛首”也。
在东岳庙西南，有一道里许长的山谷，那是先前最著名的花坞，其间有三十六个尼庵，有的带发修行，有的舍身出家，大体上，和弹词中所说的庵堂差不多。出家的尼姑，也是有血有肉的活人，免不了如申贵生那样的艳遇的。我们在那儿吃午饭，素菜很精致，不在烟霞洞之下，只是佛家的事，很难斤斤计较，游客只能多花一点，她们也就合十道谢了事。我倒在那儿讲过一回《心经》，向尼姑讲经，观音居然点头，云也颇为满意。花坞的尼庵在抗日战争中多已破败，今已开辟为大规模的苗圃了。
西溪主流沿宝石山绕秦亭山而北流，曲折十八公里，其间名胜古迹甚多，以秋雪庵、茭芦庵为最著。我们就在东岳庙那一船埠下艇，有如吴用进了芦花荡，艇子尽自在青青的芦苇中穿来穿去，只看见一片绿浪，把溪岸也遮盖住了。有时，水鸟惊起，渔歌四应，才显得这是江南水乡。秋深芦白，浩浩乎弥望皆白，可作“秋雪”的注解。秋雪庵密藏在丛芦深处，我们登弹指楼一看，我们已经落在无边无际的“青海”中，此处本应有诗为证，可是弹指楼前挂着一副朱疆村集的联句，说：“词客有灵应识我，西湖虽好莫吟诗。”叫我们怎么办呢？楼上有诗龛追祀唐宋以来两浙诗人一千余家，懿欤盛哉！依郁达夫的考证，南宋词人姜白石，他载了小红，是从这儿归杭州的。我们且诵：“自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此情此景，当于烟波娇韵中求之。
西湖杂话
西湖十景
如鲁迅所说的，我们中国的许多人，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西湖十景即是其中之一，而“十大罪状”之类，也就是从这一方面衍化出来的。（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阎罗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乾隆自称十全老人。）
我却不是一开头，便被西湖十景吓住了的。我初到杭州那年是1914年，在我这个十几岁的孩子眼中，西湖不过如此，有什么好的？从浙东山水胜处到杭州，西湖山水，本来平平无奇，张宗子说西湖不及鉴湖，更不及湘湖，自是确论。（张氏谓其弟毅孺，常比西湖为美人，湘湖为隐士，鉴湖为神仙。他则以湘湖为处子，鉴湖为名门闺淑，若西湖则为曲中名妓，声色俱丽。真赏各有不同。）那时，我最爱上城隍山，年轻时脚健，爬山登高自有乐趣。上了城隍山，一面看钱塘江，一面看全湖，小茶馆吃茶，嚼芝麻饼，如马二先生那样，过着穷酸乐趣，不必受那些势利和尚的闲气，也是精神上的自得其乐。
在杭州一师读书那五年中，东跑跑，西走走，屈指一算，已把西湖十景都走到了，我们还赶上了“雷峰夕照”的暮年。“十景”，大概是唐宋以来的文士所逐渐认可了的，说起来，都只是一刹那的感受，如“柳浪闻莺”“南屏晚钟”，对于中年人有深刻的印象，我们年轻人实在漠然无所感。而“断桥残雪”“平湖秋月”“苏堤春晓”“曲院风荷”，都带着季节感，也不是年轻人所感兴趣的。一般游客，只是矮子看戏，随人说短长耳。乾隆皇帝的说法，也只是把前人的话钦定一回而已。对西湖的“真赏”，自当推及白居易和苏东坡。苏氏《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艳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是千百年来对西湖最好的赞颂。我离开杭州，在上海尘嚣中住了几年，第一次回到杭州。初夏薄暮，又值阵雨初霁，浮轻舟于“平湖秋月”间，这才领略到苏东坡所谓“晴方好，雨亦奇”的佳境。到了中年，把南北高峰留作屏风，在雨雾迷茫中去看，把小舟当作摇椅，漫无目的地任其东西漂浮，这才是真正的享受。太明朗的湖光山色，也实在减少了兴趣，最好是晨曦初上，暮霭低迷，或是微雨蒙蒙，斜月三更，这时的西子，才显出浣纱溪上的风韵，实在太宜人了。
我是住到西湖中去那一年，把十景抹掉了一大笔，只留下苏、白二堤，平湖秋月和那“湖中湖”“岛中岛”的三潭印月，再把三面青山当作托子，大抵是月中、雪中、雨雾中，默然相对，就是这么一景便是了。昔王洪有《西山晚翠》词云：“斜日照疏帘，雨歇青山暮。白鸟鸣边一半开，香霭和烟度。楼上见平湖，影隔青林雾。吹断鸾箫兴未阑，月照芙蓉露。”此意得之。张宗子谓善游湖者莫若三余：冬、夜、雨。如贾似道、孙东瀛，虽在西湖数十年，其于西湖之性情、风味，实有未曾梦见者在也。
浙江潮
