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与“北”
最近看了一本以“南”与“北”为题材的喜剧，一位朋友问我“你是南方人，是北方人？”我说：“依你说呢？”他笑了。依剧中的说法，我们都是上海佬，上海佬乃是北方人；不过，我相信，没有一个山东、河北、河南的朋友，会把我们当作北方人。剧中用了一句“南国佳人”，那成语中的“南国”，乃是汉水之南，指湖北、湖南的南国，和广东不相干的。而他们举的四大美人，明明有两位是江南人。南宋以后，苏州、成都和福州都是美人的摇篮，当然都是南方人，但照剧中口吻，也都是北方人。其实，依我的算法，从深圳到北京，有五千华里，从北京到海兰泡，或连金，也有五千华里，所以辽金时代，今日的北京乃是南京。北京正当天下之中，也还算不得是北方人。这当然都是闲话。
“南”与“北”，这一类封建地域观念，阻碍社会政治的进步，由来已久。《宋史·王旦传》：“帝欲相王钦若，旦曰：‘……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论也。’真宗遂止，旦没后，钦若始大用，语人曰：‘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曲洧旧闻》载：或谓真宗问王旦，“祖宗时有秘谶，云南人不可作相，此岂立贤无方之义”。）中国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文化，本来从西北发展到东南来，黄河流域乃其重心所在，所以帝都一直就在西安。到了北宋，帝都移到了河南开封，经济文化的中心也就南移；北宋新旧党的政治冲突，很明显地有着北方文士排斥南方人的意味。（那时的新党，多系南方人，而反对派的洛党朔党都是北方人。）宋人笔记中说：宋英宗治平中，邵雍与客散步在天津桥上（天津桥在洛阳），闻杜鹃声，惨然不乐，曰：“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用南人专务变更，自此天下多事矣。”又说：宋神宗相陈旭问司马光，外议云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这都是北人排斥南人所造成的空气。其实，到了北宋，晏殊、范仲淹、欧阳修以南人居京朝，为文士的领袖；而王安石行新政以后，政治上重要人物，如蔡确、章惇、蔡京、吕惠卿、曾布、蔡卞、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丁大全，都是南人。到南宋以后，不仅经济文化中心移到东南一带，连政治中心也南移了。“北人”心目中之“南”与“南人”，心目中之“北”，其为封建地域观念是相同的。（苏天爵云：“宋在江南时，公卿大夫多为吴越士，起居服食，骄逸华靡，北视淮甸，已为极边。当使远方，则有憔悴可怜之色。”）
到了元代，黄河流域的居民，被称为“汉人”，长江以南，都称为“南人”，“蒙”“回”以下，“汉”“南”都是被征服的；政治中心虽说移到了河北，天下的经济文化中心，依旧在东南地域，江西、浙江、安徽、福建，那是“南人”地区，一切都占了最高的比重。直到19世纪，经济文化中心，才移到西南沿海去，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的崛起，乃是历史上所未有的。于是，我们这些“南人”都被今日的“南人”看作是“北方人”，而川、扬、苏的厨菜，都算作是北方菜了。
明末清初那位大学者顾亭林，他是一肚子的民族观念，走遍了东西南北，对关中最感兴趣，要想托终身于华山地区。他对南人有一考语，说他们“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对北人也有一句考语，说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人文胜质，北人质胜文，他还是欢喜北人的。（不过，他所说的北人，乃是秦晋之士，不是上海佬。）
