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天下第一关
1956年夏天，我初到北京，行色匆匆，不及到居庸关看长城；那年秋天，重到北京，总算上了居庸关，从居庸关到八达岭，山峰重叠，真是天险。那年回到香港，看到法国人摄制的《长城内望》，便是那一段景色。万里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迄山海关，蜿蜒一万二千里，居庸关只是一脔，可惜没有飞越追寻的机会。其后二年春天，从北京出关往安东，车过山海关，恰好是夜半，没看到长城。回程是黎明，车进了长城才停，也看不清楚山海关的面貌。又明年，出关的车子在山海关站加水加煤，有三刻钟停留，我们才赶忙下车看了旧日的榆关。旧关比新关较北一点，那是公路通道；关门上有“天下第一关”五个大字。这几个大字，并不是王羲之手笔；三国西晋年间，这一带已经是东胡民族游牧区，长城作用已不存在。东晋年代，王室南移，南方文士更没有接近边塞的机会。王羲之一直在江南过流亡生活，他有机会写“兰亭”，绝不会有人请他写“天下第一关”的。依字体看，大概是明代人写的。明燕王称帝，移都北京，这才修整边塞，重筑长城，据查，乃是明中叶萧显的手笔。
关的边上有孟姜女庙，这也和苏小小坟、武松墓一样，“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同车的朋友说我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在我说来，这是史家的“求证”。最早的传说，乃是《孟子》和《礼记》，说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这位杞梁之妻，依史载，她是应对齐王，语言很得体的妇人。可是过了三四百年，这一传说，到了西汉，就变成“杞梁之妻，就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这个城，乃是齐国的城，并非万里长城）。真诚感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陨涕，十日而城为之崩”。（刘向《列女传》）都是从“善哭”的“善”字生出来的文章。再过六七百年，到了唐代，这位杞梁之妻，已经有了名字，齐城也变成了秦始皇的万里长城，说“良已死，并葬城中。仲姿既知，悲咽而往，向城号哭，其城当面一时崩倒”。那时《孟子》的注疏，就引了这一传说。再过五六百年，到了明代，就完成了孟姜女万里寻夫的故事，杞梁之妻变成了“彼美孟姜”的孟姜，而杞梁也姓了范，或万，所以姓万者，说他一人可抵万人也。清刘开广《列女传》：“杞植之妻孟姜，植婚三日，即被调至长城，久役而死。姜往哭之，城为之崩，遂负骨归葬而死。”孟姜女的轮廓就是这么演变而成的。
长城，始于战国时期相互的防御作用，后来移此防御方式于边疆，乃有万里长城之建筑。我们只要看看居庸关，便可明白大规模的堡垒战在古代兵争中的作用。董说《七国考》：“战国之世，各有长城，秦昭王筑长城以备边。楚有长城，又有捍关以拒巴。赵肃侯筑长城以备边，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以备楚。燕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以拒敌。魏之长城，自惠王筑也。考《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龙贾帅师筑长城于西边。”