西湖北高峰韬光寺，门挂“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一联，传系宋之问出边，作对句的系当时潜逃的骆宾王。在韬光寺看潮，和城隍山看潮，不如上江干看潮那么热闹，所看江潮则一也。到海宁看潮，总是在八月十七、十八日，那是赶热闹。我到过海宁，却不是看潮。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载：“郡人观潮自八月十一日为始，至十八日最盛，盖因宋时以是日校阅水军，故倾城往看，至今犹以十八日为名，非谓江潮特大于是日也。是日，郡守以牲醴致祭于潮神，而郡人士女云集，僦倩幕次，罗绮塞途，上下十余里间，地无寸隙。”他已说得很明白，看潮不必是八月十八日，也不一定八月的月半，每一月的月半都有潮可看。有一年十月十六日夜半，月色皎白，海潮排山而至，在我一生中，那一晚的大潮，比以往任何一回都显得壮观。《梦粱录》所记乃是杭州江干（南星桥）的情况，所谓海宁观潮，也就是如此。那样的看潮，主要还是看“看潮的人”，和潮的大小是不相干的。前几年友人某君也曾乘专车从杭州到海宁看潮，说是潮浪并不大，这也是常事。
汉代辞赋家枚乘在《七发》中，写吴客劝楚太子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于广陵之曲江，即扬州之钱塘江。他写道：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皓蜺，前后络绎，颙颙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訇隐匈礚，轧盘涌裔，原不可当。（中间夹杂了许多怪字。）
他是到过浙江，看过潮，形容得相当真切的。依我个人的感受，即是初冬晚潮奇观来说，苏东坡有几句诗颇真切，诗云：
万人鼓噪慑吴侬，
犹似浮江老阿童。
欲识潮头高几许，
越山浑在浪花中。
开始是“一线初看出海迟”，排墙而进，好似一片数丈高的白墙头向海堤移进，等到浪花扑堤，潮水便和堤岸相平了。
人类自有冒险的兴趣，狂潮既来，弄潮儿便大显身手，如东坡所说的：“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驾着一叶扁舟，向大潮驶去，船头有一把大木斧，劈浪而上，其驶如飞。亦一壮观。前人有看弄潮诗云：
弄罢江潮晚入城，
红旗飐飐白旗轻。
不因会吃翻头浪，
争得天街鼓乐迎。
西湖船
近年来记忆力日就衰退，有如周亮工所说的“老人读书只存影子”，抓不住一点着实的把柄。我也谈了一些湖上故实，总记得有人说过南宋时代的西湖船，样式很多，也有极华丽的。可也说不上出于何典。昨天，看了梁章钜《浪迹丛谈》，才知道朱竹垞的《曝书亭集》，就有一段见闻记录（厉樊榭也有《湖船录》）。
朱氏云：“西湖船制不一，以色名者曰游红。”申屠仲权诗：“红船撑入柳荫去。”释道原诗“水口红船是妾家”是也。这一类船，我民初到杭州时，已经看不到了。以形名者，为龙头，白乐天诗“小航船亦画龙头”是也。为鹿头，杨廉夫诗“鹿头湖船唱赧郎”是也。有形色杂者，中为百花十样锦，钱复亭诗“又上西湖十锦船”是也。大概，我们所看见的画舫，方头方尾，有盖有窗有门，装成房间形式，便是十锦船的遗风吧。（有以姓名者，如黄船、董船、刘船。）大者谓之车船，盖贾似道所造，棚上无人撑驾，但用车轮脚踏而行，其速如飞。小者谓之瓜皮船，欧阳彦珍诗“瓜皮船子送琵琶”，张大本诗“瓜皮小船歌竹枝”，周正道诗“瓜皮船小水中央”是也。（今时最著者为总宜船，盖取东坡居士“淡妆浓抹总相宜”之语，李宗表诗“总宜船中载酒波”，凌彦翀诗“几度涌金门外望，居民犹说总宜船”是也。）我所见的大型船，都是载货运泥之用，只数很少；贾府所用的车船，当然没有了。常见也常用的就是瓜皮船式的游艇，满湖都是，有时也张开布篷，遮蔽烈日微雨。风雨一大，不独有篷张不得，连游艇也行不得，赶紧找一处去躲避一阵再说，否则不为落汤鸡也就难了。舟子最懂得看风色，天色一变，他们就收篷回棹了。
有一年夏天，那时，白堤还不曾铺平，断桥还是石桥老样子。午后，天色突变，暴风雨来得太急，收篷都来不及。舟子冒着急雨把我们送到中山公园石牌坊前靠岸，大家淋着雨躲到亭子中去。哪知，雨却越来越急，一直到深夜，还没法开船。大家又饿又湿，勉强从城中叫了一些黄包车来，才算回到城中。后来，才知道那天摇到湖心亭躲雨的比我们更狼狈，就在风雨中坐到第二天黎明，才算逃到中山公园，安了心的。湖上的船，不独游船，连画舫也只能在风平浪静时候容与波头的，一有风雨，就“行不得也哥哥”了。我们前年到西湖时，停泊在大华饭店边上，有了一只电船，那当然可以冲冒风雨过去的。但，这样现代化的水上工具，总和这闲静的湖光山色不十分调和。我们也不曾坐过。（张靖之《题戴文进西湖景》云：“宿雨住还滴，朝云烂不收。阴明犹未稳，船在断桥头。”此意甚好，好得切题也。）
1937年冬天，战云日紧，湖上就没有一只游艇，我坐车到昭庆寺，才在船埠找到了挤在一湾的游艇，舟子也都散掉了，诚所谓“游湖无人艇自横”也。我雇了一艇，母女二人，替我摇了一整天，我的沉思和她们的叹息，也只能以诗为证。第二天我们就离开杭州，一别便是七八年，直到重回西湖，那成千的游艇，剩余的不过一百多只了。
西湖诗