梁山泊
日落梁山西，遥望寿张邑。
洸河带泺水，百里无原隰。
葭菼参差交，舟楫窅窈入。
划若厚土裂，中含元气湿。
浩荡无端倪，飘风向帆集。
野阔天正昏，过客如鸟急。
——胡翰《夜过梁山泊》
1938年夏初，我们从徐州，访孙震将军于柳泉，那是微山湖的南端。军中友人，指着茫茫湖水，说：这就是北宋末年宋江等三十六好汉筑寨的梁山泊。我当时默然不语。我想：微山湖虽属兖州府，但梁山泊必须在梁山附近，接近寿张县才行。而今梁山泊以黄河改道，已经干涸，古代洪流巨浸，运河船只，经过微山湖通往梁山泊，那是有的，但微山湖，并非梁山泊。不过，我那时没说什么，只是这么想而已。《水浒传》，出于说话人之手，他们的历史地理知识，不一定很正确。即如宋江充军到江州去，梁山好汉大闹江州，说九江对岸是无为州；又如林冲充军到沧州，都和实际的地理行程不相合。但，他们说到梁山泊的地理形势，宋江从郓城到梁山，也无不合。可是，宋江在郓城被捕，解往江州，反而要经过梁山，那就不合实情了。
梁山泊在山东兖州寿张县梁山的左近。梁山者，汉梁王行猎之地，故名。上引这首《夜过梁山泊》，乃是我们金华人胡翰奉命到北京去，取道运河，经过梁山泊时所写的。他在船上，傍晚依靠着梁山这一边，远远看见寿张县城。这位诗人，元末明初人，他眼中的梁山泊，还不只百里那么广阔。不过，他脑子中并没有一〇八好汉聚义的影子，因此，他也并不怀古，不曾说到宋江的往事。
《水浒》中，写梁山泊形势的有两段：第一段是林冲投寨，酒保道：“此间去梁山泊虽只数里，却是水路，全无旱路。若要去时，须用船去。”第二天，朱贵到水亭上把窗子开了，取出一张鹊画弓，搭上那一枝响箭，觑着对港败芦折苇里面射将去。没多时，只见三五个小喽啰摇着一只快船过来了……二人上岸，进得关来，又过了两座关隘，方才到寨门口。林冲看见四面高山，三关雄壮，团团围定，中间里镜面也似一片平地，平方三五百丈。靠着山口才是正门，两边都是厅房。第二段，是晁盖他们劫得生辰纲，事发相约逃到梁山泊，先到阮家兄弟的石碣村湖荡去会合。这石碣村湖泊正傍着梁山水泊，周围尽是深港水汊，芦苇草荡。他们就凭着这芦苇港汊的水路叉错，把那追捕他们的何涛军队打垮了。后来，他们就摇了六七只船投奔梁山去了。后来团练使黄安带领二千人马，乘驾大小船四五百只去攻打梁山泊，又被他们在芦花荡打得落花流水，官军畏之如虎，不敢再犯了。我相信杭州的说话人，说《水浒》故事的，不一定到过梁山泊；但他们一定到过西湖，也可把西湖幻想作梁山泊，他们所描写的芦苇汊港，实在就是湖墅西溪一带景象。而水浒人物如武松、张顺都要留在西湖边上，和杭州茶楼说书有关的。据清康熙年间，《寿张县志》卷一《方舆志》，称梁山在县治东南七十里，上有虎头崖、宋江寨、莲花台、石穿洞、黑风洞等古迹，志中附梁山图，梁山城寨有十六道城门，宋江寨别有城寨，仿佛是内城。（梁山在北，宋江寨在内。）据曹玉珂《过梁山记》，当地父老告诉他：先前黄河环山夹流，巨浸远汇山足，即桃花之潭，因以泊名，险不在山而在水也。祝家庄，邑西之祝口也。关门口者，李应庄也。郓城有曾头市。晁、宋皆有后于郓云。（曹玉珂，进士，富平县人，康熙六年十月，任寿张知县，颇信《水浒》故事之真实性。）
我尝舟过梁山泊，
春水方生何渺漠。
或云此是碣石村，
至今闻之犹褫魄。
——元陆友仁《题宋江三十六人画赞》
那年，四月间，我们从徐州西归，途次开封，访商震将军于考城、菏泽（曹州），那才接近梁山泊地区。梁山泊所以成为八百里汪洋巨泽，就因为河决曹州。有几个时期，梁山泊所以干涸，就因为黄河改了道。这部梁山泊变迁史，正和黄河的泛滥起伏有关。