《泰山纪》云：“泰山西有长城，缘河经泰山，千余里，至琅琊台入海。”（《日知录》也列举这些史事。）这些长城，都是战国各国间的边防长城，孟姜女要哭长城，本来用不着跑得那么远的。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黄河南地，因河为塞，以筑四十四县城，……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这才是我们所传说的万里长城。秦代以后，历代时有修治，这是东方的马其诺防线。
1958年3月18日黎明，我们的车子从沈阳南归过了山海关。天气晴朗，日出东海，普照平原，心神为之一快。当时我曾写了一首小诗：
红日一轮高，浓霜天下白。
轻车过唐山，平原入津析。
舆书已混同，天涯若咫尺。
百二有雄关，滔滔渤海碧。
书生议纵横，群疑自可释。
这首小诗，在我自己心胸中，有着许多意思。二十五年前，那时恰好是抗战的第二年，武汉会战前夕，《大公报》汉口版，发表了一篇由张季鸾执笔的社论《抗战到底》，他说这个“底”字，是以“长城”为界。这话当然是政府当局所授意，有着试探的意味。这也可以代表汉族的传统的模糊概念，长城以南乃汉族的天地，必须保留着的；长城以外，那就属于四夷的世界。虽说满族把关外嫁到关内来了，心中总觉得以长城为界，守住了山海关，也就够了。可是，一位边疆学史地专家告诉我们：长城内各地，即所谓“中国本部”，面积约百五十万平方英里，人口在四亿～五亿，而长城以外各地及西藏，面积共三百万平方英里，人口约四千五百万人。换言之，长城外的面积较长城内大了一倍，而人口只占十分之一，而长城外各地人口的三分之二，都是汉人。我们站在山海关车站上，不能不想到这一问题，使我们乐观的是，“舆书已混同，天涯若咫尺”，并不是以长城为界了。
秦始皇整理长城以后的汉族区域轮廓，约略是以长城内为界，而历史上伸缩性最大的，正是以燕长城为底子的辽东部分。或许二千三四百年前的燕长城，要伸到沈阳附近，山海关并不是终点。过去二千年间，天下第一关的作用，远不如居庸关之大，对我们东南人士的井蛙之见，是最好的讽刺。（流放到关外去的东南文士，都是从山海关进出的，因此，他们的诗文，替东南人士铸成了这么一种概念。）
朋友们，请你们在山海关前站一回，你且想：从关内到关外去的，都是这么乘北宁路出关的吗？朋友们，你想错了。二十五年前，东北四省人口约三千二百万人，其中山东人有二千一百万以上，河北人约七八百万人。那些山东人，大部分都是从青岛、芝罘下船，到了大连营口上岸的。一部分河北人，从北宁路出关，大部分也是从天津乘船到营口大连的。他们已经到了关外，成家立业，可是，他们并未看见过天下第一关。而今，东北三省人口约六千三百万人，其中山东人三千一百多万，河北人约一千五百万人，他们很少经过天下第一关，却在关外生根。（今日关外满族人，约有五十多万人，在关外占的比例是很低的。）这么一想，天下第一关，在舆书混同的时期，正如居庸关一样，只能算是怀古者的吟叹对象了！
再回想一下，二千五百年前，燕国自筑长城，自造阳（河北怀来）延长至襄平（辽宁辽阳西北），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个郡，辽南各地都在燕国疆域之中。即是说，辽南乃是关内并非关外。到了西汉武帝，徙乌桓（东胡部族）于五郡塞外（燕长城以外）；如战国燕、秦前事，辽东半岛南端属于山东建置之中。从山东半岛经过庙岛列岛和旅大海岸开辟了航线。山东人北行，就从羊头洼（旅顺老铁山麓）和金州湾登岸，再从辽东走廊北上。我相信山东、河北人的关外观念，就和我们东南人士大不相同了（汉代东辽郡已有五万五千九百多户，二十七万二千多人口了）。