昨天，偶在书摊上看到一本《西湖百咏》，其中实在没有很动人，很出色的。西湖之景，天下所稀，题咏诗篇，当以千万计，好句都给白（居易）、苏（苏坡）二家说尽了。《扪虱新话》称：“苏东坡酷爱西湖，其诗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已曲尽西湖情态。又诗云：‘云山已作蛾眉浅，山下碧流清似眼。’是更与西子写真也。”宋时有张秀才者，江西人，乍见西湖，不禁赞叹，道：“美哉！奇哉！青山四围，中涵绿水，金碧楼台相间，全似一幅着色山水。独东边无山，乃有百雉云连，万瓦鳞次，殆天造地设之景也。”这虽是几句粗语，却把西湖面目勾画出来了。明正德年间，有日本使者经过西湖，题诗云：“昔年曾见此湖图，不信人间有此湖。今日打从湖上过，画工还欠费工夫。”虽是俳语，却有韵致。
南宋时，蜀人文及翁登第后，期集游西湖，一同年戏之曰：“西蜀有此景否？”及翁即席赋《贺新郎》词云：
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石尽，烟渺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堕泪。簇乐红妆摇画舫，问中流击楫何人是？千古恨，几时洗！
余生自负澄清志，更有谁磻溪未遇，傅岩未起。国事如今谁倚仗？衣带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语中含着很深的感慨，在当时自会激起国家兴亡之感。
就在南宋时，还有一位江西词人刘改之（过），他到了杭州，时辛稼轩帅越，闻其名，遣介邀请，适以事不及行。他效辛体作《沁园春》一词附缄往。词云：
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东坡老，驾勒吾回。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镜台。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衔杯。
白云天竺去来，图画里、峥嵘楼观开。爱东西双涧，纵横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逋曰不然，暗香浮动，争似孤山先探梅。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
自是妙语快人心意！
我们住在湖楼时，也常写点小诗；这类小诗，也只写给我们自己几个人看，也只有其时其地的朋友懂得，有时拊掌微笑。因此，我们都不是诗人，最主要的，所谓西湖十景和我们毫不相干。我爱那句“西湖虽好莫吟诗”，诗还是写给知音的人看，不必题给知音以外的人看。即白香山、苏东坡的诗，也只是写给那几个人看的。我们所理会的白、苏诗，和他们自己的感受有大的距离。我们也不妨说，我们所写的小诗，白、苏也未必懂得。
《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自是第一流大手笔，他的诗很有境界。但，他写湖上赋诗那几位诗翁，赵雪斋、严致中的铜臭，卫体善、随岑庵的迂腐，支剑峰、景兰江的酸寒，再加上看了一夜《诗法入门》无师自通的匡超人，物以类聚，说是到了湖上，不可无诗，要如李太白那样穿着锦衣夜行。吴氏的笔，写到支剑峰被监捕分府抓了去便顿住了。遥遥地要接到杜慎卿到了南京，那位萧金铉说是今日聚良朋，不可无诗，要大家即席分韵。杜慎卿笑道：“这是而今诗社里的故套，小弟看来，觉得雅的这样俗，还是清谈为妙。”才点明了本意。慎卿也曾对萧金铉说：“诗以气体为主，如尊作这两句：‘桃花何苦红如此，杨柳忽然青可怜。’岂非加意做出来的？但上一句诗，只要添一个字，‘问’桃花何苦红如此，便是贺新凉中间一句好词。如今先生把他做了诗，下面又强对了一句，便觉索然了。”这番话，好似他对乾隆的西湖十景诗的总评。写西湖的诗，数以万计，可传的能有几句？我不是说我们到了西湖，不可作诗，只是不必如乾隆皇帝的“雅的这么俗”，就好了。
林和靖的疏影、暗香，以清逸为世人所知；可是，他有一首《长相思》词，云：“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谁知离别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多么富有人情味。（南宋康伯可《西湖长相思》词，云：“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烟霭中，春来愁杀侬。郎意浓，妾意浓，油壁车轻郎马骢，相逢九里松。”亦有情致。）我颇体会得鲁迅所谓“淡淡的哀愁”，这是一种可解不可解的境界；因此，我最爱陆放翁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诗句，体会得深，难以用言语形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