清初，有两位大史学家顾祖禹和顾亭林，他们都在考证梁山泊的变迁。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东平州：“梁山，州西南五十里，接寿张县界。本名良山，汉梁孝王常游猎于此，因改为梁山。《史记》：‘梁孝王北猎良山’是也。山周二十余里，上有虎头崖，下有黑风洞。山南即古大野泽。……宋政和中，盗宋江等保据于此，其下即梁山泊也。”又，寿张县条：“梁山泊在梁山南，汶水西南流，与济水会于梁山，东北汇合而成泊。《水经注》：‘济水北经梁山东’，袁宏《北征赋》所云：‘背梁山，截汶波’者也。又为大野泽之下流水，尝汇于此。石晋开运初，滑州河决，浸汴、曹、单、濮、郓五州之境，环梁山而合于汶，与南旺、蜀山湖相连，弥漫数百里。宋天禧三年，滑州之河复决，历澶、濮、曹、郓，注梁山泊。……政和中，剧贼宋江结寨于此。《金史》：‘赤盏晖破贼众于梁山泊，获舟千余。’又‘斜卯阿里亦破贼船万余于梁山泊。’盖津流浩衍，易以凭阻也。既而河益南徙，梁山泊渐淤。金明昌中，言者谓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泊水退地甚广。于是遣使安置屯田，自是益成平陆。今州境积水渚湖，即其余流矣。”顾亭林《日知录》引《五代史》及《宋史》，大略相同。“熙宁八年，河大决于澶州曹村，北流断绝，河道南徙，汇于梁山张泽泊，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河又自东而南矣。元丰以后，又决而北，议者欲复禹迹，而大臣力主回东之议。降及金、元，其势日趋而南不可挽，今之河，非古之河矣。”他又引据《元史·河渠志》，谓：“黄河退涸之时，旧水泊污地，多为势家所据。忽遇泛溢，水无所归，遂致为害。由此观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顾氏行山东巨野、寿张诸邑，古时潴水之地，无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为川浸矣。顾氏指那寿张令修志，乃云：“梁山泊仅可十里，其虚言八百里，乃小说之惑人耳。”其人并五代、宋、金史而未之见。顾氏确定梁山泊原有八百里那么大，那些书生之论，十分可笑的。
随着黄河水流，一直泛滥无定，河道代有变更，梁山泊也是时广时污，中经贾鲁一番彻底疏凿整理，还是定不了黄河的河道。我们且看元诗人袁桷的《过梁山泊》诗：“大野潴东原，狂澜陋左里。交流千寻峰，汇合谷百水。量深恣包藏，神静莫比拟。碧澜渺无津，绿树失其涘。扬帆鸟东西，击楫鸥没起。长桥篙师歌，短渡贩夫止。天平云覆幕，湾回路成砥。鹰坊严聚屯，渔舍映渚沚。……高桅列鱼贯，远吹生凤觜，前奔何无休，后进复不已。远如林鸟旋，疾若坡马驶。”
这首诗是元泰定帝时写的，他眼中的梁山泊，已经有着《水浒》所说八百里汪洋的情势了。元武宗后，河水时时溃决，梁山泊自然而然又汇为大湖了。
元戏曲家高文秀《双献功》杂剧，有“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日下方圆八百里”语；这位东平的作家，他的记忆中有这么一个轮廓，这是《水浒》的蓝本。
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鲛绡笼玉，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销得？
回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
——宋江《题壁词》