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关（即紫荆关）；昌平之西，乃居庸关；顺州之北，乃古北关；景州（今遵化）东北，乃松亭关；平州（今卢龙）之东，乃榆关（山海关）；榆关，金人来路也。自雄州东至榆关，并无保障，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岗复岭中。五关惟居庸、榆关，可通饷馈。松亭、金坡、古北，止通人马，不可行车。……盖天设之险，宋若尽得诸关，则燕山一路可保矣。
——《金国节要》
天下形势，时势迁变，代有不同，自古长城的最大假想敌，是“匈奴”，后来是“蒙古”，所以明永乐帝说：“居庸关路狭而险，北平之襟喉也，百人守之，万夫莫窥，必据此乃可无北顾忧。”永乐二年，北边告警，居庸、倒马、紫荆以迄天寿山、潮河川、白羊口，并为戍守要地。紫荆关，宋人又谓金坡关。蒙古攻居庸，金人拒守，不能入；蒙古主乃趋紫荆关，败金兵于五回岭，遂拔涿、易二州，遣别将自南口反攻居庸，破之。那是一种军事形势。敌人自东北来，无论东胡、辽、金、清，才将防守重心移到榆关。满人入关统治了中国，榆关形势，又不十分重要。直到日本军阀推行大陆政策，进占沈阳，虎视华北，榆关又成为兵争要地。到了今日，山海关只是历史上的名胜，不再成为军事重要据点，所以，“天下第一”之说，也是代有不同的。
倒过形势来看，过去二千五百年间，我们对于辽东，一直是攻取的，而不是退守的，军事要点在“海”不在于“山”，重心放在山东半岛上（长城起不了什么作用）。辽东半岛的海岸曲折而多变化。从普兰店湾起环绕金州半岛到大沙河口，沿岸山崖耸立，有很多港湾：普兰店湾、金州湾、大连湾，此外还有双岛湾、羊头窖、旅顺口、大窑湾和小窑湾等港湾多处。环海则岛屿罗列，除了大陆边缘的九十三个岛屿，最重要的岛屿群是长山列岛，正当山东半岛到朝鲜半岛航道的要冲（长山列岛由大小岛子和砣子组成）。——有人在那儿喊反攻大陆，他们必须明白，台方军队必须有攻占长山列岛的能力，才谈得上海军据点，必须从秦皇岛登陆，才算得上反攻，这样，台方必须有三百万兵和运输这三百万兵的海上供应线，才可以做做看；如今呢，连做梦都做不成。因此，我们看辽东形势，重点却在金州。
我们出了关，到了沈阳，再折向东南，走向辽东沿岸，其纬度和天津、北京相平行，那才和“思古之幽情”相结合。隋唐全盛时期，安北、安南、安西、安东这边缘的据点，标记当时的疆域。我们到了安东，便到了鸭绿江，过了江，便到了朝鲜新义州。这就有了薛仁贵征东的英雄史迹，摩天岭、亮甲山，以及唐太宗驻跸过的凤凰山，在那一时期，辽东半岛乃是隋唐王朝和高句丽王朝逐鹿之地；隋唐大军几次都是海上跨过，在金州扎营，打到了鸭绿江，过江直入平壤的。到了甲午战争前，吴长庆的庆军，首先从浦口移到山东登州，也是跨海到了金州；后来中日战争开始，也都是辽东半岛，沿岸的战斗，如大东沟、影壁山也正是我们走过的地方。从关外看东北，辽南是二区域，那是和中国本部社会政治发生了最悠久的社会政治文化关系的地区。一到了北满，满州人本来把长白山区当作他们的发源地，以柳边为长城，不让汉人插足的，至于松花江区域，乃是满人和蒙古人争霸的地区。到今日，一切都变了意义了。
万里长城万里长
万里长城，从嘉峪关到榆关，东西五千五百里。可是曲折山谷之间，全长共一万二千里。我们上了月球，用天文望远镜，回看地球，唯一可以看到的人工建筑，只有这一万里长城，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