北宋都城开封，梁山泊离开开封只有四五百华里，可是，宋仁宗年间，就有一位叛军首领王伦在那一带横行，朝廷束手无策，剿抚两难。（这位王伦，和林冲所火拼的王伦，未必是一人。可能，说话人托之于里巷传说的王伦，奉为寨主的。）神宗年间，郓城知州蒲宗孟，治群盗很残酷，他的传中，就说梁山泊素多盗。徽宗年间，许几知郓州，任谅提点刑狱，也是一贯穷治盗匪，他们的传中，也说梁山泊渔者习为盗，大概都是阮小二、阮小七一流人物。到了宋室南迁，金兵入了山东，虽是梁山泊水涸，战船不得进，那一带的啸聚的盗群一直没有断过。明清以来，梁山泊好汉，最有名的那一位，便是《宋史》都有记载的及时雨宋公明（江）。宋江在梁山泊称霸以后，曾潜入开封，伏处在歌妓李师师的深闺中，还写了如上的题壁词。这位歌妓，既是词人柳永的爱人，又是宋徽宗的宠姬，和宋公明也有香火缘，也算得一代名女人了。
说话人谈梁山泊故事的，叫《水浒》，“浒”音虎，即“滨”之意，“水浒”，即水上英雄的故事。袁桷《过梁山泊》诗：“飘飘愧陈人，历历见遗址。流移散空洲，倔强寻故垒。”过去七八百年间，在士大夫的记忆中，梁山泊英雄是了不得的。林冲、鲁智深、吴用、武松、李逵，这些人的印象，和曹操、刘备、孙权、孔明、鲁肃、张飞、赵子龙、周瑜，一样深刻的。而《水浒传》也实在写得生动，使人百读不厌。
可是，这群水上英雄，他们都在陆上打天下；而说话人口舌风云，在讲台上叱咤雷雨，听起来若有其事，仔细考校了去，实在经不起推究。《水浒》中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智取生辰纲”。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买了十万贯庆贺生辰礼物，要送到东京去贺他岳丈蔡京的生辰。他看中了青面兽杨志（他是提辖），着他押运了去。《水浒》十六回载，杨志对梁中书说：“今岁途中盗贼又多，此去东京，又无水路，都是旱路，经过的是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黄泥冈……”正和当年驿程相反。这是第一大漏洞。“大闹江州”，又是《水浒》一大关节。可是，宋江在郓城被捕，被押解到江州去，既非走水路，又倒向东北，经过梁山泊，本无此理。而宋江西南行，又不经过开封，更无此理。他们走了十多天，居然过了揭阳岭，岭的那边，倒是浔阳江。浔阳江乃是湖北安徽交界处，已经过了九江。岂不是乱窜了一阵子，要从上流倒回来。这是第二大漏洞。皖北的无为州，在庐州府，还在安庆的东边，而九江却在安庆的西边，并非在无为州的对江。梁山好汉把宋江救了，等在江边，又去无为州杀了黄文炳一家，也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三大漏洞。
洛阳小住
渑池行
洛阳西行，约一百公里，便到了渑池；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城市。秦王、赵王相会于此，秦王凭着他的强大军力要挟取赵王的宝璧，那位有胆识的蔺相如，不屈不挠保全了这方璧玉，完成了外交上大胜利，便是渑池之会。
这些古代名城，如邯郸、安阳、渑池、孟津早已衰落，在我们眼中，还不及江南的小县市呢。我到渑池时，那时正当抗战初期，卫立煌的司令部，在黄河北岸的垣曲。我的幼弟，管运输工作，住在河南岸的渑池，我从洛阳去看他，别有滋味在心头。北宋年间，苏东坡和他的弟弟苏子由曾寄宿在渑池县寺中，题诗于奉闲的壁上。后来子由曾赋渑池怀旧诗，东坡也和了一首诗云：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
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
路长人困蹇驴嘶。
（东坡自注：往岁马死于二陵，骑驴至渑池。）
这首诗的前四句，流传得很广；“雪泥鸿爪”，已经成为成语了。当时和我们兄弟之间的情景也十分相似。其后，四弟由豫西而入关中，再转到桂林，我们是在桂林重逢的。其后，他又从桂西转赴印度楠木加，再归昆明，又辗转于贵阳、重庆、西安之间，后来又回到洛阳、郑州，再转到南京，那已经是抗战胜利了。我呢，也是在各战线上转来转去，直到战后，在南京重逢，已是白发满头相对看了。四弟，先后曾在桂林、独山、贵阳、昆明、重庆、西安、洛阳、郑州、南京、杭州安过家，结果，一处家都不曾留下，近年又转到了南京，正如苏东坡所说的“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我呢，几乎过了二十年流浪生活，总把他乡作故乡，而梦中总有那么一个故乡的，我曾写过一首诗：“溪山总是家乡好，牛背烟云入梦来。犹是挂钟尖畔月，晦明风雨逐人开。”也是四弟所爱念的。
在我的生活意识中，“怀古”与“怀旧”，都是属于“执着”的一面；我们到了渑池，当然不会因为它那崎岖的狭巷减少了思古的幽思，走到黄河边上，对着浩浩长波，自有逝者如斯之感。不过，在我的记忆中，还是杜甫所写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那种情绪呢。
周公庙
我旅居北京，曾写过一首《读苏诗有怀周公庙》的小诗，诗云：
甚矣吾衰久，周公入梦迟。
蟠桃应再熟，禾黍自披离。
海晏看今日，河清亦可期。
南来双翠凤，振翮玉门西。
我所怀的周公庙，在洛阳西郊，去西工的途中，和苏东坡所赋的周公庙诗，地点也不相同；他所说的周公庙，在陕西岐山西北七八里，“庙后百许步，有泉依山，涌冽异常，国史所谓润德泉，世乱则竭者也”。苏诗云：
吾今那复梦周公，
尚喜秋来过故宫。
翠凤旧依山硉兀，
清泉长与世穷通。
至今游客伤离黍，
故国诸生咏雨蒙。
牛酒不来乌鸟散，
白杨无数暮号风。
周公原是我国历史上的理想政治家，而天下统一，河清海晏，凤鸟南去，也是太平盛世的征象。我个人的感受，和苏公当年大有不同，因此，我的乐观气氛，把二千年前的理想境界罩住了。
中日战争发生的第二年，我们到了洛阳。那时的洛阳，和东都时期的洛阳大不相同，而今日的洛阳，或许比全盛时期的洛阳还更阔大些。我所见的洛阳，正如杨炫之所写的：“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稼，艺黍于双阙。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不过，他们看到的，乃是战乱后的景况，我们所见的，则是敌机轰炸的惨情。总之，这一个名城，看起来，有如芜城了。
那年，我们到了洛阳，便和周公庙结了小缘，其时，云病下了，而且是很棘手的伤寒症。洛阳防空窑洞，深达二三十丈，虽很稳安舒适，对于病人却是苦事。郜军长把我们介绍到军医院去，其地便是周公庙。庙殿古旧，大概和岐山古庙差不多。（唐以前，周公与孔子并尊，宋、元、明才把孔子定于一尊。）庙有大园林，原为农业试验场，战时为军医院，一片浓荫，正是防空去处。我们时常在桃树下席地而卧，看敌机横空而过。苦中作乐，也谈谈孔子梦见周公的往事。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敢梦周公，不敢梦文王，此所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也。
窑洞
三十年前，法商的华北美术公司，勾结地方豪绅，盗取了河南浚县的战国七座墓葬。（浚县在淇水北岸，《诗》所谓“淇水汤汤”是也。）等到中央研究院知道消息，墓中宝物，都已偷运到巴黎去了。不过，中央研究院的就地整理，并非无所得的，至少，了解了古代的宫殿的形式。