那天下午，我有机会看到了榆关（山海关）景物，那“天下第一关”的横额，显现在眼前。额上并无下款，不过，说出于萧显之笔是不错的。有人说是徐文长的手笔，从字体上看，并不很像。不过，明代大修长城，那一段是戚继光驻防时所筹建的。徐文长也曾到过塞上，后来李如松统军防守辽东，徐文长曾经和他有过往来，不能说是没有渊源。我最近看了一些徐文长文献，倒唤起了对万里长城的旧梦。
明代三百年间，大半段的北方外患是蒙古后裔，即所谓俺答入寇，因此河北宣化乃是边防重镇。而居庸关、独石口、古北口这一段长城最为吃重。到了后半段，外患移到东北一线，来寇是满洲人，边防重镇移到山海关内外，即所谓辽东防线。而从明初到明中叶二百年间，沿海倭寇，一直起伏着。因此，防蒙古、防倭寇、防辽东，就是这些军事将领，而徐文长则是戚继光幕府的人。
明万历四年（1576年）夏天，徐文长应宣化巡抚吴兑之请，到宣化去做幕中谋士（吴兑原是文长幼年同学，那时是边防重臣）。他过了北京，便向居庸关进发（这是我们今日游长城的行程，也是庚子那年，西太后带着光绪帝逃难往怀来，由宣化转大同的行程）。他写《上谷歌》七首，乃是记行诗，诗云：
少年曾负请缨雄，
转眼青袍万事空。
今日独余霜鬓在，
一肩舆坐度居庸。
居庸卵石一何多，
大者如象小如鹅。
千堆万叠无他事，
东掷西抛只蹶骡。
八达高坡百尺强，
径连大漠去荒荒。
舆幢空日山油碧，
戍堡终年雾噀黄。
个个健儿习战车，
重重壁垒铁围赊。
尽教上谷长千里，
只用中丞两臂遮。
塞外河流入塞驰，
一般曲曲作山溪。
不知何事无鱼鳖，
一石惟容五斗泥。
昨闻居庸剑戟过，
今朝流水是洋河。
无数黄旗呵过客，
有时青草站鸣驼。
橐驼本是胡家物，
拽入人看似拽牛。
见说辽东去年捷，
夺得千头与万头。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称：“居庸关在昌平州西北二十四里，延庆州东南五十里，关门南北相距四十里；两山夹峙，下有巨涧，悬崖峭壁，称为绝险。《吕氏春秋》《淮南子》皆曰：‘天下九塞，居庸其一也，亦谓之军都关。’《地记》：‘太行八径，其第八径为军都。’”明成祖曰：“居庸关，路狭而险，北平之襟喉也；百人守之，万夫莫窥，必据此乃可无北顾忧。”“居庸之险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
居庸关，明洪武元年（1368年），大将军徐达所建，城跨两山，周13里，高4丈2尺。距关里许，有一过街的云台，于元泰定年间所筑，塔上原为泰安寺，寺已久毁，塔形也不可考，仅余塔基，如城门。全部用石块砌成，下基东西长26.84米，南北深17.57米，上顶东西长24.4米，南北深14.73米，石台下砌成一道卷门，宽6.32米，高7.27米，长17.57米，通车马往来。云台的雕刻非常精美，刻着交叉金刚杵组成的图案：象、猛虎、卷叶花和大蟒神，正中刻着金翅鸟王。洞内两壁四端，刻着四大天王，神态十分雄伟。这都是石块拼集而成的整浮雕。
我们在居庸关的南北口间踯躅往来，乃与辽、金、元、明、清的往史相神会。云台东西壁各一，各分上下两部，上部横列，面积占十分之四；下部竖行，占十分之六。上部横列分三层，上层五列，为兰咱梵字；中层三列，为加嘎尔字；下层四列，是吐蕃字，皆由左而右。下部竖行，分四段，由左向右，第一段为元朝国书，即八思巴所制新蒙古字；第二段畏吾儿字，即旧蒙古字，皆由左向右读。其由右向左第一段为中国汉字；第二段唐古字，即唐古特西夏国书，皆由右向左读。其兰咱、加嘎尔、元国书、畏吾儿四种，奉宽氏，有释音，其西夏国书，罗福成氏有释文。（我想，徐文长当年经过那儿时，奇和塔一定还存在，不过，他的诗文中，不曾提到过。我们所看到的云台，也在同一题名的影片中有特写镜头，读者诸君可参看细读。）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字，借此可以重新研究起来，有如西方学者研究的古埃及文。
到了居庸关，已到了旧察哈尔的延庆县（西太后母子出奔时，在这一段上最为狼狈），我们就觉得一番塞外气象。我到北京时，城中就很少看到骆驼和骡马，在居庸关便和这些塞外动物擦肩而过。此关，秦代已经筑成了，因此，这儿也有孟姜女的遗迹，正如山海关有孟姜女庙。北齐时名纳款关，唐代名蓟门关。元代始名居庸关，在这儿屯军，防卫大都。徐达筑城。从南口到北门，关分四重，每十五里为一关。关南群峰起伏，重峦耸翠，为燕京八景之一，曰“居庸叠翠”（乾隆有御碑）。关的西边有白凤冢，那便是传说中的李凤姐埋葬之地。李凤姐乃是宣化府一小镇上的酒家女，那位胡闹荒唐的混蛋皇帝微服出巡，宠幸此女，携之入京，中途得病，死在关上的。旧剧中所谓《梅龙镇》《游龙嬉凤》，便是这一故事（海外有一影片《江山美人》，说李凤姐是江南美人，又是胡闹）。关后有五鬼头，山有洞口，终年流水潺潺，同泄涧下，崖下刻有“弹琴峡”三大字。其东门外有望京石，这都是京中人士游踪所及的。
车到青龙桥，这一小镇，便是京绥路重要转折点。车道凿山穿洞而过，长达一千二百余尺，当时为全世界最长山洞之一。那一带，四壁飞崖，下临深涧，车行崖上，纡曲回折。车行至此，首尾倒转，前后推动，成“人”字形，再行前进。当平绥路初建时，洋人的说法，中国修建这铁路的工程师尚未出世，哪知詹天佑先生便用极经济极短暂的工夫把它修建起来了（今青龙桥车站有詹氏铜像矗立其前）。
从青龙桥西行二里许，便到了八达岭，这便是北门锁钥。岭下悬崖，刻有“天险”二字。这是万里长城的最高峰，纵横起伏，有如长蛇。洋人看万里长城，这是把这一段留作样品（岭下今有陈列馆及招待所）。八达岭居高临下，形势险要，古代谈边境的防守，都重视这一天险。岭的东西，设两关城，相背而立，东曰居庸外镇，西曰北门锁钥，都是明弘治十八年所建筑的（1505年）；1953年，重新修整，已经完整如新了。这一段长城，从北门锁钥城台的南北两侧起，依山上筑城墙，高低不一，平均约7.5米。靠墙的里面，设置女墙，靠墙的外边，设置垛口；垛口上有望口和射洞，这都是配合着当年的城堡战而构成的。从墙线上，隔不多远，就有一种堡垒式的台子，建造在山脊的高处转角或险要地段。台高低不等，高的是敌楼，乃望官兵的住宿所在（这都是从影片中看到的）。
为了抵御北方的敌人，居庸关在兵要地理上，一直连着西北的长城线看的。《明史·王崇古传》：“自河套以东宣府大同边外，吉囊弟俺答、昆都力驻牧地也。又东，蓟、昌以北，吉囊、俺答主土蛮居之，皆强盛。……起嘉靖辛丑扰边者三十年，……患视陕西四镇尤剧。”即是说从延安到居庸关这数千里间，长城外，原是蒙古人的残余势力。因此，那一带民间传说，一直是北方抗辽的故事，而以杨家将为中心。北宋的御外力量，一开头就很薄弱，燕云十六州，一直是辽的天下；宋太宗中箭身亡以后，一直到金代辽兴，在北方并没有打过胜仗。不过，民间传说，包括说书、戏曲，都把抗辽英雄渲染得有声有色。在居庸关附近，有“五郎像”“六郎影”和“穆桂英点将台”，若有其事的。依穆桂英的年代，应该提早到唐末五代初，不会在北宋初。还有她的战迹，杨家将的事，也只能姑妄言之，即算有其事，他们也到不了居庸关的。不过，根深蒂固的民间传说是不容易剖辨的，我们在影片中还可看到上述这几样遗迹。