且说这个“宫”字，实在并非建筑在地上的，“宀”这是指地上一堵墙，加上一批瓦，原形是“丅”；挖到地下的房子，即是窑洞，前面这“〇”是客厅，后面是卧室的“〇”，古代北方的房子，即所谓“窑洞”，即是这个样式。传说中的王宝钏十八年寒窑，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山洞那么简陋的。（薛平贵传说，史无其人，也无其事，可能从北欧传说演变过来的。）
我们到了华北，才看到了黄河水系所冲积的黄土层；四五十丈深，那是常事。在洛阳，挖土窑，只要二十块钱就可以挖三十丈深、二十丈见方的地窖；土地很干燥，就不怕潮湿。夏冷冬温，真是好住处。抗战时，用作防空洞。我们到过的西工防空室，曲折转回，成“卍”字形，深三四十丈，搭了木架，安了椅桌，倒是可以“乐而忘忧”的。那防空室，总可容一千多人，装了电灯，往来很便利。后来，洛阳的长壕，一直通到潼关，可以和西安相连接。一则，泥土纯净，容易挖掘；二则，地下往来运输，可以兼顾河防。这在我们南方人心目中，是不容易了解的。（我的在真如新木桥的住宅，十九路军蔡廷锴将军在园中造了一所三丈深的防空洞，等到战后一看，大半给水浸了，无法留人，还冬眠了几条蛇，这和洛阳的窑洞大不相同。）旧戏台中，王宝钏和薛平贵都在窑门横楣上碰了额角，也是南方人的想象，不合北方的实情。
山西人挖窑洞藏宝，便是把银锭熔化了，倒到洞中去，凝成一大片，有如矿山，连贼伯伯看了，也为之摇头，有“莫奈何”之称。这也是南方富户所罕见的。
洪洞县
——苏三起解
“苏三离了洪洞县……”
这一句曼声绕梁的曲词，我们真是耳之熟矣，《起解》《会审》处处闻。我们听了梅兰芳的《苏三起解》《三堂会审》，也听了李雅琴（田汉女弟子）的《三堂会审》，各有各的特长。其他，有写不尽的《苏三》演出。
我的一位四川朋友邹君，他是孙震部队的参谋长。他们那一军在抗战初期，曾经赶赴山西前线，到了晋东、晋南。他送给我一批战地照片，特别提到了一张，乃是晋南洪洞县，便是苏三的夫家，她从那儿起解到太原府去的。
关于玉堂春的故事，首见于明代话本小说《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这几百年间，有几种演变，一种是从《王公子奋志记》演变而成乾隆年间《真本玉堂春全传》，那是弹词的蓝本；一种从话本演变而为戏曲，便是京戏的蓝本。在话本京戏里，王景隆（京戏作金龙），字顺卿，年方十七岁。他的父亲名琼，号思竹，南京金陵人氏。他的仇家是刘瑾，正德年间人。弹词里的王公子名鼎，字顺卿，父亲王炳，与严嵩作对，嘉靖年间人。京戏里，王金龙在戏的开始就是去赶考；弹词里的赶考却在顶后面。京戏里王金龙是玉堂春的第一个客人，弹词里她早已是京城里的名妓。京戏里的坏人是沈延林（戏考作沈洪，与话本小说同）；而弹词里等于他的地位的方争却是一个具豪侠气的。京戏里是用“面”毒，弹词里则用酒。京戏的最后是会审，弹词里只有王鼎一人来翻案。京戏里，在审判时，苏三已经看到了王金龙；弹词里是玉堂春回到方家以后，听王凤报知，才恍然。“怪不得问官的声音到耳里很熟呢。”其他枝枝节节，各种搭凑不同的多得很。好在我们并不写考证。
究竟玉堂春有无其人其事，还是出之于文士的虚构呢？一位清末民初在司法界工作的许世英氏（静老，安徽人，今年九十岁），他以黑龙江高等司法厅厅丞身份参加华盛顿国际司法会议，历访欧洲各国回来。清廷又派他到山西任提法使，主管山西全省的司法。他那时很年轻，颇想于改革司法有所作为。后来才明白清廷所谓“新政”，只是一种门面作用，而山西又是偏僻的地区，并不适宜于新政的“样子间”，因此，什么都不能变革。他说他在北京做小京官时，最大的消遣是看京戏，玉堂春这个故事，使他产生了很大兴趣；在那崇尚礼教的时代，妓女的地位很低贱，为人所不齿；至于和妓女谈爱情，更是礼教所不容。虽说古今文士也把狎妓当作风流韵事，仍标榜着“目中有妓，心中无妓”的酸话。王金龙居然不爱乌纱爱美人，他的违反礼教传统的大胆，实属不可思议。因此，他推想这或许是编剧的伪托。