我们还是随着徐文长的行踪，回到现实的边塞去吧！徐文长到宣化后，就巡行边塞各地，还写了几十首边上词。词云：
其一《盘山远眺》
立马单盘俯大荒，
提鞭一一问戎羌。
健儿只晓黄台吉，
大雪山中指账房。
其二《汤泉》
十八盘南甃沸汤，
燕京楼子待梳妆。
当时浴起萧皇后，
何似骊山睡海棠。
（十八盘山有汤泉，云是辽后入浴处。）
其三《十八盘山》
十八盘山北去赊，
顺川流水落南涯。
真凭一堵边墙土，
画断乾坤作两家！
其四《龙门山》
四壁龙门铁削围，
枉教邓艾裹毡衣。
莫言虏马愁难度，
即使胡鹰软不飞。
其五《龙门湾》
胡儿住牧龙门湾，
胡妇烹羊劝客餐。
一醉胡家何不可，
只愁日落过河滩！
其六《黄杨山》
石牙欲豁转成含，
近顶如脐着一庵。
谷口进来三万丈，
数株松柏似江南。
其七《苦迷湾》
巉崖立马苦迷湾，
破寺饥僧路懒攀。
除却黄椒千万片，
一株松盖塔儿山。
其八《早渡银洞岭》
银洞高高岭百盘，
峰峦插笋倚天班，
凭谁唤起王摩诘，
画作贤人晓过关。
这些镜头，和影片中的长城连接起来，使我们可以完整地了解边塞的景象。这些地方，今日便是内蒙古自治区，牧羊姑娘的草原了。
过去半个世纪的万里长城，有着种种不同的意义。我们这一辈和这一世纪一同生长的人，都会记得榆关之失，并未经过战斗。而喜峰口之战、南口之战，都在敌军和我军共此天险以后才展开的。因此，万里长城的作用，和法国的马其诺防线差不多。
一位军事家说：历代万里长城之修筑，主要是对付游牧民族骑兵战术而来。现代摩托化骑兵已经把城堡送入博物馆中去，而飞机、飞弹与核战争，也把“天险”意义降低到约等于零，我们眼前的万里长城，也只是故宫博物院以外的一种古物。新中国修整这一段长城，也只是表示我们先民的军事技术如何进步而已。今日边塞最重要的发展，乃是把包头建设为新的钢铁中心，在长城以外，增加畜牧与农业的生产呢！
宁古塔、尚阳堡
一位朋友，抄了顾贞观寄吴汉槎的两首《金缕曲》给我，要我谈谈对东北的印象。他是从梁启超谈诗歌之情绪格式的讲稿转抄了来的，梁氏引作奔迸式的例子。这两首词，当时流传很广，很有名，而且感人。成容若看了这两首词，慨然自任，说：“山阳思旧之作，都尉河梁之计，并此而三矣；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当以身任之。”不过，词虽写得很好，但东南文士所带给我们对于关外边塞印象，并不真实。
那一案件，便是清顺治十四年（丁酉）所谓南闱科场狱案。——给事中参奏江南主考方猷等，弊窦多端，物议沸腾。刑部审实，正副主考斩绞，同考官谴责尚阳堡。举人方章钺等俱革去举人，其中就有那位苏州名士吴兆骞（汉槎），各打四十大板，家产籍没入官，并流徙宁古塔。东南文士对关外本来十分隔膜，由于那几场大案，许多文士流放宁古塔、尚阳堡等地，这几处关外城堡，才为时人所共知。有如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岳飞并未到过，只因他有过“与诸公黄龙痛饮尔”的豪语，大家才这么流传的。
吴汉槎，吴江人，从小就有才名。明亡后，东南文士，免不了有家国之思。他赋性激昂，真情流露，更有说不出来的一种悲感。那回，他出来应江南乡闱，不幸就遭了奇祸。当被囚入京复试时，愤激得不能下笔，交了白卷。皇帝生气了，判他远戍宁古塔，对这件冤屈案子，他的亲友也都十分愤激。著名大诗人吴梅村就写了《悲歌赠吴季子》。诗云：
人生千里与万里，
黯然销魂别而已。
君独何为至于此；
山非山兮水非水，
生非生兮死非死。
……
绝塞千山断行李，
送吏泪不止，
流人复何倚！
彼尚愁不归，
我行定已矣。
八月龙沙雪花起，
橐驼垂腰马没耳。
白骨皑皑经战垒，
黑河无船渡者几。
前忧猛虎后苍兕，
土穴偷生若蝼蚁。
大鱼如山不见尾，
张鳍为风沫为雨。
日月倒行入海底，
白昼相逢半人鬼。
噫嘻乎悲哉！
生男聪明慎勿喜！
仓颉夜哭良有以。
受患只从读书始，
君不见，吴季子！
汉槎犯罪流戍关外，生活当然十分艰苦，梅村知契深情，诗也写得很激奋。但诗中的边塞景况，还是隋唐诗文中的西北景色。我们一到了尚阳堡，觉得和江南风物并无不同，梅村的诗笔，可见并不真实。
当时，汉槎出了关，在冰雪天地中受了一段很长时间的历练，先后在关外二十三年。有一回，他从宁古塔被遣到乌拉（即吉林）去给兵差，半路被召回，又是一番经历。他有一封长信写给顾贞观，贞观看了，也十分激动，便以词作答，词云：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生平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薄命，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这首词，念得很熟的很多。可是，贞观虽注入了真情感，但关外实景，他并无所知，写的都是泛泛话头。
1958年春天，我第一次出关。一觉醒来，便睡过了尚阳堡。第二年夏天，第二次出关，越过了长春进入北满，到了松花江上的吉林（满人所谓“乌拉”）和哈尔滨。（“哈尔”也是满洲语，意即“网”，“哈尔滨”原是晒网之场。）也远远在宁古塔和黄龙府的北边（南北满以长春为界线）。行箧中带着清代文士的诗文，看看他们的印象，真是十分可笑。这种可笑的观念，不独东南人士对东北如此，即中古西北人士对西南的蛮瘴地观念也是如此。今日海外论客的“北大荒”观念，也是如此。其实哈尔滨、吉林，原在“北大荒”地区之中，今日的佳木斯，也如当年的哈尔滨，成为繁荣的城市了。
我们知道，从北京到黑龙江的极北边境漠河，也不过二千公里，至于尚阳堡乃在辽宁境内，离北京不及一千公里；即在吉林境内的宁古塔，也不过一千五百公里。可是，清代文士怎么说呢？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云：
按宁古塔，在辽东极北，去京七八千里，其地重冰积雪，非复世界，中国人亦无至其地者。诸流人虽名谪遣，而说者谓至半道为虎狼所食，猿狄所攫，或饥人所啖，无得生也。向来流人俱徙尚阳堡，地去京师三千里，犹有屋宇可居，至者尚可活，至此则望尚阳堡如天上矣。
给他们这么夸张形容，难怪东南文士把关外当作黑色地狱，视为畏途了。（依他的里程核算，宁古塔该在东西伯利亚的境内了。）
那位流放到宁古塔的吴汉槎，有一回，在家信中提及吉林途中云：
今年正月初五日，副都统因大将军卧病，忽发遣令，遣儿与德老两家，立刻往乌喇地方。此时天寒雪大……以初六平明起身登车，雪深四尺，苦不可言。山草皆为雪掩，牛马无食，只得带豆料而行，一车所载不过三百斤……行至百里，人牛俱乏……若过沙林则千里无人，虽有银亦无处可雇矣。行至三日，将军命飞骑追回。倘再行两日，到乌稽林，雪深八九尺，人马必皆冻死……
此信即与上回长城影片《雪地情仇》参看，夏梦、姜明他们是在吉林（即乌拉）近郊拍摄雪景的。（古代的吉林，比宁古塔更荒寒，那是事实。）后来，吴汉槎得赦回乡，他的儿子吴振臣记述他入关时景况：
山海关即秦之长城第一关也。有一岭，出关者称凄惶岭，入关者称为欢喜岭。岭下有孟姜女庙。是夕宿于岭下，两大人各述当时出关景况，今得到此，真为欢喜，明日进关，气象迥别。又七日至京师，与亲友相聚，执手痛哭，真如再生也。