许氏到了山西，既无事可做，便着手司法文献的考古，从洪洞县调查全卷来看，原来果真有王金龙、苏三其人，而且苏三真的受了屈，由王金龙把案子平反过来，苏三恢复了自由，果然嫁了王金龙。不过，王金龙因此被参丢了官，以后不知所终。苏三的芳冢只有一片荒草，一个土馒头，并无碑记可寻。
《警世通言》（话本）二十四卷，玉堂春有一段自白，说她的父亲叫周彦亨，山西大同城里有名人士。（大同，山西北边大城市，《游龙戏凤》中的李凤姐，便是大同人，香港的电影导演，才把她搬到南边来的。）她本来姓周，又何以名苏三呢？原来，她们家境中落，被卖到妓院中去；妓院中的王八，叫苏准，老鸨叫一秤金。在她上面还有两个粉头，叫翠香、翠红，她排行第三，所以京戏里有苏三这个名字。那位王公子，在京中收齐了欠账，偶然遇到了她，就被她的美色所迷，替她梳栊，替她还债、买衣服、打首饰、造百花楼。老仆劝诫不听，问他讨了盘缠先自回南京去了。
不管说话人在弹词中的线索，和舞台上的安排有怎样的不同，观众心目中，只有两件事：苏三从洪洞县起解以后，接上来便是热闹的三堂会审（戏肉），也不管当年审判的是否只有王金龙一个人。在剧情发展上，三堂会审，凸出了性格矛盾的戏剧性，观众就这么批准了。
《起解》和《会审》中的苏三，她的角色是吃重的，她几乎一个人唱到底；因此，陪着她的崇公道和坐在上面审判她的三位大员，要配搭得好，才使我们听了过瘾。“起解”以后，苏三离了监狱，出了洪洞城门，因为天热，枷也除了，她一路对崇公道追叙她的案情，缓步而行。行路一场，台上只有两个人。原板一段，旦角每次唱完一句，就有他的说白。如果他说得太多，观众听了，会嫌他太啰唆的；说得太少呢，一来显得枯燥无味，二来唱的人，也没有休息。他要说得不多不少恰到好处，让台下听了，又觉得轻松有趣。因此，扮演崇公道的绿叶，都是一代的名丑。
《三堂会审》，坐在当中的王金龙，是八府巡按。这是明代故事。明代的制度，“巡按”乃是临时差遣，代表皇帝执行职权；因此，他虽是五品官，地位却很尊贵，坐在当中。坐在右边的刘秉义（蓝袍），是主理刑法的主管官，相当于后来的高等法院院长，二品官；他的职位比王金龙高，可以对他不客气，说些讽刺的话。坐在左边的潘必正（红袍），是山西行政长官，相当于后来的民政厅厅长，二品官，也比王金龙职位高；可是，他是老奸巨猾，世故极深的旧官僚，有时对王公子还说两句同情的话。剧情就在这几种不同性格的线索中发展起来。
这出戏，剧作者把重心放在从苏三嘴里说出她跟王金龙过去的关系，把一个堂而皇之的审案人，拉进来变成了案中人物，这一下就凭空添出了许多生动的穿插。她一开头就唱：“玉堂春，跪至在，都察院”（倒板），刘秉义便开了追问旧事的开头：“玉堂春是哪个替你起的名字？”接着有问必答，一路说下去，说到赠送王金龙三百两银子为止。王金龙心中，不愿意她当着许多人面前提起他俩的旧事，但两位陪审官，一一要问，王金龙怕听，也只好听。一步紧一步，后来逼迫到王金龙实在压不住自己的情感，就当堂脱口而出，叫起：“玉堂春，我那……”就在这一高潮上，王金龙的病复发，把僵局解开来了。这样，观众的心中都明白案情了，他俩的复合，乃是意想中的事，台上就不演下去了。
我们看了玉堂春，该想起旧俄19世纪大小说家托尔斯泰的《复活》了吧。那小说的主人公是尼赫留道夫，他早年曾爱过一个女孩子，后来他从军去了，也就弃之不顾了。她因此堕落了。到了后来，尼赫留道夫做了某法庭的陪审官，恰好她也因犯了杀人罪的嫌疑，到法庭上来。他见到了她，突然由灵魂里榨出极痛苦的苦液来。他于是开始变了，竭力要挽回以前的过失，把她从堕落的深渊里救起，她被判决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他牺牲了一切也跟了去。他要求和她结婚，但她拒绝了，另嫁了别个男人。大体看来，不也是西方的苏三起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