这种情绪，哪是我们所能了解的？可是东北关外，真如他们所说冰天雪地，人迹不到吗？一位东南学者汤尔和（浙江绍兴人，他和蔡元培交好，曾任北京医专校长），他翻译俄中东路局的《黑龙江省志》，在序文中说：我们江南人总以为苏、杭乃是人间的天堂，风景秀丽、物产丰富。而满族发源地，吉林东北长白山区，土地肥沃，才是人间乐园。
本来，家国兴亡之感，可泣可歌的悲壮故事，写在诗人的篇什之中，串在传奇说部的线索里，该是多么激奋人心。但我们站在松花江上，江山如此多娇，清代文士的噩梦，只能写在南柯账上；即上一代半个世纪所受的铁蹄下创痕，也已用鲜血洗去，让我们重新写起。我们在“松花江上”泛舟，念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歌词，想到那“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的家乡”的结句，不禁莞尔微笑。到了今天，连我们东南人都到东北松花江上去了，关外的人自不必说了。
一部东北垦殖史，三百年后的我们，在踏着向尚阳堡、宁古塔途中，有着新的体验。朱明末代，努尔哈赤发迹东北，做了建州酋长；崇祯年间，几度入关，在山西、直隶、山东一带，先后俘虏了八十万人。这是迁民第一时期。到了清兵入关，顺治六年，定都北京，立了圈田，设官庄制度，把关中人民，移置到宁古塔一带，设立官庄，分给田地令他们耕种。这是迁民第二时期。康熙年间，由于科场文字狱和通海反叛，把那罪犯及家属流戍到东北去，他们很多在关外落家（康熙十五年，流谪到宁古塔去。宁古塔附近有金家宅，乃是金圣叹的后代）。这是迁民第三时期。由今看来，他们都是垦发东北的前驱战士，有如美国的西部，开发东北便是这么进入黎明期。建州的满洲人，虽说精于骑射，在文化传统上毕竟太薄了。汉人一到，山川生辉。吴振臣《宁古塔纪略》云：
近来汉官到后，日向和暖，大异曩时。满洲人云：此暖系蛮子带来，可见天意垂悯流人，回此阳和。
当年，高级工农社会人士把生活技术带到东北去，开了游牧民族的眼界。可是满洲人一切起居服用，都很简陋，杨宾《柳边纪略》云：
陈敬尹为余言，我于顺治十二年流宁古塔，尚无汉人；满洲富者，缉麻为寒衣，捣麻为絮。贫者衣狍鹿皮，不知有布帛，有之自予始。予曾以匹布易稗子谷三石五斗。有拨什库得余一白布缝衣，元旦服之，人皆羡焉。今居宁古塔者，衣食粗足，皆服绸缎，天寒披重羊裘或猞猁狼皮，惟贫者乃服布；而敬尹则至今犹布袍，或着一羊皮缎套耳。
就在清初文士流放到宁古塔的时期，满人的文化生活突然改进了。吴汉槎与顾舍人书云：
宁古塔自康熙丁巳后，商贩大集，南方珍货，十备六七。街肆充溢，车骑照耀，绝非昔日陋劣光景。流人之善贾者，皆贩鬻参貂，景金千百，或至有数千者。惟吾侪数子，以不善会计，日益潦倒，然弟亦不能弃捐笔与酒削卖浆，逐锥刀之利，短褐藜羹，任之而已。
杨宾《柳边纪略》云：
凡东西关之贾者，皆汉人。满洲官兵贫，衣食皆向熟贾赊取，俟月饷到乃偿直。是以平居礼貌，必极恭敬；否则恐贾者之莫与也。况贾者皆流人中之尊显而儒雅者，与将军辈皆等夷交；年老者且弟视将军辈，况下此者乎！
他们笔下，又带给我们东北另一番景象！
这本书，不是一般的游记，很难将它归入什么类型；它是合史地人文为一体，又融入了作者的哲理和联想，有着一种独特的风格和浓厚的感情色彩。
——曹景行
曹聚仁的一生是多姿多彩的一生。这种多姿多彩使他具有多方面的学识和素养，成为具有多学科交融及通识的专家。在国学家中，像他这样能够走出书斋，于读万卷书之余，兼行万里路，有丰富的社会阅历的学者，堪称罕见。
——方汉奇